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法规

1. 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

公务员工资再改革 参照企业同类岗位市场价

继2006年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收入分配改革，拟再出新规。

11月8日，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知情人士处获悉，该部正在组织研究、拟订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方案和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工作方案。

其中前者主要包括公务员地区附加津贴制度的完善、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制度、对基层低收入公务员群体增加激励措施等。后者重点则放在清理整顿事业单位津贴补贴、推行绩效工资制度等方面。

国家发改委社会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放在“标杆”的位置：“工资都由公共财政发放，关注度自然很高，在具体工资构成上也理应和社会同步，参照市场同类岗位的社会定价，进行改革完善。”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更是直言，在十二五规划建议部署整个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继续推进的情况下，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完善和事业单位收入分配改革的相应推进便是必然，相关政策在“十二五”期间出台实施，也自然顺理成章。苏强调，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调整将按照公务员法关于“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的要求，将工资调查比较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水平的依据。

提振基层收入

此番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重点之一即提高基层公务员的收入水平，缩小系统内收入差距。

人保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刘军胜介绍，一般而言，县级及县级以下乡镇公务员，其工资收入水平较省市一级公务员存在一定差别，工资待遇急待向基层倾斜。

一位2008年进入湖南县级公务员系统的大学生的工资数据很有代表性。不久前，他很无奈地在网上晒自己的收入：月基本工资750元，绩效工资每年13000元左右，财政工资共计1620元一月，扣除各项社保，每月拿到手的仅1420元。

他看到，这个数字，并未达到县政府公布的人均收入已超过2000元的数字，更比不上市公务员的工资，以及县里工业园区企业平均三四千的工资。

一位河南县一级公务员也看到类似情况。他专门来到人民网地方领导频道，为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写下公开留言：过去省、市、县、乡级同级别公务员工资待遇差别不大，但自从财政分灶吃饭以后，省、市两级政府由于财力更有保障，工资远高于县、乡，有的地方差不多差一倍。

对于这些问题，政策制定方也在调研。苏海南介绍，下一步将加大基层低收入水平公务员的工资激励。同时，地区附加津贴制度也将作为一个重点推进，此举被寄望于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公务员收入的地区差异，并促进这部分收入与当地GDP变动乃至生活成本相匹配。

据了解，“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在2006年《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方案》即已提出，该津贴的意图是充分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但由于财力配套有限等原因，该制度并未全面建立，地区津贴制度的全国实施方案，也一直未公布。

摒弃“以官定薪”

此番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摒除“单纯以官衔职务定薪酬”的僵化模式，推动职务与职级并行定薪。

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曾将公务员工资构成由四项压缩至两项，即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调整为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项。

据苏海南介绍，下一步需要专题研究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制度，使之既延续以往制度的某些长处，又符合当前时代变化特别是公务员制度建立后的新特点。

刘军胜也介绍，今后应该会有一套更加全面的公务员系统职位和职级晋升通道，“比如你职务上不去，当不了官，但是按照专业技术岗位或者相应的职称，也可以进行绩效分级，从而享受不同级别的工资”。

而至于具体实施办法，杨宜勇介绍，可参照企业同类岗位的市场定价来为公务员定薪，“全球的公务员薪酬都是这样定的，我国也差不多，比如一个中小企业的部门经理收入，大致相当于一个机关处长的收入水平”。

据了解，目前人保部正酝酿国家薪酬调查与信息发布制度，不仅针对劳动者进行工资报酬调查，还将针对用人单位进行劳动力成本支出的调查，除工资外，各种个人奖励奖金、股权期权激励都有望包含在内，并定期发布。

据参与该制度设计的中国人民大学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刘昕介绍，除为企业提供参考数据外，系统酝酿的目的之一，即为了将来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工资和企业的挂钩打下基础。

清理事业单位津补贴

据本报了解，同时推进的还包括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当中的重点之一即在于全面建立绩效工资制度。

苏海南介绍，从2009年初开始，义务教育领域、基层公共卫生领域已率先实行绩效工资制度；国务院确定从2010年1月1日起，在其他事业单位实施。

“现在看来，绩效工资的推进还受多种因素尤其是财政资金的制约。为保证稳妥实施，无疑需要进一步的政策引导。”苏说。

杨宜勇也介绍，下一步事业单位的改革也将紧紧围绕绩效工资制度改革这个重点。

苏海南生动形容，绩效工资改革要开前门关后门，即一方面根据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提供的公益性服务考核结果发放绩效工资，另一方面需要全面清理规范事业单位的津补贴发放。

他回忆称，早在2006年的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方案中即已明确指出，事业单位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那时候条件还不成熟，主要原因在于事业单位的津贴补贴还比较混乱，跟单位和个人的绩效联系不紧密。另外，绩效工资的总量如何确定，财政如何拨付事业单位的绩效工资，也需要通盘考虑。”苏称。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教授竹立家也曾提到一个相关数字：近年来我国体制外和预算外收入每年约有3万亿元人民币，而当中的大部分可以说是被事业单位控制，“因为事业单位管理层对这些公共收入有很大的支配权，管理层财权和用人权过大，又缺乏监督，群众不敢监督、上级部门又监督不了，从而为腐败、渎职、浪费留下很大的空间。”

2. 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肯定会遇到象影响地方利益，局部利益，小团体利益，传统经济，影响环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行业差距，扩大贫富收入差距等不和谐因素的影响。
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原因，与独家经营有关，与国家宏观调控有关，与历史原因有关，但是，该差距的产生和扩大，必定会影响到其他行业，对社会的稳定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应该如何解决。可以借鉴以下文章。

中国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以制度力促国强民富
2009年05月18日13:43
收入分配改革的关注点
通过制度建设，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据悉，意见中提出了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这将成为今年体制改革的重要看点之一。
与此同时，4月份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数据冷热不均，尽管一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仍面临严重挑战，经济复苏的过程可能要比预期中的更长。作为夯实内需增长长期基础、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举措，酝酿中的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
采访中，相关权威人士向《了望》新闻周刊透露，在持续困扰我国的体制痼疾中，收入分配问题始终位列其间。早在2006年，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已初步拟定，并一度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在前两年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均有涉及，但因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大等原因，这一改革方案迟迟未出台。
“历经两年多的反复论证和修改，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已基本成型，预计今年内有望出台。”该人士向本刊记者揭示了新背景下的改革深意，选择在此时启动收入分配改革，是为了通过收入分配调整真正启动内需和消费，尤其解决中低收入者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持续动力。
加强初次分配调整
居民消费率过低一直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造成了内需不足的发展“短板”，此次金融危机中体现尤深。
“中国实际上有很强的内需，只是在内需的身上还带着枷锁”，采访中，研究者将造成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症结指向收入分配机制。“政府拿钱投资，居民拿钱消费，现在政府有钱而百姓没钱，因此国内消费不足，经济外向依赖程度过高。”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告诉《了望》新闻周刊。
“分配的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分配问题解决不好，发展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看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应形成良性互动，合理的分配能够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最根本的动力，而不合理的分配最终会因消费能力的不足而使发展动力衰减。
城乡、地区和个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也制约了广大中低收入者购买力的提高。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周天勇分析说，“社会的发展成果应由社会成员共享。但目前老百姓富裕的速度较慢，居民收入增长并未与财政收入的增速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关键原因之一。
“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初次分配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告诉《了望》新闻周刊，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十多年来，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时1980年的17%不断下降到2007年的11%。
据常修泽调研发现，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利润蚕食工资”的倾向，表现为劳动者的报酬标准偏低，并缺乏工资的支付保障机制(特别是农民工)和正常增长机制。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2美元左右，欧美发达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有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
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对本刊记者分析说，初次分配奠定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而其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我国的经济政府主导性比较强，这导致我国经济成为投资型、出口型经济，造成整个经济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特征比较强，其吸纳的就业人员较少，而这就使初次分配更多地偏向于资本、偏向于政府，而非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
他用数字解读说，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据权威相关人士透露，目前的改革方案将对初次分配政策进行重点考虑。
改变再分配向政府企业倾斜局面
而在再分配领域，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同样是下降的，政府和企业所得的比重是上升的。常修泽分析，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收入上升16个百分点。
“政府收入上升是部分税率偏高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增长过快所致，企业收入上升与垄断性行业的垄断利润有关，”在他看来，需逐步改变目前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向政府倾斜”、“向垄断企业倾斜”的倾向。
“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统一的，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毫无疑问要到生产关系领域去寻找。”杨宜勇认为，否则就会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泥潭。
从深层次原因来看，周天勇分析，原因有三：
一是，在发展战略上，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大企业发展太快，虽然其创造的财富较多，但容纳的劳动力较少，技术代替了劳动，这使劳动参与财富分配的比例下降。而吸纳较多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则发展滞后。
二是，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占比太大，现在三大产业的分配比例是“1:5:4”，而三产中的就业结构是“40:28:32”，产出结构是“11:49:40”，也就是说，农业中40%的劳动力只创造了11%的国民生产总值，收入分配也相应较低。而工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28%的劳动力创造出49%的财富，大部分财富都交给国家了。
另一方面，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按照国际规律，一般一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服务业的比重可达60%，即可创造60%的生产总值，容纳60%的就业率，但我们的差距仍然明显。工业的发展主要是靠资本，服务业则是靠劳动力，服务业占比过低导致劳动力收入分配所占比重低。
三是，国民经济的税费负担过重。我们的税费全部加起来负担率约为31%。尽管这些年，费有所减少但税一直在增加。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25万亿元，而政府全部收入为9万亿元，占36.8%。这一负担比例在世界上居第三位，明显过重。
因此，改变再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下降的趋势，是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个重点。
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
“十七大以来，政府高度重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重在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杨宜勇认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关键看两个比重：一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二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
综合多位受访研究者的意见，这意味着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进行大的调整。在初次分配中要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改变目前的初次分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在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国家和企业收入的比重。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被多位研究者认为，是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秩序的主要途径。
其实，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就已强调着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使社会的许多矛盾都从分配领域反映出来。而中等收入者被认为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按照统计局的定义，家庭年收入6万元到20万元是中等收入者，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研究”课题则确定“家庭年收入5.37万～16万元、个人年收入3.4万～10万元”为中等收入者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衡量，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
要使收入分配结构能够由“金字塔型”调整为“橄榄型”，目前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告诉《了望》新闻周刊，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分配秩序混乱和分配关系不合理两方面。
其一，分配秩序混乱。在初次分配领域，表现为：部分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特殊情况工资支付混乱、部分用人单位制度外收入多、一些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失范、非法收入占有一定比重等六个方面；在再分配领域，表现为：社会保障不足且在某些方面不够公平、偷税漏税等问题严重、第三次分配无序等三个方面。
其二，分配关系不合理。这可以概括为“两降四大几不顺，四低一慢两并存”，即居民收入、劳动报酬比重两降低，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四方面收入差距偏大，不同层级组织和部分地方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几方面分配关系不顺；农民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职工、私营企业职工和生产一线员工四类人员收入低，普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偏慢；不少低端岗位人员工资偏低和某些低端岗位工资不低、部分高端岗位工资偏高与少数高端岗位工资不高两并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认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再分配只是辅助手段，其作用是缩小收入差距，解决中等收入者的后顾之忧，使低收入者生活有一个基本保障。
而“扩中”的主要途径仍是“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的秩序”，即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环境，逐步消除少部分人靠不正当手段暴富的机会；国有单位的通病是“平均主义”，所以要建立健全国有单位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公有制内部反对平均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非国有单位，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利润侵蚀工资”，所以在非国有单位要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常修泽认为，“改革关键在于扫除体制障碍，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环境，才能使更多的人有平等的机会进入中等收入者队伍。”受访专家还提醒，扩大中等收入者，就不能忽视城乡收入差距，要把7.5亿农民包括在内，统筹考虑。
而此轮经济调整中的产业结构升级也给“扩中”带来了机遇。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像印度、新加坡等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了技术与管理阶层，薪资水平得到提高，从而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我国实施的产业升级若能引起职业结构变动，使技术与管理阶层扩大，这对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将是非常有益的。
而加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力度，也被多位研究者视为培育中等收入者群体的重要一环。周天勇认为，“鼓励创业、发展中小企业，让老百姓充分就业并参与财富的分配，劳动只有创造出财富才可能分配到财富。”
苏海南还提醒说，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应加大政策的引导作用，并还需考虑到对劳动力的吸纳，“加强教育培训，为更多的劳动者提供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机会和能力。”
以制度力促国强民富
收入分配问题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能否为人民共享，关系着整个社会基础的稳定。“以2008年底为界限，中国新阶段的第二个30年已悄然到来，中国将进行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生态环境制度改革在内的‘五环一体’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常修泽分析，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将不再单兵突进，而应从经济、政治、社会多个领域着眼。而中长期的方向来看，周天勇认为最为关键的仍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从经济领域来看，刘煜辉分析，短期来看，收入分配改革可对存量财富进行调整再分配，“但这其中涉及到各个利益阶层，既复杂又敏感，是要真正动某些利益阶层口袋里的蛋糕的改革，难度较大。”
刘煜辉建议，要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向，最好良方是资源向私人资本和中小企业倾斜。同时，要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延伸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
苏海南则提出要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法规。首先，提高收入分配法规政策的层次，逐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体系。逐步将现行收入分配规章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层次，同时，将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资源配置制度、薪酬分配制度、农村分配制度以及收入分配调控制度法制化，均纳入收入分配法律体系，使之具有系统性。其次，按缓急轻重抓重点立法。加快健全完善工资分配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工资分配行为，预防和有力打击拖欠和克扣工资行为。再次，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调控法律法规。主要是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健全打击非法收入的法律法规并增强处罚力度。
“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暴露了当前人民群众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迅速上升与政府供给不足且配置失衡，形成一个突出的矛盾。”常修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强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突出的是解决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是寻求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公平“双线”之间“均衡”的关节点。
“在国富与民生的关系方面，应通过制度建设，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这方面的重点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与人的发展关系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领域。

2010：收入分配待攻坚（视窗）
2009年12月31日04:45 来源：人民网
主持人： 记者 杜海涛
嘉 宾：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郑功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 苏海南
辞旧迎新算算账，收入还是大伙儿最关心的事。
钱袋子够不够鼓？干得多能不能挣得多？低收入群体有没有受到充分关注？近段时间以来，我们连续推出收入分配专题报道，记者零距离走访城市白领、打工者、教师、企业主、农民、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社区工作者、医院合同工……从不同角度真实反映了普通百姓收入现状。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一项牵动全局的改革，需要上下各方共同思考，付出艰苦努力。百姓生活版祝读者朋友在新的一年，腰包更鼓，日子更有奔头，生活更加多彩！
——编 者
■“两个偏低”都与经济结构有关
主持人：收入分配问题，大家普遍关心。您认为分配关系不合理、居民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苏海南：分配关系不合理，从表面上看是收入问题；从根子上看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当前，分配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偏低”：即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都与经济结构有关。比如，由于投资、出口、消费比例不协调，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劳动力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已从最低时的21.6%升到40%以上，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大量一产富余劳动力被挤进二产，造成二产劳动力供过于求；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财富增长相对缓慢。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必须着眼于整个经济结构，从调整相关经济结构和深化体制改革着手，调整出口、投资、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通过变粗放型生产方式为集约型，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推动产品由低端进入中高端、压缩过剩产能等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大力发展三产扩大就业，减轻二产人力资源市场过度竞争，强化产业工人协商工资增长的地位。这是一个庞大的复杂工程，也是一个长期工程。
■千方百计增“饭碗”，开辟就业新领域
主持人：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已成为制约普通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最大障碍。这种现状怎么改变？
郑功成：有效就业是增加劳动报酬的前提。要千方百计增加“饭碗”，开辟新的就业领域。当前，应当重视就业实际状况，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的就业压力。今年和去年相比，剔除特殊政策的影响，实际上就业有所下降，这是严峻的现实。政府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中应当考虑社会服务相关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旅游业和服务业以带动就业。家政公司在推动就业发展方面有积极作用，它使非正规就业正规化，保证了那些劳动者的保险和福利，值得推广。
苏海南：要在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基础上，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这对广大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来说，任务更紧迫。这些企业就业人口多，收入水平低；扩大消费，这个群体是重点。要积极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扭转“劳方不敢谈、不会谈，资方不愿谈、拒绝谈”的局面；对中小企业建立工资增长机制明确给予减免税优惠，形成利益引导，助其减轻经营压力。
目前，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一般在55%以上，而在我国，2007年这一比重已从1997年的53.4%降至39.7%。以去年GDP总量31万亿元算，如果劳动报酬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就能多发3万多亿元工资，普通劳动者境遇会大为改善。
■公共财政应优先投向民生领域
主持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初次分配格局非调不可，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因此，加快二次分配改革尤为迫切，这方面改革的着力点在哪儿？
郑功成：一是强化社保再分配功能。在“十二五”期间要强化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建立以社会救助、全民医疗保障和全民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经济保障体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应该拿出更多的钱来大力发展公共服务，加大对老年人的服务保障。今年国民经济的目标是GDP“保8”，财政收入增长8%，而投入社保的财政支出预计增长17.1%，超出1倍以上，这是前所未有的。
二是改革税收制度。加大所得税再分配功能，首先要调高高收入者的累进所得税率，其次要减少所得税的累进层级，并加大各层级之间的级差。目前，垄断行业不仅工资很高，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也很高，企业年金也大都建立了。有的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加起来超过工资收入，很不合理。以前，高公积金和高企业年金都免征个税，这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近日，国税总局发出通知，已明确企业年金要征收个人所得税。
苏海南：公共财政应优先投向民生领域。在二次分配时应当从财政收入中切出一块，用于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失业保险、社会救助等标准，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等，保障低收入群体或无收入来源者的基本生活。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目前央企每年上交税费后，还有数千亿元税后利润留在了企业，难免会有一部分以补助、奖金等形式进入个人腰包，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要在继续打破垄断的同时，逐步建立制度化的国企利润上缴机制，用以弥补对中小企业减税和社保基金的支出。
■注重发展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
主持人：这轮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郑功成：我主张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薪酬体系，即：劳动者的收入要分为工资、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三个部分，最终目标是确立一个清晰、公正、定型的收入分配秩序。
当前，由于人们无法形成清晰稳定的预期，使得内需市场畸形发展，股市、楼市才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这是不正常的。要重视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的发展，不能仅仅关注最低工资水平。实现稳定收入预期的目标，这是关乎所有就业者的民生问题。当然，对垄断行业，要严格监管其福利支出。
苏海南：坚持“提低”与“控高”并举。低收入群体能否尽快增收，除了工作环境与制度因素，还与个人的技能和素质相关。比如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力度，农民工自己也得努力提升技能。一个高素质的农民工，才可能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
对少数企业高管等人员的偏高过高收入，应加大调控力度。目前，对央企高管薪酬已有监管办法，还要抓紧研究股份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调控措施。比如，英国规定，企业高管年终奖的50%要交纳个税。我国也应研究建立符合上市公司性质和特点的收入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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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述“十一五”期间我国主要取得了哪些方面的辉煌成就“十二五”期间应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7秒，在全国人民的翘首盼望与热切注视下，“嫦娥二号”冲破夜空成功发射，从而标志着中国探月工程二期拉开了序幕。那一瞬间，对于钱卫平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心中奔涌的不仅仅是欣慰与自豪，更多的是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为2007年“嫦娥一号”、2008年载人飞船以及如今“嫦娥二号”任务测控系统总设计师，钱卫平见证了我国航天事业在“十一五”期间的飞速发展。而这不过是近年来我国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的一个缩影。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我国在“十一五”时期宏观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济总量跻身世界前三，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变，新型工业化道路引领中国工业实现新跨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改善。更令人惊喜的是，在收获这些成就的同时，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也取得积极进展，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十一五’期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90%以上的目标都实现了或者超额实现了。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经济依然取得高增长，非常不简单。”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评价说。

可以说，“十一五”的五年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夯实基础的时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五年。

奋进的五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与自然灾害的双重挑战下，中国经济再次实现新跨越

让我们先看一组数字的对比——

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根据规划，“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年均增长7.5%，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

此刻，回望“十一五”，虽然2010年尚未落幕，但前四年我国GDP已实现年均增长11.4%，比“十五”平均增速9.8%快了1.6个百分点，更比世界同期水平快8.2个百分点。而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又取得了11.1%的增长。专家预计，今年全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应不低于9.5%，这意味着“十一五”期间经济年平均增速超过10%，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也将超额实现。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高速增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以及国内一连串自然灾害的双重挑战下取得的。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而雨雪冰冻灾害、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西南大旱、舟曲泥石流、洪涝灾害等突如其来的严重自然灾害，也令经济运行一次次承受严峻的考验。从当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迅速下滑，到2009年一季度，GDP增速一度跌至6.1%。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接连不断的各种重大挑战，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出台并实施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从而使国民经济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经济增速逐季回升，全年实现8.7%的增幅，超额完成“保8”目标。在世界经济一片惨淡之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量。”

“十一五”的五年，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速度领先全球，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09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的位次由2005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5%，比2005年上升3.6个百分点。进入2010年，这一格局再次被重写：二季度中国GDP超过日本，从而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不仅如此，2009年，我国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分别达到2.4万亿美元和6.9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在全世界500种工业产品中，220种产品我国产量世界第一，装备和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当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2072.7亿美元，是2005年的1.5倍，世界排位从2005年的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额从第三位上升到第一位。

面对挑战和考验，中国经济再次实现新的跨越，交出一份精彩的答卷。

提升的五年：节能减排力度前所未有，四大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有望全部实现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但粗放式发展也带来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并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并明确规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10%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20%、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10%。目标之具体、约束性之强在以往10个五年规划中不曾有过。这些指标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涵，也对增长的质量和方式有了硬性的规定，体现了政府对由量到质的科学发展模式的追求。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总结和介绍“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情况时表示，为实现“十一五”目标，我国在结构节能方面，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第二产业中，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使产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在淘汰落后产能方面，“十一五”前四年，我国共淘汰小火电机组6000多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8712万吨、炼钢产能6038万吨、水泥产能2.14亿吨。

对此，杨宜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十一五’各项任务中，节能减排应该是最难的。但是通过加强约束，这个目标也实现了，非常值得欣喜。”事实上，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传统工业国家、“世界加工工厂”，一度消耗着世界上40%左右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60%左右的钢铁和70%左右的油气，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尽管节能减排、治污降耗、淘汰落后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但五年内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依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为此，中央在此期间投资2000多亿元用于节能环保工程，进行节能减排技术改造。而这些投入只占全国节能环保总投资的10%至15%。

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节能减排取得积极进展，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十一五”前四年，在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5%的基础上，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20.76%，累计实现节能量5.3亿吨标准煤。与此同时，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下降9.66%，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下降13.14%，为实现全国完成单位GDP能耗及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目前情况看，“四项指标中后三个到年底经过努力都能实现，但完成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的目标，还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解振华说。但他同时表示，“一定会努力完成节能减排目标”。

惠民的五年：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保障事业快速推进

回望“十一五”，人们不难发现，在不断推进的各项经济、社会与政治改革等方面，无不闪耀着“民生”二字。

“农村改革使广大农民普遍受益，基本公共服务改革也有重大突破。民生建设得到各级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十一五’也被誉为‘民生五年’。”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谈到“十一五”期间各项改革措施取得的成果时说。

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理念在“十一五”期间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越来越充分地得以体现——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广大农民从此走上减负增收的致富之路；同年，中央财政拿出1859亿元投向困难群体。此后，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逐年递增，2008年突破万亿元，2010年更是超出1.6万亿元。与此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2008年起覆盖到了全国全部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提前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此外，“十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新医改方案惠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全国92%以上的人口。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五年，也是政府惠民、利民政策不断发力、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的五年。2006年到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60元增长到17175元，年均实际增长10.2%，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0.6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3587元增长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8.3%，比“十五”的平均增速加快了3个百分点。

如今，在各大中城市以及部分农村，汽车已经快步走进家庭，电脑、手机的普及率也在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娱乐的需求日益增长。数据表明，我国私人汽车拥有量从2006年的2333万辆，增加到2009年的4575万辆；移动电话用户从2006年末的4.6106亿户增加到2009年末的7.4721亿户，今年上半年更突破了8亿户。与此同时，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2005年的36.7%下降到2009年的36.5%，农村居民家庭由2005年的45.5%下降到41.0%。这一切都表明，广大人民群众在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生活质量也日益提高。

今年是“十一五”收官之年，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还需清醒地看到，尽管“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制约经济平稳运行的矛盾依然突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还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资源环境约束逐渐加大，收入分配机制改革面临重重阻力。也正因为此，对于即将来到的“十二五”，我们充满着深切的期待，也怀有一份强烈的责任。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我们还需奋力前行。

4. 2o23年退休政策出台

延迟退休政策并不是在2023年出台，而是在2022年正式实施。

延迟退休方案实施时间表：2015年 指定延迟退休方案--->2017年 上报中央同意并公开征求意见--->2017年 公布方案--->2022年 正式实施

2018年退休年龄最新规定：社部今日公布延迟退休时间表，最新延迟退休方法最早2022年实施!这样一算来对70、80后的影响很大。

四类人将受延迟退休影响最大：首先是小于等于50岁女性工人，即1972年以及以后出生的女性；其次是小于等于55岁女性干部，即国家文件规定的党政机关、人民团队和事业单位中的正、副处级女干部、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是小于等于55岁的男性工人，主要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即1967年以及以后出生的人；第四是小于等于60岁男性干部，即1962年以及之后出生的男性。

2022年正式实施，按照退休年龄改革方案：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一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直到2045年同时达到65岁。

拓展资料

延迟退休即延迟退休年龄，指国家结合国外有些国家在讨论或者已经决定要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来综合考虑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情况、就业的情况而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来延迟退休的制度。2013年6月，由于就业压力等多重原因，人社部已经搁置延迟退休的思路，仅仅从研究着手，进行学术探讨。到2013年11月，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明确了顶层设计中，延迟退休政策渐行渐进。

2013年人民网联合清研咨询、优数咨询所做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七成受访者反对延迟退休，59%的受访者认为废除退休双轨制的时机已经成熟。此外，73.5%的受访者支持实行弹性退休制。

延退政策扑朔迷离

“延迟退休”话题持续发酵数月之后，是否将纳入正在研讨中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引发外界广泛联想。多方消息来源显示，这一议题或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定调。

此前，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等机构已陆续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社部”）提交了各自版本的养老保险改革方案。

随后，人社部与多套方案的设计者碰头，在养老制度上达成了多项共识，其中包括延长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养老金实行并轨。不过，2013年10月21日，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会议主要是7家研究机构对养老保险改革研究成果的交流和研讨，相关部门并没有发表具体意见。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中央递交的“383”改革方案中，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被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三大突破口之一予以提出。

2013年我国男性职工60岁退休，女性职工50岁退休（女性干部55岁退休），艰苦岗位男性55岁、女性45岁退休，均从退休时起领取养老金。

面对我国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延迟退休成为现阶段决策层属意的填补养老金缺口的首选方案之一。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的梳理，早在2004年，“延迟退休”的话题就开始被提出，自2012年全国“两会”以来，持续延烧，至2013年未歇。

此前，人社部多次表示将在我国稳慎推进延迟退休，具体方案未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作为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部门，国家发改委专家就此表态，首次提出了“温和延迟退休”的概念。

在2013年11月2日以“养老”为核心主题的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会越来越长，退休年龄延长是一个早晚的事情。杨宜勇认为，延迟退休不能“一刀切”，可以每年增加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比如从2013年开始，退休的就是60岁加一个月，后年就是60岁加两个月，这样温和地延长

最低退休年龄

多为重体力劳动者 男50岁和女45岁为最低退休年龄

根据当前现行的规定，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龄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年龄为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

按照这一规定，男50岁和女45岁是当前现行规定的最低退休年龄，可能会成为延迟退休政策的先行者。但实际上不难看出，退休年龄低的群体基本都属于重体力劳动者，甚至是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有观点认为，对于脑力劳动者，延迟退休年龄可能不会对其生活造成过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于那些体力劳动者，延迟退休的影响将更为明显。一位工作了20多年的清洁工就曾经抱怨，年纪一大就不能继续当清洁工了，“然而那个时候我还领不到养老金。我的生活该怎么办？”

有何影响

如果2022年落地实施，那么以下三个群体将会受到退休新政的影响。

（1）小于等于50岁女性工人（1972年以及以后出生的女性）；

（2）小于等于55岁女性干部和男性工人，主要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工人（1967年以及以后出生的人）；

（3）小于等于60岁男性干部（1962年以及以后出生的男性）。

由此看出，延迟退休方案影响较大是70后和80后，根据人社部方案将实行“渐进式”延迟退休，直到经过相当长时间达到新拟定的法定退休年龄。因此对于90后来说，到退休时估计已经完全赶上了新政。

支持和反对

一线体力劳动者不愿延退 脑力和体力劳动者应区别对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专家刘庆龙表示，对于延迟退休，应该先搞清楚是什么人赞成延迟，又是哪些人反对，“在劳动一线的人没有想延迟退休的，想延迟退休的都不在体力劳动一线上。”他认为延迟退休政策更多地顾及了脑力劳动者的利益，一定程度上未考量体力劳动者的利益，“对于一线的体力劳动者，他们根本不是八个小时工作制，在劳动力最旺盛的时候，体力全都透支，他们希望在退休时能养养身体，怎么可能愿意延迟退休？”

部长回应

2014年3月10日上午，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对于大家关注的延迟退休方案何时出台的问题作出了回应。他表示，延迟退休方案肯定会在2020年之前出台，但是，对于延迟退休政策是否如所传的“延五用十”方案以及是否开展试点等问题，尹蔚民并没有作出回应。

尹蔚民表示，延迟退休将是制定渐进性退休年龄的办法，这个时间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2020年前改革的一大任务，人社部肯定会在这个期间把这个方案推出。但是尹蔚民同时表示，这项政策是比较复杂的社会政策，涉及到人口的结构、劳动力的供给，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健康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决定公布以后，社会各界包括不同群体还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认识，所以我们在制定这个政策当中，会认真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进行充分的论证。”尹蔚民说。他表示，这个政策核心就是小步分解渐进性的推进。

2016年7月13日，2016年二十国集团劳工就业部长会议在北京闭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延迟退休方案预计今年出台。尹蔚民表示，延迟退休方案预计今年出台，将会小步慢走，逐步到位区分对待，分步实施。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尹蔚民曾表示，延退方案预计今年年内会拿出方案。

人社部回应

2015年12月，一份名为《人社部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时间表》在微信朋友圈内热传，很多人开始对照这份表计算自己的退休时间。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这份表不是真的

5. 求一篇经济危机过后的中国经济形式的论文

建议
[摘 要]2008年，美国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引发了更多的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动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已成金融危机背景下，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关键词]金融危机；劳资关系；对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我国的企业，对本来正处于劳资冲突高发期的我国劳资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 已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劳动关系现状分析

劳动关系是企业内部最基本的关系。劳动关系是否稳定和谐，直接决定和影响着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了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应当对劳动关系不和谐的表现及其因果进行探究。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影响劳动关系的因素有许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内部因素；经济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外部因素，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就是这些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影响我国劳动关系大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转型期，我国的劳动关系经历着由行政化的劳动关系向市场化的劳动关系的转变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直接追求，工资最大化则是劳动的直接追求，劳动关系的矛盾和冲突即由此而来，这是影响劳动关系的内部因素。劳资冲突体现为劳动者的生存权和资本的财产权的冲突。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居于社会经济关系中主导的核心的地位，而劳动者居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所以，劳资冲突产生的一般原因，都是由于劳动者一方的权利或利益被侵害或其合理要求未能实现而致发生。

从我国目前劳资冲突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1]。总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劳资矛盾积累越来越多，进而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劳资冲突一定增多、一定激化，回答是不一定的。那么造成我国劳资矛盾高发这一状况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经济的现代化、企业效率的增长，而且这种现代化和企业的效率增长，是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作为一个推进器来推动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就要把能够去参与国际竞争的要素确立下来，毫无疑问这就是劳动价格的比较优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要靠牺牲劳动者的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作为一个发展的代价和前提。”[2]随着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劳动争议不断增多，争议数量和涉及劳动者人数不断上升，国有企业劳动争议案件的绝对数已经是所有类型企业中最高的。

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 2003 年国有企业结案48771件，占全国总数的21. 5%;其中集体争议案件3623件，占全国总数的33. 5%。在48771 件劳动争议案件中， 有45613件是由劳动者申诉的，占93. 5% ,只有3158件案件由用人单位申诉，只占6. 5%。2003年公安部做了一个统计，在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当中，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总体来看，就是劳工的群体事件占到全国当地群体性事件总数的46. 9% ,将近一半。那么在各种分类的统计里面，劳资关系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第一位[2]。影响劳动关系的另一个大的外部因素是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一些企业订单减少、库存增加、资金紧张、有的企业赖账、毁约甚至是倒闭和半倒闭。降薪、停发工资、无限期放假、裁员是许多企业无耐的选择，一些企业主不愿意按法律给予解除合同的工人经济补偿，出现了突然逃跑等种种行为，使得劳资纠纷井喷增多，引发更多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给本来就比较脆弱劳资关系带来不少的冲击。

从2008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来看，比起2003年增长了95% ,就是增长了几乎是一倍。像东部地区，比如说像上海、深圳这两地分别增长了300%和280%。根据杨宜勇研究员所提供的国家发改委的数据，去年中国共有6. 7万家中小规模的企业倒闭，全年倒闭的企业超过了10万家。由于长三角、珠三角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所以大量的民工失业，有的被拖欠工资，有的提前退保还乡，所以导致劳动争议和罢工的现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频率在增加。

其实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的存在，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多数工厂采用减薪、不买社保、克扣工资、推迟发工资、放假停工等形式转移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不仅增多，表现也更是激烈。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对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处理得当，可以成为推动市场经济条件发展和完善、成为帮助走出经济困境的内在动力之一。但是如果处理不当，轻则会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重则要引发社会动乱以威胁社会安全，于是减少劳资矛盾、缓和劳资冲突，保障社会安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就成为党、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二、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和谐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物（自然环境劳动条件等）的关系。

什么是和谐劳动关系？ 这是我们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首先明确和把握的问题。从劳动关系本身属性出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关系的变化，通过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要素、标准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所谓和谐的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合同型的。

《劳动法》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一经双方当事人签订，即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法律关系，他们之间的有关劳动权利义务通过书面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固定化、具体化、以此规范和约束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并且通过劳动合同的履行，实现双方各自的权利[ 3 ]。任何一方违约侵害另一方权益的，都要承担经济或法律责任。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必须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劳动合同管理，不断提高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合同意识，依法签订并严格履行劳动合同，充分发挥劳动合同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二）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法制型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在构成、运行、处理等方面应当实现法制化，法律原则、法律方式应当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模式[ 4 ]。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劳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以《劳动法》为龙头建立了调整劳动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规范，在劳动关系运行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依据和保障。论文网

（三）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民主型的。

民主化的劳动关系主要包括：

（1）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2）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调整劳动关系的最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工会从整体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对涉及职工劳动权益问题，如工资、工时、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生活福利等，由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用以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行为，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共同决定权，改变了劳动关系事务的处理由用人单位一方独占的局面，从而提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

（3）职工民主管理制度。职工民主管理是职工依法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所在单位内部事务，其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职工意志对用人单位意志的影响和制约，用人单位意志对职工意志的吸收和体现，从而使劳动关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我国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应当加强职代会制度建设，依法落实职代会职权，使职代会成为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机制。

（四）和谐劳动关系应当是救助型的。

劳动关系双方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产生一些矛盾难以避免，关键是看有没有一套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有效机制。我们既要正视矛盾，又要努力地去解决矛盾。劳动争议就是劳动关系矛盾的表现，劳动争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影响范围比较大，看似简单的劳动争议，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6. 十一五期间我国主要取得了哪些方面的辉煌成就

“十一五”期间我国取得重大成就 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06日15:43 新京报
2011年3月6日14时，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徐宪平，谈关于“十二五”规划纲要，并答记者问。

朱之鑫:对于这五年，我想总理有一句话讲的非常精彩，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当时发生汶川地震的时候，曾经有的战士讲过这样的话，“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表现出中国人民大无畏的精神。昨天，我参加了一个小组会，一个人大代表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是从四川灾区来的，他说“请你们到四川去看一看，到灾区去看一看，灾区最漂亮的是住房，最安全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最满意的是百姓”。我想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共同经历过了这极不平凡的五年。这五年，我觉得我们面临的环境复杂多变，各类自然灾害和重大挑战接连不断。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大事、难事、急事，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罕见的。

党中央、国务院统揽全局，五年来审时度势，准确判断，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我在来的路上想，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大事办得漂亮、成功，难事办得稳妥、扎实，急事办得及时、有效。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喜事，我看喜事办得也是喜庆振奋。所以在这点上来说，我们的国家在这五年里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想简单地从五个方面讲：

第一，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去年我们完成了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五年年均增长了11.2%，比“十五”时期年均增长速度提高了1.4个百分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4000美元。财政收入达到了83080亿元，比“十五”末增长了1.6倍。

第二，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五年来，总理报告里讲了，城镇累计新增就业的人员达到了5771万，转移了农村劳动力4500万人，大家都在研究收入分配，实际上这五年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去年末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比“十五”末增长了1.8倍，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们连续七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平均每年增长了10%。城乡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实现了全覆盖。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第三，生态建设和节能减排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十一五”的时候，我们当时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作为约束性的指标提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有先见的举措。经过大家的努力，完成了19.1%。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四，体制改革在不断向前推进。就是在这五年里，我们实际上取消了农民的农业税，集体林权的改革全面在推进，资源税的改革顺利实施，包括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包括教育文化体制改革，整体都在往前推进。

第五，这条是大家都知道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明显增强。现在大家都在讲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到世界第二位，我们对外贸易额去年一年是2.97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了2.8万亿美元，开放型经济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特别是我们有效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应该说这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贡献。

我想，这五年实际上有几条我非常有感触，它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展示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力量。正像刚才张平同志所说的，为“十二五”时期实现更好地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五年的成绩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实际上，我们现在应该充分利用已有的好形势，继续把我们改革开放的事业推向前进。正像我们经常讲的，我们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7. 求形势与政策答案

第一个题，下面的貌似有点长，你整理下吧

肯定会遇到象影响地方利益，局部利益，小团体利益，传统经济，影响环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行业差距，扩大贫富收入差距等不和谐因素的影响。
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原因，与独家经营有关，与国家宏观调控有关，与历史原因有关，但是，该差距的产生和扩大，必定会影响到其他行业，对社会的稳定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应该如何解决。可以借鉴以下文章。

中国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以制度力促国强民富
2009年05月18日13:43
收入分配改革的关注点
通过制度建设，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据悉，意见中提出了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这将成为今年体制改革的重要看点之一。
与此同时，4月份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数据冷热不均，尽管一些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但仍面临严重挑战，经济复苏的过程可能要比预期中的更长。作为夯实内需增长长期基础、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要举措，酝酿中的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
采访中，相关权威人士向《了望》新闻周刊透露，在持续困扰我国的体制痼疾中，收入分配问题始终位列其间。早在2006年，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已初步拟定，并一度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在前两年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均有涉及，但因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大等原因，这一改革方案迟迟未出台。
“历经两年多的反复论证和修改，收入分配总体改革方案已基本成型，预计今年内有望出台。”该人士向本刊记者揭示了新背景下的改革深意，选择在此时启动收入分配改革，是为了通过收入分配调整真正启动内需和消费，尤其解决中低收入者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持续动力。
加强初次分配调整
居民消费率过低一直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造成了内需不足的发展“短板”，此次金融危机中体现尤深。
“中国实际上有很强的内需，只是在内需的身上还带着枷锁”，采访中，研究者将造成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症结指向收入分配机制。“政府拿钱投资，居民拿钱消费，现在政府有钱而百姓没钱，因此国内消费不足，经济外向依赖程度过高。”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告诉《了望》新闻周刊。
“分配的问题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分配问题解决不好，发展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看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应形成良性互动，合理的分配能够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最根本的动力，而不合理的分配最终会因消费能力的不足而使发展动力衰减。
城乡、地区和个人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也制约了广大中低收入者购买力的提高。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周天勇分析说，“社会的发展成果应由社会成员共享。但目前老百姓富裕的速度较慢，居民收入增长并未与财政收入的增速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关键原因之一。
“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初次分配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告诉《了望》新闻周刊，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十多年来，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职工工资占GDP的比重，由最高时1980年的17%不断下降到2007年的11%。
据常修泽调研发现，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利润蚕食工资”的倾向，表现为劳动者的报酬标准偏低，并缺乏工资的支付保障机制(特别是农民工)和正常增长机制。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2美元左右，欧美发达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有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
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对本刊记者分析说，初次分配奠定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而其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我国的经济政府主导性比较强，这导致我国经济成为投资型、出口型经济，造成整个经济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特征比较强，其吸纳的就业人员较少，而这就使初次分配更多地偏向于资本、偏向于政府，而非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
他用数字解读说，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据权威相关人士透露，目前的改革方案将对初次分配政策进行重点考虑。
改变再分配向政府企业倾斜局面
而在再分配领域，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同样是下降的，政府和企业所得的比重是上升的。常修泽分析，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8.8%，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收入上升16个百分点。
“政府收入上升是部分税率偏高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增长过快所致，企业收入上升与垄断性行业的垄断利润有关，”在他看来，需逐步改变目前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向政府倾斜”、“向垄断企业倾斜”的倾向。
“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统一的，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毫无疑问要到生产关系领域去寻找。”杨宜勇认为，否则就会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泥潭。
从深层次原因来看，周天勇分析，原因有三：
一是，在发展战略上，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大企业发展太快，虽然其创造的财富较多，但容纳的劳动力较少，技术代替了劳动，这使劳动参与财富分配的比例下降。而吸纳较多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则发展滞后。
二是，从产业结构来看，工业占比太大，现在三大产业的分配比例是“1:5:4”，而三产中的就业结构是“40:28:32”，产出结构是“11:49:40”，也就是说，农业中40%的劳动力只创造了11%的国民生产总值，收入分配也相应较低。而工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28%的劳动力创造出49%的财富，大部分财富都交给国家了。
另一方面，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按照国际规律，一般一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服务业的比重可达60%，即可创造60%的生产总值，容纳60%的就业率，但我们的差距仍然明显。工业的发展主要是靠资本，服务业则是靠劳动力，服务业占比过低导致劳动力收入分配所占比重低。
三是，国民经济的税费负担过重。我们的税费全部加起来负担率约为31%。尽管这些年，费有所减少但税一直在增加。2007年国民生产总值25万亿元，而政府全部收入为9万亿元，占36.8%。这一负担比例在世界上居第三位，明显过重。
因此，改变再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比重下降的趋势，是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个重点。
着力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
“十七大以来，政府高度重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重在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杨宜勇认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关键看两个比重：一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二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
综合多位受访研究者的意见，这意味着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要进行大的调整。在初次分配中要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改变目前的初次分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在再分配中，要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国家和企业收入的比重。而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被多位研究者认为，是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秩序的主要途径。
其实，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就已强调着重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使社会的许多矛盾都从分配领域反映出来。而中等收入者被认为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按照统计局的定义，家庭年收入6万元到20万元是中等收入者，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研究”课题则确定“家庭年收入5.37万～16万元、个人年收入3.4万～10万元”为中等收入者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衡量，目前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
要使收入分配结构能够由“金字塔型”调整为“橄榄型”，目前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告诉《了望》新闻周刊，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分配秩序混乱和分配关系不合理两方面。
其一，分配秩序混乱。在初次分配领域，表现为：部分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特殊情况工资支付混乱、部分用人单位制度外收入多、一些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失范、非法收入占有一定比重等六个方面；在再分配领域，表现为：社会保障不足且在某些方面不够公平、偷税漏税等问题严重、第三次分配无序等三个方面。
其二，分配关系不合理。这可以概括为“两降四大几不顺，四低一慢两并存”，即居民收入、劳动报酬比重两降低，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四方面收入差距偏大，不同层级组织和部分地方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几方面分配关系不顺；农民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职工、私营企业职工和生产一线员工四类人员收入低，普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偏慢；不少低端岗位人员工资偏低和某些低端岗位工资不低、部分高端岗位工资偏高与少数高端岗位工资不高两并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认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再分配只是辅助手段，其作用是缩小收入差距，解决中等收入者的后顾之忧，使低收入者生活有一个基本保障。
而“扩中”的主要途径仍是“规范初次分配领域的秩序”，即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环境，逐步消除少部分人靠不正当手段暴富的机会；国有单位的通病是“平均主义”，所以要建立健全国有单位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公有制内部反对平均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非国有单位，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利润侵蚀工资”，所以在非国有单位要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常修泽认为，“改革关键在于扫除体制障碍，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环境，才能使更多的人有平等的机会进入中等收入者队伍。”受访专家还提醒，扩大中等收入者，就不能忽视城乡收入差距，要把7.5亿农民包括在内，统筹考虑。
而此轮经济调整中的产业结构升级也给“扩中”带来了机遇。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像印度、新加坡等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了技术与管理阶层，薪资水平得到提高，从而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我国实施的产业升级若能引起职业结构变动，使技术与管理阶层扩大，这对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将是非常有益的。
而加大中小企业的发展力度，也被多位研究者视为培育中等收入者群体的重要一环。周天勇认为，“鼓励创业、发展中小企业，让老百姓充分就业并参与财富的分配，劳动只有创造出财富才可能分配到财富。”
苏海南还提醒说，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应加大政策的引导作用，并还需考虑到对劳动力的吸纳，“加强教育培训，为更多的劳动者提供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机会和能力。”
以制度力促国强民富
收入分配问题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能否为人民共享，关系着整个社会基础的稳定。“以2008年底为界限，中国新阶段的第二个30年已悄然到来，中国将进行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生态环境制度改革在内的‘五环一体’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常修泽分析，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将不再单兵突进，而应从经济、政治、社会多个领域着眼。而中长期的方向来看，周天勇认为最为关键的仍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从经济领域来看，刘煜辉分析，短期来看，收入分配改革可对存量财富进行调整再分配，“但这其中涉及到各个利益阶层，既复杂又敏感，是要真正动某些利益阶层口袋里的蛋糕的改革，难度较大。”
刘煜辉建议，要提高劳动所得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向，最好良方是资源向私人资本和中小企业倾斜。同时，要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延伸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
苏海南则提出要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法规。首先，提高收入分配法规政策的层次，逐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体系。逐步将现行收入分配规章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层次，同时，将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资源配置制度、薪酬分配制度、农村分配制度以及收入分配调控制度法制化，均纳入收入分配法律体系，使之具有系统性。其次，按缓急轻重抓重点立法。加快健全完善工资分配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工资分配行为，预防和有力打击拖欠和克扣工资行为。再次，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调控法律法规。主要是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健全打击非法收入的法律法规并增强处罚力度。
“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暴露了当前人民群众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迅速上升与政府供给不足且配置失衡，形成一个突出的矛盾。”常修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强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突出的是解决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是寻求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公平“双线”之间“均衡”的关节点。
“在国富与民生的关系方面，应通过制度建设，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这方面的重点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与人的发展关系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领域。

2010：收入分配待攻坚（视窗）
2009年12月31日04:45 来源：人民网
主持人： 记者 杜海涛
嘉 宾：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郑功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 苏海南
辞旧迎新算算账，收入还是大伙儿最关心的事。
钱袋子够不够鼓？干得多能不能挣得多？低收入群体有没有受到充分关注？近段时间以来，我们连续推出收入分配专题报道，记者零距离走访城市白领、打工者、教师、企业主、农民、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社区工作者、医院合同工……从不同角度真实反映了普通百姓收入现状。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一项牵动全局的改革，需要上下各方共同思考，付出艰苦努力。百姓生活版祝读者朋友在新的一年，腰包更鼓，日子更有奔头，生活更加多彩！
——编 者
■“两个偏低”都与经济结构有关
主持人：收入分配问题，大家普遍关心。您认为分配关系不合理、居民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苏海南：分配关系不合理，从表面上看是收入问题；从根子上看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当前，分配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偏低”：即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这都与经济结构有关。比如，由于投资、出口、消费比例不协调，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劳动力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已从最低时的21.6%升到40%以上，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大量一产富余劳动力被挤进二产，造成二产劳动力供过于求；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财富增长相对缓慢。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必须着眼于整个经济结构，从调整相关经济结构和深化体制改革着手，调整出口、投资、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通过变粗放型生产方式为集约型，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推动产品由低端进入中高端、压缩过剩产能等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大力发展三产扩大就业，减轻二产人力资源市场过度竞争，强化产业工人协商工资增长的地位。这是一个庞大的复杂工程，也是一个长期工程。
■千方百计增“饭碗”，开辟就业新领域
主持人：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已成为制约普通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最大障碍。这种现状怎么改变？
郑功成：有效就业是增加劳动报酬的前提。要千方百计增加“饭碗”，开辟新的就业领域。当前，应当重视就业实际状况，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的就业压力。今年和去年相比，剔除特殊政策的影响，实际上就业有所下降，这是严峻的现实。政府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中应当考虑社会服务相关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旅游业和服务业以带动就业。家政公司在推动就业发展方面有积极作用，它使非正规就业正规化，保证了那些劳动者的保险和福利，值得推广。
苏海南：要在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和完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基础上，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这对广大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来说，任务更紧迫。这些企业就业人口多，收入水平低；扩大消费，这个群体是重点。要积极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扭转“劳方不敢谈、不会谈，资方不愿谈、拒绝谈”的局面；对中小企业建立工资增长机制明确给予减免税优惠，形成利益引导，助其减轻经营压力。
目前，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一般在55%以上，而在我国，2007年这一比重已从1997年的53.4%降至39.7%。以去年GDP总量31万亿元算，如果劳动报酬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就能多发3万多亿元工资，普通劳动者境遇会大为改善。
■公共财政应优先投向民生领域
主持人：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初次分配格局非调不可，但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因此，加快二次分配改革尤为迫切，这方面改革的着力点在哪儿？
郑功成：一是强化社保再分配功能。在“十二五”期间要强化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建立以社会救助、全民医疗保障和全民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经济保障体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应该拿出更多的钱来大力发展公共服务，加大对老年人的服务保障。今年国民经济的目标是GDP“保8”，财政收入增长8%，而投入社保的财政支出预计增长17.1%，超出1倍以上，这是前所未有的。
二是改革税收制度。加大所得税再分配功能，首先要调高高收入者的累进所得税率，其次要减少所得税的累进层级，并加大各层级之间的级差。目前，垄断行业不仅工资很高，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也很高，企业年金也大都建立了。有的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加起来超过工资收入，很不合理。以前，高公积金和高企业年金都免征个税，这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近日，国税总局发出通知，已明确企业年金要征收个人所得税。
苏海南：公共财政应优先投向民生领域。在二次分配时应当从财政收入中切出一块，用于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失业保险、社会救助等标准，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等，保障低收入群体或无收入来源者的基本生活。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目前央企每年上交税费后，还有数千亿元税后利润留在了企业，难免会有一部分以补助、奖金等形式进入个人腰包，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要在继续打破垄断的同时，逐步建立制度化的国企利润上缴机制，用以弥补对中小企业减税和社保基金的支出。
■注重发展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
主持人：这轮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郑功成：我主张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薪酬体系，即：劳动者的收入要分为工资、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三个部分，最终目标是确立一个清晰、公正、定型的收入分配秩序。
当前，由于人们无法形成清晰稳定的预期，使得内需市场畸形发展，股市、楼市才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这是不正常的。要重视社会保险和职业福利的发展，不能仅仅关注最低工资水平。实现稳定收入预期的目标，这是关乎所有就业者的民生问题。当然，对垄断行业，要严格监管其福利支出。
苏海南：坚持“提低”与“控高”并举。低收入群体能否尽快增收，除了工作环境与制度因素，还与个人的技能和素质相关。比如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力度，农民工自己也得努力提升技能。一个高素质的农民工，才可能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
对少数企业高管等人员的偏高过高收入，应加大调控力度。目前，对央企高管薪酬已有监管办法，还要抓紧研究股份制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调控措施。比如，英国规定，企业高管年终奖的50%要交纳个税。我国也应研究建立符合上市公司性质和特点的收入监管措施。

8. 求一篇·申论·述评·范文

您好，中公教育为您服务。
百姓话变质土壤：
影响：过度开发侵害百姓利益 给食品安全带来威胁
人民网网民“丁子一”：工业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排污对土地、水资源、环境等造成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在这一系列的问题背后我们忽略了对权力的控制,使得有些人为所欲为狂占社会资源，过度开发挤吞百姓利益。
新浪网网民“ 天地外星人”：从三聚氰胺奶到地沟油，从牛肉膏到鼠肉串，从水银刀鱼到苏丹红蛋，从瘦肉精到镉大米，不断出现一种接一种骇人听闻的化学食品，食品安全防线一步步走向崩溃，在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冲击之下，我们的道德节节败退，走向崩溃，每位国人需要深度反思。
新浪网网民“南海环保”：镉是一种重金属元素，在冶金、塑料、电子等行业非常重要。数据显示，湖南省是全国最大水稻主产区，去年水稻产量2631万吨，占全国水稻产量12.9%，同时湖南也是有色金属之乡。湖南出现“镉大米”不仅是食品安全问题，更大程度上是环境污染问题。
措施：信息公开 完善制度
新浪网网民“种菜乐呵呵”：公开污染数据让公众知晓，有针对性地实施应对方案，这既是对公众社会责任心的尊重，更是公众不可剥夺的权利。 治理土壤污染关键是信息公开。
人民网网民“引丹喻理”：农村土地环境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底线，国家相关部门应建立农村土地资源状况调查、环境影响评价、土壤生态补偿制度和土壤保护预警制度，制订有针对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标准。
百姓话党风：
观点一 老百姓对转作风的认可度取决于持续多长时间
新浪网民“岸的守望”:令行禁止，中央抓得好，有利于取信于民。希望能长抓不懈，转变作风不要成为一阵风。
人民网网民“翰烽”:好的规定能否坚持做下去是个问题。大凡一项措施，起初都还是很严格，可是往往到了后来，就渐渐放松和疲劳，自然而然重心也偏移了。这就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关于大吃大喝的问题，必须要从财政预算改革上着手;比如文风会风的问题，必须要从政绩考核体系上着手。不能反腐一阵风，必须坚持下去。
观点二 狠抓典型，无论问题大小绝不放松
人民网网民“xy大漠飘雪”:十八大期间以李春城为代表的一干高管落马，看作是“打老虎”，这次通报的六个典型，无疑是打“苍蝇”。六个典型涉及的官职不大，但非常有典型性。民间常说中央的精神是好的，但是越到基层跑调得越厉害。这六起典型都是来自基层，具有广泛代表性，这次通报对基层的胆大妄为有着很强的警示和威吓作用，彻底打消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侥幸观望心理。
腾讯一手机网民:无论事件大小，都一视同仁，一律对待，决不搞下不为例，决不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才能杜绝一切贪污浪费等行为。
观点三 规定需严格执行与落实，严惩违纪者
人民网网民“扬起帆兮去远航”:不掐住违规官员的脖子，他就戳廉政的脊梁骨，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远不够，得发生一起处理一起才行。
搜狐网民“杨宜勇”:“八项规定”是改进文风会风、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的重要举措。有了制度规定，没有严格的执行和落实，就会流于形式，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与形象。改进作风，必须既设“高压线”，又通“高压电”，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按照“零容忍”原则，动真碰硬，严查严纠，维护“八项规定”的严肃性、权威性。
新浪网民“骑车上海行”:关键是八项规定能否执行下去，重点是如何处理违规违纪者，从重严惩才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否则，不痛不痒，免职再复职只能越反越腐。
观点四 加强群众监督
人民网网民“翰烽”: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必不可少。建立一个常态化的监督机制，媒体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充当监督角色，让群众成为领导干部身边无处不在的眼睛，才能形成足够的震慑。
新浪网民“大漠飞虎2011”:建立监督机制，拓宽举报渠道，才能有效抵制腐败!健全完善的法律和监督体系作支撑，对政府职能部门形成互相制约的体制架构，并发动群众监督检举揭发丑恶，加大反腐力度，真正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
百姓话儿童安全：
观点一 对侵犯儿童权益犯罪要严惩
腾讯网网友 对侵犯儿童权益的犯罪行为，绝不能姑息，绝不能容忍，要依法重判!这些道德沦丧、丧尽天良的行为，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和制裁。
观点二 保护儿童权益需全社会共同关注
新华网网友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需要全社会的联防。要建立未成年人防止受侵害的综合预防体系，从社会、家庭、学校、社区的角度，开展综合治理。让社会群众的保护、家长的监护、孩子的自我保护等多位一体，多管齐下。
观点三 侵犯儿童权益易引发儿童犯罪
人民网网友 侵犯儿童权益的行为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很多孩子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自闭、情感淡漠、抑郁，甚至对家长或者老师存在逆反心理、报复心理，以至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百姓话科学素养：
网民“舒天烈”：王林擅长玩蛇。在《山海经》中，有一种叫“委蛇”的幻想生物，人首蛇身，并且有两个头。这正是一些“大师”的写照——一头是迷信，一头是利益，终归会合体。而这种“委蛇”，最怕的是打雷。或许，该有法规纪律的雷声响起，震慑一下这些妖异了。
科学力量_39353：王林事件中，马云、李连杰、赵薇等人的行为虽然令人可悲可叹，但各路媒体，包括央视的焦点访谈，没有坐等，而是及时的揭露，有相当部分的网友也持有质疑和批判的态度，显示了一定的科学素养，这是令人倍感鼓舞的。在中国，各类大师的日子只能是越来越难过。
李斌0791：“风水大师”、“气功大师”都是时代的怪相，这类“伪大师”们以愚蠢、低劣的手段来挑战人类的智商、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却得到众多无知者膜拜。没有坚实的科学信仰只能并将不断产生这种愚昧的现象。
开噗噗车的小Q：精神空虚，信念缺失造就了这些所谓似神似仙的道貌神棍，命运不是靠谋算，前途不是靠胡诌，与其相信牛鬼蛇神的无稽之谈，不如踏实本分的走自己脚下的路。用科学信条充实精神世界，用真善美填补内心的无妄虚伪。
李斌0791：“气功大师”的风靡中华大地及其众多粉丝的膜拜，是对理性、科学、文明的严重侮辱、践踏、亵渎。难道要使“赛先生”匍匐在地、向隅而泣?
百姓话贫富差距：
观点一 设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
网友“十三郎”：必须完善工资增长机制，很多地方声称工资逐年增长，却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使得工资增长没有落到实处，还有全国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收入水平，也因为监督的匮乏而不能有效落实。
观点二 加大对隐形收入、违法收入的监查
网友“欧阳一刀”：建立完善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防止偷税漏税行为的发生，这样才能保证起码的公平
网友“佳宜”：官员腐败需遏制，官员的各种隐形收入超过其工资收入，政府需加大力度进行整治。
观点三 进一步完善税收调节的功能
网友“蓝天云”收入的调节可以从税收方面着手，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税，转移支付给低收入者，对中低收入群体减税，缩小收入鸿沟。
网友“真的爱你”：调整后的个人所得税仍存在该减的没减够，该多征的没多征，调节居民内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观点四 公务员工资制度需进行改革
网友“晴空万里”：公务员、事业单位和社会实行两套标准，这是我们要反对的，必须实现同工同酬。同样的福利制度是不分对象的。大家都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贡献，为什么企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就要比机关单位的退休人员退休工资要少很多?建议中央政府实行“单轨制”，以缩小收入差距。
观点五 缩小同行业间收入差距 实现同工同酬
网友“沙漠骆驼”：希望国有企业加快一视同仁的人事制度改革，尽快实行同工同酬，不要把职工分成三六九等，彻底解决招聘工们“干得多、挣得少”的问题。
其它
网友“鱼翔浅底”：完善税收体系，严控虚高物价。细化调资的倾斜政策，参照个人工资水平与社会人均工资水平的比差，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最大限度地用于提高同层次人员中的低收入者水平。
希望可以帮到您！
如有疑问，欢迎向中公教育企业知道提问。

9. 杨宜勇的主要学术论文

《棚改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
《构建城乡统筹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我国社会就业压力与大学生就业难题的破解》
《Rezeption eines Sozialversicherungsmodells-Problemaufriss in Bezug auf die Wahl eines
Sozialversicherungsmodells in einem Entwicklungsland》
《中国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研究综述》
《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就业增长相关分析》
《加快失地农民社保体系建设》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十一五”时期的对策》
《The Urban and Rural Poor in China and their Income-earning Potential》
《瑞典和德国中等收入阶层调查》
《当前就业形势分析与建议》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战略任务》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现状、问题及其对策》
《解读分配制度改革》
《执行新政策 要有新思路》
《以小企业发展拉动就业增长》
《社区服务业，潜力巨大的就业领域》
《从战略高度促进就业和再就业》
《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新态势》
《我国社区就业发展状况调查》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新起点》
《坚持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之路》
中国的就业形势、问题及其对策
人民日报署名文章《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2011年 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的评论文章，在分析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时认为，既有自然因素、历史因素，又有市场因素、制度和政策因素。其中重要最重要的，要算从制度和政策来看，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和因素会引发或加剧收入分配问题，比如制度规则不完善、执行和监管不到位等都会影响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并进一步指出，在初次分配领域，如果改革和宏观调控不到位，造成资源配置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就会影响正常的收入分配。如果没有建立合理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就难以有效缓解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问题。在再分配领域，如果税收制度不健全、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就会造成收入分配调节不力。在第三次分配领域，如果相关机制不完善、社会氛围不浓厚，就会影响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附：《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逐步将市场机制引入初次分配领域，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与此同时，收入分配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如劳动者收入增长较慢，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等，引起人们强烈关注。分配问题解决不好，发展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严重时还会因消费能力不足而使发展动力衰减，影响经济发展；因贫富差距扩大而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现在正当其时。
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
造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历史因素，又有市场因素、制度和政策因素。
从自然条件来看，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比较大，有些地方土壤肥沃、气候良好，有些地方土地贫瘠、气候恶劣。自然条件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自然条件差异是造成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不同的原因之一。
从历史发展来看，一方面，不同发展阶段对各个行业的发展需求不尽相同。总体来说，行业发展遵循着从低级的以自然资源开发和简单劳动为主的行业向高级的资金密集、科技密集、人才密集行业发展的规律。不同行业发展快慢不同，其从业者收入水平就不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也有少数人钻了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法律和制度还不健全的空子，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了财富。同时，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对一些区域和行业实行的倾斜政策、城乡二元结构、政府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三轨并行等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合理和收入差距扩大。
从市场机制来看，一方面，由于人们所拥有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存在差异，因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必然会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使得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参与市场竞争、参与收入分配，进而造成竞争环境的非公平性，从而引发收入差距，比如行政性垄断、劳动力市场流动壁垒等。同时，资本的逐利本性尤其是投机行为也会强化财富的累积效应，拉大收入差距。应当看到，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的收入差距能够激励人们积极奋斗，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会造成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并会形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需要进行调节和矫正。有鉴于此，我国目前应重点治理市场分配领域存在的不合理、不规范、不合法现象。
从制度和政策来看，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和因素会引发或加剧收入分配问题，比如制度规则不完善、执行和监管不到位等都会影响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这方面的问题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和避免的。具体来说，在初次分配领域，如果改革和宏观调控不到位，造成资源配置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就会影响正常的收入分配；如果没有建立合理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就难以有效缓解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问题。在再分配领域，如果税收制度不健全、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就会造成收入分配调节不力。在第三次分配领域，如果相关机制不完善、社会氛围不浓厚，就会影响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先富群体快速扩大，社会各群体收入都有较大幅度提高，为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同时，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平感增强问题突出。当前，我国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对于收入分配问题，过去解决可能不具备条件，再晚解决就可能错失很多机会甚至导致问题积重难返。因此，现在解决正当其时、势在必行。
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主要表现在影响居民消费能力，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主要靠“三驾马车”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来拉动。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潜力。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人们越富有，消费倾向就越低。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就会严重弱化居民的消费能力。因为低收入阶层虽然消费倾向高，但没有消费能力；高收入阶层虽然有消费能力，但消费倾向低，从而造成整个社会消费需求不足。消费不足，经济增长就缺乏内生拉动力，就难以通过消费升级和消费热点的形成拉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经济发展。
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社会长期和谐稳定发展。主要表现在引发社会公平问题，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突出，妨碍社会和谐稳定。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容易使人们形成认识偏差，影响人们奋斗精神的发挥以及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认同。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阶层分化，使各种利益群体之间产生矛盾，引发社会冲突，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和社会危机。因此，我们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收入分配问题涉及面广，既是民生问题，又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既要调整既有利益格局，又要兼顾发展和稳定；既是分配领域的问题，又须行政、市场、立法、司法等多方面配合，因而成为目前深化改革的热点、难点和重点。
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和调整力度
党和政府对收入分配问题高度重视，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调整分配关系、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初次分配领域，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引导企业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在再分配领域，全面取消农业税，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全面建立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开展城乡医疗、教育等社会救助；不断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扩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等等。其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和城乡低保标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等措施，都起到了很好的“提低”效果；重视改革发展教育事业、大力发展科技事业、鼓励自主创新和自主创业、着力提升低收入者的素质和能力等，都是“扩中”的有效举措；限制垄断企业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则是“控高”的有效举措之一。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中指出，“十二五”期间，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作为今年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些都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指明了方向。当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综合运用三个条件：一是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健全，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具有较为雄厚的基础；二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问题具有强烈的社会共识，可以转化为推动改革的势能；三是我们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借鉴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努力做到别人“吃一堑”、我们“长多智”。
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其中政府应起到主导作用。具体来说，政府可以在以下几方面着力：在初次分配领域，坚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统筹城乡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再分配领域，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在第三次分配领域，加大对慈善事业的支持力度，通过法律法规予以规范，通过税收优惠予以鼓励。
应当看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关系，不是一个文件、一个政策的出台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国家、企业、居民的关系，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关系，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关系，进而建立健全多层次的收入分配机制，加大收入分配关系调整力度。只要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通过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就一定能使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10. 反垄断法出台了没如果出了，中国的石油还是垄断的吗

2007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来通过反垄断法源，但是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地位有自然垄断的内涵，反垄断法虽然提出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石油领域，但是目前国内没有人有能力收购中石油中石化，所以他们的垄断地位还要维持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所以法律的反垄断不能代替自然的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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