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处分
㈠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严”在哪儿
纪法分开：70多项与法律重合内容删除 党纪严于法律
条例修订：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修订删除了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修订后，条例从原来的3编、15章、178条、24000余字缩减为3编、11章、133条、17000余字。例如，之前与刑法等重合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内容，不再单独规定于党纪中。
专家解读：中纪委特约监察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现行党纪处分条例2003年12月颁布实施，但随着形势发展，已不能完全适应从严治党新需要。最大问题是纪法不分，其中近一半内容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重复，实际上难以用到，也浪费了行政成本，甚至在极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以纪代法、越俎代庖的情况。
例如，2015年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某地一位区县领导因收受礼品被党纪处分，未进入司法程序，而该地某中学校长因收受家长礼品被处以更严的有期徒刑。
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不少违纪案例反映出党纪滞后于反腐败形势，一些党纪与国法重复，党纪抓小抓早的作用体现不突出，出现了“没查都是‘好同志’，一查就成‘阶下囚’”的现象。
此次修订落实了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要求，强化违纪查处，为党纪“加码”，在法律之前为党员划定纪律底线，从小错抓起，不让党纪严于国法沦为空话。
专家表示，条例修订的精神已经在近期纪委执纪当中有所体现。例如，中纪委对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通报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提拔职务进行非组织活动，违规选拔任用干部，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等。
高波表示：“通报中通篇都是鲜明的‘纪律语言’，是纪委执纪当中纪法分开的明显信号。新修订的条例正是把这些实践成果固定下来。”
划定红线：强调追责 明确6类“负面清单”
条例修订：强化“负面清单”作用，将原有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梳理整合、科学修订为六类：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把党章关于纪律的要求具体化，并在分则各章中按照同类相近和从重到轻的原则进行排序。
专家解读：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介绍，例如滥发津贴等，以前虽有制度约束，但过于零散碎片化，现在制度更加规范，处分体系更完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过去，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严肃问责的条款，修改条例整合明晰了党员的“负面清单”，对党员干部禁止行为的事实范围进行了调整，内容细化，可操作，不仅告诫党员干部哪类行为不能做，同时提出清晰的处罚依据，违纪行为不再有空可钻。
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谢春涛说，比如原条例第150条中关于“通奸”“包养情妇（夫）”的提法在新条例中被删除，范围扩大到“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让纪律处分的面更宽更严。“有些不正当性行为可能只是道德问题，不违法，以前太具体反而容易有遗漏，让一些人钻了空子。修改后把软约束变成硬要求。”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旧条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什么都管，但有些问题没管好。例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以前难以把握，存在模糊地带，此次修订明确列出，可以“对号入座”，使违纪者不能再心存侥幸。
高波介绍，条例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列在突出位置，明确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反政治纪律条款，把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等列入违反组织纪律要求中。
“过去常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怎样算做到，一些人并不清楚，现在条例中对此明明白白说清楚了，不能再打擦边球。”高波表示。
十八大以来成果制度化：方向精准 体现从严治党常态化
条例修订：将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等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常态化。条例明确增加了一些违纪条款，如廉洁纪律方面增加了权权交易、利用权职或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人员谋利等；在违反群众纪律方面新增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侵害群众民主权益等；在工作纪律方面增加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在违反生活纪律方面增加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
专家解读：多位专家指出，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始终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但也时有“反‘四风’只是一阵风”“反腐力度过大动摇执政基础”的杂音，群众在切实感受到反腐成效的同时，也担心反腐力度可能减弱。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表示，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党规和法治一起作为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一些腐败问题，必须出台严厉举措，刹住歪风，但禁令并不是一阵风的运动，也需要在日常工作中长期发挥作用，更严约束党员的党内生活。
例如，十八大以来，查处了不少党员干部大吃大喝、出入高档会所、打高尔夫等违反八项规定问题，而大吃大喝在以前的纪律处分条例中没有具体明确的表述。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对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等相关责任进行处分，一旦违反将依条例严格查处，这对党员的约束力明显增强。
庄德水表示，新的纪律处分条例让问责、执纪、监督有新的靶心，也明确了纪委监督执纪问责的要点、标准、尺度、力度。
专家指出，此次修订的一个重要信号是：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执纪越严。高波表示，十八大以来，党纪修订明显的变化是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现实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制度措施加以解决，按照全覆盖－－从严执行－－更严要求的方向不断迈进。“从严治党没有休止符，随着形势发展，制度层面上也将不断完善健全。”高波表示。
㈡ 如何学习遵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备受各界关注。
党建领域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修订后的两大党规，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党管党的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和纪律要求，通篇贯穿着“全面”与“从严”两个关键词，吹响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号角，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彰显一种坚强决心——与时俱进完善党内法规，切实解决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日前公布的今年中央第二轮“巡视清单”显示，“管党治党不严”是被巡视单位的一大共性问题——有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对违规违纪问题查处不及时，有的党的领导弱化，有的没有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一些党员和党组织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已成为党的一大忧患。”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指出，与此同时，现行一些党内监督法规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有必要加以修订和完善。
现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仅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规范，未能涵盖8700多万党员，适用对象过窄;“8个禁止”“52个不准”均为负面清单，缺少正面倡导;一些内容与“廉洁”主题没有直接关联，主题不够突出。
而现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则存在着纪法不分的突出问题，许多条款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对党员的要求，无法体现党的先进性，导致了‘要么好同志，要么阶下囚’的现象。”谢春涛说。
为把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真正在全党树立起来，中央自去年下半年着手对上述两部关联度较高的党内法规先行修订。今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态度在此次修订中得到充分体现。两个法规回答了‘全面，覆盖到何种程度’‘从严，严格到什么份上’等问题，彰显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释放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谢春涛说。
树立一条道德高线——修订后的准则成为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
专家普遍认为，这次对准则的修订“动作很大”，无论法规的名称还是内容都有较大变化，形成了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也向全体党员发出了道德宣示，对全国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经修订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到‘中国共产党’，从‘廉洁从政’到‘廉洁自律’，都体现了‘全面’二字。”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指出，新准则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全体党员;其中，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规范，不再限于“廉洁从政”，而是扩展到“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方面。
准则修订过程中，突出重点、删繁就简，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向善，将“8个禁止”“52个不准”等负面清单内容移入同步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使现行的18条、3600余字的准则，浓缩成8条、309字的自律标准。
针对全体党员，准则围绕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提出“四个坚持”;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准则围绕“廉洁”二字，从公仆本色、行使权力、品行操守、良好家风等四个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条款、字数少了，但微言大义，紧扣‘廉洁’主题，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很有‘经典感’。”高波认为，这是一条既面向全体党员，又突出关键少数，看得见、摸得着、易懂易记易执行的高线。
厘清一份负面清单——删除70余条与国法重复内容，增加“拉帮结派”等违纪条款，条例修订充分体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10月16日，中央在相关案件通报中使用的一些新提法尤为引人注目：周本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杨栋梁“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潘逸阳“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余远辉“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
这些“纪言纪语”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而这些成果又转化为纪律要求，纳入到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以问题为导向，新修订的条例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强迫命令、办事不公、侵害群众民主权利，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违纪条款。
㈢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解读："严"在哪
新华网北京10月21日电 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该条例被不少党建专家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
专家表示，在十八大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背景下，该条例的修订意义重大：通过制度的刚性和建设性力量，真正实现让党员干部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
条例到底有哪些变化和规定？如何突出体现党纪“从严”？
纪法分开：70多项与法律重合内容删除 党纪严于法律
条例修订：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修订删除了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修订后，条例从原来的3编、15章、178条、24000余字缩减为3编、11章、133条、17000余字。例如，之前与刑法等重合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内容，不再单独规定于党纪中。
专家解读：中纪委特约监察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现行党纪处分条例2003年12月颁布实施，但随着形势发展，已不能完全适应从严治党新需要。最大问题是纪法不分，其中近一半内容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重复，实际上难以用到，也浪费了行政成本，甚至在极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以纪代法、越俎代庖的情况。
例如，2015年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某地一位区县领导因收受礼品被党纪处分，未进入司法程序，而该地某中学校长因收受家长礼品被处以更严的有期徒刑。
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不少违纪案例反映出党纪滞后于反腐败形势，一些党纪与国法重复，党纪抓小抓早的作用体现不突出，出现了“没查都是‘好同志’，一查就成‘阶下囚’”的现象。
此次修订落实了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要求，强化违纪查处，为党纪“加码”，在法律之前为党员划定纪律底线，从小错抓起，不让党纪严于国法沦为空话。
专家表示，条例修订的精神已经在近期纪委执纪当中有所体现。例如，中纪委对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通报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提拔职务进行非组织活动，违规选拔任用干部，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等。
高波表示：“通报中通篇都是鲜明的‘纪律语言’，是纪委执纪当中纪法分开的明显信号。新修订的条例正是把这些实践成果固定下来。”
划定红线：强调追责 明确6类“负面清单”
条例修订：强化“负面清单”作用，将原有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梳理整合、科学修订为六类：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把党章关于纪律的要求具体化，并在分则各章中按照同类相近和从重到轻的原则进行排序。
专家解读：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介绍，例如滥发津贴等，以前虽有制度约束，但过于零散碎片化，现在制度更加规范，处分体系更完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过去，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严肃问责的条款，修改条例整合明晰了党员的“负面清单”，对党员干部禁止行为的事实范围进行了调整，内容细化，可操作，不仅告诫党员干部哪类行为不能做，同时提出清晰的处罚依据，违纪行为不再有空可钻。
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谢春涛说，比如原条例第150条中关于“通奸”“包养情妇（夫）”的提法在新条例中被删除，范围扩大到“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让纪律处分的面更宽更严。“有些不正当性行为可能只是道德问题，不违法，以前太具体反而容易有遗漏，让一些人钻了空子。修改后把软约束变成硬要求。”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旧条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什么都管，但有些问题没管好。例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以前难以把握，存在模糊地带，此次修订明确列出，可以“对号入座”，使违纪者不能再心存侥幸。
高波介绍，条例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列在突出位置，明确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反政治纪律条款，把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等列入违反组织纪律要求中。
“过去常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怎样算做到，一些人并不清楚，现在条例中对此明明白白说清楚了，不能再打擦边球。”高波表示。
十八大以来成果制度化：方向精准 体现从严治党常态化
条例修订：将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等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常态化。条例明确增加了一些违纪条款，如廉洁纪律方面增加了权权交易、利用权职或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人员谋利等；在违反群众纪律方面新增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侵害群众民主权益等；在工作纪律方面增加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在违反生活纪律方面增加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
专家解读：多位专家指出，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始终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但也时有“反‘四风’只是一阵风”“反腐力度过大动摇执政基础”的杂音，群众在切实感受到反腐成效的同时，也担心反腐力度可能减弱。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表示，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党规和法治一起作为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一些腐败问题，必须出台严厉举措，刹住歪风，但禁令并不是一阵风的运动，也需要在日常工作中长期发挥作用，更严约束党员的党内生活。
例如，十八大以来，查处了不少党员干部大吃大喝、出入高档会所、打高尔夫等违反八项规定问题，而大吃大喝在以前的纪律处分条例中没有具体明确的表述。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对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等相关责任进行处分，一旦违反将依条例严格查处，这对党员的约束力明显增强。
庄德水表示，新的纪律处分条例让问责、执纪、监督有新的靶心，也明确了纪委监督执纪问责的要点、标准、尺度、力度。
专家指出，此次修订的一个重要信号是：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执纪越严。高波表示，十八大以来，党纪修订明显的变化是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现实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制度措施加以解决，按照全覆盖－－从严执行－－更严要求的方向不断迈进。“从严治党没有休止符，随着形势发展，制度层面上也将不断完善健全。”高波表示。（记者乌梦达、张晓松、罗沙、刘硕、宋晓东、荣启涵）
㈣ 《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两部法规解决了哪几个主要问题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备受各界关注。
党建领域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修订后的两大党规，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党管党的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和纪律要求，通篇贯穿着“全面”与“从严”两个关键词，吹响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号角，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彰显一种坚强决心——与时俱进完善党内法规，切实解决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日前公布的今年中央第二轮“巡视清单”显示，“管党治党不严”是被巡视单位的一大共性问题——有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对违规违纪问题查处不及时，有的党的领导弱化，有的没有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一些党员和党组织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已成为党的一大忧患。”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指出，与此同时，现行一些党内监督法规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有必要加以修订和完善。
现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仅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规范，未能涵盖8700多万党员，适用对象过窄；“8个禁止”“52个不准”均为负面清单，缺少正面倡导；一些内容与“廉洁”主题没有直接关联，主题不够突出。
而现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则存在着纪法不分的突出问题，许多条款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对党员的要求，无法体现党的先进性，导致了‘要么好同志，要么阶下囚’的现象。”谢春涛说。
为把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真正在全党树立起来，中央自去年下半年着手对上述两部关联度较高的党内法规先行修订。今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态度在此次修订中得到充分体现。两个法规回答了‘全面，覆盖到何种程度’‘从严，严格到什么份上’等问题，彰显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释放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谢春涛说。
树立一条道德高线——修订后的准则成为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
专家普遍认为，这次对准则的修订“动作很大”，无论法规的名称还是内容都有较大变化，形成了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也向全体党员发出了道德宣示，对全国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经修订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到‘中国共产党’，从‘廉洁从政’到‘廉洁自律’，都体现了‘全面’二字。”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指出，新准则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全体党员；其中，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规范，不再限于“廉洁从政”，而是扩展到“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方面。
准则修订过程中，突出重点、删繁就简，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向善，将“8个禁止”“52个不准”等负面清单内容移入同步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使现行的18条、3600余字的准则，浓缩成8条、309字的自律标准。
针对全体党员，准则围绕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提出“四个坚持”；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准则围绕“廉洁”二字，从公仆本色、行使权力、品行操守、良好家风等四个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条款、字数少了，但微言大义，紧扣‘廉洁’主题，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很有‘经典感’。”高波认为，这是一条既面向全体党员，又突出关键少数，看得见、摸得着、易懂易记易执行的高线。
厘清一份负面清单——删除70余条与国法重复内容，增加“拉帮结派”等违纪条款，条例修订充分体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10月16日，中央在相关案件通报中使用的一些新提法尤为引人注目：周本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杨栋梁“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潘逸阳“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余远辉“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
这些“纪言纪语”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而这些成果又转化为纪律要求，纳入到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以问题为导向，新修订的条例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强迫命令、办事不公、侵害群众民主权利，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违纪条款。
条例的修订，除上述“一增”外，还有“一减”“一整合”。
“一减”即删除了原条例中70余条与法律法规重复的规定，代之以党组织和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都必须受到追究”等专门规定，以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既相互分开又有效衔接。
谢春涛认为，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将使党员在突破法律“底线”前先触碰到党纪“底线”，跌倒后就不会摔大跟头，本质上体现了对广大党员的爱护。
“一整合”即将现行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整合修订为6类，分为对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
“现行规定界限模糊，中间难免留下缝隙，弹性较大。这次把纪律具体化、细分化，相当于‘勾缝’，覆盖面更大，覆盖得更严实，让党员有了更明确的遵循。”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焰军认为，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一个“严”字。
传递一个明确信号——党内法规不是“橡皮泥”“稻草人”，要严格按照准则和条例办事，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全体党员心上
立德向善，立规惩恶，准则和条例的出台，进一步扎紧了管党治党的“笼子”，下一步关键是要落到实处。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审议通过两项法规时明确提出，各级党委要担当和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要全面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保证把纪律和各项党内法规执行到位。
高波认为，贯彻落实好准则和条例，关键要做到“学、思、践、悟”四个字。“学”就是既学习法规文本，又领会其中深意；“思”就是将现阶段工作实际与两大法规“对表”，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思路；“践”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按照准则和条例办事；“悟”就是在“学、思、践”中形成共识，并用来进一步指导实践。
“两项法规的修订，坚持以党章为遵循，是党章关于廉洁自律与纪律要求的具体化。”谢春涛认为，应以学习贯彻落实两项法规为契机，唤醒广大党员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树立起党章的权威，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指出，准则和条例作为党内法规，都是“带电的高压线”，绝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执行起来不能搞特殊、不能有例外，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敢于担当、敢于较真、敢于斗争。
条例规定，各省、区、市党委可根据本条例，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单项实施规定。专家们建议，应加快配套制度建设，着手修订完善其他党内法规，探索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㈤ 是“自律”，还是“违规”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备受各界关注。 党建领域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修订后的两大党规，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党管党的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和纪律要求，通篇贯穿着“全面”与“从严”两个关键词，吹响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号角，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彰显一种坚强决心——与时俱进完善党内法规，切实解决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日前公布的今年中央第二轮“巡视清单”显示，“管党治党不严”是被巡视单位的一大共性问题——有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对违规违纪问题查处不及时，有的党的领导弱化，有的没有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一些党员和党组织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已成为党的一大忧患。”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指出，与此同时，现行一些党内监督法规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有必要加以修订和完善。 现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仅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规范，未能涵盖8700多万党员，适用对象过窄；“8个禁止”“52个不准”均为负面清单，缺少正面倡导；一些内容与“廉洁”主题没有直接关联，主题不够突出。 而现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则存在着纪法不分的突出问题，许多条款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对党员的要求，无法体现党的先进性，导致了‘要么好同志，要么阶下囚’的现象。”谢春涛说。 为把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真正在全党树立起来，中央自去年下半年着手对上述两部关联度较高的党内法规先行修订。今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态度在此次修订中得到充分体现。两个法规回答了‘全面，覆盖到何种程度’‘从严，严格到什么份上’等问题，彰显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释放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谢春涛说。 树立一条道德高线——修订后的准则成为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 专家普遍认为，这次对准则的修订“动作很大”，无论法规的名称还是内容都有较大变化，形成了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也向全体党员发出了道德宣示，对全国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经修订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到‘中国共产党’，从‘廉洁从政’到‘廉洁自律’，都体现了‘全面’二字。”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指出，新准则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全体党员；其中，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规范，不再限于“廉洁从政”，而是扩展到“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方面。 准则修订过程中，突出重点、删繁就简，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向善，将“8个禁止”“52个不准”等负面清单内容移入同步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使现行的18条、3600余字的准则，浓缩成8条、309字的自律标准。 针对全体党员，准则围绕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提出“四个坚持”；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准则围绕“廉洁”二字，从公仆本色、行使权力、品行操守、良好家风等四个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条款、字数少了，但微言大义，紧扣‘廉洁’主题，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很有‘经典感’。”高波认为，这是一条既面向全体党员，又突出关键少数，看得见、摸得着、易懂易记易执行的高线。 厘清一份负面清单——删除70余条与国法重复内容，增加“拉帮结派”等违纪条款，条例修订充分体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10月16日，中央在相关案件通报中使用的一些新提法尤为引人注目：周本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杨栋梁“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潘逸阳“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余远辉“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 这些“纪言纪语”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而这些成果又转化为纪律要求，纳入到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以问题为导向，新修订的条例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强迫命令、办事不公、侵害群众民主权利，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违纪条款。 条例的修订，除上述“一增”外，还有“一减”“一整合”。 “一减”即删除了原条例中70余条与法律法规重复的规定，代之以党组织和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都必须受到追究”等专门规定，以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既相互分开又有效衔接。 谢春涛认为，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将使党员在突破法律“底线”前先触碰到党纪“底线”，跌倒后就不会摔大跟头，本质上体现了对广大党员的爱护。 “一整合”即将现行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整合修订为6类，分为对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 “现行规定界限模糊，中间难免留下缝隙，弹性较大。这次把纪律具体化、细分化，相当于‘勾缝’，覆盖面更大，覆盖得更严实，让党员有了更明确的遵循。”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焰军认为，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一个“严”字。 传递一个明确信号——党内法规不是“橡皮泥”“稻草人”，要严格按照准则和条例办事，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全体党员心上 立德向善，立规惩恶，准则和条例的出台，进一步扎紧了管党治党的“笼子”，下一步关键是要落到实处。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审议通过两项法规时明确提出，各级党委要担当和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要全面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保证把纪律和各项党内法规执行到位。 高波认为，贯彻落实好准则和条例，关键要做到“学、思、践、悟”四个字。“学”就是既学习法规文本，又领会其中深意；“思”就是将现阶段工作实际与两大法规“对表”，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思路；“践”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按照准则和条例办事；“悟”就是在“学、思、践”中形成共识，并用来进一步指导实践。 “两项法规的修订，坚持以党章为遵循，是党章关于廉洁自律与纪律要求的具体化。”谢春涛认为，应以学习贯彻落实两项法规为契机，唤醒广大党员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树立起党章的权威，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指出，准则和条例作为党内法规，都是“带电的高压线”，绝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执行起来不能搞特殊、不能有例外，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敢于担当、敢于较真、敢于斗争。 条例规定，各省、区、市党委可根据本条例，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单项实施规定。专家们建议，应加快配套制度建设，着手修订完善其他党内法规，探索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㈥ 新的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的案例分析知识竞赛题
为把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真正在全党树立起来，中央自去年下半年着手对上述两部关联度较高的党内法规先行修订。今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态度在此次修订中得到充分体现。两个法规回答了‘全面，覆盖到何种程度’‘从严，严格到什么份上’等问题，彰显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释放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谢春涛说。
树立一条道德高线——修订后的准则成为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
专家普遍认为，这次对准则的修订“动作很大”，无论法规的名称还是内容都有较大变化，形成了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也向全体党员发出了道德宣示，对全国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经修订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到‘中国共产党’，从‘廉洁从政’到‘廉洁自律’，都体现了‘全面’二字。”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指出，新准则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全体党员;其中，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规范，不再限于“廉洁从政”，而是扩展到“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方面。
㈦ 违纪啥后果新闻联播主持人怎么回答
1月23日，中纪委网站推出“纪律看得见”短视频第一期：党员违纪了，会受到哪些处分？两天前获评“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的央视主播海霞，担任主讲人。
海霞并非第一次在中纪委官网谈反腐。作为中央纪委监察部特邀监察员，她还主持了一期《反腐三人谈》，谈的是“严防公款送月饼风又回潮”。
海霞并非是唯一一位登上中纪委网站的央视主播，此前白岩松也曾参加《反腐三人谈》节目，谈在江苏吃螃蟹的见闻；《中国纪检监察报》还曾刊发专访欧阳夏丹的文章，后者称八项规定出台后央视的晚会明显少了，其他可要可不要的节目全都砍了。
㈧ 连云港市社会科学院公开招聘2名高层次人才都有啥要求
招聘条件如下：
报考人员除应符合《连云港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规定的报考条件外，还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全日制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获相应硕士及以上学位，且研究生所学专业为经济类;
2.年龄在35周岁以下(1978年10月1日以后出生)，取得省级社会科学副高职称(经济类副研究员)的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1973年10月1日以后出生);
(二)附加分条件
具备上述招聘基本条件，同时具有下列情况的，在考试成绩基础上予以加分。作为加分依据的所有成果，完成或结项的时间必须在2013年9月30日之前，同一学术成果按加分标准的最高分值予以加分，不重复计分。附加分最高分值为10分。
1.独立发表或是以第一作者身份公开发表2000字以上经济类专业论文的，每篇加0.5分(发表论文以万方学术期刊、维普期刊为认定标准，不含增刊、专辑)。在经济类核心期刊独立发表或是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2000字以上论文的，每篇加5分(核心期刊以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 2012年版为准)。
2.主持或参与(限前两名作者)国家级经济类社科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自然基金项目课题，国家软科学课题)加10分;省级经济类社科课题(省社科基金课题、省软科学课题，省“333工程”课题)加5分;市级经济类社科课题(市软科学项目、市社科规划课题、市重大委托课题、市社科联和社科院课题及其它横向委托或协作课题)加0.5分。
3.获得国家级经济类社科奖项(国家级社科基金自然基金项目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加10分;获得省级经济类社科奖项(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应用研究精品奖)加5分;获得市级经济类社科奖项(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应用研究精品奖)加0.5分。
尚未解除纪律处分或者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者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以及国家和省另有规定不得应聘到事业单位有关岗位的人员，不得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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㈨ 如何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备受各界关注。
党建领域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修订后的两大党规，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党管党的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和纪律要求，通篇贯穿着“全面”与“从严”两个关键词，吹响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号角，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彰显一种坚强决心——与时俱进完善党内法规，切实解决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日前公布的今年中央第二轮“巡视清单”显示，“管党治党不严”是被巡视单位的一大共性问题——有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的对违规违纪问题查处不及时，有的党的领导弱化，有的没有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一些党员和党组织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已成为党的一大忧患。”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指出，与此同时，现行一些党内监督法规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需要，有必要加以修订和完善。
现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仅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规范，未能涵盖8700多万党员，适用对象过窄;“8个禁止”“52个不准”均为负面清单，缺少正面倡导;一些内容与“廉洁”主题没有直接关联，主题不够突出。
而现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则存在着纪法不分的突出问题，许多条款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这实际上是降低了对党员的要求，无法体现党的先进性，导致了‘要么好同志，要么阶下囚’的现象。”谢春涛说。
为把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真正在全党树立起来，中央自去年下半年着手对上述两部关联度较高的党内法规先行修订。今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态度在此次修订中得到充分体现。两个法规回答了‘全面，覆盖到何种程度’‘从严，严格到什么份上’等问题，彰显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释放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谢春涛说。
树立一条道德高线——修订后的准则成为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
专家普遍认为，这次对准则的修订“动作很大”，无论法规的名称还是内容都有较大变化，形成了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也向全体党员发出了道德宣示，对全国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经修订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到‘中国共产党’，从‘廉洁从政’到‘廉洁自律’，都体现了‘全面’二字。”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指出，新准则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全体党员;其中，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规范，不再限于“廉洁从政”，而是扩展到“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方面。
准则修订过程中，突出重点、删繁就简，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德向善，将“8个禁止”“52个不准”等负面清单内容移入同步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使现行的18条、3600余字的准则，浓缩成8条、309字的自律标准。
针对全体党员，准则围绕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提出“四个坚持”;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准则围绕“廉洁”二字，从公仆本色、行使权力、品行操守、良好家风等四个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条款、字数少了，但微言大义，紧扣‘廉洁’主题，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追求，很有‘经典感’。”高波认为，这是一条既面向全体党员，又突出关键少数，看得见、摸得着、易懂易记易执行的高线。
厘清一份负面清单——删除70余条与国法重复内容，增加“拉帮结派”等违纪条款，条例修订充分体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10月16日，中央在相关案件通报中使用的一些新提法尤为引人注目：周本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杨栋梁“进行非组织政治活动”，潘逸阳“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余远辉“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
㈩ 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问题-请教高手权威点的
我来回答你吧。 根据民法理论，善意取得是原始取得，原始取得不追究原权，而是根据法律关于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而取得的。当事人的转让法律行为并非善意取得的法律上原因，而是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当事人的转让行为确实是一个法律行为，但从“所有权善意取得”这一特殊的所有权取得后果的角度来看，这一法律行为被民法处理为事实行为。（一个行为对于某一法律结果来看，是法律行为，但对另一个法律后果是事实行为，不知你能否接受）。 从我一开始学习民法，老师就告诉我，法律行为的四种效力样态：有效、无效、效力待定、可变更可撤销。效力待定法律行为的典型就是无权处分合同。 不过最近，我们国家民法对德国民法理论的研究和引进有所深入，一些主流观点开始发生改变，尤其是在物权法制定上，要不要引进德国的物权行为产生了很大争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区分原则，基本上争议不大，主要争议在于无因原则或者叫抽象原则（abstraktsprinzip）上。根据这些理论，有些学者开始有意识的区分“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按照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区分的说法，无权处分人与善意第三人订立的转让合同是负担行为，是有效合同，而对物的处分是一个独立的处分行为（处分合同，物权合同）。你说的马特，我去年听的李仁玉就是这么讲的。 根据这一理论，我们05年公布的物权法草案里面，关于善于取得的条件有这么一项：“转让行为有效”。梁慧星教授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指出，善意取得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无权处分效力欠缺而保护信赖第三人。如果加上这一条件，等于永远不可能有“善意取得”。因此，今年公布的物权法正式删除掉了“转让行为有效”这一项目作为条件。 无权处分处分的合同是否有效，这个在理论可以自由争论，毫无问题，特别是现在不断吸收和借鉴德国民法理论的大环境下面。但作为复习司法考试的朋友来说，我有个建议，就是法律理论不能不学习，但理论上的争议区域最好别碰，严格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和官方教材来整。不要迷信一些司法考试辅导专家的说法。去年我听了李仁玉的讲课之后，改变了“无权处分合同是效力待定合同”的基本观念，拿去参加考试，结果白白丢掉了一道很简单的两分题。因为无权处分合同是效力待定合同的规定在《合同法》第51条是写得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的。今年《物权法》之所以删除了“转让合同有效”这一项当然就是为了与《合同法》第51条相衔接。 所以说，作为司法考试复习来讲，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认准这个死理就没错。总之一切以现有法律和官方教科书为准。至于理论上的解说，就可以自由讨论了。实际上，根据比较法的功能主义理论和我的观察经验，很多看似乎完全矛盾的法律理论，实际上在不同的法律条文背景环境下面，起到的社会功能是差不多的。一个理论好不好，单从它自身来看得不出结论，而要结合它的背景做参照系来看，这是不是就是眼下很时髦的学术语言——“语境”呢？ 呵呵~ 补充说明： 一个行为对于某一法律后果来看，是法律行为，但对另一个法律后果是事实行为，不知你能否接受?如不能接受，我再说明一下。 我就先按德国人物权行为理论为依据来说明吧。无权处分人与善意第三人订立了转让合同，该转让债权合同有效。这个债权合同产生了双方的债务负担，对产生债务的法律后果，这个转让合同确实是法律行为，而不是事实行为。但对于所有权的转移法律后果，则并不是由这个债权合同产生的，而是物权合同或者法律关于善意取得直接规定产生的。 这个债权合同作为一个法律行为，同时也是善意取得条件考察的对象，当作为考察对象出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事实行为。因为：法律行为是表意行为，法律后果的产生基于意思的自治，法律后果必须与意思内容一致。（法律行为原则上要求意思表示内容与法律后果一致，否则为表示错误，效力瑕疵）债权合同的意思内容只可能变动债的负担，而不可能变动物权。因此，对于第三人取得所有权，要么根据物权合同，要么根据法律直接规定，而不可能由作为法律行为的转让合同（债权合同）取得，它在这里只能是事实行为。 那么我再抛开德国人的理论，不采纳区分原则与抽象原则，而采用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就更直接，因为无权处分合同被无效化后，根本不发生效力，那就根本无法使第三人取得所有权，此时法律以特别规定强行赋予第三人所有权。法律后果并非由该意思表示产生，这里的转让行为相对所有权取得的后果而言也就是不是法律行为而是事实行为了。 比较而言，以德国人的物权行为理论解释更科学严谨，更符合逻辑一些，能够应对一些更复杂的情况，比如无权处分人采取欺诈、胁迫手段以合理价格转让给不知情的善意第三人，那么根据现行合同法和物权法，第三人也照样善意取得。这显然不合理，原因是现有善意取得的条件没有对债权合同效力进行考查。但如果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法律会变得更复杂、晦涩、难懂。 老梁对05年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文章在中国法学网（社科院法学所办的网站）上有，可以参考参考。问我参考文献，主要是凭自己记忆写的，你可以参考一下目前市面上能见到的德国、日本学者写的民法讲义教科书，关于民法总则和物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