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约谈是什么意思

1. 约谈什么意思

约谈指的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指拥有具体行政职权的机关，通过约谈沟通、学习政策法规、分析讲评等方式，对下级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予以纠正并规范的准具体行政行为。

例句：约谈很多时候让人想起谈判的意思，其实在现代社会，约谈更多是发生在实力不对称的两方身上，为了达到一个目的，通常是实力较强的一方约谈实力较弱的一方在某一特定场合，告知其要达成的目的和操作方法。

一般，实力较弱的一方没有还价的余地，即便是还价也是在对方早已圈定好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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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义词：

1、讲话，是指说话；发言；谈话，或者指演说和普及性的著作体裁。

例句：巴金 《探索集·“豪言壮语”》：“要讲话就得讲老实话，讲自己的话，哪怕是讲讲自己的毛病也好。”

2、发言（fā yán），动词，义：评论，讲话。一般在会议，晚会上领导或特殊人物的讲话。

例句：柯岩《追赶太阳的人》二：“深夜，代表们都休息了，小会议室里还亮着一盏灯，是有人在赶写发言还是忘了熄灯？”

3、措辞，是指人们在说话、写作、行文时，经过深思熟虑，综合考虑受众的思想、情感、心理特征、个性特点、学历背景、生活习惯等因素的情况之下，精心选用恰当的词语、句子，有效表达自己的意思，并让受众易于理解、接受、相信的一个互动过程。

例句：张天翼 《儿女们》三：“他措词很客气，可是脸像对方那么绷着，声音硬得铁似的。”

2. 通报批评与警告有什么区别

通报批评和警告都是个人或单位违反规定后遭受的惩罚，但两者在性质和严重性上有专着不同属，它们的区别是：

1、警告主要是对被处罚人在精神上造成一定损害，而通报批评则是对被处罚人的荣誉或者信誉造成损害。

2、通报批评是通过报刊或文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公布的，造成的影响范围大；警告则只是以警告处罚书或以口头的形式下达给本人，以示警示。

3、报批评由于其造成影响的范围要比警告更加广泛，所以通报批评的处罚程度比警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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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批评和警告在行政处罚里都是申诫罚。警告主要用于情节轻微或未构成实际危害后果的违法性行为，其作为一种正式的处罚形式，必须是要式行为，即由作出处罚的机关制作书面裁决。通报批评适用于具有较大危害的违法行为。申诫罚是对相对人精神上的惩戒，影响相对人的声誉而不涉及其他实体权利，其目的在于引起违法者精神上的警惕，以避免其再犯。

3. 诫勉谈话是什么处分

诫勉谈话与纪律处分、组织处理各司其职，都是党组织对有问题的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措施。

诫勉谈话是对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干部进行教育的一种形式，由组织和纪律监察部门对干部谈话规诫、监督管理，并组织跟踪考核。

诫勉谈话主要是对有轻微违纪行为或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谈话、诫勉教育，达到提前打招呼、及时提醒、教育挽救的目的。

诫勉谈话要严格要求，指出其存在问题，分清是非责任，督促整改，帮助其汲取教训，防微杜渐，使谈话对象少犯或不犯错误。具体的制度和实施细则由各个单位参照中央文件分别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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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诫勉谈话的情况

根据《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

第三条党员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一）不能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决议、决定以及工作部署不力；

（二）不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作风专断，或者在领导班子中闹无原则纠纷；

（三）不认真履行职责，给工作造成一定损失；

（四）搞华而不实和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铺张浪费，造成不良影响；

（五）不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用人失察失误；

（六）不严格执行廉洁自律规定，造成不良影响；

（七）其他需要进行诫勉谈话的情况。

4. 约谈是处分吗

一、不是处分。

二、约谈的定义：指拥有具体行政职权的机关，通过约谈沟通、学习政策法规、分析讲评等方式，对下级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予以纠正并规范的准具体行政行为，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

三、约谈的“四种形态”：

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

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

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

约谈记录表的要素：

1.约谈时间

2.约谈地点

3.约谈单位

4.约谈人员

5记录人员

6.约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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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谈”不可能是无偿的。

其“有偿性”或曰成本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被约谈的企业和行业，会有一定的补贴。

中粮集团、益海嘉里等最先被约谈的企业，就获得了低于市场价的“定向销售”。

虽然可能不足以弥补企业亏损，但企业所获得的无形的政府资源，却注定是一笔可观资产。

而这，也正是“约谈”成本体现的第二个方面。

“约谈”的运作思路很明确，抓住有市场定价权的龙头企业，以有限的成本付出换来整个市场的价格稳定。

可是，这种成本究竟是否“有限”，尚不能一概而论。

企业能够获得补贴，看似是为其承担社会责任付出的合理补偿，实际上却是以行政手段强化这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如果说被“约谈”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那些未被“约谈”的企业是否就全然没有承担社会责任？

假如没有“约谈”，那些有市场定价权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又体现在何处？对于能够被“约谈”并获得政府补偿，未获此“殊荣”的企业已经啧有烦言。

很显然，“约谈”使得在同一个市场环境中的一部分企业获得了政府资助，而另一部分同样服从了行政干预的企业不仅一无所获，还承担了市场以及行政干预的双重压力。

如果一定要以行政干预市场定价，最好能用明确的方式表明，这样对所有企业是平等的，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是统一的，市场的竞争机制没有被破坏。

而“约谈”这种看似同企业商量的尊重市场的办法，其实就是以相对软性的方式行干预之实。

但不言自明的干预却蕴含了畸轻畸重的市场不公，它使得在一个原本不利的市场环境中，强势企业强者更强，弱势企业更为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