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幼卫生监测网

㈠ 如何监测出生缺陷

我国采用的是医院监测和部分地区同时也有人群监测两种监测方式。 出生缺陷监测是指在某一范围内选择一定有代表性的医院或人群，对围生儿中的出生缺陷进行长期、持续的动态观察，与标准基线率进行比较、评估，及时获得突增、新发或消失的出生缺陷的信息，分析其原因，以利于尽快发现和消除致畸因素，提高人口素质。

1 出生缺陷监测的背景
我国出生缺陷监测开始于1986年10月，由华西医科大学牵头在29个省(市、自治区)对120多万围产儿进行出生缺陷监测。基本摸清了我国出生缺陷的种类、顺位和分布，并编著出版了《中国出生缺陷地图集》。这是我国开展最早、面最广的一次出生缺陷横断面调查。卫生部于1988年将出生缺陷监测转为常规工作，1996年卫生部与孕产妇死亡监测、5岁以下儿童死亡监测“三网合一”。正式实施中国妇幼卫生监测方案。
2 出生缺陷监测的对象和范围
2.1 1986年起使用以医院为基础的监测方法。在抽取的监测点选择部分县级及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院作为监测医院，监测对象为在监测医院内住院分娩的28周至产后7天的围产儿(包括活产、死胎、死产)。2003年起将整个孕期发现的畸形均纳入监测范围。这种以医院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方法，经济高效、操作性好，由于覆盖的人口数和监测医院的地域分布等原因，结果可大致反映监测地区出生缺陷的发生水平和趋势。但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偏倚，不能完全的反映全国人口的出生缺陷发生情况[2]。
2.2 以人群为基础的监测方法这是WHO推荐的监测方法，国际出生缺陷监测中心多数成员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匈牙利等采用人群监测，我国于1993年1月至1996年12月进行的“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采用的就是人群监测方法[3]。国家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2003年在天津、辽宁、福建、河南、湖北五省开展了人群监测的试点工作，取得了宝贵的工作经验。2006年在试点的基础上扩大了人群监测范围。广西柳州等地也开展了人群监测，监测对象为居住在监测地区的孕妇。监测期限为妊娠满20周(或体重达500g)至出生后一年。人群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可克服医院监测的局限性，比较全面的了解某地区出生缺陷的发生状况，但需耗费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水平下全面开展以人群为基础的监测方案的可行性和成本效益仍需进一步探索。
3 出生缺陷监测体系
现阶段我国出生缺陷监测有三个层面的监测体系：
3.1国家级出生缺陷监测体系：1986年至今，有分布于全国范围的出生缺陷监测网；
3.2省级出生缺陷监测体系：1996年起各省先后在国家级监测医院的基础上扩大监测点，建立了本省的出生缺陷监测点，逐步形成省级出生缺陷监测体系。
3.3 市县级出生缺陷监测体系，2004年开始到现在广西要求市县级所有的接产医院为监测单位，以了解市辖区的出生缺陷发生情况，同时完成自治区监测点和国家监测点的监测工作。
4 出生缺陷监测病种
1996年以前出生缺陷动态监测的病种有113种，病种繁多不易提高监测质量。1996年调整，至今重点监测23种出生缺陷，包括无脑畸形、脊柱裂、脑膨出、脑积水、腭裂、唇裂、唇裂合并腭裂、小耳、外耳其它畸形、食管闭锁或狭窄、尿道下裂、膀胱外翻、马蹄内翻足、多指(趾)、并指(趾)、肢体短缩、先天性膈疝、脐膨出、腹裂联体双胎、唐氏综和征、先天性心脏病等，突出了常见、多发、致死致残的疾病，更利于与国际出生缺陷监测交换所的监测内容接轨。广西根据本省地中海贫血高发的具体情况，增加了地中海贫血的监测。

㈡ 严仁英的生平事迹

严仁英，1913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大家族，祖父严修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做过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曾与张伯苓一道，共同创办南开系列学校，被誉为“南开校父”。因为排行老四，家人都亲切地叫严仁英“四妹”。
从小在深宅大院中长大的严仁英，12岁前都没出过家门，据她自己说，“所以老有点野性大发，老想往外跑”。
也许从小就渴望外面的天空，也许受张伯苓的名言“会玩的学生才会读书”的鼓舞，南开女中的五年时光，严仁英成了个十足的爱玩会玩的快乐女生。那时的她，个子高高，活泼好动，当仁不让地成为校篮球队和排球队的核心成员。
话剧一直是南开学校经久不衰的传统。当年，周恩来、曹禺都曾是南开话剧团的风云人物。严仁英也跃跃欲试，她联合同班同学邓婉娥、陶葆圣，将东北地区爱国将领郭松龄的故事搬上了舞台，自编自演，为话剧起名《反正》，主角郭松龄将军自然由身材高大的严仁英扮演。
虽然是第一次出演，严仁英却镇定自若、吐字清晰，特别是她说出“我郭松龄正式宣布起兵！”那一句铿锵有力的道白后，台下掌声雷动。尽管这个女孩十足爱玩甚至略带淘气，可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全校前三名。
1918年，严仁英的父亲病逝异乡，祖父严修悲伤之余，对年幼失怙的严仁英兄妹倾注了全部的爱，祖父对教育的重视以及方法的科学，让他们获益匪浅。
严仁英兄妹也格外争气，努力学习、侍奉长辈，从小就自强自立。初三时，长年受肿瘤困扰的祖父严修也因病而去，严仁英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严家没出过医生，每每碰到病痛，全家几乎是束手无策，“特别是我的三哥，老早就得了肺结核，不得不退学在家养病，为了照顾三哥，我的母亲付出了很多。所以我很早就有了当医生的愿望，而我想当医生的最初愿望，就是能够给家里人看病。”
1932年，严仁英顺利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同时选修北平协和医学院预科必修课程，正式开启了治病救人的人生路。 1935年，严仁英如愿以偿地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并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协和医学院奖学金。
北平协和医学院素来以高标准培养的“少而精”而著称，因而协和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学习异常紧张。林巧稚回忆当年学习时说：“一开学，几乎就与世隔绝了，一头钻到学习里。”而稍后于严仁英毕业的吴阶平则对老协和“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久久难忘。
凭着在南开、清华养成的良好习惯，严仁英依然是活泼轻松、乐于助人。也正是在协和的日子里，严仁英认识了同班同学王光超，两位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在这里奠定了此后的一生情缘。
协和医学院要求每位学生都要去各科轮流实习，为此，严仁英来到了协和医院产科，在这里，她第一次认识了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林巧稚是1929年毕业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第六届毕业生，也是协和医院第一个中国籍的妇产科主任，她曾亲手为5万多个婴儿接生，被称为“万婴之母”。
而在初来乍到的严仁英看来，林巧稚这位大夫颇有点“神”。
严仁英回忆：“我那会儿做实习大夫的时候就奇怪，怎么产妇在那儿哼哼唧唧地闹，林大夫一来了就没声音了。她就坐到产妇的旁边，拿手摸摸她的肚子，听听胎心，摸一摸子宫收缩，完了跟她说，你现在是怎样的，还有为什么现在肚子疼啊，是孩子要出来了，得给他腾道，出来的路得腾好了，孩子就好出来了。产妇牵着林大夫的手，她就安静了，她就也不嚷嚷了。所以在我印象里，我觉得林大夫真是一个好大夫，她对于门诊的病人、病房的病人都那么认真负责，非常耐心，除了给她治病，还给她解决心病。”
在恩师林巧稚的指导下，严仁英选择了妇产科专业，留在协和任住院医生。她很喜欢这个专业，因为在这位年轻实习医生心目中，产科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一个人来，两个人走，母亲和孩子走的时候都高高兴兴的，这令我心情舒畅。”
工作了一年多，正当严仁英踌躇是否要像林巧稚那样，不结婚，一步步从住院医生晋升到住院总医师、讲师、副教授、教授时（老协和认为女性结婚就是事业的终结，最多只能去门诊），珍珠港事件爆发，协和医院被迫关门。
协和关闭后，林巧稚谢绝了同事动员她去美国的邀请，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起了“林巧稚诊疗所”。而在林巧稚的安排下，严仁英则来到了杨崇瑞博士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属产院，并由此接触到了另一位为中国妇幼卫生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著名妇产科专家——杨崇瑞。
中国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杨崇瑞不仅是一个妇产科专家，更是一位医学教育家。她积极投身于当时不为人重视的群体保健事业，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创立了多所助产学校，在旧中国掀起了一场新式接生法的革命。更令人钦佩的是，早在上世纪30年代，杨崇瑞就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主张，创办“节育指导所”。
在杨崇瑞的节育指导所里，严仁英看到了令她终生难忘的一幕：医生们几乎是在用“求”的口气，“求”患者们一定要采取避孕措施，告诉她们为什么要避孕，怎么采取措施。
严仁英震惊了。这几乎是“死乞白赖”地“求”病人，和以往自己坐在诊室里等病人求上门来，是多么的不同啊！就在杨崇瑞身边，严仁英开始体会到“预防”和“保健”的重大意义。 1942年7月，严仁英辞去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工作与王光超结婚，成为“王光超大夫诊所”的一名医生。但她很快便发现，丈夫的这个诊所有点“神秘”。这个坐落在西单旧刑部街上的小诊所，正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肩负着秘密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和物资的艰巨任务。
诊所是城内物资通往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渠道。严仁英勇敢地配合着丈夫的“神秘”举动，“这样的秘密行动持续了两年时间，给根据地送药，我们从来没怕过。”
1945年夏，日本投降，北平城百废待兴。由于日本人的撤出，北平大学医学院教学陷入停顿之中，严仁英被请到北平大学医学院讲授妇产学。
当年的学生胡亚美回忆：“当时，我们妇产科课程是由林巧稚老师讲授的。林老师当然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授，但她的普通话不太流畅，讲课时常用英文夹杂闽南语，学生听起来有些困难，也妨碍了对课程内容的领会。我们的大班长在得到林老师的同意后，请来了她的得意门生严仁英老师为我们讲授妇产科的课程。严老师讲课条理清楚，与临床紧密结合，很受我们欢迎。”
1946年，北大复校，北平大学医学院并入北大。北大医院重新开业，立即请来了原来协和医学院的各科班底，如内科的吴朝仁、王叔咸，外科的关颂韬、王大同，儿科诸福棠，眼科毕华德，耳科张庆松，皮肤科胡传揆等，严仁英的恩师、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自然也在其列。
当时，由于这些教授大多身兼数职，他们就把原来在协和的学生找来做住院总医师，这其中有内科的邓庆增、外科的吴阶平、儿科的赵锡祉等，而林巧稚的不二人选，自然是严仁英。
就这样，严仁英再次回到了林巧稚身边。
1948年秋，在多方争取和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部进修。想起为了事业终生未嫁的恩师林巧稚和杨崇瑞，严仁英格外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正当严仁英夫妇在美国努力学习时，大洋彼岸传来了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一年之后，归心似箭的严仁英夫妇与许多有志青年一道，冲破美国方面的劝诱和阻挠，毅然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严仁英夫妇从旧金山登上开往香港的客轮，同船的有老同学梁思懿夫妇、其弟梁思礼，以及范少泉、刘传琰等一批朝气蓬勃、心系祖国的年轻留学生。
在美国学过无线电又做过电台主持人的梁思礼随身带了一个惠普收音机，顿时成为这批渴望得知祖国消息的年轻人的中心。一天，收音机传来了10月1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严仁英等人无比兴奋，便在甲板上展开了庆祝活动：“按照新的国旗是红色，并有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和四颗黄色小五角星的解说。我找来一块白布，用红墨水染成红色，用黄纸剪了五颗五角星，把大星四周各放上一个小星。就这样，我们唱歌（《解放区的天》等）、跳舞，在甲板上尽情欢庆。后来回到北京时才发现国旗做得不对，可惜下船时没有把它留下来做纪念。”
按照严仁英自己的说法，归国之后，她干了一连串“不务正业”的事。首先就是为妓女检查身体。
1949年11月21日夜，时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一声令下，封闭了北京八大胡同的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娼妓在新中国正式成为历史。作为妇产科专家，严仁英跟随医疗队在教养院对妓女们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治疗。严仁英将她们看作自己的姐妹，不歧视、不嫌弃，以高尚的医德医风，感化着教养员的学员，自身也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
紧接着就是抗美援朝。1951年，严仁英跟随李德全带领的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这期间，他们发现了美军空投生化武器的恶劣行径。于是，1952年3月和7月，严仁英两度赴朝，先后陪同国内团体以及英、法、意等七国调查团，调查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情况。
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严仁英等人冒着美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奔赴前沿阵地，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收集了大量的罪证材料。在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严仁英多次参加有关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展览工作，在1953年德国柏林的展览上，她用流利的英语和翔实的资料向参观者讲述美军罪行，这些材料后来被编成中、英、法、俄四种文字出版。
1953年，严仁英受邀陪同康克清同志前往哥本哈根参加第三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大会。从此，“情况的发展更是不可收拾”，各种外事活动接踵而来。
1958年，作为五名观察员之一，严仁英代表中国参加在科伦坡召开的亚非妇女会议；1961年，参加以许广平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日；1964年，参加以蒋南翔为团长的中阿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1979年，参加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美，并在此后多次出访美国；1988年，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英国等。
尽管占用了许多业务和家庭时间，严仁英对自己这些“不务正业”的工作无怨无悔，她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每次出访，都自愿承担起照顾整个团队的后勤工作，并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严仁英气质高雅、英文流畅，常常被当作中国妇女的“形象大使”。对此，她心中充满了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豪情，“我个子高、英文好、身体棒，又不裹小脚。走出去人家一看我这个‘板儿’，整个一活生生的新中国妇女的好样板儿！人家就会觉得中国妇女解放了，真的解放了。” 归国之后，严仁英曾短暂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北京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旋即回到北大医院做妇产科主任。虽然从事的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但严仁英很早就体会到了这份事业中的艰辛和苦涩：
“记得1946年我刚到北大医院工作的时候，医院产科收治的病人要么濒危，要么孩子已死，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那时接收的产妇难产发生率特别高。我曾见过一位难产的农村妇女，由家人用一扇门板抬到医院时，孩子的一只手已经出来了。在那种情况下，医生所能起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很小了。”
面对这些惨状，严仁英开始反思临床医学的局限。20世纪50年代，在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工作时，她意识到，在未感觉患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许多到门诊就医的晚期宫颈癌的患者，则大多回天乏术。
严仁英开始悟出一个道理，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则可以造福一大群。
真正使严仁英下定决心从临床转行到保健的，还是受老前辈杨崇瑞的感召。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工作时，严仁英就敬佩杨崇瑞改造旧接生婆、培养助产人员，使全国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的创举。
新中国成立后，杨崇瑞听从严仁英的劝说归国，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与她同为全国政协委员。两人接触多了，杨崇瑞“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育人目标和个人行为准则，更是深深感染了她。踏着杨崇瑞的足迹，严仁英走上了妇女保健之路。
有一次，政协讨论关于人工流产合法化的问题，严仁英和杨崇瑞都表示反对，怕的是如果人流合法，则人们更不重视避孕了。后来他们却了解到，由于得不到人工流产术的合法帮助，有些妇女遭受着非法的折磨。许多像“段三针”等土办法，未能成功流产反而会导致孕妇尿瘘等残疾，甚至送命。
严仁英反思了自己幼稚可笑、脱离群众的单纯技术观点，提出了要“一只脚踏进群众中去”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她开始了保健之路的探索。
2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严仁英带领各科专家奔赴北京远郊密云县，一边办“半农半医”学习班，一边治疗一些妇女病，几乎跑遍了整个密云水库。她深切体会到了农村缺医少药以及农村妇女健康条件的恶劣。
可惜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中断了。
严仁英夫妇没能逃过“文革”的冲击，顶着莫须有的“帽子”，严仁英被贬为卫生员。然而无论是抬担架还是扫厕所，严仁英都依然宽容真诚地看待他人，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
“文革”结束，终于迎来了崭新生活，为了使人工流产带来更少伤害，她开始提出“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设想，并带头在医院设立计划生育研究室，着手药物流产研究。
初始的工作只能靠闯，为了对抗孕激素和促进子宫收缩，“听说新疆山上有一种叫雪莲的植物，那个植物使它周围地方的雪都化了，他们说它是‘热型’的，是不是可以用它来试试看。于是我们就弄点儿雪莲，用实验室的小耗子来做试验看看。”后来，严仁英等人研究出实用前列腺素和中药穿心莲等草药终止妊娠的方法，接着又研究开发新药，终于闯出一条抗早孕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路子。
如今，这项研究已经用于临床，给广大妇女带来福音。
1979年，严仁英跟随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美，其间，她接触到了国外日渐兴起的围产医学。想起自己从事妇产科几十年临床工作的局限和教训，想起恩师林巧稚、杨崇瑞所走的道路，深受启发的严仁英决心将“围产保健”引入中国。
回国后，严仁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北医一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开始研究围产医学。
以往的孕妇产前初诊要到妊娠7个月才开始，严仁英认为产前检查应从妊娠初期开始，坚持定期检查，才能做到早检查、早确诊、早保健，确保母子安全。于是，她又带领优生保健组成立了早孕门诊，继而组织孕妇学校，每天为近千名孕妇提供服务，对孕妇的生理、心理问题进行全面的指导，许多孕妇带着丈夫、婆婆一家人来听课。
现在，早孕门诊、孕妇学校、围产保健早已为人熟知，这正是严仁英为我国少生、优生工作所作的最早贡献。
要做优生保健，首先需要大量的调研。严仁英选择了当时经济欠发达、围产儿死亡率高的京郊顺义农村为试点，开始对1981年—1982年的孕产妇及围产儿死亡率进行监测观察，并推广围产保健的“高危管理”措施。
没有经费？严仁英拿出自己的“顾问费”垫上；没有病人？严仁英带领大家挨家挨户“下去找病人”；急缺人手？严仁英义务给顺义村、乡两级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识别高危因素，处理高危妊娠、分娩及抢救新生儿的能力。
3年多时间，她们走遍了顺义7个乡，调查研究的婴儿达到2000多个，终于使围产儿死亡率由27‰降至17.6‰。严仁英的“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的好评，世卫组织连续资助中国举办3期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学习班，将围产保健高危管理的技术推广至全国，并出版《围产保健高危管理》一书。
自此，严仁英扛起中国围产保健的大旗，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此后，严仁英与她的团队在全国农村陆续开展“造成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调查、开展孕妇心理尤其是产后抑郁症的研究，将围产保健从医学扩展到社会学、心理学领域；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开展对“神经管畸形”的防治研究，将女性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上升为国家行为，使我国神经管畸形儿发生率在原有基础上下降了50%。
此外，严仁英还建立了中华围产医学会，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建成北医妇儿中心大楼，在全国农村推广围产保健“三级管理网”。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围产保健、生殖保健扩展到各个年龄段和多学科领域。

㈢ 妇幼保健干什么啊

妇幼保健院是专门为妇女儿童提供医疗和预防保健的医疗机构。妇保科是负责产前检查，生产，产后保健，产后儿童保健，妇科疾病等检查的科室，孕期妇女生殖功能检查和功能矫正以及孕期检查，产妇检查，分娩等服务。卫生院不仅做好卫生保健工作，而且对妇产科进行诊治。住院，分娩等。

妇幼保健医院在装修设计上应坚持以人为本、以妇女儿童为中心的理念，创造一个安全温馨、舒适洁净且充满新鲜活力的医疗环境，不仅能调节就诊者的不良情绪，还能有效树立和传递医院文化形象。

(3)中国妇幼卫生监测网扩展阅读：

注意事项：

1、对孕产妇建立保荐手册，掌握孕产妇数量及分布。

2、对孕产妇至少进行5次孕期指导，包括体格检查和产科检查（体重、血压，宫高，胎心，胎位等）心理适应、孕期营养等资讯。

3、进行高危孕妇初步筛查，转诊，随访。

4、开展产后访视，指导产后避孕。

5、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与咨询。开展育龄群众避孕节育知识的宣传。向社区育龄夫妇免费提供避孕节育药具。

㈣ 妇幼保健院是做什么的

妇幼保健院是医院，里面的工作人员是医生。

妇幼保健院是建在市区或者县城内的集妇幼保健、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医院，旨在为了妇女儿童的医疗服务。分为三个级别：省级妇幼保健院、市级妇幼保健院和县级妇幼保健院，不同级别的妇幼保健院有不同的职责。

妇女儿童健康是人类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妇女儿童健康指标不仅是国际上公认最基础的健康指标，更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的重要综合性指标。

《中国妇幼医院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妇幼保健机构有3144家，较2012年增加了100家；床位数17.55万张，同比增加了1.39万张。

(4)中国妇幼卫生监测网扩展阅读：

妇幼保健院的职责：

1、省级妇幼保健院是国家高层次的妇幼卫生专业机构。

它可以提供全面、系统、高质量的妇女保健、儿童保健、计划生育技术、优生优育技术、医疗护理、监测监护等保健服务。

2、全面掌握全省妇女儿童的健康状况，主要的健康问题、常见疾病和妇女儿童群体的多发性疾病、孕产妇死亡、围产儿死亡、婴儿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情况及主要致死原因。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需求和服务质量，出生人口质量及影响妇女儿童群体健康的主要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因素，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全省的妇幼保健规划和支持性规划。

省级妇幼保健院作为业务的牵头单位参与规划的具体实施。

3、负责全省妇女保健、儿童保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优生优育、信息统计、健康教育、培训、科研新技术推广应用等具体业务工作的技术指导并负责对市地级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质量进行监测和审评，定时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报告。

4、掌握全省妇幼卫生专业队伍数量、知识和技术水平，根据妇幼卫生工作的实际需要，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在职人员及基层妇幼卫生人员的培训规划并具体组织实施，要有计划培训妇幼保健短缺专科人才，以满足保健工作的重要。

5、能承担本科室研究生及妇幼卫生中高级人才的进修培养任务。

6、能承担国家、省级科研课题和进行国际合作；针对本省妇女儿童身心健康的主要问题、重点疾病，开展应用性研究工作并负责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

7、接受下级妇幼保健院的会诊、转诊，坚持双向转诊制度。

为市地县妇幼保健院提供有关产前诊断、遗传咨询、围产期检测技术等方面的技术支持。

8、负责服务、整理、分析、储存全省妇女儿童健康指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及人口出生质量、各项妇幼卫生工作指标及妇幼卫生资源转入等数据资料，按规定时间上报省卫生行政部门，同时反馈给市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妇幼保健院。

负责对危害妇女儿童健康主要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并开展防治工作，承担国家检测室的监测任务。

9、执行省级妇幼保健院建筑、装备标准。

㈤ 英山县妇幼保健院的医院荣誉

拥有卫生技术人员80人，其中高级职务8人，中级职务39人，初级职务29人。1996年、1999年分别被卫生部授予“爱婴医院”、“一级甲等妇幼保健院”。1990年至今，先后牵头实施并顺利完成了《加强中国基层妇幼卫生/计划生育服务》、《妇幼卫生人力发展》、《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母婴安全》等国际国内妇幼合作项目，以及《中国农村新生儿寒冷损伤流调监测与预防》、《孕产妇死亡干预》、《五岁以下儿童死因流调》、《中国妇幼卫生“三网合一”监测》、《湖北农村儿童肺炎死亡危险因素及干预对策研究》、《妇女乳腺疾病防治研究》等科研课题，其中《加强中国基层妇幼卫生/计划生育服务》项目被国家级项目领导小组评为全国先进项目县，《母婴安全》项目被省卫生厅、省妇儿工委授予“全省母婴安全活动先进集体”，《中国农村新生儿寒冷损伤流调监测与预防》科研课题被省人民政府授予科技进步三等奖，《湖北农村儿童肺炎死亡危险因素及干预对策研究》科研课题被省科技厅认定为湖北省重大科技成果。

㈥ 哪里可以下载 中国妇幼卫生监测工作手册

你可以看看这个《现代妇幼保健质量安全控制规范与管理规章制度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