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审批

❶ 如何申请建立院士工作站

（1）明确申报流程

1.各省、市科协是“院士专家工作站”的指导单位，负责受理、审查建站申报材料、组织评审等建站推动工作。

2.各区、县、功能区、集团公司科协，申报单位的业务主管单位作为推荐单位，负责本地区、本系统的建站推动和申报组织工作。推荐单位需对建站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

3.建站申报时间一般为当年4月至9月，具体时间安排请参看年度《申报通知》。请推荐或申报单位于截止时间之前报送书面申报材料，逾期不再受理。

4.书面申报材料一式四份，其中一份的院士专家与企业（单位）《共建协议》要求为原件。

（2）准备申报材料

建站申报材料包括《建站申请》、《“院士专家工作站”登记表》、《共建协议》、《企业介绍》、《项目技术需求》、《已请或拟请院士专家情况》、《建站条件》和相关附。

（一）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的申请

（二）“院士专家工作站”登记表

（三）共建协议

（四）企业（单位）介绍

（五）项目技术需求

（六）已请或拟请的院士专家情况

（七）建站条件

（八）相关附件

（3）申报、评审程序

• 建站企业（单位）向推荐单位提交申报材料电子版；

• 推荐单位（区、县、集团公司科协或业务主管单位）审核；

• 申报材料电子版提交市科协；

4. 市科协审查申报材料电子版并提修改意见；

5. 建站企业（单位）报送正式书面申报材料；

6.现场考察；

7.评审。

❷ 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袁隆平被称

袁隆平，北京人，汉族，运用生物科学技术，培育出举世闻名的杂交水稻，是著名的杂技水稻之父．
故选：C

❸ 孙均院士的个人简介和研究方面！！！！！！比较急！！！！！！要详细的！！！！！！谢谢！！！！！！

孙钧 （.10.23-) 生于江苏苏州，祖籍浙江绍兴，工程力学家，隧道与地下结构工程专家。长期从事高校地下建筑工程专业教学，进行地下结构理论研究，对发展地下结构流变力学、粘弹塑性理论和防护工程抗爆动力学等学科有重大贡献。出色地完成了多项重大工程、国家基金和科技攻关任务。1976年，他在国内率先为进修人员和青年教师开设了“地下结构非线性静、动力问题有限元法解析”、“地下结构粘弹塑性理论”及“地下结构抗爆动力学”等一批新课程和专题讲座，为以后国内这一学科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1926年10月23日 出生于江苏苏州。1938-1944年 就读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工科毕业。1944-1949年 先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转入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结构专业，获工学士学位。1949-1951年 先后在上海华东航空处和公共房屋管理处任技术工作。1951-1952年 任上海交通大学助教。1952-1980年 任同济大学讲师、副教授、地下工程系副主任、同济大学教务处处长。1980-1981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NCSU）土木工程系访问教授。1980年至今 任同济大学教授、结构工程系系主任、地下建筑工程系名誉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1年11月- 选任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改称院士）。孙钧，字秉之，1926年10月23日出生于苏州，祖籍浙江绍兴。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家迁往上海，1938年，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初中，1944年，毕业于该校高中工科，同年9月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45年秋，转入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1949年5月，毕业于该系结构工程专业。孙钧出身于书香门第，更兼青少年时期接受过著名学府的系统基础教育，自幼养成了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在大学读书期间受师长熏陶，牢记“要趁年轻求知欲旺盛且又精力充沛，多读几本经典著作，做它几千道习题，以后一辈子受用不尽”，“做学问也要像建造房屋和桥梁，先要有坚实牢固的基础”等教诲，曾潜心攻读S.铁木辛柯（Timoshenko）的著作《弹性理论》、《板壳力学》、《结构稳定与振动》，以及K·太沙基（Terzaghi）的《理论土力学》，蔡方荫的《普通结构学》等经典著作，从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为他后来在土木结构工程领域继续深造和开展学科前沿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49年夏，大学毕业后的孙钧在上海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参加培训，接受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思想教育。结业后先后在华东航空处研究室和上海市公共房屋管理处担任技术工作。1951年秋，调至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任助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又被调至同济大学并升任讲师，从事工程力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由于谙熟俄语，1954年9月他担任了在同济大学工作的前苏联桥梁专家的翻译，学科领域随之改为桥梁结构与施工，后来就留在桥梁隧道教研室工作。其间结合当年武汉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工程建设，曾进行预应力混凝土迭合梁和夹板拱木支架及电热法预应力管柱生产、设计工艺等方面的研究。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初，国家建筑工程部要求同济大学筹办国内高校第一所地下建筑工程专业，孙钧受命组建地下建筑教研室，任教研室主任并晋升为副教授，学科方向转为隧道与地下建筑工程，并从此开始了他在地下工程学术领域从事教育与科学研究工作的漫长生涯。1980年，晋升为教授。在探索地层奥秘、开发利用地下空间资源这块沃土上，他辛勤耕耘，以累累硕果成长为国内外该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80年代，他历任同济大学地下工程系和结构工程系主任、校教务处长和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孙钧1960年至1961年，他率领部分教师和首届地下建筑工程专业学生数十人，负责了我国第一座特大型军用地下飞机洞库工程的建设。1965年至1966年，他作为总体设计负责人，主持了上海市第一座地下铁道车站——迄今国内外最大的预应力混凝土气压沉箱工程的勘测和设计工作，并担任上海打浦路黄浦江越江隧道工程设计和施工的技术顾问，亲自参与了该隧道备用车道连续沉井的设计工作。70年代，孙钧对我国人民防空工程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培养了大批学生，充实了人防工程设计、施工和科研部门的技术队伍，而且为上海市人防工程示范性地规划、设计了多处不同等级的人防样板工程，包括分几批培训技术干部。结合这一时期为数众多的工程实践，孙钧对地下结构设计计算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进而涉猎地下防护工程抗爆结构动力分析等复杂力学领域。1976年，他在国内率先为进修人员和青年教师开设了“地下结构非线性静、动力问题有限元法解析”、“地下结构粘弹塑性理论”及“地下结构抗爆动力学”等一批新课程和专题讲座，为以后国内这一学科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1980年至1981年，作为访问教授，孙钧去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NCSU）土木工程系进一步探索研究具有国际水平的地下结构学科理论，并搜集了一批宝贵的实验、测试资料以及最新参考文献。回国后不久，他被审批为国内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他作为学科负责人，在同济大学领导的“结构工程”和“岩土工程”两个学科被双双批准为我国首批重点学科，并于1985年批准建立国内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动工作站。从80年代初开始，他带领教师和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结合近20项重大工程的建设任务和国家“六五”、“七五”、“八五”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以及10多项国家与部委下达的科学基金课题，就发展地下结构流变力学和粘弹塑性理论，以及地下防护工程抗爆动力学等前沿学科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截至1992年底，他个人或与他人合作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试验报告有120余篇，出版专著5部，其中1988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地下结构》上、下册一书，曾在1989 年莫斯科国际书展中被评为优秀图书，并获1992年度国家建筑类优秀图书二等奖。近20年来，他的研究成果已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3项，以及部委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6项，由国外颁发的荣誉一等奖1项，连同其他奖励共约20余次。许多成果经技术鉴定居国内领先地位或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1991年11月，孙钧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院士，同时，他还兼职许多学术职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土建、水利、测绘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材料与工程学部土建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委，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委会专家组成员，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副主席，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暨中国国家小组主席，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等。另外还受聘为长江三峡工程、江阴长江公路大桥（国内最长悬索桥）、北京和上海市地下铁道工程等等许多重大工程的技术专家和顾问，以及国内若干所重点大学的名誉教授和国外一些大学的客座研究员。技术成就创建高校第一所地下建筑工程专业在世界各国的文明史上，地下空间的利用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天然洞穴），而现代地下结构工程的大量兴建却仅自20 世纪初才开始。建国初期，我国高校设置有桥梁与隧道工程、采矿工程和水工建筑物等有关专业。50年代末起，国内开始规划筹建各类大型国防和人民防空地下防护工程、地下铁道、越江隧道、水电站地下厂房和各类水工隧洞等等，迫切需要在最具备条件的同济大学创办国内外都还没有过的“地下建筑工程专业”，以培养可以从事上述有关工作的专门科技人才。历史的重任落到了孙钧肩上，他担任了地下建筑工程教研室主任，以后又担任地下工程系副主任和结构工程系主任（地下建筑工程专业划归入结构工程系）。在该学科领域，地下建筑工程交叉融合了工业与民用建筑、结构工程、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岩石力学以及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等学科的特色，属于新兴边缘学科。专业创始之初，孙钧举步维艰，对教师们提出了“在战斗中成长”的口号，结合参加国家重大地下工程建设的实践，一面编写新课教材，一面开展科学研究，并筹集经费建立地下结构实验室。他身体力行，除主持学科建设以外，还亲自开设了“地下建筑规划与设计”和“地下特种工程（防护结构）”两门新课，同时招收“地下结构”方面的研究生。到1996年9月为止，该专业已培养本科生1500余人，他本人已培养毕业硕士生25人，毕业博士生28人，出站“博士后”7人，（现在学硕、博士生18人，博士后2人）。这些人才遍布全国各地的勘测、设计、科研、施工和教学部门，已经或正在成长为我国地下工程建设的中坚力量。孙钧十分重视师资培养和学科建设。 孙钧
7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孙钧就向全体教师提出了“认真读一本书，在学术上赶上时代发展步伐”的求，并推荐了由C·S·德赛（Desai）编著的《有限元素法引论》。他还将书中内容分成专题，指定教师分工精读后在教研室作学术报告，随后开展讨论。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教研室的学术空气很快复苏，学术论文年出版数达到30篇以上，学术水平在短期内跃居国内领先地位。在师资力量方面，开始时教研室仅有教师12人（其中副教授2人、讲师4人），80年代中叶发展为32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17人、讲师10人），加上常有约25～30 名在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等较高层次的研究人员，使由他组建并作为学科负责人的教研室与下属的几个学科组逐渐成为人数众多、梯队级配合理、阵容齐整和十分能团结战斗的集体。孙钧常说，“像我们这样的专业，一定要在所有重大研究领域都有人分兵把关，并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教研室设有设备良好的专业实验室，并设有结构工程（地下结构方向）、岩土工程、桥梁与隧道（隧道方向）、地震与防护工程（地下防护工程方向）以及地下空间规划与利用共5个硕士学科点，前两个还设有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工作站。该专业归属的同济大学结构工程和岩土工程两个学科，于1987年都被批准为国家首批重点学科，在国际、国内岩土和地下工程界享有声誉。开拓了地下结构工程力学本世纪60年代，奥地利专家L·V腊布西维兹（Rabcewicz）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用于隧道设计与施工的新技术，简称新奥法（New Austrian Tunnelling Method——NATM）技术。这类技术的基本要点，是依靠由多种量测手段获得的信息对隧洞开挖后围岩的动态进行监控与预测，并据以指导隧道支护结构的设计与施工。在支护结构型式上，新奥法技术摒弃了以整体式混凝土衬砌被动地支撑洞室围岩的传统做法，改由适时构筑的柔性、薄壁、能与围岩紧密贴合的锚喷网支护以保护与加固围岩、而又以围岩的自承与自稳能力为主体的天然承载结构，使其能以依靠自身能力保持持续稳定，从而达到省工、省料和降低造价的目的。70年代以来，国内对这类技术逐渐重视，并开始在工程实践中推广应用。孙钧不仅热心关注在国内推广采用新奥法技术，
孙钧
而且专心致志于以力学原理对其作出理论解释和制定锚喷支护优选方案的研究，深入探讨施锚区围岩抗剪强度的提高等问题，并在逐步取得成果后，开拓了新的学科分支——地下结构工程力学，使新奥法技术不仅更加完美地应用于一般隧道工程建设，而且适用于大型复杂的地下厂房结构等的设计和施工。在创立新学科分支的过程中，孙钧结合所承担重大工程的设计和研究工作，将岩土力学、工程计算力学、地下结构与施工，以及系统分析与优化理论等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对大型复杂地下工程结构物建立了可考虑不同工况、不同施工受力阶段、逐次分步开挖效应以及相邻洞室开挖优化步骤比选的施工模拟理论，包括制定相应的分析手段和编制程序软件。这一重大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地下结构的理论内涵，而且为现代地下工程实用计算理论的建立、完善并使之走向规范化奠定了基础。有关成果已于“六五”、“七五”和“八五”期间在多处水电站地下厂房、隧洞和矿山井巷工程中被采用，取得了显著的技术与经济效益。在地下结构粘弹塑性理论方面，孙钧对非连续岩体“隧洞围岩——支护系统”的蠕变机理与时效应力重分布，软弱岩体和饱和软粘土的非线性流变属性，渗水岩体中膨胀围压、渗流与蠕变的耦合力学效应及其对围岩稳定性和隧洞支护受力影响等地下结构理论的前沿课题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共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委博士点基金与上海市科委基金课题11项，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地下防护结构抗爆动力学研究领域，孙钧对锚喷支护的抗爆动力性能以及坑道、地道结构在核爆冲击波作用下与岩土介质动力相互作用的力学机理与力学分析计算等开展了理论研究，建立了新的分析手段与数值计算方法。这项成果不仅得到广泛应用或纳入规范，而且对该分支学科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为地下工程建设默默奉献的尖兵孙钧历来不做空泛的学问，反对“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他的学风严肃而活泼。他十分重视以理论作指导为地下工程建设事业多做贡献，不仅多次亲自主持重大工程的规划与设计，而且总是结合在实际工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开展科学研究。70年代后期起，孙钧在参与云南鲁布革水电站地下厂房设计研究的过程中，承担了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项目“水电站地下厂房围岩——支护系统的粘弹塑性分析”的研究任务，并以这一工程项目为依托，完成了中国科学院基金项目“非连续岩体地下结构粘弹塑性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1987年组织了部级专家评议，认为这个项目“研究工作学术上有创新，其理论分析部分达到了国际水平，并能注意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工程建设，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80年代中期，他又结合天生桥一级电站的建设，积极承担了水电部“七五”攻关项目“天生桥一级电站导流隧洞全断面开挖的实验与理论研究”。嗣后又陆续接受或承担的大型水电站地下厂房和各类水工隧洞科研咨询任务有：天生桥二级电站、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广州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拉西瓦电站、四川二滩电站和云南小湾电站等等。同一期间，孙钧还主持了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淮南煤矿软岩井巷预制大弧板支护研制与工业性试验”的研究，所得成果对指导软岩巷道掘进与矿山开采有重要价值。他的地下结构施工模拟与开挖时空效应的力学分析理论还被应用于某大型国防极软岩坑道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取得了成功。80年代中期起，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工程建设逐渐掀起热潮。国内各大城市相继兴建地下铁道、地下车库、地下商城和商业街综合体，孙钧担任了北京和上海市地铁建设的技术顾问，以及迄今国内最大的上海市人民广场地下车库与地下商城工程和全国各地许多重大工程建设的技术顾问。此外，他还亲自主持了青岛市地下铁道合理埋深的研究、江阴长江大桥与过江隧道的比选研究以及广州虎门悬索桥锚碇工程质量评价与工程对策研究等项任务，为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付出了汗水和辛劳。进入90年代以来，他又作为长江三峡工程的外聘专家，为船闸高边坡岩体的局部稳定与闸室的变形控制，多次下川江、攀上子岭而劳碌奔波；为上海宝钢三期工程外港建设在酷暑中伏笔书写研究报告，肩负了一位院士应该挑起的为国分忧的历史重担。数十年来，孙钧跋山涉水地赶赴一个又一个工地，进行现场勘察和调查研究，获取从事研究工作的第一手资料。90 年代初，他曾一年中几次在沪渝航道上奔波，为了成渝一级公路上几座隧道设计方案的比选，为了搞清华荫山大断裂与地下采掘的内在联系，巴山蜀水之间留下了多少他的足迹。为了检查现场测试仪表装置，他曾步入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地下洞室内数公里，早年还曾踏遍了吉林边塞地区的许多崇山峻岭，深入淮河南北的地下深处逾千米，针对工程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出主意、想办法，最终努力探求他所要求的“最优解”。80年代以来，孙钧在结合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中开展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取得的成果已产生巨大的技术与经济效益。例如他通过对成渝一级公路4座长大隧道运营通风、出入口照明和光过渡设计所作的研究，提出了改用纵向全诱导式射流通风取代横向通风以及采用改善洞口照明的计算机监控以取代洞外光过渡的设计构思，使得仅一座隧道就可为国家节约投资约3000万元。
孙钧
兴趣——锲而不舍的动力孙钧取得上述学术成就的原因，他自己认为仅是那么简单而又发人深思：“几十年来，使自己忘我以求、锲而不舍的动力，可说只是‘兴趣’两字。”“因为有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当我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探索学问上的真理时，就会因为有了一股莫大的、自发的热爱情感而痴心、入迷。”“谁也没有要求我这么做或那么做，但老牛不鞭自奋蹄啊！这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就像每天要吃饭、要睡觉一样。”孙钧还动情地说，“不管学习什么，只要刻苦钻研进去，就会感到知识之广、之深真是浩如烟海，越学越有兴味，钻研与兴趣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样，成功也就在向您招手了。”90年代是孙钧功成名就的年代，虽然他年逾古稀，然而他却仍然兴趣不减当年，还是几十年如一日意气风发地率领学科组全体成员努力攀登新的学术高峰。主要论著1 孙钧，吴逸群.岩土介质中应力波传播问题的有限元法分析.岩土工程学报2 孙钧，侯学渊上海地区圆形隧道设计的理论和实践.土木工程学报
孙钧3 孙钧.地下抗爆结构有限元数值分析的若干课题.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4 孙钧，侯学渊主编.《地下结构》上、下册（专著），北京：科学出版社5 孙钧，章旭昌.软弱断层流变对地下洞室围岩力学效应的粘弹塑性分析.岩土工程学报6 孙钧，汪炳鉴主编.地下结构有限元法解析（专著）.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7 孙钧，黄伟.岩石力学参数弹塑性反演的优化方法.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8 孙钧，蒋树屏，袁勇，黄宏伟.《岩土力学反演问题的随机理论与方法》9 孙钧.《地下工程设计理论与实践》（专著），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❹ 中国科学院院士会议评审什么时候公布

我国的院士评选是从1955年开始的,在正常情况下每两年评选一次.分别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评选出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合称两院院士.2009年两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分别为296人和449人,其中与生物相关的包括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农业学部等,候选人当中也不乏大家熟悉的一些科学家,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科学家 将在评选期间陆续介绍候选人的相关情况,并进行大型民意调查,欢迎大家参与. 2009年的院士增选工作开始于1月1日,候选人推荐工作在2009年4月30日结束,经过院士推荐和归口初选部门推荐,并经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审议,5月20日确认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为296人,其中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部63人. 此次增选作了一些小的修订.其中,要求各部门在推荐院士时进一步客观公正地反映候选人的实质性科技成就和贡献,而不是简单地关注获奖次数、等级和文章数目.这些修订主要包括：要求归口初选部门的初选委员会进行会议评审；明确在审核被推荐人的院士候选人资格时,要将两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年份合并连续计算,即“凡已连续3次被推荐为中国科学院和被提名为中国工程院的有效候选人,停止1次院士候选人资格”；对《院士候选人推荐书被推荐人附件材料》填写的有关要求也有少量修改,旨在引导各部门推荐院士时不要简单地关注获奖次数、等级和文章数目.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中科院院士的标准和条件为：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具有中国国籍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院士增选采取院士直接推荐和部门按照组织系统推荐的方式,不受理本人申请.院士增选过程包括推荐候选人、通讯评审、公示、会议评审、选举等环节,有效候选人和初步候选人名单要向全社会公布,有效候选人的相关材料都要进行公示,全部过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❺ 评选中科院院士必须得是博士吗

目前来说是的。
因为博士学位是你作为一名优秀科研工作者的证明。现在国家对博士点审批回很严格答，只有最优秀的专业才可以设置，而且各高校也都十分看重，可以说博士道标了这个学校的最高水平，博士毕业就代表学校的脸面，所以导师要求会十分严格，这也保证了院士的高门槛

❻ 谁知道中国院士们的成就

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及其问题

一项国际通行的制度，何以在我国引起如此巨大的争议？我国院士制度的症
结何在？应当如何寻求解决之道？这是我们讨论院士制度所不可回避的一些问题，
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从追踪中国院士制度的由来和演变入手，分析其
得失与利弊，希望对回答上述问题能有所裨益。

一、中研院院士制的建立

中国近现代科学是移植西方近代科学而发展起来的，院士制度也不是中国固
有的产物。从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科学进入中国，到院士制度的建立，足有一百
余年。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如此缓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对科学支持不力。
清朝末年，尽管有识之士早就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西学格致救国”，
清政府中的高官也倡导“借法自强”，但直到清朝覆亡，中国并没有建立自己的
国立科研机构，甚至也很少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科学
发展也没有纳入政府的计划。在中国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度，社会中层组织力量极
为薄弱，如果不仰赖政府的强有力支持，科学就很难有发展的机会[郝刘祥、王
扬宗，2004]。正是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蔡元培、李煜瀛等推动成
立的中央研究院（1928年），采取了法国科学院模式，是具有研究实体的国家科
学院。中央研究院通过设立一系列研究所，开展科学研究，带动中国科学事业的
职业化；进而从全国学术精英中遴选出聘任评议员[1]，于1935年成立评议会，
使之真正成为全国最高学术机关。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成立是中国科学建制化的一个重要成就。聘任评议员的
资格和遴选坚持了严格的学术标准和选举程序，从而保证当选的评议员都是国内
的顶级学者。评议会的职能（决定学术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推举院
长候选人等），使之起到指导和联络全国学术研究以及保障学术研究之独立性的
重要作用[陈时伟，2003，页191]。正是在此基础上，由第二届评议会主持，于
1948年完成了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选举。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选举时值内战正酣、民/怨沸腾之际，有识之士对于选
举能否顺利公正进行不无忧虑，然而结果则出乎意料地成功。推究其原因，或许
正是由于严峻的国内局势，使来自学术之外的政治等因素的干扰反而降到了最低
限度，这是一次完全由学术界自主的选举。同时，评议会设计了周密的推荐和选
举程序[2]，充分体现民主和公开公正，评议员以学术贡献为标尺，尊重同行评
议意见，从而确保了选举的顺利进行。

中研院首届院士选举是现代中国学术界自主选举学术精英的一个典范，标志
着中国的学术建制已逐步走向成熟[郭金海，即出]。首届院士的选出，使中研院
的体制趋于完善。但不久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在新中国的蓝图中，中央研究
院等旧机构被彻底抛弃或改造，来之不易的院士制度就此作废。新成立的中国科
学院实行的乃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科研体制。

二、学部和学部委员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从一开始，人民政权就远比旧政权重视
科学技术。在巩固政权之后，中国科学院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全国科学中心。
中科院与中研院在体制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尽管中科院更多地吸收了苏联科学
院的一些做法。然而在院士制度上，中科院并没有立即仿效苏联，而且建立学部
和学部委员制。这是为“建立和健全全国科学领导中心，吸收优秀科学家参加中
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使全国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更能根据国家需要
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而采取的重要措施[3]。在得到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批准
之后，学部于1954年6月开始筹备，1955年6月正式成立。与此同时，开始了学部
委员的推选工作。学部委员的入选资格主要有三条：学术成就、在推动中国科学
事业方面的贡献以及忠于人民的事业。学部委员的推选虽然都经过了科学家的提
名推荐，但“最后是由中央有关党政部门协商决定的”[薛攀皋，1999]。

大家都知道，学部委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前身，但“学部委员”与院士的
区别是很大的。1955年，中国科学院筹备学部时，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
就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我国科技
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
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因此决定稍缓进行院士的选聘。
同时，学部委员不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更重要的是需要他们承担中国科学院乃至
全国科学技术的学术领导工作。因此，一批在学术界关键岗位上的党员领导干部，
也被聘为学部委员。学部委员的资格，在学术之外，也就增加了一条政治标准。
学部委员的聘任，要报经国务院批准。凡此都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学
术界的统一领导。

学部委员的这种职责，也就决定了其数额将大大多于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名
额。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81人，除去人文科学组的28人，科技专家只有53人。
1955年，学部成立时，第一批学部委员为233人，不计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61
人，属于科学技术方面的委员为172人，两年后增聘18人，达到了190人。首批学
部委员的人数是前中研院院士的3.6倍。这个数量上的急剧增长，并不代表七八
年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是出于当时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迫切需要，
反映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对于科技事业的极大重视。学部委员制是为快速发展中
国科学技术事业而采取的举措，如果依循旧体制，显然难以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
建设的新形势。这一批学部委员，在我国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大都发挥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们是现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人。

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规程》（1955年6月28日）[4]，学部是分工
进行学术领导的重要机构，分设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
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共四个学部[5]。各学部的主要任务，不但要“了解与本学
部有关的各门科学技术的全面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并解决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上
的各项学术问题”，指导所属研究机构制订“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
以及学科发展计划等，还要负责检查和评价所属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等
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各学部的经常性工作由学部常务委员会领导，常委会设
主任1人，副主任1-4人，常务委员2-5人，学术秘书（非学部委员）1人。各学部
另设办公室，由学术秘书领导。学部设立后，组织召开了许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
参与主持了第一次中国科学院奖金的评选，特别是在制订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
远景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有意味的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和学部委员在学术方面的领导作用是很有
限的。正如樊洪业先生指出：“中国科学院学部虽然名义上说是对院属各研究所
实行对口的学术领导，但学部常委只是在头两年有些‘议事’，未久即形同虚设。
各‘学部’的办公室也迅速蜕变为院机关中的业务行政部门。”[樊洪业，2005]
因此，对于多数学部委员来说，“学部委员”这一称号主要是荣誉性的。由1957
年增聘的学部委员就是以学术成就为资格标准一事也可概见。

学部委员转变为一种荣誉称号，并非学部和学部委员制度的设计者的初衷，
然而有其必然性。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中，科学院党组、正副秘书长和学术
秘书处（1956年7月撤销）、计划局等有关领导机构，具有更大的权威，在许多
具体环节，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权很难落实。比如，华罗庚虽然担任数理学部副
主任和数学所所长，但有时对所务和学术的领导权还不如一些党员；一些学部常
委还不如学部秘书重要。归根结蒂，就是党和知识分子之间还存在隔阂，前者对
后者不很信任。因此，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之下，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作用受
到了限制。尤其在反右和大跃进之后，知识分子政策趋于极端，经过批判资产阶
级科学路线和“拔白旗、插红旗”等运动，11位被打成右派的科技专家被剥夺了
学部委员的称号[6]，更多的学部委员受到冲击，被当作批判对象。在这种形势
下，学部委员的荣誉性都丧失了，更不用说起到什么学术领导作用了。“文化大
革命”开始不久，学部“被作为所谓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产物，专家路线的产
物，被彻底砸烂了，许多学部委员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7]，不少人
惨遭迫/害/致/死，学部委员的称号也是名存实亡了。

三、学部的恢复和1980年的学部委员增选

“文革”结束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被提到了“四个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位
置。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的第二年，1979年1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学部恢
复活动，学部的原有职权也很快得到恢复[8]。此时，原有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学
部委员已从172人减员为117人，平均年龄达73岁。因此，增补学部委员，以充实
和健全学部机构成为当务之急。1979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增补
学部委员的报告，增选工作随即展开。

中国科学院最初计划通过增选使学部委员总人数达到300人左右，也就是说
最初计划新增约185人[9]。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为了充实学部，吸收更多中青年
优秀科学家参与学术领导工作，次年学部委员会议又决定扩大增补名额为330人
[10]（薛攀皋，1999；Cao Cong,2004,pp.64-64）。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增补办法》[11]的规定，全体学部委员会议进行无记名投票，得票超过三分之二
者可以当选，但实际上最后是以得票超过半数者当选，结果新增283名，学部委
员总人数达到了400名。

前已述及，学部制度不同于院士制度。学部委员主要承担中国科学院不同层
次的学术领导工作，而院士主要是一种学术荣誉，一般不必担任学术领导工作。
两者的学术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办法》规定：
“中国科学院学部是由我国优秀科学家组成。凡研究员、教授、国际工程技术人
员、（或有相当水平者）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方面有重要成
就与贡献者，可选为学部委员。[12]”注意这里对学部委员的要求是“优秀”而
不是“卓越”或“优异”。

在增选学部委员的同时，中国科学院也开始着手建立院士制度。1980年7月，
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递呈送了《关于建立院士制度的请示报
告》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条例（草案）》。《条例》规定，院
士是给予我国卓越科学家的最高荣誉，是我国最高的学术荣誉称号，为终身职称。
《请示报告》还明确提出第一批院士的名额为200人（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院
士），也就是说还不到计划增选后的学部委员总人数的一半[13]。由此可见，拟
议中的院士学术标准要比学部委员高出不少。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
划被暂时搁置了。

1979-1980年学部委员的增选工作是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调动广大知识
分子积极性的形势下进行的。学部委员增选名额的扩大和学部职能的恢复和扩充
既是这种新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体现，也是中国科学院落实和探索学术领导的新机
制，使优秀科学家参与科学院的领导和决策的一种尝试。

这是一次学部委员自主的、民主的选举。1981年1月，中央中央书记处在讨
论中科院报送《关于呈请审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名单的报告》时认为，要
增加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进入学部委员之列，学部委员的名额也
可以多一些。但当时科学院领导认为这是学部有史以来首次民主选举产生新的学
部委员，是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增补办法所规定的程序产生的，再增补只能留待以
后解决。结果中央书记处最后尊重这一选举结果，没有要求中国科学院对增补名
单进行调整[薛攀皋，1999]。1981年3月，283人的增选名单被国务院批准。经过
此次增补，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为降为62.8岁，其中55岁以下的占到总数的14%，
50岁以下学部委员有18人，最小的41岁。女学部委员从过去的1人增加到15人。
学部委员分属25个部门，代表的专业更加广泛[樊洪业，1999，页263]。

1981年5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明确学部委员大会是
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选举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并由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在
其成员中推选院长和副院长。这是中国科学院领导体制上的一次大调整，是体现
学部委员的学术领导权的一种新体制。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中国科学院试行
章程》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简则》。根据这一章程，学部的职责主要包括：

1．对本学部范围内的院属研究机构实行学术领导和一定的科研管理：审议
各研究机构的方向、任务和科研计划；评议研究所的工作；组织、协调、检查重
要科研项目；组织重要的国内和国际性学术活动；评议或鉴定重要科研成果；评
定研究员和相当于研究员的高级技术人员的职称；对人、财、物的分配方案和使
用情况进行审议、检查和提出建议。

2．团结院内外有关科学家，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分析研究国际科学技术发
展趋势，交流研究工作情况，增进相互间的联系和合作；评议应予资助的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本研究项目，推动本门学科的发展，促进人才的成长。

3．组织有关的科学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
意见或建议。

4．向学部委员大会或主席团提出年度工作报告。[14]

《章程》还规定：“各学部由本学部委员会议选举产生学部常务委员十三至
十七人，负责本学部的经常工作。学部常委委员任期四年，连选可连任一次。学
部常务委员会推选学部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由学部主任提名，经中国
科学院院长任命，学部可设不是学部委员的副主任一至二人，协助学部主任进行
业务、行政管理工作。学部设学术秘书若干人，设置精干的办事机构。”

按照这一章程，科学院对院部机关进行调整，各学部成为院内重要的学术领
导机构，拥有很重要的职权，因此也要担负相当繁重的工作任务。以数学物理学
部为例，该部所属研究机构有29个，各类人员12951人，其中科研人员3700人，
工程技术人员4711人，1976年10月至1980年进行的科研课题有1289项[15]。1981
年5月至1983年，数理学部评议了物理研究所、紫金山天文台等4个科研机构，组
织实施了12项重大科研项目，确定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学科的发展
政策，审定了院内有关重点课题，还组织了部分科研攻关项目，审定了一批科学
基金，成立了学位评定委员会，初审了博士培养单位和有关导师的资格，开始编
制1986-2000年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组织召开了50余次学术会议，此外还受国
家科委委托复审了全国自然科学奖的有关项目[16]。如此繁重的工作，使学部特
别是学部常委不堪重负，不少人几乎成了专职的管理干部。因此这一制度实施不
久，问题就十分突出，难以为继。

1984年1月，卢嘉锡院长在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
指出：

关于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和任务，根据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的《中国科
学院试行章程》的规定，学部委员大会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国科学
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会期间的决策机构。但不少担任学部常委工作的学部
委员多次恳切地提出，希望减轻他们在科学院的行政事务的负担，更好地发挥他
们的学术专长，多为国家的科技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
学部委员和主席团的成员大多数来自院外，要他们对科学院的业务管理工作进行
决策，特别是象干部任免、经费分配等问题，都要提交主席团会议讨论决定，也
确有困难。[17]

对于这些问题，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
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议：“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
及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不再是科学院的决策机构，学部委员则仍然是国家在科学技
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学部委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评议和咨询。中国
科学院主席团的职能是，通过学部委员大会与其他形式，组织学部委员讨论研究
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制定
和咨询，并对科学院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中国科学院实行院长负责
制，院长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任免”
[18]。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批准。从此，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改为院长负责制，
学部委员大会成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而学部委员则是国家在
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虽然这一转变主要是从理顺科学院的领导体制着
眼的[19]，但从后来看，这也是由学部委员过渡到院士制的一个重要举措。尽管
要等到1993年学部委员才改称院士，但从此，学部委员与通行的院士制度在本质
上并没有差别，只是称呼不同而已。

上一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确定了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新
的指导方针，这就是“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
198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中国科学院的方针应当是：大力加强应用
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20]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科学院何去何从都成了问题。1987年初，中国科学院提出了“把主要力量动
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留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
和高技术跟踪”这一新的办院方针，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由于通货膨胀，
科学事业费增长停滞，科学研究工作面临十分困难的形势，科学家的收入相对减
少，普遍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据北京市统计局1988年调查，30年工龄以上
的老知识分子，收入都低于同工龄的体力劳动者[李强，1996]。社会上普遍流传：
“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有的高龄学部委员甚
至不得不申请困难补助。这样一来，学部委员这一“最高荣誉称号”的价值也大
大贬值了。以上种种，都是学部委员在1980年增选之后又中断了10年的原因[葛
能全，2002，页340；Cao Cong, 2004,p.66-67]。

四、 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

到1990年，学部委员的老龄化问题甚至比1980年增选时更为严重，322名学
部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超过75岁。为此，曾经参与组织1980年学部委员增选工作的
钱三强先生于1990年5月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写信建议增选学部委员[葛能全，2003，
515-516页]。经李鹏总理同意，同年6月，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向国务院报送
了“关于增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请示”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选办法”。
“请示”建议新增学部委员约200人，在增选过程中，要坚持标准，决不凑数。
为了保证符合条件的优秀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进入学部委员的行列，“增选办法”
规定，在各学部的正式候选人名单中，年龄在60岁以下的应不少于三分之一。国
务院在批准这一报告和“增选办法”的同时，还批准今后增选每两年举行一次，
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计划到2000年，学部委员总人数不少过750人[21]。

关于学部委员的标准和资格，“增选办法”提出：“中国科学院学部由我国
优秀科学家组成。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
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上的权威性。在某一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
科学成就和重大贡献，具有突出的科学技术水平的研究员、教授或相当于研究员、
教授职称的高级科技专家，可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22]”办法还确定，
增选工作分为推荐、初选、评审和选举共四个步骤进行，并制定了有关程序和规
则，选举结果报国务院批准生效。此次增选历时一年有余。经过300余位学部委
员和43个政府部委、26个省市自治区，共169个研究单位、181所高等院校以及近
100个一级学会的推荐和初选，共产生有效候选人1079名。最后投票选举出210位
新学部委员[樊洪业，1999，页339]，其中数理学部38人，化学部35人，生物学
部34人，地学部35人，技术科学部68人。1991年12月26日，增选名单获国务院正
式批准，不久正式公布。

1990年的学部委员增选是我国院士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
后，学部委员的增选实现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确定了两年一度进行增选。1992年，
学部大会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就学部委员的称号、选举程序、
外籍学部委员的选举程序、学部的职能和任务、学部委员大会、常设领导机构等
作了规定。章程再一次明确每两年一度进行学部委员增选，并规定每次增选总名
额不超过六十名。各学部的增选名额，由主席团讨论确定。至此，由学部委员转
为院士已呼之欲出，只剩下名称的变更而已。

关于如何建立院士制度，如前所述，早在1980年中国科学院即已提出了明确
的设想。1984年12月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拟在中国建立院士制度，将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称号改为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严济慈、吴仲华、
卢嘉锡、武衡、钱学森随即于1985年1月表示拥护并提出一些建议[樊洪业，1999，
页360]。前已述及，1980年增选学部委员时，学部委员的学术资格要求要低于拟
议中的院士资格，当时设想第一批院士（包括社会科学）仅为200人，不及学部
委员人数的一半。因此，在学部委员转为院士制度时，是否将现有学部委员一律
转为院士，存在较大争议，也设想了一些办法。直到1994年初，中共中央和国务
院作出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从学部委员到院士制
度的转变才告完成。

应当指出，这一做法虽然避免了许多矛盾，也减少了不少事务性的工作，但
将学部委员一律转为院士，也就决定了我国院士的规模较大，增选数额也较多，
势必降低院士的学术资格标准。少数院士的学术表现以及院士增选中的种种问题
与院士称号的崇高荣誉很不相符。这些问题，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科学技术日益
重视，甚至有日益突出的趋势。

五、院士规模的扩张与院士制的变异

学部委员经1991年增选之后，总人数创纪录地达到了528人。此后，中国科
学院院士经过5次增选，每次增选人数都接近60人之谱，至2003年底，中国科学
院院士人数达到688人。

1994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第七次院士大会的同时，中国工程院宣告成
立，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在工程技术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称号。1994年，中
国工程院第一批96名院士名单公布，其中30人已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即所谓
“双院士”)，余为新选院士。次年，中国工程院增选216名院士，院士人数猛增
至309人。1997，中国工程院增选116名新院士；1999年，再次增选113人；2001
年，又增81名院士；2003年，再次增选58名。至此，工程院院士达到了663人。
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十年之内，中国工程院院士达到了与中国科学院院士相当的
规模。

从1991年到2003年的十余年间，我国院士的总数达到了1300余人，是1980年
增选后的3倍多，大大超越了从1955年到1980年的增长规模。与此同时，随着全
社会对于科技和教育的重视，院士的身价不断上涨，院士成为各界追捧的明星。
与此相伴的是院士的官本位化现象。校长、院长和所长等教育和学术机关的领导
乃至政府部门的官员，成了竞争院士头衔的热门人物，频频当选。院士学术资格
贬值，与不断增长的院士身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现行院士制度的问题日渐显
露。院士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荣誉称号，而逐渐偏离了其本身的意义。这种现象，
或许可称之为“院士制的变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院士拥有一定的特殊权利。如医疗上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本是体现党
和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不足为奇的。但在一些院士较少的省市，不但医
疗上，在其他方面院士也享受副部级副省级待遇。院士俨然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
特权阶层。至于院士在升迁、工作安排、申请经费、评奖、社会荣誉等方面享有
的
参考资料：http://blog.blogchina.com/jiangeu/4456690.html

❼ 袁隆平为何多次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不够资格吗

袁隆平为何多次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不够资格吗？

这个问题我一直也很好奇，后来查阅了很多资料才发现一些原因，下边我就简单的说一下，以下概述可能有些朋友会骂我，但是我还是想说，既然来都来了，我们看完再论也不迟。

或许正如袁隆平老师说的那样“我不会为了评选院士而改变我的研究方向”。在我眼里，一个每年拯救上亿人口吃饱肚子人就已经是伟人了，至于院士不院士，说真的，专家和教授的名号我想或许会玷污了袁隆平这三个字!目前已经78岁高龄的袁隆平老师还在水稻科研的一线，就冲着这点，就值得我们所有人说一声“祝福袁老长命百岁”!

❽ 要求批准的请示怎么写啊 会的帮忙答下 谢谢了

请示的分类

根据内容、性质的不同，请示分为以下三种：

1、请求指示性请示；

2、请求批准性请示；

3、请示批转性请示。

请示的结构、内容和写法

请示由首部、正文和尾部三部分组成，其各部分的格式、内容和写法要求如下：

1、首部。主要包括标题和主送机关两个项目内容。

（1）标题。请示的标题一般有两种构成形式：一种是由发文机关名称、事由和文种构成。如《××县人民政府关于××××××的请示》；另一种是由事和文种构成，如《关于开展春节拥军优属工作的请示》。

（2）主送机关。请示的主送机关是指负责受理和答复该文件的机关。每件请示只能写一个主送机关，不能多头请示。

2、正文。其结构一般由开头、主体和结语等部分组成。

（1）开头。主要交代请示的缘由。它是请示事项能否成立的前提条件，也是上级机关批复的根据。原因讲的客观、具体，理由讲的合理、充分、上级机关才好及时决断，予以有针对性的批复。

（2）主体。主要说明请求事项。它是向上级机关提出的具体请求，也是陈述缘由的目的所在。这部分内容要单一，只宜请求一件事。另外请示事项要写的具体、明确、条项清楚，以便上级机关给予明确批复。

（3）结语。应另起段，习惯用语一般有“当否，请批示”，“妥否，请批复”，“以上请示，请予审批”或“以上请示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部门研究执行”等。

3、落款。一般包括署名和成文时间两个项目内容。标题写明发文机关的，这里可不再署名，但需加盖单位公章，成文时间××××年××月××日。

撰写请示应注意的问题

请示的写作首先要和“报告”文种相区别。在这个前提下，一要遵守“一文一事”的原则，主旨鲜明集中。二要做到材料真实，不要为了让上级领导批准而虚构情况，也不要因为没能认真调查而片面地摆情况，提问题；三要理由要充分，请示事项要明确、具体；四要语气要平实，恳切，以期引起上级的重视，既不能出言生硬，也不要低声下气，客客套套。

例文一 请求批准性请示

关于建立中国工程院有关问题的请示

国务院：

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有关人士，曾多次提出建立中国工程院问题。

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和中国科学院第六次学部委员大会期间，不少政协委员、学部委员和工程技术专家，又先后提出提案和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十分重视这一建议。曾就建立中国工程院问题，多次作过批示。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组成了专家研究小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人士和有关产业部门的意见，进行反复酝酿和讨论，形成工程院的初步方案。现就建立 中国工程院的有关问题报告如下。

一、关于建立中国工程院的必要性。（略）

二、关于组建中国工程院的一些原则。

（一）关于名称（略）

（二）关于中国工程院的性质和作用（略）

（三）关于中国工程院成员的称谓（略）

（四）关于中国工程院与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关系（略）

（五）关于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标准和条件（略）

（六）关于中国工程院第一批院士的产生及以后的增选制度（略）

（七）关于中国工程院的领导体制及学部设置（略）

三、关于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工作及进度安排（略）

以上请示当否，请批示。

附件：中国工程院筹备领导小组名单。

国家科委（盖章）

中国科学院（盖章）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例文二 请示指示性请示

关于《会计人员职权条例》中“总会计师”既是行政职务又是技术职称的请示

财政部：

国务院1987年国发 [1987] ××号通知颁发的《会计人员职权条例》规定，会计人员技术职称分为总会计师、会计师、助理会计师、会计员四种；其中“总会计师”既是行政职务，又作为技术职称。在执行中，工厂总会计师按《条例》规定，负责全厂的财务会计事宜；可是每个工厂，尤其大工厂，授予总会计师职称的人有四五人，究竟由哪一位负责全厂的财务会计事宜，执行总会计师的职责与权限呢？我们认为宜将行政职务与技术职称分开。总会计师为行政职务，不再作为技术职称，比照最近国务院颁发的《工程技术干部技术职称暂行规定》将《条例》第五章规定的会计人员职称的“总会计师”改为“高级会计师”。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指示。

××省财政厅（盖章）

一九××年×月×日

例文三 请求批转性请示

关于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的请示

国务院：

随着对外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不断增加，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加强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的管理，特制定了《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暂行办法》。

附：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

以上暂行办法如无不妥，请批转发布执行。

国家旅局（盖章）

公安部（盖章）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❾ 大学里硕士点、博士点、院士分别指的什么还有重点学科是什么

博士点，也可称为博士学位（二级）授权学科专业点。教育部官网指出：“从1995年开始，逐步实行新的学位授权审核办法：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博士点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审核和批准。”

硕士点，是指硕士学位授权点，硕士点增列以应用型硕士为主。

重点学科一般是指高校或学术性科研机构，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某些学科，以实现人才和技术上的突破，在激烈的竞争中占领专科建设与发展的一席之地，这些专科被称为“重点学科”。

(9)院士审批扩展阅读：

一、重点学科具备的基本条件

学科方向：对推动学科发展、科技进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和国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队伍：有在所在学科学术造诣高、有一定国际影响或国内公认的学术带头人，有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学术梯队；

人才培养：培养博士生的数量和质量于全国同类博士点前列；

科学研究：已形成有较大影响的学术特色，取得一定数量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且承担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项目；

条件建设：教学、科研条件居全国同类学科先进水平，具有较强的与相关学科相互支撑的能力和获取国内外信息资料的先进手段；

学术气氛浓厚，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跃。

二、博士点与学位授予单位区别

学位授予单位是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依据法定职权批准可授予学位的高校和科学研究机构（包含中央党校）。军队系统各级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的审定办法，由总政治部参照本办法，另行制定。

依据学位条例，内地任何单位要在某一学科专业授予学位必须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定并取得授权。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81年2月颁布的《关于审定学位授予单位的原则和办法》是审定各级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是否具备授予单位条件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