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形
⑴ 公共管理机构组织形象有哪些类型
组织形象又称为公众形象或公关形象，它指的是一定的组织机构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相对稳定的地位和整体印象，具体表现为社会公众对组织机构的全部看法、评价和整套要求及标准。在公共管理中，主要指公共管理机构的公众形象。
公众对公共管理的组织机构和个人持什么样的评价和看法、就形成相应的公众舆论，直接影响着公共管理机构的行为和运转。良好的舆论环境会促进公共管理活动的开展，反之则起阻碍作用。公众舆论对公共管理机构的支持或赞赏与否反映出该机构为社会所接受和拥护的程度。而社会的拥护程度对公共管理机构的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公众舆论和自身的社会形象。
从公众形象的性质来看，公共管理机构的组织形象可分为自我期待形象和社会实际形象两种。所谓自我期待形象，指的是公共管理机构期望在社会公众心目中具有的对自身的全部看法、评价和标准。它又包括两种：一是理想形象，即组织对自身形象所作的较长远规划和设计，属于公共管理目标的一个内容。二是目标形象，即组织希望通过某项或一系列公共管理活动的开展所要达到的形象状态。公共管理机构在公共管理中应拟定这两种期待形象目标，可称之为公共管理机构的公共关系目标。所谓社会实际形象，指的是社会公众及社会舆论对公共管理机构的真实看法和评价。它是通过公共管理人员的努力而达到的实际效果，是一种形象现实。也就是说，自我期待形象仅仅是一种期望值，起着明确努力方向的作用，而社会实际形象却是真实的形象状态。实际形象可能与期待形象发生矛盾，有时高于期待形象，有时低于期待形象。而当前的实际社会形象又是制定新的自我期待形象的重要根据。
组织形象的作用具体表现在：（1）良好的公共管理机构形象为公共管理创造良好的公共关系软环境。公共关系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地表现为公众的舆论及其变化情况，而舆论中稳定的东西就是公共管理机构的形象。这就表明，良好的形象实际上是公共关系环境状况的指示器和信号灯。提高和完善公共管理机构的组织形象也就是要创造良好的公共关系环境。（2）良好的公共管理机构形象有利于充分调动公共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地去完成公共管理目标。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工作并不单单是为了谋生，工作本身已成为更加全面的需要形式。人们要求在工作中得到尊重，相互关系和谐，能够有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机会。观察现实生活，我们不难发现，经营不善、名声低劣的机构，往往人才流失的情况最严重。而一旦组织形象良好，员工就会感到自豪和骄傲，努力地共同为公共管理目标而忘我工作。也就是说，组织形象成为内聚力高低的重要影响因素。（3）良好的公共管理机构形象有利于得到各方面公众对相应的公共管理项目的支持。公共管理涉及的是各种公共事务，它需要有关各方面公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才能变成现实。而公众的支持程度同他们对公共管理机构以及相应的项目和管理目标的评价是密切相关的。支持力的大小反映公众对公共管理机构的信任程度，而支持的原因却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公众对公共管理机构和人员及其行为、政策的评价。
⑵ （新）公共管理学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和现实根源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较之以前的管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此，自其产生以来，它逐步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切都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在20世纪末的兴起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1、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日益凸现的内在理论缺陷。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与先前的政府管理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建立在两个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一个是由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并由古德诺系统化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另一个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建构在这两大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治与行政是可以分开的，在“二分”的情况下，公共行政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有效地执行既定政策或达成既定目标。有关政治、政策的问题，属于政治学范畴，政治不要干扰行政，行政是科学的问题，可以也应该保持价值中立，而以追求经济和效率为目标。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忠实和有效地执行被政治官员制定的政策。据此，便可以建立一套科学的、最佳的行政管理原则。公共员系统依据这些组织原则运作，剔除任何个人感情因素，像驴一样受赏罚的支配，行政管理便可以达到高度的“理性化”，政府管理也就可以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果。其实，早在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形成后不久，其赖以立足的二大理论基础就遭到了包括政治学行为主义和人际关系学派的激烈批判。行政学者罗伯特·达尔和沃尔多都曾指出，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传统行政模式的不切实际之处就在于，政治与行政必然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不含任何价值判断的公共行政只是一个神话而已。行政学者彼得斯也指出：“行政管理与政策并非呈现出互不相关的离散现象，而是相互关联的。无论是通过主观方式还是通过客观方式，行政体系的属性都会影响到政治体系的政策产出。”时至今日，大多数的学者对这个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尽管实际工作者中的一些人依然固执地坚持两分法的观点，但传统的行政模式必须依赖于一个无法成立且长久被认为是不能实现的理论，至少说明这个模式肯定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面对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学者们也认为，由于官僚制的理性形式、不透明性、组织僵化以及等级制的特点，使得它不可避免地会与民主制发生冲突。实际上，韦伯自己也只是把官僚制当作一种理想状态。在他看来，官僚组织的完善，必然使人们进入“铁的牢笼”。“哪里彻底实现了行政的官僚化，哪里所确立的权力关系的类型实际上是不可摧毁的。”要对付发达的官僚机器，一般个人、官僚机构中的官员甚至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实际上都是无能为力的。显然，这一切并不是现代人所向往的。另外，官僚制在实践中的应用也与韦伯的设想有些出入，特别是官僚制在人事制度中的实践所产生的僵化、形式主义较之韦伯的设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其精英主义的特征又远不能达到韦伯的设想，这直接导致了该体系效率的降低。这些理论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公共行政赖以立足的理论基础。
2、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在实践中正在遭受日益广泛的抨击。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就出现了对公共部门的规模和能力进行的抨击。人们普遍认为，政府“规模”过于庞大，浪费了过多的紧缺资源。目前，削减政府经费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瑞典等国家，其公共服务传统上是规模较大的，但是现在公共部门的作用已经下降了。其次，关于政府的“范围”也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政府本身介入的活动过多，其中许多活动可以有其他可选择的备用方法。作为这种观点的反应，许多先前由政府从事的活动开始转向私营部门。此外，政府的“方法”也受到抨击。人们越来越认为，官僚制的方法必定会造成工作的没有起色和效率低下。如果必须由政府从事某种活动，也需要寻求官僚制之外的其他的组织方法。对公共部门的规模、范围和方法进行抨击所产生的明显结果就是削减政府和改革其管理方法。
3、经济理论的变革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战后，西方各国政府普遍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对社会生活实行全面干预。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并获得巨大成功时，与“市场失灵”相伴随的“政府失灵”也表现得同样明显。一方面，政府对社会、市场所承担的管理任务越来越多，成为“万能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内部官僚机构膨胀，效率低下，财政支出日益扩大，政府管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自由主义和市场取向的公共选择理论异军突起。正如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指出的，“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行为假设和方法，研究了当国家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时所产生的政府失灵问题”。公共选择理论在70年代正式介入“公共管理”领域，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们采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来研究政府官僚系统的行为。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一个是政治市场。在这两个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都是自利和理性的人。也就是说，政府公职人员与普通市民一样，都以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至于政府，由于人民对其所有权分散且不可让渡，故缺乏加以监督的诱因，再加上没有市场竞争的机制予以有效制约，因而自利的官僚得以不顾社会公益，专注于追求个人的权力、名望和利益，最终造成政府效率不彰。基于这一认识，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失败的是政府而不是市场，要解决公共管理的危机，应减少政府的职能，尽量交由更有效率的市场来调控货品和服务的供应，以达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他们还认为，传统公共行政强调的统一规制和监控，极大地抑制了公职机构和文官的创造力，已陷入形式化和僵化；代表国家意志的政府管理和服务，忽视公共保障和服务的多样性，对市场信号和消费者需求的反应不灵敏，已经不再适应当今世界的需要，是“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模式”、“十九世纪的行政技术”。由此，他们认为市场可以取代政治或行政成为管治社会的主导机制，只有将“经济效率”奉为最高标准，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才能使众多自利的个体走到一起，增加社会福祉。总之，公共选择理论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4、知识经济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政府面临更加严峻的“效能”和“合法性”竞争。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兴起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将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不断推向更高的新台阶。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使全球性的“政府效能”横向竞争的时代成为现实。政府绩效与政府合法性的单一纵向参考的时代已经结束，不同社会下的公众像选择职业与工作单位那样选择政府的时代已悄然来临。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竞争，犹如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样，已经并将于21世纪伊始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规模上，在不同政府之间迅速展开。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命运都将由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竞争能力和其处理具有全球性特征的问题的能力所决定；各国政府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国际互振系统中不遗余力地寻求到保护和促进本国在全球竞争中利益的方略和战术，并有效地促进本国福利的实际提高，才能获得本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政府效能与合法性已不再能从本国历史的纵向比较中获得令人信服的认同，历史原因已不再成为人们认可的社会福利不及他国的托辞。全球性“政府效能”和“政府合法性”竞争的结果，必然使那些对社会的要求与愿望反应迟钝或不愿作出反应的政府面临权威危机、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对政府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迎接这一挑战，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与重塑，无疑将成为各国政府明智的选择。
总之，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的发展，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在理论和实践的质疑声中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的行政模式已无法反映出现代公共服务所需承担的广泛的、管理的以及政策制定的角色，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消极的控制形式，不是致力于为提高效率提供有效的激励，而是着力于怎样避免犯错误。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以经济学和私营管理理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引人注目地登上了公共管理的历史舞台，并引发了公共管理领域一场新的革命。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意蕴及其前景
对“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身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现在还为时过早，因为，它还处在探索和发展的复杂进程之中。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已经体现出了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重大的差异，如更注重管理绩效和管理效率，更注重市场的力量，更注重管理的弹性而不是僵化，更注重公共部门运行于其中的相关的政治环境，更注重私营部门管理方式在公共部门的应用等等。“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它业已表现出的新特征及其发展趋势，都明确地提醒世人：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已经在公共管理领域逐步形成。在目前改革的实践中，尽管出于操作上的需要仍表现出政府继续承担运动主体的角色，但从这场改革运动的发展趋势来看，无疑包含着对近代以来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进行全面检讨的意蕴。
当然，任何的变革过程都会有得益者和受损者。从信奉市场力量和现代企业“消费者导向”中吸取营养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一些大规模实践中虽然显示出了生机和活力，但也积淀着不少理念性的矛盾和冲突。例如，从“企业家政府”和“企业化政府”引出的公共机构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异同比较；在政治家与高级文官签订业绩合同及其评估过程中，如何避免政治和价值观的影响；在以“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或有效性（Effectiveness）作为政府绩效的评估标准时，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它对照以公平(Equity)替换经济的政策评估的“三E”标准孰优孰劣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未来需要认真面对并切实加以解决的。
但无论如何，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尚处在艰辛的探索之中，还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统一的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身还远非完美，还存在着不少批评和毋庸置疑的问题，但20世纪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却无疑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引发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必将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⑶ 公共管理的特性有哪些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和现实根源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较之以前的管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此，自其产生以来，它逐步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切都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在20世纪末的兴起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1、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日益凸现的内在理论缺陷。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与先前的政府管理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建立在两个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一个是由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并由古德诺系统化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另一个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建构在这两大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治与行政是可以分开的，在二分的情况下，公共行政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有效地执行既定政策或达成既定目标。有关政治、政策的问题，属于政治学范畴，政治不要干扰行政，行政是科学的问题，可以也应该保持价值中立，而以追求经济和效率为目标。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忠实和有效地执行被政治官员制定的政策。据此，便可以建立一套科学的、最佳的行政管理原则。公共员系统依据这些组织原则运作，剔除任何个人感情因素，像驴一样受赏罚的支配，行政管理便可以达到高度的理性化，政府管理也就可以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果。其实，早在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形成后不久，其赖以立足的二大理论基础就遭到了包括政治学行为主义和人际关系学派的激烈批判。行政学者罗伯特·达尔和沃尔多都曾指出，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传统行政模式的不切实际之处就在于，政治与行政必然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不含任何价值判断的公共行政只是一个神话而已。行政学者彼得斯也指出：行政管理与政策并非呈现出互不相关的离散现象，而是相互关联的。无论是通过主观方式还是通过客观方式，行政体系的属性都会影响到政治体系的政策产出。时至今日，大多数的学者对这个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尽管实际工作者中的一些人依然固执地坚持两分法的观点，但传统的行政模式必须依赖于一个无法成立且长久被认为是不能实现的理论，至少说明这个模式肯定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面对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学者们也认为，由于官僚制的理性形式、不透明性、组织僵化以及等级制的特点，使得它不可避免地会与民主制发生冲突。实际上，韦伯自己也只是把官僚制当作一种理想状态。在他看来，官僚组织的完善，必然使人们进入铁的牢笼。哪里彻底实现了行政的官僚化，哪里所确立的权力关系的类型实际上是不可摧毁的。要对付发达的官僚机器，一般个人、官僚机构中的官员甚至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实际上都是无能为力的。显然，这一切并不是现代人所向往的。另外，官僚制在实践中的应用也与韦伯的设想有些出入，特别是官僚制在人事制度中的实践所产生的僵化、形式主义较之韦伯的设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其精英主义的特征又远不能达到韦伯的设想，这直接导致了该体系效率的降低。这些理论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公共行政赖以立足的理论基础。
2、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在实践中正在遭受日益广泛的抨击。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就出现了对公共部门的规模和能力进行的抨击。人们普遍认为，政府规模过于庞大，浪费了过多的紧缺资源。目前，削减政府经费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瑞典等国家，其公共服务传统上是规模较大的，但是现在公共部门的作用已经下降了。其次，关于政府的范围也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政府本身介入的活动过多，其中许多活动可以有其他可选择的备用方法。作为这种观点的反应，许多先前由政府从事的活动开始转向私营部门。此外，政府的方法也受到抨击。人们越来越认为，官僚制的方法必定会造成工作的没有起色和效率低下。如果必须由政府从事某种活动，也需要寻求官僚制之外的其他的组织方法。对公共部门的规模、范围和方法进行抨击所产生的明显结果就是削减政府和改革其管理方法。
3、经济理论的变革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战后，西方各国政府普遍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对社会生活实行全面干预。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并获得巨大成功时，与市场失灵相伴随的政府失灵也表现得同样明显。一方面，政府对社会、市场所承担的管理任务越来越多，成为万能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内部官僚机构膨胀，效率低下，财政支出日益扩大，政府管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自由主义和市场取向的公共选择理论异军突起。正如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指出的，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行为假设和方法，研究了当国家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时所产生的政府失灵问题。公共选择理论在70年代正式介入公共管理领域，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们采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来研究政府官僚系统的行为。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一个是政治市场。在这两个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都是自利和理性的人。也就是说，政府公职人员与普通市民一样，都以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至于政府，由于人民对其所有权分散且不可让渡，故缺乏加以监督的诱因，再加上没有市场竞争的机制予以有效制约，因而自利的官僚得以不顾社会公益，专注于追求个人的权力、名望和利益，最终造成政府效率不彰。基于这一认识，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失败的是政府而不是市场，要解决公共管理的危机，应减少政府的职能，尽量交由更有效率的市场来调控货品和服务的供应，以达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他们还认为，传统公共行政强调的统一规制和监控，极大地抑制了公职机构和文官的创造力，已陷入形式化和僵化；代表国家意志的政府管理和服务，忽视公共保障和服务的多样性，对市场信号和消费者需求的反应不灵敏，已经不再适应当今世界的需要，是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模式、十九世纪的行政技术。由此，他们认为市场可以取代政治或行政成为管治社会的主导机制，只有将经济效率奉为最高标准，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才能使众多自利的个体走到一起，增加社会福祉。总之，公共选择理论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4、知识经济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政府面临更加严峻的效能和合法性竞争。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兴起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将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不断推向更高的新台阶。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使全球性的政府效能横向竞争的时代成为现实。政府绩效与政府合法性的单一纵向参考的时代已经结束，不同社会下的公众像选择职业与工作单位那样选择政府的时代已悄然来临。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竞争，犹如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样，已经并将于21世纪伊始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规模上，在不同政府之间迅速展开。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命运都将由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竞争能力和其处理具有全球性特征的问题的能力所决定；各国政府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国际互振系统中不遗余力地寻求到保护和促进本国在全球竞争中利益的方略和战术，并有效地促进本国福利的实际提高，才能获得本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政府效能与合法性已不再能从本国历史的纵向比较中获得令人信服的认同，历史原因已不再成为人们认可的社会福利不及他国的托辞。全球性政府效能和政府合法性竞争的结果，必然使那些对社会的要求与愿望反应迟钝或不愿作出反应的政府面临权威危机、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对政府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迎接这一挑战，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与重塑，无疑将成为各国政府明智的选择。
总之，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的发展，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在理论和实践的质疑声中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的行政模式已无法反映出现代公共服务所需承担的广泛的、管理的以及政策制定的角色，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消极的控制形式，不是致力于为提高效率提供有效的激励，而是着力于怎样避免犯错误。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以经济学和私营管理理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引人注目地登上了公共管理的历史舞台，并引发了公共管理领域一场新的革命。
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意蕴及其前景
对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身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现在还为时过早，因为，它还处在探索和发展的复杂进程之中。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已经体现出了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重大的差异，如更注重管理绩效和管理效率，更注重市场的力量，更注重管理的弹性而不是僵化，更注重公共部门运行于其中的相关的政治环境，更注重私营部门管理方式在公共部门的应用等等。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它业已表现出的新特征及其发展趋势，都明确地提醒世人：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已经在公共管理领域逐步形成。在目前改革的实践中，尽管出于操作上的需要仍表现出政府继续承担运动主体的角色，但从这场改革运动的发展趋势来看，无疑包含着对近代以来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进行全面检讨的意蕴。
当然，任何的变革过程都会有得益者和受损者。从信奉市场力量和现代企业消费者导向中吸取营养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一些大规模实践中虽然显示出了生机和活力，但也积淀着不少理念性的矛盾和冲突。例如，从企业家政府和企业化政府引出的公共机构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异同比较；在政治家与高级文官签订业绩合同及其评估过程中，如何避免政治和价值观的影响；在以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或有效性（Effectiveness）作为政府绩效的评估标准时，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它对照以公平(Equity)替换经济的政策评估的三E标准孰优孰劣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未来需要认真面对并切实加以解决的。
⑷ 公共管理类包含哪些具体专业
公共管理从学科意义上的内容包括政府管理，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公共政策，发展管理，教育经济管理以及劳动社会保障等方向。
主要课程有：
逻辑学、法学概论、社会学概论、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管理心理学、公共行政学、公共伦理学、公共部门会计、公共财务、政府预算管理、公共政策学。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学、应用文写作、统计学、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公共管理案例、社会保障、城市和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市政管理学、管理经济学、领导科学、办公自动化等。
(4)公共管理形扩展阅读：
培养目标
本专业要求学生熟悉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系统掌握公共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以及必要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具有较高的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问题的技能，适应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新形势下的需要。
公共管理专业旨在培养具有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技术、方法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熟悉公共事务和国际事务管理规则和机制，能在文教、卫生、环保、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⑸ 新公共管理有哪些特点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和现实根源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较之以前的管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此，自其产生以来，它逐步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切都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在20世纪末的兴起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1、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日益凸现的内在理论缺陷。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与先前的政府管理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建立在两个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一个是由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并由古德诺系统化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另一个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建构在这两大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治与行政是可以分开的，在二分的情况下，公共行政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有效地执行既定政策或达成既定目标。有关政治、政策的问题，属于政治学范畴，政治不要干扰行政，行政是科学的问题，可以也应该保持价值中立，而以追求经济和效率为目标。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忠实和有效地执行被政治官员制定的政策。据此，便可以建立一套科学的、最佳的行政管理原则。公共员系统依据这些组织原则运作，剔除任何个人感情因素，像驴一样受赏罚的支配，行政管理便可以达到高度的理性化，政府管理也就可以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果。其实，早在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形成后不久，其赖以立足的二大理论基础就遭到了包括政治学行为主义和人际关系学派的激烈批判。行政学者罗伯特·达尔和沃尔多都曾指出，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传统行政模式的不切实际之处就在于，政治与行政必然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不含任何价值判断的公共行政只是一个神话而已。行政学者彼得斯也指出：行政管理与政策并非呈现出互不相关的离散现象，而是相互关联的。无论是通过主观方式还是通过客观方式，行政体系的属性都会影响到政治体系的政策产出。时至今日，大多数的学者对这个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尽管实际工作者中的一些人依然固执地坚持两分法的观点，但传统的行政模式必须依赖于一个无法成立且长久被认为是不能实现的理论，至少说明这个模式肯定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面对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学者们也认为，由于官僚制的理性形式、不透明性、组织僵化以及等级制的特点，使得它不可避免地会与民主制发生冲突。实际上，韦伯自己也只是把官僚制当作一种理想状态。在他看来，官僚组织的完善，必然使人们进入铁的牢笼。哪里彻底实现了行政的官僚化，哪里所确立的权力关系的类型实际上是不可摧毁的。要对付发达的官僚机器，一般个人、官僚机构中的官员甚至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实际上都是无能为力的。显然，这一切并不是现代人所向往的。另外，官僚制在实践中的应用也与韦伯的设想有些出入，特别是官僚制在人事制度中的实践所产生的僵化、形式主义较之韦伯的设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其精英主义的特征又远不能达到韦伯的设想，这直接导致了该体系效率的降低。这些理论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公共行政赖以立足的理论基础。
2、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在实践中正在遭受日益广泛的抨击。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就出现了对公共部门的规模和能力进行的抨击。人们普遍认为，政府规模过于庞大，浪费了过多的紧缺资源。目前，削减政府经费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瑞典等国家，其公共服务传统上是规模较大的，但是现在公共部门的作用已经下降了。其次，关于政府的范围也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政府本身介入的活动过多，其中许多活动可以有其他可选择的备用方法。作为这种观点的反应，许多先前由政府从事的活动开始转向私营部门。此外，政府的方法也受到抨击。人们越来越认为，官僚制的方法必定会造成工作的没有起色和效率低下。如果必须由政府从事某种活动，也需要寻求官僚制之外的其他的组织方法。对公共部门的规模、范围和方法进行抨击所产生的明显结果就是削减政府和改革其管理方法。
3、经济理论的变革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战后，西方各国政府普遍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对社会生活实行全面干预。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并获得巨大成功时，与市场失灵相伴随的政府失灵也表现得同样明显。一方面，政府对社会、市场所承担的管理任务越来越多，成为万能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内部官僚机构膨胀，效率低下，财政支出日益扩大，政府管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自由主义和市场取向的公共选择理论异军突起。正如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指出的，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行为假设和方法，研究了当国家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时所产生的政府失灵问题。公共选择理论在70年代正式介入公共管理领域，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们采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来研究政府官僚系统的行为。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一个是政治市场。在这两个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都是自利和理性的人。也就是说，政府公职人员与普通市民一样，都以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至于政府，由于人民对其所有权分散且不可让渡，故缺乏加以监督的诱因，再加上没有市场竞争的机制予以有效制约，因而自利的官僚得以不顾社会公益，专注于追求个人的权力、名望和利益，最终造成政府效率不彰。基于这一认识，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失败的是政府而不是市场，要解决公共管理的危机，应减少政府的职能，尽量交由更有效率的市场来调控货品和服务的供应，以达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他们还认为，传统公共行政强调的统一规制和监控，极大地抑制了公职机构和文官的创造力，已陷入形式化和僵化；代表国家意志的政府管理和服务，忽视公共保障和服务的多样性，对市场信号和消费者需求的反应不灵敏，已经不再适应当今世界的需要，是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模式、十九世纪的行政技术。由此，他们认为市场可以取代政治或行政成为管治社会的主导机制，只有将经济效率奉为最高标准，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才能使众多自利的个体走到一起，增加社会福祉。总之，公共选择理论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4、知识经济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政府面临更加严峻的效能和合法性竞争。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兴起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将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不断推向更高的新台阶。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使全球性的政府效能横向竞争的时代成为现实。政府绩效与政府合法性的单一纵向参考的时代已经结束，不同社会下的公众像选择职业与工作单位那样选择政府的时代已悄然来临。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竞争，犹如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样，已经并将于21世纪伊始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规模上，在不同政府之间迅速展开。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命运都将由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竞争能力和其处理具有全球性特征的问题的能力所决定；各国政府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国际互振系统中不遗余力地寻求到保护和促进本国在全球竞争中利益的方略和战术，并有效地促进本国福利的实际提高，才能获得本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政府效能与合法性已不再能从本国历史的纵向比较中获得令人信服的认同，历史原因已不再成为人们认可的社会福利不及他国的托辞。全球性政府效能和政府合法性竞争的结果，必然使那些对社会的要求与愿望反应迟钝或不愿作出反应的政府面临权威危机、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对政府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迎接这一挑战，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与重塑，无疑将成为各国政府明智的选择。
总之，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的发展，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在理论和实践的质疑声中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的行政模式已无法反映出现代公共服务所需承担的广泛的、管理的以及政策制定的角色，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消极的控制形式，不是致力于为提高效率提供有效的激励，而是着力于怎样避免犯错误。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以经济学和私营管理理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引人注目地登上了公共管理的历史舞台，并引发了公共管理领域一场新的革命。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意蕴及其前景
对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身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现在还为时过早，因为，它还处在探索和发展的复杂进程之中。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已经体现出了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重大的差异，如更注重管理绩效和管理效率，更注重市场的力量，更注重管理的弹性而不是僵化，更注重公共部门运行于其中的相关的政治环境，更注重私营部门管理方式在公共部门的应用等等。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它业已表现出的新特征及其发展趋势，都明确地提醒世人：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已经在公共管理领域逐步形成。在目前改革的实践中，尽管出于操作上的需要仍表现出政府继续承担运动主体的角色，但从这场改革运动的发展趋势来看，无疑包含着对近代以来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进行全面检讨的意蕴。
当然，任何的变革过程都会有得益者和受损者。从信奉市场力量和现代企业消费者导向中吸取营养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一些大规模实践中虽然显示出了生机和活力，但也积淀着不少理念性的矛盾和冲突。例如，从企业家政府和企业化政府引出的公共机构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异同比较；在政治家与高级文官签订业绩合同及其评估过程中，如何避免政治和价值观的影响；在以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或有效性（Effectiveness）作为政府绩效的评估标准时，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它对照以公平(Equity)替换经济的政策评估的三E标准孰优孰劣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未来需要认真面对并切实加以解决的。
⑹ 公共管理具体指干什么工作 定义又是什么
公共管理又叫公来共事业管理，它是自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利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和公共事务广大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重点在于将公共行政视为一门职业，将公共管理者视为这一职业的实践者。
属于公共管理，可从事的工作具体有如下：
人力资源专员，也叫人事专员，这个职位可以帮助你尽快了解人力资源管理各项事务的操作流程，是人力资源的入门职业。
人事专员是指执行并完善公司的人事制度与招聘计划，员工培训与发展规划，绩效评估，员工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障福利等方面的专业从业人员。
工程主管，需要依据工程项目的要求、配合工程师进行工程前期的勘测和初步设计，按照工程进度表督导工程队的工程施工，并根据公司质量标准对工程质量进行验收，以保障工程进度和质量。
补充：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旨在培养具备现代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应用这些知识的能力，能在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艺术等公共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⑺ 公共管理职能的实现形式
（1）回应性障碍之一：利益集团政治与被俘虏的官僚机构
霍哲认为，通常公共代理机构倾向于听政党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话，而不是倾向于聆听公众特地表达的需求。公民参与存在的一个常见问题就是绝大多数公民仍处于沉默状态，而且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却在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在这种情境下，政策后果很可能是为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而不是为了绝大多数公民而存在。
在霍哲看来，全面质量管理关于建立组织间的协作并且为外部顾客开展培训的方法可以消除这种回应性障碍。我们可以让各种公民团体、志愿者协会以及公民代表参与一个地方社区的重要决策过程。此外，为了增进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还要运用通过使用互联网的在线参与，从长远观点看，至关重要的是要对多数公民进行培训，为地方社区提供在线参与方面的适当培训和信息正是政府公共部门的责任。
（2）回应性障碍之二：官僚专长与信息歪曲
在霍哲看来，官僚专长会通过若干基本渠道影响公共政策：不仅官僚能够收集到的信息和提出的咨询建议可以塑造政治官员的决策，而且官僚机构具有执行的能力，它们在开展政府的工作时常被赋予裁量权，所有这些因素在一个组织中都可能会导致诸如信息歪曲这样的消极后果。这种有意的信息歪曲可能会使得公共组织很难适应其环境的变化。
霍哲认为，这种回应性障碍可以通过全面质量管理的垂直协作和授权方法加以消除，因为垂直协作使每个雇员都有可能顺利地共享重要信息并且可以便于组织内部的“信息流动”。在他看来，一个垂直小组不仅使最高管理层能够有机会从下级管理层那里获得重要信息，而且垂直小组同时还使下级雇员可以有权做出一些将会满足公民需要的决策。而且授权还可以提前排除信息歪曲的可能性。
（3）回应性障碍之三：专业化结构与狭隘的局部观念
尽管行政效率会随着专业化的增强而提高，但极端的职能专业化也会导致机构之间“狭隘的局部观念”。鉴于职能专业化与职能的分化直接相关，所以公共机构可能很难及时有效地对公民的各种需求做出回应，而且，狭隘的局部观念反倒会拖延为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务。霍哲认为，全面质量管理中利用水平协作的方法可以消除这种回应性障碍，因为全面质量管理强调的要点之一就是消除部门间的障碍，通过利用水平小组，可以减少机构和部门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在一个水平小组中，成员们能够建立相互的理解并且能够学会超越单位边界的合作。
（4）回应性障碍之四：归因错误与管理失败
归因是指关于一个人直觉而不是因果直觉的判断。霍哲认为，在现实中，尽管组织领导者往往倾向于接受一些将组织成功归因于其自身行动并且将组织失败归因于他人行动或外部因素的范式，但是组织中的对立团体却可能具有相反的归因原则。就绩效管理而言，只要这种陈规信念支配着人的思维，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组织层面，绩效改进都很难实现，因为在这种情境下，人们并不试图找出政策或管理失败的原因，而且他们也不会承认“那是我们的错”。这种归因使得公共机构很难适应一种不断变化的环境，进而也就减少了对顾客需求的回应性。
霍哲认为，全面质量管理中承认雇员绩效的变动并消除数字定额的方法可以消除这种回应性障碍。全面质量管理假定任何组织都可能既具有绩效表现好的工作人员也具有绩效表现差的工作人员。今天成为绩效表现好的人并非就意味着明天也是一个绩效表现好的人。同样，谁都不会知道一个在今天绩效表现差的人是否明天就会成为一个绩效出色的人。因此，采用全面质量管理方法的管理人员不会责备雇员的低绩效表现，相反，他们会努力从管理过程方面寻找原因。而且霍哲提醒人们注意，因为在数字定额和标准成为主要绩效指标的地方，劳方与管理方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会处于敌对状态。在全面质量管理中，最重要的是以顾客为中心，承认雇员绩效的某种变动并消除数字目标和定额将会有助于公共机构以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回应顾客的需求。
总之，全面质量管理的顾客中心论假定了在一种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每个组织都应该是学习型组织，任何组织为了生存都就应该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政府公共组织当然也不例外。通过学习，政府公共组织可以在骚动的环境中有效回应顾客的需求。在他看来，当今的许多公共组织常常因为缺乏学习能力才无法识别和回应顾客的需求，全面质量管理哲学对于帮助一个公共组织有效回应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⑻ 公共管理类是个什么专业
公共管理专业旨在为政府部门和非政府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和行政机构培养宽口径、复合型、应用型的公共管理高层次专门人才。公共管理专业旨在通过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培养学生对当前政府事务的综合分析能力。
开设的专业主干课程有：公共管理、公共政策、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文秘、电子政务导论、行政学、公共关系学等。教学中采用课堂讲授、案例研讨、情景模拟训练、社会调查和专题讲座等多种方式，力求使学生熟练掌握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和公共部门管理的专业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制度体制、国际惯例和规则，具有较高的分析和解决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问题的技能，适应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新形势下的需要。
⑼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是什么
“公共性”作为公共管理的一种基础性内涵，与公共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治理活动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我们对于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即它是实证的过程还是规范的研究，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公共性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原则，一切形式和制度的破立必须周绕这个啄则展开，因为“公共性”这个概念所标示的是最为基本的行政理念，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的出发点和原则。本文在简要论述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内涵的基础上，联系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提出落实公共性这一核心原则的建议。
就总体而言，作为公共管理的本质内涵，公共性与社会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阶级与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公共性与社会性在最广泛意义上是一致的或领域是重合的；随着阶级与国家的产生，国家成为公共性的代表，公共性逐渐从社会领域中凸显并独立出来；而在阶级与国家消亡之后，公共性与社会性又再次融为一体。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公共性，是指处于从阶级与国家产生到消亡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定概念。另外，从上述公共性的自然发展过程可以得出，社会性是公共性的存在基础，公共性则是社会性的特殊体现；社会性具有量的规定性，公共性则有质的规定性。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公共性将不断扩张与壮大，最后发展成为社会性。
⑽ 关于公共管理学的理论
1）当一般的合约机制无法帮助消费者监督生产者的行为时，合约失灵。
合约失灵与政府／市场时令相互补充：前者解释为什么有些私人物品要由非营利组织提供，而后者理论解释为什么有些公共物品需要由非营利组织提供。
2）囚徒困境（Prison Dilemma）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虽然困境本身只属模型性质，但现实中的价格竞争、环境保护等方面，也会频繁出现类似情况。
单次发生的囚徒困境，和多次重复的囚徒困境结果不会一样。
在重复的囚徒困境中，博弈被反复地进行。因而每个参与者都有机会去“惩罚”另一个参与者前一回合的不合作行为。这时，合作可能会作为均衡的结果出现。欺骗的动机这时可能被受到惩罚的威胁所克服，从而可能导向一个较好的、合作的结果。作为反复接近无限的数量，纳什均衡趋向于帕累托最优。
囚徒困境的主旨为，囚徒们虽然彼此合作，坚不吐实，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但在资讯不明的情况下，因为出卖同伙可为自己带来利益（缩短刑期），也因为同伙把自己招出来可为他带来利益，因此彼此出卖虽违反最佳共同利益，反而是自己最大利益所在。但实际上，执法机构不可能设立如此情境来诱使所有囚徒招供，因为囚徒们必须考虑刑期以外之因素（出卖同伙会受到报复等），而无法完全以执法者所设立之利益（刑期）作考量。
3）公共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是指如果一种资源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就会导致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公共地悲剧是哈定（Garrit Hadin）于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Tragedy of Commons》中提出的。
公共地悲剧的通俗解释：
有一个关于牧民与草地的故事，说的是当草地向牧民完全开放时，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有利润的。尽管因为平均草量下降，增加一头牛可能使整个草地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但对于单个牧民来说，他增加一头牛是有利的。可是如果所有的牧民都看到这一点，都增加一头牛，那么草地将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需要，导致所有牧民的牛都饿死。这个故事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哈定说：“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
4）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由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买卖双方中拥有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努力从另一方获取信息;市场信号显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要想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经济产生的危害,政府应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这一理论为很多市场现象如股市沉浮、就业与失业、信贷配给、商品促销、商品的市场占有等提供了解释,并成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被广泛应用到从传统的农产品市场到现代金融市场等各个领域。
5）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谓“外部性”也称外在效应或溢出效应，主要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在有关各方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换中发生的，因此其影响是外在的；如果给旁观者带来的是福利损失（成本），可称之为“负外部性”；反之，如果给旁观者带来的是福利增加（收益），则可称之为“正外部性”。全体社会成员都可以无偿享受的公共物品，可以说是正外部性的特例。个体经济活动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可谓个体（私人）成本和个体（私人）收益，而这一活动带给旁观者的额外成本和额外收益就是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
经济生活中的外部性是广泛存在的。生产中养蜂人放蜂使果农收成增加，企业的技术发明被其他企业无偿引用等等，都会产生正外部性；而化工厂向江河排放污水就会有负外部性。私人消费也会产生外部性，如吸烟，开车都会造成对空气的污染，半夜放音响给邻居带来的噪声等，都产生负外部性。
6）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一种以现代经济学分析民主立宪制政府的各种问题的学科，传统上是属于政治学的范畴（对此更为普遍的称呼则是「政治经济学」，但应该注意这不可和马克思主义对这词的定义混为一谈）。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假设他们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个人，以此研究他们在民主体制或其它类似的社会体制下进行的互动。公共选择理论也采用许多不同的研究工具进行研究，包括了研究对效用最大化的局限、博弈论、或决策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方式很大一部分是根基于实证分析的方法上（「这是什么」）；但却是将此作为研究规范（「这应该是什么」）的工具，以探索问题的所在点、并研究如何在宪政体制内改善这些问题。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的主要公式之一是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假设人们的行为都是出自从有限的可用手段里挑选达成目标的途径。另一个研究目标不同、但却有相同研究公式的学科则是实证政治理论（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而社会选择理论（Social choice theory）也是一个相关联的研究领域。
7）"内部性" ：
having the quality of being both internal; internal character;
"内部性" 在学术文献中的解释
1、内部性是指由交易者所经受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说明的交易的成本和效益.内部性存在正的和负的两方面的效果.外部刺激是指外部环境引起的刺激,如某个广告、朋友或邻居买了某件商品等刺激
2、内部性是指知识的转移,即从外部知识库中筛选,提取人们想得到的与特定用户有关的知识.中介性是指为知识寻找者找到知识的最佳来源
3、一个企业的收益是由内部和外部因素影响决定的,由内部因素决定的称为内部性,由外部因素决定的称为外部性.从企业利益的角度讲有两种外部性,即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
8）寻租（Rent-seeking ）
租，即租金。也就是利润、利益、好处。寻租，即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指通过一些非生产性的行为对利益的寻求。如有的政府部门通过设置一些收费项目，来为本部门谋求好处。有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为个人捞取好处，有的企业贿赂官员为本企业得到项目、特许权或其它稀缺的经济资源。是一些既得利益者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和对既得利益进行的再分配的活动。寻租往往使政府的决策或运作受利益集团或个人的摆布。这些行为有的是非法的，有的合法不合理。往往成为腐败和社会不公和社会动乱之源。
（详细较学术看下面）
寻租有多种定义，布坎南等人认为“寻求租金一词是要描述这样一种制度背景化的行为：在那里，个人竭尽使价值最大化造成了社会浪费，而没有形成社会剩余。”他们把寻租描述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即一个人在寻租，说明了这个人在某事上进行了投资，被投资的这种事情实际上没有提高，甚至降低了生产率，但却确实给投资者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地位或垄断权利而提高了投资者的收入，租金也就是由此所得的收入。因此，柯兰得尔中给寻租下的定义是为了争夺人为的财富转移而浪费资源的活动。 而克鲁格则认为寻租是为了取得许可证和配额以获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
常见的寻租行为的分类：
1，政府的特许权。
2，政府规定，关税与进出口的配额。
3，政府采购。
• 寻租的特点主要有：
• 间接造成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阻止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施。一是直接浪费了经济资源，利用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游说的结果，对寻租者来说可能更有效率，但对社会来说没有效率而言。
• 导致其他层次的寻租活动或“避租”活动。
•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了对付寻租者的游说与贿赂，需要时间和精力反击。
• 寻租活动有合法与非法之分。
• 企业向政府争取优惠待遇，利用特殊政策维护自身的独家垄断，就属于合法的寻租活动。
• 行贿和走私就属于非法的寻租活动。
•
• 寻租活动的三个层次,以出租车为例:
• 第一个层次是：政府用发放有限数量的经营执照人为地限制出租汽车的数量，那么市场上出租车数量就少于自由竞争水平。牌照管制带来了第一个层次的寻租活动。
• 第二个层次是：既然政府官员可以决定牌照的管制，那么争取这个职位就形成了第二个层次的寻租活动。
• 第三个层次的寻租活动，是超额收入（部分或全部）会以执照费的形式转化为政府财政收入，那么争夺这部分财政收入，就形成了第三个层次的寻租活动。
9）阿罗不可能定理：
不可能在同时满足以下看似合理的条件下，做到将个人偏好转变为公共选择，条件包括：
It is impossible to translate indivial preferences into collective preferences without violating at least one of a specified list of ethically reasonable conditions,including
1无约束域
2完备性
3忠实反映个人的偏好，如果每个人都认为A比B好，那么社会整体也应认为A比B好。
4传递性
5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不受无关备选方案的影响
6没有独裁
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丹尼斯·缪勒在其《公共选择》（1979）一书中认为，社会选择理论以及社会福利函数性质的论著，特别是伯格森（A. Bergson）的《福利经济学的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肯尼斯·阿罗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和布莱克的《委员会和选举的理论》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所谓社会选择，是与个人选择相对而言的，个人选择的中心是确定个人偏好，而社会选择理论的中心是确定社会偏好。在社会选择理论中，最著名的也是最受推崇的结论是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1951年，阿罗出版了他的研究社会理论的重要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他首次运用数理逻辑的分析工具，对社会决策和社会民主程序设计之间的关系做了形式化的深入考察，所得出的"不可能性定理"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轰动，被认为是近数十年来数学应用于社会科学所取得的一项突出成果。
阿罗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有两种做出社会选择的基本方法：一种是投票，通常用于做"政治"决策；另一种是市场机制，通常用于做"经济"决策。此外，在其他非民主的国家，甚至在民主社会中的较小单位里，也存在两种社会选择的方法，即独裁和传统，在它们的正式结构中具有某些投票或市场机制所不具备的明确性。在理想的独裁体制中，社会选择只根据神的或者全体个人的共同意志做出。因此，这两种情况下均没有个人之间的冲突。然而，投票或市场的方法是汇集许多不同的个人偏好做出社会选择的方法。在任何个人是理性地做出他的选择的意义上，社会选择的独裁方法和传统方法也是理性的。[②]但是在涉及许多个人不同意志的集体选择中，这种个人选择和社会选择的协调性还存在吗？
美国著名数理经济学家肯·阿罗（1921年生）是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他获奖的主要成果，是揭示了”不可能性定理”，人们俗称为”阿罗定理”。
1951年，阿罗出版了他的研究社会理论的重要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采用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对通行的投票选举方式能否保证产生出合乎大多数人意愿的领导者或者说“将每个个体表达的先后次序综合成整个群体的偏好次序”进行了研究。结果，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更准确的表达则是：当至少有三名候选人和两位选民时，不存在满足阿罗公理的选举规则。或者也可以说是：随着候选人和选民的增加，“程序民主”必将越来越远离“实质民主”。
阿罗不可能定理源自孔多塞的“投票悖论”，早在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孔多赛就提出了著名的“投票悖论”：假设甲乙丙三人，面对ABC三个备选方案，有如图的偏好排序。
甲（a ＞ b ＞ c）
乙（b ＞ c ＞ a）
丙（c ＞ a ＞ b）
注：甲（a ＞ b ＞ c）代表——甲偏好a胜于b，又偏好b胜于c。
若取“a”、“b”对决，那么按照偏好次序排列如下：
甲（a ＞ b ）
乙（b ＞ a ）
丙（a ＞ b ）
社会次序偏好为（a ＞ b ）
若取“b”、“c”对决，那么按照偏好次序排列如下：
甲（b ＞ c ）
乙（b ＞ c ）
丙（c ＞ b ）
社会次序偏好为（b ＞ c ）
若取“a”、“c”对决，那么按照偏好次序排列如下：
甲（a ＞ c ）
乙（c ＞ a ）
丙（c ＞ a ）
社会次序偏好为（c ＞ a ）
于是我们得到三个社会偏好次序——（a ＞ b ）、（b ＞ c ）、（c ＞ a ），其投票结果显示“社会偏好”有如下事实：社会偏好a胜于b、偏好b胜于c、偏好c胜于a。显而易见，这种所谓的“社会偏好次序”包含有内在的矛盾，即社会偏好a胜于c,而又认为a不如c！所以按照投票的大多数规则，不能得出合理的社会偏好次序。
，
总结：要寻找这样一种决策机制，即它所产生的结果不受投票程序的影响，同时又不限制投票人的偏好以及进行的独立决策，并能最终将所有的个人偏好转化为一种社会偏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阿罗不可能定理
阿罗不可能定理的数理表述：
阿罗首先提出了社会福函数的条件，然后，证明这个社会福利函数不存在！
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阿罗条件
U.无约束的定义域：f的定义式应当包括个人在X上的偏好关系的一切可能的组合。
WP.弱帕雷托原理：对于X中的每对备择物组合x与y，如果对于一切i，xPiy,那么，xPy
IIA不相关备择物的独立性。令R=f(R1,……RN)，R'＝f(R1',……R'N),并设x与y是X中任何两个备择物。如果每个个人i在Ri下排定x与y的次序，他也在R'下用同样的方式排出x与y的次序。那么，在R与R'条件下，x与y的社会排序相同。
D.非独裁关系。不存在这样一个人i，使得对于X中的一切x与y，xPiy,就意味着xPy，不管其他一切人j(j不等于i)的偏好怎样。
阿罗不可能定理：
如果X中至少存在三个社会状态，那么，没有一个社会福利函数f将会同时满足U、WP、IIA与D四个条件。
10）投票规则是通过投票进行决策的一种公共选择程序规则。
投票规则有两类：一致同意规则和多数票规则。
一致同意规则是指一项政策或议案，须经全体投票人一致赞同才能通过的一种投票规则，这是最符合公共利益要求的投票规则，但因其实质是一票否决制，故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施；多数票规则是指一项政策或议案，须经半数以上投票人赞同才能通过的一种投票规则，有氛围简单多数票规则和比例多数票规则，多数票规则往往导致循环投票并且不能反映个人的偏好程度，容易造成政府失灵。
在西方，各政党在选举中通过某些政策承诺来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以确保本政党的当选。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迎合(部分)选民需要的政策倾向导致了出现“短视效应”，即追求近期目标而牺牲长远利益。
所谓“理性的无知”是指人们面对信息搜寻上的巨大成本和不确定性时,不能获取某些信息和知识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