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许耀桐

A.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小组职能

职 责
各级党委要履行对改革领导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级别应该高于原国家体改委，“体改委是设在政府的，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党中央设立的，层级最高”。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四项，“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对于“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两项职责，公报中特意强调，“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这表明，与其他中央领导小组相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更加强调组织性。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更具权威性，能够保证改革的设计、协调、推进和监督每一个环节的落实，有助于确保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展 望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表明中国改革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领导小组成立后，可以改变原来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的局面，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等各方面改革将统筹考虑，全面推进。
国家发改委是经济体制改革很重要的部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承担金融改革任务，财政部承担财政改革任务，“怎样统一协调，分工明确，这就是顶层设计机构要解决的问题”。许耀桐说。
专家学者们同时提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面临压力和挑战。历经30余年改革，剩下的路上都是“硬骨头”。而且，领导小组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超越利益格局，“怎样冲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阻力，这是关键”，许耀桐说。

B.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的专家解读

许耀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科研部主任）：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起到关键作用；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表述清晰且呈体系；
辛鸣（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让人振奋的目标，但这也是一个不容易实现的历史任务，我们掉以轻心不得，任重而道远；
颜晓峰（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公报》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纲领；
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宫力（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原所长）：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高了国家安全协调层级 ；
丁元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三中全会《公报》始终贯穿公平正义的改革理念；
胡敏（国家行政学院副巡视员、经济学博士）：“六个紧紧围绕”勾画出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戴焰军（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前提升“党领导改革的能力”至关重要；
高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三中全会强调制度建设给反腐败制定“任务包”；
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两个都是”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扫清意识形态障碍；
尹韵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三中全会明确文化体制改革“以人民为导向”；
王雍君（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公报“三大亮点”为财税改革确定了新基调。

C. 2014年中央将怎样整治干部超职数配备问题

“去年我们针对违规破格提拔问题开展了专项治理，今年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昨日，就25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中组部负责人答记者问。
据介绍，为进一步解决查处难、问责难的问题，《意见》重点提出了3项措施，包括：完善立项督察制度，“实行查核结果抽查复核和分析研判，对处理不到位的责成重新查办，防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建立倒查机制，“不仅查处当事人，而且追究责任人，一查到底、问责到人。抓住重点对象和关键人，要突出追究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在用人上的失职渎职责任”；纪实制度，“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推广实时监督系统，使开展倒查、追究问责有迹可寻、有据可依”。
超职数干部是如何“配”出来的？
初步统计，去年起甘肃、湖南、沈阳等地已启动超职数配备干部专项清理。湖南、甘肃分别制定了2014年底或2015年底清理完毕的时间表。
此次整治，并不是中央首次针对超职数配备干部的专项行动。最近6年来，国家层面至少进行过两次（2007年、2009年）专项清理。湖南也曾在2004年底制定规划，“用3年时间，逐步消化过去超职数配备的领导干部”。
屡次清理，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官员反而越配越多。比如邯郸市，2010年机构改革后，曾一次任命89名局长、副局长，受到了“批发副职”的质疑。
依据《地方各地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领导职数“按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确定”，确定的原则就是编制部门制定的“三定方案”。超职数的干部是如何闯过“三定”、走马上任的？怎样杜绝超职数现象？
问题1
机构改革只做“加法”
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许耀桐等受访专家介绍，虽然有各级人大和“三定方案”把关，但一些地区和部门还是想出了各种提高职位、解决级别的“土办法”。机构改革只做“加法”，即机构撤销、机构合并后，新组建部门领导班子是原来几个单位领导人数之和，就是最常见的“土办法”之一。
例如，受到“批发副职”质疑的邯郸市，据新华社报道，邯郸有关部门回应称，“89名局长、副局长均为机构改革中的单位撤销、合并、更名后，由原单位职务重新任命为机构改革后新单位职务”。以邯郸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为例，该局由中小企业局、工业促进局、信息化局3个单位合并组建，8名副局长中，除1名挂职博士，其余都是原单位的副职。
竹立家说，超职数配备干部另一种常见情形是“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为完成某个临时性工作任务，如解决“医闹”问题，临时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临时性机构，但临时性任务结束后，“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领导职务，并没有随之撤销。
湖南永兴县县委编办许瑜撰文提出，“一些同级强力部门常以本单位工作重要为由，要求编委领导和编办增加职数或提高职位级别，博弈的结果，往往以编制部门妥协告终”。
问题2
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
许瑜算了一笔账：全国近3000个县级行政区，若每个县政府超额配备2名县领导，就多出近6000名“县官”；若党委系统同样超额配备2名县领导，则全国将多出12000名“县官”。如果每名县领导的工资、用车、办公等经费，一年以10万元计，起码要多消耗12亿的财政收入。
竹立家表示，官员越配越多、板凳越坐越长，症结还是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他希望此次专项整治，能结合三中全会提出的政绩观考核改革，确立“领导干部退出机制”。
据了解，一些地区已着手建立“领导干部退出机制”。湖南省委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认真做好消化超职数配备干部工作的通知》，就提出“加大调整不胜任现职干部力度，腾出的职数用于消化超配干部”。过去两年，湖南已有4名绩效考核居于末位的干部被免职。

D. 副厅级领导干部配专职秘书吗其秘书的行政级别为

副厅级领导干部按规定是不配专职秘书，因为早在中办1980年出台的《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就明确规定，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才可以配专职秘书。所以副厅级领导干部不配专职秘书。但现实中，副省级、厅局级以至于县处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了专职秘书。

如果配了，副厅级干部的秘书一般是副科级，最多不会超过正科级，秘书的行政级别不是绝对的，一般是看所担任的其他职务。

(4)国家行政学院许耀桐扩展阅读：

副厅级领导干部配专职秘书的具体事例：

近日，据报道，山东曲阜市出台新规：所有市级领导干部一律取消秘书配备，其事务性活动由各办公室统一协调安排。其中，包括曲阜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市级领导秘书配备取消。

对市级领导干部的专职秘书一律取消，被称作“新规”，可要看到，早在中办1980年出台的《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就明确规定，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才可以配专职秘书。

也就是说，该市取消市级领导秘书，只是矫枉。说其是“新规”，无非是源于违规配“秘”现象严重——《中国新闻周刊》就曾爆出，95%地方领导违规配专职秘书。这数据有待核实，但它道出的秘书配备普遍性“超标”，亟待正视。

表面上看，违规配“秘”，只是增加机构臃肿幅度，但要看到，它易演变成部分领导的“专享式特权”。对有些地方来说，政府办公室的职能已涵盖了秘书功能，领导配秘书已非必需，很多时候，它满足的，不过是刷特权存在感之需——有些领导读博，秘书代做论文的现象，就是例证。

针对这现象，河南省委办公厅还曾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干部在学习培训期间不准带秘书陪读，不准请人代为听课，不准请人代写学习笔记和论文。想来，这俨然是个冷幽默。

应看到，八项规定中，也明确提出“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它包括秘书配备。在此背景下，云南、河北、广西等地陆续清退“专职秘书”。如今年7月，云南省委办公厅就下发通知，要求“省部级以下领导干部，一律不准配备专职秘书”。

由此看，曲阜取消市级官员秘书之举，很难说是什么“新政”。值得关注的，是“底线下移”：本不该出现的怪状，演变成了正常现象；

现在要纠偏，反而成了可资嘉奖的善政。要改变这畸形局面，说到底，要将清理违规配“秘”提上制度化治理日程，对清退不力的依规严惩，而不能止于行政自觉，抑或运动式治理。否则的话，对清理违规配“秘”的赞誉，恐怕很难杜绝，也只能是让人哭笑不得。

相关要求：

按规定，正部级以下领导配专职秘书属违规。但现实中，副省级、厅局级以至于县处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了专职秘书。

在领导身边工作的秘书虽然分工不同，但组织任命时统称为“机要秘书”。1980年，中办发布《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明确，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可以配专职秘书。

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解读说，正省部级以下领导配备专职秘书皆为违规行为。但现实中，副省级、厅局级以至于县处级官员，都大量配置了专职秘书。

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E. 大家眼中的公务员职业应该是什么样的

一、福利并轨

精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被认为是薪资调整的前提。

至2012年，全国公务员总数已经达到了708.9万人。据国家公务员局的消息，2008年至2012年，全国公务员人数连续4年增加。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消极怠工是民众对公务员队伍最为诟病的几点。有公务员在网上发帖称：在机关里，每天8小时满负荷工作的人几乎找不到，绝大多数人有1/3的时间用于工作就足够了，把县里的机构和人员砍一半，也不会影响政府的正常运转，甚至可能比之前运转得更好。

这在网上遭到了不少青年公务员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公务员队伍的冗余体现在内部工作分配不均。同在一个办公室，新来的年轻人通常担负了大部分的工作，而一些年长的同事则悠闲地喝茶、上网。同一个办公室里，“三个闲成猪，两个累成狗”，是不少地方和部门冗员充斥的生动写照。

“毫无疑问，我国的公务员队伍有精简的空间。”许耀桐认为，新的科技工具可以承担起许多原有的工作。同时，政府还可以向社会购买服务。“不一定什么事都要自己干，很多时候外包给社会上的专业机构反而成本更低效果更好。”许耀桐说。人员精简之后，公务员薪水是涨是降才有了合理的基础。

四区分类别才能更专业

收入待遇之外，让机关里的年轻人们最害怕的是一眼能看到头的发展空间。

有青年基层公务员在网络上发帖自白说：“六七年过去了，只有极个别同龄人年轻有为、善于沟通得到了提拔；也有些人能力平庸，但踏实工作，一心等待提拔；只有少数人决然离开，更多的人留下来消耗生命。”

“县镇的基层公务员混到科处级就不错了。”刘旭涛表示，这样的晋升速度确实有些缓慢。

此外，终日文件来文件去的生活也让年轻人在机关里的日子变得沉闷。

晋升无望，工作无趣，“毫无职业成就感”，一名公务员在网上这样总结道。

武汉大学政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系主任李和中表示，公务员发展存在天花板效应，大部分人到了一定的级别就难以继续上升。

李和中认为，把职务和级别分开是应对天花板效应的一项措施。即公务员按一定标准上升级别，级别决定薪水，同时级别与职务无关。据李和中介绍，这一做法在一些地区已经试行。

许耀桐比较了国外的公职人员制度后也表示：“国外公职人员一般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由选举任命。数量更多的是事务官，他们负责具体政策的执行，有专门的职级，根据工作年限和考核会累进职级。”

事实上，类似的划分在我国同样存在。2006年开始施行的《公务员法》把公务员职位类别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

但此后，并没有出台不同类别的职级晋升的配套细则，这意味着公务员职位分类没有得到落实。

“在大学，很多教授拿的比系主任多就是这个道理。”刘旭涛表示，机关管理岗位仍然吸引了太多的人，“完善不同类别的公职人员的发展途径，公务员就不需要挤着去做领导，在自己的岗位上就能体现价值。”

来源公务员思想动态观察

F. 什么是超职数配备干部

“去年我们针对违规破格提拔问题开展了专项治理，今年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26日，就25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中组部负责人答记者问。

据介绍，为进一步解决查处难、问责难的问题，《意见》重点提出了3项措施，包括：完善立项督察制度，“实行查核结果抽查复核和分析研判，对处理不到位的责成重新查办，防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建立倒查机制，“不仅查处当事人，而且追究责任人，一查到底、问责到人。抓住重点对象和关键人，要突出追究党委(党组)主要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负责人在用人上的失职渎职责任”；纪实制度，“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推广实时监督系统，使开展倒查、追究问责有迹可寻、有据可依”。

分析

超职数干部是如何“配”出来的？

初步统计，去年起甘肃、湖南、沈阳等地已启动超职数配备干部专项清理。湖南、甘肃分别制定了2014年底或2015年底清理完毕的时间表。

此次整治，并不是中央首次针对超职数配备干部的专项行动。最近6年来，国家层面至少进行过两次(2007年、2009年)专项清理。湖南也曾在2004年底制定规划，“用3年时间，逐步消化过去超职数配备的领导干部”。

屡次清理，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官员反而越配越多。比如邯郸市，2010年机构改革后，曾一次任命89名局长、副局长，受到了“批发副职”的质疑。

依据《地方各地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领导职数“按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确定”，确定的原则就是编制部门制定的“三定方案”。超职数的干部是如何闯过“三定”、走马上任的？怎样杜绝超职数现象？

问题一

机构改革只做“加法”

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许耀桐等受访专家介绍，虽然有各级人大和“三定方案”把关，但一些地区和部门还是想出了各种提高职位、解决级别的“土办法”。机构改革只做“加法”，即机构撤销、机构合并后，新组建部门领导班子是原来几个单位领导人数之和，就是最常见的“土办法”之一。

例如，受到“批发副职”质疑的邯郸市，据新华社报道，邯郸有关部门回应称，“89名局长、副局长均为机构改革中的单位撤销、合并、更名后，由原单位职务重新任命为机构改革后新单位职务”。以邯郸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为例，该局由中小企业局、工业促进局、信息化局3个单位合并组建，8名副局长中，除1名挂职博士，其余都是原单位的副职。

竹立家说，超职数配备干部另一种常见情形是“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为完成某个临时性工作任务，如解决“医闹”问题，临时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临时性机构，但临时性任务结束后，“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领导职务，并没有随之撤销。

湖南永兴县县委编办许瑜撰文提出，“一些同级强力部门常以本单位工作重要为由，要求编委领导和编办增加职数或提高职位级别，博弈的结果，往往以编制部门妥协告终”。

问题二

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

许瑜算了一笔账：全国近3000个县级行政区，若每个县政府超额配备2名县领导，就多出近6000名“县官”；若党委系统同样超额配备2名县领导，则全国将多出12000名“县官”。如果每名县领导的工资、用车、办公等经费，一年以10万元计，起码要多消耗12亿的财政收入。

竹立家表示，官员越配越多、板凳越坐越长，症结还是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他希望此次专项整治，能结合三中全会提出的政绩观考核改革，确立“领导干部退出机制”。

据了解，一些地区已着手建立“领导干部退出机制”。湖南省委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认真做好消化超职数配备干部工作的通知》，就提出“加大调整不胜任现职干部力度，腾出的职数用于消化超配干部”。过去两年，湖南已有4名绩效考核居于末位的干部被免职。

G. 南充拉票贿选案的正视贿选

南充正视“贿选案”
下猛药扭转社会风气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南充贿选案很可能是地方党委选举首次曝出的贿选丑闻。
这一选举弊案，已成为南充坊间最好的谈资。但在官方语境里它一直是敏感话题，记者翻阅南充市委机关报《南充日报》，从杨建华案发到今年4月15日，版面上均不见“贿选案”的任何提及。
据当地媒体人士介绍，杨建华被组织调查后，南充市有关主管部门即召开全市媒体会议要求所有媒体从业人员：对“贿选案”不议论、不传播、不转发、不接受采访。
这一沉寂局面，直到4月16日才被打破。当天的《南充日报》报道说，2015年4月15日下午，南充市委书记李仲彬主持召开全市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会，首次谈及“贿选案”。
李仲彬表示，“近年南充发生的一些腐败案件，特别是南充党代会发生的有组织公款拉票贿选案，使全市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代价极其惨痛，教训极其深刻。”
“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总开关'出了问题；制度空转形同虚设，成了'纸老虎''稻草人'；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缺位，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等等。”
对于南充腐败案的教训，李仲彬表示，一定要深刻汲取。进一步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全面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着力净化政治生态，重塑南充形象。“全面反思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从突出问题上找病因、从突出问题上拔病根，横下心来出重拳、下猛药、用狠劲，坚决把南充遭到破坏的政治生态扭转过来，坚决把南充遭到破坏的社会风气扭转过来。”
而在李仲彬作出表态之前，“南充市党代会发生的有组织公款拉票贿选案”，刚刚“现身”于从中央纪委到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官方媒体当中。
4月12日、13日，中纪委网站的高规格专栏《学思践悟》和《中国纪检监察报》相继刊发文章《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之一--坚持方针用好利剑》，高调提及“南充贿选案”：“山西塌方式腐败、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南充市党代会发生的有组织公款拉票贿选案，都是巡视发现的。”
4月15日，四川在线和四川日报网也报道称，四川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的《关于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表示：“今年，我省还将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继续保持查办案件高压态势。要依纪依法彻查严处南充贿选案。
2015年9月15日，四川省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南充拉票贿选案查处情况的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彻查严处南充拉票贿选案的重大意义，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任务部署，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权威和尊严。

H. 两会指什么,多久召开一次

全国两会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简称，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两个会议。每年一次，3月份召开。

全国两会的定期召开是政治生活正常的一个标志。

国家行政学院许耀桐教授指出，两会是透视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窗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最为重要、最富特色、最为有效的组织形式和实现途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保证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发挥人民政协的代表性和包容性优势，实现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凝聚民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最好的实现形式。

(8)国家行政学院许耀桐扩展阅读：

两会3月开原因：

全国两会在3月召开的惯例，始于1985年。在此之前，人大和政协的会议在年初、年中和年末均召开过。

全国人大会议召开的日期固定在3月5日，并不是法律的明确规定，而是自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形成的惯例。1999年起，全国政协会议均在3月3日开幕。

3月举行两会，可以给上年决算和当年预算留出时间，而且地方两会均已召开完毕，上一年度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成绩也已统计完成。其次，也有人性化的考虑，选择3月份可以避免与春节重叠，给代表委员们充裕的时间准备。

I. 十八大报告的鲜明特点有哪些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指出，十八大继往开来，任重道远，为万众所期盼，为世界所瞩目。总书记所作的报告提振人心、激扬斗志，突出地感受到有四个鲜明特点。一、涵量厚实、大气磅礴十八大报告在总体结构上分成12个部分，论述12个重大问题，其中既有对最近五年的工作和过去十年历程做的基本总结，更有对未来发展的部署和展望；既从宏观上、大趋势上分析了我们所处的时代面临的环境，以及要采取的战略，又联系世情、国情、党情从中微观层面上提出实际的工作要求；既谈到我们取得了重大成效，报告当中提到有九个方面，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社会建设取得新进步，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进一步加强，外交工作取得新成就等，也没有回避存在不足和困难，报告中提到六个方面，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可以说，讲成绩理直气壮；摆问题，直指要害。这个报告开拓了我们视野，使我们看到了指导中国未来发展的伟大的、光辉的蓝图，也看到了面临一些迫切解决的难题，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二、方向明确，信心坚定这个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报告中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要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它就是一条新路，同时也是一条正路。在以往党代会报告的基础上，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非常明确的理论阐述，指出它就是“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一个制度”。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