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

Ⅰ 公共选择理论是由著名经济学家什么提出的

公共选择理论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它是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决策机制如何运作的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以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丹尼斯·缪勒的定义常被西方学者引用：“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科学的主题是一样的：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学，官员政治等等。”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在他们合著的流行教科书《经济学》中的定义是：“这一理论是一种研究政府决策方式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考察了不同选举机制运作的方式，指出了没有一种理想的机制能够将所有的个人偏好综合为社会选择；研究了当国家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改善收入分配不公平时所产生的政府失灵；还研究了国会议员的短视，缺乏严格预算，为竞选提供资金所导致的政府失灵等问题。”通过这些定义，我们不难对公共选择理论及其研究的主题有一个概要的了解。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政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前一类行为是经济决策，后一类行为是政治决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主要是做出这两类决策。该理论进一步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上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即在经济市场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则是利他主义的，自觉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受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标，是不可理解的，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

Ⅱ 公共选择理论的提出者是谁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
布坎南1919年10月2日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穆尔弗里鲍尔。他1940年毕业于中田纳西州师范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并在田纳西大学完成了一年的研究生课程，194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48年，他在世纪顶级学府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3] 。1956年以前，他在田纳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英国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校任教。现任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 [3] 。
1949年，布坎南接受田纳西大学的聘请，成为该校的教授，并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55～1956年，布坎南靠富布赖特奖学金在意大利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受到了欧洲财政学派的影响，使他进一步坚定了关于政府不是一种理想的制度的观念。
从意大利回国后，1956～1968年，布坎南在弗吉尼亚大学任麦金太尔讲座经济学教授，他与W?纳特建立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心，并于1958～1969年担任该中心主任，在这期间逐步奠定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
1962年，他发表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著作——《赞同的计算》（与戈登·塔洛克合著），并与塔洛克一起创建了公共选择学会和出版名为《公共选择》的杂志。1968～1969年，布坎南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任教。1969年以后，布坎南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任教，与塔洛克一起创建和领导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1982年他随该研究中心迁到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大学，任该校经济学教授。
布坎南是该中心主任并冠有霍尔伯特·L?哈里斯大学教授称号。布坎南曾获得两个荣誉博士头衔，一个是梅森大学于1982年授予的，另一个是泽里奇大学1984年授予的。自1976年以来，他还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名誉学者和美国科学艺术研究院院士。1983年，他成为美国经济协会的有突出贡献会员。1983～1984年担任了美国北部经济协会的会长，1984～1986年，担任了M?T?皮莱林协会的会长。他在1971年还担任过美国经济协会副会长的职务。
2013年1月9日，詹姆斯·布坎南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辞世，享年93岁 [3] 。

Ⅲ 试述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何启迪意义

公共选择理论对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回协调政治体制和答经济体制的关系，转变政府经济职能，避免政府干预失效，具有重要意义。（1）对合理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具有指导意义；（2）对政治体制及行政体制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3）对实现公共决策的法制化和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4）对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正视政府行为的“经济人”特征借鉴意义。

Ⅳ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阐述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政府失灵的各种表现在我国不仅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因此，认识“政府失灵论”对于我国政府各项改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正如世界银行的一位专家所指出的那样，“盛行腐败是转型国家增长的痛苦。但是腐败盛行将毁灭转型本身。”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在缺乏制度约束和监督的地方，出现腐败是正常的。减少腐败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合理规范政府权力。政府的职能是“裁判员的任务,指定他来执行规则,督促比赛的进行”。要摒弃传统“政府万能”的神话,高度重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的限度问题，合理确定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内容。
首先，必须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步伐，深化企业改革，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明确界定产权关系,造就真正的市场主体。
其次，要让政府适度放权，将应当由市场自我调节的事情交还市场。政府更多的是用宏观调控的方式与市场携手共同处理问题。

Ⅳ 公共选择理论的概念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至今仍存在着一些争辩，这些争辩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焦点：
（一）效用的衡量准则
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社会福祉函数的研究。对社会福祉函数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旧）福利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的成果。
（旧）福利经济学有三个核心假设：第一，个人福利可以采用基数的形式进行衡量；第二，不同人的福利可以加总，并得到社会总福利；第三，补偿检验。在通常情况下，一些政策会使一些人的福利改善，使另一些人的福利恶化。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希克斯等人提出的补偿检验认为，如果受益者在充分补偿受损者以后，还能够有所剩余，那么这种政策就是符合公共利益的。这实质上就是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1930年代以后，以罗宾斯、萨缪尔森、希克斯等人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家强势崛起，特别以罗宾斯的名著《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为标志，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基数效用和人际比较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效用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无法用具体数值来衡量，更不能进行人际比较。
总之，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
（二）社会福祉函数
公共选择理论界对社会福利函数争辩的焦点在于社会福利函数是否存在，特别是1950年肯尼斯·阿罗提出著名的“不可能定理”以来，许多人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已被宣判死刑。
阿罗“不可能定理”横空出世，指出符合阿罗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之不可能性。对于这个结果，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几位大师，并未采取绝对化的观点。阿罗在《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效用和”中说：“在2.1节中我们已经拒绝了将效用和量化的想法，尤其是拒绝个人间效用的比较，现在所采用的方法也就排除了这种福利函数形式。但是，假定效用和仅仅依赖于个人排序而不是效用指标，它还是可以重新形成的。伯格森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讨论中似乎已隐含了此意”。
丹尼斯·缪勒（DennisCMueller）对理论界所研究的社会福利函数作了经典的归纳，将业已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概括为四种基本类型：“（1）实值的社会福利函数，以伯格森·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bergson-samuel-sonsocialwelfare function）为代表，该理论认为，社会福利值w（用序数表示）取决于被认为影响福利的所有可能的实值变量zi，即w=w（z1，z2，…）。但这仅是一个概念化的函数，没有给出函数的具体形式；（2）公理性社会福利函数，以威廉·维克里等为代表；（3）社会契约型，以约翰罗尔斯等人为代表；（4）功利主义契约型，以豪尔绍尼等人为代表。” 丹尼斯·缪勒通过旁征博引，对若干有代表性的实值型社会福利函数优、缺点作了较详细的剖析。
当今公共选择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马蒂亚·森（AmartyaKSen）概括了“不可能性定理”的一个新突破口：1940年代以来，偏好或者其相应的保序函数——效用函数——作为解释个人选择行为的基础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
（三）投票规则———多数同意抑或一致同意
在投票规则设计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多数规则与一致同意规则的争论。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达尔（DahlR）对多数原则产生怀疑的原因在于：“多数原则是按人头论多少，于是它把不平等的强度平等化了。因此多数原则是建立在一种虚构上，即十分软弱和不现实的约定上：让我们假设各种选择的强度是一样的。” 规则不能反映投票人的偏好强度，投票的结果不能达到最优。
尽管多数法则遭受了许多责难，但一方面，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习惯；另一方面，作为社会选择的一种具体方法，人们对它已有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中一系列研究成果揭示出多数方法在社会福利函数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阿马蒂亚·森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中介绍“关于多数规则的条件”；“多数选择与相关系统”坚持认为多数规则（虽存在着一些重要缺陷）在公共选择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所有的集体选择规则中，多数决定方法可能比其他任何方法都得到更多研究，… …容易理解它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关于选择规则的条件”中对多数规则予以理论上的高度概括，“梅（May）证明了，惟一确定的具有无限制定义域的、无关方案独立的、同时具匿名性、中立性、中立性和正响应性的CCR是多数方法。若一个人赞成所有这些条件而不愿意接受多数规则，那么他就麻烦了，因为他至少必须要丢弃这些判断中的一个。…多数决定方法像帕累托扩展规则那样，满足独立性、匿名性、中立性、非负响应性、强帕累托原则，以及无限制定义域条件。” 另一方面，其他学者对一致同意规则的讨论主要有：1896年，瑞典学者克努特·威克塞尔（JohnGustavKnutWicksell）从独特的视角提议“把所有人从集体行动中受益的可能性与全体一致性通过规则联系起来”、提出“一致性规则是惟一能确定地导出满足帕累托条件的公共物品数量和税额的选举规则”
1962年，布坎南（JamesMBuchanan）与戈登·塔洛克（GordenTullock）在其名著《一致同意的计算》中论证了在公共选择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一致同意需要极大的成本。现实中的政治程序多采取间接民主制（代议制）或多数票原则（简单多数或比例多数），但政府行为和政府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政治官员的动机支配……但多数原则是否就必然提供了合理性呢？或者多数人是否有剥夺少数人权力和自由的正义呢？这显然是个争论更深层次的问题。 与阿罗的观点相同，布坎南认为，在相互冲突的主体间形成一致的规则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求其次，通过多数人规则来实现，这就必须理解多数人规则的实质：并不在于让多数人接受而形成决策的规则，而在于让所有人都接受决策的规则。布坎南认为，多数主义政治会导致多数人联合体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的利益而重新分配资源，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效应。他主张，放弃简单多数规则，而建立一个可以包容更多人的规则，即一种“普遍性的限制”（constraintforgenerality），从而使政治家在决策时按照公众的利益公平的处理社会福利的分配。 1971年，戈登·塔洛克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投票者的个数总是大大超过备选方案个数。这时，出现投票悖论的概率是如此之小，以致于在实际上可以不考虑它。这时，出现一致的概率就很高，而再提出或拥护另一个选择方案的成本会高于该方案能带来的利益。如果实际的多数投票结果确实靠近中间状态，则该结果将被大家所接受。
1994年，休·史卓顿（HughStretton）和奥查德（LionelOrchard）的分析表明：由于投票过程中理想最优的一致同意的直接民主无法实施，实际中采取的间接民主投票仍不是理想的民主决策方式。间接民主投票存在如下缺陷：（1）多数票规则难以获得均衡结果；（2）多数票规则会导致对公共决策控制权的争夺；（3）多数票规则会导致选民对公共选择活动的冷淡。 可见，现代公共选择仍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中。

Ⅵ 公共选择理论

一,背景和原因
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同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它是应一定时代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
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与失败
二,界定
一个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假定和方法来研究非市场决策或公共决策问题的新研究领域.
可以把公共选择理论看作一个政策科学学派,看作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研究领域.
1,公共选择理论是对政府决策过程的经济分析.(本质)
2,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是对投票及其相关决策程序的研究.(核心政府决策)
3,公共选择理论是研究集体决策的科学.(决策方式)
两层含义:
一是集体性.单个人自己的决策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集体决策就不可避免,因而公共选择成为必需的;
二是规则性.决策就是指定规则,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偏好差异的情况下,必须决定规则以使人们的行为协调起来,因此,人们必须进行决策以选择那些能够反映和满足一般人偏好的规则.公共选择研究的集体决策范围包括国家,政府国防警察消防教育环保财产权分配等等政治问题.
4,公共选择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内在动力,通过民主投票实现的对公共经济的合理决策.(经济分析的前提)
5. 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归结为三个要素:个人主义,经济理性和交易政治.
个人主义是微观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同样也被看成是集体行为的出发点.公共选择注重于分析个人行为,如投票人,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分析个人行为如何通过政治过程而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
经济理性原则认为,人是利己主义的,追求个人利益和效益最大化,其活动受个人利益驱动与导向.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们在政治领域中也是如此,因此由个人组成的国家或政府不应被看成是以大众利益服务为目的的.
交易政治认为政治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被视为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含有交易的性质.
三,特点
1.前提:
人都是理性行为者,其行为的目的是谋求私利的最大化.
政治领域中的人,即政治家,文官及其他国家(政府)代理人同私人经济中的是人一样的,都是"经济人",均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政治家追求选票最大化,选民追求投票净利益最大化,执行决策的政府官员追求预算最大化
2.切入点:决策环境的划分
市场决策与非市场决策的联系与区别
市场决策与非市场决策的联系与区别
个人利益最大化
动力
个人或集体之间进行的复杂交易
(政客,组织)
个人之间可进行的简单交易
(个人,厂商)
主体
规则
(不平等性和强制性服从与统治)
价格
(等价交换,平等自愿)
杠杆
选票
参与者公共承认的公共产品的成本
(政策,法律制度)
政治市场
钞票
物物交换
(商品)
经济市场
媒体
内容
3.理论特点
公共选择理论不在于研究选择的好坏,而是研究作为集体的国民为什么选择这样而不是选择那样.
没有价值观念的判断,而是对普遍规律的总结
4.交易概念的运用
选择→交换→交易
在公共经济学看来,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是交换.
交易指经济人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出发,在经济主体之间进行自愿交换,从而得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交易的本质是帕累托改善过程,交易的结果是帕累托最优的实现.
交易的分类
简单交易:
基本的直接的交换,一对一的银货两讫.
复杂交易:
多个经济主体之间多重交换.政治决策过程即是多个"经济人"相互交易的过程.
四,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
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公共政策研究具有可借鉴之处:
1.公共选择学者从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入手来研究政治和公共决策问题,为公共政策和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新的研究途径;他用方法论个人主义来取代作为传统政治学主导途径的方法论集体主义,是对公共政策研究政治学途径的有益补充或扩展.
2.公共选择学者丰富了当代政策科学和政治学理论,如它的非市场决策理论,政府失败论,国家与政党理论,投票规则的损益分析,官僚体制与代议制民主的分析,扩展或补充了当代政策科学和政治学的理论研究.
3.有助于对当代西方国家公共政策过程的本质及其局限性的认识,也加深了对人类公共决策过程及其规律性的认识.
足球世界中的公共选择理论
球迷追求看球过瘾,最好中国队称霸世界.
俱乐部追求赚钱多多.俱乐部内部,产权是国家的,可是选外援的回扣,出国考察的潇洒全是自己的,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足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队会买回来质次价高的教练,球员.
足协要钱,要官,要名,并且把这些凌驾于中国队的战绩(代表公共利益)之上.

现代公共选择理论是直接与我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这种理论至少为我们分析现实生活中的选举的政治活动是如何进行的提供了一个或多个理论模型。公共选译理论对于各种角色的“公共选择者”的行为作了考察。各种公共选择者或者是作为实际的或潜在的投票者，或者是作为势力集团的组织者或成员；或者是作为政党的须油，或者是作为向上爬的或已被选上的政治家，或者是作为官僚；他们的活动被公共选择理论—一加以考察。这个理论使我们能对不同的体制规则集合下所会产生的结果类型进行某种推测，这些不同的体制规则是使集体的政治决策最后能达成的一种条件。

对于前面我们所讨论过的立宪设计问题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具有直接的规范含义。那些在先前接受了，尽管通常是自发地不自觉地接受了政治行动的天真的空想模式的人，那些至今仍不认识立宪对于政府行为的有效约束的人，一旦认识到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全部影响之后，就不会无动于衷、继续坚持以前的做法了。公共选择理论在一种非常实际的意义上提出了一种“政府政治失灵理论”，这是与本世纪SO年代在福利经济学中出现的“市场失灵理论”完全相似的理论，这样一来，政府对那些不能通过非政治化的市场的运转进行合乎理想的操纵的活动领域的侵入，就不再是理由充分、证据确凿了。这里所存在的整个限制问题必须从宣传上加以强调，这部分是由于政府的干预是可以以面对面的事实为基础进行分析的，部分是由于，在另一种民主决策过程的政体下对于政府行为的成本与效益的长期的反思是必然会进行的。

Ⅶ 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历程

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盛行，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经济运行，导致巨额政府赤字及持续的通货膨胀。然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完美的解决赤字和通胀问题。这为公共选择理论创造出了客观的经济环境，加之布坎南的开创性工作，最终使公共选择理论展现在世人面前。 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并于五六十年代形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60年代末以来，其学术影响迅速扩大。
关于该理论的渊源。学者张健（1991）认为，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渊源主要有：斯密的经济理论、维克赛尔的经济思想、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的理论。 这些仅是布坎南个人思想的由来，其他学者有不同的见解。陈招顺、汪翔（1990）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渊源有斯密的经济理论和休谟的政治哲学、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的经济思想、瑞典学派奠基人维克赛尔的经济思想。 公共选择理论是以1938年伯格森的一篇探讨福利函数性质的文章《福利经济学可能前景的重述》（ A Reformul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WelfareEconomics）作为起点，在阿罗1951年的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al Values）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大批著作和文章则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开始相继涌现，例如布莱克的《选举和委员会理论》（ The Theory of Committee and Election ），布坎南和图洛克的《同意的计算》（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等等。他们或着重于研究如何将个人偏好进行加总以实现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或者研究在外部性、公共物品、规模经济出现的场景中如何实现合理、有效的资源配置。
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支出理论可以说是“同宗同源”，正因为此，维克塞尔18%年的《公平税收新原理》（ A New Principle of Just Taxa-tion）和林达尔1919年的（（公平税收：一个积极的方案》（ Just Taxation APositive Solution ）被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对公共选择理论作出了基奠性的贡献，以研究财税问题闻名的维克塞尔和林达尔还被视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祖师爷。
不过，如果真这样追根溯源的话，也许公共选择理论产生的历史还可以再向前推一百年，法国的著名数学家博尔达和孔多塞18世纪80年代就完成了和阿罗同样的工作。
应该说，公共选择理论一开始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或者学派，真正作为独立的一支屹立于学术之林，是在布坎南和图洛克《同意的计算》出版之后。此后，布坎南又将公共选择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自由、市场和国家》（ Liberty ， Market and State ） ，《宪法经济学探索》（ Explorationsinto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等著作的先后出版使公共选择理论不但在经济学界受到推崇，而且还被政治学界视为圭桌。 现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开始于政治学家邓肯·布莱克（DuncanBlack），他在1948年提出了一套后来成为中位选民理论（medianvotertheory）的概念，他也写下（1958）
一书。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GordonTullock）将他称为是公共选择理论之父（1987，p.1040）。公共选择理论的领袖人物当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他发表的第一篇专门研究公共选择的文章是《社会选择、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62期，1954年4月号）。布坎南与戈登·塔洛克二人合著的《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被认为是公共选择理论的经典著作。布坎南因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建树，尤其是提出并论证了经济学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和宪法基础，而获得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此外，著名经济学家阿罗和唐斯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在1951年所发表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ChoiceandIndivialValues）一书也影响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其它重要的作品还包括了公共行政学家AnthonyDowns所著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1957）以及MancurOlson所著的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1965）。

Ⅷ 什么叫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以理性经济人为基本的行为假设来研究集体决策和集体决策规则的选择。研究的领域涉及投票、政党竞争、选民行为、官僚体制、集体行动和立宪选择等一系列问题。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改变了人们对政治的传统看法。

Ⅸ 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规定性是什么

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归结为三个要素:个人主义,经济理性和交易政治.
个人主义是微观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同样也被看成是集体行为的出发点.公共选择注重于分析个人行为,如投票人,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分析个人行为如何通过政治过程而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
经济理性原则认为,人是利己主义的,追求个人利益和效益最大化,其活动受个人利益驱动与导向.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们在政治领域中也是如此,因此由个人组成的国家或政府不应被看成是以大众利益服务为目的的.
交易政治认为政治在公共选择理论中被视为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含有交易的性质.

Ⅹ 简述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认为政治领域中的人都是“经济人”，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的。政治家追求选票最大化，选民追求投票净收益最大化，执行决策的政府官员追求预算最大化。
(1)公共选择理论的特点
公共选择理论的特点不在于做出价值观和道德上的判断。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其重心不在于判断“选择”的结果，而在于研究“交易”的过程。即它并不在意人们选择的结果究竟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而仅是着力于研究作为集体的国民为什么选择这样而不是那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不涉及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的判断，而只是对普遍规律的总结。
(2)公共选择理论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论断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选民投票选择政府的过程中，或者说在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偏好的过程中，中位选民、利益集团、官僚集团、政治经济周期等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最终使政府失败成为必然。
①个体“经济人”的性质使得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不容易达成一致。因为组织行为产生的收益是公共物品，其典型特征之一是消费上的非排他性，组织中任何个人都有平等的消费权，因此，每个人所能享受到的只是组织整体收益的一小部分。假定某人的活动使组织产生了收益，并且这个人的活动所付出的成本与组织取得的收益是等价的，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看，这个人应享受与组织收益相等的份额，但由于组织收益的非排他性，使得其他人也能不付出成本就参与享受，“搭便车”问题也就产生了。因此经济人或理性人都不会为组织的共同利益而主动采取行为，反而会指望能“搭便车”。
②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及其官员是预算最大化者。政府作为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政府被要求追求非金钱目标，并且处于垄断的环境中，自身又没有提高效率、降低损耗的激励机制，过分增加政府产出不但没有被指责为浪费的危险，反而可从中提高其在公众中的声誉和威望，增加官员的薪水与特权，这完全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因此，政府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预算，扩大支出。这也解释了政府规模为何一直膨胀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