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公共性

『壹』 武汉大学 行政管理博士 参考书目有哪些求详细目录，谢谢！

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生各研究方向必读书目

研究方向（一）：公共管理与领导研究

1、 费斯勒、凯特尔：《行政过程的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纳特、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4、 詹姆斯·Q·威尔逊：《美国官僚政治——政府机构的行为及其动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5、 戴维·H·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8、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0、M·J·C·维尔:《宪政与分权》，三联书店，1997年版。
11、斯蒂芬·L·埃尔金等：《新宪政论》三联书店，1997年版。
12、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13、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上海三联1999版。
14、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8、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9、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0、徐湘林、格勒、赵建民：《民主、政治秩序与社会变革》，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研究方向（二）：地方政府与区域公共管理

1、[美] V·奥斯特罗姆：《美国联邦主义》（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2、[美] 丹尼尔·J·伊拉扎：《联邦主义探索》（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3、[美] V·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美] R·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中译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美] 詹姆士·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中译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美] 约瑟夫·S·奈、约翰·唐纳胡：《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7、[德] 贝亚特·科勒-科赫等：《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8、[美] 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9、[美] S·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10、[美] S·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11、[美]E·奥斯特罗姆等：《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12、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4、胡兆量：《中国区域发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舒庆、周克瑜：《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行政区经济透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谢庆奎等：《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

研究方向（三）：公共理论与行政伦理

1、[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2、[美]汉娜·阿仑特著，竺乾威译：《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汪晖等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
4、刘军宁等编：《公共论丛》，三联书店（连续出版物）。
5、[美]R.T.诺兰等著，姚新中等译：《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6、[美]乔尔·阿伯巴奇等著，陶远华等译：《两种人：官僚与政客》，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
7、[美]特里·L·库珀著，张秀琴译：《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美]杰拉尔德·凯登著，[美]马国泉编：《行政道德文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许卓云：《从历史看领导》，三联书店1994年版。
10、[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著，黄华光译：《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11、瓦尔特·李普曼著，黄胃译：《公共哲学》，（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8年版。
12、弗里德利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V·登哈特、R·登哈特：《新公共服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O·C·麦克斯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H.George Frederickson, Ed, Eth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M. E. Sharpe,Inc. 1993.
16、RorertB. Denhardt, In The Shadow of Organizati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1.
17、Terry L.Cooper, Ed, Handbook of Administration Ethics, Marcel Dekker, Inc, 1994.
18、PeterMadsen, Jay M. Shafritz, Ed, Essentials of Government Ethics, ThePenguin Group, 1992.
19、Adams,Guy & Danny Balfour. Unmasking administrative evil. Thousand Oak:Sage Publication, Inc, 1998.
20、TheEnterpris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Summary View. Chandler & Sharp Pub.,1980.

研究方向（四）：地方治理

1、夏尔.德巴什：《 行政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2、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格罗弗.斯塔林：《公共部门管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4、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戴维·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7、董礼胜：《欧盟成员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刘君德等著：《中外行政区划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著：《美国地方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克里斯托弗·波利特等著：《公共管理改革：比较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11、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年版。
12、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著：《美国地方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克里斯托弗·波利特等著：《公共管理改革：比较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14、丹尼尔·伊拉扎：《联邦主义探索》，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15、斯科特·戈登著：《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6、青目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17、詹宁斯：《法与宪法》，三联书店1997年版。
18、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9、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0、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研究方向（五）：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

1、 希克：《现代公共支出管理方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2、 斯基亚沃-坎波、托马西：《公共支出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3、 里德、斯韦恩：《公共财政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4、 鲁宾：《公共预算中的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理查德·马斯格雷夫、佩吉·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6、杨肃昌：《中国国家审计：问题与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7、楼继伟主编：《中国政府预算：制度、管理与案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8、黄佩华：《中国：国家发展与地方财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9、尼斯坎南：《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出版社。
10、费雪：《州和地方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敦利威：《民主、官僚制与公共选择》，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出版社。
12、戈登·图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分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布坎南、布伦南：《宪政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尔姆斯、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北京大学2004年版。
15. Patashnik, Eric. 2001. Putting trust in the US budget:Federal trust funds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it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Albert C. Hyde. Eds. 1991. Government budgeting:Theory, process, and politics. Pacific Grove: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7.Khan Aman & W.Bartley Hildreth. Eds. 2002. Budgettheory in the public sector. Westpoint: Quorum Books.
18.Khan Aman.Eds. 2004. Financial managementtheories in the public sector. Westpoint: Quorum Books.
19.John Bartle. 2001. Evolving theories of publicbudgeting. New York:JAI Press.
20.Gerald J. Miller, W.Bartley Hildreth & JackRabin. Eds. Performance-based budgeting. Boulder: Westview Press.

研究方向（六）：城市管理与市政学

1、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 1987年版。
2、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3、B．盖伊．彼得期：《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莱恩：《新公共管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5、夏书章、王乐夫、陈瑞莲编：《行政管理学》（第3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夏书章著：《现代公共管理概论》，长春出版社2000年版。
7、夏书章著：《市政学引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8、夏书章、徐理明编：《市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9、纳特．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薜澜等著：《危机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彼得．F．德鲁克等著：《知识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夏书章著：《知识管理导论》，武汉出版社、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夏书章著：《新加坡行（市）政管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夏书章著：《香港行政管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15、李瑞环：《城市建设随谈》（上），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6、李瑞环：《城市建设随谈》（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7、夏书章主编：《行政效率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8、拉塞尔·M·林登：《无缝隙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夏书章、汪淑钧：《行政奇才——周恩来》，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0、徐晓林、杨兰蓉编著：《电子政府导论》（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研究方向（七）：公共管理与制度分析
1、郭小聪主编：《政府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德] 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4、[美] 奥斯特罗姆、帕克斯和惠特克著：《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5、[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美] 盖瑞 ·J.米勒著：《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美]丹尼斯·C.缪勒著：《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美]乔·B.史蒂文斯著：《集体选择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美]威廉姆·A.尼斯坎南：《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出版社。
11、[美]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著：《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研究方向（八）：政府组织与管理
1、戴维·奥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摈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罗伯特 · B · 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B · 盖伊 · 彼德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雅米尔 ·吉瑞赛特：《公共组织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5、格罗弗·斯塔林：《公共部门管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6、纳特、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上海三联1999版。
8、詹姆斯·Q·威尔逊：《美国官僚政治——政府机构的行为及其动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9、莱恩：《新公共管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10、戴维·H·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弗里德利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V·登哈特、R· 登哈特：《新公共服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克里斯托弗、波利特等著：《公共管理改革：比较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14、麦克尔 ·巴泽雷：《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拉塞尔·M· 林登著：《无缝隙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7、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8、陈振明：《政府再造——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蔡立辉：《电子政务：信息时代的政府再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罗纳德·克林格勒、约翰·纳尔班迪：《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研究方向（九）：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1、瑞尼：《理解和管理公共组织》，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雅米尔·吉瑞赛特：《公共组织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3、瓦休等：《组织行为与公共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4、瑞尼：《理解和管理公共组织》，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斯格特：《组织理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6、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曼瑟尔·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丹尼斯·C.·缪勒著：《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乔·B·史蒂文斯著：《集体选择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拉齐尔：《人事管理经济学》，三联书店2000年版。
11、罗纳德·克林格勒、约翰·纳尔班迪：《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蓝志勇：《行政官僚与现代社会》，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4、张永宏：《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学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5、詹姆斯·Q·威尔逊：《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三联书店2006年版。
16、保罗·R·尼文：《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平衡计分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17、西奥多·H·波伊斯特：《公共与非营利组织绩效考评：方法与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CarolH.. Weiss, Evaluation: Methods for Studying Programs and Policies,Prentice-Hall, Inc. 1998.
19、LauraLangbein, Public Program Evaluation: A Statistical Guide, M. E. Sharpe, Inc.2006.
20、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21、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22、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23、林德布罗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24、盖瑞·J.米勒著：《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5、SusanRose-Ackerman, Corruption: A Study i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cademicPress, 1978.

『贰』 需要汪晖的简介

汪晖简介：
江苏扬州人，1966年入扬州市西门街小学，1971年入扬州市鲁迅中学（今扬州大学附属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1976至1977年间，先后当过一年半的临时工和徒工。1978年录取为扬州师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两卷本，即出）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

采访汪晖先生是一次有意思的经历。因为在关注77、78级的视角上他与别人不太一样，所以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他给出的答案也跟别人不一样。开始我们还试图扭转他的思路，但很快发现自己是徒劳的，在他斯文有礼的外形下有很倔强执拗的个性。索性就跟着他的思路走好了。也没什么不好，不同的关注角度，不同的思路也许正说明了汪晖身上特有的东西。
这种"不同"很可能与他来自一个南方城市的一所师范学院有很大关系。虽然他后来考取了研究生、博士，但他的很多同学至今在农村、县里的中学教书。汪晖一再强调，是后来环境的不同造成了各自不同的道路，他的很多同学都是非常出色的人。现在虽然他们在很不同的环境中，但大家都成为业务骨干，为培养当地的大学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汪晖对他们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以至于他总是不自觉地重复他同学们的"聪明"和"了不起"，在整理他的采访内容时我们不得不把重复的地方一再删掉。
其实我们发现汪晖先生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所以他才对中国的底层群众投以那么大的关注。但我们想，他也应该是一个矛盾的人，毕竟他也赞同"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所以在谈及自己的理想时，他说自己真正希望的是过一种四处漂游，自由自在的生活；希望找到一处安安静静的地方念书，不需要很好的条件，只要可以随意地看书，自由地思考。
问：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谈及上大学前的经历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应届生，一种是上大学前有过工作或者上山下乡经历。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
答：我上大学前是工人。17岁的时候我从扬州市鲁迅中学（今扬州大学附属中学）毕业，没有下乡，因为年龄比较小，不能正式分配工作，先后在两个工厂做临时工。第一个是一家制罐厂，我在那儿做绞肉工。主要的工作就是把肉从冷库拉到车间，然后用大脸盆把肉放到绞肉机里搅拌，比较辛苦，蛮消耗体力的。我干了有半年多，就换到另一个工厂扬州毛纺厂，在挡车车间做打包工。做了大半年后，也到年龄了，就被正式分配到扬州市无线电一厂。我进厂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要恢复高考了。所以在那儿工作的几个月，实际上是一边工作，一边等待考试。
问：后来您考取的是哪一所大学？
答：我考取的是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虽然中国十年没有高考，但我们自己其实都在读许多书，对文学有很大的兴趣。当时大家对高考有说不清的感觉。父母希望我参加考试，当时许多人也在准备。我那个时候年纪小，觉得即使是下乡也挺好的，考大学就是换一个环境，并没太大感觉。其实在工厂也很愉快。
问：参加高考时给您比较深的记忆是什么？
答：高考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当年我有两个很深的印象：
一个印象是，我们"文革"十年都是在中小学度过的，非常自由，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竞争，要那么拼命地复习考试。当时的课内知识是不够的，所以每个学期我们都要学工、学农。在这个过程中，小孩子们是一种很友善、平等的关系，当然也会有很多其他问题，打群架了，闹事了，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似的，但都很平等。后来到了工厂大家也是一样的。高考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家突然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就是十年的毕业生同时竞争一年的大学生名额，而第一年全国招考的大学生是非常少的。这个竞争第一次让我们意识到同伴之间的差别。大家原来都是一样的同学，在一起玩，忽然通过考试人就分开了，命运也不太一样了。周围的人对你的看法也变了，你是大学生，他不是大学生，或者他是重点大学的大学生。现在当然差别也大，但那个时候好像显得更厉害。所以这个是我面临的第一次竞争和分化，是涉及到孩子之间友谊的一个考验。这个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
第二个印象，就是报文理科。我母亲是文科的大学老师，文革时，文科当然受的破坏是最大的，文科老师受的批判也最多，文科带出来的问题都是很严重的。包括我父母当时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所以我父母坚决反对我学文科，绝不允许我报文科。在父母坚决反对的情况下，我就开始复习理科。但到了报名的时候，别人到我家送报名表，正巧父母不在家，我就自作主张填了中文。可是当时我还从来没复习过文科。所以考试我的总分并不高，只有语文高一些。
问：为什么那么喜欢学文科，甚至不顾父母的想法自作主张地填中文系？
答：因为我喜欢啊，从小就一直读这些书。虽然父母反对，但还是从小受到他们的影响，家里也有很多藏书。
问：上大学前想没想过将来要做什么？
答：我们的少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个时候和现在不太一样的一点是，未来是特别不确定的。一方面你知道你可能会下放，会去工厂；但另一方面，其实特别不确定，你不太知道你以后会做什么。现在年轻人会想，我要到一个外企去工作，我要拿多少工资，考试的时候就在设计整个一生的未来。但我那个时候没有。这与现在的人真的不一样，可能不光是我，而是一代人的经验。
问：念大学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答：那个时候的同学都非常用功，以1977年为背景产生出来的这一代人，我觉得是空前绝后地用功，那么用功非常少见。等到79级、80级以后，情况就发生明显变化。虽然那个时候念书的条件好了很多，但念书的热情好像不那么高了。可能是因为这十年有人做了知青，有人作了工人，觉得耽搁了；而且77、78年是中国社会非常特殊的思想解放时期，在那样的条件下，大家都极为热情地读书。
当时大家都超时读书，很早起来背书，很晚才休息。学校后来觉得这样不行，规定11点所有教室灯都要关掉，而且宿舍的灯泡度数也很低，只能一般照明。为这个我还卷入到与学校的冲突，因为我们把宿舍的灯泡换了个度数大的。但即使关灯以后，还有很多同学想方设法念书，所以晚上11点以后你到教室会发现里面都点着蜡烛。那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问：在大学中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答：首先是学到了很多知识， 77、78级几乎是中国恢复高考后中惟一有幸得到老一代学者教育的大学生，这个情况在79级以后就很少了。我记得很多文革时靠边或者被打倒的老专家、老权威，在1977年以后还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走上讲台。我所在扬州师范学院是个小学校，但中文系当时非常强，很多老师在其工作的领域里与全国任何一个学校比，都是领先的。很多全国著名的老教授，当时都给我们上本科的课程。我们受过这一代老师的教育，与后来的大学生有一点点不一样。说不清楚具体不同的是什么，可能在看待文学、历史方面和他们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不是用语言能说清楚的。
第二个收获最大，就是确立了自己的兴趣。中学的时候没想过将来要怎么样，就是想做点事。念大学时形成了兴趣和对未来的想法，并开始考虑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比如说，我就决定自己需要考研究生。
问：谈到这一批大学生，很多人评价他们是非常幸运的一代，有非常好的历史机遇，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答：你说的机遇我很难说清楚。因为77、78届学生的分配与所在的学校有很大关系。比如你毕业于南京大学，那么大学和省政府机关等地方有很多好单位等着你。我在扬州师范学院的大部分学生毕业后还是去做中学老师。这一点与今天大学生不同，今天的大学生不是定向的。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生毕业分配基本上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回到你的老家去重新分配，甚至哪个中学都是决定了的。我现在很难评判这个好还是不好。今天的大学生自主性很大，但今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多，而且已经积累了这么多年，择业也是非常困难的。
当年从不好的方面讲，就是个人缺少选择职业的自由，将来到哪去由不得你。我当年是考上研究生了，虽然当时大学也表示要留我在学校教书，但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到一个中学去。
现在我的很多大学同学都是农村、县里、城里中学教书的骨干，而且有些还荣获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当然也有当校长的，但大部分都是在中学里。尤其我回老家的时候，还是蛮感慨。他们长期做这样的工作，而且做得非常好，贡献非常大。现在农村的中学培养了很多大学生，这与他们的劳动是完全不能分开的。但今天的大学生基本上就不愿意再回那里做老师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农村民办老师工资无着落，农村严重缺师资，这个得问问我们的社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国家硬性安排是有问题的，因为你限制人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国家要用什么样的政策，鼓励大家去那些地方，否则这个社会一定是越来越分化的。
考取大学对我们这些人确实是个机遇，但从另一方面看，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机遇。我在这件事的认识上也是有矛盾的，一方面现在就业的多样性很让人羡慕，但另一方面，对那一代人来讲，有了一个学习的机遇，毕竟受了这样系统的训练后，他们才能做很多事情。
问：您谈的这些对我们有一些新的启发，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接触过这样的话题。
答：可能因为你们采访的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人，都是出名的人。而我是从一个非省会城市大学毕业的人，我比较了解这一点。我到过中国很多名牌大学，在国外还呆过好多年。
虽然我在学术的道路上可能走得远一点，但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大学同学们的智慧就比别人差，从来没有。对于我的这些同学，有一点我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这些人是非常聪明而且非常用功的，后来他们的职业发生分化只是因为大学后所处的环境不同。有的人做了一辈子中学老师，有的人考了研究生，有的人有了别的机遇，做了各种各样的事。后来很多人出了名，做了很重要的领导工作，但这个跟他们个人的智力没什么关系。他们中有的确有非常非常优秀的人物。
虽然扬州师范学院的基础教育非常扎实，但到了第四年基本就是教你怎么去做一个中学教师，而不是教你如何去做研究。它的教育方向就是这样的，而且我的同学年纪也比较大，他们考虑问题相对实际一些。尤其那个年代年龄偏大的人外语相对差一些，而考研究生外语是先决条件。其实有的人非常有能力，可是他英语不行，不能考研究生，丧失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然而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得很好，我觉得这个社会分工就是这样的。77级的各个同学，基本上都是学校教学的骨干，或者是校长或者主任。有几个同学，印象中被评了很多奖，据说是非常优秀的奖励。我不太懂中学老师的评级，反正被认为是非常非常好的老师。我觉得他们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人。
问：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分化？
答：就是考试嘛！因为分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大学的等级制度。即使上了大学，还有大学的等级，名牌大学和地方大学差别是非常大的，分配取向也是非常大的。像我念大学的时候南京大学是全国性分配，而且省级机关、很多大机构都向它开放。而我们学校就不一样了。中国大学的分级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化根据，你进什么大学实际上对你的未来起极大的作用。当然再后来的一个改变就是考研究生，你考到什么地方，获得的资源和地位是不一样的。我到北京念书时的机遇跟我在扬州时完全不同。这个就是中国教育体系里面的等级。这个在西方也是一样的，哈佛大学的学生跟一个地方学校的学生机遇是不一样的。当然他们的流动性可能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现在也比过去好一些。虽然大学名牌与非名牌还是不一样，但就业是自由的。我们那个时候是国家分配，国家只给你这样的编制和名额，你不要想跳出这里到别处，你不可能自由去申报另外的单位，不管你有大多能耐，没有用的。这是当时规定的。我所说的三六九等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现在才分化的，只是分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当时是用国家强行规定的办法，让这些人到这些农村、县里的中学去。中国社会应该让不同的区域通过教育体制获得公平利益，而不能让好的地方越来越好，坏的地方越来越坏，最后坏的地方大量出现农民孩子失学的问题，因为整个教育水平低，没有好的老师，学校办不好，孩子上学也考不取大学。一代一代就变成这样恶性循环。
人先天的差别有多大？我认为没多大。即使有影响也是很小的。之所以造成分化都是因为后天条件造成的。我的社会理想就是让这些人有更公平的机会，这是一个社会应该更努力做到的。
问：接下来我们谈谈《读书》杂志。现在很多学术类的杂志生存困境很大，《读书》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答：《读书》没有生存困境，平均每期发行十多万，在经济上完全自负盈亏，而且每年还上交三联书店很多利润。《读书》应该是知识界比较成功的一份刊物。
问：一般来讲都说"曲高和寡"，《读书》是如何作到不仅品位高，而且广泛受到读者欢迎？
答：第一，虽然《读书》是有很多学术内容的刊物，但给我们写作的这些学者和知识分子并不是像给学报写论文的那种写法，所以《读书》还是有很多好看的文章，还是很多人都愿意看。第二，我们追求的是让《读书》成为一个社会公共论坛，这样一个论坛不断地触及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问题、危机、矛盾以及我们未来的前景。这样的讨论一展开，就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当然，我们主要是从"读书"的角度提出这些问题，但只要你触及这些问题了，自然就有很多人会关心、会看。另一点是《读书》坚持多样性。《读书》当然有自己的标准和取向，但里面能容纳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问题，所以它有一定的广泛性。《读书》的作者群落是好几个辈分的人，包括费孝通、清华大学去年去世的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先生，都是快100岁的人；中年一代给我们写文章的也很多，像王蒙。再往下的像王安亿、葛兆光、陈平原等等。现在又有更年轻的。海外的留学生，甚至西方的学者、亚洲地区的学者都给我们写稿子。所以《读书》的知识资源比较丰富，别的杂志想得到这样的资源就比较难。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有非常广泛的读者群，他们有很好的读书习惯。《读书》的读者完全分布在不同的社会阶层。
问：每一本杂志都有自己的定位，《读书》的定位是什么？
答：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文化评论。书有"大书"、"小书"、"书里"、"书外"，不光是读书本，也包括读社会这本"大书"。所以形成的是一个公共论坛，揭示社会的一些问题，引发思考。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至少是我做主编的时候，我确定它基本不是一个振臂一呼的杂志，也就是所谓喊口号的杂志，它的基本目的是让人思考。它发表很多大家的思考在里面，让读者也参与到这种思考和讨论当中来。比如说大家经常说WTO带来的机遇、挑战等等，但《读书》想到的是WTO本身存在的问题，《读书》杂志的声音和一般媒体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在大家一般肯定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其中的很多其他问题。这些文章组织在一起，就推动人们对我们所处世界的处境的思考，这个我想是《读书》的一个方向吧！
问：但现在有一部分读者反映，《读书》似乎越来越专门化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普及作用。
答：有一些文章是专门化的，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读书》一定程度上也有与大众趣味之间的……怎么说，一种互动吧。假定我们社会的阅读都变成了大众口味，稍微难一点我们就不肯去看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会让我们丧失反思能力。今天你在大街上走一圈，会发现娱乐性的刊物有无数种，多一种少一种都无所谓。《读书》坚持有一定的挑战性，包括知识上的挑战性是必要的。当然不是说难懂就是好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我觉得《读书》不能完全变成大众刊物，如果是那样，这个社会也挺悲哀的。就像现在香港、日本很多地方，他们只看连环画，连文字都不看了。在日本的地铁里都是卖连环画的，文字很少。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社会不是什么好事情，这样对待知识和思想问题，说明这个社会有很大危机。
我们的社会已经有很大危机，比如缺少反思能力，总是跟着潮流走，《读书》不太愿意这样。我宁愿做出一定的牺牲，也要保留它这一部分。我们尽量要作到好看，但不能说完全讨好大众口味。我知道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都喜欢轻松，所以已经很少有同类的刊物愿意再做与《读书》同样的事情。但《读书》在这件事上不能放弃。《读书》发表一些难懂一点的文章，是因为背后都是有问题存在。如果整个社会变成除了搞笑没有别的，蛮可悲的。我不是反对人家做这个，因为社会也需要这个，但如果一个社会连一份两份严肃一些的刊物都不能容纳的话，我觉得不仅是这个刊物的悲哀，也是这个社会的悲哀。
问：现在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读书》又是一份自负盈亏的杂志，但你们似乎很少做自我宣传，为什么？
答：我们自己的确是很少做宣传。很多朋友也说，《读书》也应该多做一点宣传，也许将来会做的。但《读书》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就是让大家自由来去。这是一个朴素、低调的方式。
我刚才说了，《读书》不是一个振臂一挥的地方，大家讨论的问题很尖锐，但不是故意说一些刺激人的话，让大家骚动一下。我不欣赏这种方式。《读书》触及的问题本身都是特别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一些人认真的思考和想象这些事情的重要性。
刊物嘛，做宣传当然也是重要的，但有的时候你也得相信读者。文化产品，《读书》也好，一个人写作的论文也好，一个人的研究著作也好，一本小说也好，最终的判断掌握在读者手中。你说广告重要吗？广告是重要的，但读者的判断是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学术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不同于空调、酒，这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我反对广告，我不反对，而且《读书》这方面应该说做得不够……只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也是一种姿态，因为实在不喜欢变成商品。
问：《读书》上的广告多吗？
答：很少。只有一些书的广告，我们不登别的广告，除了出版社宣传图书的插页广告。
问：如果有厂家要求做广告，你们登不登？
答：基本上没有做过这些东西，而且我觉得，突然有一个广告发在《读书》上，熟悉《读书》的读者会很不习惯。我现在很难确定，但基本方针是不登。
当然《读书》是要生存的，在生存和广告之间做抉择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妥协，这个不是不可能。但问题是现在我们没有生存的压力。
而且我觉得《读书》是为大家服务的。也许因为我不是商人，也不是三联书店的人，只是应他们的邀请做主编。对我来讲，我们做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带有义务的性质，我没想过要用它赚钱，我想的是要让它为大家服务。这是真实的一个状况。但坦白地讲，现在我们的编辑待遇很不好，我们会尽量改善编辑工作条件，但这个改变不是把《读书》变成卖的商品，如果这样的话，《读书》也就不是《读书》了。
问：您自己是如何读书？
答：我读的书是跟自己研究有关的，跟一般人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几年主要在读17、18世纪的一些史料。当然我也读一些新的研究书。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读书，只要没什么特殊的事情，就从早上读到晚上。
问：您觉得这些年来，您的内心世界与外部的大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答：首先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超越自己的时代，社会的变化对我们这些人从生活到职业都有很大的影响。第二，有影响不等于你完全要顺着时代的潮流，你有顺应，有适应，也有反抗，有协调，有各种各样的过程，无非就是这样。
你在这个社会生活，你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你总是要跟着社会在很多方面发生变化。但每个人毕竟已经有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生活态度，所以不可能说我什么都适应，什么都赞成。一个知识分子更是这样。对我来讲，我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因为外部环境有什么变化。但改革开放以后，我能够做学术研究，发表文章，在国外教书，这个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社会变化的一方面吧。但不等于说，这个社会所有的价值我都要接受，不是这样。
补充采访：
1. 对您来说，20年来几个比较关键的转折点是什么？您觉得在一生最重要的几个选择关头，您把握得如何？您把握的标准是什么？
人的一生都在选择。我自己还没有来得及总结我的一生，这个问题我得以后再回答了。
2. 为什么要离开社科院的工作到《读书》来？在《读书》工作过程中，遇到过动摇的情况吗？您是怎么解决的？
我在《读书》只是兼职，并没有离开我的研究工作。我来《读书》纯属偶然，因为三联书店的董秀玉总编辑邀请我来，我不能推辞。我本来没有长期做编辑工作的打算，也许因为不断地面临挑战，所以反而留下了。我从来没有因为遇到困难而动摇，动摇总是因为内心感到怀疑才会发生。
【名师访谈】访我校学术新人奖获得者汪晖教授
●新闻中心记者 冷凝
“一个人一生能做出来的东西其实很有限，我希望尽我有限的能力做得好一点。”我校2003年学术新人奖获得者、人文学院教授汪晖如是说。
“人文研究课题一般都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大量阅读、研究和思考，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要靠积累，靠传统，不能急功近利。人文学术成果的意义有时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呈现出来。影响很大的作品未必都是价值很大的成果。”一直就行走在这条路上的汪晖对“路况”感触颇深，他的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的写作过程历时十三年。
汪晖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他是在鲁迅的学生唐弢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在人文研究领域已经耕耘20多载，来清华大学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且研究成果颇丰。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研究鲁迅的，后扩展到思想史方面。他撰写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呐喊〉〈彷徨〉研究》一书是新时期鲁迅研究著作中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界被公认为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了三个版本。一些鲁迅研究学者将该书视为改变鲁迅研究范式的重要著作。他完成的《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使用》、《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战》、《严复的三个世界》、《科学话语共同体与新文化运动的起源》、《章太炎与近代中国思想中的个人观念》等论文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其中若干论文已经分别被翻译为英文、日语、韩语。他撰写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等长篇论文先后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意大利文、阿拉伯文，在《社会文本》(美国)、《世界》（日本）、《创作与批评》（韩国）、《当代批评》（韩国）、《世界报外交杂志》（法国）、《宣言》（意大利）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
在撰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过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碰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汪晖没有在某一个层面停下来，因此该书的出版日期一次又一次推迟。“文科做到一定的程度，跨学科的性质会出来。如果要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就要花很多的精力，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和积累。” “一个好的课题会让你越来越深入地做下去。在撰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13年中，出版过一些阶段性成果，有历史的，也有理论的，但都是为了解决这部著作中的一些问题而展开的。刚开始写作时没有想到会花这么长的时间。”
发现一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向，都会令汪晖兴奋不已。“一个好的课题会让你越来越深入地做下去。在撰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13年中，出版过一些阶段性成果，但都是为了解决这部著作中的一些问题而展开的。刚开始写作时没有想到会花这么长的时间。” 通过深入的研究，发展出既能回应当代世界的变化和问题，又植根于深厚的传统之中的学问，进而形成自己的独特的学术视野，这是汪晖立志努力的方向。

『叁』 汪晖的个人简介

连境内自由派代表南都都承认汪晖时期的《读书》是中国各种思想交流的平台，但在2007年意外遭到解职。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5）等。
汪晖的四卷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卷帙浩繁，内容十分复杂。首卷围绕“理”与“物”的关系这一中心命题，探讨了宋明儒学的“天理”主题；次卷转向“帝国/国家”问题，先证明它们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分析中国时使用的主导性的现代二元对立概念，再论证它们对理解清朝和民国的国家特性来说，具有基本的缺陷；第三卷对晚清和民初的重要思想家进行分析，并揭示出，在将旧的“天理”世界观重塑为“公理”世界观的时候，他们既纳入了西方式的科学公理观念，又保持了传统的对“天理”中的“理”的伦理—政治的关注；第四卷在上述背景下，讨论了现代“科学话语共同体”如何兴起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核心主题。四卷洋洋洒洒至一六○八页，仅“导言”一章，即长至百余页。 （黄宗智：探寻中国的现代性）
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

『肆』 以宪法中的实质平等观的视角论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多元文化公民权的问题是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所谓文化多元主义政治，概括地说，是关于少数民族、“贱民”群体和女性主义对于承认的需求的政治话语。在冷战结束后，种族、性别、民族—国家等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凸现出来。这些在后冷战时代出现的与传统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语境截然不同的问题使得在以权利自由主义形式出现的新老自由主义理论和当代境遇中的族性、性别及民族主义问题以及民主法制国家内部以“寻求自主性”为标记的社会运动（包括分离主义运动）之间造成了巨大的真空，（注：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指出，冷战结束以后在西班牙、苏格兰、印度和其他许多地区出现的分离主义运动与传统的民族主义存在根本区别，这些运动与其说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不如说是族群主义(ethnicism)的表现。具体讨论可参汪晖为所编《文化与公共性》所撰的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社群主义的重镇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承认的政治”和批判理论的主将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正是在敏锐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构成严重挑战的情况下加入到这场争论中来的。 ;
有意思的是，尽管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消极自由观念遭到社群主义的激烈批评（姑且不论这其中的曲解成份），但由于柏林秉承维柯与赫尔德的传统，批判“世界公民主义”(cosmopolitanism)，承认并且尊重个人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属感，从而使其以价值（文化）多元论为基础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成为90年代甚嚣尘上的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重要精神资源。
虽然泰勒和哈贝马斯的理论并不能被涵盖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吁求之中，从自由民族主义经承认的政治到宪法爱国主义的内在演进脉络仍然构成了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发展的主线。
一
柏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立论依据是其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对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主流思潮中包含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诉求的批判以及对价值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和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的不懈论证，（注：参见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载《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而其直接的理论先驱则是赫尔德把各种文明、文化表现出来的特性看作是多元主义的突出表现的“反启蒙主义”。
赫尔德拒绝把理性的标准作为衡量每一个社会的惟一标准，他要求根据每个社会“自身的内部标准”对该社会作出判断。在赫尔德看来，“文化的多样性”表明，通过共同的语言，通过历史的记忆、习惯、传统、情感等纽带而归属于某个社群，是人类的根本需要，并构成相互理解的保障。在赫尔德和柏林看来，抽象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基于抽象个人观念的世界公民主义是空洞的。群体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对柏林来说，个人的幸福不能与所属的共同文化形式分离开来，因为他们所选择的对象、追求的幸福均由这些文化形式提供和构成，这些文化形式破损的程度也是与个人幸福降低的程度相适应的。而能够使我们在归属问题上的各种选择成为可能的，是自由，特别是柏林所谓消极自由。正是柏林这种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构成其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直接理论前提。
在已届82岁高龄时所作的名为《两种民族主义概念》的访谈中，（注：此文中译载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以下引文皆出该处。）柏林对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区分。所谓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等，在政治上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伊朗的神权政治等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及其承担者轻则拒斥、压制，重则必欲毁灭而后快。”（注：参见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载《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
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柏林指的就是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针对那种认为赫尔德的民族主义是第三帝国的思想资源的观点，柏林指出，赫尔德不讲种族，也不讲血统，而只谈乡土、语言、共同记忆和习俗。根据赫尔德，每一群体都有自己的Volksgeist或Nationalgeist（民族精神），也就是一套习俗与生活方式，一种看事和行为的态度。这些之所以有价值，纯粹只因为它们属于这个集体所有。赫尔德崇信民族文化多样性，认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和平共存。柏林认为赫尔德所说的毫无侵略性的民族概念的要点在于文化自决。
针对“文化自决的抱负怎会转变成为民族主义的侵略行为？”的质疑，柏林重申了他早期对民族主义的精妙阐述，他追随席勒对民族文化就像“压弯的细枝”这种观点所作的解释，把受伤的民族精神比喻为压弯的细枝，它可能会因外在的压力过大而被最终折断，但是如果树枝的韧性极大，那么一旦外力舒缓，树枝就会以极大的力量反弹。民族自尊迸发的时候，时常是专横中带着侵略性的。现代民族主义的病态性发展正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动。
在回答“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可能适合这文化自决的新时代，同时又能维护自由，也许还能遏制流血？”的问题时，柏林坦率地承认，文化自决而没有政治架构，这正是当前的问题。尽管柏林相信，既有政治经济的统一又有文化的多样是可能的事，一个现代民族，如果能够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再加上一些好的运气，其归属的需要是能够同个人自由平安相处的。但在现实政治层面，许多民族的悲剧却在于，其政治宪政体制和政治文化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不能使自由和归属的价值结合在一起。“充分满足的国家民族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其他国家民族保持适意程度的多样而和平共存”是柏林的最终设想，但他没有讨论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中，自由主义能够同民族主义在可能的最大程度上相顾兼容；他也没有讨论，在现有的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的情形中，我们能够发现什么共同的东西，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因素。
如果用柏林思想的诠释者约翰·格雷的话来说，柏林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在接受了为批判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强调的多元论观点以及他们赞同的对特殊文化保持忠诚的正当有效性以后，如何把留存下来的人类理性和道德统一性的范围和限制加以具体化的问题。”（注：格雷，《柏林》P.103，昆仑出版社，1999。）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柏林传人的泰勒结合魁北京分离运动个案所提出的“承认的政治”正是沿着这一方向作出的进一步努力。
二
魁北克是加拿大一个以法语居民为主的省，魁北克政府以保存特性这个集体目标为由对魁北克居民施加了某种限制，例如规定非法语居民或移民可以在英语学校就读，拥有50名以上雇员的企业必须使用法语，以及规定不用法语鉴署的商业文件无效等等。1982年，加拿大权利宪章增加了一个条款，承认魁北克为“特殊社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其集体目标合法化。
这里产生的问题是，一方面，对于许多加拿大英语居民来说，一个支持某种集体目标的政治社会，对于宪章或任何可以接受的权利条款是一个威胁。因为支持某个民族群体的集体目标很可能会限制个人的行为从而侵犯他们的权利，即使不至于践踏个人权利，由于并非所有受某种司法权管辖的公民都属于能从该司法权受益的民族群体，这样做也可能被认为是内在歧视性的。另一方面，对于魁北克政府来说，在魁北克保存和发展法语文化是件不证自明的好事，政治社会不能在以下两种人之间保持中立，一种人赞成保存我们祖先的文化，另一种人为追求自我发展的个人目标不惜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因此，魁北克人以及那些给予集体目标以同等重要性的人倾向于选择一种不同的自由社会模式，按照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用一种好生活的概念来组织社会，同时又并不因此而歧视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
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就是为了揭示这一当今重大政治问题的哲学价值，在无视差异的同质性要求和差异政治之间建立一种平衡。
把观念史分析方法运用到魁北克个案，泰勒深刻地阐发了平等的承认之中表现出的普遍主义政治(Politics of universalism)和差异政治(politics ofdifference)两种截然不同而又互有联系的形态之间的内在紧张。前者是伴随着从荣誉到尊严的转移而来的，这种政治强调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尊严，其内容是权利和资格的平等化，这项原则最近赢得的最大胜利是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后者是从现代认同观念中发展出来的，它要求承认个人或群体独特的认同，这种认同正在被占据统治地位或多数人的认同所忽视、掩盖和同化。
这两种政治的内在联系在于支撑着差异政治的基础正是一种普遍平等的原则。差异政治谴责任何形式的歧视，拒不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但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差异性要求本身并不能被普遍主义的尊严政治完全吸收，因为“它要求我们承认并给以地位的是注定不能分享的东西。换言之，我们承认每个人的独特性，只是对某种普遍存在的情况——人人皆有其认同——给以适当的承认。普遍的要求推动了对于特殊性的承认。”（注：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5，引据董之林、陈燕谷译文，原载《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
但是，虽然这两种政治模式都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却是相互冲突的，“一种观点认为，平等尊重的原则要求我们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种见解的核心是，人之所以要求平等尊重是因为我们都是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们应当承认甚至鼓励特殊性。前者指责后者违背了非歧视性原则。后者对前者的指责是，它将人们强行纳入一个对他们来说是虚假的同质性模式之中，从而否定了他们独特的认同”。（注：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7，引据董之林、陈燕谷译文，原载《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概言之，自由主义把无视差异的普遍主义看作是非歧视性的，而差异政治则认为“无视差异”的自由主义本身仅仅是某种特殊文化的反映，是一种冒充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
泰勒的方案包含了这样的两重性：一方面，他把差异政治看作是从平等尊严的规范中派生出来的，认为承认的必要性在于能否真正贯彻平等的原则，这构成了对无视差异的僵化的程序性自由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他把不同文化具有平等价值作为一个假设或逻辑起点，实际上是强调承认的政治必须在公共交往的前提下进行，（注：参见汪晖为所编《文化与公共性》所撰的导论。）从而既弱化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实质性判断和强硬要求，又避免了屈尊俯就和种族中心主义。
那么，就与权利自由主义的关系而言，究竟应当如何来把握泰勒推荐的“第三条道路”的性质？考察一下哈贝马斯在《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一文中对泰勒理论的批评将会有益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哈贝马斯认为，只要正确地解释权利理论，就会发现它不但对于不平等的社会生活条件不是无动于衷，就是对于文化差异同样也不是置若罔闻。在哈贝马斯看来，泰勒仅仅从个人的平等权利的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理解权利自由主义，从而就与程序性自由主义忽视私域自律和公域自律同宗同源一样，把自律概念一分为二，而没有考虑到，“法律的受众(Adressatedes Rechts)要想获得（康德意义上的）自律，就应当能够把自己视为法律的制定者；而根据所制定的法律，他们又都是私法主体。”（注：J.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译见《文化与公共性》，P.342.）事实上，根据现代宪政的理性观念，个体的主观法律概念和法律人格概念早已被设定为权利人（法人）概念。因此，现代法律所保障的虽然是获得国家认可的主体间的承认关系，由此产生的权利确保的却是永远处于个体状态的法律主体的完整性。而一旦赋予主体法人一种主体间的认同，就能避免泰勒的或然性解释所造成的盲目性，“个人，包括法人，只有经过社会化，才能充分地个体化。由此可见，一种得到正确领会的权利理论所要求的承认政治应当维护个体在建构其认同的生活语境中的完整性。这点无需任何对立模式来从另一种规范角度对个体主义类型法律体系加以修正，而只要坚定不移地把法律体系付诸实现。”（注：J.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译见《文化与公共性》，PP.343-4.）
如果说哈贝马斯在《民主法治国家的承队斗争》一文中对泰勒的批评过于抽象（这种抽象性是与他没有在该文中详尽阐述其立场相关的），那么在作为《事实与有效性》英译本的附录发表的《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一文中则把他倡导的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丰富内涵全面地展示了出来。
三
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在哈贝马斯的宪政观中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前者要解决现代国家统一的价值规范问题，后者则是不但能够置换民族性并赋予价值规范以形式普遍性的新的认同标准，而且能够连接公民的动机和态度从而保证自由民主制度得到稳定支持的动力资源。
尽管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提出，但两德统一、欧洲联盟以及移民与全球化浪潮仍然是哈贝马斯倡导和推展宪法爱国主义的三大主要背景。如果说前者是其理论思考的直接解媒，那么后两者则是其宪政观中内含的基本原则的运用对象。
首先，宪法是多元社会中表达形式的共识的最重要手段。文化多元主义的事实和确保公民权利的任务决定了民族国家层次上的整合力量只能是法，它既是在文化和种族方面各不相同的亚共同体之间的“公分母”，又是该民族中自由平等的意志的体现，哈贝马斯把这个层次上的共同体称作“法的共同体”。对哈贝马斯来说，重要的不但是要看到，在同一个法的共同体即立宪民主国家中，不同的伦理生活共同体可以在同一个其核心为普遍主义原则的现代法律制度下和平共处，而且要看到，“以法的形式构成的公民身份所依赖的是以共同的善为取向的公民的不可用法律来强制的动机和意图的和谐背景的支持，这种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模式提醒我们，受宪法保障的自由建制只有对这样的人们才是有价值的，他们习惯于政治自由，适应于积极自决实践的‘我们’视角。以法的形式建制化的公民角色必须被植根于自由的政治文化的情境之中。”（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
其次，在确立了自由的政治文化是既形成多元意识又培育多元社会共存感的立宪爱国主义的公分母或共同标准的论题之后，哈贝马斯把其宪政观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到欧洲一体化的范围中来。在这里他关注的焦点是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民主立宪国家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使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不但是由于民主过程迄今为止都是在民族界限内运作的，政治公共领域是以民族为单位的，而且因为其内涵是“朝向欧洲共同善的职责的意识”的“欧洲公民”概念能否存在的问题尚在未定之数。具体来说，从欧洲一体化进程看，超民族水准的数量不断增长的决策正在一个逐渐增长的程度上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而由于迄今为止公民的决策是在民族国家的水准上有效地得到建制的，公民要在影响欧洲决策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的机会似乎微乎其微。经济律则变成一种独立于任何其他因素的力量，而政治则仅仅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水准上，这一事实削弱了公民的地位并和与这种地位相联系的共和主义要求相矛盾。很显然，由于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太小，不足以应付欧洲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经济，因此应当联合在更大的政治单元之中。而一个超民族的政治整合要得到足够的合法性，就必须包括基本的社会整合；所需要的整合基础不仅是借助于形成公共讨论（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主要成分）而实现的意志形成，而且是基本的社会权利，即以政治为基础的福利制度。（注：参见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评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的格局〉》，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从这一角度，哈贝马斯把欧洲统一的事业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对资产阶级历史局限性的超越是这种突破的题中应有之义。一百多年以前，以实施人权和民主为主要职能的民族国家框架，使得一种超越祖源和方言的新的抽象形式的社会整合成为可能。一百多年以后面临的任务则是以“进一步的抽象”，在更大范围内继续这项任务。（注：参见童世骏，《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读哈贝马斯近著两种》，出处同上。）
最后，移民和避难问题加剧了立宪民主的普遍主义原则和保护已经建立起来的生活形式的完整性的特殊主义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说，在两德统一境遇中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主要针对的除了主张以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民族认同基础的民族主义，还有后来在两德统一时表现出来的所谓“德国马克的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哈贝马斯的宪政观在移民问题上所要反对的则是所谓富裕的沙文主义。
一方面，关于移民政策的辩论不应只涉及西欧的经济体系吸收这些移民的能力，而且应涉及本土的人民是如何理解由移民所提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另一方面，道德的观点要求我们无偏私地对待移民问题，不但从富裕地区的居民的角度，而且从寻求幸福生活的移民的角度思考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寻求的不止是政治避难而且是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在这里，哈贝马斯援引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进行论证，对移民权的法律限制最大限度只能从互竞的思虑得到辩护，即避免社会冲突和将会严重地危及社会的公共秩序或经济再生产的负担的需要才能使严格的移民政策取得正当性。
相对于社群主义从保护特定生活形式的种族—文化内涵的角度对自由移民权利施加规范性限制的特殊主义的论证，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认为，同样不能被移民侵害的政治社群的认同并非依赖于作为整体的种族—文化的生活形式，而主要依赖植根于政治文化中的法律原则。的确，自决的民主权利包括保护形成公民身份权利的具体情境的自身的政治文化的权利，但它并不包括对一种特定的文化生活形式的自我肯定的权利。
在刻画了这样一幅诱人的图景之后，哈贝马斯充满信心地预言，随着政治交往的全球化，200多年前康德在法国大革命的情境中所梦想的世界公民的理想正在逐渐变成政治现实：“即使我们在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仍有很多路要走，世界主义的条件亦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市蜃楼。至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形成一个统一体，其轮廓已经隐约可见了。”（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515.）
四
如果说，柏林的自由主义和多元论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解了为自由主义寻找普遍正当的理由的努力，从而自由主义最好被理解为将自我选择的活动视为最重要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那么哈贝马斯则试图在捍卫普遍主义（形式的普遍性）和理性主义（交往的合理性）的同时把立宪民主的普遍原则与成为这种原则的动源并赋予其活力的自由的政治文化联系起来。“宪法的原则，只有当它们置身于由公民构成的民族的历史情境之中，从而与公民的动机和意图建立联系，才会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形式，并成为动态地理解的建立自由的人和平等的人的联合体这个策划的推动力量。”（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哈贝马斯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是以有效的宪法为结晶的。每个民族文化都根据其独特的历史而形成对同一些、也体现于其他共和主义宪法中的原则——如人民主权和人权——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这种与特定的亚文化、亚群体——包括主流文化与主流群体——相分离的政治文化与罗尔斯所谓“重叠的一致”非常近似而与泰勒更加实质性的共和主义论题拉开了距离。问题的实质在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论是个体价值自决，并通过程序主义的公共理性秩序来平衡价值冲突，而非由首级政治制度一视同仁地（平等）对待优质品和劣质品、善与恶、好与坏”。（注：刘小枫，《自由主义，抑或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载《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P.79.）这一点无论对于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是对罗尔斯主张与康德和穆勒的整全性学说脱离的所谓“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都是适用的。而泰勒的平等主义的“文化现代性理论”以及过分拘泥于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所造成的近视性不但使其“共和主义论题”没有洞察到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联系而不是一种概念的联系，而且使其“承认的政治”没有能够充分估价“共同的政治文化的层次必须同亚文化及其前政治地铸成的认同相脱钩”（注：J.Habermas,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97,S.142，转引自注(12)所及童世骏文。）的重大意义，后者不但是传统自由主义政治论证的精髓，而且构成了哈贝马斯在两德统一、欧洲联盟、移民与全球化浪潮背景下倡导所谓 “宪法爱国主义”的重要理论前提。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把政治文化当作“做成”现代集体认同的关键，并把现代社会中同其他文化价值相分离的政治价值领域当作某种既予的东西的“与政治物相关的文化”的概念和“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文化”区别开来，后者不但为正确地理解政治文化和民主的关系铺平了道路，而且使得人们有足够的余地来设想超越民族国家边界而形成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同的政治文化）的可能性，从而为像欧洲联盟这样超民族的集体认同提供基础。（注：参见童世骏，《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读哈贝马斯近著两种》，出处同上。）
哈贝马斯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公民互助的约束力显然弱于在各民族国家内部近一两个世纪所发展起来的国家公民互助，而成为欧洲统一进程瓶颈的欠缺正是缺乏对世界公民互助意识的培育，情形正如哈贝马斯的同龄人、德裔英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所指出的，“只要公民社会仍然局限在民族的边界之内，它就必然与排他的态度、措施和规则相结合，而排他的态度、措施和规则是违背公民地位和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社会本身的原则的。只有当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建立公民社会的历史任务才算完成。”（注：达伦多夫，《现代社会冲突》，P.6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在世界公民社会的理想上与达伦多夫一样同属康德信徒的哈贝马斯则坚称，如果我们不想回到作为“古老帝国中的政治上无能为力的农业人口的典型特征”的宿命论，我们就必须把握复杂社会的民主自我调控的思想，“为什么那种伟大的、在历史上曾成功地使地方意识和王朝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抽象力不能被继续发扬光大呢？”（注：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译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哈贝马斯提出了“继续进展的现代性还是被继续引导的现代性”这样的问题，他援引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提出的“第二种现代性”和“反思的现代性”这一观念，并认为吉登斯所谓“如果现代性延伸到全世界并且自相矛盾，那它就走到了尽头”以及“我们并未进入后现代时代，而是走近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现代性的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比迄今任何时候都更彻底、更普遍”这两句话应当这样理解：（注：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译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一方面，现代社会无法再把社会再生产的后果—它表现为系统化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外化，即不能再把这些后果转嫁给其他国家和社会，转嫁给子孙后代或自我更新的自然；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可以动用的外部资源越来越少，它必须日益依靠自己来再生产其基本条件。

『伍』 行政管理大一新生可以看看哪些书大学需要考哪些证

如果想把行政管理了解的通透，就必须和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各种基础学科都有所了解，要知道行政管理的发展历程以及发展趋势——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区分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所需要看的书有：
[美]赫伯特?A?西蒙．管理决策新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12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美]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一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4

[美]丹尼斯?C?缪勒．公共选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美]道格拉斯?诺思，托马斯?戴维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1989

[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出版社，1995

[美]V．奥斯特罗姆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美]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美]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美]G．J．施蒂格勒．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美]D．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出版社，1996

[美]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比较财政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出版社，1995

[美]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j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美]托马斯?戴伊等．民主的嘲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美]科恩．论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美]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美]夏普，雷吉斯特，格里米斯．社会问题的经济学(1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美]布坎南．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美]戈登’塔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1974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英]L．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法]洛克．政府论(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北京：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

[荷]汉斯?范登?德尔，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挪威]A．J．伊萨克森等．理解市场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冰岛]思拉恩?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汪晖等：《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刘军宁等．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北京：三联书店，1995

邓正来等．国家与市民社会――种社会理论的研究途径．北京：中央编译版社，1999

吴敬琏等．渐进与激进：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董辅扔等．集权与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陆』 汪辉的人物生涯

1966年入扬州市西门街小学，1971年入扬州市鲁迅中学（今扬州大学附属中学）、1976年初高中毕业。1976至1977年间，先后当过一年半的临时工和徒工。1978年录取为扬州师院中文系77级本科生。1981年本科毕业，1982年考取本校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5年在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5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从唐弢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起担任《读书》杂志主编，后因“长江读书奖”身兼裁判和运动员获奖引发质疑和“哈贝马斯来华访问笔记事件”于2007年被撤职。 2002年受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1990）、《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1994）、《汪晖自选集》（1998）、《死火重温》（2000）、《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5）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
“汪晖的四卷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卷帙浩繁，内容十分复杂。首卷围绕“理”与“物”的关系这一中心命题，探讨了宋明儒学的“天理”主题；次卷转向“帝国/国家”问题，先证明它们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分析中国时使用的主导性的现代二元对立概念，再论证它们对理解清朝和民国的国家特性来说，具有基本的缺陷；第三卷对晚清和民初的重要思想家进行分析，并揭示出，在将旧的“天理”世界观重塑为“公理”世界观的时候，他们既纳入了西方式的科学公理观念，又保持了传统的对“天理”中的“理”的伦理—政治的关注；第四卷在上述背景下，讨论了现代“科学话语共同体”如何兴起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核心主题。四卷洋洋洒洒至一六○八页，仅“导言”一章，即长至百余页。“（黄宗智：探寻中国的现代性）
3月10日《文艺研究》刊发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被指称《反抗绝望》一书存在多处抄袭，多名专家对此已有回应，称“抄袭说”难成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京华等多名鲁迅研究专家，就《反抗绝望》是否构成抄袭、汪晖是否梁(启超)鲁(迅)不辨、王彬彬的动机等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三名专家均表示，该书确实存在引文不够规范等“技术层面的问题”，但要说汪晖恶意剽窃恐难成立。王彬彬此前曾发文辱骂王蒙与清华大学中文系另一教授蓝棣之，因此有人对王彬彬的动机提出质疑，“派系之争”、“骂名人以扬名”之说均被提及。 （凤凰网文化综合）

『柒』 欧洲起蒙运动简介

欧洲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最初兴起于17世纪的英国，代表人物有霍布斯、洛克等，18世纪后发展到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其中以法国的启蒙运动声势最大，影响最深远，涌现出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等一批杰出的思想家。

其核心思想是提倡理性，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启蒙运动同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

『捌』 求推荐一些文学系列的书籍，文章系列书籍以及文艺理论系列书籍

个人推荐：
歌德《谈话录》

文艺理论书单
第一阶段： 1.文学理论：
《诗学》亚里斯多德著，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谈文学》，朱光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2.美学、艺术理论：
《谈美》朱光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美学散步》宗白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 《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9年
《人类的艺术》房龙著，（版本非常多，尽量找个早期的译本） 3.哲学
《苏菲的世界》，乔斯坦•贾德著，作家出版社1996年 《哲学的故事》，威尔•杜兰特著，三联书店，1997年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必读书目：
《美学散步》，宗白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推荐书目：
《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9年
《人类的艺术》房龙著，（版本非常多，尽量找个早期的译本） 第二阶段： 1.文学理论：
《诗论》，朱光潜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文学理论》，韦勒克、沃伦 著，三联书店1984年

文学基本理论

1、（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美）韦斯坦因著、刘象愚译《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教学参考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文学理论阅读书目
综合类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美学与文艺理论类
勃兰兑斯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李泽厚 美的历程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华夏美学
柄谷行人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巴赫金集 毛泽东 毛泽东论文艺 陈晋 文人毛泽东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选集 刘逸生 唐诗小札 秦牧 艺海拾贝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三联书店，1989。 杰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韦勒克、沃伦：《文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4。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 尼采：《悲剧的诞生》，北京，三联书店，1986。 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列奥塔：《后现代状况》，多个版本。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1989。 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文化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佛克马等：《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李安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 （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北大的陈晓明教授给当代文学研究生开的书单，虽然说是当代文学，其实就是一份除去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学批评理论书单，可以作为参照

1，亚里士多德：《诗学》
2，黑格尔：《美学》三卷。
3， 罗素：《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
*6，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三联书店，1989。
7，麦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
8，杰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9，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0，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11，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2，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主流》（六卷）
*13，韦勒克、沃伦：《文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4。
*14，沃尔夫冈．伊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5，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
16，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17，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局，1999。
18，拉尔夫．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9，乔纳森．卡勒《论解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0，茵加登：《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21，尼采：《悲剧的诞生》，北京，三联书店，1986。
22，福科《性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
*23，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4，德里达：《书作与差异》，三联书店，2001年。
25，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
26，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7，列奥塔：《后现代状况》，多个版本。
28，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9，J．米勒《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0，罗朗．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
31，雷蒙．威廉姆斯：《先锋派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
*3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
*33，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
34，麦克卢汉：《理解媒体》，译林出版社。
*35，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36，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
*37，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三联，2002年。
38，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三联，1998年。
39，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
40，福克马、伯斯顿编：《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4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1989。
4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3，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44，张颐武：《在边缘处摸索》，时代文艺出版社。
45，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46，程文超：《意义的诱惑》，时代文艺出版社。
47，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48，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49，赛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
50，罗钢、刘象愚编：《后殖民文化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1，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52，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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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应该是北师的童庆炳等列出的书单，紧扣《文学理论教程》的脉络

第一篇 导论

第一章 文学理论的性质和形态

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
2．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岗：《美学和系统的方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4．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波斯彼洛夫：《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5年版。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

1．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4．杜书瀛、钱竞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5．童庆炳：《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第二篇 文学活动

第三章 文学作为活动

1．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童庆炳：《文学活动的审美维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童庆炳等：《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刘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7．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弗莱：《弗莱文论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四章 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

1．叶朗主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3．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
4．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
5．童庆炳：《文学概论》，红旗出版社1984年版。
6．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第五章 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

1．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4．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5．高尔基：《个人的毁灭》，《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6．高尔基：《文学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7．高尔基：《论短视与远见》，《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第三篇 文学创造

第六章 文学创造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5．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6．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国喜剧出版社1986年版。
7．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8．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第七章 文学创造过程

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3．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4．巴尔扎克：《巴尔扎克论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5．阿瑞提：《创造的秘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6．斯·茨威格：《艺术创作的秘密》，高中甫译，《波佩的面纱--日内瓦学派文论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7．段宝林编：《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第八章 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第九章 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

1．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3．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歌德：《歌德谈话录》 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5．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58年版。
6．克莱尔·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
7．鲁迅：《〈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小序》，《鲁迅译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8．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四篇 文学作品

第九章 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

1．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2．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3．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4．《象征主义·意象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6．《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傅德珉：《散文艺术论》，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8．茅盾：《关于报告文学》，《报告文学论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第十章 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和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

1．英伽登：《文学的艺术作品》英文版，埃文斯顿1973年版。
2．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4．马克思：《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卢卡契：《艺术与客观真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
6．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十一章 叙事性作品

1．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3．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4．考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5．格雷马斯：《行动元、角色和形象》，见《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6．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7．高小康：《市民、士人与故事》，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李渔：《闲情偶寄》。
9．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十二章 抒情性作品

1．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2．苏姗·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3．苏姗·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4．什克洛夫斯基等：《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5．别林斯基：《诗歌的分类和分科》，《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6．莱辛：《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7．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1815年版序》，见《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刘若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十三章 文学风格

1．霍夫：《文体与文体论》，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
2．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3．布封：《论风格》，《译文》1957年9月号。
4．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5．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
6．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童庆炳：《文体与文体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王元化编译：《文学风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五篇 文学消费与接受

第十四章 文学消费与接受的性质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列·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凌继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1989年版。
4．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6．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编译，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第十五章 文学接受过程

1．姚斯等：《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伊瑟尔：《阅读行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伊瑟尔：《审美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狄德罗：《论戏剧艺术》（上），《文艺理论译丛》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5．鲁迅：《看书琐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6．王一川：《审美体验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7．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劳承万：《审美中介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第十六章 文学批评

1．洛奇：《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2．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冶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6．韦勒克：《批评的诸种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7．鲁迅：《看书琐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康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国喜剧出版社1986年版。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歌德：《歌德谈话录》 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1989年版。
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苏姗·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莱辛：《拉奥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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