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张占斌

❶ 谈一谈，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的体现在哪些方面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张占斌表示，中国版经济具有韧性好、权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优势，能够不断巩固经济持续向好的态势。首先，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好，主要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是与时俱进、不断取得前进动力的制胜法宝以及依靠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了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弹性这三点关键原因；其次，中国经济发展潜力足，具有市场资源空间广阔、内需潜力持续旺盛、新的活力更加充沛的发展潜力空间；最后，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大，主要表现是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明显，经济发展的进退空间巨大，具体表现在发展空间大、产业门类齐全、宏观调控余地大这三点主要层面。

摘编自《光明日报》供参考。

❷ 两会精神的解读讲座

名 称：聚焦结构调整 关注热点民生 —两会精神深层解读(音像)
作 者：王健、张占斌、刘明福
单 位：套
类 别： 党群宣传— 音像
出版单位：国家行政学院音像出版社
其它介绍：2010年3月/共四讲/4张DVD光盘/每张盘时长100分钟
定 价：580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如何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 必须从打造学习型机关做起，并把加强健身和学习结合起来，让健身成为风气，让学习成为常态。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建设学习型政党，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的自身建设发展的内在要求。旨在把我们党建成人人学习，终身学习、与时俱进、持续创造的政治组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本片历时三年，由30余位党史专家，学者倾力完成。本片从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四个方面，以在事纪形式对建设学习型政党进行科学的解读，以全景大画面的现代影视艺术形式予以充分的，客观的、翔实的展现、是各级领导干部建设学习政党的学习大参考。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2010年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开幕。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经济经受了世界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率先迎来了经济复苏的春天。而结构调整、消费不振、楼市泡沫、通涨压力等困难依然有待解决。如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成为中国发展的主题。因此，这次两会立足于总结经验教训，确立新的起点，直面严峻挑战，精心谋划未来，因而具有不同寻常的重大意义。 2010两会精神解读专题学习讲座分为两讲，内容如下：
一、学习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专题讲座（上、下）
主讲人：中央党校教授 杨秋宝
二、 两会走进新时代（上、下）
主讲人：中央党校教授 张希贤
《2010年两会精神深层解读》主要内容：
第一讲：中国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深度解读
主讲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王健教授
第二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房价问题
主讲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张占斌教授
第三讲：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化解社会高风险
主讲人：国防大学原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 刘明福教授
第四讲：着力改善民生的政策重点分析
主讲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惠双民教授

❸ 明年中国经济将有哪些新动向

中国经济明年将有哪些新动向？
字号
评论 邮件 纠错 2014-12-12 05:24:28 来源：重庆商报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常态下明年经济发展态势如何？调结构能否保持稳增长？改革有哪些重头戏？民生有哪些新看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一系列新动向。

看趋势：

消费心理分析成重点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说：“以前大家对新常态有各种看法，还有人认为新常态意味经济衰退。通过这次中央对新常态全面、深刻、系统的界定，可以消除认识误区，引导人们正确、理性、客观看待新常态。”

会议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可以看到，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转变、结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转向是新常态的基本特征。

在此基础上，会议明确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引导社会预期等是新常态下经济工作的重点。

看改革：

引入群众评价机制

会议提出要加快行政审批、投资、价格、垄断行业、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资本市场、民营银行准入、对外投资等领域的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说，当前企业、市场、群众都呼唤改革加快推进，但改革措施是通过具体部门来推进的。“各级政府部门往往有自己的利益和问题，在抓落实上可能主动性不够。必须强化责任，落实督办责任制和评估机制，引入群众评价，为推进改革措施落实建立制度保障。”

看民生：

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

会议着重强调要做好就业和扶贫工作；做好就业工作，要精准发力，确保完成就业目标；要更多面向特定人口、具体人口，实现精准脱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

张立群说，做好就业和扶贫，是新常态下中央经济工作的两个重要底线。今后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充分发挥好政府保障社会公平的职能，针对特定目标和群体精准发力。

看区域发展：

三大新亮点不掩四大老区域

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会议将目光投向区域发展战略—“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明年有个良好开局。”但会议同时突出强调，“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继续实施。”

张占斌说，会议释放出完善区域政策的新动向，即更加强调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也回答了外界的一些担心。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❹ 国家行政学院谢振东在行政学院任什么职务

10月10日下午，经济学部举办博士后出站报告评审会。经济学部博士后谢振东同志专就《中国城市发展评价属体系——中国幸福城市发展评价体系的模型编制和计算方法》作了答辩。中共中央党校原校委、副教育长王瑞璞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王延中所长、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张青教授、李江涛教授参加评审会，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教授主持评审会。
他是经济学博士参与报告，而不是担任职务！

❺ 东北振兴还有哪些问题有待破解

2015年12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会议指出，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全面振兴的前景是广阔的，当前东北地区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问题，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还要靠全面深化改革。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出现了“新东北现象”，主要表现为在四大区域板块中，东北地区经济率先出现持续增速下滑。 今年前三季度，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经济增速分别为2．7％、6．3％、5．5％，全部居于全国后五位。但与此同时，东北地区就业、物价、收入等指标整体保持稳定，经济发展呈现许多积极因素。 东北地区增速之所以出现一些回落，主要是因为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在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以后出现了抗风险能力、抗市场冲击能力相对比较弱的问题。 回顾历史，东北地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担负着我国重要经济发展板块的重任，工农业发展都走在全国前列。上个世纪末，东北地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慢慢被落下。2003年，中央出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相关意见，经过10多年的改造和振兴，老工业基地重新焕发了活力。 “‘新东北现象’是结构问题长期积累的集中爆发。虽经过10多年的振兴发展，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但长期积累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旦外部环境发生改变，就可能对经济增长形成剧烈冲击。”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说。 专家表示，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振兴东北的若干意见，表明东北地区振兴发展再次迎来了重要契机。 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和把握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努力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活力、内生动力和整体竞争力。 从发展趋势看，东北老工业基地还蕴藏着巨大的活力，装备制造业在世界上也有很强的竞争力。“在今后相对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东北经济仍将处在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在东北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方面的作用仍将是第一位的。” 会议明确了抓好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四大着力点： ——着力完善体制机制，要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 ——着力推进结构调整，下大气力改变传统产品占大头、“原”字号“初”字号产品居多的单一产品结构； ——着力鼓励创新创业，把创新作为东北内生发展动力的主要生成点，激发调动全社会创新创业激情；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当前东北三省的首要任务是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结合“十三五”规划，破解发展瓶颈制约，千方百计稳增长。 “中央应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高端制造业投资布局等方面，给予东北地区更多的项目支持，在财税、信贷、土地等方面给予东北地区更多的政策倾斜。”张占斌说。 他同时指出，东北地区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结构转型升级，在于提升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在于能否尽快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 可以预见，如果转型升级顺利实施，东北地区将展现出一幅全新图景。正如会议所提出的，到2020年，东北地区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重大成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在此基础上，争取再用10年左右时间，东北地区要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和重大技术装备战略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基地、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和重要技术创新与研发基地。

❻ 请问18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是什么啊有哪些重要议题谢谢！

为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内涵，国家行政学院音像出版社特回邀中共中答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的相关专家对全会精神进行详尽的解读。专家们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并以独到的视角解读全会精神，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三中全会精神的优秀辅导讲座。

第一讲：全面把握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主讲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所长、教授、博导 韩保江
第二讲：释放经济改革的红利——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主讲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教研学部主任、教授、博导 张占斌
第三讲：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主讲人：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副教授 王道勇
第四讲：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改革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述
主讲人：国家行政学院新闻中心主任、研究员 胡 敏
第五讲：走向制度文明的制度自信——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主讲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导 张志明

❼ 我想问关于天津师大管院的问题

位居我国五级政府架构中第三层级的地级市，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宏观问题管不上，微观问题够不着，可谓“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这种尴尬在近年的政府职能转变中日显突出。由于大量审批事项被取消，地级市行政职能事实上趋于“空心化”，而维持其正常运行的成本，每年则数以亿元计。《了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听到许多基层干部抱怨，这么多人总要有事情做，于是就生出很多检查和评比。一位县委书记告诉记者，现在他至少有1／3的精力是用来接待地级市领导和各种部门的检查。

三大“漏斗效应”

我国地级管理层从上世纪80年代始，由派出机构逐步演变为一级行政区划，目前全国332个地级机构中，大部分都实行了市管县的体制。最初，省会城市和大城市领导县，或地市合并之后，由于地市本级经济实力强，对县级经济有明显拉动作用，推行比较顺畅。而90年代以来进行的大规模撤地设市、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则由于地级市本身的经济实力弱，因而收权收利，形成“漏斗效应”，削弱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对地级市而言，有一级政府设置，相应就有一级权力机构、审判机关、检察机构等各类机关、事业单位的对口设置，人员、机构成本很高。如福建南平市本级去年的财力是3．8亿元，财政供养人员11295人，包括公检法、行政、教育、离退休、事业单位人员等，这3．8亿元财政预算除保工资和基本运转外，无力顾及其他支出。广西地级市防城港规模较小，情况类似。防城港只有80万人口，市本级财政供养人口3221人，2003年财政支出1．64亿元，主要支出为教育经费、离退休人员工资和各类机构运转经费。

投入高额成本维持的庞大地级市架构，在实际工作中却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这被概括为三大“漏斗效应”：

一是“财政漏斗”。由于一些地级市本身城区的经济体量较小，靠自身财力不足以每年拿出几个亿的资金维持地级市运转，只能靠行政手段对下“抽血”、对上截留，下级县市敢怒不敢言。

广西的东兴市是防城港市“代管”的县级市。东兴市财政局一位负责人告诉《了望新闻周刊》，由于防城港市本级的财政收入难以维持其自身的运转，财政收入较好的东兴市就被防城港市“抽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按照《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东兴市收缴的地税中要按照一定比例上交给防城港市。如2003年东兴市财政总收入1．9亿元，上交中央税收2800多万元，上交防城港市180多万元。

其次，采取各种办法截留上面划拨下来的资金。如2003年国家民委给东兴市民委80万元的项目资金，被防城港市截留30万元。去年上面拨给东兴市的各种专项资金有3000多万元，都要经过防城港才能转到东兴，到去年年底还有900多万元的资金没有划到东兴市财政账户上来。

第三，行政划拨东兴市的“财源”到防城港市“管理”。东兴市是对越南经贸口岸，到越南的游客每人可收取旅游服务费145元，每年有几千万元的收入。去年7月，防城港市用行政命令将这个收费权划到防城港市，东兴市的财政收入受到较大影响。

二是“权力漏斗”。福建省晋江市港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一位人士私下告诉《了望新闻周刊》，晋江市去年初在深沪镇建一个化工储罐区，工程建好了，营业证却还没有办下来。泉州市港务局帮助协调让这个化工储罐区“试运行”，条件之一是晋江市每年要向泉州市港务局上交50万元的“货物港务费”。

争权和争利益的事情不断在一些地级市和县级市之间发生。福建省的武夷山风景区原来一直归武夷山市（县级市）管理，但从前年开始，南平市设置了“南平市委武夷山风景区工作委员会”，南平市一位副市长任“一把手”，人事权收归南平市，形成武夷山市管旅游促销和日常管理，南平市管决策的局面。由于南平市的这位副市长分管工作太多，常常“十天半个月才来风景区上一次班”，很多事情要等他来上班时才能拍板。三是“效率漏斗”。福建晋江市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达700多家，企业进口商品要到省里面办理“自动进口许可证”，晋江市外经部门审核完后，企业还要经过泉州市外经部门审核才能报到省里。晋江市外经局一位副局长抱怨说：“泉州市外经局分管这一业务的只有几个人，他们不了解下面企业的具体情况，也不负责验货，却一定要盖上他们的章才行。”企业来回办手续耽误了大量时间。让晋江市企业恼火的还有泉州市金融机构的办事效率。晋江是县级市，尽管经济规模远超过福建山区的一些地级市，但是金融机构的管理权限还是县级行的权限，每笔贷款都要到上级行严格审批，尤其是首批贷款，至少要过七、八道手续，经过十几个人手，没有两个月时间根本办不下来。

专家认为裁撤地级市可分三步走

和国际上通行的三级政府不同，我国是五级政府架构，即“中央－省－地级市－县、区－乡镇”。行政层级越多，管理成本越高，管理效率越低。随着交通通信条件的发展，政府经济职能的缩小和公共管理方式的转变，减少行政层级，扩大管理跨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关专家认为，鉴于地级市这一层级的现状，可考虑从裁撤地级市入手推进我国行政管理层级的压缩和改革。专家建议这一改革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放权”，即赋予县相当于地级市的经济和社会管理审批权限。目前浙江、福建和湖北等省在这方面已先行一步。去年10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除国家法律和政策明确规定由地级市审批或审核的外，其余的省、市政府审批权均授予县（市）政府行使，由县（市）自行审批；省直各部门对县（市）的各类专项补助直接下达到县（市），抄送各地级市主管部门备案。这样在财政体制和审批体制上，县（市）和地级市从上下级有关系变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兄弟关系”。财政体制上的“省管县”模式也在湖北省推开，湖北省政府近日宣布：全省今年4月份起实行省管县（市）的财政新体制。第二步是“脱钩”，即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由省直管县，实现县市和所在地级市“脱钩”。实现这一改革后地级市怎么办？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从减少人员分流压力和保持稳定的角度出发，可继续保留地级市的行政级别不变，但其主要职能将集中用于所在城市的中心城市建设上。

第三步是“分省”，即划小省的管辖范围。方式之一是在经济发达和地位重要的中心城市实现中央直辖，用增设直辖市的办法划小省的范围。“重庆模式”对这一步改革具有借鉴意义。重庆市实现直辖以后，通过两次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撤消了由四川省划过来的原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三个地市级中间管理层次，构建起“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体制，实现了重庆市对40个区县的直接管理。重庆市现有的行政管理模式，节约了大量机构和编制，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目前全国财政供养人口比例为35∶1，而重庆市为52∶1，由此每年节约的财政支出就达32亿元。

配套改革要跟进

专家认为，“三步走”改革方式较少涉及到人员分流和大幅度调整，可以避免引发不稳定因素。但专家认为要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相关配套改革宜同步推进。一是不宜搞“一刀切”。四川省宜宾市副市长马平等认为，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规律出发，对已形成市场经济内在联系的区域，不宜再进行人为分割，可将地级中心城市做大，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这一点可参照“东莞模式”，由市直管乡镇，不再设区一级行政机构。

对县域经济发展仍然相对落后、经济内在联系不大的地区，不宜搞行政“拉郎配”将县与县组合成“大县”，仍可保留较小的行政单元。在行政级别上，省直管的市县仍然可分成厅局级、副厅级、处级三种层次。

二是宜和行政管理与审批制度改革同步推进。重庆市丰都县委书记谭大辉认为，减少行政层级以后，对省一级和中央一级的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以“简政放权”为主要特征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在减少行政层级的改革中，要对政府大幅度“削权”，真正建立起“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架构。

三是宜和县乡体制改革与事业单位改革协调推进。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说，目前我国一些地方正在进行撤乡并镇的试点，一些地方的力度还相当大。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的负担大大减轻，为乡镇职能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进行减少地级市的改革，实现省直管县后，可进行将乡镇改为县派出机构的改革，进一步精简乡镇机构。同时，我国各类事业单位的改革目前已提上议事日程，减少行政层级以后，对应相应层级的事业单位可加快走向社会的步伐，如果协调推进，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

一个中等地级市，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 亿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以上

现在还保留的审批权限，控制在省级部门和中央部委手里，体制不动，扩权强县就遇到了天花板

香港《大公报》最近发布的一条消息称，“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启动行政区划改革，建立省县两级地方政府体制( 即取消地级市)，并实行城乡分治。一时引起各方关注。

这一说法是否准确？我国的行政区划将如何调整？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级市又是如何产生的？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权威专家及国家有关部门。

地级市已成了抽水机

记者：刘勇研究员，您是“十一五”规划制定的参与者，香港媒体援引你的说法，“十一五”我国将要取消地级市吗？

刘勇：我没有接受过《大公报》的采访，香港媒体引用的是我执笔的一篇报告中的观点，是学术界争鸣性质的理论探讨，在“十一五规划”中并没有改变现有五级行政管理体制，只是“有条件的省进行省直管县试点”。

记者：但是高层已经一再发出信号，将对行政区划有所动作，例如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议就提到，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试点。

张占斌：从2002年起，浙江、广东、河南、辽宁、湖北等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在财政上省直管县的试点，浙江甚至已经在一些社会管理事务上进行省直管县的试点，中央只是因势利导，但是不搞一刀切，做硬性规定，随着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上省直管县，势必会最终实现省全面直管县，这是一个趋势，但是短期内成为现实难度很大。

周天勇：省直管县这种思路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政府改革从减人、减事、合并机构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减少层级的行政改革。尽管这项改革还处于酝酿阶段，但的确是行政体制改革思路上的重要动向。中央决策层不仅仅限于在原有体制上考虑行政改革问题，也更关注从行政架构上寻找改革的突破。

张占斌：在市管县的体制下，市级机构多是起上传下达作用；多了一个环节，不利于政令的畅通。在地级市这一级，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已经到了相当泛滥的地步，而在目前财政转移支付和分税制的情况下，地级市成了抽水机，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往往截留所辖县的资金，一些大项目也安排在市区，从而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刘勇：省管县体制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简单变动，而是地方政府权力的再分配。1980年代，地级由虚转实，本意是打破多年来市县之间的行政壁垒和城乡分割、工农分离的格局，发挥中心城市对农村拉动作用，但后来弊端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不具备经济辐射能力的城市强行升格，现在与辖县矛盾加大，弊端明显。

李铁：随着市与县经济差距的缩小，市县矛盾已成为当前城市群区行政区划管理中最突出的矛盾。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尤其明显。

市管县是计划经济产物，这种体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主要是为中心城市服务，县成了地级市的附属行政单位，市里依靠行政权力，将财政收支的压力，通过层层分解，压到了最基层的农村地区。

周天勇：市管县体制增加了行政机构，扩编了行政人员，现在实行市管县的地方，只有小部分是地市合并的产物，大部分则是地改市的结果。地市合并可以减少一套行政机构，而地改市却要增设机构、扩大编制。一个地区改为市，马上五套班子就出来了。

由实力比较雄厚的原有地级市领导县，人们形象地比喻为“大马拉车”。由县级市或县所在地的镇新升格的地级市领导县，人们比喻为“小马拉车”。后一种情况下，地级市往往汲取本地区资源建设一个中等规模的中心城市，因而也就产生“ 市刮县”、“市挤县”。

张占斌：现在地级管理层级行政成本过大，学术界对此诟病较多，以一个中等地级市的市级为例，一般地厅级干部20 人，县处级干部200人，科级干部1000人，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一般在1万人以上，每年光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亿左右，而全国共有260多个地级市，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300亿以上。
记者：国际通行的制度都是三级政府管理体制，为什么我国会演变成五级，会出现市管县体制？

刘勇：建国初期设立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作为地方最

高政区，管辖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省由过去的一级行政区变为二级行政区，规模适当划小，到1953年，全国分为53个省级区划单小，到1953年，全国分为53个省级区划单元。最早的市领导县起始于大行政区，1950年10月，旅大行署改为旅大市，为东北行政区直辖市，下辖旅顺市和金县、长山县。

1954年以后，撤销大行政区，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省级政区，并将省级政区合并减少到30个左右，这个格局一直未变，此后是1988年设置海南省，1997年设置重庆直辖市。

张占斌：现有体制下的市管县可追溯到1958年，河北省撤销天津地区，将其所辖的武清、静海等12个县划归已改为省辖市的天津市领导，开创了省辖地级市可管辖县的先例。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对市管县体制作出了法律上的规定，直接推动了市管县体制的发展。至1960年，全国已有52个市领导243个县，约占全国县建制总数的八分之一。

但这次市管县体制产生的契机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❽ 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的专家评价

专家认为抄，这“七项内容”“四个禁止”非常到位，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按照标准将具体事项写入意见，一方面将企业正常的经营性业务支出合法化、规范化，同时将公款办理消费卡等非法的做法进行明文禁止，体现了法制化和制度化特征，有利于社会监督，也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工作。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注意到，关于此前“央企高管降薪，会不会员工也跟着降”的担忧，此次方案也有明确提及。根据会议传出的信息，坚持统筹兼顾，形成央企负责人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合理工资收入分配关系，合理调节不同行业企业负责人之间的薪酬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将有助于消除社会疑虑，把薪酬调整到合理的范围内。”张占斌说。

❾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会议解读

中国来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自：过去曾认为高楼大厦就是城市现代化，在苦心打造城市时，只学到了国外城市发展的表象，而人的需求才是城市建设的归结点。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现在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有7亿多人在城市里工作生活学习，如何治理城市、避免城市病，需要有一个顶层设计，作出规划和布局。

❿ “城市中国论坛”将于石家庄举行是真的吗

本次复论坛将于2017年11月17日在石家庄万达洲制际酒店举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分党组书记、台长阎晓明，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刚，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邢国辉将做开幕致辞。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秘书长沈体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张耀军，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冯奎，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静音将发表主旨演讲。

另外，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河北省资本研究会、方塘智库将联合发布《雄安新区传统产业“双转战略”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