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建局执法大队大队长

① 建设局监察大队队长权力大吗

一、建设局监察大队的职权范围：

1、未办理工程项目报建的和未按规定通过招标确定施工单位的；
2、在招标、投标和发包、承包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或中标后非法转包工程的，肢解工程，违法分包的；
3、未取得资格（资质）证书和营业执照或者超越证、照规定范围或者未办理进市登记注册手续承接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质监、监理、咨询以及从事房地产经营、燃气经营活动的、挂靠有资质单位从事经营活动的；
4、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或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超越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的，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的及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
5、违反房屋开发、中介、物业、产权产籍等管理规定的；
6、转让、出借、出租、涂改或伪造图签、资格（资质）证书的；
7、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必须实行工程监理而未实行工程监理的；
8、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造成工程质量、安全隐患或者工程事故的；
9、擅自砍伐、移植绿化树木的；非法占用公共绿地的；
10、在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堆放物品、挖坑取土的；
11、在工程未通过竣工验收、备案擅自交付使用的，或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城建档案馆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的；
12、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工的，或者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工程中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
13、其他违反有关建设法律法规的行为。
二、监察大队的级别。
在县级城市，住建局长是正科级，监察大队是住建局下属副科级事业单位，大队长是副科级，一般内设1 个科和3个中队，分别为：综合管理科（审理科、办公室、财务科等）、监察一中队、监察二中队，监察三中队。

② 一九九五年在武警一支队一大队二中队做司务长的巩建军,现住什么地方。

在这里找人大海捞针很难遇见，如果遇见就跟500万一样。你还是去当年的武警部队去找一些干部去问一问吧。请客送礼，他们能接触到档案。

③ 当辅警的要求

当辅警的主要要求：

（1）辅警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应聘时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35周岁；其中，勤务辅警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文职辅警应当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专业性较强的岗位应当获得岗位需要的专业资质或者专业技能。

（2）同时，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涉嫌违法犯罪尚未查清的；曾被行政拘留、收容教养、收容教育的；参与或者支持色情、吸毒、赌博、迷信等活动的；

（3）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开除公职或者辞退的；曾因违反公安机关管理规定而解除劳动合同的；本人或直系亲属参加非法组织、邪教组织或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均不得招聘为辅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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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辅警的其他条件：

（1）具有强大的心理素质，不能拥有一颗玻璃心。辅警这个行业，不是看起来的那么容易，作为一名优秀的辅警心理素质绝对要达到一种心静如水的境界。

要抗住生活的压力：毕竟辅警的工资有限，一个月就那些固定的工资，所以压力确实不小;

要抗住工作的压力：辅警的工作很繁忙，不仅是上班执勤，各种大事小情都需要辅警的力量，需要又快又好的完成，所以真的压力很大;

要抗住家庭的压力：既然工作繁忙，就一定没有什么时间常回家看看，陪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不免会遭到数落，其实他们何尝不想早点回家，常回家看看，但是因为工作性质特殊，所以必须要让家人理解。

（2）要乐于奉献，把老百姓当成家人

作为一名辅警，说起乐于奉献，除了自己谁都不服。辅警的工资比清洁工少一倍，但也是在打扫着城市的安全污秽;辅警的工资比老师少三倍，也在无私的奉献着自己的青春;辅警的工资比医生少五倍，也在拼命的抢险救人。

④ 韦拔群是被谁杀害的

被叛徒杀害的

1932年10月19日凌晨，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惨死在了叛徒的枪下！

1960年初，一封来自革命老区东兰的信，摆在了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钟枫的案头，写信的人是老红军战士、时任东兰县副县长的杨正规。杨正规在这封信中说，全国都已经解放10年多了，当年杀害韦拔群烈士的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他请求公安部门派人缉捕凶手，早日为革命烈士报仇。

曾任红军第三军团保卫局执行部干事的钟枫看到这封信后很生气。当时，东兰县归百色专区管辖，他立即打电话责问百色专区公安处的负责人：“解放都10多年了，怎么还没抓到人？”

钟枫要求百色专区公安处立即组织人员，展开破案。对于来自公安厅的破案命令，百色专区公安处和东兰县公安局却显得很为难。

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叫嚣反攻大陆最猖狂的时候，地方公安部门应对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任务很重，抽不出人手去追查谋害韦拔群的凶手。于是，百色专区公安处向公安厅打报告，请求公安厅选派破案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到东兰破案。

樊恒荣，1960年时任公安厅看守所所长，解放后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有丰富的刑事侦查经验。经过研究，公安厅领导决定派他到东兰破案，任务就是追查当年谋害韦拔群的凶手的下落，将他们捉拿归案。

“20多年前的案件，侦破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决定从国民党内部开始寻找线索，而韦拔群被害时的国民党县长徐家豫就是我们的突破口。”樊恒荣告诉记者，接到任务后，他和同事李柏枝、覃祖坤立即到南宁茅桥监狱，把徐家豫提出来，押回公安厅看守所审问。

1960年10月27日，是樊恒荣和陆宗祥完成侦破韦拔群被害案、追拿凶手任务的日子。这一天，由陆宗祥执笔写成的《关于杀害韦拔群等烈士的反革命罪恶材料调查报告》，经樊恒荣修改后用草纸刻印成汇报材料，加盖了东兰县公安局的公章，以县公安局的名义，向东兰县委作了书面汇报。

在这份10页长的《报告》最后，两人特别提出自己的意见：“要坚决严办现在押的反动头子徐家豫、刘治，并将陈的白追查归案究办。”陈的白又在哪里呢？经过调查，公安人员得知，当年韦昂和陈的白将韦拔群首级送到国民党军手中后，就被国民党送到柳州居住。

后来，东兰县公安部门经过调查得知，韦昂和陈的白到了柳州后，国民党并没有按照当初的协议给几万元赏钱和一栋洋楼，而只给他们洋楼的其中一间房子居住，原来承诺的几万大洋也只兑现了一小部分。有了钱的韦昂整日嫖妓赌博，陈的白天天吃喝玩乐，二人很快将赏金花光。

1939年，侵华日军飞机频繁到柳州轰炸，韦昂夫妇偷偷潜回河池长老一带，靠砍柴烧炭为生。“回到河池没多久，韦昂就被人杀死了，有群众称是地下党容让（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十支队三十五大队副大队长）派人去杀的韦昂，但这一说法没有得到证实。”

陆宗祥告诉记者，公安人员到河池去调查后，只确认韦昂已经死亡，具体为何人所杀没有查到切实的证据，而陈的白已经离开河池，有可能又到了柳州。

根据这一线索，公安部门对柳州及周边县的人口展开了排查。很快，公安人员得知，在融水有一个女人年龄相貌都很像陈的白。经过比对，确认这个女人就是韦昂的小老婆陈的白。

其实樊恒荣和陆宗祥去调查、抓捕刘治之前，当时是自治区公安厅侦查员的李柏枝就调查过陈的白的下落，并通过走访东兰、巴马、凤山、柳州等地的群众得知陈的白改嫁到了融水。

曾与陈的白打过照面的李柏枝亲自到融水见到了“住在县城里的一条臭水沟旁边”的陈的白，她交代了自己被国民党县长李瑞熊等人策反，才说服韦昂杀害韦拔群的罪行。

1961年，公安局决定去抓陈的白，但刚好遇到大雨把路冲毁了，去到半路又撤了回来。1962年，公安部门将陈的白抓捕归案，后送到了东兰县公安局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陈的白交代了1932年10月19日凌晨，她与韦昂杀害韦拔群时的情景，当她见到韦昂犹豫不决时就劝他说：“若今晚你不动手，明天他（韦拔群）离开了我们这里，你又怎么办？政府给了这么多钱。”

而东兰公安部门在柳州获得的一份证人证词显示，陈的白和韦昂到柳州领赏后，陈还时常向旁人夸耀说：“要不是有我，韦昂办不成这事！”

经过检察院起诉，刘治和陈的白后来被东兰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在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时候，刘治和陈的白因为生重病，先后死于东兰县看守所。

韦拔群遇难的香刷洞位于巴马瑶族自治县西山乡一座高山上，如今已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沿路竖立一块块石碑，碑上刻着韦拔群当年号召贫苦农民参加革命，谋求平等自由的工作笔记、山歌、诗词节选。

洞口立着韦拔群的雕像。雕像前，插满了祭拜者为“拔哥”点燃的香烟。香刷洞不深，分成三个部分，进入洞中须下3米高的台阶。“前厅”不到10平方米大小，地上有用石头砌成的灶台，旁边还摆放了背篓、锅碗等物，这里就是当年韦拔群等人生火、做饭的地方。

从“前厅”再往里走，攀爬一个1米多高的台阶，就到了只能摆放一张木板床的“卧室”。当年韦拔群就是病卧在此，昏睡中被韦昂所害。人们为了纪念韦拔群，在“卧室”里摆放了一张木板床，供后人凭吊。

从“卧室”往里走，有一条通道通往另一个出口，出口隐于树木中，可供躲藏在此的人瞭望敌情和紧急撤离。小小山洞，见证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奋斗、成长及陨落的伟大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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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拔群（1894年—1932年），曾用名韦秉吉、韦秉乾、韦萃。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人。壮族。韦拔群于1921年开始领导农民闹革命后，由于深受各族人民的敬爱，人们群众亲切地称他为“拔哥”。

韦拔群于1916年初在贵州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参加了护国运动。后入贵州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到黔军任参谋。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1920年离开黔军到广州加入“改造广西同志会”，次年回东兰从事农民运动，先后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称农民自治会）和“国民自卫军”（后称农民自卫军），指挥农军三打东兰县城，赶跑县知事和团总。

1925年初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回东兰继续从事农民运动，主办农讲所，培养骨干，发展农会和农民武装，把农运推向右江地区。1926年领导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任主任，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12月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3纵队司令员、第21师师长。

1930年11月，红7军主力奉命北上，离开右江根据地，他坚决服从军前委命令，带领百余人留在右江根据地，发动群众，重新组建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他一家20余人，包括他的儿子在内的10多位亲人惨遭敌人杀害。

1932年10月19日，被叛徒杀害于广西巴马西山乡香刷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