钓鱼执法事件

㈠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有关政治常识

尽管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的理由以示执法的正当性，但却掩盖不了实质上和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回顾类似行为造成的结果，发现在“鱼钩”上晃荡着的，除了当事人，还有更大的“鱼”——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沪上私家车车主张先生因为恻隐之心竟然引来“非法营运”的横祸。张先生在上班途中，因路人“胃疼”，动了恻隐之心搭其上路，结果，“搭客”拔了他的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还被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张，他们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要他交钱才能拿回车，在各种压力下，最后张交了1万元才取回车。近年来执法部门“钓鱼”让普通公民成为“违法者”而进行处罚的案件层出不穷，上海甚至发生过司机杀死“钓子”的事。

㈡ 上海城市交通行政执法被爆“钓鱼执法”的真相

从10月14日因“涉嫌非法营运”被扣下车辆，到20日被认定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再到26日被浦东新区政府重新认定为“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依法终止执法程序”，短短两周内，河南籍“90后”小伙子孙中界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变化。变化背后，是调查的不断深入。 10月20日至26日，新华社记者作为中央媒体代表参加了浦东新区政府为调查“孙中界事件”而组成的联合调查组。26日联合调查组公布调查报告，将真相还原。 “非法营运”之争 从一开始，“孙中界事件”争论的焦点就是其是否从事了“非法营运”，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黑车”。 14日晚8时，刚把一批工人送到公司基地的孙中界，在上海浦江镇召泰路闸航路口遇到一名身材瘦弱的年轻人扬招，乘客上车4分钟后便要求停靠在闸航路188号。正是在这里，孙中界受到了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的检查，认为其“涉嫌非法营运”而扣下金杯面包车。 对于车上这关键的4分钟，孙中界和行政执法部门各执一词。17日孙中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那名乘客说：‘兄弟啊，帮个忙，我有急事，打不到的士也没有公交车’，我见他实在可怜就让他搭车了。上车后那名乘客主动谈价钱，说要给出租车的价钱，但我一直没理他。” 而交通执法部门的调查结果是那名乘客“承认扬招上车且谈妥车费10元。”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负责人19日对记者表示，定义“黑车”在“业内”只要满足四个条件即可：扬招、听乘客指令行驶、司机和乘客互不认识、提供有偿服务，“孙中界一事完全符合这四个要求。” 刚来上海3天的孙中界显然没有想到自己就这样被定义成了“黑车”，并且要面临1万元的行政罚款。情急之下孙中界选择伤指以示清白，而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也迅速引发各方关注。 18日，上海市政府要求浦东新区政府迅速查明事实，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布于众。20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布“调查报告”，称“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情况属实”，“并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20日，在浦东城管部门公布“调查报告”的同一天，浦东新区政府决定成立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媒体代表、社区和企业代表在内的12人联合调查组，城管部门明确被排除在调查组之外。 “钓头”浮出水面 21日，刚刚组建起来的调查组迅速投入工作。在查阅相关卷宗、录音等资料的基础上，兵分三路到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孙中界工作的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以及孙中界伤指后就诊的73171部队医院现场调查。 “孙中界事件”中的乘客是确定此案是否属于“钓鱼执法”的关键。21日下午，调查组约见了“乘客”陈雄杰。调查组成员、上海金融学院政法学院院长薄海豹律师问：“你是否第一次配合执法？”陈答：“我是第一次。”薄又问：“假设是否有第二次？”陈答：“没有。”薄再问：“假设是否能配合作公安测谎测试？”陈答：“可以。” 但就是这位自称敢做测谎测试的“乘客”陈雄杰，在调查中露出了马脚。在调查组抽查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今年8月执法活动的案卷中，发现陈雄杰曾有以“乘客”身份作证非法营运的笔录，证明其向调查组的陈述存在虚假，有可能是“职业钓钩”。 进一步深入调查后，破绽越露越多。调查组发现在多份不同卷宗上多次出现同一姓名的“乘客”，而检查相关财务资料后发现前来领取所谓“专项整治劳务费”的却另有其人，而且不同“举报乘客”的“劳务费”大多都由这位“蒋某某”领取，“钓头”由此现身。 22日晚，调查组约见“蒋某某”，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这位“钓头”承认了自己组织的“钓钩集团”直接参与了“孙中界事件”。他说，自己手下有三四十人，没有固定地域。14日当天，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一名队员通过“蒋某某”将当天执法的时间和地点告诉了“乘客”陈雄杰，当晚8时许陈雄杰正是按照事先约定的路线将孙中界驾驶车辆带到了执法人员检查点。 真相自此大白。 将真相诚实地公之于众 “孙中界事件”的调查过程非常顺利，没有受到政府部门的阻挠和压力；而调查结果能否完整客观地向社会公开，成为调查组成员在后期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24日从上午9时一直到下午4时，联合调查组开始起草和审议最终的调查报告。报告的第一稿就明确写入“原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10月14日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以及“陈雄杰在调查中的陈述存在虚假”等关键内容。此后报告虽几易其稿，但是这些文字都全部得以保留。最终12名成员都在这份客观真实的报告上郑重署名。 24日中午，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看望并听取联合调查组的汇报，对联合调查组的工作表示感谢，同时承诺将以调查结果为基础，“负责任地对此事件作出回应”。 26日中午，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举行新闻通气会，通报“联合调查组”关于10月14日“孙中界事件”的调查报告和区政府关于此事件的处理意见，认为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10月20日公布的结论与事实不符，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 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长姜樑说：“政府不能够保证不做错事情，但政府一定要保证是诚实的。”

㈢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

停止钓鱼执法，刻不容缓！

现在，类似的现象已经引起媒体高度关注，CCTV《今日说法》栏目就关于上海闵行区的“钓鱼执法”事件展开过报道。认为这种方式是不恰当的。最近上海新闻接连报道过这种事件，引起了大家的热烈关注。这种现象，是对法律的践踏，对广大善良民众赤裸裸的侵犯。

这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后果将不堪设想。目前，有关部门对这种问题已经高度重视，在新闻播出后，上海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措施，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被接受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某些人将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目前，有些区县已经紧急叫停了这种钓鱼执法方式。一些执法部门也开始内部整顿，一些“鱼钩”也将面临失业。有些区县已经开始着手实施被扣车辆的返还，一些被冤枉的车主，也在陆续的领回罚款。当然不管最终结果如何，我们相信，正义总是会战胜邪恶，光明总是会到来的。

关于钓鱼执法的最新进展

最近几年以来，钓鱼执法事件层出不穷，最近以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使得多位私家车主遭遇经济损失和名誉侵害。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来，媒体多次报道过关于钓鱼执法现象，引起多方关注，也引起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几天前，上海市政府曾要求各区县，对于钓鱼执法事件，要迅速查明事实,及时公布结果。有关领导明确表示，绝对不能够容忍钓鱼执法，要求各区县的执法部门，全面整顿，杜绝此类不良现象。目前公安部门和检察机关已经介入此事件。经过几天的调查，目前初步查明，上海市各区县均不同程度存在钓鱼执法现象。各区县的交通执法部门，为了创造罚款经济指标，采取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进行执法。严重损害了执法部门的形象，影响了全上海的社会风气。一些执法部门，招募社会上的不良人士，充当诱饵，引诱私家车主上当，然后以暴力相威胁，采取强行手段夺取车辆。这是严重的违法事件，是强盗行为！！！并且采取巨额罚款。这种现象如果不能够得到有效遏制，势必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目前经过初步的调查，全上海存在几十个交通执法部门，基本每个区县都或多或少都存在钓鱼现象。根据目前的初步核查，全上海大约存在960名被雇用的钓钩（就是那些乘坐别人车的人），这些人男女老少均有，年龄最大的79岁，最小的16岁，本地人约占百分之七十。

现在，有些区县已经明确规定，绝对不允许钓鱼执法。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件，各区县相关部门正在考虑事后赔偿问题。从目前得到的最新消息，有些区县的交通执法部门的负责人已经被停职接受调查，相信这些人可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目前，一些“钓钩”也相继落入法网，截止现在，已经有大约70名“鱼钩”被警方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鱼钩”会落网。有关部门希望广大市民积极举报，提供相关线索，早日将这些人绳之以法。目前，多个区县的执法部门已经开展被扣车辆的返还和罚款的退还工作。

关于钓鱼执法的后续关注

近几年来，上海各区县的交通执法部门采取“放倒钩”的方式，来打击黑车，同时一些无辜的车主被牵连其中。最近一段时间，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使得众多非营运车辆的车主受到经济损失和名誉侵害。这种现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已经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

上海市政府再次强调，将按法定程序处理“钓鱼执法”事件,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地按法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今后绝对不能够再发生这种钓鱼执法事件。目前，市公安部门成立了打击钓鱼执法的专案组，开始着手调查。市政府要求各区县的执法部门，全面整顿，做好事后的赔偿工作。凡是从2006年1月1日起至今，被采取不正当手段查获的车辆，可以到交通执法部门领取罚款和退还车辆。同时，要求广大市民积极提供线索，争取早日将那些钓鱼作案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抓捕归案。

在上海全市十几个区县中，每个区县都或多或少存在钓鱼执法现象。截止目前得到的最新消息，目前已经有十个区县的交通执法部门的有关人员被停职接受调查，相信这些人最终会被提起公诉并且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同时，警方目前正在全力开展抓捕“鱼钩”的工作。现在，已经有16名组织者被抓获，有将近100名鱼钩被警方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不法分子会落网。从抓获的这些人来看，他们大多数都不是执法人员，而是那些和执法者有联系的人，一些人甚至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和不良人士，有些人甚至是劳改释放人员。

㈣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是怎么回事

这个钓鱼执法的问题，也可以叫做警察陷阱。就是警察做局引诱他人犯罪之后再抓。国内国外都有的，只是在国内现在能被关注到，才是新闻。

㈤ 孙中界·钓鱼执法事件结果：能终结钓鱼执法吗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今天，孙中界将拿回被扣的车子，张军将领回1万元罚款，其他众多被“钓鱼”的车主也纷纷要求比照他们退还罚款或要回车子，其中以浦东新区和闵行区最多。昨日，这两个区开始登记车主信息。

有消息称确被钓鱼的普通私家车主在登记核实后，有望领回罚款，但这一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浦东新区执法办副主任丁建国告诉记者：“现在已经开始登记，后续工作会进一步做下去。”

昨天，三四百名车主陆续赶到原南汇城管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量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前天，有一百多名车主在此聚集。这两天，张兰平一直冲在最前面。

昨日上午9点多，张兰平来到原南汇城管交通执法大队，发现门口贴了两张公告，让被“钓鱼”车主前往浦东新区信访办公室一办公点登记。她和众车主陆续赶往指定地点，先领号再登记，她算是最早一批，拿到的是9号。

由于人数众多，信访处共设三个接待室。每来一个车主，工作人员会询问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码、车牌号码、个人要求等。

中午11点多，张兰平离开信访处时，号已放到240多个。多名车主反映，昨天，起码有400多人去登记。

与此同时，闵行区被“钓鱼”车主的信息登记工作也已开始。昨日上午9点多，被扣车1年多的陈瑞勤前往闵行建交委询问，自己的问题如何解决。结果被告知，先去做登记。

陈瑞勤说，在他之前，已有十几名被钓鱼车主留下个人基本信息。至于何时能给答复，工作人员没有告知。

郝劲松发函举报

钓鱼执法“犯罪团伙”

昨天，孙中界和张军的代理人郝劲松发函向上海市公安局举报“钓鱼执法”犯罪团伙。

举报函中，郝劲松说，孙中界和张军被栽赃陷害仅仅揭露了冰山一角，据保守估计，上海每年被“钓鱼执法”所栽赃陷害的车辆有数千辆。今年1月到9月，全市18个区县共查处黑车一万六千辆，处罚金额近2亿元。这其中，有多少个“孙中界和张军”？郝劲松认为，根据刑法第266条，数量众多的“钩子”与上海各区交通执法人员相互勾结，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栽赃陷害大量车主，骗取公私财物，已涉嫌诈骗罪。上海市公安局应当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

随着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干预，浦东新区发生的孙中界事件被定性为错误的“钓鱼”式执法，浦东新区政府依法终结此案并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当然，上海市政府并没有让事情就此结束，市政府常务会议作出“坚决依法整治非法经营行为，坚决禁止交通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不正当调查取证行为”的决定，市交通港口局从昨天起，组织开展以“整顿交通经营市场秩序、规范交通行政执法行为”为主题的交通行政执法大检查，进一步规范交通行政执法行为。

上海交通行政执法大检查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各区县执法大队开展为期一周自查，并形成自查书面报告；第二阶段由交通港口局组成专项检查组，通过听取汇报、座谈、查阅案卷、了解公众反应等方式，对各个区县行政执法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第三阶段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对行政执法情况进行抽查，进一步规范交通行政执法行为。

类似孙中界遭遇“倒钩”“钓鱼”现象，在上海不少，在全国范围内更普遍。因此以“倒钩”、“钓鱼”方式执法，是一种系统性的错误，简单为孙中界、张军事件道歉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类“倒钩”、“钓鱼”事件的，系统性的错误必须用系统性方法解决。上海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检查就是系统性纠正错误执法中的一种措施。

根本性地解决“倒钩”、“钓鱼”执法，交通行政执法部门的大检查是必须的，是比道歉进一步，然而仅仅大检查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说，“倒钩”、“钓鱼”执法是系统性的错误，其实它更是一个制度性错误，并且在法律法规上存在空隙。

从制度上讲，查处黑车很难，而“倒钩”、“钓鱼”方法则使这项任务变得容易了，完成任务，交通执法部门有奖，“钩子”也有奖。于是“钩子”、交通执法部门都有积极性。现在纠错，不仅要消弭不计手段的执法，而且要有釜底抽薪的消除黑车大量产生的条件。

从法律上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不得以引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调查收集证据，“倒钩”、“钓鱼”等取证方法毫无疑问属不正当手段，执法人员尤其是执法部门对此不会不明白。执法部门之所以采用“倒钩”、“钓鱼”这些不正当的取证手段，除了制度上的缺陷，法律上也存在缝隙。

2006年7月10日起实施的《上海市查处车辆非法客运规定》：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在查处非法营运时，现场笔录、录音、录像等均可以作为认定非法营运的证据。这些法规固然使难以开展的查处黑车行动，变得具有更多操作性了。可是，方便不正当取证手段出台的缝隙也从此出现了。

因此，除了大检查外，接下来的工作恐怕更多地要从法治和制度上着手深入，而这在依法治国方面尚有许多缺陷的中国社会显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必须进一步认识清楚的是，“孙中界事件”并非一个简单的冤假错案的个案，绝非给一两个孙中界、张军平反(或撤销案件)就能够轻易解决的。为了保障公正的市场秩序，黑车还是要继续严厉打击的，尽管对黑车的定义以及打击的手段等许多方面应当有更合理的界定和改进。我们相信，老百姓对执法部门自我纠错的期待并不会仅止步于今后不再有“倒钩”执法，而是更公正、更有效地执法。因为“倒钩”的废止而在执法上因噎废食、陷入不作为的另一极端，广大市民也是不会感到满意的。

㈥ 请谈谈你对钓鱼执法事件的看法

钓鱼事件是执法者利用助人为乐的美德诱使行为人违法从而进行惩罚的方法，对此我有以下看法：第一：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不是社会的主流，虽然只是局部现象，但是，影响了政府形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第二：这种现象产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执法机关对于所得的罚款会对执法者提成，这个规定的本身是为了促进执法人员的积极性，但是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水平较低，过分追求利益，扭曲了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甚至利用不道德的手段和所谓的“钩子”勾结。这样的行为得到的是短浅的利益，失去的是政府的信任成本。我们遇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还敢伸出援助之手吗？第三：对于这种事件，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加强执法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强化遵纪守法的意识，提高执法水平和执法能力。建立健全相关的监督机制，签署行政执法责任制，在制度上严格约束执法人员。大力弘扬乐于助人的精神，树立榜样，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总而言之，作为一名执法者，要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荣辱观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科学发展观武装自己，为促进社会注意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请大家指正

㈦ 如何看待钓鱼执法事件

绝对犀利的看法和分析~~~~~~~~~~~~~ 何谓“钓鱼执法”？即布下诱饵，卖个破绽，将对方引入圈套中——这还不卑鄙吗？某些影视作品中描写的营造服务小姐卖淫的环境，引导欲加陷害的对象进入此环境，然后拍摄之捉拿之敲诈之，这不也是可以称为“钓鱼”吗？我们在看到这些场面时往往会气愤之极。请教上海城管执法大队的人员，假如你或你的家人遭遇如此“钓鱼”你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是何等卑劣、丑陋的下三滥作为！作为政府部门、执法部门，何以沦落如此？ 更有甚者，“钓鱼”者刚上车，对方还没有发动车辆，就被埋伏的“执法队”人员不问三七二十一抓住，带回执法队，开出5000元至10000元的罚单不等，不交来罚金，就别想要回你的车。你要打官司吗？必输无疑。央视报道中倒是说到有一个人官司打赢了，但却要交出车辆“保管费”数千元！ 央视非政府职能部门，也是媒体，但进步中的央视，对新闻报道和评论愈来愈注重其客观性，这是可喜可贺的，我们看一看10月22日的“新闻1+1”《钓鱼执法再调查：谁还谁清白?》，对这种卑鄙的构陷公民的“钓鱼”行为会有更直观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欣赏到上海的所谓“调查组”对此惧怕阳光、讳莫如深的丑态。 “钓鱼执法”涉嫌组织犯罪 虽然对“钓鱼执法”案件再调查还未有最终结果，但我们从早前白岩松在节目中曾出示的“城管行政执法大队”有关工作总结中的语句，已经可以毫无悬念地推断出“钓鱼执法”的存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据《中国青年报》/另见《广州日报 》作者：刘放） 如果还有一丁点常识，所谓“上级”可以下达查处违法罚没款的“指标”和“任务”吗？对一个区域内可能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是可以预计和规定的吗？对于罚没款的多少是可以“定指标”的吗？纳税人就用血汗钱供养这样一批头脑简单、心中没有人民利益和科学发展观的专横跋扈的“公务员”？这与国民党有何区别？ 其实，所谓“钓鱼执法”这种模式在上海及全国各地一直普遍存在，各地程度不同而已，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钓鱼执法”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链条，庞大的处罚金额支撑起了一个畸形的执法平台，“让许多交通执法部门不择手段地陷害合法公民于非法的状态。”有法律工作者认为，“钓鱼执法”已涉嫌有组织犯罪 。——此说绝不是危言耸听。 央视新闻中出示了采访录像和录音，这些钓鱼者大多为无业闲散人员，他们坦呈：做这个行当比做苦力来钱快多了。在这个人群中有“钓头”领导一帮“钓手”，随时接受行政执法队的召唤。每“钓到”一个，奖励500元，钓手可得200元，钓头得200元，还有100元——这位钓头支支吾吾地说“这应该属于‘那些人’的回扣吧”——这与组织犯罪有何区别？有媒体披露：专业“钓钩”月赚可达数千元。有一点社会经验和常识的人都可以理解到，最起码，行政执法队公然豢养这么一批人做这样一种构陷他人的龌龊勾当，是绝对有利并助长黑社会组织形成的。 “钓鱼执法”之类：破坏社会和谐的罪魁祸首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把维稳及构建和谐社会喊得震天响。但是，是老百姓不想稳定、不想和谐吗？老百姓的真的就是“不明真相”而极容易被“不法之徒”利用的吗？中国的百姓都是弱智？从各地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来看，除了有些民族分裂分子外，有几起事件不是因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问题引起的？到上海才两天的孙中界遭到“钓鱼执法”被罚款万元，他如何交得出这一万元？愤怒之下为证清白他挥刀断指自残，我们可以想象面对如此不公，他的心情是怎样的。政府如此作为还想构建“和谐社会”？笔者笃信：法律、司法公正是一个社会公民讨要正义和公道的最后底线，如果它也不公正、不公平、缺失了正义，这个社会想和谐恐怕就很难了。 为此，笔者要求上海对此案件的调查必须公开：人员公开、人员的组成办法公开、调查过程公开——这些不是什么“国家机密”，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否则，如何体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了调查的顺利进行，我们可以允许某些调查进程滞后公开，但绝不应讳莫如深！对调查组的组成情况以及组成办法为什么不能公开？否则，我们如何相信此次调查的公正性？我们拭目以待。 “钓鱼执法”、野蛮执法、动辄抓人、宽容强势群体违法欺压百姓却对维权人员动辄施以苛政严法……这些是造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罪魁祸首。毛泽东早就说过：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应负主要责任。中国的老百姓是忍受惯了的（如遭受“钓鱼执法”之害的公民大多选择了忍受），但总有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的临界点，这一点我们的政府首脑、执法部门的人员应当很清楚。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什么“不稳定”的事件，该地方首脑无疑责无旁贷。因为，一个真正代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绝不会做出上述一类事情的。中国的老百姓是知好歹的，重庆打黑除恶干得好，百姓自己掏钱10万元做广告表示敬意；解放军在解救汶川地震受难群众中做得好，老百姓自发地冒雨打着手电送他们离开汶川，下跪恳求他们收下百姓送来给他们充饥的饼干……在那里，不论群众如何聚集，我们无需为“维稳”而如临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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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近期钓鱼执法的案例

河南3名警察求政绩“钓鱼执法”法院判免予刑罚
2012年03月23日07:16 大河报
昨日，记者从三门峡市相关部门获悉，三门峡市森林公安局副局长冯某、刑事侦查大队副队长谢某、民警李某等人因涉嫌钓鱼执法，被湖滨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湖滨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判处三人“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目前，涉案的森林公安局副局长仍在其职，其他两名民警岗位调整。
设下陷阱来“钓鱼”
为求政绩
2007年左右，民警李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在卢氏县经营根雕工艺品的吉某。由此，李某得知吉某会做根雕工艺品，吉某也知道李某是森林公安民警。
2011年1月，李某从湖滨森林警察中队调整至三门峡市森林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工作。由于刑事侦查大队前三个月办案情况一直处在全市倒数，且该局规定，连续三个月排名倒数第一的，要被罚款300元并予以诫勉谈话，仍无进展的调整主要领导工作岗位等。李某为了得到领导认可，于2011年3月向时任刑事侦查大队副队长（主持工作）的谢某和分管刑事侦查大队工作的副局长冯某汇报，卢氏一姓吉的有大量野生动物标本。冯某、谢某为了出成绩，扭转考评落后的局面，同意李某假扮买家对吉某进行引诱，促使吉某将一只金雕标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两只鸳鸯标本和三只红腹锦鸡标本（均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以1.45万元的价格送到三门峡与李某交易。
无辜群众“被违法”
设局完成
2011年3月30日，吉某乘坐出租车将两只鸳鸯标本、三只红腹锦鸡标本送至三门峡与李某交易。由于此次吉某没有送金雕标本，李某请示后，冯某指示先不要抓捕。
2011年4月1日，吉某和妻子乘坐宋某驾驶的车辆将金雕标本送至三门峡与李某交易。当天，冯某带领侦查人员到李某与吉某约定的交易地点，将吉某等三人当场抓获。
当天，经冯、谢审批，三门峡市森林公安局对吉某夫妻及宋某以涉嫌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立案侦查，同日决定对宋某取保候审，对吉某刑事拘留。4月2日，决定对吉某妻子刑事拘留，吉某及其妻子被羁押于陕县看守所。
2011年5月1日，三门峡市森林公安局以吉某夫妻涉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提请湖滨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三名警察成被告
真相大白
经审查，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检察院发现了此案的蹊跷之处，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钓鱼执法，吉某夫妻不构成犯罪，并于2011年5月6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当年5月7日，吉某夫妻被释放。同时，湖滨区检察院向湖滨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请求追究冯某、谢某、李某三人的法律责任。
湖滨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冯某、谢某、李某身为公安民警，在侦办刑事案件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未正确履行刑事侦查职权，致使公民合法权益遭受重大损失，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形象，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同时，三人在接到侦查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如实陈述事实，其行为应认定为自首；三人也已就其滥用职权行为造成的后果积极采取了善后措施，弥补、挽回已造成的后果，结合其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免除处罚。遂依法判处三人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

㈨ 如何看待钓鱼执法事件

绝对犀利的看法和分析~~~~~~~~~~~~~

何谓“钓鱼执法”？即布下诱饵，卖个破绽，将对方引入圈套中——这还不卑鄙吗？某些影视作品中描写的营造服务小姐卖淫的环境，引导欲加陷害的对象进入此环境，然后拍摄之捉拿之敲诈之，这不也是可以称为“钓鱼”吗？我们在看到这些场面时往往会气愤之极。请教上海城管执法大队的人员，假如你或你的家人遭遇如此“钓鱼”你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是何等卑劣、丑陋的下三滥作为！作为政府部门、执法部门，何以沦落如此？

更有甚者，“钓鱼”者刚上车，对方还没有发动车辆，就被埋伏的“执法队”人员不问三七二十一抓住，带回执法队，开出5000元至10000元的罚单不等，不交来罚金，就别想要回你的车。你要打官司吗？必输无疑。央视报道中倒是说到有一个人官司打赢了，但却要交出车辆“保管费”数千元！

央视非政府职能部门，也是媒体，但进步中的央视，对新闻报道和评论愈来愈注重其客观性，这是可喜可贺的，我们看一看10月22日的“新闻1+1”《钓鱼执法再调查：谁还谁清白?》，对这种卑鄙的构陷公民的“钓鱼”行为会有更直观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欣赏到上海的所谓“调查组”对此惧怕阳光、讳莫如深的丑态。

“钓鱼执法”涉嫌组织犯罪

虽然对“钓鱼执法”案件再调查还未有最终结果，但我们从早前白岩松在节目中曾出示的“城管行政执法大队”有关工作总结中的语句，已经可以毫无悬念地推断出“钓鱼执法”的存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据《中国青年报》/另见《广州日报 》作者：刘放）

如果还有一丁点常识，所谓“上级”可以下达查处违法罚没款的“指标”和“任务”吗？对一个区域内可能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是可以预计和规定的吗？对于罚没款的多少是可以“定指标”的吗？纳税人就用血汗钱供养这样一批头脑简单、心中没有人民利益和科学发展观的专横跋扈的“公务员”？这与国民党有何区别？

其实，所谓“钓鱼执法”这种模式在上海及全国各地一直普遍存在，各地程度不同而已，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钓鱼执法”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链条，庞大的处罚金额支撑起了一个畸形的执法平台，“让许多交通执法部门不择手段地陷害合法公民于非法的状态。”有法律工作者认为，“钓鱼执法”已涉嫌有组织犯罪 。——此说绝不是危言耸听。

央视新闻中出示了采访录像和录音，这些钓鱼者大多为无业闲散人员，他们坦呈：做这个行当比做苦力来钱快多了。在这个人群中有“钓头”领导一帮“钓手”，随时接受行政执法队的召唤。每“钓到”一个，奖励500元，钓手可得200元，钓头得200元，还有100元——这位钓头支支吾吾地说“这应该属于‘那些人’的回扣吧”——这与组织犯罪有何区别？有媒体披露：专业“钓钩”月赚可达数千元。有一点社会经验和常识的人都可以理解到，最起码，行政执法队公然豢养这么一批人做这样一种构陷他人的龌龊勾当，是绝对有利并助长黑社会组织形成的。

“钓鱼执法”之类：破坏社会和谐的罪魁祸首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把维稳及构建和谐社会喊得震天响。但是，是老百姓不想稳定、不想和谐吗？老百姓的真的就是“不明真相”而极容易被“不法之徒”利用的吗？中国的百姓都是弱智？从各地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来看，除了有些民族分裂分子外，有几起事件不是因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问题引起的？到上海才两天的孙中界遭到“钓鱼执法”被罚款万元，他如何交得出这一万元？愤怒之下为证清白他挥刀断指自残，我们可以想象面对如此不公，他的心情是怎样的。政府如此作为还想构建“和谐社会”？笔者笃信：法律、司法公正是一个社会公民讨要正义和公道的最后底线，如果它也不公正、不公平、缺失了正义，这个社会想和谐恐怕就很难了。

为此，笔者要求上海对此案件的调查必须公开：人员公开、人员的组成办法公开、调查过程公开——这些不是什么“国家机密”，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否则，如何体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了调查的顺利进行，我们可以允许某些调查进程滞后公开，但绝不应讳莫如深！对调查组的组成情况以及组成办法为什么不能公开？否则，我们如何相信此次调查的公正性？我们拭目以待。

“钓鱼执法”、野蛮执法、动辄抓人、宽容强势群体违法欺压百姓却对维权人员动辄施以苛政严法……这些是造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罪魁祸首。毛泽东早就说过：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应负主要责任。中国的老百姓是忍受惯了的（如遭受“钓鱼执法”之害的公民大多选择了忍受），但总有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的临界点，这一点我们的政府首脑、执法部门的人员应当很清楚。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什么“不稳定”的事件，该地方首脑无疑责无旁贷。因为，一个真正代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绝不会做出上述一类事情的。中国的老百姓是知好歹的，重庆打黑除恶干得好，百姓自己掏钱10万元做广告表示敬意；解放军在解救汶川地震受难群众中做得好，老百姓自发地冒雨打着手电送他们离开汶川，下跪恳求他们收下百姓送来给他们充饥的饼干……在那里，不论群众如何聚集，我们无需为“维稳”而如临大敌。

㈩ 钓鱼执法事件是否按刑事犯罪处理

于情于理上不会，但是就看你有没有办法跟司法斗。人家后台大啊，白的都能变成黑的。以现在的轰动情况来说，他们会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吧，否则这是对社会助人为乐等风气的灾难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