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违法案例

① 去年全国查虚假违法广告案2.3万件是怎么回事

中新网3月21日电，国家工商总局21日在其官网发布《2016年全国工商系统消费者权益保护报告》。《报告》称，2016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消费侵权案件6.5万件，案值4.84亿元；查处虚假违法广告案件2.3万件，罚没款约5.6亿元；立案查处商标侵权假冒案件2.8万余件，涉案金额3.5亿余元，移送司法机关203件。

(二)依法规范服务领域经营行为。一是强化消费侵权案件查办力度。2016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消费侵权案件6.5万件，案值4.84亿元。

二是组织开展消费侵权案件督查。督促各地开展消费侵权案查办、案件督查协办以及联动执法。

三是积极推进全国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系统和全国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数据库的推广应用工作，为消费预警和监管执法提供数据支撑。

(三)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一是反垄断执法再上新台阶。2016年，工商总局对利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共处罚款6.68亿元。新授权省级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涉嫌垄断行为案件15件，结案15件。

二是集中整治公用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突出问题专项行动成效显著。截至2016年10月底，各地共立案1267件，结案585件，案值19亿，罚没金额1.67亿元，退赔多收费用及减少消费者、经营者损失4.7亿元。

三是持续加强直销监管执法工作。继续加大直销许可协助审批力度。优化投诉举报办理，全年共处理举报、咨询电话约1000余次，网络公众留言130余件。

(四)查处虚假违法广告。一是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高压态势。2016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虚假违法广告案件2.3万件，罚没款约5.6亿元。

二是集中整治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广告和不良广告。部署开展了清理整治含有“特供”“专供”国家机关等内容广告专项行动和不良广告专项行动。

三是会同人民银行等16个部门联合开展互联网金融广告专项整治。

四是强化互联网广告监测监管。委托浙江省工商局建立了互联网广告监测中心，该中心已于2016年9月1日试运行。五是基本完成广告业市场准入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工作。

(五)开展网络交易监管执法。工商总局印发《2016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方案》，要求各地按照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原则，重拳整治网络市场乱象。据统计，专项行动期间各地网上检查网站、网店191.8万个次，实地检查网站、网店经营者26.7万个次，删除违法商品信息66918条，责令整改网站19455个次，提请关闭网站3183个次，责令停止平台服务的网店23896个次，查处违法案件13391件，其中，移送公安机关198件。

(六)打击商标侵权行为。一是大力打击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2016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商标侵权假冒案件2.8万余件，涉案金额3.5亿余元，移送司法机关203件。

二是严厉打击网上滥用、冒用、伪造涉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行为。山西、宁夏、黑龙江等地分别开展了对“汾酒”“中宁枸杞”“五常大米”等品牌线上线下集中整治行动，立案调查相关违法案件237件。

三是积极推进中国制造海外形象维护“清风”行动。组织各地集中查处侵犯“峨眉牌”注册商标专用权违法行为，保护柴油机出口企业合法权益。

四是推动在京津冀、长三角、泛珠三角区域深入开展商标区域执法协作。

五是积极推进注册商标维权联系人信息库建设。

六是推进商标数据库开放，完善商标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建设。

七是积极协调、配合做好北京冬奥会及北京世园会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七)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一是认真做好企业信息公示工作。截至2016年底，全国累计有774.65万户企业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即时信息1751.52万条，公示企业占企业总数的29.84%。

二是启用全国统一的经营异常名录数据库。截至2016年底，全国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市场主体511.70万户，有69.71万户被移出经营异常名录。

三是积极开展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向其他部门提供数据154亿条，其他部门累计向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提供数据16.2亿条。配合最高人民法院限制“老赖”担任公司各类职务共计71084人次。

四是扎实推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建设，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一张网”的版图基本覆盖全国。

② 行政违法案例

原告：田永，男，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

委托代理人：马怀德，北京市大通？？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雅申，北京市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

法定代表人：杨天钧，校长。

委托代理人：张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委托代理人：李明英，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原告田永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拒绝给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我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参加学习和学校组织的一切活动，完成了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并且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已经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水平。然而在临近毕业时，被告才通知我所在的系，以我不具备学籍为由，拒绝给我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毕业派遣手续。被告的这种作法违背了法律规定。请求判令被告：一、为我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二、及时有效地为我办理毕业派遣手续；三、赔偿我经济损失3000元；四、在校报上公开向我赔礼道歉，为我恢复名誉；五、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原告田永违反本校《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068号通知）中的规定，在补考过程中夹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被监考教师发现，本校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通知校内有关部门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给田永本人的通知，也已经通过校内信箱送达到田永所在的学院。至此，田永的学籍已被取消。由于田永不配合办理有关手续，校内的一些部门工作不到位，再加上部分教职工不了解情况等原因，造成田永在退学后仍能继续留在学校学习的事实。但是，校内某些部门及部分教师默许田永继续留在校内学习的行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也不证明田永的学籍已经恢复。没有学籍就不具备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毕业条件，本校不给田永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不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是正确的。法院应当依法驳回田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下属的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取得本科生学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中途去厕所时，纸条掉出，被监考教师发现。监考教师虽未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北京科技大学于同年3月5日按照“068号通知”第三条第五项关于“夹带者，包括写在手上等作弊行为者”的规定，认定田永的行为是考试作弊，根据第一条“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的规定，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4月10日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在该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

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学生证丢失，未进行1995至1996学年第二学期的注册。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其后，北京科技大学每学年均收取田永交纳的教育费，并为田永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还安排田永参加了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并由论文指导教师领取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考试，先后取得了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应用水平测试BASIC语言成绩合格证书。田永在该校学习的4年中，成绩全部合格，通过了毕业实习、设计及论文答辩，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及毕业总成绩全班第九名。北京科技大学对以上事实没有争议。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部分教师曾经为原告田永的学籍一事向原国家教委申诉，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于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学，认为该校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一事处理过重，建议复查。同年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学复查后，仍然坚持原处理结论。

1998年6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有关部门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进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门呈报毕业派遣资格表。田永所在的应用学院及物理化学系认为，田永符合大学毕业和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由于学院正在与学校交涉田永的学籍问题，故在向学校报送田永所在班级的授予学士学位表时，暂时未给田永签字，准备等田永的学籍问题解决后再签，学校也因此没有将田永列入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名单内交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此案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田永于1996年2月29日写下的书面检查和两位监考教师的书面证言，这些证据能够证明田永在考试中随身携带了写有与考试科目有关内容的纸条，但没有发现其偷看的事实；2、原国家教委《关于加强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校发（94）第068号《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原国家教委有关领导的讲话，这三份材料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的规章范畴；3、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关于田永等三人考试过程中作弊按退学处理的请示、期末考试工作简报、学生学籍变动通知单，以上书证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于1996年4月10日作出过对田永按退学处理的决定，但不能证明该决定已经直接送达给田永，也不能证明该决定已经实际执行；4、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函、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考试作弊一事复查结果的报告，这些书证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部分教师、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对田永被处分一事的意见，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在得知这两方面意见后的态度；5、北京科技大学的《关于给予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王斌勒令退学处分的决定》一份、《期末考试工作简报》7份，以上书证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不能成为本案的证据。此外，北京科技大学在诉讼期间，未经法院同意自行调取了唐有兰等教师的证言、考试成绩单、1998届学生毕业资格和学士学位审批表、学生登记卡、学生档案登记单、学校保卫处户口办公室书证、学籍变动通知单第四联和第五联、无机94班人数统计单等书证交给法院，这些证明由于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关于“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的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原告田永提交的证据有：1、1996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的学生证（学号为9411026），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不仅从1996年9月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并且还逐学期为田永进行了学籍注册，使其具有北京科技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的事实；2、献血证、重修证、准考证、收据及收费票据、英语四级证书、计算机BASIC语言证书、田永同班同学的两份证言、实习单位书证、结业费发放书证，以上证据能够证明田永在北京科技大学的管理下，以该校大学生的资格学习、考试和生活的相关事实；3、学生成绩单，能够证明田永在该校四年的学习成绩；4、加盖北京科技大学主管部门印章的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已经承认田永具备应届毕业生的资格；5、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的证明，证实田永已经通过了全部考试及论文答辩，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已具备了毕业生的资格，待田永的学籍问题解决后就为其在授予学位表上签字的事实。

在庭审中，法庭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进行了质证。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法人，原告田永诉请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正是由于其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

原告田永没有得到被告北京科技大学颁发的毕业证、学位证，起因是北京科技大学认为田永已被按退学处理，没有了学籍。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的权利中，第（四）项明文规定：“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由此可见学籍管理也是学校依法对受教育者实施的一项特殊的行政管理。因而，审查田永是否具有学籍，是本案的关键。

原告田永经考试合格，由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录取后，即享有该校的学籍，取得了在该校学习的资格，同时也应当接受该校的管理。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实施管理中，虽然有相应的教育自主权，但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田永在补考时虽然携带写有与考试有关内容的纸条，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其偷看过纸条，其行为尚未达到考试作弊的程度，应属于违反考场纪律。北京科技大学可以根据本校的规定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进行处理，但是这种处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精神，至少不得重于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国家教育委员会1990年1月20日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确实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补考机会。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二十九条规定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中，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者考试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北京科技大学的“068号通知”，不仅扩大了认定“考试作弊”的范围，而且对“考试作弊”的处理方法明显重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也与第二十九条规定的退学条件相抵触，应属无效。另一方面，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北京科技大学实际上从未给田永办理过注销学籍，迁移户籍、档案等手续。特别是田永丢失学生证以后，该校又在1996年9月为其补办了学生证并注册，这一事实应视为该校自动撤销了原对田永作出的按退学处理的决定。此后发生的田永在该校修满四年学业，还参加了该校安排的考核、实习、毕业设计，其论文答辩也获得通过等事实，均证明按退学处理的决定在法律上从未发生过应有的效力，田永仍具有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籍。北京科技大学辩称，田永能够继续在校学习，是校内某些部门及部分教师的行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鉴于这些部门及部分教师的行为，都是北京科技大学的职务行为，北京科技大学应当对该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原告田永既然具有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籍，在田永接受正规教育、学习结束并达到一定学历水平和要求时，北京科技大学作为国家批准设立的高等学校，应当依照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给田永颁发相应的学业证明，以承认其具有的相当学历。

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原告田永是大学本科生，在其毕业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可以授予学士学位。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作为国家授权的学士学位授予机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程序，组织有关人员对田永的毕业成绩、毕业鉴定等材料进行审核，以决定是否授予其学士学位。

关于高等院校毕业生派遣问题。《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毕业生调配的部门按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就业计划签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应当履行将毕业生的有关资料上报所在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以供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和颁发毕业派遣证。原告田永取得大学毕业资格后，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理应履行上述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只包括违法行政行为对受害人人身权或者财产权造成的实际侵害。目前，国家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并非学生毕业后就能找到工作，获得收入。因此，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证书的行为，只是使原告田永失去了与同学同期就业的机会，并未对田永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实际损害。故田永以北京科技大学未按时颁发毕业证书致使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为由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主张，不能成立。

原告田永在考试中有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据此事实对田永作出的按退学处理的决定虽然不能成立，但是并未对田永的名誉权造成损害。因此，田永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北京科技大学在校报上向其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不予支持。

综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1999年2月14日判决：

一、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二、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

三、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原告田永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

四、驳回原告田永的其它诉讼请求。

第一审宣判后，北京科技大学提出上诉。理由是：1、田永已被取消学籍，原判认定我校改变了对田永的处理决定，恢复了其学籍，是认定事实错误；2、我校依法制定的校规、校纪及依据该校规、校纪对所属学生作出处理，属于办学自主权范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3、我校向一审提交的从教学档案中提取的证据，不属于违法取证，法院应予采信。请求二审撤销原判，驳回田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维持。上诉人北京科技大学认为被上诉人田永已不具有该校学籍，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学校依照国家的授权，有权制定校规、校纪，并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但是制定的校规、校纪和据此进行的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必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按退学处理，有违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是无效的。北京科技大学在诉讼中提交的从教学档案中调取的证据，虽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被告不得在诉讼过程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的情况，但是由于无法证明这些证据是在作出按退学处理的决定时形成的，故法院不予认定。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9年4月26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③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违法的统计数据哪里可以查看

具体案例：
证监会官网上，“信息公开”下的行政执法的公告给出了证监会对于上市公司的违规情况的具体描述及处罚结果

或者在新浪财经上搜索上市公司，选择“重大事项”--》“违规记录”可查询相关公司的违规情况

④ 行政违法行为案例

行政违法行为案例太多了，你可以查阅一些资料就知道了。

⑤ 谈谈你对统计违法案例的认识。

一般来说复结合案例谈对法律认识制，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阐述案例里面出现的问题
2，找出相关法律对涉及以上问题的规定
3，阐述法律规定对于规制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综上所述，法律是 ，起到了 的作用，我得到的启示是 。

⑥ 青少年犯罪案例统计

青少年犯罪是指10至25岁的人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青少年犯罪存在着：结伙作案多，严重犯罪多，突发性犯罪多，作案动机、目的比较单纯，手段的成年化、智能化和低龄化，及反复性强等特点。青少年犯罪有其自身、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要采取自身预防、家庭预防、学校预防、社会预防和司法预防等多种预防方法，进行综合治理，以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社会难题，有人将其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列称为“世界三大公害”。有资料显示，我国近10年来的犯罪增长率已过24%（尚不考虑1992年起将立案标准上调的因素）（1），而其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据官方统计资料表明，在1980—1989年的10年间，14—25岁年龄段的犯罪占全部犯罪人数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0%以上，自1990年以来的近10余年，这一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65%左右。（2）这中间，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我们在报刊杂志等新闻媒体上，也经常看到有关青少年犯罪的报道，其中不少是骇人听闻的重大恶性案件。
青少年犯罪问题，已经得到了我国有关部门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3），我国也已颁布实施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可以说，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效果。但结合新的社会实际，针对青少年犯罪的特点、成因，进一步深入探析预防对策，仍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根据省律协刑事法律业务委员会的选题安排，笔者就此题谈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教于诸位同仁。

一、青少年犯罪的概念及其特点

（一）青少年犯罪的概念
青少年犯罪主要是依据人的生理年龄所作的犯罪类别划分。在我国有关的法律文件中，对“青少年”的概念未予明确的界定。就其词义而言，“青少年”即指青年与少年的合称，“青年”是指人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岁左右的年龄段，“少年”指人从十岁左右到十五六岁的年龄段。（4）理论界对青少年犯罪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青少年犯罪的概念，是指从刑事法学观点出发给青少年犯罪概念所下的定义。它一般是指14—25岁年龄段的人所实施的依法应当受刑事处罚的行为。（5）它以我国开始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14岁为起点。广义青少年犯罪的概念，是从犯罪学的角度出发给青少年犯罪所下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它是指6—25岁年龄段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触犯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和违反道德规范的不良行为。（6）这种定义，是从犯罪预防的角度，将矫治的行为扩大到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不道德行为或可能引起犯罪的行为），并将这个年龄段的下限予以降低。对这个下限存有不同意见。有学者提出，应当定在10岁比较合适。其理由在于，从实证的角度，青少年犯罪人口中一般从10—12岁开始有劣迹，13、14岁开始走向社会进行违法犯罪，14—17岁进入犯罪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样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犯罪研究。故而指出，青少年犯罪是指10至25岁的人实施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7）笔者对此予以赞同。这一概念包括了未满18周岁的少年犯罪和已满18周岁不满25周岁的青年犯罪。前者和刑法上规定的“未成年犯罪”的范围应该是一致的，只不过“未成年犯罪”是一个准确的法律概念，而“少年犯罪”则是一个宽泛的社会学、犯罪学概念；后者的“青年犯罪”也指年轻的成年犯。
（二）青少年犯罪的特点
犯罪是一个社会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有人类学家曾尖锐地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文明趋向于更高，或许还是更有价值的目标时，社会性越轨（犯罪）的可能就越大。”（8）“任何一个国家既然以现代化为自己的社会目标，不管其社会个性如何，恐怕均不能幸免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9）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犯罪的严峻态势并不奇怪。我们对待青少年犯罪亦是如此。除了前述社会大环境的负面影响外，与青少年自身存在的普遍生理、心理特点（如机体需要增多、性成熟，和心理不成熟、容易感情冲动、模仿、猎奇等），以及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总体上偏年轻（10）的客观情况，使得我国青少年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案件中所占的比率较高。我们应针对这一犯罪现象，探讨、总结青少年犯罪的特点：
1、共同犯罪、结伙作案多，带有“黑帮”性质的团伙犯罪亦有增加趋势。
这是由青少年年龄小、思想不成熟和依附性强等特点所决定的。他们在实施犯罪时往往有胆怯心理，总感觉一个人作案势单力薄，所以就纠集多人，形成“作案氛围”，一轰而上，既能互相壮胆，又能分工合作。据报道，今年9月在安徽合肥市易山区法院不公开审理一抢劫案件，18个被告中，只有一个19岁，其他均为未成年，最小的才15岁。这是一群在城市游荡的孩子，一没钱就几个人凑在一起，窜到街上，见人峰拥而上，先打后抢。（11）更有甚者，近几年来不断有青少年组成的带有封建帮会色彩和黑社会性质的违法犯罪团伙，净干些打架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抢劫、敲诈钱财等违法犯罪活动，有的甚至称霸一方。2001年，在北方某城市公园发生了一桩血案，一年仅14岁的少年被捆绑双手，身上被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此案告破后，挖出了一个犯罪团伙。这个团伙共有32人，最大的16岁，最小的才12岁，他们成立了“好汉帮”、“神龙教”，还有敢死队，其中有“老大”、“军师”、“打手”等。少年“黑社会”已露端倪！（12）
2、严重犯罪多，作案手段比较野蛮和凶残，往往是不计后果。
青少年正处在成长发育阶段，生理发育很快，但心理发展却比较慢，在思想上表现为不成熟性，容易走向歧途；并且易受到外界感染、刺激，产生感情冲动，走向极端。这些人或行凶杀人、严重伤害，或暴力抢劫，或实施强奸，犯罪手段恶劣，带有一定程度的疯狂性。比如，据报道，去年上海市一名17岁的少女因母亲对其管教太严，竟用刀将其母亲砍杀致死。在日本，2001年初，神奈川县一所中学的两名学生因不满老师的耐心规劝，居然动手“修理”了8名老师长达1小时，造成2名老师下鄂骨折，一名怀孕女教师险些流产。时隔不久，日本西北部一中学生因不满老师的训斥，放学后用一把小刀连刺老师十刀，致老师惨死刀下。（13）
3、突发性犯罪多，作案动机、目的比较单纯，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由于青少年年龄小，社会经验少，考虑问题比较简单，犯罪动机单纯，很少预谋，突发性犯罪比较多。笔者曾办理的一起郑××故意杀人被害人代理案（案发于1999年8月15日），仅仅是两人因打台球发生口角，郑××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将被害人连捅四刀而致人死亡。笔者还承办过一起李××抢劫案，李××是一个高中学生，平时在班上表现、学习都不错，在一天打台球时，仅仅是因跟随一个同学找另外一学校的学生出气，主犯在打人过程掏走了30多元钱，结果李××因构成抢劫从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4、犯罪的成年化、智能化和低龄化。
在青少年犯罪中，不少犯罪手段成人化，且有不少是智能犯罪。我们所曾办过一起强奸案，三个被告均为未成年人，一个才15岁，但在对付舞厅小姐实施强奸时，显得非常“老练”。另据报道，2001年2月8日，北京海淀区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本市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报案，该公司在交纳上网费时，发现在北京电报局的163上网帐号被人盗用，累计损失达40余万元。经公安部门认真排查，终于将本市第一个黑客——年轻的在校大学生卢某抓获。（14）实际上，现在很多制造病毒的“高手”都是青少年。再者，犯罪的低龄化也比较突出。13、14岁的小孩动辄拿刀伤人、杀人，犯罪的年龄越来越小。
5、从青少年犯罪的教育改造情况来看，反复性强，再犯的犯罪率上升。
青少年模仿性强，犯罪学得很快。正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既有可塑性强、易于改造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反复性。在看守所、监狱的“交叉感染”，使其学会了更多的犯罪“技术”，由以前的“一面手”变成“多面手”，并且胆子更大，反侦查性更强。这恐怕是重大、恶性案件在青少年中不断发生，并且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浅析

犯罪原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是指各种犯罪因素按其作用层次、力度及其作用机制所构成的能引起犯罪行为发生和犯罪现象存在与变化的罪因系统。狭义的概念，是指处于犯罪原因系统中，具有较大致罪力量，能够相对独立地引起犯罪结果发生和犯罪现象变化的现象及过程。（15）但“犯罪行为是一系列因素的表现，这些因素既是个别的，又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并且交织在一起，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因素，就一定会歪曲其性质。”（16）“任何孤立的引起犯罪的决定性因素，都不能发生犯罪，犯罪的产生不仅要具备许多决定性的引起犯罪的因素，而且要具备一定的环境条件、个人的人格特征，尤其是不同类型犯罪的巨大差异。”（17）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就是不良的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要对引起青少年犯罪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便探寻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科学、有效对策。
（一）自身原因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这里谈的“自身原因”是内因，后面要谈的家庭、学校、社会原因，是外因。青少年自身素质的好坏是决定其是否违法犯罪的关键。一些青少年自身素质不高，抵御能力差。其自身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无事生非的不良嗜好和品行，自身性格的缺陷，幼稚的心理，以及自身生活需要、人格尊严得不到满足，加上法制观念的缺乏等等，一旦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刺激，很容易走向犯罪道路。
（二）家庭原因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家庭教育的缺陷是子女形成不良个性的基础，正如古人所言：“养不教，父之过。”这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不会管，出了问题，往往棍棒相加，缺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二是子女长期养成的不良习性，父母管不了，因为没有从早期教育入手、管得晚了；三是父母对子女丧失信心，不愿管，顺其自然，放任自流；四是父母离异后，孩子无人管，为了自己而不顾及或无暇顾及孩子，使之浪迹社会；五是父母自身行为不端直接影响孩子，使之效仿父母，小偷小摸，打架斗殴。人们总结的一句话：“问题家庭出问题少年”，确实不无道理！前文谈到的我所曾承办的三名未成年人强奸案，三个被告人的家庭都是离异家庭，其共性是对孩子缺乏关爱。法庭教育时，这三个父母都痛哭流涕，说对不住孩子，表示以后要加强对孩子的关爱和教育。
（三）学校原因
学校教育对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学校教育方法不当，是导致一些青少年流向社会、走向犯罪的重要因素。现在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指导思想。
尽管我国早已确立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也有“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但现在很多学校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一个地方教育工作的好坏，一个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一个学校领导的政绩如何，一个教师的水平怎么样，都要由“升学率”来衡量，来体现。学校有快、慢班之分，学习好的学生往往受到青睐，可以吃小灶，学习差的学生则受到歧视和排挤，结果是差距越拉越大。好学生一旦考试落榜，则感前途无望，万念惧毁；差学生则破灌破摔，厌学、辍学，这两种情况都容易出现问题。他们一旦流向社会，受到不良因素的诱发和影响，就会发生违法犯罪行为。
2、对学生处分缺乏慎重考虑和处分后对处分生放弃教育。
对违犯校规校纪的学生进行处分，是教育、挽救学生的一种手段，若运用得好，可以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起到警告、震慑作用，使之不敢、不会再犯；若运用不好，则会使受处分的学生产生悲观、消极情绪，从此自暴自弃，在邪道上越走越远，从而滑向犯罪的泥潭。一个18岁的黑帮“老大”——王海，在其自述中谈到：“有一次上课迟到，老师罚我在教室的角落里举砖头，我心里发狠就用砖头一下砸在一张课桌上。 老师上来就踢了我一脚，我和他打了起来。就这样，我被学校记大过处分。我认真学习的日子也随之结束了。我和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混在一起，整天寻衅滋事。”（18）
3、法制教育的缺乏或者流于形式。
学校缺乏对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法制教育，是青少年违法犯罪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青少年学生不知什么是违法犯罪，缺乏普通的法律常识，不知法、不懂法，更谈不上遵纪守法。前一段时间，笔者办理的刘×抢劫案，被告人刘×在学校、网吧门口强行向其他学生索要钱财，以满足其上网消费。他感觉这些都是小事，压根没有和犯罪联系起来。
（四）社会原因
社会不良现象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容忽视。现在人们所说的“黄色”、“灰色”和“黑色”“三色污染”，对青少年的危害尤其为甚！
1、文化市场的“黄色污染”。
低级、庸俗的文化会侵害、腐蚀人们的灵魂。目前，在文化市场上，图书报刊、音像制品中充斥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凶杀暴力、淫秽色情及其它不健康的内容，对社会文化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污染。其中，“黄色污染”对青少年的腐蚀则最为严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3条）明确规定：“营业性舞厅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有关主管部门和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可一些游戏厅、歌舞厅、录像厅、网吧老板，利欲熏心，贪图眼前利益，致使一些青少年沉湎于此，心灵遭受毒害，理想被严重扭曲，他们为满足自己的超前消费和感官刺激，而逐步走向犯罪。笔者曾办过一起赵××奸淫幼女案，赵××只有15岁，就“糟蹋”、奸淫了8名女孩，这些女孩小的仅有4岁，大的才11岁，赵××年纪不大，但却花样翻新，手段残忍，这些都是他看黄色录像学来的。他经常光顾的录相厅老板也因此案被判刑。正像一位中学校长所发的感叹：“课堂教育一个钟头，不顶录相厅一个镜头”，“老师苦口婆心讲一天，抵不上学生书摊转一圈”。
2、以腐败现象为代表的“灰色污染”。
腐败现象对下一代的影响亦不可等闲视之。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和走后门拉关系，使一些青少年也耳濡目染。他们受家庭环境影响，相信“权大于法”，依靠自己的家庭势力而违法犯罪，有些是为所欲为，肆无忌惮！
3、带有黑社会性质暴力犯罪的“黑色污染”。
这几年来，我国带有“黑社会”性质（称之为“涉黑案件”）也越来越多。一些比较具体的宣传报道，虽然有正面的法制教育的作用，但过于细致的宣扬和描写，使一些青少年纷纷模仿，讲“哥们义气”，跪拜结盟，打打杀杀，危害社会。对此，前文已作了例举。有专家讲，“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类少年犯团伙极易发展成为黑社会势力”。（19）
（五）司法原因
这里主要谈的是刑事法律制度的缺陷及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犯罪人的改造措施所致犯罪的因素。
1、刑事诉讼制度及其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朝着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迈出了一大步，但仍存在一些缺漏和尚需进一步完善的问题。比如，“沉默权”的问题，羁押措施的限制和完善，等等。还有，在执行刑诉法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如“刑讯逼供”、“律师会见难”和“超期羁押”等“老大难”问题。这些都可能使受到不公正对待和遭受枉法追究的人，产生逆反、继而对社会进行抵抗甚至敌视的犯罪心理。对于青少年来说，更容易产生这种心理。由此，加强对青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尽量减少对其羁押，显得更为重要。
2、监狱的“交叉感染”。
关于“监狱”的致罪性问题，经过犯罪学家的长期研究和讨论，其结论应该是肯定的。正如法国当代犯罪学家所指出的：“可以肯定的是，在包括法国和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执行监禁刑的可悲现状，验证了监狱具有致罪性的论断。”（20）日本犯罪学家研究后指出：“我国现在的监狱劳动，是用极少量的奖金来约束服刑人的身体……其实际用意不过是避免和防止犯人逃跑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犯罪人得以改善和更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已坐过监狱的人中，仍有三分之二的人又成为再犯者，重新回到监狱。”（21）监狱对青少年犯罪的“交叉感染”作用更是突出，因为他们的抵抗力更弱，模仿力则更强。对此，应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三、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对策

一般认为，预防犯罪是一个综合多种力量，运用多种手段，采取多种措施，以防止和减少犯罪及重新犯罪的举措体系。（22）这是一种广义的犯罪预防的概念。当代犯罪学的概念更侧重于“预防”，即把先于犯罪的实施而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措施视为预防活动，即更注重“防患于未然”。这也是基于“预防”的本意，“预防”在汉语中的基本词义就是“事先防备”（23）；在英语中“prevent”也是指“防止”、“妨碍”（24）。这就是从狭义的角度所理解的“预防”的概念：“是指以消除或限制犯罪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为唯一的或主要目的的各种措施和行为的总称。”（25）其实笔者以为，我国一向贯彻执行的群防群治、综合治理的基本刑事政策是正确的，我们既要重视罪前预防，但也不能忽视罪后治理，以防再犯。
青少年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综合症”。我们更应依靠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正像《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第2条）所提出的：要成功地预防少年违法犯罪就需要整个社会进行努力；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条）也明确指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实行综合治理。”针对前文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的分析，试总结以下预防对策：
（一）自身预防
加强自身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增加抵御犯罪感染的能力，应该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根本性措施。尽管他们还处于识别能力和自控能力都比较差的阶段，但对于真善美与假恶丑还是有一定的分辨能力的。我们应当培养他们遵守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共道德规范的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自尊、自律、自强的意识，增强辨别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自觉抵制各种不良行为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引诱和侵害。当然，这需要和后面要谈的家庭预防、学校预防相结合，才能产生好的效果。
（二）家庭预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遏止青少年犯罪，首先应从家庭抓起。1980年联合国第三届预防犯罪及罪犯处理大会的有关材料指出：“家庭在所有国家中都是影响青年人生活的最重要的力量”，“家庭是最有效的社会控制媒介。”家庭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教育子女是父母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只养不教，是父母的失职，教子不善，则是父母的罪恶。一个家庭的环境，父母的教育方法、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都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对孩子良好品行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个和睦的家庭，父母教育得当，能够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塑造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有效地防止其犯罪心理和行为的产生。
搞好家庭预防，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父母自身素质，优化家庭环境。
为人父母者，应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和爱好，给孩子做好表率。同时，这也是社会有关部门需要做的一项工作，要提高婚姻质量，加强对父母（家长）的培养，不仅要提高这些家长的科学文化知识，并且要教会他们培养、教育孩子的方法。
2、注意家教方法，因人而教。
父母教育方法不当，过分溺爱和纵容，不仅教不好，反而把孩子推向邪路。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教训也是深刻的。武汉一酷爱玩网络游戏的16岁少年徐某，拿起菜刀向熟睡的母亲砍去，其目的是索要8000元钱。母亲的脸、腰上被砍了6刀（后经抢救脱离危险）。当他逃离现场时，母亲还追着喊：“伢，你把毛线衣穿上，莫冻着了！”（26）可怜天下父母心！这都是娇惯、纵容种下的苦果。作为父母，不仅要关心孩子的吃穿，更要注意教他们如何做人，经常观察、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关心什么事，结交什么人，要平等地与他们沟通，多一分体贴，少一些训斥；多一分爱护，少一些冷漠；多一些理解，少一些专横。对于失足、犯错误的孩子，更应给以家庭的温暖，绝不可弃而不管，放任自流。
3、教子不力，应承担相应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23条规定：“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都规定父母应当履行对未成年子女所承担的教育义务和预防未成年犯罪的职责，但并未规定父母教育不力所应承担的严厉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我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第49条只是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放任未成年人有本法规定的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良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责令其严加管教。”“责令其严加管教”，但不管教怎么办？尤其是对父母已经离异（且已另外组合新的家庭）的孩子。法律应增加规定教子不力的“拘留”、“罚款”等行政责任，严重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在英国就有“孩子逃学、父母坐牢”的做法。一位母亲因为女儿经常逃学，而被判监禁60天，她上诉后，尽管刑期减半，但仍要执行30天的监禁。（27）在九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有委员就曾提出建议：针对青少年犯罪，建议在法律责任中加入对父母的处罚条文，以督促父母教育好自己的子女。（28）看来，完善这方面的立法，很有必要。
（三）学校预防
学校作为家庭的延伸，对青少年的成长教育和预防青少年犯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处在《综合性预防犯罪措施汇编》第10条中写到：“学校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大，儿童的发育成型有许多年是在为了满足他们的教育和社会化需要而设立的各种机构中度过的。……学校能提供种种机会来倡导社会平等、文化多元性和个人的亲密关系，并帮助青少年获得道德标准、社会技能和公民的责任感。更具体地说，学校能指导学生了解他们应尽的公民义务、犯罪的性质、遵守纪律的重要性、犯罪的种种后果、刑事司法制度的工作情况以及预防犯罪的方式。”一个人如果在青少年时期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情操高尚，对国家、社会有益的人；否则，如果学校教育不力或不利，他就有可能走上歧途，甚至违法犯罪。笔者以为，学校的教育工作应该主要做到：
1、端正办学指导思想，抓好素质教育和品德教育。
“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以及社会生活指导和青春期教育。”（《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条第1款）要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做法，真正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学校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是第一位的。学校应注重对学生的思想品德、人生观、世界观教育，培养学生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品行，做一个高尚的人；然后才是“授业解惑”，传授各种知识，增强将来为社会服务的本领。那种只“授业”不“传道”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尤其应注意抓好“后进生”、“双差生”的教育。对此，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条第2款明确规定：“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一般来讲，这些只是一些方面、一时的“差”，并不代表全面、永远的差，经过认真细致的工作和教育，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先进生”，成为将来对社会有益的人 或者国家的栋梁之材。
2、努力提高教师素质，尤其注重教师政治素质和师德的培养。
“为人师表”！教师对学生的模范表率和影响作用是非常大的，有些影响是终生受益的。这方面不乏其例。要想使学生懂法，教师必须先学法，要想使学生做好人，教师必须先做好人，这就是：“教育人者，必先受教育”。这须要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我国现已开始实行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应大胆改进教师制度，使教师能进能出，对那些品质低劣、不能为人“师”的人，要及时将其淘汰出局；对于那些歧视学生，动辄体罚学生的教师，要予以严厉处罚，直至追究其刑事责任。
3、要抓好学生的法制教育。
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法制课要作为必修课，配备专门的法制课教师，不仅要搞好课堂教学，同时还要利用课余时间，对学生进行丰富多采的法制教育活动。笔者作为三门峡市依法治市讲师团的讲师曾被邀请到学校给青少年讲法制课，结合自己所办案例和青少年生活实际进行讲解，反映效果良好。通过这些法制教育，使广大青少年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知道什么行为是社会提倡和法律允许的，什么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什么行为是违法的，做到知法、懂法和遵纪守法。
（四）社会预防
社会预防，主要是指净化社会环境，给青少年创造一个有利于其身心健康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动员社会力量，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和保护，以控制和减少青少年犯罪。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加大打击力度，净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黄色”、“灰色”和“黑色”这“三大污染”对青少年的感染和侵害，坚决禁止含有色情、暴力等音像制

⑦ 中国各类违法案件的发生率排行

中国各类违法案件发生率排行
第一为赌博。
第二为殴打他人。
第三为盗窃。

⑧ 谈谈你对统计违法案例的认识

一般来说结合案例谈对法律认识，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阐述案例里面出现的问题
2，找出相关法律对涉及以上问题的规定
3，阐述法律规定对于规制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综上所述，法律是 ，起到了 的作用，我得到的启示是 。

⑨ 求一篇统计违法受到行政处罚的案例

这个在网上有很多，现在行政处罚是公开的，你可以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统计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办法》，这个下面有相关案例

⑩ 国内外对报表舞弊的处罚（相关规定，案例都需要）

达尔曼财务舞弊案例剖析与启示

马军生 高垚 董君

（复旦大学会计学系 200433）

2005年3月25日，ST达尔曼成为中国第一个因无法披露定期报告而遭退市的上市公司。从上市到退市，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达尔曼极尽造假之能事，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系统性舞弊手法，制造出具有欺骗性的发展轨迹，从股市和银行骗取资金高达30多亿元，给投资者和债权人造成沉重损失。

一、案例简介

西安达尔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93年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主要从事珠宝、玉器的加工和销售。1996年12月，公司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并于1998年、2001年两次配股，在股市募集资金共计7.17亿元。西安翠宝首饰集团公司一直是达尔曼第一大股东，翠宝集团名为集体企业，实际上完全由许宗林一手控制。

从公司报表数据看，1997～2003年间，达尔曼销售收入合计18亿元，净利润合计4.12亿元，资产总额比上市时增长5倍，达到22亿元，净资产增长4倍，达到12亿元。在2003年之前，公司各项财务数据均衡增长，具有较强迷惑性。2003年，公司首次出现净利润亏损，主营业务收入由2002年的3.16亿元下降到2.14亿元，亏损达1.4亿元，每股收益为-0.49元，同时公司的重大违规担保事项浮出水面，涉及人民币3.45亿元，美元133.5万元；还有重大质押事项，涉及人民币5.18亿元。

2004年5月10日，达尔曼被上海交易所实行特别处理，变更为“ST达尔曼”，同时证监会对公司涉嫌虚假陈述行为立案调查。2004年9月，公司公告显示，截至2004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锐减为13亿元，净资产-3.46亿元，半年亏损高达14亿元，不仅抵消了上市以来大部分业绩，而且濒临退市破产。此后，达尔曼股价一路狂跌，2004年12月30日跌破一元面值，成为中国A股市场成立至今诞生的首只“仙股”。2005年3月25日，达尔曼被终止上市。

2005年5月17日，证监会公布了对达尔曼及相关人员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监罚字[2005]10号），指控达尔曼虚构销售收入，虚增利润，通过虚签建设施工合同、设备采购合同、虚假付款、虚增工程设备价格等方式虚增在建工程，重大信息（主要涉及公司对外担保、重大资产的抵押和质押、重大诉讼等事项）未披露或未及时披露。同时，证监会还处罚了担任审计工作的三位注册会计师，理由是注册会计师在对货币资金、存货项目的审计过程中，未能充分勤勉尽责，未能揭示4.27亿元大额定期存单质押情况和未能识别1.06亿虚假钻石毛坯。

调查表明，达尔曼从上市到退市，在长达8年之久的时间里都是靠造假过日子的。这场造假圈钱骗局的导演就是公司原董事长许宗林。许宗林，曾担任陕西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社会职务，荣获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陕西省优秀青年企业家、陕西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然而在这些光环的背后，许宗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窃企大盗”、“大骗子”。现已查明，1996～2004年期间，许宗林等人以支付货款、虚构工程项目和对外投资等多种手段，将十几亿元的上市公司资金腾挪转移，其中有将近6个亿的资金，被许转移至国外隐匿。监守自盗了大量公司资产后，许宗林携妻子、儿子及岳父、岳母等移民到加拿大。到2004年初公司已现败落时，许以出国探亲和治病的借口出国到加拿大，从此一去不回。2004年12月1日，西安市人民检察院认定，许宗林涉嫌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应依法逮捕。 2005年2月，证监会对许宗林开出“罚单”：给予警告和罚款30万元，并对其实施永久性市场禁入的处罚。但直到今天，达尔曼退市了，许宗林依然在国外逍遥。

二、达尔曼造假主要手法

达尔曼虚假陈述、欺诈发行、银行骗贷、转移资金等行为是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性财务舞弊和证券违法行为。在上市的八年时间里，达尔曼不断变换造假手法，持续地编造公司经营业绩和生产记录。

1.虚增销售收入，虚构公司经营业绩和生产记录。

达尔曼所有的采购、生产、销售基本上都是在一种虚拟的状态下进行的，是不折不扣的“皇帝的新装”。每年，公司都会制定一些所谓的经营计划，然后组织有关部门和一些核心人员根据“指标”按照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制作完全虚假的原料入库单、生产进度报表和销售合同等，为了做到天衣无缝，相关销售发票、增值税发票的税款照章缴纳，公司还因此被评为当地的先进纳税户。

公司在不同年度虚构销售和业绩的具体手法也不断变化。1997～2000年度主要通过与大股东翠宝集团及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虚构业绩，2000年仅向翠宝集团的关联销售就占到了当年销售总额的42.4%。2001年，由于关联交易受阻，公司开始向其他公司借用账户，通过自有资金的转入转出，假作租金或其他收入及相关费用，虚构经营业绩。2002～2003年，公司开始利用自行设立的大批壳公司来自我交易，达到虚增业绩的目的，年报显示，这两年公司前五名销售商很多是来自深圳的新增交易客户，而且基本都采用赊销挂账的方式，使得达尔曼的赊销比例由2000年的24%上升到2003年的55%。经查明这些公司大多是许宗林设立的壳公司，通过这种手法两年共虚构销售收入4.06亿元，占这两年全部收入的70%以上，虚增利润1.52亿元。

2.虚假采购、虚增存货。

虚假采购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公司虚构业绩需要，另一方面是通过虚假采购达到转移资金目的。达尔曼虚假主要是通过关联公司和形式上无关联的壳公司来实现。从年报看出，公司对大股东翠宝集团的原材料采购在1997～2001年呈现递增状态，2001年起采购额占到了全年购货额的26%。2002年年报显示公司当年存货期末数增加了8641万元，增幅达86.15%,系年末从西安达福工贸有限公司购钻石毛坯4.5万克拉，估价1.06亿元所致，该笔采购数额巨大且未取得购货发票。后经查明，此批1亿元钻石实际是从壳公司购入的没有价值的锆石。锆石在形态上与钻石几乎相同，非专业人士难以分辨。注册会计师也因未能识别该批虚增的存货而受处罚。从2001年公司开始披露的应付账款前五名的供货商名单可以看出，公司的采购过于集中，而且呈加剧状态，到2003年，前五位供货商的应付账款占到全部应付账款的91%。

3. 虚构往来，虚增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和对外投资。

为了伪造公司盈利假象，公司销售收入大大高于销售成本与费用，对这部分差额，除了虚构往来外，公司大量采用虚增在建工程、固定资产，伪造对外投资手法来转出资金，这样公司造假现金就可以循环使用。此外，还通过这种手段掩盖公司资金真实流向，将上市公司资金转匿到个人账户占为己有。据统计，从上市以来达尔曼共有大约15个主要投资项目，支出总金额约10.6亿元。然而无论是1997年的“扩建珠宝首饰加工生产线”项目还是2003年的“珠宝一条街”项目，大多都被许宗林用来作为转移资金的手段。2002年年报中的“在建工程附表”显示公司有很多已开工两年以上的项目，以进口设备未到或未安装为借口挂账，而2003年年报的审计意见中更是点明“珠宝一条街”、“都江堰钻石加工中心”、“蓝田林木种苗”等许多项目在投入巨额资金后未见到实物形态，而公司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指控达尔曼2003年年报虚增在建工程约2.16亿元。

4.伪造与公司业绩相关的资金流，并大量融资，。

为了使公司虚构业绩看起来更真实、更具欺骗性，达尔曼配合虚构业务，伪造相应的资金流，从形式上看，公司的购销业务都有资金流转轨迹和银行单据。为做到这一点，达尔曼设立大量壳公司，并通过大量融资来支持造假所需资金。在虚假业绩支撑下，达尔曼得以在1998、2001年两次配股融资。同时达尔曼利用上市公司信用，为壳公司贷款提供担保，通过壳公司大量融资，从银行融入资金作为收入注入上市公司，再通过支出成本的方式将部分转出，伪造与业绩相关的资金收付款痕迹。

三、达尔曼造假特点分析

1.造假过程和手法系统严密，一条龙造假工程，具有较强隐蔽性。

达尔曼高薪聘请专家，对造假行为进行全程精心策划和严密伪装，形成造假工程一条龙。比起银广夏和东方电子，达尔曼的造假更具系统性和欺骗性，公司的虚假业绩规划有明确的流程，并有配套的货币资金流转规划，编制了充分的原始资料和单据，并且按照账面收入真实缴纳税款。为了融资、资金周转和购销交易，许宗林等人设立了大量关联公司或壳公司。据透露，与达尔曼发生业务往来的关联方，基本都是由许宗林控制的账户公司、影子公司，这类公司大致分为以托普森、海尔森为代表的“森”字系和以达福工贸等为代表的“达”字系，总数达30多个。这些公司的法人表面上看起来与达尔曼没任何关系，但仔细一查都是许宗林身边的人，可能是某个司机或资料室的工作人员，许宗林只需揣着这些公司印鉴，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轻松完成他的数字游戏了。通过精心策划，达尔曼的资金往往在不同公司多个账户进行倒账，以掩盖造假真相，加上相关的协议、单据、银行记录等都完整无误，使得从形式上很难发现其造假行为。

此外，为了掩盖造假行为，达尔曼还将造假过程分解到不同部门和多家壳公司，每个人只负责造假流程的一部分。这样，除个别关键人员外，没有人能够掌握全面情况，了解资金真实去向。在后期，许宗林逐步变更关键岗位负责人，将参与公司造假及资金转移的关键人员送往国外，进一步转移造假证据。在上市期间，达尔曼还频繁更换负责外部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八年期间更换了三次会计师事务所，每家事务所的审计都不超过两年。

2.以“圈钱”为目的，并通过复杂的“洗钱”交易谋取私利。

达尔曼上市具有明显的“圈钱”目的。公司从证券市场和银行融入大量资金，并未用于投资项目、扩大生产，而是为了个人控制、使用。陕西某证券分析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许宗林从一开始，就是要造一个泡沫。他从来没有任何扎实的实业。”。许宗林以采购各种设备和投资为名，将大笔大笔总数高达四五亿元的巨额资金，通过设立的“影子”公司完成“洗钱”，并转往国外。许宗林在公司上市之初将配偶及子女移居国外，随后以治病为名频繁往返国内外，并在危机爆发后出国一去不归。

3.银行介入造假过程，起到一定程度的“配合”作用。

分析近几年一些重大财务舞弊案，如欧洲帕玛拉特、台湾博达、烟台东方电子等财务造假案，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影子，银行协助企业安排复杂的融资交易、转移资金，甚至虚构存款等。在达尔曼案例中，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银行直接参与造假，但在长达八年时间里，达尔曼大量贷款、违规担保、未及时披露担保信息、转移资金，如果银行能够更尽职、谨慎一些，达尔曼很难能持续地、大规模地这样造假。一个明显的例子，作为上市公司的达尔曼，在年度报告里每年要详细披露银行贷款、存单质押、对外担保状况，对于达尔曼大量未披露的质押和担保，作为银行应该是很容易发现的。

4.造假成本巨大，社会后果严重。

为了使造假活动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达尔曼不但对虚假收入全额纳税，而且还多次对虚假收益实施分配，同时支付巨额利息维持资金运转，使造假过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据粗略测算，达尔曼几年来用于作假的成本，包括利息、税款等达数亿元。正是由于造假资金成本过大，导致资金在循环过程中不断消耗，最后难以为继。为此，除股市融资外，达尔曼还通过不断增加银行借款维持公司繁荣假象，造成贷款规模剧增，债务危机日趋严重。在被立案稽查前，达尔曼直接间接银行债务已高达23亿元，大量贷款逾期，资金链断裂，银行争相追讨债权，最终财务风险爆发，给投资者和债权人造成了巨大损失。

四、财务舞弊的识别

达尔曼的系统性财务舞弊，具有很强隐蔽性和欺骗性，例如达尔曼大量采用提供担保、由壳公司进行融资的做法，负债没有反映在表内，衡量偿债能力的流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指标并未见明显异常。但这种系统性造假是否真的就是天衣无缝呢？笔者认为，虽然与传统造假手段相比，系统性财务舞弊识别难度有所加大，但假的毕竟是假的，以达尔曼为例，仍有很多蛛丝马迹可以帮助我们来识别这类系统性舞弊。识别手段可从财务和非财务两个角度来进行。

1.从盈利能力指标看。财务舞弊公司出于虚构利润需要，财务报表上通常会显示不寻常的高盈利能力，如蓝田股份、银广夏的毛利率大大高于同行业的公司。达尔曼1996～2002年的平均主营业务毛利率高达45%，平均主营业务净利率达38%，对于这种持续的畸高利润率，报表使用者应当予以高度警惕，陕西证监局曾于2001年专门针对此问题下发监管质询函。

2.从现金指标看。现金为王，现金流量信息一直被认为比利润更可靠、更真实，投资者比较关注的是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但对现金流也造假的公司，这一招就失灵了，达尔曼伪造了与经营业务相对应的现金流，并通过壳公司大量融资，使得达尔曼的现金流量看起来非常充足，对报表使用者造成误导。对造假公司来说，为了维持造假资金循环，会采用各种办法将资金转出去或虚列账面现金。因此，投资者关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外，还应当关注其他现金指标合理性。

首先，要警惕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大额为正，同时伴随大额负的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例如蓝田股份2000年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8亿元，同期的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为－7亿元，达尔曼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绝大多数年度都是正数，但它的投资活动现金净现金流量持续为负。

其次，要分析公司货币资金余额的合理性。例如帕玛拉特、台湾博达在舞弊案爆发前账面虚列大量现金，事后查明这些现金都是虚构的或被限制用途。从达尔曼的合并报表看，公司2001年以前的货币资金余额一直在2亿元左右，2001年及以后的货币资金余额都超过6.5亿元，而公司的平均年主营业务收入约为2.5亿元，现金存量规模明显超过业务所需周转资金。另一方面公司账面有大量现金，却又向银行高额举债，银行借款规模逐年增长，2002年和2003年的期末银行借款分别达到5.7亿元和6.7亿元，银行短期贷款利率远高于定期存款利率，逻辑上非常不合理。公司后来的自查表明，2003年末达尔曼银行存款有6.3亿元是被质押的存单，仅西安达福工贸有限公司就有3.2亿元借款是用达尔曼存单进行质押的，而从公司以往的历年年报看，达尔曼与达福工贸除了购销关系外，形式上没有任何其他关联。从2002年会计报表附注来看，注册会计师当时亦发现了银行存款中有4.9亿元定期存单的事实，但却没有怀疑其合理性并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这也是证监会处罚注册会计师的主要理由之一。

3.从营业周转指标来看。虚构业绩的公司，往往存在虚构往来和存货的现象，在连续造假时，公司应收款项相应地持续膨胀，导致周转速度显著降低。达尔曼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从1999年开始明显大幅下降，二者年周转率都已低于2，意味着公司从货物购进到货款回笼需要一年以上时间，营运效率极低，这样的公司却能持续创造经营佳绩实在令人怀疑。

4.从销售客户情况、销售集中度和关联交易来看。虚构业绩往往是通过与（实质上的）关联公司进行交易，这样公司的销售集中度会异常地高，例如银广夏当时利润75%以上都是靠天津广夏贡献的，销售高度集中在天津广夏给一家德国公司的出口上。我们在前面介绍达尔曼造假手法时已作了分析，例如公司2001年前五家销售占了公司全部收入的91.66%，仅前两家销售就占了67%。此外，达尔曼的客户群在不同年度频繁变动，一般来说公司正常的经营需要保持稳定的客户群，这种又无合理解释的客户群频繁变动则是一种危险信号。

5.关注公司其他非财务性的警讯。投资者往往可从以下一些方面发现公司舞弊的迹象和警讯：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程度，董事和高管的背景、任职情况、更换情况，遭受监管机构谴责和处罚情况，诉讼和担保情况，财务主管和外部审计师是否频繁变更等。达尔曼的公司治理结构形同虚设，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许宗林在达尔曼唯我独尊，人员任免、项目决策、资金调动、对外担保等重要事项全由其一人控制、暗箱操作。2003年年度报告显示，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涉及的违规信息披露、大量担保、虚假投资等重大事项到2003年才第一次获知，并深感震惊。此外，公司财务主管和外部审计师频繁更换，证监会在2001年、2002年对达尔曼的毛利率畸高、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等问题多次提出质疑并要求整改，这些都是公司可能存在重大舞弊的警讯。

五、结论和启示

达尔曼退市了，如果证券市场没有完善的舞弊防范和处罚机制，下一个达尔曼骗局可能又会很快上演。达尔曼有目的圈钱、洗钱和系统性财务舞弊给我们留下许多值得深思的启示：

1.完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结构是防范财务舞弊的一道最基础防线，尤其对一些民营背景的上市公司来说，如果没有适当制约机制，很容易出现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一言堂”现象，将上市公司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近年来，监管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包括引进独立董事、成立审计委员会、分类表决等制度，但中国的经济、法律和文化环境与发达国家都存在很大差别，如何保证这些制度实施过程的有效性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财务舞弊通常给债权人也带来巨大损失，作为债权人的银行等机构有意愿且有能力来监督公司，我国可考虑适当借鉴大陆法系公司治理模式，加强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2.完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加强金融联手监管。达尔曼向银行贷款20多亿元能够得逞，并在不同公司之间大量调度资金、向国外转移资金，除了其造假水平高超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银行的治理结构与内部控制存在缺陷。达尔曼系统性财务舞弊和圈钱、洗钱行为已超越了证券行业的范围，扩展至整个金融领域，涉及证券、银行、外汇等多个领域，因此有必要加强金融领域多部门间的监管协作，建立监管信息的沟通机制。例如，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可以查询到上市公司在本地银行贷款及担保记录，如果能将各地贷款信息联网并在不同监管部门沟通，对达尔曼未披露的大量融资和担保就可以尽早发现并及时监管。

3.加强货币资金审计，提防现金流信息的欺骗性。随着现代造假手段越来越高明”现金流信息同样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达尔曼在伪造业绩的同时也伪造了相应的现金流，并且采用存单质押担保的贷款方式实现资金的表外实质转移，但从形式上看，企业现金仍然在账面上。为此，审计师要分析货币资金余额的合理性和真实性，高度重视银行函证，不仅对表内资产负债进行证实，更要注意查询是否存在财务报告未记载的表外负债或担保。另外，银行单证属于在被审计单位内部流转过的外部证据，其可靠性应被审慎评价。为保证函证有效，避免被审计单位利用高科技手段篡改、变造和伪造银行对账单等单证，审计师应尽量做到亲自前往银行询证，并注意函证范围的完整性。在现金流量指标上，不能只关注经营现金流量信息，还要结合考察投资和筹资活动现金流量状况。

4.关注上市公司实质性风险。系统性财务舞弊往往采取在主体外造假的做法，如果仅仅局限于主体本身财务报表，账账、账实从形式上看都是相符的，很难通过余额的实质性测试发现问题。新的国际审计风险准则特别强调应警惕仅实施实质性程序无法提供充分、适当审计证据的风险，为此，审计师或其他利益相关人应当借鉴风险导向审计的手段，重视风险评估，从战略和系统角度来评估公司可能存在的重大风险，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发现公司舞弊。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达尔曼造假并不是完全天衣无缝，最典型的是2002年公司1亿多元从西安达福工贸购入的钻石连购货发票都没有，以及不合理的高额银行存款，审计师如果保持了应有的职业怀疑和谨慎，是有可能发现公司舞弊的。

5.加强上市公司担保的监管。从我国出现问题的上市公司看，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很多这类公司都存在严重违规担保现象，达尔曼也不例外。为此，监管部门应采取措施完善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加强担保信息及时披露。对审计师来说，应当高度关注上市公司担保情况和可能存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