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明行政

㈠ 公务员私自投资是否合法

要看私自投资的是什么，以下是明确的说法：
对于公务员持有股权、成为专股东或进行经营性属活动进行禁止，其最重要的着眼点在于预防和打击腐败。一般意义上的投资和炒股等活动，则并不影响公务员的清廉和正常履行职责。

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公务员职位按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于具职位特殊性，需单独管理的，可增设其他职位类别。
国家根据公务员职位类别设置公务员职务序列。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非领导职务层次在厅局级及以下设置。

㈡ 事业单位改革公路管理机构该怎么定性呢

此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一是先将现有的事业单位性质确定下来（共分三类，行政执法类、公益服务类、经营类事业单位）；

二是根据分类情况，制定不同的改革方案（行政执法类事业单位去向：一是成立行政单位，二是划归到某行政单位成为其内设科室；公益类还是成为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只是要加强公益服务性质；经营类事业单位全部转企成立公司）。

三是查看公路管理机构的职能（没有修路业务的前提下），多数职能为公益服务类，少数职能为行政执法类，所以有可能将行政执法类职能划转出去，成立一个真正的公益性单位。

承担农村公路的日常管理和养护工作，拟订公路养护建议计划并按照批准的计划组织实施属于公益性质；组织养护工程的招投标和发包工作不算是公益；

一般划分标准，有执法权就有行政性质；有经营活动（花钱或挣钱）就有经营性质，没有前两项但这个单位还必须设立就是公益的。

(2)宋世明行政扩展阅读：

事业单位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关键要从体制机制入手，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调整和规范政事关系。

2011年4月初，中央已经确定了一张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时间表，共涉及到超过126万个机构，4000余万人。

该表预计到2015年，中国将在清理规范基础上完成事业单位分类；到2020年，中国将形成新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2012年4月16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

定位及性质

事业单位是我国特殊国情下的特殊产物，它虽然有别于国外的非政府组织（NGO）和所谓的非营利组织（NPO），但是又同它们有着一定的联系。

根据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定义，事业单位是指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我国的事业单位就其定位而言，主要具备以下特征：

服务性

事业单位主要分布在科、教、文、卫等领域，是保障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正常进行的社会系统。如教育事业单位，主要功能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和各方面所需要的人才；卫生事业单位，主要功能是保障公民的身体健康，使其享受良好的医疗服务，等等。

缺乏这些服务支持，或服务支持系统不健全，生产力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并影响社会稳定。经济愈发展，社会愈进步，对服务功能的要求标准也愈高，范围也愈大。服务性，是事业单位最简明的特征。

公益性

公益性，是由事业单位的社会功能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在一些领域，某些产品或服务，不能或无法由市场来提供，如教育、卫生、基础研究、市场管理等。

为了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就要由政府组织、管理或委托社会公共服务机构从事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以满足社会发展和公众的需求。

我国的事业单位大都分布在公益性领域中，主要从事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有的虽然也从事某些物质产品的生产，但多数不属于竞争性生产经营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

知识密集性

绝大多数事业单位是以脑力劳动为主体的知识密集性组织，专业人才是事业单位的主要人员构成，利用科技文化知识为社会各方面提供服务是事业单位的主要手段。

虽然事业单位主要不从事物质产品的生产，但由于其在科技文化领域的地位，对社会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总之，事业单位作为非政府、非企业组织，有着政府机构和营利性市场主体所不具备的优点。由此可见，改革后的中国事业单位应当是主要从事社会事业和公益事业的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非营利组织。其基本特点是：非政府（也非“二政府”）；非企业（也非准企业）；非营利（也非变相营利）。

改革背景

有统计称，我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共计3000多万正式职工，另有900万离退休人员，总数超过4000万人。

来自高层的判断认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一些事业单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机制不活。公益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方式单一，资源配置不合理，质量和效率不高。支持公益服务的政策措施还不够完善，监督管理薄弱。

有的事业单位对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偏离了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此外，已经形成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结构在改革中很难被打破，成为事业单位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些问题影响了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分类改革加以解决。

“事业单位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与‘十二五’时期切实解决与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难题，以及‘民富’战略相吻合、相呼应。”汪玉凯说。

国家行政学院宋世明教授说，改革后的事业单位，即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应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织支撑，成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力军，以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核心职能。

㈢ 美国党政干部的法定待遇

国家干部数量没有公开数字
唐钧

美国官民比例1：15的启示

官民比例的历史坐标

中国的官民比到底是多少？

官民比例高达1:18 专家呼吁严控“官员”膨胀

中国的“民官比”到底有多大？“26个百姓一个官”，是最流行的说法。实际上，在这个数字得出的过程中，“官”和“干部”以及“吃财政饭的”、“吃皇粮的”混为一谈，“官”的外延实际上是在被不断地扩大再扩大，最终“算”出了一个“4572万”的耸人听闻的庞大数字。

在“民官比”于媒体上被热炒了一个多月以后，人事部副部长、《公务员法》起草领导小组的侯建良出面辟谣：“我国目前官员所占比例根本达不到这么大，所谓的‘官民比’应该是1∶197.69。”侯建良说：截至2003年底，中国公务员的总数约637万人，其中，中央机关及其在地方的派出机构有47.5万人；省级机关有53.55万人；地市一级有144.6万人；县（市）一级最多，有285.2万人；乡一级有106.1万人。

中国“国家干部”的实际规模

要还事物的本来面貌，其中的关键是要弄清中国“吃财政饭”或“吃皇粮”的“国家干部”究竟有多少？包括哪几类人？“国家干部”中有多少人是“官”，多少人并不是“官”？不理清这个头绪，就难以实事求是地来分析这个问题。

遗憾的是，也许事关国家机密，我们很难找到有关国家干部的具体的统计数字，譬如人事部的网站上就没有“统计资料”之类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缺乏透明度，实际上是造成社会误解或“谣言”的社会环境）。人们现在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的信息。

同样曾参与《公务员法》草案起草工作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目前中国有公务员近500万人。这是在有关部门出面“辟谣”以前，媒体公开披露的唯一与公务员人数相关的信息。至于为什么与“辟谣”的数字相差100多万，至今没有更权威的解释。

按照中国官方惯用的“说法”，“吃财政饭”或“吃皇粮”实际上指的是所谓“国家干部”，而“国家干部”基本上可以分为“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两部分。属于“行政编制”的国家干部亦即公务员；属于“事业编制”的国家干部大多在各类事业单位工作，但也有一部分实际上在政府机关上班。

人事部副部长王晓初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全国有125万多个事业单位，近3000万职工。” 但要再进一步将国家干部，尤其是事业单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细分是困难的，因为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中的数字，在党政机关中具有“国有”身份的实有人数约为1000~1100万，除去500~600万的公务员，实际上另外有500~600万人。在“事业”一类（科教文卫金融等）中，具有“国有”身份的人为2508.2万人。《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吃财政饭”或“吃皇粮”的“国家干部”的数字，与前文所述的媒体披露的数字非常接近。

与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以前的数字相比较，中国的公务员从800万减少到500~600万，事业单位职工则从2500万上升为3000万，“吃财政饭”或“吃皇粮”的“国家干部”总数从3300万上升为3600万。

事业单位职工数字的上升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时，有一大批原党政机关的公务员被“充实”到事业单位，其身份也从“行政编制”转为“事业编制”；二是为了适应政府职能的改变，近年来政府机关中增加的“自收自支”的“事业编制”的机构与人员。

上述经推算而得到的数字可能不“精确”，因为上述领域中有少数人不是干部编制，而是“工人编制”，譬如“辟谣”时所说的“党政机关的工勤人员”。然而要说他们也是“吃财政饭”的，恐怕也没有错。但是，考虑到其他领域中也会有少数“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的干部，一进一出之间，推算的数字应该比较接近事实真相。

1100万的官多不多？

根据前面的信息，在目前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实际上只有1000~1100万人可以称得上是“官”，其中有500~600万人是公务员，而另外500~600万人则属于“事业编”。

有关部门出面“辟谣”时，仅仅把637万公务员说成是“官”，这自然有他的道理，最主要的根据应该是“法律”。在最新出台的《公务员法》中，明确规定公务员是“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公务员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受法律保护。”

但是，事实上，中国的“官”显然不仅仅是“公务员”。譬如，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许可。被授权的组织适用本法有关行政机关的规定。”上述法律提及的“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目前大量的是以“事业单位”的名义存在并且正在“实施行政许可”，这些“准行政机构”（事实上也是“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显然也应该被看作是“官”。从数量上去分析，把上述除去公务员的“另外500~600万人”也算作是官，恐怕并不为过。

如前所述，上述这两部分人相加应该是1000~1100万人。按“民官比”的说法，则是116.27∶1（2003年底数）。与有关部门“辟谣”时披露的数字有点出入。不过，与世界各国相比较，我们197.69∶1（或116.27∶1）的“民官比”并不高，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甚至是很低的。当然，从绝对量上看，1100万的“官”在国家对比中十分突出。1999~2002年三次官员加薪行动，到2003年全国财政累计支出已经达到数千亿元。实际所谓的改革的很多矛盾更多地也集中在这一部分上。如果把“官”的范围扩大到那些完全没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就完全与事实不符了。比如“义务教育”，国家财政的教育投资，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支付教师的人工费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本身的内涵中就包括要确保教师，尤其是农村的初中、小学教师吃上“财政饭”。最近还有学者呼吁由中央财政来承担全国603万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对这个提议，恐怕不能简单以吃皇粮人数太多否定之。

实际上，对比是很困难的。通过表格看出，美国的公务员人数是比较庞大的，但其中相当部分其实是政府雇员。克林顿政府上台以后，面临失业率不断攀高的社会经济态势，作出了一项重要决策，就是把发放社会救济金改换成提供工作机会，让有劳动能力的救济对象去工作。譬如，建立各种由政府提供职位、资金的社会服务组织来提供就业机会，或者鼓励领福利救济的人参加工作而政府对雇用他的雇主或就业者个人进行补贴，等等。大批公共服务项目的工作岗位就是这样诞生的（亦即我们常说的“政府买岗位”）。然后，让他们再把原来的救济金当工资挣回来，而且这些“吃财政饭的”统统被算作“政府雇员”。这种政策实际上把用财政经费来发放社会救济改变成了“挣社会工资”。这部分“政府雇员”自然与表格中我国的1100万的内涵根本不同。

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更应该关注什么？

在弄清楚中国“国家干部”的现状以及其中“官”与“非官”的差别以后，我们想要再深入一个层次，来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如果老在“精简”二字上做文章，是不是陷入了一个误区。

自80年代以来，政府机构改革被不断提起，比较大的有这么几次：1983年一次，1988年一次，1993年一次。但每次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比如1993年的那一次机构调整，当时精简了一些部门，而到1998年，人员反而增加了100多万。

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被认为是动了大手术的，意义重大。当时的说法是“近一半左右的机关干部应被精简”。

按当时的口径800万“机关干部”减一半应该是400万。对于有关部门“辟谣”时披露的637万的数字，倒是既出乎意料之外，也令人沮丧。在7年来的这一次时间更长一点的轮回中，动大手术割去的这一块赘肉，似乎又在长起。

也许，我们一开始就把“小政府、大社会”的内涵弄错了，以为“小政府”就是人数更少的政府，所以在“精简”上大做文章。现在看来，虽然首先应该承认20多年来政府机构改革肯定是有成效的，但是仅就“机关干部”或“公务员”的人数而言，我们并没有达致设定的目标。

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政府工作人员的总量太多，而是“官多兵少”，当领导的人太多，做具体事情的人太少。尤其在人员精简之后，差不多80~90%的人都有了“官位”。

在这一点上，英国的经验可以供我们参考：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将政府分为“决策核心”与“执行机构”两部分，前者由擅长政策分析和政策评估的少数高级公务员组成，后者囊括了大多数中、下层公务员，专门负责执行政策和社会服务。从1988年创设第一个执行局——车辆管理局开始，到1997年，执行局已达124个，工作人员占公务员总数的76％。英国政府准备将90％的政府公务员转到执行局。执行局所涉及的公共服务的范围包括社会福利、监狱管理、证照的审核发放、就业、会议服务、军需供应、工商注册、专利保护、破产服务、标准计量、地产登记、药品管制、天气预报、农牧渔业服务等等。执行局的公务员人数因服务的内容和性质而异，大的如社会福利局达6.5万人，小的如外交部所属的会议中心仅30人。除了有严格法定程序规定的行政事务以外，其他的社会服务都由民间团体来具体办理，而政府则花钱买服务。

在政府的决策中心，人数很少，他们又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呢？其实，他们自己并不做具体的社会调查或政策评估，因为政府自己做这些事，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公信力的。这方面的工作一般都委托给大学、研究机构或咨询公司去做。而决策中心的任务就是在审阅研究报告或评估报告后，按照报告中的政策建议（必须有不同意见），进行整体的论证并作最后决策。这样的政府职责安排，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促进了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劳动就业。同时，这也是英国政府公务员人数较少（占总人口的比例与中国相近）的主要原因。

总而言之，比较各国对公务员和类似中国的“国家干部”概念的不同理解和采用的相关制度看，公务员或国家干部的多少对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一种重要的，甚至是一个很不重要的影响因素。重要的是要把政府的社会定位，包括角色和任务分清了，再来考虑用多少人的问题。党政机关也好，事业单位也好；行政编制的也好，事业编制的也好，该精简的精简，该增加的增加。好在这些我们已经厘清，因此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不必首先把精力放在“精简”上，而是按中央的部署，放心大胆地从政府职能的厘清和调整做起。当然，我们也不要操之过急。就像冯巩的新影片所说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一次，我们完全有充裕的时间把问题统统想明白了再来。 参考资料：http://www.cass.net.cn/file/2005092342292.html

要想了解更多,请照参考资料.

㈣ 国家行政学院宋世明人 怎么样

是想读他的博士后吧，不错的，很真实，无论学术还是做人，讲课也很丰趣。

㈤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指将现有事业单位按照社会功能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
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为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
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
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

到2020年，建立起功能明确、运行高效、治理完善、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公益服务新格局，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

作为中国历次机构改革的遗留产物，一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没有纳入公务员管理，造成一些公共机构出现利用所占有的公共资源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
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
有统计称，我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共计3000多万正式职工，另有900万离退休人员，总数超过4000万人。
来自高层的判断认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一些事业单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机制不活。公益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方式单一，资源配置不合理，质量和效率不高。支持公益服务的政策措施还不够完善，监督管理薄弱。
有的事业单位对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偏离了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此外，已经形成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结构在改革中很难被打破，成为事业单位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些问题影响了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分类改革加以解决。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说，“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改革后的事业单位，即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应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织支撑，成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力军，以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核心职能。
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要求，以促进公益事业发展为目的，以科学分类为基础，以深化机制体制改革为核心，总体设计、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先行试点、稳步推进，进一步增强事业单位活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公益服务的需求。
“甩掉两头、留下中坚”
从中央的新部署看，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是此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尤为突出的主导理念。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看来，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可谓“甩掉两头、留下中间(中坚)”。
公益分类
被留下的“中坚”，也进行了细分。
据了解，此次改革部署又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等情况，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划分为两类。
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性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二类。
“这样分类也可以看作是按照公益属性的纯粹程度来划分的。”汪玉凯说，纯公益类的事业单位，是由政府出资保障的，不再允许其存在经营性活动。“比如乡镇诊所、社区医院等就属于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以前经常说的教育产业化，这个概念模糊不清，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义务教育是不可以产业化的，长期不治的义务教育阶段‘择校费’应被叫停”。
汪玉凯指出，高校、职业教育、综合医院等，应该属于准公益类的事业单位，允许其部分市场配置资源，但不允许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
提升改造
一切为了公益服务
“‘留下中坚’也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留下，而是要对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进行整体的优化、提升、改造。”宋世明分析，这其中包括改革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加强监督等若干“重塑”项目，“这一系列改革，无不是为了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
“重塑”项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保制度的改革。
据悉，高层要求是完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政策，逐步建立起独立于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体系。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个人缴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实行省级统筹，基本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
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对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妥善保证其养老待遇水平平稳过渡、合理衔接，保持国家规定的待遇水平不降低。此外，还将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制度。
“可以看出，未来的公益服务新格局将为公众提供广覆盖、多层次的公益服务”，汪玉凯说，事业单位改革并不是单纯地减少数量和人员，经过剥离、重塑后的事业单位，在未来发展中质量将提升，数量也会调整和增加，“一切服从于人民群众对于公益服务的需要”。

㈥ 事业单位要改革了，还考吗

核心提示：权威信息称全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时间表确定。统计称中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共计3000多万正式职工，另有900万离退休人员，共有4000万人将受到改革的影响。改革后的事业单位将主要从事公益服务。据《瞭望》新闻周刊最新了解到的权威信息，高层已就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作了全国性的整体改革部署，改革时间表也已确定。这项涉及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的4000万“事业人”的改革，终于正式开闸。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准备、调整，国家层面的中长期改革指导意见将对下一步中国事业单位改革起到重要的宏观性、纲领性、指导性作用。”改革背景 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有统计称，我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共计3000多万正式职工，另有900万离退休人员，总数超过4000万人。来自高层的判断认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一些事业单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机制不活。公益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方式单一，资源配置不合理，质量和效率不高。支持公益服务的政策措施还不够完善，监督管理薄弱。有的事业单位对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偏离了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此外，已经形成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结构在改革中很难被打破，成为事业单位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些问题影响了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分类改革加以解决。国家行政学院宋世明教授说，改革后的事业单位，即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应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织支撑，成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力军，以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核心职能。改革思路 “甩掉两头、留下中坚”从中央的新部署看，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是此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尤为突出的主导理念。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宋世明看来，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可谓“甩掉两头、留下中间（中坚）”。所谓分类改革，即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为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宋世明说，留下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作为中国历次机构改革的遗留产物，一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没有纳入公务员管理，造成一些公共机构出现利用所占有的公共资源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公益分类 叫停义务教育择校费被留下的“中坚”，也进行了细分。据了解，此次改革部署又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等情况，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划分为两类。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性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二类。“这样分类也可以看作是按照公益属性的纯粹程度来划分的。”汪玉凯说，纯公益类的事业单位，是由政府出资保障的，不再允许其存在经营性活动。“比如乡镇诊所、社区医院等就属于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以前经常说的教育产业化，这个概念模糊不清，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义务教育是不可以产业化的，长期不治的义务教育阶段‘择校费’应被叫停”。汪玉凯指出，高校、职业教育、综合医院等，应该属于准公益类的事业单位，允许其部分市场配置资源，但不允许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提升改造 一切为了公益服务留下中坚’也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留下，而是要对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进行整体的优化、提升、改造。”宋世明分析，这其中包括改革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加强监督等若干“重塑”项目，“这一系列改革，无不是为了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