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执法严
中国的法律建立和执行，社会一直认为存在两种现象：
1，法律不健全，很回多行为没有法律的约束答，
2，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部分政府官员一般只能看到第1种现象，而忽视第2种现象，对此，从上级到下级，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一直以来以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为荣，尤其是地方政府，各种部门规章，红头文件满地飞。很少有人会真正认识到第2种现象的严重性。当然对于第2种现象，更有人说要制定执法法来捍卫法律的执行，可是执法法又由谁来捍卫，这样就不攻自破了，所以这样说的人都是在瞎扯淡。其实以上只是两种现象而已，并非中国社会法律问题的根源。那些对着表观现象下药的从根本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有时反而强化了这两种现象的活跃性。
❷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区别
执法必严看似体现了法的权威性，但却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混淆了执法与司法的界限，将司法视为执法的组成部分，而执法权和司法权无论在权力的性质、行使机关、行使方式方面，还是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区别；二是曲解了执法和司法的宗旨，错误地将“严格”、“严厉”作为执法、司法的主要特征。于是，为了对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而实行“严打”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了。众所周知，在社会制度的架构中，法律与正义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正义所关注的却是法律规范和制度性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增进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方面的价值。”而任何一种正义的法律思想都必须经由一个理性的程序运作过程才可转化为现实形态的公正。在这个过程中，执法与司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公正自然成为执法和司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同时，法不在严，而在于及时。美国著名经济分析法学家波斯纳曾提出：“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种涵义是指效率。------只要稍作反思，我们就会毫不惊奇地发现：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浪费是不道德的行为。”在当代社会，一个国家执法效率和司法效率的高低，就是通过执法过程和司法过程的经济合理性寻找最佳的方式，以最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正义、自由和秩序的需求，实现执法和司法的目的。当然，在公正与效率孰重孰轻的问题上，基于权力性质的不同，行政执法与司法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前者偏重于效率，而后者则偏重于公正。此外，司法还应当具有独立性，这是人权、自由、法治等价值在司法制度上凝聚、积淀并进而产生的一种历史性的必然结果，并且早已越过国界而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司法准则。可见，执法必严的提法已经远远落伍于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与程序正义、人权保障等法治理念格格不入，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违法必究似乎反映了法的约束性和严厉性，但既未体现违法程度与惩罚力度相适应、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也不符合我国现行追究时效制度，并违背了司法被动性、中立性等基本属性。我国在民法领域、行政法领域和刑法领域分别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追责时效制度和追诉时效制度。其中，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诉讼权利就无权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即一旦诉讼时效届满，权利人就不再享有请求人民法院保护的权利；追责时效是指对违法行为予以追究的有效期限，如果超过这个期限，行政机关就不再对其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海关法》、《治安处罚法》等行政法律法规均规定了相应的追责时效；追诉时效是指刑法规定的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若超过了此期限，司法机关就不能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法院审判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对于私法领域的违法行为以及公法领域的部分违法犯罪行为（如刑事自诉案件），如果当事人（自诉人）不提起诉讼，司法机关就不能主动进行追究。可见，违法必究的提法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相脱节，违反了法治原则。换个角度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提出“违法必究”的初衷是运用法律严格约束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遏制其特权思想，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高级干部违法法律也同样应当受到追究。但在实践中，由于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尚不健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并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而且，对国家机关的违法行为，法律往往没有规定切实可行的法律后果和制裁措施，所谓“违法必究”就成为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已建立其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初步做到了“有法可依”，但一些国家机关在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驱使下，对公民“违法必究”，导致公民“违法”现象激增，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却鲜有因其违法行为（如违宪立法、违法行政、超期羁押、超期审判等）而受到有效惩处，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受到处理，也不痛不痒，机关单位负责人或责任人“官照做，钱照收，舞照跳”，最多也只是异地做官而已。法律实施领域的“两极分化”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绝不亚于经济领域所出现的类似情形，这必将严重损害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认同感，动摇他们对法治的理解和信仰，危及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基，进而埋下社会动荡的隐患。
❸ 我国执法不严的原因
产生执法不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原因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职能性因素
即政府经济职能不清。就经济职能而言，目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承担着经济人与执法人的双重职能。一方面，政府作为社会经济利益的代表者与企业经济利益相混同。政府与企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为了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政府必然要干预或参与企业的经营，并从这种干预和经营中获得收益；另一方面，政府又以经济执法人的身份参与对市场、企业的管理与监督，保证企业依法进行经营活动。这种经济人与执法人的双重职能使政府在实施法律、法规时，犹如运动场上 “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一样，往往因利益的驱动而疏于经济监督，因而对法律、法规的实施带来了许多问题。首先，经济利益的混同，导致了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违法的庇护。从纵向分析，财政分配上的“分税制”即按比例上缴与留存的体制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利益的维护。这种维护往往是通过对中央的挤兑来实现的。很难想象，地方政府作为执法者会对这种挤兑依法进行严厉制裁，因为法的实施首先是以其对自身的经济利益的维护为首要条件的。地方对中央财政的挤兑是通过两种手段来实现的：一种是，政府通过制定本来与国家法律、法规不相符合甚至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来实现。如许多公益性事业名目繁多的收费相当一部分就是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形式规定的。另一种是，政府通过庇护地方企业的违法行为从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如震惊上下的相关省市土地违法等案件就是如此。从横向分析，政府作为执法者，本应严格依法办事，而应从全局出发，不应区分经济违法行为是损害本地区利益还是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乃至整个国家利益。但是在政府利益与企业利益相混同的情况下，这点则难以做到。地区执法者往往因维护本地的利益而默认本地区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地方保护主义"。如贵州省大龙工业园长期超标排污得不到根本治理，既损害了当地老百姓的生存权也损害了周边邻近省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其次，经济利益的混同，导致对经营责任人的处罚不力。我国管理的约束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让法人及其经营管理人员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形式来达到使企业合法经营的目的，但是现实中执法部门“以罚代法”的现象使违法行为得不到严惩，进而使违法成为常态，守法反而得不到利益。在政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相混同的情况下，这种约束方式亦被软化了。企业与政府的经济利益相混同，企业经营者的行为既可以说是为企业谋利，也可以说是为政府谋利。当企业经营责任人违法时，则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他是为了当地的利益作想，而不是谋一己私利，基于这一逻辑，政府作为执法者当然难以严格依法处置为政府谋利益的人。于是，在经济违法中，经营责任人的责任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调一个单位又重新任职。显然以经营责任人的处罚不力，使法律在经济领域的威慑力量减弱，从而使其一般预防的功能失去作用，导致更多的经营者违法，进而形成一种执法不严的恶性循环。
2、体制性因素
即执法体制不顺。严格执法依赖于一个疏密有度、分工合理、职责分明的执法体制和能公正地代表国家行使权力、高质量的执法主体。在这方面，我们存在着种种弊端：①立法有待进一步完备，法规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不协调、不配套、不衔接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适应市场经济关系的法规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②执法的利益趋向，严重地影响了执法的公正性。本来，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执法权应是相关部门的基本职能，国家应保证其相应的执法经费，但是，我们现行的行政执法主体既有行政部门，也有社会团体，甚至还有企业。这些相关机构的运行经费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执法中的各种收费收入。在执法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很难保证这些部门能够执法公正。③管理多头。对某一法律、法规的实施，我们往往是许多执法队伍都可插手。有利可图的都争着管，无利可图则谁也不管，以致形成了管理上的真空地带。如一些城市的城市管理部门既有城管和市政、规划、环卫、建管、园林、工商、交通、交警等专业管理部门，又有创国家卫生城市管理办公室、城市文明管理办公室等综合管理部门。这几大队伍齐上阵，互相扯皮又互相推诿，其执行效果很难想象。④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在我们现行的行政执法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员的第一学历是初、高中毕业又未经过严格的岗位培训，有的甚至是聘请离退休人员。在他们自己对有关法律、法规就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又怎么能严格执法？⑤执法队伍缺乏独立性。分散于各行政主管部门中的执法队伍在执法中受制于各主管部门，使其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当部门的利益与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相冲突时，往往因主管部门的干预而牺牲了法律、法规的尊严。
3、政策性因素
即政策对法的冲击。在我国，法与政策同为调节社会关系的规范。法是社会的最高权威，政策是一种短期的行为规范，当政策与法律相抵触时，应严格依法办事。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依政策办事。各种改革措施大多都是以政策的形式出现，于是政策一来，法的实施遭受冲击的现象不可避免。因为谁也不敢反对“改革”。政策对法的冲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以中央的导向性的政策规定冲击法律。如全国高考录取线都不在同一条分数线上统一录取，北京的录取分数线远低于湖南等省，理所当然冲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之大法、宪法的规定。②部门政策对法的冲击。当政策与法律相抵触时，随意解释法律，使法律规范适应政策实施的需要。由于政策对法的冲击，在我国政府法制工作中，立法和执法脱节的现象仍然存在。法制观念还未渗透到全体政府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之中。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政府行政机关不仅是多种法律关系的参加者，而且又依法负有监督实施有关法律法规、及时纠正偏离法制轨道行为的义务，这一认识问题还未被全体政府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所完全接受。因此，许多行政机关不仅怠于履行法律、法规的监督职责，甚至执法违法。行政工作人员不依法办事，以权代法、徇私枉法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目前某些行业不执行国家的物价政策，随意抬价，变相涨价；一些纳税人不主动履行纳税义务，甚至严重偷税、漏税，都与行政执法不严有关。
4、机构性因素
即法律监督机构监督不力。政府法制机构不健全，干部数量和业务素质与所承担的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不相适应。众所周知，法律的有效实施靠两种完备的监督体系：一种是执法部门对社会的监督，即监督行为者；另一种是对执法者的监督，即监督监督者。在我国，后一种监督显得较为软弱无力。我国宪法规定了三种法律监督实施的形式，即：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司法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但，现在这三种监督处于一种乏力状态。即，权力机关的监督有的在走形式。权力机关的监督即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简称人大的监督)。目前人大的监督由于党委和人大、人大同 “一府两院" (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关系未十分理顺、人大机构人员的配备力量不足或不够专业化，使人大的监督权仅仅局限于听听汇报、组织一些视察、开展一些执法检查等形式的活动，许多问题难以触及实质。其二，审判机关缺乏对行政执法的制约。首先，人们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行政纠纷，大量的行政纠纷集中信访、调纠等部门解决；其次，各地习惯于以出台快、容易改的行政规章代替地方性法规来规范许多社会行为。这些行政规章由行政部门一手制订，一手监督实施，审判机关往往基于各种原因，也是不愿触及。检察机关监督范围太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这种监督，应该是对国家所有法律实施的监督。但目前我国的检察机关除应付讼诉和对其自行侦查的案件进行侦查外，基本上未开展对宪法、经济法、行政法等其他法律、法规的监督工作。其三，人民群众的监督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往往各种举报石沉大海，有些甚至会受到打击报复。
❹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有矛盾吗（
不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有法可依是指法律法规要完善，做到解决问题能有法可循，是后三者的基本前提和基础。
有法必依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即指一切国家机关，党派团体、社会组织和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依法办事。
执法必严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即指执行的司法机关及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法律的规定实施法律，坚决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
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保障。即指任何公民只要是违反了法律，必须受到追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四个方面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法律规范应当明确、肯定、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法律的内容应当体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不能把部门利益法律化。应当避免和消除各国家机关，不同时期的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以及法律、法规与法律解释之间的矛盾。
(4)同执法严扩展阅读
重点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建立交叉执法制度。对于一些重要领域，如食品、药品、环境等问题严重的领域，可以实施异地交叉执法，由外地执法部门来本地执法，本地执法部门到外地执法，以防止地方保护主义。
第二，为执法者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要提高对执法者及其家属的有效保护，对于报复执法者及其家属的违法者要予以严惩，使其不敢想不敢为。
第三，正确对待公民的权利。对于公民的权利，要做到尊重、保护、规范、限制并举。而有的地方还存在“两手软”：对于公民的权利尊重、保护不够，规范、限制也不够；或者“一收就死”、“一放就乱”。
❺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哪一年提出来的
1978年提出的。
1978年中 共十 一届三 中全 会确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是“依 法治 国”的1.0版。
❻ 什么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是指法律法规要完善，做到解决问题能有法可循，是后三者的基本前提和基础。
有法必依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中心环节；即指一切国家机关，党派团体、社会组织和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依法办事。
执法必严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关键；即指执行的司法机关及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法律的规定实施法律，坚决维护法律权威和尊严。
违法必究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保障。即指任何公民只要是违反了法律，必须受到追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四个方面层层递进，环环紧扣，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6)同执法严扩展阅读：
社会主义法治通常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或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社会主义法治是在打破旧的国家机制、废除旧的法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代表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它包括立法、执法、守法三个方面，要求实现“有法必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其基本原则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统一立法和执法、法律面前平等等。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框架内，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严格执行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和实施国家行政的原则。它包括立法、执法和守法三个方面。
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不仅要确保人民在制度和法律上成为国家的主人，而且要确保党的制度和法治地位，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战略。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的意志，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制度和法律上的贯彻执行，促进党的各项工作的发展。承认法治。
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切实执行法律，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❼ 分别举例说明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1、有法可依，比如我来国自没有统一的证据法法典，所以至今还有很多相关证据的争议，要制定颁布统一的证据法法典才能“有法可依”；
2、有法必依，比如我国国际经济法规定自然人不能成为合资经营企业的主体，那么自然人就必须按此法律规定，作为自然人时不能成为主体，必须成立私营企业或公司等才能作为合资经营企业的主体参与合资经营。
3、执法必严，比如一个交警在公路执法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亲戚违法，那么他就必须按照相关法规对违法者进行处罚。
4、违法必究，比如上面所讲的交警包庇了自己的违法亲戚，那么这个交警也同样违法了，也必须追究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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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维护国家稳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也是捍卫人民群众权利和利益的工具，也是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的手段。法律是一系列的规则，通常需要经由一套制度来落实。但在不同的地方，法律体系会以不同的方式来阐述人们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其中一种区分的方式便是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种。有些国家则会以它们的宗教法条为其法律的基础。
法学家们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法律，包括从法制史和哲学，或从如经济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面来探讨。
❽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中，核心是什么
核心是有法必依。
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核心，执法必严是关键，违法必究是保障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这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6字方针相比，主要的不同在于“有法可依”和“科学立法”，前者强调从无到有的法制建设过程，后者进一步强调从有到好，也就是说要从“有法可依”走向“法律可依”，实现从法制到法治的根本转变。
(8)同执法严扩展阅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有相当部分的人认为现在法治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治工作的重心也应当从立法转向执法和司法领域。其实，我国还有一些领域“无法可依”，尤其是无“法律”可依，而“法不可依”的现象更值得关注。
立法过于原则、概括，可操作性不强；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矛盾冲突多，且长期得不到纠正，政府、市场主体、司法机关“各依各法”现象并不鲜见；有些法律过于严格，导致法律很难被严格贯彻执行；有些法律早已过时，但没有及时修改或废止；权力、权利、义务、责任配置不平衡，一些法律重权力、轻权利，重公民义务、轻公权力责任，个别法律甚至违反基本的法治原则、法治精神。
实践中，政府不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不依法办案，公民和企业不守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它）们认为依法行不了政、依法办不了案，依法会吃亏。也就是说，“法不可依”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