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处分案例

1. 关于纪律内容的案例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公布去年查处的严重违反财经纪律
的典型案例时指出，1998年各级财政部门及财政部驻各地
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查出违反财经法纪金额150亿元， 为
财政挽回损失39．6亿元。

这位负责人说，1998年各级财政部门及财政监察专员
办事处按照严格执法的要求，加大了对违法违纪单位和责
任人的处理力度，全国有31443个单位和408名责任人受到
经济处罚，79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61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财政部直接检查的案件中有15名违法违纪会计
人员的会计证被吊销。

这位负责人说，从去年财政监督检查情况看，财政秩
序的混乱状况仍然比较严重，有的违法违纪行为十分恶劣，
已查处的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典型案例有以下几个方面。

———财政部组织力量对国债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两次专项检查，发现并纠正了一批违纪问题。吉林省榆树
市财政局挪用 “第二松花江治理工程”国债资金中的350
万元用于发放职工工资，被发现后采取欺骗手段蒙蔽检查，
此后又连续5次挪用国债专项资金1287．5万元用于归还银
行贷款和其他单位借款等，挪用金额总计达1637．5万元。
云南省柴石滩水库工程管理局用国债资金支付职工宿舍工
程款500万元，并支付“出国考察费”25万元。 新疆引额
济克工程管理局和 乌鲁瓦提 水利枢纽工程管理局分别将
630万元、220万元国债专项资金拆借给其他单位，严重违
反了有关规定。目前，财政部对这三起挪用国债专项资金
的案件，已责令追回资金并建议当地政府追究主要责任人
员的责任。

———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部分非银
行金融机构执行财税法规情况进行检查，查处违法违纪金
额10．04亿元。其中查处的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典型案例
有：（一）四川省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部分营业部
自1994年以来在法定会计账册之外隐匿收入 22789万元，
形成“小金库”103个， 并将其中的2999万元以奖金名义
发给职工个人。财政部除责令其补税8818万元、处以罚款
6302万元外， 同时决定吊销参与作假账的5名会计人员的
会计证，并已向司法机关和监察机关提出依法追究主要责
任人员刑事和行政责任的建议。（二）中国人保信托投资
公司从1994年开始，将所属分支机构交来的业务收入和其
他收入等共计1557万元隐匿于法定会计账册外，形成“小
金库”，并以 “半年奖”、“年终奖”、“突出贡献奖”
等多种名目直接发放给职工个人1351万元。财政部除责令
其补税602万元、处以罚款1557万元外，还吊销3名会计人
员会计证， 建议取消1名证券业务人员的从业资格，并提
请司法机关和监察机关依法追究该公司主要责任人员刑事
和行政责任。（三）海南港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深圳
证券业务部、海南省证券公司深圳证券业务部，分别私设
“小金库”6468万元、471万元，并大量私分。 财政部除
责令补税罚款外，还取消了3名会计人员的会计证， 并建
议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主要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财政部对部分烟草、石化企业会计基础工作等
情况进行检查，查出违纪金额11．76亿元，通过责令调整
账务补税并处以罚款共6亿多元。 四川卷烟厂通过虚假会
计账务处理逃避缴纳增值税3216万元，现这个厂已根据财
政部的决定将增值税款全部补缴入库，厂长被免职，有关
会计人员也将受到严肃处罚。 孙杰、李建兴

2. 对待群众态度恶劣 简单粗暴造成不良影响的情节严重的给予什么处分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一）对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照政策或者有关规定能解决而不及时解决，庸懒无为、效率低下，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对符合政策的群众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

（三）对待群众态度恶劣、简单粗暴，造成不良影响的；

（四）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损害群众利益的；

（五）有其他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

(2)纪律处分案例扩展阅读：

修订历史

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严肃党的纪律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形势发展，该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实践需要，为此，党中央决定予以修订。

2015年10月正式印发。新修订《条例》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围绕党纪戒尺要求，明确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六类违纪行为，开列负面清单，重在立规；

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等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常态化，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条例》分为总则、分则、附则3编，共11章、133条，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3. 如何运用2016版纪律处分条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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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学生犯罪案例

在海口市秀英小区陈先生的14岁儿子受吸毒仔控制，由一名在校中学生辍学变成了小偷，并因抢劫偷窃被派出所抓过两次，现在与吸毒仔混在一起不再回家了。

海口市的一名10多岁的男孩向另一名年龄更小的小学生强行勒索钱财时，被过往行人抓了个正着。如此小的孩子竟学会了敲诈勒索，让围观群众感叹不已。

文昌市某中学一初一女生被四女生轮番抽打了200多个耳光，耳膜破裂住院。在暴行长达一小时的时间里，她的室友躲在寝室里，不敢相救。

……

校园暴力，低龄儿童犯罪这本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将关注的目光聚集在由于道德教育缺乏和流失而引发的校园暴力和低龄儿童犯罪上，仍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调查：

小学生比中学生

易受暴力侵害

一般来说，校园暴力包括了发生在校园中的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以及学生与校外人员之间的暴力行为。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当前的校园暴力现象一般呈现如下特点：第一，暴力程度日益凶暴。如校园杀人、强奸、抢劫、恶性伤害等校园犯罪案例日益增多。第二，表现形式多样。如体罚、起绰号、打架、欺负弱小同学甚至伤害老师、校园凶杀、校园抢劫、校园性侵犯、校园黑社会等。第三，暴力分布普遍。校园暴力在任何国家、地区的任何学校都有发生。第四，施暴地点集中。多在空教室、体育馆、楼梯间、厕所内、运动场或其他少人注意的死角，而且多在上学或放学时发生。

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生遇到侵害或敲诈的比率为27．0％，中学生遇到侵害或敲诈的比率为14．1％。也就是说，小学生和中学生遭遇“校园暴力”侵害的风险率不同，小学生遭遇“校园暴力”的风险率更高。从遭遇侵害或敲诈的次数来看，小学生遭遇多次侵害或敲诈的情况也明显多于中学生。当问到受到侵害或敲诈后受害学生是如何处理的问题时，有38．0％的学生向老师汇报，有20．3％的学生向家长汇报，还击或报复的占13．9％，自己默默忍受的占13．9％，有10．1％的受害学生设法躲避，报警的占3．8％，另有1．3％的学生表示满足他们要求。

尚未受到侵害或敲诈的学生，认为自己遇到这种情况会如何处理呢？有50．7％的学生说向老师汇报，有26．7％的准备报警，23．7％的向家长汇报，11．0％的准备还击或报复，8．0％的准备躲避，1．0％的准备默默忍受，4．3％的学生不知道怎么办？

案例一：

为吃宵夜抢同学钱财

在海口市某中学读初一的郑某与杜某，商量着去吃夜宵，但又没钱，两人便决定去学生宿舍找同学强行索要。郑某用衬衣蒙住脸，杜某则戴一顶旅游帽，窜入同年级某班宿舍，将门撞开后，向室内的学生索要钱物，并叫道谁不给就打死谁，并用扫把猛打床板恐吓学生，两人同时动手搜梁某等4人的口袋。抢得几元钱后，两人到校外去买了一瓶矿泉水，并买了几支烟抽后，复又回去窜到另一个宿舍，采取同样的方式向同学们“要”钱，当时一个同学口袋里只有几元钱，他央求两人给他留一块钱第二天吃早餐，两人丢给这名同学一元钱后扬长而去。当晚，两人共抢得现金31．5元，均被两人用来抽烟喝水和炸东西吃。自以为找到了“快速发财”的捷径，仅隔一天两人又再次闯入学生宿舍准备抢劫时，被在宿舍附近蹲守的校保卫人员和民警现场抓获。

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郑某与杜某两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均构成抢劫罪，但因两人未满18岁，又系在校生，具备法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一审分别判处两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元。

点评：因为在校中小学生超前消费与经济实力不能满足的矛盾，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抢劫案件在校内外并不鲜见，有的抢劫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犯罪。这说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防止为超前消费而去犯罪，应当成为对在校学生法制教育的重要内容。这起案件中的两名学生的行为值得我们所有的学生、学校和家长们警醒。

案例二：

三个月内11名低龄女生被轮奸

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由海口市两所中学为主的19名在校生和辍学学生组成了一特大轮奸犯罪团伙，疯狂作案15次，轮奸11名被害人。该犯罪团伙成员固定，年龄偏低，最小的15岁，最大的18岁，成员固定，其中1988年出生的就有13人，在校学生11人。该团伙以搭顺风车、到海边玩，去酒吧、烧烤园喝酒等借口为由，借机实施轮奸。被轮奸的被害人女生中年满12岁的1人，13岁的3人，14岁的3人，15岁的2人，其中在校女生8人。2004年6月，海口市某小学一名年仅12岁的女生被该团伙成员轮奸三次，强迫卖淫未遂一次。2004年7月，该团伙13名犯罪嫌疑人在海口市某宾馆客房内持刀威胁、殴打年仅14岁的某中学初中一女生，然后13人轮奸了该女生。

点评：性侵害行为不仅包括性交，还包括抚摸、暴露性器官、手淫等。家长一定要让孩子懂得自己身体的哪些部位是不可随便让别人触摸的，与异性需保持一定距离。同时要提高孩子的警惕性。犯罪人往往利用孩子的特殊心理，以给零花钱、糖果等为诱饵或以关心学习、考试给高成绩、同情家庭遭遇等为借口，或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对孩子进行性侵害。在平时对孩子的教育中，加强孩子的识别能力是不可缺少的一课。即使事情发生了，与父母的及时沟通交流都是防止被长期、多次侵害的有效方法。

案例三：

没有完成作业被体罚

海口某中学一名初一的老师因为学生没有完成布置的作业对学生进行体罚，一名姓谢的家长告诉记者，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女儿说手疼，是在学校里被老师打的。他很奇怪为什么孩子在学校会被打？女儿说英语老师让默写单词，默写不出一个就打手心一下。以前她数学考试不好，考了41分，就被数学老师打过82下，当打到20几下的时候，她的手都麻木了。“数学老师用竹棍打手，而英语老师是用细木板打手”女儿所在班上的四十多名学生，几乎都有被老师打过。英语老师也坦率地承认自己确实打过学生，那是因为上课的时候他们没有纪律性，总是吵吵闹闹的，如果不让他们安静下来，那会影响到别的同学学习。英语老师还强调不给学生施加压力，学生就不会有动力。

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六条规定，禁止侮辱、殴打教师，禁止体罚学生。对违反规定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分，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教师有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解决：

学校家长学生共同努力

海南日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说，目前在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中，存在一定的法律空缺，公安部门对于校园暴力主要是以教育为主，惩处为辅。同时，他还认为，校园暴力对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和身体方面的侵害，监护人是需要负民事赔偿责任的。而一般的民事案件，公安部门是不会介入的，只有当该案件构成了刑事案件时才能插手，所以目前防止校园暴力主要是靠学校和家长、学生共同努力

海口市美兰区检察院检察官认为，校园暴力是社会消极因素在青少年身上的一种反映，近年来之所以呈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在家庭教育方面。首先，家庭对一个人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再次，不少家长仍沿用传统的教育模式，重智育轻德育，很少甚至不愿意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校园暴力背后的一群边缘青少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预防校园暴力首先要抓好家庭教育，家长应当积极履行好监护责任，尤其注重培养孩子善良的人格、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培养孩子的爱心，让孩子们学会给予和奉献，学会与他人和睦相处。

支招：

遭遇校园暴力一定要沉着冷静

海口市美兰区法院法官还支招说，遭遇校园暴力，一定要沉着冷静，以减少损失，尽可能不发生冲突，以减少肉体伤害。如果势单力薄，要什么给什么是一种缓兵之计，但一定要把对方的体貌特征看清楚，以便协助公安机关把他们抓获；受到伤害一定要及时告诉家长，家长要帮助解决问题，不要袖手旁观，也不能斥责，更不能帮着实施暴力手段；对受害者一定要鼓励其报警、报告老师和学校，甚至告到法院，以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同时要在教育心理专家的帮助下，消除心理阴影。

5. 行政违法案例

原告：田永，男，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

委托代理人：马怀德，北京市大通？？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雅申，北京市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

法定代表人：杨天钧，校长。

委托代理人：张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委托代理人：李明英，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原告田永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拒绝给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我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参加学习和学校组织的一切活动，完成了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并且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已经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水平。然而在临近毕业时，被告才通知我所在的系，以我不具备学籍为由，拒绝给我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毕业派遣手续。被告的这种作法违背了法律规定。请求判令被告：一、为我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二、及时有效地为我办理毕业派遣手续；三、赔偿我经济损失3000元；四、在校报上公开向我赔礼道歉，为我恢复名誉；五、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原告田永违反本校《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068号通知）中的规定，在补考过程中夹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被监考教师发现，本校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通知校内有关部门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给田永本人的通知，也已经通过校内信箱送达到田永所在的学院。至此，田永的学籍已被取消。由于田永不配合办理有关手续，校内的一些部门工作不到位，再加上部分教职工不了解情况等原因，造成田永在退学后仍能继续留在学校学习的事实。但是，校内某些部门及部分教师默许田永继续留在校内学习的行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也不证明田永的学籍已经恢复。没有学籍就不具备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毕业条件，本校不给田永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不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是正确的。法院应当依法驳回田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下属的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取得本科生学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中途去厕所时，纸条掉出，被监考教师发现。监考教师虽未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北京科技大学于同年3月5日按照“068号通知”第三条第五项关于“夹带者，包括写在手上等作弊行为者”的规定，认定田永的行为是考试作弊，根据第一条“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的规定，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4月10日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在该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

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学生证丢失，未进行1995至1996学年第二学期的注册。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其后，北京科技大学每学年均收取田永交纳的教育费，并为田永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还安排田永参加了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并由论文指导教师领取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考试，先后取得了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应用水平测试BASIC语言成绩合格证书。田永在该校学习的4年中，成绩全部合格，通过了毕业实习、设计及论文答辩，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及毕业总成绩全班第九名。北京科技大学对以上事实没有争议。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部分教师曾经为原告田永的学籍一事向原国家教委申诉，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于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学，认为该校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一事处理过重，建议复查。同年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学复查后，仍然坚持原处理结论。

1998年6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有关部门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进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门呈报毕业派遣资格表。田永所在的应用学院及物理化学系认为，田永符合大学毕业和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由于学院正在与学校交涉田永的学籍问题，故在向学校报送田永所在班级的授予学士学位表时，暂时未给田永签字，准备等田永的学籍问题解决后再签，学校也因此没有将田永列入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名单内交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此案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田永于1996年2月29日写下的书面检查和两位监考教师的书面证言，这些证据能够证明田永在考试中随身携带了写有与考试科目有关内容的纸条，但没有发现其偷看的事实；2、原国家教委《关于加强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校发（94）第068号《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原国家教委有关领导的讲话，这三份材料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的规章范畴；3、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关于田永等三人考试过程中作弊按退学处理的请示、期末考试工作简报、学生学籍变动通知单，以上书证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于1996年4月10日作出过对田永按退学处理的决定，但不能证明该决定已经直接送达给田永，也不能证明该决定已经实际执行；4、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函、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考试作弊一事复查结果的报告，这些书证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部分教师、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对田永被处分一事的意见，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在得知这两方面意见后的态度；5、北京科技大学的《关于给予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王斌勒令退学处分的决定》一份、《期末考试工作简报》7份，以上书证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不能成为本案的证据。此外，北京科技大学在诉讼期间，未经法院同意自行调取了唐有兰等教师的证言、考试成绩单、1998届学生毕业资格和学士学位审批表、学生登记卡、学生档案登记单、学校保卫处户口办公室书证、学籍变动通知单第四联和第五联、无机94班人数统计单等书证交给法院，这些证明由于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关于“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的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原告田永提交的证据有：1、1996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的学生证（学号为9411026），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不仅从1996年9月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并且还逐学期为田永进行了学籍注册，使其具有北京科技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的事实；2、献血证、重修证、准考证、收据及收费票据、英语四级证书、计算机BASIC语言证书、田永同班同学的两份证言、实习单位书证、结业费发放书证，以上证据能够证明田永在北京科技大学的管理下，以该校大学生的资格学习、考试和生活的相关事实；3、学生成绩单，能够证明田永在该校四年的学习成绩；4、加盖北京科技大学主管部门印章的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已经承认田永具备应届毕业生的资格；5、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的证明，证实田永已经通过了全部考试及论文答辩，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已具备了毕业生的资格，待田永的学籍问题解决后就为其在授予学位表上签字的事实。

在庭审中，法庭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进行了质证。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法人，原告田永诉请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正是由于其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

原告田永没有得到被告北京科技大学颁发的毕业证、学位证，起因是北京科技大学认为田永已被按退学处理，没有了学籍。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的权利中，第（四）项明文规定：“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由此可见学籍管理也是学校依法对受教育者实施的一项特殊的行政管理。因而，审查田永是否具有学籍，是本案的关键。

原告田永经考试合格，由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录取后，即享有该校的学籍，取得了在该校学习的资格，同时也应当接受该校的管理。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实施管理中，虽然有相应的教育自主权，但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田永在补考时虽然携带写有与考试有关内容的纸条，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其偷看过纸条，其行为尚未达到考试作弊的程度，应属于违反考场纪律。北京科技大学可以根据本校的规定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进行处理，但是这种处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精神，至少不得重于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国家教育委员会1990年1月20日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确实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补考机会。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二十九条规定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中，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者考试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北京科技大学的“068号通知”，不仅扩大了认定“考试作弊”的范围，而且对“考试作弊”的处理方法明显重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也与第二十九条规定的退学条件相抵触，应属无效。另一方面，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北京科技大学实际上从未给田永办理过注销学籍，迁移户籍、档案等手续。特别是田永丢失学生证以后，该校又在1996年9月为其补办了学生证并注册，这一事实应视为该校自动撤销了原对田永作出的按退学处理的决定。此后发生的田永在该校修满四年学业，还参加了该校安排的考核、实习、毕业设计，其论文答辩也获得通过等事实，均证明按退学处理的决定在法律上从未发生过应有的效力，田永仍具有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籍。北京科技大学辩称，田永能够继续在校学习，是校内某些部门及部分教师的行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鉴于这些部门及部分教师的行为，都是北京科技大学的职务行为，北京科技大学应当对该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原告田永既然具有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籍，在田永接受正规教育、学习结束并达到一定学历水平和要求时，北京科技大学作为国家批准设立的高等学校，应当依照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给田永颁发相应的学业证明，以承认其具有的相当学历。

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原告田永是大学本科生，在其毕业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可以授予学士学位。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作为国家授权的学士学位授予机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程序，组织有关人员对田永的毕业成绩、毕业鉴定等材料进行审核，以决定是否授予其学士学位。

关于高等院校毕业生派遣问题。《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毕业生调配的部门按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就业计划签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应当履行将毕业生的有关资料上报所在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以供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和颁发毕业派遣证。原告田永取得大学毕业资格后，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理应履行上述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只包括违法行政行为对受害人人身权或者财产权造成的实际侵害。目前，国家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并非学生毕业后就能找到工作，获得收入。因此，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证书的行为，只是使原告田永失去了与同学同期就业的机会，并未对田永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实际损害。故田永以北京科技大学未按时颁发毕业证书致使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为由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主张，不能成立。

原告田永在考试中有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据此事实对田永作出的按退学处理的决定虽然不能成立，但是并未对田永的名誉权造成损害。因此，田永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北京科技大学在校报上向其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不予支持。

综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1999年2月14日判决：

一、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二、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

三、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原告田永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

四、驳回原告田永的其它诉讼请求。

第一审宣判后，北京科技大学提出上诉。理由是：1、田永已被取消学籍，原判认定我校改变了对田永的处理决定，恢复了其学籍，是认定事实错误；2、我校依法制定的校规、校纪及依据该校规、校纪对所属学生作出处理，属于办学自主权范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3、我校向一审提交的从教学档案中提取的证据，不属于违法取证，法院应予采信。请求二审撤销原判，驳回田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维持。上诉人北京科技大学认为被上诉人田永已不具有该校学籍，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学校依照国家的授权，有权制定校规、校纪，并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但是制定的校规、校纪和据此进行的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必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按退学处理，有违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是无效的。北京科技大学在诉讼中提交的从教学档案中调取的证据，虽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被告不得在诉讼过程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的情况，但是由于无法证明这些证据是在作出按退学处理的决定时形成的，故法院不予认定。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9年4月26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严”在哪儿

纪法分开：70多项与法律重合内容删除 党纪严于法律
条例修订：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修订删除了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修订后，条例从原来的3编、15章、178条、24000余字缩减为3编、11章、133条、17000余字。例如，之前与刑法等重合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内容，不再单独规定于党纪中。
专家解读：中纪委特约监察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现行党纪处分条例2003年12月颁布实施，但随着形势发展，已不能完全适应从严治党新需要。最大问题是纪法不分，其中近一半内容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重复，实际上难以用到，也浪费了行政成本，甚至在极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以纪代法、越俎代庖的情况。
例如，2015年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某地一位区县领导因收受礼品被党纪处分，未进入司法程序，而该地某中学校长因收受家长礼品被处以更严的有期徒刑。
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不少违纪案例反映出党纪滞后于反腐败形势，一些党纪与国法重复，党纪抓小抓早的作用体现不突出，出现了“没查都是‘好同志’，一查就成‘阶下囚’”的现象。
此次修订落实了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要求，强化违纪查处，为党纪“加码”，在法律之前为党员划定纪律底线，从小错抓起，不让党纪严于国法沦为空话。
专家表示，条例修订的精神已经在近期纪委执纪当中有所体现。例如，中纪委对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通报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提拔职务进行非组织活动，违规选拔任用干部，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等。
高波表示：“通报中通篇都是鲜明的‘纪律语言’，是纪委执纪当中纪法分开的明显信号。新修订的条例正是把这些实践成果固定下来。”
划定红线：强调追责 明确6类“负面清单”
条例修订：强化“负面清单”作用，将原有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梳理整合、科学修订为六类：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把党章关于纪律的要求具体化，并在分则各章中按照同类相近和从重到轻的原则进行排序。
专家解读：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介绍，例如滥发津贴等，以前虽有制度约束，但过于零散碎片化，现在制度更加规范，处分体系更完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过去，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严肃问责的条款，修改条例整合明晰了党员的“负面清单”，对党员干部禁止行为的事实范围进行了调整，内容细化，可操作，不仅告诫党员干部哪类行为不能做，同时提出清晰的处罚依据，违纪行为不再有空可钻。
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谢春涛说，比如原条例第150条中关于“通奸”“包养情妇（夫）”的提法在新条例中被删除，范围扩大到“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让纪律处分的面更宽更严。“有些不正当性行为可能只是道德问题，不违法，以前太具体反而容易有遗漏，让一些人钻了空子。修改后把软约束变成硬要求。”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旧条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什么都管，但有些问题没管好。例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以前难以把握，存在模糊地带，此次修订明确列出，可以“对号入座”，使违纪者不能再心存侥幸。
高波介绍，条例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列在突出位置，明确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反政治纪律条款，把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等列入违反组织纪律要求中。
“过去常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怎样算做到，一些人并不清楚，现在条例中对此明明白白说清楚了，不能再打擦边球。”高波表示。
十八大以来成果制度化：方向精准 体现从严治党常态化
条例修订：将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等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常态化。条例明确增加了一些违纪条款，如廉洁纪律方面增加了权权交易、利用权职或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人员谋利等；在违反群众纪律方面新增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侵害群众民主权益等；在工作纪律方面增加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在违反生活纪律方面增加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
专家解读：多位专家指出，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始终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但也时有“反‘四风’只是一阵风”“反腐力度过大动摇执政基础”的杂音，群众在切实感受到反腐成效的同时，也担心反腐力度可能减弱。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表示，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党规和法治一起作为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一些腐败问题，必须出台严厉举措，刹住歪风，但禁令并不是一阵风的运动，也需要在日常工作中长期发挥作用，更严约束党员的党内生活。
例如，十八大以来，查处了不少党员干部大吃大喝、出入高档会所、打高尔夫等违反八项规定问题，而大吃大喝在以前的纪律处分条例中没有具体明确的表述。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对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等相关责任进行处分，一旦违反将依条例严格查处，这对党员的约束力明显增强。
庄德水表示，新的纪律处分条例让问责、执纪、监督有新的靶心，也明确了纪委监督执纪问责的要点、标准、尺度、力度。
专家指出，此次修订的一个重要信号是：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执纪越严。高波表示，十八大以来，党纪修订明显的变化是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现实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制度措施加以解决，按照全覆盖－－从严执行－－更严要求的方向不断迈进。“从严治党没有休止符，随着形势发展，制度层面上也将不断完善健全。”高波表示。

7. 教育部公开8起教师违规典型案例，都反映了哪些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