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管服审批工作

㈠ 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简政放权

一、简政放权加快推进，但与社会预期还有距离
过去一年来，国务院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意味着国务院层面在两年内将下放超过600项行政审批事项，占1700项审批事项的三分之一。
对政府来说，削减一项行政事项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影响，但对企业和社会来说，削减一项行政审批事项，表明交易成本的急剧下降，企业用于跑审批、跑盖章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投入等将极大地下降。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的一次调研会上，有位企业家告诉我们，过去企业办一项变更手续，至少要耗时半个月以上，而这次变更办理，仅用了一天时间全部办结，企业由此节省的直接成本超过90%。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对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来说，最受欢迎的，倒不是直接的资金、税收等政策扶持，而是少一点行政审批，尤其是少一些前置审批。有的企业甚至认为，资金和税收支持反而加大了不公平竞争，而减少行政审批一视同仁，这才是对企业最大的支持。
当然，从实践也看到，由于传统增长方式根深蒂固，推进行政审批改革与社会需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半个月之前的一次调研会上，有位企业家直指涉及企业项目审批的两个职能部门，设置了互为前置的审批事项（即要审批A，需要以B通过为前置；而要审批B，则又需要以A通过为前置）。企业无可适从，一项业务办了近八个月没办下来。说到情急之外，这位企业家甚至指出：如果一项业务在一个月内没有审批下来，我就认为这个部门的办事人员已经在暗示要我送礼。其言之切、其情之急，某些政府工作人员可能无法想像。客观地说，这种现象并非孤案。
因此，在今年有望完成本届政府简政放权三分之一目标的基础上，还需要加快简政放权力度。按每年平均300项的速度推进，本届政府任期内，完全有可能减少到三分之二以上。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社会资本的活力将会得到充分释放的释放。
二、简政放权要与市场监管严格区分开
有人会询问，简政放权，是不是意味着政府管得越小越好？这判断不完全对。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简政放权是做减法，而市场监管是做加法。对政府来说，需要在加快简政放权的进程中，加强市场监管体系建设。
一般来说，行政审批是行政机关事前把关的手段，市场监管是对市场经营活动进行约束限制的行为，二者在范围、程度上有本质区别。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监管主要是事中、事后的监管，而不是前置性的审批。对于前置性的审批尽可能做到越少越好，对于事中、事后的监管则需大大强化。而客观地看，一些部门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合为一体的特点比较突出。例如：某些机构既有行政审批权，又有市场监管权。这种“谁审批谁监管”的体制不可避免形成以审批取代监管，重审批、轻监管的问题。这也是“九龙治水、各管一段”的矛盾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根源所在。
然而，当前的很多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异化为类似审批部门。监管不是为了解决和发现问题，而是为了获得企业的相应“公关”，成为捞取部门好处的一个途径。在一次调研会上，有企业家就提出，为什么消防检查这么频繁？而且每次都是在十一半左右过来？其意图不言而喻。企业家直言，如果真是为了帮助企业查找问题，企业并非不欢迎。但只求“公关”而流于形式的监管，还是少来的好。
那么怎么办？出路在于需要把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严格分开，加快构建专业性、独立性的监管体系。前置性的行政审批，尽量减少；而事中事后的市场监管，要真正做到位，不能流于形式，尤其不能为得到某些“公关”而检查。同时，要建立市场监管的事后追查机制，发生重大事件后，如果市场监管部门不到位，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刑事带伤。只有这样，才能既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又防止类似上海福喜事件和昆山中荣爆炸事件的重演。
三、简政放权要避免“小鬼现象”
决策层推进简政放权的决心和力度是比较大的，但越到基层，简政放权落地越有可能走形变样。有的企业家就提出，简政放权最怕“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毕竟所有的事情都要人来做，而在实际操作者手中，自由裁量权过大，往往使企业面临不同的解释。有位企业家就说，在一个新的政策出来后，企业依据这政策去办理事务，前一天遇到的办事员给了一个解释，企业按此解释做了相应准备；但第二天去，另一个办事员即给了另外一个解释，企业准备好的材料无法办成此事，需要重新准备。这种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使企业在办理业务时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此外，一些基层政府和部门，对上级下放的行政审批权限，确有截流意愿。有位企业家提出，过去在市里办事，有办事大厅，跑一圈大体还能办得差不多。而现在有些事项下放到基层后，反而更不方便。
衡量简政放权效果的最重要标准，就是企业是不是更方便，自主权是不是更大。对于企业来说，审批权在哪级不重要，都是政府在审批。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只有两种选择：审批或者不审批。因此，推进简政放权，关键还是要执行到位。一是对于中央简政放权在地方层面被截留的，采取严格的问责，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把地方落实、贯彻中央政令纳入改革程序法的范围，依法追究地方官员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二是规范自由裁量权，减少经办人员的主观意愿。在这方面，应尽快优化审批流程，压减前置审批环节，建立“办事工作日”和“告知承诺”机制，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实施办法，建立统一的行政审批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布实施行政审批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同时，按照实现政务信息网上公开、公共决策网上互动、投资项目网上审批、社会事务网上办理、公共资源网上交易、政府效能网上监察的要求，尽快推动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由到部门实地办理加快向网上办理转变。三是构建行政审批改革的社会监督平台，使广大企业和居民成为简政放权的有效监督者，使“最后一公里断头路”尽快打通。

㈡ 如何做好新常态下深圳市行政审批的简政放权工作

首先，什么是新抄常态袭。

新常态：“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这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在新的环境下发生的以前总是发生的状态，这不是废话吗？

政府拿新名词绕藤老百姓，就像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一样，中国根子不改变，结出的果

子还是以前那样的。

你说新常态和以前有区别吗？

新常态告诉你，在新的环境下，涛声依旧。

以前怎么样现在依旧怎么样就行

㈢ 如何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简政放权，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工作要求

一、做好取消、下放旅游行政审批项目的承接工作 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27号），“外商投资旅行社业务许可”、“旅行社经营边境游资格审批 ”已下放至省级旅游主管部门，请按照国务院有关要求，把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向深入，增强法治、公平、责任意识，搞好事中事后监管，及时承接相关审批项目，确保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许可条件、程序、期限等规定，实施相关审批。 二、做好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的对接工作 （一）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27号）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号），“旅行社经营出境旅游业务资格审批”、“外商投资旅行社业务许可”、“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核发”、“旅行社经营边境游资格审批”由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据此，申请设立旅行社的，应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无需再提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但旅游主管部门在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材料时，应当查看营业执照中的经营范围是否包括旅行社相关业务经营事项。 （二）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号），设立外商投资旅行社应先经商务部门审批，再取得工商营业执照，最后申请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据此，申请设立外商投资旅行社的，直接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营业执照，依照内资旅行社的审批程序办理。

㈣ “放管服”改革的成效如何。

改革怎么样，群众说了算。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的成效如何？

有关部门对网上100多万条信息的大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网民对此项改革的满意度上升到89.9%，大家集中点赞就业创业方便、便民服务有效、营商环境优化等三个方面。

群众点赞的背后，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简政放权做“减法”，加强监管做“加法”，优化服务做“乘法”，近5年来，“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入推进，为企业群众减负担，为经济社会增活力。

给创业、就业者“松绑”，引来源头活水

“放管服”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项改革措施的进一步落实更需要强有力的监管“护法”。既有统一部署、又有各地创新，“放管服”改革的监管体系越织越密。

监管更加智能化。“证件存在异常发放行为。”在贵州省贵阳市，运管局信息中心主任陆宇不在现场就立马得到了执法信息。原来，通过手机上一个名为“数据铁笼移动管理”的APP就能监测执法情况，发生问题就会发出“红色警报”，相当于将执法权力关进智能铁笼。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在各地政务监管、服务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信息上云，透明执法，“人在做，云在看”，违规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监管逐步清单化。权力清单亮出政府权力家底，目前已有57个国务院部门公布了权力清单，31个省份全部公布省级部门权力清单；60个有行政审批事项的国务院部门公布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中央及各省（区、市）公布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以及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和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收费清单；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公示，拟列入职业资格目录清单151项……清单之外不可为，哪些事项需要审批、哪些费不该收、哪些证不该有，都有本明白账。

监管日益常态化。督查机制已成为监管利器。2014年以来，国务院每年都开展了全国性的大督查，实地督查，奖惩分明，成为各部委、各地方一次年度大考，今年还开展了“放管服”改革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专项督查。目前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建立完善企业和群众评判“放管服”改革成效的工作机制。

升级版监管为“更简审批更优服务”保驾护航，也以包容审慎的原则助力新动能健康成长，让市场活而不乱。

北京市做过一项统计，通过整合税务、工商等36个政府部门的800多个审批和服务事项，建立法人一证通信息平台，这项创新年均减少法人用户交通出行3000万次，真正实现了“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㈤ 霸州市行政审批大厅或者政务服务中心的电话是多少

霸州市行政审批大厅或者政务服务中心的电话是0316—7285818。

霸州市行政审批局的内设机构职能：

一、效能监督股：负责拟订政务服务、行政审批服务效能考核评价制度；对本局负责的行政审批事项和进驻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情况和效能进行监督及综合考评；负责对窗口人员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并进行绩效考核；负责疏通社会和群众监督渠道，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和评议。

二、投资项目股：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依法必须招标的基建工程、特许经营项目招标方式和招标范围的核准；县管权限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

三、国土规划股。建设项目用地预审；采矿权新立、延续、变更登记发证与注销登记；采矿权转让审批；开采矿产资源划定矿区范围批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批准；政府投资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竣工验收；建设用地改变用途审核。

(5)放管服审批工作扩展阅读

霸州市行政审批局的工作职责：

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放管服”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务服务管理、公共资源交易、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行政审批局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创新和完善相关工作体系、体制机制。

二、组织协调全市“放管服”改革工作。指导、督促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放管服”改革重要领域、关键环节重大政策措施。

三、组织推进全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建立健全行政审批管理体系；推进简政放权，清理和规范各类行政许可管理事项；组织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工作。

㈥ 下放农村申被权,指的是什么权

本质上，这是统筹城乡土地市场共同发展的体现。

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权，由国务院下放到省级决策层面。

3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了省级政府更大的用地自主权。《决定》称，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这一内容，已经体现在2019年8月26日最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

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对国务院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城市在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国务院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对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外，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国务院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决定》还，试点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对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以及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永久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国务院委托部分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首批试点省份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重庆，试点期限1年，具体实施方案由试点省份人民政府制订并报自然资源部备案。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此类政策规定对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及改革各地方的用地政策等有积极的作用。客观上使得土地转性的审批工作压缩，有助于促进部分农用地的用地性质转变，对于相关建设用地的增加也是有积极作用。

在实际过程中，耕地要转变为农用地面临很多障碍。从审批本身来说，也有很长的手续，造成了一些城市耕地转性的困难。尤其是在一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地方，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是有制度保障的，但是审批程序比较慢，这使得部分土地难以按时转性，最终也影响了用地工作。

此外，部分城市要在特定地段获得建设用地，往往需要依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机制，即农村对宅基地等进行复垦以形成新的耕地、城市郊区占用耕地。此类工作因为涉及耕地占用，审批程序比较复杂。

严跃进表示，现在此类政策放松，使得各级省政府可以通盘进行考虑，这也有助于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建设用地市场的管理，其本质上也是城乡土地市场共同发展的体现。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俊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国家层面上很难及时准确得进行微观管理，权力下放就是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推进审批领域改革，下放审批权限，打造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在土地领域审批权力的下放，是当前土地管理改革的方向之一，增强了地方统筹利用土地资源的能力，必然会带来地方政府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刘俊杰还表示，要用好管好下放的审批权，避免个别地方重蹈土地财政的覆辙。

之所以将四大直辖市和江浙皖粤八地作为试点，刘俊杰认为，试点地方位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等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一些地方可能存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接近枯竭的状况，先期让这些地区试点探索，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建设用地紧张状况，另一方面也为未来土地制度改革探索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决定》还提出，国务院将建立健全省级人民政府用地审批工作评价机制，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土地管理水平综合评估结果，对试点省份进行动态调整，对连续排名靠后或考核不合格的试点省份，国务院将收回委托。

㈦ 推进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应该做好哪些工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版问题的决定》，对加快权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等作出部署。
围绕行政体制改革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
“行政体制改革直接关系政府部门权力格局的调整，某种程度上也是部门利益的调整，各种利益矛盾和复杂问题交织，许多时候绕不开、躲不过。”王峰说，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要解放思想，下决心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同时，改革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坚持稳中求进，“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㈧ "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审批提速了是怎么回事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推进，一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转变政府职能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办事效率的提高上，体现在为群众服务的质量上。

在近期国务院办公厅组织开展的“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中，“繁文缛节简化了多少”“行政审批提速了多少”“群众办事方便了多少”成为督查组最关心、最经常提及的问题。

“三天就拿到了营业执照，确实方便了很多！”督查组来到位于陕西自贸区的西安高新区政务服务大厅，遇到一位满脸笑容的办事群众。变化来自于陕西自贸区推行的“多证合一、多项联办”行政审批联办机制。

与此同时，如何进一步将一系列改革举措转化为让广大群众可以享受的实在成果，督查组一路走访一路探讨只有贴近群众，才能惠及群众。广西坚持推动政务服务向乡镇（街道）、村（社区）延伸，专门设立基层政务服务大厅，推广政务服务信息化应用平台，初步实现“居民办事不出社区、村民办事不出村屯”。截至目前，全区1251个乡镇（街道）已建成政务服务中心14303个。

深化改革到哪一步，服务就跟进到哪一步。去年4月以来，吉林省政府深入开展简政放权“回头看”活动，专门派出5个检查组，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投资项目前置条件多、中介服务周期长……吉林省政府认真梳理问题，逐条制定整治措施，实现了从政府“端菜”到企业“点菜”的转变。

以上内容引自人民日报。

㈨ 山西省行政审批简政放权有哪些

“并联办理、限时办结”指的是同一个审批事项，过去由多个部门依次串联办理的，现在多个部门同时办理，并在规定时限内办结。目前，以简政放权为目的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正在全国拉开序幕，处于中部省份的山西，加入了这场改革竞赛。9月初，2012年曾消失的“人口调控”被重提，批发市场的外迁被认为是调控的新招。
“首席代表”
太原市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2012年正式推进，而流程的顶层设计从2011年就开始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美国埃森哲公司获邀参与了流程设计。改革的核心是简政放权，审批事项由原来838件减少到目前的168件，并且通过做实政务服务中心、引入首席代表制的方式促进审批效率的提高。
这是一次对权力的重新洗牌。改革之后，太原市各委办局的行政审批处正式出现，审批处处长同时是各部门派驻政务服务中心的首席代表。行政审批处或由其他处室归并而成，或重新挂牌，总揽各委办局的审批权限，例如，太原市发改委原来分散在14个处室的审批权，被归集到这一个处。
而整个太原市，34个部门分散在106个处室的审批职能，全部集中在了太原市政务服务中心。
要审批，前提是赋权到位，首席代表们要有签字权。以发改委为例，从2012年1月开始，改革初期，作为首席代表，拥有的只是备案权。涉及到项目核准权和审批权，仍需要对接各个处室。
权力的下放，并非易事。从被任命为审批处处长，到拿到正式的书面授权，这些首席代表们一度难以展开手脚，频繁地打电话请示局长或副局长成为他们工作的常态。太原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树忠说，在那个阶段，好多局委办心存疑虑，都在观望和徘徊。
在山西省百强县柳林，这项改革也在推进中。柳林县纪委副书记李永鑫发现，仅仅是给政务大厅的审批股长们发任命书还不够，尽管任命书明确了审批权，这些股长们仍然不敢签字，还是要等局长们的指示。直至要求各个局以书面形式，将审批股长们具体行使的权力一一列出，甚至推出专用的审批公章，明确这些审批公章和原有公章具有同样的效力，股长们的权力才算做实。
到2012年7月，新一轮的赋权之后，太原市政务服务中心的首席代表们才逐渐进入角色，太原市发改委的核准权和审批权，才逐步下放到中心。到11月，又经过几轮的督促，才将所有的权限，诸如招投标、环境审查，逐步下放。
期间，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放下狠话，哪些局不让审批权力进来，有一个撤一个，有十个撤五双。作为推进措施，太原市市长耿彦波每月到中心一次，常务副市长每周到中心一次。
与此同时，太原市纪委监察局也进驻了政务服务中心。监察局副局长常继德说，去年共进行了五次检查，每次检查都能查出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首席代表们进来了，权力进不来。从去年到今年年初，常继德曾经把12个局长叫到办公室，一个一个谈话，各单位都努力陈情某项工作审批的复杂性，称无法进驻到政务服务中心，一签了事。“不是怕出事，实际是不想放权，这不仅是权力的调整，也是利益的调整，有签字权，就有利益。”常继德说。
已经养成习惯的审批低效率，一时难以扭转。去年，对于超过审批时限的部门，监察局共下达督办单40份，发黄牌警告20个。常继德回忆说，一个局，名义上在大厅办公，实则暗自在局里审批，一查处，原来审批权拿回去后，副处长和处长均受贿了。而今年1月份，又有一个局，利用审批处长调职的机会，悄悄把审批权拿回去了。
另一项重大的改革，则是涉及审批的专家论证会、联审会被要求在政务中心现场召开。为此，在政务大厅的二楼，专门开辟了几个大会议室。
经统计，首席代表可以直接审批的事项，已经占到52%。剩下的其难以决断的事项，批件不能拿回去，须马上上报，召集联审会议，局长或副局长来参加。这样的会议，由政务中心派人记录，在24小时之内形成会议纪要。根据会议纪要，由首席代表签字审批。
首席代表的权力和作用由此凸显，私下里，被称为“二局长”。
太原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树忠说，实际上，上头不给压力，改革目的不会轻易达到。在山西省，这项改革得到了省委书记袁纯清的高度关注，他给太原设定的目标是：2014年，建成全国一流的服务型政府。
政务大厅曾虚设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于山西，有着特殊的意义。2012年，山西召开了世界首届晋商大会，以此为契机，山西谋求经济结构转型，展开了万亿大招商。但彼时山西的投资环境，被众多晋商所诟病。长期以来，山西单一的经济结构，养成了山西省各级政府重审批、轻服务的体制沉疴。
吃拿卡要的官僚作风，在山西颇为普遍。山西省政协经济和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刘道友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批评说，山西各部门，已经习惯了抓权不放。政务服务中心虽然早已成立，但长期沦为摆设。
政务服务中心也被称之为“政务超市”，即把各个政府部门对外审批集中到一块，进行一站式办理。这种模式肇始于浙江和广东，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被全国各省纷纷效仿。
2003年，太原市正式建起政务服务中心。那时，郑润林被调到这里，担任政务服务中心的主任。10年之后，在山西省，从地级市政府到县级政府，各级政务大厅纷纷成立。
物理式集中解决了门难进的问题，脸色态度好了一些，因为毕竟是公开透明的窗口，互相之间有比较。但物理式集中办公之后，政务服务中心应承担什么功能，定位依然模糊。“这涉及到深层次的问题。”郑润林说。一些规定，在制定之初就互相打架，互相牵制。最为普遍的是互为前置条件，办一件事，甲部门让乙部门先盖章，乙部门让甲部门先盖章。各个委办局的办事流程虽然都实现了信息化，但往往只是部门内部的信息化，在部门与部门之间，还存在一堵看不见的墙。虽然同在一个大厅，但大家还会推来推去。
所以，门好进了，脸好看了，事并不好办。即便是单个部门内部，涉及同一项目的审批，往往因人设事，审批流程被肢解分散在每个处室，人人都把握一个审批的环节，人人都拥有了签字的权力。被派驻到政务大厅的人，只负责其中一个环节，其他的管不了。所以，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功能，成了“只挂号不看病”的收发室，逐渐变得可有可无了。
到了后期，因为政务大厅是个窗口，对公务人员的行为约束更严，起码不能随便脱岗。所以，官员们都不愿意来，就派驻一些居于闲职、甚至下属事业单位的人来值班，政务中心逐渐成了空架子。“你不给我权力，我没法儿干，也没事儿干。”郑润林说，一段时间，政务大厅成为被人嘲讽的对象，来办事儿的人很少，公务人员们常常扎堆聊天或者上网娱乐。
“二局长”的尴尬
经过2012年一年的改革，太原市初步看到了改革的成果。据统计，2012年，太原市政务服务中心共受理了行政审批事项100342件，较2011年增长75%；在时限内办结99059件，较2011年增长68%。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太原市政务服务大厅随机采访，来办事的人多数表示，审批的速度明显变快了。
如今太原市政务服务中心人流密集，各个办事窗口前都排着队。
审批一个项目，要吃透所有的相关政策，“动辄就是一本厚厚的材料，你全部翻一遍得多少时间？”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首席代表反问，“签了字，就得对一个项目终身负责，怎么敢轻易就签？”现在，除了规定的论证会、联审会，首席代表们召开得最频繁的就是业务会，向负责项目前期调查的人了解情况，掌握项目的来龙去脉。
整个规划局的审批，可以说是围绕着自己来运转的，原来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现在他不得不通晓规划局的全部业务，工作的繁忙程度大大增加。而对于涉及固定资产投资的项目，因为是多个部门并联审批，还得积极联系其他部门，以免超过时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