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生行政

㈠ 历史伟人经历磨难成才的事例

1、勾践卧薪尝胆

越国兵败吴国于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只好“审辞厚礼”向吴求和，等待东山再起。勾践先用美女、金银珠宝贿赂吴王和众臣，还用妻子作人质，自己为吴王当马夫。

勾践还为吴王送茶送饭，端屎端尿，终于赢得了吴王信任，得以被释放。勾践死里逃生回国后，卧薪尝胆，一面继续进贡吴国，一面聚兵训练。最后他率精兵数万，彻底打败了吴国，实现了洗辱复国的志愿。

2、海伦-凯勒

美国盲聋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一岁半时因病丧失了视觉和听力，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不可想象、不可忍受的痛苦。然而海伦并没有向命运屈服。在老师的教育、帮助下，她凭借坚强的毅力战胜了病残，学会了讲话，用手指“听话”并掌握了5种文字。

24岁时，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以后她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为世界盲人、聋人谋利益的事业中，曾受到许多国家政府、人民的赞誉和嘉奖。1959年，联合国曾发起“海伦•凯勒”运动。

她写的自传作品《我生活的故事》，成为英语文学的经典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广泛发行。

3、高士其苦斗病魔

高士其是我国科普作家。在外国留学时，有一次做实验，一个装有培养脑炎过滤性病毒的玻璃瓶子破裂了，病毒侵入了他的小脑。从此留下了身体致残的祸根。他忍受着病毒的折磨，学完了芝加哥大学细菌学的全部博士课程。

回国以后，他拖着半瘫的身子，到达延安工作。解放后病情恶化，说话和行动都十分困难，连睁、合眼都需要别人帮助。但他仍以惊人的吃苦精神进行创作，先后写成100多万字的作品。有人问他苦不苦，他笑着说：“不苦！因为我每天都在斗争，斗争是有无穷乐趣的。”

4、张海迪

张海迪五岁时，得了硬脊膜外血管病变。此后的十六年间，她先后动过四次大手术，摘除了六块脊椎板，使她从第二胸椎以下，即占三分之二的躯体失去了知觉。

她没有沮丧，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向命运挑战。她克服种种困难，自学了小学和中学的基本课程，阅读了一千多册政治、文学、医学、外语等方面的书籍；自学英语达到大学程度;翻译了十六万多字的英文作品和资料；她还不顾自身的病痛，用自学的医学知识和中医针灸技术，为群众治病一万人次以上。

张海迪被誉为身残志坚的一代楷模，自学成才的著名作家。

5、贝多芬

贝多芬于1770年 12月 16日诞生于德国波恩，家里贫困交加，展现出音乐才华的他被父亲视为“摇钱树”，父亲不惜打骂，使贝多芬有个不幸的童年。贝多芬长大后更是痛苦万分，他的听觉大大衰退，同时，还剥夺走他追求的爱情，再次蹂躏他的心灵。

可一次又一次的挫败都没能使他屈服，贝多芬54岁时，创造出《第九交响曲》（《欢乐颂》）。他前后用了六年时间来创作、修改这部曲子。双耳失聪的他同样在生命的57年间完成了100多件作品。

㈡ 需要知道中国古代各时期各朝各代中央行政部门名称，以及大概职能，例如军机处，翰林院等

军机处是清朝官署名，也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时期的中枢权力机关，于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而设立。雍正帝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泄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十年（1732年），改称“办理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等，均为兼职。乾隆帝时期复设军机处，从此成为清朝的中枢权力机关，一直到清末。
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同时，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
另外，军机处在办公场所和官员设置上没有正式的规定，也无品级和俸禄。需要强调，军机处虽然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但归根结底听命于皇帝，成为封建皇权的统治工具。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责任内阁成立后军机处被撤销。

翰林院从唐朝开始设立，初时为供职具有艺能人士的机构，自唐玄宗后，翰林分为两种，一种是翰林学士，供职于翰林学士院，一种是翰林供奉，供职于翰林院。翰林学士担当起草诏书的职责，翰林供奉则无甚实权。晚唐以后，翰林学士院演变成了专门起草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有“天子私人”之称。在院任职与曾经任职者，被称为翰林官，简称翰林。宋朝后成为正式官职，并与科举接轨。明以后被内阁等代替，成为养才储望之所，负责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担任科举考官等。地位清贵，是成为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员的踏脚石。
无论政治地位高低，在各朝各代，翰林学士始终是社会中地位最高的士人群体，集中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社会地位优越。唐朝的李白、杜甫、张九龄、白居易，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明朝的宋濂、方孝孺、张居正，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等等，皆是翰林中人。入选翰林院被称为“点翰林”，是非常荣耀的事情。翰林学士不仅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的传承，更踊跃参与政治，议论朝政。由科举至翰林，由翰林而朝臣是科举时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是儒家学说中“达则兼济天下”的表现。
然而，成为翰林学士的辉煌前景也使得大量知识分子投身科举，造成了人才浪费。社会重文士轻技工，拖缓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此外，翰林制度也使得文学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处于皇帝的监管之下，对学术自由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起了压抑作用，有利于皇帝进行专制统治。

㈢ 生活在古代的人为什么对仕途情有独钟

要说古代最热衷于当官的国家，可能很少有超过中国的。

本来在各个领域都可以取得很高的成就。但是在古人看来，在其它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不算成就。只有当官才算大成就。比如李白，他当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不管走到哪儿，别人都会把他当神一样供奉着。但是他却并不高兴，一直认为自己是“蓬蒿人”。只有当了官，才能让自己“仰天大笑”，才能叫做“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网络配图）

三、伦理规定。

古代人热衷于当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古代从伦理上规定了当官的重要性。

古代最重要的伦理是“三纲五常”。在这“三纲”中，特别讲到了国家、家庭和男女之间的关系。国家关系作为第一关系，讲的是“君臣”。而“君臣”其实就是官场。

也就是说，“官场”才是国家最重要的，而不是“农场”或者“商场”等。

就算是古代伦理中的第二关系“父为子纲”和第三关系“夫为妻纲”，其实也与当官密切相关。比如我们称古代的官员为“父母官”。就是说，古代的官员，相当于老百姓的父母。由此可见，“当官”的第一伦理，是统摄了家庭的第二伦理的。再比如，古代的妻子，都称呼自己的丈夫为“官人”。我们知道，古代对人的称呼，其实是一种尊称。既然妻子尊称自己的丈夫为“官人”，这就说明，第一伦理又统摄了第三伦理“夫为妻纲”。

总之，古代从伦理的各方面，都确保了当官的重要意义。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代会从成功标准、社会地位、伦理规定各方面，都在强调当官的重要性呢？

很明显，这是古代统治者为了确保统治，保持社会稳定的需要。

古代统治者是通过官场来确保社会稳定的。中国古代从古至今都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政府稳定不乱，行政效率高，整个社会也都能保持稳定。

也就是说，政府是解决社会所有问题的要素。

虽然古代也有“政权不下乡”的说法。也就是说，在县级机构以下是没有政府部门的。但是，管理整个乡下的“士绅阶层”，其实全都是当官的。读书人、退休官员、或者官员的家人等等。由此可见，古代没有一个地方能离开官场，当官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了。

㈣ 有关树立远大理想和人抱负的古诗句.......

1，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

译文：年老的千里马虽然伏在马回槽旁，雄心壮志仍是驰答骋千里；壮志凌云的人士即便到了晚年，奋发思进的心也永不止息。

2，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

译文：年纪虽然老了，但志气应当更加旺盛，怎能在白头时改变心情？境遇虽然困苦，但节操应当更加坚定，决不能抛弃自己的凌云壮志。

3，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

译文：坚信乘风破浪的时机定会到来，到那时，将扬起征帆远渡碧海青天。

4，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

译文：只要对国家有利，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心甘情愿，绝不会因为自己可能受到祸害而躲开。

5，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

译文：只要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不腰带武器，收取关山五十州呢？

㈤ 生活中行政区划有哪些

古代行政区划沿革
节选自《中国古代文化史》第八章
行政区划，是指一个国家行政管理的区域组织系统。国家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有效地控制各个地域，通常在其所辖的领土范围内按照自然地理的条件、政治经济的状况、民族和人口的分布、历史的传统以及军事的需要，把全国划分为不同级次的若干行政区，这种划分叫做行政区划。世界各国的行政区划的级次和名称是互不相同的。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我国现阶段的行政区划主要是，在中央政府之下实行省、县两级制；美国主要是州、县或市；苏联主要是州、区；法国主要是省、区或县；英国主要是郡、县。即使在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划的级次和名称也不是一定相同的，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沿革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有着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所以行政区划的历史也十分悠久。从春秋初期，公元前688年开始置县，中国的行政区划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而且两千多年来不断发展，从未间断。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可以说中国的行政区划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也是保存最完整的行政区划。

中国古代的行政区划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时期：萌芽时期（先秦）、郡县制时期（秦、汉）、州制时期（魏晋南北朝、隋）、道（路）制时期（唐、宋）、行省制时期（元、明、清）。

第一节 萌芽时期
这个时期约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即从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朝开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确立郡县制为止。

国家的产生，是形成行政区划的先决条件。在原始社会，人们按氏族、部落进行生产和生活，根本不需要行政区划，也没有地域区划的概念，正如《礼记·礼运》篇所述，那时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逐步出现了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形成了国家。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地位，有效地控制被统治阶级，需要实行分区分级管理，于是产生了形成各种各样行政区划的可能性。但是，并不是产生国家的同时也必然出现行政区划。一些同志认为：夏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是在原始公社部落基础上形成的‘小邦’或‘方国’”；“商代的行政区划采用分封制的形式”，(1)是不对的。夏、商两代和西周，都还没有完善的地方行政制度，当时也不可能对整个国家进行全面的行政区划，无论是“方国”，还是“诸侯国”，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国家，与夏、商、周王朝之间都只是松散的臣属关系。春秋以后，县、郡的出现才是我国古代行政区划的肇始。(2)(3)

一、传说中的州服制

在本世纪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夏、商、西周王朝存在着“十二州”、“九州”、“五服”等行政区划。最典型的如《汉书·地理志序》所云：“昔在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即说黄帝时已有州制，尧因洪水之灾，分中国为十二州，禹治水后更改为九州，以后又把中国分为五服。实际上，所谓夏、商、周代的“十二州”、“九州”、“五服”之说都仅是种种传说而已。

1.“十二州”说

它是传说中的尧舜氏族社会时代的行政区划制度，起于《尚书·尧典》的“肇十有二州”。西汉学者谷永（前？—前4年）最先把“肇十有二州”解释为“尧遭洪水，天下分绝十二州”。(4)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年）撰《汉书》即从其说。他们认为这“十二州”是尧舜时代的行政区划制度，而且在禹设置“九州”之前。可是，东汉马融（79—166年）认为“十二州”产生于禹治水之后，它是由当时氏族首领舜在禹置“九州”的基础上，增置幽、并、营三州而成。后世的释经家多从马融之说。自顾颉刚（1893—1980年）在20世纪30年代以确凿证据考证《尚书·尧典》乃汉人之作，“十二州”说是汉人影射汉武帝所置刺史部十三州而起，马氏所叙的十二州名只是调和了《禹贡》、《尔雅》、《职方》“九州”之名的矛盾而形成的混合物。(5)(6)现代的秦汉史和先秦史学者都从顾氏之说，否定了“十二州”说是尧舜时代行政区划制度的观点。

2.“九州”说

它是传说中大禹时代的中原地区的行政区划制度，起于春秋、战国时代。在西汉以前，都认为“九州”系禹治水后划分的，但具体的说法各书所载互不相同，大致有四种说法：(1)《尚书·禹贡》记载九州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图1）(2)《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幽州，无梁州；(3)《周礼·职方》有幽州、并州，无梁州、徐州；(4)《尔雅·释地》有幽州、并州、营州，无梁州、青州、徐州（见表1）。各地所载各州的地域亦不尽相同，如泰山以北、以东地区在《禹贡》中属于青州，在《职方》中属于幽州；《职方》中的青州相当于《禹贡》中徐州的大部分和豫州的一部分。

这些“九州”说实际上是春秋、战国时期学者对当时所知周朝领土所做的地理区域的划分，并不是某个朝代的行政区划。然而，在历史上把它们长期地误认为是行政区划。在西汉以前，误认为《禹贡》是大禹治水后所划分的九州，代表夏朝的行政区划制度；《汉书·地理志》最先把《周礼·职方》中的九州误称为代表周朝的行政区划制度；三国时期魏人孙炎在注释《尔雅》时，又把《尔雅·释地》中的九州牵强附会地解释为代表商朝的行政区划制度；以后的经学家进一步推而广之，把“九州”误称为夏、商、周三代的行政区划制度。(7)(8)

3.畿服说

它最初见于《国语·周语》。《周语》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即说周王实行“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的五服制度。《尚书·禹贡》中也说了五服，只是用“绥服”替代了《周语》中的“宾服”；并认为每服皆有一定的范围，都为五百里。《周礼·夏官·职方氏》更将“五服”扩展为“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在《周礼·夏官·大司马》中，则把“服”改称为“畿”，认为有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九畿。以上叙述的“五服”、“九服”、“九畿”等记载，都是后人杜撰的先秦时代的行政区划，事实上它们只是战国时代或稍后人们地理视野不断开阔的反映。(9)(10)

二、县、郡的起源

前面已述，商、周王朝实行的是分封制，即“封邦建国”，各个领主在自己的封国内独立为君主，整个商、周王朝无所谓任何行政区划。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周室衰微，一些诸侯国逐渐强大，开始发展中央集权制度。他们在新开拓的疆土上不再进行分封，而由君主直接统治，为了便于统治，开始萌生了县、郡等行政区划的单位。

1.县的出现

县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行政区划单位名称，始于春秋初期，最初设置在边地，带有国防作用。据现有文献记载，最早设县的是西方大国秦。《史记·秦本纪》曰：武公十年（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武公十一年（前687年）“初县杜、郑”。就是说在春秋初，秦武公在新开拓的疆域首先设立邦县（今甘肃天水市）、冀县（今甘肃甘谷县），第二年又设置杜县（今陕西杜陵县）、郑县（今陕西华县）。接着，楚、晋等国亦置县。《左传》载哀公十七年（前478年），子谷曰：楚文王“实县申、息”；《左传》载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晋襄公以先茅之县赏胥臣。楚文王在位是前689至前672年，晋襄公在位是前627至前621年。可见，在春秋前期即前7世纪，秦、楚、晋等大国已先后在新兼并的土地上置县。（图2）在古文中，县是古悬字。因这些新拓的疆域，远离诸侯国的国都，悬于诸侯的采邑之外而命名。

春秋后期，各诸侯国普遍置县，且从边远之地发展到内地。据《左传》记载，宣公十一年（前598年）楚子“伐陈，……县陈”；第二年楚伐郑（国），郑伯对楚子说，“使改事君，夷于九县”（如果让郑国奉事君王，等同于楚国诸县）；宣公十五年（前594年）晋侯以瓜衍之县赏士伯；成公六年（前585年），“败楚之二县”；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晋人将与之县，以比叔向”；昭公三年（前539年），“晋之别县（把一县划分为二）不惟州”；昭公五年，“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因其十家九县……，其余四十县”；昭公二十八年（前514年）晋吞灭祁氏、羊舌氏，“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吴国当时也已在今江苏镇江市设置朱方县。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郡县条》所述：“春秋之世，灭人之国者，固以为县矣。”

战国时期，县已成为较普遍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不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县与以后的县并不完全相同：一是保留着分封制的残痕，如君主可以把县赐送给臣子，县尹可以世袭等；二是县的规模相差悬殊，大的如秦、楚灭了一国置一县，甚至灭了陈、蔡这样的中等国家以后也以一国置一县，小的如齐国的县，大致是一乡置一县。当然，那时最多的还是以一邑之地置一县。

2.郡的出现

现在看到的最早的关于郡的记载见于《国语·晋语》。晋国公子夷吾对秦公子挚讲，“君实有郡县”。意思是说，晋国犹如秦国的郡县。这是鲁僖公九年（前651年）的事，说明秦国在公元前651年即春秋前期已置有“郡”，所以一些书说，“春秋末年以后，各国开始在边地设郡”，(11)“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郡”，(12)都是不确切的。据《左传》记载，鲁哀公二年（前493年）赵简子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以上是春秋时代仅见的“郡”名两例，表明当时郡名还很少见。当初主要为满足军事防卫之需要，各诸侯国开始在边远地区置郡，由国君的重臣率军驻守。

战国时代，郡的设置增多。《史记·秦本纪》记载，惠文王十年（前328年）“魏纳上郡十五县”；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史记·樗里子甘茂传》记载，秦武王三年（前308年）甘茂对秦王说：“宜阳，大县也，……名曰县，其实郡也。”《史记·春申君传》楚考烈王十六年（前247年），春申君对楚王说：“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史记·匈奴传》说，“魏有河西、上郡”，“秦有陇西、北地、上郡”，赵“置云中、雁门、代郡”，燕“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可见，战国时各国已普遍置郡，且多置于各国的边远地区。（图3）

3.县和郡的关系

郡、县均出现在春秋前期，但是设郡晚于设县，而且在春秋时代郡的地位低于县，所以才有赵简子“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之语。这并不是县大郡小的缘故，因为那时县的大小悬殊，且在春秋时代郡的大小至今难以详考。主要是由于郡置于边远荒僻之处，地广人稀，经济开发程度低于县，不如县那么富裕。(13)

战国时代，七雄争霸，遍地烽火，边地和内地、荒僻地区和富庶地区的差异缩小，而且几个强国不断向外拓展，所以边郡日益增大，地位不断提高。边地郡大，逐步地在郡下分置数县；内地事多，在数县之上逐步地置郡统辖，渐渐地形成都统县的两级行政区划。“魏纳上郡十五县”，春申君报请楚王在淮北12县置郡，“宜阳、大县也，……名曰县，其实郡也”等，都是确凿的证据。看来，郡统县制的形成不会晚于战国中期。战国后期，郡县制在各国已经较为普遍地实行。可是，在整个战国时代郡县制始终是分封制的附庸，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郡县制才正式成为全国划一的行政区划。(14)

综上所述，商、周时期实行“分封制”，不存在行政区划的制度，所谓“十二州”、“九州”、“五服”、“九畿”并不是当时的行政区划，而是战国时期和以后的一些学者的设想。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是郡县制，它萌生于春秋，演进于战国，正式确立于秦代。

第二节 郡县制时期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正式确立郡县制为全国统一的行政区划，到魏晋时期实施州制行政区划制度，郡县制经历了秦、汉四百多年。

一、郡县制的确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吞灭六国、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始皇认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汉书·地理志》），因此采纳廷尉李斯的建议，“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汉书·地理志》），彻底废除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制，是年即分天下为36郡，把郡县行政区划制度推行到全国。这是郡县制在中国确定的标志，也是中国和世界行政区划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1.秦郡

《汉书·地理志》云：“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内史为秦国都所辖的地区，当时唯有它不称为郡。始皇二十六年置36郡，其后陆续有增置，最后秦郡究竟有多少？当年所置的36郡，是否包括内史？对此前人有多种说法，直至今天仍有分歧。现按较多学者认可的全祖望在《汉书地理志稽疑》中的考据，摘录秦郡如下：

内史，领京畿诸县，不在36郡内。

陇西、北地、上郡、汉中、蜀郡、巴郡、邯郸、巨鹿、太原、上党、雁门、代郡、云中、河东、东郡、砀郡、三川、颖川、南郡、黔中、南阳、长沙、楚郡、九江、泗水、薛郡、东海、会稽、齐郡、琅邪、广阳、渔阳、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以上为始皇二十六年所置36郡。

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为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南平百越后置设。

九原，始皇置。始皇三十三年，蒙恬北伐匈奴，收回河西40余县（今河套一带），置九原郡，当不在始皇二十六年所建36郡内。但具体置郡时间至今未见有力证据。

闽中郡，始皇置，不知具体置年。但从地理位置而言，当在始皇三十三年南平百越后所建。

《汉书·地理志》所云36郡中，少楚郡、黔中（这两郡见于《史记》）、东海（见于《水经注》）、广阳（见于《汉书·地理志》本注），而多南海、九原、桂林、象郡。这就给秦郡的历史分歧留下了根子。事实上，始皇统一中国时分设36郡中，没有南海、九原、桂林和象郡，当时南海等郡地还未纳入秦王朝的版图。所以，《汉书·地理志》载始皇二十六年所建36郡中所缺4郡，应按《史记》等书补充楚郡等4郡。
以上共为42郡（包括内史）。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认为秦王朝共有47郡(15)。（图4）

2.秦县

各郡所辖的县，据严耕望考证如下：内史约含40县；北部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8郡，以及西北部九原、上郡、北地和陇西4郡，每郡平均辖十五、六县，共近两百个县；内地各郡及南方诸郡近30郡，每郡各辖25县，共约700县左右。因此，严氏认为“秦县的总数当在900以上至1千有余，约言之当在1千县左右也”。(16)

秦王朝的郡、县划分，不仅注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和不平衡性，而且较充分地考虑了自然条件，使行政区尽可能地与自然地理单元相吻合。如珠江三角洲设南海郡，太原盆地置太原郡，南阳盆地置南阳郡，渭河平原置内史等。秦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黄河流域，该地域经济较发展、人口较稠密，因此设的郡多，共有30郡或30郡以上，数郡相当于现在的一省；淮河——秦岭以南地区，当时多草茅之地，人口稀少，因而仅置11个郡或稍多些，一郡多相当于现在的一省。如会稽郡相当于今浙江省，桂林郡相当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九江郡相当于今江西省等。

二、郡县制的发展

汉初，刘邦鉴于秦王朝孤立而亡的教训，广建王侯。先封“异姓七国”（韩、赵、楚、淮南、燕、长沙、梁），继而在消灭异姓六国（长沙除外）的过程中建立“同姓九国”（楚、荆、代、齐、赵、梁、淮阳、淮南、燕），实行了郡、国并存制。

1.汉郡国

汉初的王国不但统率侯国或数县，而且常常兼数郡之地，严重地威胁和阻碍了中央的统治权。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高祖于秦郡外增置26郡（谭其骧《汉百三郡国建置始考》的考证较精，指出高祖实增为19郡），其中三分之二的郡是在诸侯王国内；且诸侯王国多“兼数郡之地，……吴王濞封有四郡五十余城”，(17)“大者或五、六郡”，(18)因而汉初60郡中，同姓九个诸侯王国和异姓仅剩的长沙国共有40余郡，汉帝自领的郡只有15个。

以后，文帝、景帝、武帝多次削藩，令诸王不得自治其国，所属官吏皆由天子授予。景帝时，一诸侯国便只领一郡，王国和郡自此在行政区划上才处于同一级别。（表2）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至西汉末年有郡国103，其中除三辅（沿京畿地区的三郡）外，有郡80、国20；大郡领县三、五十个，大国领县最多十余个，小国仅领县三、四个。可见，西汉末年郡和国级别虽相同，实际上是郡大国小。

王莽时，郡数增至125。东汉初，光武帝考虑到连年战争、国空民虚的情况，为减少官役，与民休息，对郡、县曾大加并合。《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六年（30年）“并省四百余县”，约相当于当时县数的四分之一；继而累并郡、国13，占当时郡、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强。以后，又遵西汉之制，至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共有郡、国105，并成为较稳定的行政区划，直到东汉末。

2.汉县

郡下统县，战国已然，秦王朝推行全国。汉承秦制，仍在郡下辖县，并有所发展。《汉书·百官表》云：县“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表明西汉的县级行政区划，已有县、国、邑、道之别。

据《汉书·地理志》载，西汉在元封年间有一百零三郡，下辖“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据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中根据郡、国所辖的县统计，西汉实有县级行政单位1578个，其中：县1344、侯国188、道30、邑16。王莽时，全国125郡，国下领县、邑2203个。东汉永和五年时，全国105个郡，国下辖“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19)较西汉末几乎少去三分之一。

三、州的萌芽

如第一章所述，把中国划分为州，起源于战国时人们的理想。但是，“十二州”、“九州”、“五服”、“九畿”都停留在学者们所著作的书上或人们的传闻中，并未成为中国的行政区划。在中国行政区划中真正地出现“州”一级，始于西汉武帝。

1.西汉的州

《汉书·武帝纪》说，元封五年（前106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汉武帝用《禹贡》、《职方》中的11个州名（冀、兖、徐、扬、荆、豫、幽、并、梁、雍、青）（见表1）置刺史部，其中把梁改曰益、雍改曰凉，加上新开辟的边地“南置交趾、北置朔方”(20)两个刺史部，共为13刺史部，又名13州。但《汉书·地理志》正文与序所载大异：正文的13州名中无朔方、凉州，却有司隶（京师地域），将交趾称为交州。顾颉刚在《两汉州制考》中，根据较充分的事实指出《汉书·地理志序》较正文可信，置13州部是元封五年（前106年）之事，而在京师置司隶校尉是征和四年（前89年）之事，相距27年，故司隶不在13州之列，如加司隶应统称为14州；“北置朔方”，属13州，是确切的，正文把朔方归并州乃是东汉之制，非武帝所为；称交趾为交州，是王莽和东汉时制，非西汉之称；而且《汉书·地理志》正文还遗漏了凉州。应当指出当时的州刺史仅代表汉王朝监察所辖的郡、国，并无固定驻所，还没有形成一级行政区划。

2.东汉的州

西汉末年王莽专权，企图实现《尧典》中所谓“肇十有二州”的古制，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废除朔方、司隶两部，全国变成12州；据《尧典》中无交趾而有“宅南交”的话，改交趾为交州；据《禹贡》中有雍州、无凉州，改凉州为雍州。(21)

东汉光武曾恢复西汉旧制，复置司隶部，复改雍州为凉州。但不久，在建武十一年（35年）又参用王莽之制置州。以后东汉的州制与西汉有以下不同：(1)降司隶校尉部为全国13州之一；(2)废朔方，归入并州；(3)改交趾为交州。(22)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黄巾起义，朝廷为有效地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于中平五年（189年）改刺史为州牧，命朝中九卿任州牧，执掌一州军、政大权，州逐渐成为郡、县以上的一级结构。于是，全国的行政区划由虚的三级制演变为实的三级制，由郡县制演变为州郡县制。东汉末，曹操又倡复“九州说”，废幽、并两州，合入冀州；省去司隶校尉部和凉州，并为雍州；弃交州，分入荆、益两州。全国仅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9州。

总之，汉代的行政区划承袭了秦制，基本上实行的是郡县制。与秦王朝不同的是：(1)汉代有郡、国并存的局面。汉初，实行的是郡—县二级制和国—郡—县三级制并行的行政区划制度；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之后，实行的是郡或国统县的二级制，（表2）直到东汉末大致如此。

所以，更确切地说，汉代的行政区划实行的是郡、国并存的制度。(2)汉代的县级区划单位的形式多样化，除县以外，还有邑、道、侯国。(3)汉代的行政区划单位中出现了“州”。武帝首创行政监察区，在郡、国之上增设十三刺史部，即十三州。东汉末年，州由虚的行政监察机构变为一级政区实体，开始出现州—郡—县的三级行政区划制度，表明中国的行政区划演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表3）

第三节 州制时期

东汉中平五年，“州”开始成为一级行政区实体。自此，中国的行政区划进入到州制的新时期，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隋代，州一直成为中国最高的行政区划单位。时间延续了四百年左右。

一、三国至西晋的州制

1.三国州制

汉献帝时，曹操“挟天子”、“今天下”，改汉十三州为九州。不久，魏文帝曹丕又改为十二州。当时，曹魏占据黄河流域，置有司隶、豫、兖、青、徐、雍、凉、冀、并、幽、荆（汉荆州北部）、扬（汉扬州北部）12州；(23)领郡101、县731。(24)孙吴占有长江中下游、珠江流域，置有荆、扬、交、广4州，领郡44、县337；(25)蜀汉占有今四川和陕西汉中盆地，仅置益州一州，领郡22、县138。(26)因此，三国时共有州17（其中荆、扬各有二州），郡167，县1206。

事实上，那时魏国的行政区划与吴、蜀两国的并不完全相同：(1)魏在州下分郡或王国，吴、蜀在州下仅有郡；(2)魏在郡或王国下，置县、县王国、县公国与侯国，吴、蜀在郡下仅辖有县和侯国。与汉制的县级单位不同，三国时已无道、邑之称，但在魏国有县王国、县公国等设置。(27)

2.西晋州制

曹魏灭蜀汉后，从益州中分置梁州；西晋初，又从雍州分出秦州，由益州分出宁州，再由幽州分出平州。至280年晋武帝平孙吴、统一全国，将南、北荆合一，南、北扬合一，全国共有州19，统郡、国173，县1232。(28)西晋后期，由荆、扬两州分置江州，从荆、广两州分置湘州，共有21州。(29)

此时，可以说已集州制之大成，为州制最完善的阶段。首先，从州名而言，《禹贡》、《职方》、《尔雅》、《吕氏春秋》等提及的州名，除少《尔雅》中的营州外，都有了实际地域；其次，从设州的历史来看，自汉武帝以来所设置的州，除西汉的朔方外，均已有设置；第三，从当时设置的实际地域来说，也远较过去的合理，如由原益州分出今陕西西南部和四川东部置梁州，分出今云南为宁州，从荆、扬两州分出今福建、江西为江州，自荆、广两州分出今湖南东部、东南部和广东东北部置湘州等。

西晋后，天下大乱，州制陷于混乱。

二、东晋、南北朝的州制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晋室南迁，偏安江左，宋、齐、梁、陈先后承袭，社会局势一直不安宁，正如《宋书·州郡志》所说的：“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等。”北方在十六国统治之下更是兵戈扰攘，各国在统治所及的较小区域中分置了许多州，并且变幻无常，州制又陷于混乱。

据《通典·州郡典》等记载，东晋时南方有十多个州，南朝宋、齐时增至20多个州，到梁朝后期竟增至一百零七州。以疆域相差无几的南朝陈国和三国吴相比较，（表4）陈国的州数是吴国的16倍。北魏统一北方后，太武帝真君元年（440年）有实州15，孝文帝太和中增至38州，太和末年则达80余州。(31)至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北方的州竟达211个。(32)州置如此之滥，郡、县的设置也就可想而知，据《南齐书·州郡志》记载：南朝后期的郡达380余个。真是“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33)

三国初行州制时，一州一般辖有十个上下的郡，每郡统有一、二十个县。到南北朝后期，不少州只辖一、二个郡，不少郡只统一、二个或二、三个县。有的州竟然无县所辖，仅存空目。南朝齐在汉中地区有45个郡是“荒或无民户”；有的两州或两郡合治一地，称为“双头州郡”。实行了四百年左右的州郡县三级制，此时已有相当一部分名存实亡。

在东晋、南朝还实行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制度，即侨州、侨郡、侨县。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人民大批南迁。东晋、南朝为笼络人心、安置大族，便就地按流民原来籍贯在南迁之地设置原籍州、郡、县。如图5所示，当时侨州、侨郡、侨县集中在长江流域，特别在建康（今南京）和荆州（今湖北江陵）附近。在南齐时，国都建康附近的青州、冀州、北兖州、南兖州、北徐州、南徐州、豫州、南豫州等都是侨州。这些侨州、郡、县与实州、郡、县形成较为复杂的统领关系，主要的方式有四种。（表5）如东晋的扬州统领实郡11、实县93；统领侨郡6、侨县13；实郡中又统侨县3。如徐州侨置于京口（今江苏丹徒县），为侨州；统领实郡6、实县20；又统侨郡和侨县若干；实郡中也有统领侨县的。(34)

㈥ 中国四大礼仪是什么

中国四大礼议包括生、冠、婚、丧4种人生礼仪 。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之称，“礼”在社会无时不在，出行有礼，坐卧有礼，宴饮有礼，婚丧有礼，寿诞有礼，祭祀有礼，征战有礼等等。这里的“礼”包含了礼制的精神原则与礼仪行为两大部分，礼义是礼制的精神核心，礼仪制度是礼义精神的外在表现，二者关系密切。

(6)古代人生行政扩展阅读：

礼仪发展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礼仪对于我们炎黄子孙来说，更多的时候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教养和品位.真正懂礼仪讲礼仪的人，绝不会只在某一个或者 几个特定的 场合才注重礼仪规范，这是因为那些感性的，又有些程式化的细节，早已在他们的心灵的历练中深入骨髓，浸入血液了。

所以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要以最恰当的方式去待人接物。这个时候“礼”就成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礼仪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艺术，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礼仪是人际关系中必须遵守的一种惯例，是一种习惯形式，即在人与人的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一种习惯做法。

礼仪对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协调人际关系，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称呼

1、初见面之人问姓，曰贵姓，问名，曰台甫。自说姓曰敝姓某，说名曰草字某某。

2、有亲戚世交者，应各以其名分彼此相称。普通称人曰先生或某兄，自称曰弟。老者长者，称曰老先生，自称曰后学，或称自名。

3、称人之父曰令尊，母曰令堂。向人称自父母，曰家严，曰家慈。见朋友之父，称老伯，母称伯母，自称晚或侄。

4、称人之祖，曰令祖公，祖母曰令祖太夫人。向人称自祖曰家祖。祖母曰家祖母。见人之祖父祖母，称太老伯，太伯母。自称己名即可。

礼仪动作

拱手礼、一拜礼、两拜礼、三拜礼、叩首礼、

执手礼、推手礼、交手礼、揖礼、鞠躬礼。

㈦ 人生三大悲事

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
这个应该是你要的，附上搞笑四大悲一则
端汤撒一怀,尿(niao)尿(sui)呲(ci)一鞋,放屁崩出屎，擦腚抠破纸.

㈧ 逆境成才名人事例

1、越王勾践

在被吴国虏去当俘虏，一生经历坎坷，人生虽大起大落、失聪这些逆境，而是一个人面对他战胜了人类的平庸，在逆境的磨砺下，沦为阶下囚的那段时间，他发奋著书，没有选择放弃，面对贫困、屈原，《在人间》等作品，战胜了自己的命运，他能感受的唯一温暖就是来自他祖母的呵护生活的困苦能把利石磨圆。

2、范仲淹

范仲淹从小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省吃俭用。终于，他的勤奋好学感动了寺院长老，长老送他到南都学舍学习。范仲淹依然坚持简朴的生活习惯，不接受富家子弟的馈赠，以磨砺自己的意志。经过刻苦攻读，他终于成为了伟大的文学家。

3、林文镜

著名侨领、著名华人企业家、融侨集团创始人林文镜于1928 年3 月19 日出生在福清市阳下街道溪头村，7 岁时离开家乡赴南洋与父母亲团聚。17 岁时父亲去世，还未成年的他被迫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

从跑单帮开始，他凭借强壮的体魄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在商海中搏击。到上个世纪60 年代末期，林文镜已先后办起了20 多家企业，涉及食品业、纺织业、水泥业、地产业、采矿业、航运业。

后来，他与父亲的一位朋友合作，成立了著名的林氏财团，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面粉厂和水泥厂，拥有自己的矿山和船队，林文镜的个人资产达到数十亿美元，成为名震南洋的一代巨商。

4、司马迁

他在朝廷任太史令之官职，后来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当时他心情异常悲愤，甚至想过自裁，但是他没有因此忘记自己的使命，忍受着奇耻大辱，从逆境中爬出，完成了震惊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名著且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因为其肩负的责任，让他没有在逆境中死去。

5、烛之武

烛之武三朝为宫，满腹经纶，却一直不得重用，其间他忍受的寂寞和痛苦的煎熬，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烛之武并没有自暴自弃、妄自菲薄，而是以惊人的毅力在寂寞中图强，饱读诗书，关心时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终于在国家的危急时刻，也是最为关键的时刻，完成人生的辉煌一击，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感叹号。

㈨ 中国古代著名人物生平简介以及名言~！要用于高考作文的~！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诗人，画家，书法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一生经历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他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与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实行新法,希望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苏轼虽主张改革,反对因循守旧,抑制豪强,但也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理论,苏轼认为"欲速则不达",建议神宗特殊政策皇帝不要"求治太速,进人太税,进言太广"。由于这些意见和建议遭到变法派的

陆游（1125-1210），南宋著名爱国诗人，一生勤学不息，写下不少教育子女的美丽诗篇，有着爱国的赤子之心。他出身于一个由“贫居苦学”而仕进的世宦家庭。陆游的高祖是宋仁宗时太傅陆轸，祖父陆佃，父亲陆宰。 当时正值宋朝腐败不振、屡遭金国（女真族）进犯的年代。出生次年，金兵攻陷北宋首都汴京，他于襁褓中即随家人颠沛流离，因受社会及家庭环境影响，自幼即立志杀胡（金兵）救国。
封建家庭虽带给陆游良好的文化薰陶，尤其是爱国教育，但也带来婚姻上的不幸。他20岁时与表妹唐婉结婚，夫妻感情甚笃，可是其母却不喜欢唐氏，硬逼他们夫妻离散，唐氏改嫁赵士程，陆游亦另娶王氏为妻。离婚后陆游非常伤痛，绍兴二十五年31岁游经沈园时，偶见唐琬夫妇，陆游在沈园墙上写了〈钗头凤〉词以寄深情，此后屡次赋诗怀念，直至75岁时还写了有名的爱情诗《沈园》。唐氏读了陆游的钗头凤后悲痛欲绝，和了一首钗头凤，不久便去世了。
陆游“年十二能诗文”，学剑，并钻研兵书。29岁赴临安省试，名列第一。次年参加礼部考试，因名次居于主和派权臣秦桧的孙子之前，又因不忘国耻“喜论恢复”，要求“赋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事宜覆大商”，为秦桧所黜。桧死，绍兴二十八年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绍兴三十年，召除敕令所删定官。孝宗继位，赐进士出身。后因力劝张浚北伐，发生部下将领不合的情况，再加上主和派阻饶，朝廷立即动摇，而陆游亦被冠上“交结台谏，鼓唱是非，例说张浚用兵”之罪名而遭免职。六年，起通判夔州。
乾道八年（1172年）主战将领王炎聘陆游至幕中襄理军务，使陆游的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军旅生活使他的怀抱不禁为之一开，写出了许多热情奔放的爱国诗篇。“飞霜掠面寒压指，一寸丹心唯报国”可说是他这一时期生活和心情的写照。虽然陆游满怀报国赤诚，但因朝廷腐败，只求苟安无意进取，他复国的壮志一直无法得到伸展的机会。
淳熙二年（1175年），范成大邀陆游入幕僚，为成都路安抚司参议官。陆与范素有诗文之交，因此不甚拘守官场礼数，以致引起同僚讥讽；又因复国抱负和个人功名长久无法得到伸展的空间，故常有较放纵轻佻的行为，被同僚指责为“不拘礼法，恃酒颓放”。于是陆游索性自号“放翁”，并在诗中自我嘲解。淳熙五年，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盐。淳熙六年，改提举江南西路[7]。淳熙十三年，知严州[8]。淳熙十五年，担任军器少监。
之后历经多次升降官职，在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之后的二十余年，长期蛰伏在山阴老家农村，家居时“眼明身健何妨老，饭白茶甘不觉贫。”因为养生有术，嗜食薏米和木耳，到了晚年，依然耳聪目明。期间虽仍有向朝廷提出抗敌作战的主张，但始终遭受非议。最后于在嘉定二年（1209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阴历日期，阳历为公元1210年1月26日）抱着未见国土收复的遗恨与世长辞，享年86岁[1]。
[编辑本段]历史评价
陆游的许多诗篇抒写了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在生前即有“小李白”之称，不仅成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 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陆游的著作有《放翁词》一卷，《渭南词》二卷。《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存词130余首。他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一直被人民广为传诵。
他始终坚持抗金，在仕途上不断受到当权派的排斥打击。中年入蜀抗金，长期的军事生活丰富了他的文学内容，作品吐露出万丈光芒，成为杰出诗人。“气吞残虏”。生当北宋灭亡之际，少年时即深受家庭中爱国思想的熏陶。绍兴中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高宗即位，赐进士出身。
他的诗歌艺术创作，继承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等人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卓越诗人 。他的主要著作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放翁词》、《南唐书》、《老学庵笔记》。
陆游书名为诗名所掩，陆游亦工书翰，精行草和楷书。他自称"草书学张颠（张旭），行书学杨风（凝式）。"他的书法简札，信手拈来，飘逸潇洒，秀润挺拔，晚年笔力遒健奔放。朱熹称其笔札精妙，遒严飘逸，意致高远。遗留书作不多，书论有《论学二王书》。传世之作有《苦寒帖》、《怀成都诗帖》等。
他的作品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悲愤激昂，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恢复丧失的疆土，解放沦陷的人民；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他的学生称赞他说：“论诗何止高南渡，草檄相看了北征”；一个宋代遗老表扬他说：“前辈评宋渡南后诗，以陆务观拟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与拜鹃心事实同”。正是杜甫缺少的境界，所以说陆游“与拜鹃心事实同”还不算很确切，还没有认识他别开生面的地方。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这也是在旁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
[编辑本段]轶事典故
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一生遭受了巨大的波折，他不但仕途坎坷，而且爱情生活也很不幸。
宋高宗绍兴十四年，二十岁的陆游和表妹唐婉结为伴侣。两人从小青梅竹马，婚后相敬如宾。然而，唐婉的才华横溢与陆游的亲密感情，引起了陆母的不满，以至最后发展到强迫陆游和她离婚。陆游和唐婉的感情很深，不愿分离，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母亲恳求，都遭到了母亲的责骂。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虽种种哀告，终归走到了“执手相看泪眼”的地步。
真相：根据陆游自己在晚年的诗作（《剑南诗稿》卷十四）是因为唐婉不孕，而遭公婆逐出。
陆游迫于母命，万般无奈，便与唐婉忍痛分离。后来，陆游依母亲的心意，另娶王氏为妻，唐婉也迫于父命嫁给同郡的赵士程。这一对年轻人的美满婚姻就这样被拆散了。
十年后的一个春天，陆游满怀忧郁的心情独自一人漫游山阴城沈家花园。正当他独坐独饮，借酒浇愁之时，突然他意外地看见了唐婉及其改嫁后的丈夫赵士程。
尽管这时他已与唐婉分离多年，但是内心里对唐婉的感情并没有完全摆脱。他想到，过去唐婉是自己的爱妻，而今已属他人，好像禁宫中的杨柳，可望而不可及。
想到这里，悲痛之情顿时涌上心头，他放下酒杯，正要抽身离去。不料这时唐婉征得赵士程的同意，给他送来一杯酒，陆游看到唐婉这一举动，体会到了她的深情，两行热泪凄然而下，一扬头喝下了唐婉送来的这杯苦酒。然后在粉墙之上奋笔题下《钗头凤》这首千古绝唱。
陆游在这首词里抒发的是爱情遭受摧残后的伤感、内疚和对唐婉的深情爱慕，以及对他母亲棒打鸳鸯的不满情绪。
陆游题词之后，又深情地望了唐婉一眼，便怅然而去。陆游走后，唐婉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将这首《钗头凤》词从头至尾反复看了几遍，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失声痛哭起来。回到家中，她愁怨难解，于是也和了一首《钗头凤》词。唐婉不久便郁闷愁怨而死。
此后，陆游北上抗金，又转川蜀任职，几十年的风雨生涯，依然无法排遣诗人心中的眷恋，他六十三岁，“偶复来菊缝枕囊，凄然有感”，又写了两首情词哀怨的诗：
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闷幽香。
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少日曾题菊枕诗，囊编残稿锁蛛丝。
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
在他六十七岁的时候，重游沈园，看到当年题《钗头凤》的半面破壁，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又写诗感怀：
枫叶初丹桷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
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
诗人七十五岁时，住在沈园的附近，这年唐琬逝去四十年，“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重游故园，挥笔和泪作《沈园》诗：（其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其二）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烟雨沈园中，恍恍惚惚间，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诗人，正缓步踱过伤心桥，踯躅在满地落叶中。已无蝉声，也无画角，只有一个默然凝望断墙柳絮的老人。
诗人八十一岁，又作梦游沈氏园亭诗，写下了：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这两首诗以梅花作为主要意象关联到一起，既表示自己的情操“零落成泥碾作尘，犹有香如故”，老而弥坚，至死不变，也寓示唐琬高洁的品行，坚韧的节操，更表现出两人的爱情，尽管经历了尘世风霜，天荒地老，但不变依旧。
诗人八十四岁，离逝世只一年，再次重游沈园，怀念唐婉，此情至死难忘。
《春游》诗云：沈家园里花如锦， 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是美人终作土， 不堪幽梦太匆匆。
自知不久于人世，仍然念念不忘当日眷侣，这一梦长达五十年——半个世纪，虽然仍自感匆匆，却赢得了天长地久，这正是诗人高尚的情操与崇高的精神境界。
从那首脍炙人口的《钗头凤》词、传说中唐琬的唱和开始，加上他几十年后陆续以沈园为题悼念唐琬的几首诗，陆游用自己的一生写下了一段流芳百世、凄婉感人的爱情悲剧。
陆游临终前一年，再游沈园，写下最后一首思念唐婉的诗：《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反对,苏轼被迫外调,先通判杭州,以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知州。在他为官之处,注意了解民情,关心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热爱。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作品留存至今约四千余篇。他的重大贡献在于和欧阳修一起建 树了一种稳定成熟的散文风格,世称"欧苏"。他的诗清新自然,逢源自始,似信手拈来,亦庄亦谐,大巧若拙,题材广阔,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化,是宋诗走向成熟的标志。其代表作品:<<饮湖上初晴后雨>>,<<海棠>>,<<题西林壁>>,<<惠崇春江晚景>>,<<赠刘景文>>,<<春夜>>,<<荔枝叹>>等。苏轼的词对题材,意境,风格,语言,技巧都进行了大胆开拓与创新,与南宋的辛弃疾并称为"苏辛"词派,开了一代豪放词风。其代表作品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等。苏轼是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四大家"。苏轼是宋代著名画家,"湖州墨竹派"创史人之一,苏轼善画枯木丝竹,兼擅人物花鸟,尤善画佛。他画的墨竹,运笔清拔,英风劲色,使人应接不暇,枯槎寿木,丝竹断山,放笔直取如入风烟无人之境。
苏轼以儒家思想为本,又能博采佛道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处顺境时不骄惰逸乐,在逆境 中能随遇而安,用乐观,洒脱的态度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因此,苏轼得以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使他的坎坷境遇化作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人生,并体现在他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创件中。

谈迁(1594～1658)。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居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今海宁马桥)。远祖即生活在这种国破之时，自己也是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末清初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你，马桥人。明诸生。明亡后改名为迁，字孺木，号观若。改名“迁”，寄托了对历史、对自己的一种境遇，当然也有可能是追寻大历史家司马迁的意思。当代就有一个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取汉名叫“史景迁”。（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珊·D·斯本瑟）.自幼刻苦好学，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维持生活。一生未曾做官，靠替人抄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来维护生活。用我现在的话说，是真正献身学术的人，自学成才，然后私人写史。不计报酬，不慕虚名，贫寒一生，活的很有骨气、很有节气、很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史家。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

谈迁博鉴群书，善诸子百家，精研历史，尤重明代典故。他立志编撰翔实可信的明史。从天启元年(1621)27岁开始，历时20余年，"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始完成这部编年体明史，全书500万言，取名《国榷》。清顺治四年(1647)手稿被窃，时已53岁，他发愤重写，经四年努力，完成新稿。顺治十年携稿北上，在北京走访降臣、皇室、宦官和公侯门客，搜集明朝遗闻，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十四年，去山西平阳(今临汾)祭奠先师张慎言，病逝于客地。谈迁祖籍汴梁(今开封)，随宋室南渡，定剧场于盐官西南枣林村，后江沙坍落，迁至马桥麻泾港西。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

《国榷》以《明实录》为本，参阅诸家史书，考证订补，取材广博，选择谨严，为研究明史的重要著作。书中对满清颇多贬责，当时无法流传。直至建国后，里人张宗祥着手整理校订，编为108卷，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天启元年（1621年），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年中，他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500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清顺治四年(1647)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顺治十年（年），60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

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这个小偷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恶的小偷！小偷无非时盗些银钱衣物，然而这个贫寒的家没有给小偷惊喜，于是他顺手拿走了谈迁的书稿，算是泄愤吧。这是一个“史家”二十六年的呕心沥血啊，这个小偷，改杀！如果我有历史的审判权，我就去捉了这个小偷，让他偿还谈迁的“心血”，这是无价的心血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谈迁在书稿被盗后的痛苦，一个贫寒一生，终其所能才完成书稿的53岁的老文人，这个打击无疑是天大的！谈迁发出这样的感叹：噫，吾力殚矣！文人的坚韧这个时候起了作用，谈迁迅速从沉沦终走出，说道：吾手尚在，宁已乎！
命运对这个老人，何其不公也！呜呼！
这个小偷的“盗品”还不如纵横江湖的大盗，那个小偷是卑劣的！何其卑劣的小偷啊！顺治十四年，谈迁逝世前不久，他应同乡友人沈仲嘉之邀，和友人钱大球去山西平阳，路过山东聊城一带，碰见两个强盗持刀打劫。谈迁镇定自若说道：“我们都是读书人，箱子里都是破书，那里来的钱财？”强盗见状抱拳说“惊动”而去。

可见，这两个强盗比起那个卑劣的小偷，可爱多了！
二，谈迁的节操，作文和拒文：
谈迁一直是考给别人抄写谋生的，这是很艰苦的。尽管艰苦，他也从不为钱财和骨气而放弃自己的原则。
崇祯十五年冬，有商船从日本走私人参，价值十万金。在海宁登陆，前往嘉兴。邑令刘宪模抓了私贩，但不上报，企图侵吞这批人参，肯托谈迁写信给浙江巡抚，买通关节。谈迁认为此时重大，隐瞒不住，拒绝写信，后果然事情败露，刘宪模被罢官。
顺治十二年，谈迁在北京。自己的同乡，新科的进士杨雍建托谈迁的老友沈仲嘉，转求谈迁代拟两份信稿。谈迁很不情愿的答应了。后来杨雍建又派人来找他，谈迁一口拒绝了。在日记中写道：我年纪老了，不受年轻人的侮辱。姓杨的虽然是海宁同乡，却让我干着干哪。无非是仗着自己的进士头衔，你做你的高官，我当我的穷书生，我们毫不相干。（大意如此）
但是他却肯为一些人写东西，不计报酬。史可法在扬州督师的时候，那篇《史相国誓师文》就出自谈迁之手。此外，还为史可法拟过一篇《乞援文》。
南明弘光元年(1645)为阁臣高弘图的记室，出谋划策，力图恢复。颇受高弘图、张慎言等赏识。后拟荐为中书舍人及礼部司务。他感到“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坚辞不就，引退回家隐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