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

㈠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理论

㈡ 如何评价新公共管理主义

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也是近年来西方规模空前的行政改革的主体思想之一。在当代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中越来越显现出其主导范式的地位。本文将就新公共管理提出的理论及现实背景、理论观点及内涵、以及该理论的反思进行系统的梳理及评述，以期对该理论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和把握。

1 新公共管理提出的理论及现实背景

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它的产生是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理论危机以及现实实践过程中的挑战双重合力所导致的结果。

传统的公共行政是建立在由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并由古德诺系统化的“与行政二分”理论以及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之上的。两大理论作为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其提出具有跨时代之意义，以此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较之以前的管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自其产生以来，已逐步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但由于其本身存在的内在理论缺陷，在其形成后不久就遭到了包括政治学行为主义和人际关系学派的激烈批判。

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二分理论在实践中的不可行。行政学者罗伯特•达尔和沃尔多都曾指出，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传统行政模式的不切实际之处就在于，政治与行政必然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不含任何价值判断的公共行政只是一个神话而已。此外，面对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学者们也认为，由于官僚制的理性形式、不透明性、组织僵化以及等级制的特点，使得它不可避免地会与制发生冲突。同时，以这种程式化、固定化的方式应对丰富而不规则世界，必然导致了各种现实的冲突与压力。

而在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存在缺陷而招致批评的同时，和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及特点，这对传统公共新政构成了新的挑战。

首先，经济理论新变革的出现。二战后的西方各国政府遭遇了严重的“政府失灵”。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解决公共管理的危机之道便是减少政府的职能，尽量交由更有效率的来调控货品和服务的供应，以达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由此，他们认为市场可以取代政治或行政成为管治社会的主导机制，只有将“经济效率”奉为最高标准，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才能使众多自利的个体走到一起，增加社会福祉。

其次，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使政府绩效与政府合法性的单一纵向参考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使全球性的“政府效能”横向竞争的时代成为现实，不同社会下的公众像选择职业与工作单位那样选择政府的时代已悄然来临。为迎接这一挑战，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与重塑，无疑将成为各国政府明智的选择。

总之，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现实社会的变迁，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已经在理论和实践的质疑声中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以和私营管理理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引人注目地登上了公共管理的舞台，并引发了公共管理领域一场新的革命。

㈢ 新公共管理的含义（说明什么是新公共管理）

英国学者E.费利耶(Ewan Felie)等人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一书中认为，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至少有过四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它们都包含着重要的差别和明确的特征，代表了建立新公共管理理想类型的几种初步的尝试。 (1)效率驱动模式 这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模式，往往被称为撒切尔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居于支配地位，但目前已经受到了挑战。这种模式代表了将私人部门管理（工商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引入公共部门管理的尝试，强调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一样要以提高效率为核心。这种模式的基本内容包括：强烈关注财政控制、成本核算、钱有所值和效率问题，关心信息系统的完善；建立更强有力的一般管理中心，采用层级管理和“命令与控制”的工作方式，要求明确的目标定向和绩效管理，权力向资深管理者转移；发展正式的绩效评估方法；强调对顾客负责，让非公共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市场为基础和顾客导向，以及在边际上进行类似于市场的实验（准市场）；解除劳动力市场的规制，加快工作步伐，采用绩效工作制以及短期聘用合同；雇员自我调节权力的减少，权力向管理者的转移，吸收部分雇员参与管理过程，采用更透明的管理形式；增加更具有企业管理色彩而较少官僚色彩的授权，但更强调责任制；采用公司治理的新形式，权力向组织战略顶层转移等。 (2)小型化与分权模式 这种模式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地位日益重要，这与20世纪以来组织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即20世纪前3/4世纪（1900-1975年）组织结构向大型化、合理化、垂直整合等级（科层制）的历史转变已走向它的反面，出现了组织发展的新趋势，包括组织的分散化和分权，对组织灵活性的追求，脱离高度标准化的组织体制，日益加强的战略和预算责任的非中心化，日益增加的合同承包，小的战略核心与大的操作边缘的分离等。这些趋势既出现在私人部门，同样也出现在公共部门。这种模式的重要特征如下：从早期强调以市场为中心向更精致和更成熟的准市场的扩展，从计划到准市场的转变成为公共部门配置资源的机制；从层级管理向合同管理的转变；较松散的合同管理形式的出现；小战略核心与大操作边缘的分离，市场检验和非战略职能的合同承包；分权和小型化——公共部门领取薪金者的大量减少，向扁平型组织结构的转变，组织高层领导与低层职员的减少；公共资助与独立部门供应相对分离，购买者和提供者分离组织以及作为一种新组织形式的购买型组织的出现；从“命令与控制”的管理方式向诸如影响式管理、组织网络形式相互作用一类的新风格的转变，对组织间的战略的日益重视；从标准化的服务向灵活多样的服务系统的转变等。 (3)追求卓越模式(In Search of Excellence) 这种模式与80年代兴起的企业文化的管理新潮相关——特别是受《公司文化》（Deal和Kennedy著）和《追求卓越》（Petters和Watterman著）两本畅销书的影响，也部分反映了那种强调组织文化重要性的人际关系管理学派对公共部门管理的影响。该模式拒绝了理性化的小型化与分权模式，强调价值、文化、习俗和符号等在形成人们的实际行为中的重要性，它对组织及管理的变迁与革新具有强烈的兴趣。这种模式可以分为从下而上和从上而下两种途径。前者强调组织发展和组织学习（80年代末的“学习型组织”运动是其新近的表现）；后者强调将已经出现的东西看作可塑造的、可变化的公司文化，引导一种公司文化的发展，强调魅力的影响或示范作用。追求卓越模式的要点是：在由下而上的形式中，强调组织发展和组织学习，将组织文化看作一种组织发展的粘合剂；强调由结果判断绩效，主张分权和非中心化。在由上而下的形式中，努力促进组织文化的变迁，管理组织变迁项目；重视领导魅力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并在新型的公共部门中，应用魅力型的私人部门角色模式，要求更强有力的公司培训项目）；公司口号、使命、声明和团结的加强，一种明确的交往战略，一种更具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等。 (4)公共服务取向模式 这是目前最不成熟的模式，但仍展现出无穷的潜力。它代表了一种将私人部门管理观念和公共部门管理观念的新融合，强调公共部门的公共服务使命，但又采用私人部门的“良好的实践”中的质量管理思想。它赋予新型的公共部门——它们既与以往旧的公共组织决裂，又保留了明确的认同感和目标使命——以合法性。这种模式的基本内容及特征是：主要关心提高服务质量，强调产出价值，但必须以实现公共服务使命为基础；在管理过程中反映使用者（而不是一般的顾客）的愿望、要求和利益，以使用者的声音而非顾客的退出作为反馈回路，强调公民权理念；怀疑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主张将权力由指派者转移到民选的地方委员会；强调对日常服务提供的全社会学习过程（如鼓励社区发展、进行社会需要评估）；要求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公共服务的使命与价值，强调公民参与和公共责任制等。

㈣ 什么叫新公共管理

这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模式，往往被称为撒切尔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居于支配地位，但目前已经受到了挑战。这种模式代表了将私人部门管理（工商管理）的方法和技术引入公共部门管理的尝试，强调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一样要以提高效率为核心。这种模式的基本内容包括：强烈关注财政控制、成本核算、钱有所值和效率问题，关心信息系统的完善；建立更强有力的一般管理中心，采用层级管理和“命令与控制”的工作方式，要求明确的目标定向和绩效管理，权力向资深管理者转移；发展正式的绩效评估方法；强调对顾客负责，让非公共部门参与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市场为基础和顾客导向，以及在边际上进行类似于市场的实验（准市场）；解除劳动力市场的规制，加快工作步伐，采用绩效工作制以及短期聘用合同；雇员自我调节权力的减少，权力向管理者的转移，吸收部分雇员参与管理过程，采用更透明的管理形式；增加更具有企业管理色彩而较少官僚色彩的授权，但更强调责任制；采用公司治理的新形式，权力向组织战略顶层转移等。

㈤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特征有哪些

新公共管理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和政府的信任赤字、绩效赤字而开始的大规模的政府改革。即政府管理的运作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官僚的、层级节制的、缺乏弹性的行政，转向市场导向的、因应变化的、深具弹性的公共管理。法汉姆及霍顿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的特征，具体如下：
(1)采取理性途径的方式处理问题。指在设定政策目标及阐明政策议题时特别强调战略管理所扮演的角色及作用。
(2)重新设计组织结构。其目的在于使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并且必须对服务的传输建立起一个赋予责任的行政单位。
(3)改变组织结构。使官僚体制更为扁平化，授权给管理人员，以利绩效目标的实现。
(4)依据经济、效率、效能等标准来衡量组织成就。发展绩效指标，使组织的成就能够被加以比较和测量，并据此进一步提供信息来作为未来决策的参考。
(5)改变现行的政策。使公共组织能在被传统公共服务价值所支配的文化中，转换成为“新公共服务模式”，强调与市场及企业价值相适合的文化。
(6)运用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其目的在于淡化集体主义的色彩而采取个人主义的途径，包括寻求动员员工的支持和承诺来持续地进行结构与组织的变革等。
(7)试图建立一种弹性、回应性及学习的公共组织，并发展一种将大众视为顾客、消费者及市民的“公共服务导向”。公共服务不再由专业的供给者来支配，而是以回应人民真正的需求来提供公共服务。
(8)以契约关系来取代传统的信托关系。

㈥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不足之处有哪些

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看，新公共管理的方法论主要存在以下的局限性。

1、“效率至上”的管理方法导致政府公共性的缺失

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民营化、企业化、市场化等一系列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管理方法，体现了人类寻求良好政府治理的一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及公民对有效政府的期待。

这些主张与方法可以说在理论与实践中极具启发与现实意义，但是对效率这种行政的工具理性价值的过度追求就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存在很多缺陷。

新公共管理主张建立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政府，认为经济与经营中市场化的操作方法和手段可以引入公共部门，以取代“低效”的官僚行政手段而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然而我们知道，市场不但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而且市场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在于，将所有活动和人类互动都看作是交易和契约行为。

效率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所有活动都围绕追求高效率、高利润来展开。新公共管理采用的这种效率中心主义的方法，彻底打破了公私部门的界限，使政府施政的基本目标趋向于“三E”：经济、效率与效益，突出强调的是经济价值。

然而，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与社会公正为基石的，政府的价值表现为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人性尊严、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而过分强调对效率的追求，使经济价值成为判定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将使公共行政管理违背公共行政的根本价值和根本目标，最终会动摇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基础地位。

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即将效率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唯一目标，将公共行政沦为追求效率的工具，以致于使公共行政丧失了作为行政体系本身的“公共”属性。如此一来，则使公共行政的根本价值与根本目的走进误区，进而引发公共行政的价值危机。

因此，公共行政应当承担政府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责任和正当性，关注其公共性的本质要求，实现公共行政的多元价值目标，避免公共精神的丧失。

2、结果导向的量化管理方法导致片面性

新公共管理倡导并借鉴了企业的经济管理方法，这种管理方法直接以经济结果和经济指标为目标，以量化的结果为衡量绩效的标准，试图以此来提高公共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量化管理方法本身没有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新公共管理方法把结果取向和量化管理绝对化，把经济价值看成是行政管理的首要价值，将经济指标看作是判定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标准，似乎数字化的“量”成了衡量事物优劣的唯一尺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公共行政对人本身及管理环境的重视，忽视了社会公平、正义等价值。

从伦理与责任的角度来说，政府应始终是追求至善、维护公共利益、对人民负责的。然而，一旦作为工具的绩效管理被目的化后，金钱、数字就成为政府组织和政府官员的唯一目标，这样某些行政领导就会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搞政绩工程，试图通过这样的绩效来说明其工作结果的有效。

新公共管理方法推行以结果为导向的定量管理方法，过分重视结果，过度依赖定量的方法，在管理方法上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公共责任的缺失，有损社会的公共利益。

(6)新公共管理扩展阅读

综上所述，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在公共管理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新公共管理的实践中发挥着双重作用。

一方面，它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羁绊，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工商企业管理理论等经济理论为其理论基础，以“理性经济人”的个人主义理性思维方法为表征，以市场经济的竞争式管理方法为取向，形成了以结果为取向的绩效目标管理方法、以顾客为取向的回应性管理方法、以外部为取向的战略管理的管理方法体系。

这些管理方法在实践中的运用，拓展了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围与主题，丰富了公共管理的方法，优化了学科结构，完善了理论基础与实践模式，提高了政府管理的效率，在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囿于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以“理性经济人”理念为逻辑起点，以引入市场机制、追求效率为目的，就不可避免地重蹈工具理性的覆辙，将公共行政仅仅作为了实现效率目标的工具，导致政府公共管理的公共性与价值性的缺失，从而招致理论界与实践领域的批判。

尽管如此，新公共管理理论方法论作为一种新的管理范式，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仍然具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㈦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公共管理有哪些启示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含义
在20世纪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西方许多国家都因此改变了公共管理模式，而这场政府改革运动就被称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这场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西方各国的政府行政管理，彻底改变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在政府管理思想和职责上进行了改革，吸取了私营企业中的管理经验，将这些先进地管理经验融入到政府管理模式中，用私营企业的管理模式促进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政府、社会、顾客三方，如何将这三方之间的关系协调好才是政府部门最为重视的。同时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主要提倡以下几点观念。
1.1 要将政府职能明确区分，多元化管理
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推行后各国政府就注重将政府的管理职能都明确清楚，不再是传统管理模式中的混乱状态，政府在其中主要做的是掌握全局，将政府各个部门都发挥出其各自的作用，将各部门之间紧密联系起来，相互协调，以服务人民为主体。
1.2 政府将公民摆在客户的角度
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明确提出了政府部门要改变对公民的思想观念，要将公民作为政府的顾客，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公民，根据公民的需求制定不同的服务政策，要严格禁止官僚主义的出现，要将公民摆在首位，急公民之所急，想公民之所想。
1.3 政府部门要借鉴私营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经验
在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中容易出现各部门之间的混乱状态，没有明确的分工，这时政府部门就应该积极借鉴私营企业在管理过程中的先进经验和手段，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还可以为人民提供更优质服务，加强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权威性。
1.4 政府部门要建立竞争机制
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提出了政府工作效率差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是政府部门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没有压力，这样就会得过且过，不能带动政府行政人员的积极性。所以政府部门就应该吸取新公共管理理论中的内容，将政府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将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管理模式中，通过竞争机制带动各个部门之间的竞争，这样就会在竞争中提升各个部门的工作效率，也刺激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5 政府职能的优化和调整
传统政府管理模式中，管理手段过于单一，政府职能混乱，很多部门根本不能分清自己的职能，这样就给政府行政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多困难。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后，各国政府都对政府管理职能进行了反思，在反思后对政府职能进行了优化和调整，加强了政府职能的明确性，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部门能更快地处理。
2、我国公共管理理念的实质
在我国通常将公共管理成为是行政管理，其实也就是指政府部门的一切管理职能，不会存在盈利性质，近些年我国也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进行了反思，在反思过程中将我国的政府职能进行了明确分工，同时还建立了第一部门、第二部门，在这两个部门之外还成立了第三部门，三个部门的出现也就预示着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的完善，由前两个部门执行政府权力，同时由第三个部门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管理，随着我国第三部门的逐渐壮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在不断完善，第三部门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也在日益增加。
3、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运用于我国公共管理实践
由于近些年我国政府对于管理模式的逐渐重视，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不断加强我国政府职能的工作能力，将人民作为政府服务的对象。
3.1 对政府职能进行规范，建立服务型政府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出现，对于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的改革带来了巨大影响，我国政府传统管理模式中管理手段过于单一，不能将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出来，而且在政府管理过程中经常出现贪污腐败问题，这就给政府职能的权威性带来了威胁，很多管理方式都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对政府角色和职能进行重新定位，要将政府、社会、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重新规划，寻找最为适合我国改革发展的管理模式，要将权力分散给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接受第三部门的监督，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寻找不足之处，然后进行改正，将政府建设成服务型政府。
3.2 大力培养第三部门，打破经济市场的垄断局面
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后各国政府都将目光投入到其中，很多国家都在对政府管理模式进行改革，我国政府在此方面也不例外，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进行了反思，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政府多元化管理模式，在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中进行初步试验，在很多地区都出现了许多非盈利机构，这些机构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要对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进行监督，避免政府部门贪污受贿问题的出现。政府部门首先要将第三部门的职能进行详细规划，不能将第三部门只是作为一个形式，要培养专业的人才组建第三部门，在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也要进行改革，政府部门要吸取私营企业的管理经验，改变原有的管理模式，要对一些重要物品进行政企合作，改变政府垄断的局面，根据人民的需求进行政策上的改革，在权利的行使上要保持民主的原则，将群众的需求作为政府服务的重点。

㈧ 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新公共管理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公共管理发展的新趋向。在这一潮流中，德国也不例外。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提高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积极性，让他们有动力，把公民当作公共服务的客户，根据公民的需求以及相关的支付能力来提供服务。曼弗莱德·里希特是新公共管理理念的信奉者。在其当市长期间，抓住时机，在政府方面财政紧张、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而公民对公共服务的要求很高，需求很大的情况下，适时推出新公共管理改革，并利用行政技巧，取得了好成功。这些改革，虽然是在德国的政治经济背景条件下推行的，但其很多具体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㈨ 什么是新公共管理运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在西方，这场行政改革运动被看作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和现实根源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较之以前的管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此，自其产生以来，它逐步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公共管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切都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在20世纪末的兴起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1、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日益凸现的内在理论缺陷。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与先前的政府管理理论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建立在两个全新的理论基础之上：一个是由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并由古德诺系统化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另一个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官僚制”理论。建构在这两大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认为，政治与行政是可以分开的，在“二分”的情况下，公共行政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有效地执行既定政策或达成既定目标。有关政治、政策的问题，属于政治学范畴，政治不要干扰行政，行政是科学的问题，可以也应该保持价值中立，而以追求经济和效率为目标。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忠实和有效地执行被政治官员制定的政策。据此，便可以建立一套科学的、最佳的行政管理原则。公共员系统依据这些组织原则运作，剔除任何个人感情因素，像驴一样受赏罚的支配，行政管理便可以达到高度的“理性化”，政府管理也就可以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果。其实，早在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形成后不久，其赖以立足的二大理论基础就遭到了包括政治学行为主义和人际关系学派的激烈批判。行政学者罗伯特·达尔和沃尔多都曾指出，威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传统行政模式的不切实际之处就在于，政治与行政必然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不含任何价值判断的公共行政只是一个神话而已。行政学者彼得斯也指出：“行政管理与政策并非呈现出互不相关的离散现象，而是相互关联的。无论是通过主观方式还是通过客观方式，行政体系的属性都会影响到政治体系的政策产出。”时至今日，大多数的学者对这个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尽管实际工作者中的一些人依然固执地坚持两分法的观点，但传统的行政模式必须依赖于一个无法成立且长久被认为是不能实现的理论，至少说明这个模式肯定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面对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学者们也认为，由于官僚制的理性形式、不透明性、组织僵化以及等级制的特点，使得它不可避免地会与民主制发生冲突。实际上，韦伯自己也只是把官僚制当作一种理想状态。在他看来，官僚组织的完善，必然使人们进入“铁的牢笼”。“哪里彻底实现了行政的官僚化，哪里所确立的权力关系的类型实际上是不可摧毁的。”要对付发达的官僚机器，一般个人、官僚机构中的官员甚至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实际上都是无能为力的。显然，这一切并不是现代人所向往的。另外，官僚制在实践中的应用也与韦伯的设想有些出入，特别是官僚制在人事制度中的实践所产生的僵化、形式主义较之韦伯的设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其精英主义的特征又远不能达到韦伯的设想，这直接导致了该体系效率的降低。这些理论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公共行政赖以立足的理论基础。

2、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在实践中正在遭受日益广泛的抨击。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就出现了对公共部门的规模和能力进行的抨击。人们普遍认为，政府“规模”过于庞大，浪费了过多的紧缺资源。目前，削减政府经费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瑞典等国家，其公共服务传统上是规模较大的，但是现在公共部门的作用已经下降了。其次，关于政府的“范围”也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政府本身介入的活动过多，其中许多活动可以有其他可选择的备用方法。作为这种观点的反应，许多先前由政府从事的活动开始转向私营部门。此外，政府的“方法”也受到抨击。人们越来越认为，官僚制的方法必定会造成工作的没有起色和效率低下。如果必须由政府从事某种活动，也需要寻求官僚制之外的其他的组织方法。对公共部门的规模、范围和方法进行抨击所产生的明显结果就是削减政府和改革其管理方法。

3、经济理论的变革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战后，西方各国政府普遍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对社会生活实行全面干预。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并获得巨大成功时，与“市场失灵”相伴随的“政府失灵”也表现得同样明显。一方面，政府对社会、市场所承担的管理任务越来越多，成为“万能政府”；另一方面，政府内部官僚机构膨胀，效率低下，财政支出日益扩大，政府管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自由主义和市场取向的公共选择理论异军突起。正如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指出的，“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行为假设和方法，研究了当国家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收入分配不公平时所产生的政府失灵问题”。公共选择理论在70年代正式介入“公共管理”领域，并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们采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来研究政府官僚系统的行为。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一个是政治市场。在这两个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都是自利和理性的人。也就是说，政府公职人员与普通市民一样，都以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至于政府，由于人民对其所有权分散且不可让渡，故缺乏加以监督的诱因，再加上没有市场竞争的机制予以有效制约，因而自利的官僚得以不顾社会公益，专注于追求个人的权力、名望和利益，最终造成政府效率不彰。基于这一认识，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失败的是政府而不是市场，要解决公共管理的危机，应减少政府的职能，尽量交由更有效率的市场来调控货品和服务的供应，以达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他们还认为，传统公共行政强调的统一规制和监控，极大地抑制了公职机构和文官的创造力，已陷入形式化和僵化；代表国家意志的政府管理和服务，忽视公共保障和服务的多样性，对市场信号和消费者需求的反应不灵敏，已经不再适应当今世界的需要，是“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模式”、“十九世纪的行政技术”。由此，他们认为市场可以取代政治或行政成为管治社会的主导机制，只有将“经济效率”奉为最高标准，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才能使众多自利的个体走到一起，增加社会福祉。总之，公共选择理论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4、知识经济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政府面临更加严峻的“效能”和“合法性”竞争。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的兴起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将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不断推向更高的新台阶。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使全球性的“政府效能”横向竞争的时代成为现实。政府绩效与政府合法性的单一纵向参考的时代已经结束，不同社会下的公众像选择职业与工作单位那样选择政府的时代已悄然来临。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的竞争，犹如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样，已经并将于21世纪伊始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规模上，在不同政府之间迅速展开。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命运都将由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竞争能力和其处理具有全球性特征的问题的能力所决定；各国政府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国际互振系统中不遗余力地寻求到保护和促进本国在全球竞争中利益的方略和战术，并有效地促进本国福利的实际提高，才能获得本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政府效能与合法性已不再能从本国历史的纵向比较中获得令人信服的认同，历史原因已不再成为人们认可的社会福利不及他国的托辞。全球性“政府效能”和“政府合法性”竞争的结果，必然使那些对社会的要求与愿望反应迟钝或不愿作出反应的政府面临权威危机、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对政府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迎接这一挑战，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与重塑，无疑将成为各国政府明智的选择。

总之，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的发展，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已经在理论和实践的质疑声中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的行政模式已无法反映出现代公共服务所需承担的广泛的、管理的以及政策制定的角色，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消极的控制形式，不是致力于为提高效率提供有效的激励，而是着力于怎样避免犯错误。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以经济学和私营管理理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引人注目地登上了公共管理的历史舞台，并引发了公共管理领域一场新的革命。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理论意蕴及其前景

对“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身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现在还为时过早，因为，它还处在探索和发展的复杂进程之中。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已经体现出了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重大的差异，如更注重管理绩效和管理效率，更注重市场的力量，更注重管理的弹性而不是僵化，更注重公共部门运行于其中的相关的政治环境，更注重私营部门管理方式在公共部门的应用等等。“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它业已表现出的新特征及其发展趋势，都明确地提醒世人：一个全新的管理模式已经在公共管理领域逐步形成。在目前改革的实践中，尽管出于操作上的需要仍表现出政府继续承担运动主体的角色，但从这场改革运动的发展趋势来看，无疑包含着对近代以来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进行全面检讨的意蕴。

当然，任何的变革过程都会有得益者和受损者。从信奉市场力量和现代企业“消费者导向”中吸取营养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一些大规模实践中虽然显示出了生机和活力，但也积淀着不少理念性的矛盾和冲突。例如，从“企业家政府”和“企业化政府”引出的公共机构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异同比较；在政治家与高级文官签订业绩合同及其评估过程中，如何避免政治和价值观的影响；在以“三E”---经济（Economy）、效率（Efficiency）、效益或有效性（Effectiveness）作为政府绩效的评估标准时，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它对照以公平(Equity)替换经济的政策评估的“三E”标准孰优孰劣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未来需要认真面对并切实加以解决的。

但无论如何，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尚处在艰辛的探索之中，还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统一的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身还远非完美，还存在着不少批评和毋庸置疑的问题，但20世纪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却无疑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引发的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必将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㈩ 行政管理学中的“新公共管理”名词解释是指

新公共管理：将多种学科知识融合到公共管理研究之中，提出了不同于政府有限论和以市场解救“政府失灵”的一种公共管理模式。
详见
http://ke..com/view/13267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