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变迁的原因

Ⅰ 公共政策实施偏差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造成这种偏差的主要原因包括垄断的市场结构、公共物品的存在、外部性影内响、不完全信息四个方面。容
（1）市场失灵的第一个原因是垄断价格出售商品会导致低效率，生产能力过剩，社会资源不能得到优化配置；
（2）市场失灵的第二个原因是经济社会需要一类被称之为公共物品的商品。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使得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公共物品的消费权力的机制失灵；
（3）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外部性是指交易双方的经济行为未经交换而强加于其他方的经济影响；
（4）在经济社会中，在信息成本十分高昂的情况下，信息是不可能得到均匀分配，信息不完全可能造成垄断。

Ⅱ 分析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看看历史书，或者看看连续剧都行，不用分析

Ⅲ 按政策变迁强度划分，可以将公共政策变迁分为什么

按照变动的强度，公共政策变动可分为
1、断裂型。
2、渐变型。

Ⅳ 公共政策形成和执行过程有哪些方面

(1)投入工作量。即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所投入的各项资源的质与量以及分配状况；
(2)绩效。既包括公共政策推动的结果，又含有民众心目中认定的满意程度；
(3)效率。通常表现为政策投入与政策效果的比率；
(4)充分性。即满足人们需要、价值或机会的有效程度，它反映了绩效的高低；
(5)公平性。即公共政策所投。人的工作量，以及产生的绩效在社会不同群体间公平分配的程度；
(6)适当性。即公共政策追求的目标和所表现出的价值偏好，以及所依据的假设是否合适；
（7）执行力。即探求影响公共政策成败的原因，进而导致因果模型的构建；

Ⅳ 现代公共政策主体变化趋势

公共政策转型与建设和谐社会

本文是作者向“政府转型与建设和谐社会”国际论坛提交的论文，已收录到论文集，转载请注明

【摘要】SARS危机以来,我国现行的公共政策模式在多个领域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公共政策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失衡。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可能选择不同的公共政策模式，以适应于不同时期公共利益的取向，而公共利益外在的体现和依托是公共需求，离开了公共需求就无所谓公共利益，也就无所谓公共政策。本文从当前我国公共需求的变化趋势出发，对我国公共政策转型进行分析后提出，我国当前要有效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必须进行公共政策转型。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公共政策所有的内容都与政府模式直接相关，只有有效地推进政府职能转换，推进政府自身建设，才能真正实现公共政策转型。

【关键词】公共需求、公共政策、政府转型

前言

从理论上来看，公共政策是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旨在对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公共事务实行有效管理，以达到某一特定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条例等的总称。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可能选择不同的公共政策模式，以适应于不同时期公共利益的取向，而公共利益外在的体现和依托是公共需求，离开了公共需求就无所谓公共利益，也就无所谓公共政策。因此，公共政策模式的选择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公共需求的变化，当一个国家的公共政策模式无法反映变化的公共需求时，公共政策的转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本文从当前我国公共需求的变化趋势出发，对我国公共政策进行分析：我国当前要有效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必须进行公共政策转型。

应当指出的是，本文所谈到的公共政策“转型”，不是在原有公共政策基础上简单的局部调整和修补，而是包括核心价值理念、目标和侧重点的选取、以及公共政策形成和实施程序方面实质性和大规模的转变。本文着重从适应公共需求的角度，来揭示这种转变的规律和具体内容。

一、当前，我国的公共需求处于急剧上升阶段

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而且GDP仍在持续高速增长。国际经验表明，在这个阶段，整个社会的需求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就是用来解决温饱问题的个人需求在整个社会支出中的比例下降。而以个人发展为目标的公共需求开始急剧上升。

1、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之后，在教育、医疗方面的公共需求大幅度攀升

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了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继续增长，储蓄存款仍是居民金融资产的首选。调查表明，居民的消费意愿平淡，但教育消费旺势不减。有20.2%的居民储蓄动机是“攒教育费”，稳居居民储蓄动机的首位。根据2005年和讯网的一项调查，在评价教育的重要性时，分别有52.3%、57.9%和45.1%的受访者认为“提高社会地位”、“增加经济收入”和“促进个人发展”是教育对自身的首要帮助。我国目前有2.18亿的中小学生，有1900万的大学生，还还有在成人教育和各类培训机构学习的学生。卫生部2004年12月公布的最新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过去10年，我国年患病人次为50.8亿，比1993年增加了7.3亿人次。卫生部2004年12月2日发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在过去5年中，我国城市居民年均收入水平增长了8.9%，农村增长了25%，而在年医疗卫生支出上，城市和农村居民则分别增长了13.5%和11.8%。2003年，我国城市居民次均就诊费用为219元，次均住院费用为7606元，分别比1998年增加了85%和88%；农村居民次均就诊费用为91元，次均住院费用为2649元，分别增加了103%和73%。医药卫生消费支出已成为中国居民继家庭食品、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

2、多元社会形成过程中，人们对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公共需求大幅度增加

根据劳动社会保障部的统计，到2003年底我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达到10373万人，比1998年底增加2400多万人，增长了23.1%。目前，我国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数近450万人，比1998年增长7倍。2004年12月底，全国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2386万人，比上年底增加1484万人，一年内增长了12%。我国2004年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人数超过6000万人，比2003年底增加1500万人，一年内增加了25%；到2004年底，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约1.6亿人，比1998年增加了10倍多，比2000年增加了59.7%。而且，我国进城的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还有广大农村居民都迫切需要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4月26日发布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表明，截至2003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00万人。但是考虑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许多学者估计，当前我国的失业人口达到4000-5000万人。在“十一五”期间，失业率有可能超过国际警戒线12%，接近于14%，这将使人们对就业保障的需求急剧上升。在市场化改革之初，人们往往把社会保障看成是对弱势群体生活的一种救助，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把社会保障看成是生存的基本权利。这种观念的转变将使得我国社会保障需求在未来10-20年中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3、城市化过程中，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需求急剧扩张增加

近10年来，我国城市化率约以一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基本上形成了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城镇总人口达到近5亿人。按照2050年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国的城市化率到2050年必须达到70%～80%，这意味着在今后5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城市化率要以每年0.78%～1%的速度增长，每年约1000万～1200万人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基本公共品，包括水、电、气、道路交通、公益项目、文化娱乐设施项目等公共需求会直线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4.4%，90年代中期达到7.5%。世界银行预计：要保持GDP的持续高增长，下一个10年中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将超过13%。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和世界银行最近联合发布一份研究报告，预计在未来5年，东亚发展中国家将需要超过1万亿美元的投资，用于修建道路、供水、通讯、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以满足城市迅速扩大、人口增加和私营部门日益增多的需要。

4、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村潜在的公共需求正在逐步释放出来

长期以来，在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为了确保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农村的公共需求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调查显示,全国仅1/3的乡镇有供水站,83%的村不通自来水,13%的村不通公路,53%的村不通电话,95%的村虽通电,但电价普遍是城镇的2倍以上,93%的村接收的电视信号相当微弱,全国尚有207个县无公共图书馆,67.9%的乡镇没有文化站。以农村的饮水为例，我国农村居民中饮用水氟砷含量超过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约有6500多万人，农村饮用苦咸水的约有3700多万人。最近，水利部农村水利司对全国农村饮水安全情况进行了初步摸底调查，结果表明，农村有3.6亿人饮水不安全。当前中央已经提出了“工业返哺农业”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共需求在各个领域都将被逐步激活。

总的来说，自1995年以来，我国公共需求增长的幅度已经开始超过私人需求，从而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拐点。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我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未来10-20年中，我国公共需求高速增长的势头将会继续保持下去。

二、适应公共需求的变动趋势，必须推进和实现公共政策转型

与一般的私人需求的满足不同，公共需求的满足必须借助于公共权力、运用公共政策对公共资源进行权威性的再分配才能够实现。因此，公共需求的急剧膨胀，必然形成公共领域空间的扩展的张力，以及对现行公共政策模式的冲击和挑战。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满足老百姓的个人需求，解决温饱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在这个历史时期，我国公共政策核心价值理念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型。与这次转型相伴的改革措施基本上集中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日用品行业上，在几乎所有的私人产品领域都引入了市场竞争，这些领域逐步从短缺走向过剩。可以说，这次公共政策转型较好地反映了我国老百姓摆脱贫困、解决生存问题的愿望。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温饱问题得到了缓解，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发生很大的提高。与此相应的是引起了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动，老百姓开始关注与个人发展相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需求增长幅度开始超过个人需求的增长幅度。

从历史和国际经验看，公共需求的膨胀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一般都伴随着公共政策转型。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当人均GDP迈进1000美元左右的小康门槛，向人均GDP3000美元左右的全面小康水平迈进时，顺利实现了公共政策的转型，经济社会就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日本在1960年前后，以满足公共需求为核心，开始逐步调整公共政策，完善全面的公共服务体制，在这个前提下才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经济增长，顺利跨越了2000美元、3000美元、8000美元、20000美元这几个经济增长的重要瓶颈。而部分东南亚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因为只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与政府公共服务，最终导致发展的逆转与停滞。在现行的公共政策模式下，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已经相当滞后。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差距约为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10．9％，约为1万亿元（按2001年GDP计算）。

可以说，能否实现公共政策转型将决定我国未来10-20年的发展走势。从经济领域看，公共部门和公共领域发展滞后是造成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情况下，对未来预期相当悲观，造成了投资和消费的严重失衡。这种现状如不能及时改变，经济增长将因逐步脱离老百姓的实际需要而最终停滞。相反，如果能够使经济增长反映公共需求的变化，经济结构逐步优化，将使经济发展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从社会领域看，如果与个人全面发展相关的公共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现状会进一步加深。而且，我国当前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不公平会继续拉大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社会两极分化、阶层断裂会持续下去。相反，如果这些公共需求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我国才有可能逐步进入一个和谐社会；从市场化改革来看，也有两种分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能够根据公共需求变动来及时地调整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及时地改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系，就有可能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老百姓会更加拥护改革。反之，就可能进入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从而使改革限于停顿甚至失败。

从以上分析可见，由于公共需求的变动，已经使我国公共政策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改革开放初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公共政策的第二次转型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1、从“以GDP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一直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公共政策核心理念。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已经演变成了“以GDP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本来应该投入到公共领域的公共资源被用在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上，使得政府本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被严重地忽视了。这种模式已经造成了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而且，虽然经济在高速增长，但是由于公共需求得不到满足，老百姓却越来越感到生活艰难了。

在以GDP为导向的公共政策模式下，所谓的圈地运动、暴力拆迁、经营城市、招商引资都成为政府首要关注的目标。一面是各种形象工程拔地而起，另一面是社会矛盾积累，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圈地运动留下了4000多万失地的农民，经营城市造成了普通老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房价。我国当前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全部收入,一个农民13.6年的全部收入。2004年12月，卫生部公布的最新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过去10年，我国居民中每年患病人数增加为50.8亿，但去医院看病的人数却明显减少，有近一半、25亿人次的患者不到医院就诊。主要原因是药价太高,看不起病。

以“GDP为中心”已经构成了整个公共政策系统性的紊乱和失序，使政策目标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把见物而不见人的做法推倒了极致。凤凰卫视2005年3月17日发出一则消息，香港文汇报报道，据中央党校有关专家提供情况，2004年中国群体事件的爆发，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是前些年不曾有过的。以北京为例，2004年1至8月，在北京市和国家信访局以及市委、市政府大门两侧的上访事件就达1,875批、75,753人次，比2003年同期的843批、38,581人，分别上升122%和96%。而从1994年至2003年的10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每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而参与人数则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年均增加1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聚精会神搞建设吗？

因此，我国当前必须实现公共政策从“以GDP为中心”到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转变。当然，以人为本不是不要经济建设，而是要首先从多数人的需要来搞经济建设。这与从GDP为起点，然后再考虑人的逻辑截然不同，在这里，多数人的需要是中心，GDP是派生出来的,这是一个质的转变。

2、从侧重于经济政策向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并重转变

公共需求的满足必然伴随着社会关系的调整，这就需要我们把社会政策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去考虑，以适应公共需求急剧增加带来的社会变化。

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从经济政策的调整入手的，在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城市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采取了一系列市场化的经济政策，现在仍然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国有企业进行减员增效和下岗分流的经济政策后，才开始关注社会政策的调整，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此后，SARS危机使政府感到公共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开始了新型合作医疗改革的尝试；孙志刚事件促成了收容条例的废止；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传统的户籍制度、信访制度都面临新的挑战，引起了学术界和官方的关注。但是总的来说，社会政策仍然不是主角，甚至没有完整的地位，基本上是从属于经济政策，处于经济政策的配角地位。

应当说，在改革初期，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先不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可以把改革的步骤简化，增加改革的确定性，降低改革的风险，是一个符合规律的选择。因此，在前一个时期着重强调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各种经济政策，大致围绕这一关系而展开，社会政策处于附属地位。但是在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关系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在客观上越来越要求强调社会政策，并把社会政策作为并列于经济政策的主体政策看待。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多元社会的框架基本形成，各类社会关系面临新的变化，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同等重要。以往我们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作为主要考虑的对象，与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体制格局有着直接的联系。就是个人从属于单位，政府直接管理企业和事业单位就等于政府管理了整个社会了。但是当前，个人不再从属于固定的单位了，而且社会已经分化出不同的利益主体。利益主体分化和形成之后，社会的权利意识全面觉醒。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例，一开始人们大多会将其看成是政府的恩赐，社会的温暖。但是现在更多地是认为个人具有的最基本的生存权，被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社会主体意识的觉醒必然要求我们把社会政策作为主体政策来看待。

二是改革已经成为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政治体制在内的结构性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几乎全方位地涉及社会政策的调整，多数的经济问题都可已经开始转化为社会问题。比如，在劳资关系方面，为什么不能有独立的工会组织？在城乡差距方面，更多关注的是农民社会权益的保护；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过程中，人们开始关注职工的权利为什么被遗忘了；在证券市场改革中，人们开始关注中小股民的权益；在对外开放中，人们开始关注，为什么外资企业就能够得到比本国企业更为优惠的税收条件。这些问题都已经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了，都需要我们从社会政策的角度，从公平和公正，从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角度加以解决。

三是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矛盾相对突出的一个历史时期。经济政策虽然重要，但是从最近几年几乎每一项经济政策的实施，社会都有不同的声音和反映。我国目前已经到了社会问题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社会问题不解决，各项经济政策不仅很难操作，而且操作中也很难达到预期目的。2002年，由著名学者王韶光、胡鞍钢、丁元竹三位著名学者在研究报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指出

Ⅵ 政策变迁的概念

政策变迁是指一抄项或多项当前的政策袭被其它政策所替代的现象，意味着旧政策的修改与新政策的采纳。一般政策变迁采取四种方式：
1、政策创新：在特定政策领域上制定一项全新的法律或计划，以取代旧的法律或计划。
2、政策更续：在现行政策基础上作渐进改进，基本变动幅度并不大。
3、政策维持：公共政策维持不变。
4、政策终结：旧的公共政策予以终结，代之以新的公共政策。

Ⅶ 公共政策体制存在缺陷的原因在哪里

[摘要]公共政策执行体制是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根本性因素。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体制性原因主要是官僚制公共政策执行体制、公共政策执行参与体制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与责任追究制度存在问题所致。公共政策有效执行需要公共政策执行体制创新。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执行体制
[作者简介]高建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8)12-0064-04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是公共行政管理和公共政策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既有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公共政策目标群体、公共政策执行环境等因素,也有公共政策执行体制的因素。本文试从公共政策执行体制的角度对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公共政策执行体制与公共政策有效执行:基于制度功能的视野分析史密斯认为:“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环境因素四者,为政策执行过程中所牵涉到的重大因素。”实际上,公共政策执行体制是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根本性因素。这是因为,在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中,无论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因素、公共政策目标群体因素还是其他因素,其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取决于公共政策执行体制的完善与否。丁煌指出:“在现行制度存在缺陷的条件下,各个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导致政策执行阻滞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理陛的选择。如果制度条件能够得以完善,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自然会随之改进。”
所谓公共政策执行体制,“是指承担公共政策执行任务的机构、人员与规范公共政策执行活动的各种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公共政策执行模式的总称”。公共政策执行体制与公共政策有效执行关系密切,可以从制度功能的视角得以理解。俞宪忠在《制度现代化解构》一文中指出:“在人类文明演化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制度优化始终是人类首先关注的重要对象,不仅要求生产力方面的科学技术创新,而且更要求制度本身的最优选择和最佳安排等制度创新,很多事实表明制度创新会比科技创新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关于制度的功能,丁煌认为:“首先,制度是人们有效地开展社会活动的一种工具。人们创造制度是因为制度有用,它可以弥补理性的不及和无奈;其次,制度为人们的行为设定了一个本利结构和奖惩机制。它向人们揭示了做什么事情和怎么做可以得到怎样的利益和好处,不做和不这样做需要受到怎样的制裁和惩罚;最后,制度还为我们观察和理解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和行为提供了一把钥匙。”
王诗宗认为:“外在制度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内在制度的不足,而且使制度适用于大型社会,有益于广泛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徐育苗认为:“政治制度的功能作用至少有四个方面:一是规范政治权力的运作;二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三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四是保证公民的政治参与。”杨龙、戴扬认为:“其一般意义上的功能涉及三个方面:第一,使复杂的人际交往过程变得更易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第二,制度既保护又限制个人自由领域,它使人们尽可能多地享有自由领域,这意味着拥有尽可能多的合意选择;制度的第三个功能是安全功能,它有助于缓解个人间和群体间的冲突。”
从制度功能的视角出发,公共政策执行体制与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第一,公共政策执行体制对公共政策有效执行起到保障作用。作为制度形式的公共政策执行体制,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其主要作用机理是:公共政策执行体制通过对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通过监督和约束从而达到控制公共政策执行者公共政策执行偏差行为。美国学者雷恩和拉比诺维茨在《执行的理论观》一书中就提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重要性。他们把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纲领发展阶段、资源分配阶段和监督阶段。其中的监督阶段主要是对政策执行过程与成果加以评估,确认执行者所应该承担的行政责任,包括监督、审计和评估三种形式等。萨巴蒂尔和马兹曼尼安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一个分析框架》一文中也提到公共政策执行体制的重要性。他们把影响公共政策执行各个阶段的因素分为三类:政策问题的可处理性、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以及政策本身以外的因素。在政策本身的规制能力中,他们就提出要“执行机构间与机构内部的层级整合”和“建构执行机关的决定规则”等等。
第二,公共政策执行体制为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提供了制度规范和秩序。公共政策执行体制是政治权力按照不同的利益要求,为实现社会政治的有序运行而对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和活动方式所作的法定约定。如政治权力确定政治权力的主体,规定政治权力由谁行使、属于谁;政治制度保障政治主体对政治权力的有效行使,不受侵犯;公共政策执行体制规定政治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政治主体活动的实现;公共政策执行体制规定对政治权力主体进行监督的范围和方式,限制政治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权益不受侵犯等等,这种法定约定对于保证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和秩序性满足。丁煌指出:“人们的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离不开制度。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那么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只能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混乱或者低效率
第三,不好的公共政策执行体制则会对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构成阻碍。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分配不合理、权责不明的公共政策执行体制则会造成公共政策执行内耗和消极抵抗,不利于公共政策有效执行。乔成邦、李军超认为:“传统体制下许多政府部门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服务对象是谁,往往是为了政策执行而执行政策,为了体制的需要而执行政策,甚至为了迎合上级的好恶而执行政策。由于传统的政策执行只注重投入,不注重产出,片面追求效率而不计成本,不衡量效果,因此也就很难取得效果,甚至投入越多效果越差,公众无法从政策中获得应有的好处。”二、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体制因素分析(一)官僚制公共政策执行体制对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制限
官僚制体制曾经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效率最高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模式由马克斯·韦伯所创立,用于解决组织效率和政策执行问题。在传统的官僚制公共政策执行体制下,执行主体结构是与一元化垄断相适应的“官僚制”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主体与主体之间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的统属与制约的不平等关系,联系的纽带多为命令或指令,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观意味着:决策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它是在科层的哪一层作出的;因此,最重要的决策是由政府机构的最高人物作出的。而处于科层等级低层的人们,只是执行这些决策罢了。”
作为公共政策执行的官僚制模式近年来遭受 学者们的批评和指责。其批评和指责集中在:(1)过多关注中央行动者的目标和策略,其他行动者在执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被忽略了;(2)为了应付不确定性,各种组织都不可避免地拥有自由裁量权,基层官员的活动也将由此产生“控制赤字”,因为他们发展出了应付压力的各种办法;(3)过分强调中央的目标,不但忽视了基层官员的适应策略,也忽视了政府活动的以外结果。埃尔莫尔认为:“科层等级结构的关系越束紧,为保证所需的监督和决策点数目便越多,异变和拖延的机会便越多,下级对上级指导的依赖便大,对个人判断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依赖便越少。”此外,官僚制公共政策执行体制关注的是纵向权力上的制约与控制,而对横向权力的配置控制不足,当“将公共政策执行任务分派给多个行政组织进行实施”时,“由于执行新公共政策部门责任的分散性,极有可能导致责任的互相推诿,信息的不通畅、执行工作的难以协调以及执行责任无法追究等一系列公共政策执行困境”。
(二)公共政策执行参与体制的不足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
张国庆指出,“阳光之下鲜有罪恶”;“政府建立信息公开制度,一切腐败行为就难以滋生与蔓延;从政策接受主体的角度来说,信息公开是主权在民的体现,保证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策的制定,保证公民行使监督权,切实保护自己的权利”。然而,从我国公民公共政策执行参与的现状而言,我国公民公共政策执行参与的力度和广度似嫌不足:一方面,从国家制度层面上,国家虽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实施了听证和政务公开等制度,但“过于强调粗放式的政策执行方式,忽视专业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造成追求短期效应的形式主义盛行”;在某种情况下,公民公共政策执行参与体制内渠道不多、也不畅通,这与公共政策执行者的“官本位”思想有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就是一个多方利益主体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而相互博弈的过程。”“政府若支持公众参与,扩大信息透明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政府的权力。由于权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它可带来利益,减少权力就意味着利益寻租可能减少。”另一方面,从公民自身的角度看,公民公共政策执行参与的动力不足,存在消极参与或不愿参与的情况。“公共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公共物品,它涉及全体公众,具有非竞争性和排它的不可能性,因此,公共政策的这种特性就决定了公民在公共政策参与中具有搭便车的动机,即个人不为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应承担任何成本也能为自己带来收益。”
当然,当公共政策执行危及到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时,如果体制内参与渠道不顺畅,则有可能导致“以法抗争”的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三)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缺损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
因此,加强对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政策执行监督和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然而,由于现实和体制的原因,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存在“虚监”、“失监”和责任追究无法落实的情形。如丁煌指出:“就我国的政策执行系统来看,由于监督机关实质上是属于当地党委和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其人事任免权、调动权均掌握在当地党政首脑手中,使监督机关成为当地党政机关的附属品。”作为公共政策执行责任追究制度而言,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责任追究也还处于理念和概念建构之中,深层次的责任追究制度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实践上还处于探索之中。此外,在中国现有的公共政策执行环境中,公共政策执行责任追究在没有上级和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大多都流于形式。如我国现行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自愿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这就说明,所谓引咎辞职,甚至是免职,都有可能是异地交流任职或成为升迁的前奏,公共政策执行责任追究制度的缺损或流于形式由此可见一斑。
三、创新公共政策有效执行体制之策略选择(一)重组公共政策执行结构体制,创新公共政策执行运行机制。第一,科学设置公共政策执行机构。在目前“公共政策执行”成为公共政策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焦点的情况下以及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启示,笔者认为,公共政策决策与公共政策执行分离是一个较好的范式选择,即在决策、执行职能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形成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决策局和执行局。执行部门和决策部门之间是绩效合同关系,按照决策部门的法规、政策、办法运作,实现决策部门规定的责任、目标和任务。第二,合理划分公共政策执行权力。从纵向上说,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力,做到集权和分权的统一,特别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自主权。从横向上说,一方面,要整合各部门执行权力,防止“政出多门”、“多龙治水”现象;另一方面,要做好横向间各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典型的公共政策执行是发生在一个复杂的府际间关系网络上,其中多元参与者经常抱持分歧而且冲突的目标与期望;基于此,各种层次的府际关系运作能否顺畅无碍,自然与政策执行的效果息息相关。”第三,探索公共政策执行新途径。公共政策执行既要重视传统自上而下官僚制公共政策执行模式,也要注重采用自下而上公共政策执行模式;既要充分发挥自上而下官僚制公共政策执行模式的管理“控制”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自下而上公共政策执行模式中基层官员的主观能动作用。“离问题越近,其影响问题的能力就越大。换言之,复杂组织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依赖于官僚层级的控制,而是依赖于处理问题最恰当的地方之自由裁量权的最大化。”此外,还要注重网络治理模式的运用。“网络是由各种各样的行动者构成的,每个行动者都有自己的目标,且在地位上是平等的;网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网络行动者采取合作的策略活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二)加强公共政策执行参与体制建设,提高公共政策目标群体公共政策执行参与程度。公共政策目标群体参与公共政策执行,不仅可以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社会认同度和接受度,而且还有助于减少公共政策执行者政策执行偏差和执行腐败行为,有助于公共政策有效执行和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不致受损。为此,一方面,作为公共政策执行者,应充分敞开公共政策执行参与渠道,在当前“通过对话、协商、公开辩论乃至全民公决渠道把公众纳入公共决策过程已不再是一件观念上难以接受、技术上无法克服的事情”的情况下,不仅要充分发挥体制性的公共政策执行参与机制,如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政协的参政作用,健全人民来信来访制度,领导深入基层调研制度等等,还要不断开辟新的公共政策执行参与渠道,如举行公共政策执行听证会、建立公共政策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公共政策执行活动和公共政策信息的公开化确保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了解权,允许公众对公共政策执行进行公开辩论或公开批评,公众直接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的投票表决等等;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政策目标群体,也要自觉地主动地参与公共政策执行全过程,克服公共政策目标群体公共政策执行参与不足和参与“搭便车”现象,应建立正常的公民公共政策执行参与制度,允许在合法利益未得到解决之前有合法的“抗争”的权利等等。
(三)建立和完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首先,要给予监督者一定的权威和权力,特别是上级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权威和权力,防止出现因控制权力过软导致“令不行、禁不止”的现象;其次,要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功能、内外沟通、上下结合的监督网络,进一步完善以党的监督为先导,权力监督为主体、舆论监督为动力的监督体系。同时,公共政策制定机关以及其他国家机关要加大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力度,使公共政策执行者时时感受到执行的压力,不敢懈怠;再次,完善公共政策执行责任追究制度,对因政策理解偏差、贯彻不力、执行失误、甚至违背政策、对抗政策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政策执行人员和相关领导要追究其执行责任和领导责任;对玩忽职守、擅自篡改政策或使政策执行发生严重偏差和严重后果的故意行为要追究执行者和领导者的法律责任,该处理的处理,该制裁的制裁,使其在法律的边界内不敢擅自作为;完善公共政策执行责任追究方法,对玩忽职守、贯彻不力、执行失误、对抗政策等的政策执行人员该撤职的撤职、该免职的免职,该开除的开除,永不续用

Ⅷ 公共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1）执行机制与执行者素质的缺陷，这是导致政策失灵的重要原因。 （2）利益群体或压力集团的影响。 （3）政策执行原则把握不好。 （4）政策执行环境的影响。 （5）目标群体的不配合或抵触。

Ⅸ 我国转型过程中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变形的原因

1、缺乏经验。
2、地方政府的地方主义。
3、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矛盾。
4、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过快，地方政府应变能力较差。
5、缺乏专业的人才。

Ⅹ 公共政策失败的原因有哪些

公共政策失败来的原因有三种自：
一是动力不足致公共政策失败；二是低支持度致公共政策失败；三是内外失据致公共政策失败。

动力不足型公共政策失败：原因在于政策执行层的利益在新政策中受损或没有得到照顾，他们缺乏足够的政策执行动力。从政策科学化角度来说，合理的利益平衡程度是高质量政策的必备条件。政策设计无法合理平衡各方利益，无法获得政府公务员群体的支持，是许多政策夭折的重要原因。
低支持度型公共政策失败源于公众的反对，虽然此类政策成功地解决了政府机构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但是不符合公共利益，造成了公众的普遍不满和反对。因此，这类政策无法获得成功。
内外失据型公共政策既未调整好政府组织内部的利益，也未考虑到大众的利益诉求，造成了内外失据。一方面，政府内部利益分配失衡，公务员执行政策的动机不强；另一方面，政策支持度低，公众不理解、不支持政府政策，甚至反对、破坏政策的执行。
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作用是规范和指导有关机构、团体或个人的行动，其表达形式包括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或命令、国家领导人口头或书面的指示、政府规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