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民事法规

Ⅰ 我国乳制品法律法规。近现代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

近代发展了很多阶段，都是为了更好的去让产品得到更好的发展与保障。

Ⅱ 考研政治毛中特近代史和法规是不是比马原简单好多，我马原花了太多时间了，其他三个部分如果也这么来怕时

其他三部分可能对于大部分同学会简单点，因为这三部分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内容，主要是需要记忆的。

Ⅲ 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第一个法规是什么

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第一个法规是：《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版程》

《奏定蒙权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是中国最早的有关学前教育的教育法规，颁定于清末1904年1月13日，即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制定。

Ⅳ 伊斯兰教法的近代法规

前一部分介绍的是中世纪的伊斯兰教法，它是与当时的封建社会形态相适合的产物专。随着人类文明的属不断进步和各国统治者的实际利益，伊斯兰教法已得到部分改变。
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伊斯兰国家婚姻家庭法的修改集中体现在保障婚姻自主、实行一夫一妻制，限制丈夫休妻特权，使妇女地位得到提高。在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和突尼斯明确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其它国家也规定了丈夫娶二房妻子必须上报法院批准，并且必须是以下五种情况之一：
①妻子不育；②妻子有不治之症；③妻子判刑两年以上；④妻子无故离开丈夫一年以上；⑤丈夫因社交需要再婚者。例如，突尼斯1958年《私人身份法》中规定，亡人之妻可以作为遗偶和主要继承人。索马里1975年的《家庭法》明文规定，女子与男子享有同等继承权。
1959年巴基斯坦《土地改革条例》中规定，国内所有农用土地，包括以瓦克夫方式留置的土地，一律由国家统一支配。在土耳其，已实行了政教分离。

Ⅳ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关于教育视导的法规是

选A
在中国，教复育视导制度于制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建立。当时的学部设视学官12人，官阶为五品，专为巡视京外学务。清政府还在各省设提学使司，下设省视学，各府、州、县劝学所设视学。1909年颁布《视学官章程》，规定视学官不设定员，以学部人员或直辖学堂的管理员、教员之职份相当者充任，属临时差委的性质。当时全国分为12个视学区,每区按年派遣视学官2人。每年视察 3、4个区，每3年视察一遍。但这种规定实际上并未完全实行。
1912年（民国元年）中华民国政府建立教育部，视学仍沿用清末旧制。1913年公布《视学规程》，全国分8个视学区。每区派视学2人，视察普通教育与社会教育视察分定期与临时2种，定期视察时间为每年8月下旬到次年 6月上旬，临时视察时间由教育总长决定。视学半数由各司科人员兼任。视察事项主要有:①教育行政;②学校教育；③学校经济；④学校卫生；⑤教职员执行任务情况;⑥社会教育及其设施;⑦总长特命视察事项。此外还有 3项：①与教育法令抵触事项；②总长决定事项；③学校教授管理事项。

Ⅵ 我过近代实施的第一个学前教育法规是

中国近代学前教育的第一个法规是：《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内
学前教育（Preschool Ecation）是容由家长及幼师利用各种方法、实物为开发学前儿童的智力，使他们更加聪明，有系统、有计划而且科学地对他们的大脑进行各种刺激，使大脑各部位的功能逐渐完善而进行的教育。学前智育是学前教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构成学前教育学的科学体系的一部分。儿童是人生智力发展的基础阶段，又是发展最快的时期，适当、正确的学前教育对幼儿智力及其日后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超常儿童的形成、发展，无一不与适当、正确的学前教育有关，尤其是智力方面的学前教育。学前智育是一个多方面的培养过程。对学前儿童的心理健康关注也不可小觑。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心智发展极不成熟，需要家长及幼师积极的引导。现在的孩子很多都是独生子女，自我意识很强，缺乏对他人的关心，不懂得分享，因此，作为家长和幼师，应积极引导孩子学会关心他人、学会分享、乐于分享。

Ⅶ 中国近代至建国初期3种主要法律

1、 按照法律解释的主体和效力不同把法律解释分为法定解释和学理解释两大类。
（1）法定解释
法定解释又称正式解释、有权解释，官方解释和有效解释，是指法律确定的国家机关或个人依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对法律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
（2）学理解释
学理解释又称正式解释、无权解释、任意解释，是指非法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法学工作者以及报刊等对有关法律、法规的内容和含义所做的说明。其特点是不具有法律效力。
2、我国法律解释从主体地位及其效力来划分，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1）立法解释。这有两种情况：一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宪法和法律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补充规定的问题所进行的解释。另一种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针对地方性法规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补充规定。
（2）司法解释。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进行的解释。
（3）行政解释。指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针对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以及自己依法制定的法规所进行的解释。
3、 按照法律解释的主体和效力来划分，法律解释可分为法定解释和非法定任意解释。
法定解释又称正式解释、有权解释。是指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基于法律的授权规定对法律进行的解释。法定解释又可以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
非法定解释，又称非正式解释，是指未经立法机关授权的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机构以及公民个人对法律所作的解释。非正式解释有学理解释和任意解释之分。

Ⅷ 近代中国那一年出现有关专利的法规

我国近代专利史上第一个有关专利的法规是1898年清朝光绪帝颁发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专该属章程规定，大的发明如造船、造炮或用新法兴办大工程（如开河、架桥等），可以准许集资设立公司，批准 50 年专利。其方法为旧时所无的，可批准 30年专利，仿造西方产品，也可批准 10 年专利。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该章程也未能实行。

Ⅸ 中国和日本法律近代化之异同的800字作文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这决定了古代中国是一个封闭保守的国家。中国的法律也同整个中国一样，很少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也正是由于中国的这种封闭保守，使得法制文明发达很早的中国与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日益拉开了距离。直到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列强的治外法权进入中国，严重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中国人才感到有制订自己的法典和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必要。鸦片战争后，中国主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抵制西方殖民主义践踏中国主权，1898年，清政府开始推行以法律改革为核心的变革运动。1903年修订法律馆成立。于是，以法律移植为基调的变法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纵观中国的法制历史，中国新的法律制度主要移植了以罗马法体系为基础的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这是由中国法律传统对成文法的偏爱以及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相近的文化背景、观念形态和相似的思维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又由于文化及地域上的接近，中国法律制度受日本法律影响颇多。
一、中国法制效仿日本法制的原因
鸦片战争后，西方治外法权大量进入中国，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的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抵制外来侵越、富强兴国，清政府开始法制改革，大量起草新的法律文件。晚清修律的成果是突出的，方法主要是移植西方的法律，但最后还是效仿了日本法制。自古以来，中日两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就有着密切的联系。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主要学习中国的法律，然而，到了晚清，中国却反客为主，在众多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影响下，却偏偏选中了日本法作为主要继受对象，关键何在？对此，很多专家学者已做了很多研究，结合有关专家的出的结论和我自己的观点，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中华法系开始解体，日本采用的大陆法系与中华法系相似。清末在严峻的革命形势及各派政治力量压力下，清廷被迫抛弃“祖宗之法不可改”的主张，宣布预备立宪和变法，终于使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中华法系解体之后，势必要有一种新的法律体系来代替它。由于，大陆法系既与中华法系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又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选择大陆法系无疑是明智的。又由于日本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屈辱经历，中国直接继受日本经过改革的大陆法系更是明智之举。
2、中国日本文化地域相近，继受方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仿行西法“卒至民风不变，国势日盛，今且为亚东之强国矣。”日本仿行西法的同时，又多有变通，以适应本国国情。而“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法律文化有过长久的交流”[1]，在明治维新之前，国情民情又极为相似，因此效仿日本的法律可以避免中西社会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阻力。
3、明治维新、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一区区小国，竟然打败了强俄。变法成功的日本引起了国人的关注，也让清政府看到了变法的希望。当时，清政府朝野力图效法其政治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以得前车之鉴，收事半功倍之效。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曾有“非德国法不是法”的观念，因此，学习日本法律制度就成为中国选择大陆法系为参照的最早动因。大理寺正卿张仁镨在《奏修订法律请派大臣会订折》中说：“日本法律属支那法系，而今则取法于德、法诸国，其国势乃日益强盛。……而成圣朝之法治，故不仅包含德、法，甄陶英、美而已，为日本特为东亚之先趋，为足以被圣明之采择。”[2]
4、日本留学生以及外出考察官员的倡导。中国向日本派遣官费留学生是一1896年，在900年还不满百人，但至1906年已达八千人。日本较为自由的环境和较的法律院校，为中国留学生学习法律和政治创造了方便的条件。1902年《清国留学生会馆的一次报告》中指出：学习法律、政治、军事军警一类学生，占一半以上。1904年法政大学专为中国学生开设了法政速成班，在六年中入学的留学生达2862人，毕业生1384人。[3]由于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积极移植西方近代法律制度和文化，并成为日本法文化的主流，从而为中国学生学习西方法律提供了足够的资料。
1877年黄遵宪被清政府任命为主日参赞，他在任职期间编著《日本国志》，详细介绍了日本历史、政治制度、风土人情，希望清政府能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为此他广泛介绍了日本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情况以及日本各中团体、学会和政党的现状，这对我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末预备立宪活动开展以后，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以载泽为首。他们在考察过程中收集了大量日本、欧美法律资料，还与日本的伊藤博文畅谈，听取英美法学教授讲述英国宪政。五大臣回国后，通过对比分析西方各国的宪法，认为中国立宪，应以德国为鉴，而日本法亦主要效仿德国。沈家本主张仿行西方当以大陆法系为主，特别是要以日本为榜样，1907年，他还聘请日本学者冈田朝太郎编籑了《大清新刑律》等。后来，袁世凯也聘请了日本法学家为中国编籑法律。[4]
5、日本政府对其法律制度的宣扬。日本政府出于要消弱俄国在华的势力和影响，并最终称霸中国的需要，从明治维新后，特别是从1895年起加强了从外交上对清朝的经营，拼命向中国推销其变法成就，特别是政治法律制度，如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矢野文雄就曾公开向日本政府建议倾全力吸纳清国留学生，这样做的好处是“修习法律、文学的学生等，必会依旧日本的制度来筹划清国将来的发展。事若至此，我国势力在大陆的影响，岂不无可限量！”。[5]日本的劝诱，引起了急于变法的中国人的积极响应，如时任山东监察御使的杨深秀就曾为此专门上奏，建议派遣学生留学日本。
二、中国接受日本法制的方式
1、日本著作翻译的影响。力图快速变法的中国要进行迅速的法制改革，只有大量对西方先进的法律著作进行翻译。近代中国最先传入的是英美法系，如傅兰雅、丁韪良等均为英美传教士，但最终却由大陆法系所取代。日本法的翻译成为主流，这缘于日本与中国相邻，文化相近，翻译起来更为方便快速，再加上日本变法维新的成功给中国以启示作用，故清末立法受大陆法系的影响也就在所难免。如司法机构不同程度的仿照英美，尤其是仿日本的体制进行了改革。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提倡和努力下，戊戌变法前后，大批译书局相继成立，翻译西方字长阶级法律法学著作。如大同译书、上海新作设、上海南洋公学遗书院、新民译书局等。上海《申报》是这一时期全国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一家报纸，“上海各绅士无不按日买阅。”[6]它的信息空间十分广泛，在19世纪70年代，《申报》已经把西方政治时事列为观察评论的第一主题。例如，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展开以后，《申报》立即对效仿西方模式进行法律改革的各种措施作了报道。在1882年7~8月间，《申报》平均每天发表两条日本的消息。而在 1882年6月25日这一天，《申报》便发表了11则日本消息。《申报》所发表的消息和评论文章，表现出了对日本国力崛起的震惊和对明治天皇的赞誉，特彼时突出渲染日本效法西方改革旧制的倾向。[7]戊戌运动失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在继续承担着翻译出版法政书籍的任务。当时上海民间出书机构借助租借这一“自由土壤”，再次掀起了法政译书的高潮，其中以商务印书管为代表，鉴于《东方杂志》广告的法政译著有：《法学通论》（织田万著、刘崇佑译，1907年），《法学经济通论》（石水宽人著），《行政法法论》（清水澄著，金泯澜译），《民法要论》（梅谦次郎著），《法学通论》（山田三良著），《经济原论》（天野为三著），《政法理财讲义》（佚），《日本警察法讲义》，《日本宪法义解》（伊藤博文著），《日本仪令法规》，《公债论》（田中穗积著，陈兴年等译），《刑法通义》（牧野英一著，陈承译译），《自治论》（日本独逸学会著，谢冰译），《民事诉讼法论纲》（高木丰三著），《刑事诉讼法论》（松室致著，陈时夏译）等等。从这些译著中可以看出他们或是日本的法规汇编，或是日本法学家的著作。这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六日中国学生积极主动地把西方法律影响下的日本法律和日本法学家的著作译成中文，传到国内，对我国长生了深远的影响。[8]
2、留日学生和到日本考察的官员归来参与修改法律。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晚清政府推行新政之后，直隶赴日考察和留学的人数开始激增，仅1905年6月起的四个月之内，直隶省就先后分四批派了200多人赴日考察。1904年，留学生多达2862人。留日学生和到日本考察的官员将日本的法制理念和变法方法灵活的运用到了中国的变法中。
3、聘请日本法学家参与编籑清末新律。在受聘担任清朝政府变法修律顾问的外国法律专家中，主要是日本法律专家，著名者有冈田朝太郎（刑法专家）、松冈义正（民法专家）、志田钾太郎（商法专家）、小河滋次郎（监狱法专家）。
三、日本法制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方面
1、对宪法的影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国家法律近代化的一把标尺，因此，预备立宪是清政府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开始制宪，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被迫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共23条，由正文《君上大权》14条和附录《臣民权利义务》9条两部分组成。其内容基本抄自1889年2月11日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竟有17个法条完全抄袭《日本帝国宪法》，占全部法条的74％[30]。
2、对民商法、刑法、监狱法的影响。清朝灭亡前最后完成的重要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是在日本法学士松冈义的协助下，参照法国、德国、日本等国民法制成的。1902年，清廷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为修律大臣，修改法律，此时参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早期工作包括一些欧美日本的留学生，以至从日本聘请来的法学专家，对我国民商法有重要影响。如由志田钾太郎起草《商旅草案》，由冈田朝太郎协助起草《新刑律》等。[9]1908年，沈家本还聘请日本小河滋次郎起草大清监狱律，对中国监狱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3、对法学教育的影响。清末，法学教育主要学习日本法学教育模式。甲午一役，勾人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此时，清朝的法学教育在学校系统和课程设置上基本照抄日本，法学教育老师也基本源于留日回国人士。[10]
总之，中国法律基本继受了日本法，日本法对中国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由于本人掌握的资料有限以及篇幅的有限，所以，这里只作了简单的介绍。

Ⅹ 中国历史上从古代史到近代史的法律文件有哪些

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很多，不象现代法律只有法、法规、条例等少数几种。古代法律形式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种：刑、法、律、令、典、式、格、诏、诰、科、比、例。在一个朝代，经常有几种法律形式同时使用，组成该朝代的法律体系。不同的法律形式的使用范围也不一样，效力高低也有很大区别。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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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通用。其含义和法相同，基本指刑律，不指刑罚。后来，刑称为法或律，战国以后常指肉刑或刑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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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商鞅变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时都以法为名称，如魏国的《法经》，晋国的《被庐之法》。到商鞅变法将法改为律后，法仅仅在广义上使用。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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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商鞅变法后中国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应用广泛，如秦的《田律》，汉朝《九章律》，魏晋之后，有《魏律》、《晋律》、《北齐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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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就某一具体事务颁布的命令。是律的辅助性法律，在隋唐时期有专门法典，如《开皇令》和《贞观令》。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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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现于唐朝的《唐六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典。后来的宋和元明清都有此类法典。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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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官吏具体行为的专门法律，范围非常广泛。式在唐朝还有一定地位，是唐朝律令格式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了元明清时期，地位下降了很多，不再起主要作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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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也是一种行政法规。格作为独立的法律形式，最早出现于东魏的《麟趾格》。明清时将格的内容归入了会典和其他形式的法规，不再独立。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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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科意思是断，所以依法断罪叫做科罪。在隋唐以后，敕的地位重要，科被敕和格所代替。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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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是两汉到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形式，也是一种审判原则。如果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用相似的律条定罪，这叫做比。因为这样类推断案，出现了司法腐败现象。到汉朝以后，比不存在，内容被吸收进其他法律形式里边。但是类推形式在古代一直存在。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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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比一样，例也是一种断罪原则，也是汉、唐、宋、明、清时期的法律形式，但名称不同。秦称“廷行事”，即法庭成例。汉朝称为“故事”，即以《春秋》中已有的故事作为断罪的依据。到了明清时，例和律并行，日益重要，在清朝时，其效力甚至高过了律。

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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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代皇帝发布的命令，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法律形式，又叫诏令。皇帝的诏令经常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可以认可、公布法律，也可以改变、废除法律。
除了以上的法律形式之外，还有敕、诰、命、制、程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是专制集权社会，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可以用诏、敕、诰等法律形式来发布新的命令，任意破坏现存的法律。这就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法自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