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1. 公共事业管理具体学什么呢以后工作是什么我希望做一个战地记者，学这个是不是不合适呢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侧重于公共部门的管理，一般学习的科目方向是政治、经济、教育、环境、心理、管理等等，所学的内容特别广泛。其中也有有一些跟传播学有关的内容，就业方向也是公共部门、政府、企业，想做记者的话还是新闻之类的专业的比较合适一些。大学里学的东西都是理论的东西比较多，还是要看自己的理想，为自己做适当的安排。

2. 公共治理之于政府转型的目标诉求

摘要：中国正在发生从旧到新的治理转型，治理转型实际上是一场全球性变革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性公共治理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全球治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理论和实践模式，为中国探索和建立更为有效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实现公共治理向“良好治理”方向的转型提供了某些启示。
关键词：治理；转型；全球变革
改革开放30年来，快速推进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引起了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也使政府的管理从理念、制度到结构和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出现了中国治理从旧到新的转型。走向新的治理是当代各国公共治理转型的必然结果，治理转型作为公共治理领域发生的一种系统化的、大规模的和带有根本性的转变过程，是一场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全球性运动。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公共管理领域围绕着加强政府能力和满足公民意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球性改革运动，其结果是公共管理发生了从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转型。探索更为有效的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也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核心论域。这种探索将为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和正在发生的公共治理转型提供某种可资借鉴的经验和理论。
一、背景：全球公共管理改革与治理转型
在14世纪末就开始使用的“治理”，是与统治( government) 、管理(management)等政府活动联系在一起，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政治活动和管理活动。而今天，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研究者开始认同关于“治理”概念的新解释：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乃至私人机构在内的多个主体，协同处理公共事务，以满足公众需求，实现最大化公共利益的过程。这一定义主要是在“公共治理”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意味着： ( 1 )治理或者说公共治理与政府管理不同，主体并不是惟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公共和私人的机构； ( 2 )治理权威的运用并不像政府管理那样，采用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行政命令，而是上下互动、相互协商、彼此合作的方式； ( 3 )治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网络状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标也是多元的，但最终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需求，实现最大化公共利益。
传统治理受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挑战，从而向现代“新”治理转型，在西方国家是很早就发生的事。但治理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且有其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兴起。当代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发端于西方国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之所以首先掀起公共管理改革，源于两个基本原因：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和公民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普遍不满。而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在公共支出中形成节余(经济) ，改进公共服务的质量，使政府的运作更有效率，增加使选用和实施的政策变得有效的机会”。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 1)社会、市场管理与政府职能的优化； ( 2)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 ( 3 )政府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
在20多年的公共管理改革过程中，西方各国形成了公共治理的新模式。按照澳大利亚学者欧文·休斯的说法， 20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部门的管理方式已发生了变化，以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正在转变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尽管这种模式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如“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企业化政府”、“后官僚体制模式”等，但它们都表示同一种现象，即传统的官僚制已被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模式所取代。
尽管对当代西方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还很难作出恰当的界定和全面的评价，但它意味着当代西方公共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的深刻变化，意味着公共治理的转型，意味着传统公共治理模式至少在西方国家的终结。而现代公共治理的发展，正如莱恩所言： 20世纪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变化使传统的国家治理方式成为过时的东西，“新公共管理(NPM)是有关公共部门治理方式最新的理论范式变化” 。事实上，新公共管理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公共管理理论范式的变化，也是实践模式的革命。按照莱恩的说法，传统的公共治理强调政治，强调公共管理与私人部门管理之间的区别，而在现代的公共治理中，公共部门的目标实现原则上与私人部门的目标实现没有任何差异，都是通过契约制度，而契约中的提供者既可能是公共组织， 也可能是私人组织。
公共管理改革是全球性的，它在英国(开始于1979年撒切尔夫人登上首相宝座) 、美国(开始于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 、澳大利亚(开始于1983年) 、加拿大(开始于1984年马尔罗尼总理执政) 、新西兰(开始于1984年)等一些西方国家首先发生后， 迅即席卷全球。无论是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原苏联东欧国家，还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处在现代化较低发展阶段的非洲、拉丁美洲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都卷入了这场改革运动。虽然各国进行公共管理改革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是因为经济危机或预算赤字如英国、美国、新西兰等，有的是由于经济危机伴随政治领导变革如日本、韩国、乌干达等，有的是期望达到欧盟要求的标准如匈牙利、希腊等，有的是期望达到国家开发组织要求的标准如马尔代夫、肯尼亚、乌克兰等，有的是因为民主转型如格鲁吉亚、赞比亚、南非、俄罗斯等，有的是期望效率更高如瑞士等， 所拥有的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具体特征也很不相同，有如彼得斯所说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拿破仑模式、日耳曼模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伊斯兰模式、儒家模式、发展中国家的行政模式等七大模式， 但改革的总方向和主要措施是趋于一致的，正如卡马克对世界123 个国家的调查所显示的：“各国的改革努力有非常相像之处”，换言之，“各国的改革运动存在全球仿效的特征”。不能否认，新的公共治理模式的出现也是全球性的。如果说20世纪初开始，世界各国政府普遍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官僚体制原则建立其公共治理模式，那么20世纪末发生的全球公共管理改革，就意味着各国在争相超越20世纪的官僚制模式，走向21世纪公共治理新境界。
二、社会转型与治理转型
当代公共治理的转型表面上看是公共管理改革的产物，本质上则是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结果。传统的治理模式是一种与工业社会、工业经济时代的公共管理相适应的实践模式，当人类社会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候，传统的公共治理模式必然会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人类必须寻求一种与新的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相适应的公共治理模式。
转型是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种运动型式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 就称为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是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 其主体是社会结构， 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各个方面，因而它也是许多学科关注的论域。社会学非常重视对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经济学学科群中甚至产生了一门被普遍认可的有明确含义的称为“转轨经济学”的学科，专门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和规律。转轨经济学一般都关注影响转轨进程的经济因素，而没有对转轨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即“政府的转轨”给予足够重视。 政府转轨、治理转型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伴生物或者说是其必要的组成部分，应当是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予以足够关注的学术领域。
所谓治理转型是公共治理领域发生的一种系统化的、大规模的和带有根本性的转变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治理转型并不是什么新事物。19世纪，西方国家工业化民主体制追求的是政府目标极少的“小政府模式”，而到19 世纪末，原有的那种中央权威极弱的“小政府模式”被彻底打破，因为这种政府已经无法应对工业化民主体制中出现的许多现实问题：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整个新兴产业正在孕育。这些新的现象引发了许多新的需求：大型运输系统、铁路和桥梁，大型的城市排水和供水系统以及普及教育的体制。
在原有政府模式无法满足这些需求的时候，创造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替代旧的小政府模式，也就成为必然。简言之， 20世纪初韦伯式官僚制模式在西方国家的确立，是公共治理的一次重大转型。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公共管理模式，20世纪初，西方国家政府部门对官僚制的引入使公平行政和效率行政得以实现，并使组织结构优化，层级节制的组织结构使得官员和机构都必须接受严格的监督，这客观上加强了对腐败行为的控制。在专业化方面，曾经一度由专业人员完整从事的工作被分割成了若干细小的部分，更趋近一个无缝隙的政府。而官僚组织的指挥系统大多采用统一命令的方式，信息上下双向传输快捷，有利于实现政府组织的充分整合。它与早期的治理模式相比是一种进步。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官僚制的优点开始逐渐蜕变成了缺点：本位行政、低效行政和组织整合失灵， 官僚制开始受到怀疑，被宣布为一种过了时的治理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
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了怎样新的特点？ 公共治理为什么必须发生新的转型？
首先，就西方社会来说，后工业社会(或者说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来临。这一新类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 ( 1)服务性经济取代了制造业经济，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 (2)专业与技术人员阶层处于主导地位； ( 3)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 ( 4)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技术鉴定是可能的； (5)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博弈论、效用论、线性规划、计算机技术等新的“智能技术”成为制定决策的工具。其次，公共管理自身出现了危机。对政府和官僚的不信任在像美国这样具有个人主义传统的国家，可以说由来已久。美国人对他们的政府有两种看法，认为他们有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但政客是腐败的，政府的计划是处理不当的。今天的美国公众越来越普遍的看法是政府制造的问题比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政府的政策与计划不仅没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益处，反而还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愈益显得无能的政府导致了公共管理领域的危机。 作为传统治理基础的官僚制成为一种过时、僵化和无效率的公共管理体制模式，有如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所说：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已不能有效运转；它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90 年代已不能有效地运转了。在政府越来越无能、低效的时候，私人部门却显得很有效率，各种称为“第三部门”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在蓬勃兴起、不断壮大，并对社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承担着许多在其他国家由政府机构来发挥的功能。危机的出现预示着“作为一种可以接受的治理模式，传统的治理已经死亡”， 新的比传统治理更具现实性和生命力的治理模式即将来临。
三、走向良好治理： 21世纪的公共治理
“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是治理得以复兴的重要原因，而治理也可能失效。在当代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成效愈来愈依靠政府与公民、社会、企业之间相互影响和良性互动， 即“良好的治理”(或称“善治”) 。良治或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
新的治理并没有统一的模式，走向“良好治理”是治理转型的惟一选择，是21世纪公共治理所应追求的目标。21 世纪的公共治理会呈现怎样的新景象？ 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界一位多产的学者唐纳德·凯特预言， 21世纪的公共治理必须有效解决公共治理中的诸多关键性问题和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源源不断的新问题，主要是： ( 1)向公众提供更多的非传统、非政府的服务。(2)更多的公共治理的权力分散到政府机构的较低层次，权力下放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前提和重要内容。( 3)服务协调的负担增加。过去以代理为基础的改革的一个主要副作用是政府提供的服务支离破碎、不成体系。21世纪的公共治理要求加强政府组织的能力，特别是与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能力，从而使得政府和它提供的服务对市民来说更完美、更透明。(4)加强公共治理中的国际合作。成长中的全球化对21世纪的公共治理发生着更为重大的影响，它使公共治理确立这样的原则：国家政府拥有自己的主权，但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需要与国际组织和其他主权国家协商，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欧洲联盟等国际组织必须小心地定义自身在全球公共治理中的新角色，并为更有效地扮演这样的角色提升能力。(5)国家政府在公共治理中扮演新角色，并需要有新能力。权力下放和国际合作使公共治理中更多的政策性问题被移交给地方政府和国际性组织去解决了，在21世纪的公共治理中，政府仍将扮演重要角色，它需要重点解决至少五个核心问题：一般防务和引领对外政策等作为国家主权识别性的基本职能、重新分配收入(这是低层次的政府不可能充分运作的) 、收集数据和推动信息流通、建立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与市民社会之间新的密切联系合作的桥梁以确保公共服务的高效率、进行公众需要的应付各种公共问题的战略思考。
欧文·E·休斯预言，与20 世纪相比， 21世纪的公共治理可能会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1)由于更为注意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界限及改进二者之间的关系，公共服务将具有更多的市场导向性； ( 2)未来的行政将更有弹性； (3)政治性可能会增强，公共治理是政治过程的一部分； (4)行政也可能有更多的参与性；(5)公务员现在比以往能力更强，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
四、当代中国：转轨国家的治理转型
治理转型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20 世纪的全球性公共管理改革运动波及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也使当代中国的公共管理发生了从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的转型。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发生及其引起的治理转型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西方治理转型向全球扩散和示范的结果，它有自身独特的背景和动力。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型时期，进入“转轨国家”的行列。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公共管理的主要特点和弊端是： ( 1 )全能政府。政府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着一个高度集中化的资源配置者角色，垄断了社会的所有资源，无所不包，无所不揽，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被排斥在外。(2)管制型、人治型、封闭式行政。全能政府在体制上的政府本位和官本位，使其在运行方式上主要通过内部会议、内部文件等进行封闭式管理，“红头文件”、领导批示而不是法律法规成为主要甚至惟一的行政管理依据。其突出弊端是政府权力很少受到自下而上的监督和制约，也没有明确的责任机制，各部门间职能交叉重叠。
1978年开始的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同时带来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引起了公共治理的转型。这种转型主要表现在： ( 1)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的主要职能已不再集中在过去的政治统治或政治领导上面，而且放松了对经济领域的过度干预和严格控制，并逐步转向社会的公共管理； (2)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呈现一种新型关系。民间组织的数量越来越多，在提供各类公共商品以及从事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且承担了一部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 ( 3)政府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律在各个领域开始发挥作用，依法行政成为政府运作的基本要求；(4)政府的权力开始逐步下放，作为政府补充物的“单位”在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也大为弱化，而社区的作用、社会的作用增大，福利单位化也被逐步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所替代； (5)职业化的公务员制度开始建立并得到逐步发展，专家和公众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专家咨询制度、公民参与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开始建立。
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都会向治理提出新的要求，都会推动治理除旧布新。治理转型的动力，是推动治理更新形态、与社会发展进程相协调的方向变化的各种力量的合力。这种合力来自于治理本身和治理所处环境两方面的变化，即治理转型的动力由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两部分构成。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唐纳德·凯特在解释何以有众多国家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卷入全球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积极寻求相同的改革目标这一事实发生的原因时，指出有四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力量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政治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卡马克认为，全球公共管理改革的动力在于全球经济竞争、民主化、信息革命和政府自身的绩效赤字。 这都包括了对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的分析。
治理转型的外部动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人口和文化等多种动力。当代中国治理转型的动力最重要的来自经济体制的变化。我国在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经济领域的许多变化最终都反映到公共治理的结构和方式上。社会发展同样是推动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已经发生的中国治理转型的历程，表明了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对治理转型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如社会治安问题、就业问题、污染问题、社会不公问题等等，不仅没有减轻，有些还有加剧的趋势。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呼唤着政府治理职能的继续调整，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变革。政治发展对治理转型的推动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它常常是较为直接和巨大的。经济体制的变化带来的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导致了政治参与的扩大，造成政府决策出现了许多困境，也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有所发展。这都要求我国在政府治理中提高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提高政府的能力和效率。
中国治理转型也有其内在动力。中国治理转型的内在动力来自政府作用和能力不相适应导致低效无能的治理困境，来自政府角色需要重新定位带来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以及体制转型时期政府治理行为失范而带来的形象受损。
总之，当代中国治理转型的动力是多方面的，这些动力目前仍然存在，有些动力甚至在加大，特别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及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使中国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进入需要在实践中寻求新突破的深层次攻坚阶段，意味着中国治理转型的脚步不仅不能停止，相反，必须加快。正在发生的中国公共治理转型应该走怎样的道路，至今“尘埃未定”，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探索，更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去寻求突破。研究肇始于西方国家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全球公共治理转型规律，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某些领悟。

3.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怎么样

第一次上导师的课，老师就讲了如何读书的问题，听后深感惋惜，要是早听四年的话，估计我的本科生涯不会那么混乱，当然这也与我的性格有关，不过总不至于那么混乱。老师说读书应该按照由近及远、由专到通、强调专业和兴趣，并要求书籍与文章兼顾，因为后来出现的书一般都会吸收前人的精华，专业书籍还可以使读者对问题的论证有更清晰的认识。另外，要切忌见名人的书就读，更不能跟随出版商的宣传。很惭愧，这些我都没做到，现在我尽量向这个方向努力，看看前几天从图书馆借的书，发现都符合老师的标准，于是很是欣慰。老师上课的时候还推荐了两本书，一本书是普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另一本就是我这几天在读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这两本书都是基于长期（几十年）的经验研究进行理论研究，阅读这两本书主要是进行研究方法的学习。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公共行政学家，一生著作等身，而这本《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则是其中最为著名的著作之一。这本书在搜集大量经验案例的基础上，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现实的政策问题。作者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交代关于公共事物治理的传统模型，并对其的适用性进行评析和挑战；在此基础上，作者将研究视角从理论转移到现实中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指出其中的困境，并设计研究该问题的框架；针对提出的问题，搜集正反两种案例，分析其中有助于困境的的解决以及导致困境的各种变量，并对其进行理论分析；最后根据经验研究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 传统上，公共事物治理问题通常都可以归为三种模型：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其基本思路类似，系指人都是理性的，但单个人的理性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在于人的自利动机，当然还包括信息的不完备、缺乏沟通以及监督不利等。但是这三个模型都是建立在理想的基础上，现实中尽管有接近这些模型的实例，但通常情况下，现实生活并不与之符合，如果政策人员简单的运用这些模型进行政策分析或政策制定，则会产生理论与现实不符合的后果。作者对其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三个：没有反映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和制度自主转化的本质；在分析内部变量是如何影响规则的集体供给时，没有注意外部政治制度特征的重要性；没有包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于是就有对其进行改进的必要，也就是通过增加符合现实的变量，使其更符合现实的要求，从而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完善的基础。奥斯特罗姆选择公共池塘资源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其研究范围限定为小规模。她在批判传统的集体行动困境的两种解决方法（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即私有化或者实行中央控制）的基础上，提出公众内部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可能性，并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三个难题，即供给、承诺和监督问题，因为这些措施在力图解决个人自利动机和搭便车心理的同时，也同样会产生这些问题，即二阶困境，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正是后面的成功案例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研究框架，指出要改变单层次的研究方式，而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多层次，研究占用和供给问题，与此同时，提出现实场景的选择依据，即通过选择成功与失败的正反案例，找出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相关变量，并解决制度的供给难题。 接下来就是对案例的分析，这些案例的具体内容主要涉及高山草场、灌溉制度、渔场、水利等问题，尽管存在具体形式的不同，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即都属于公共池塘资源问题，这是一种可以被公众单独享用的公共资源，在所有权上具体公共性，在使用上则是典型的个人受益，并且对其使用的限制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其使用达到一定限度后可以看作是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品，因而也可以将之理解为半公共品。正是因为它的这种性质，使得这些案例中的成员都有滥用资源的趋势，这在那些失败的案例中成为现实，而在那些成功的案例中则没有实现。对其原因的探寻正是接下来三章所要做的事情，正如作者所说的，“提出复杂变量作为分析框架而不是作为模型的原因，准确说来是因为无法在一个模型中容纳下此等复杂的情形”，也就是说最终作者只找到了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变量，而不能穷尽之所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所有原因。通过比较这些成功的案例，作者归纳出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中所阐述的七项设计原则：清晰界定边界、使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分权制企业。简单的说，就是要求组成由社会成员组成的合作组织，并建立解决冲突的机制和场所，在这个组织中可以明确成员的资源所有权和数量，同时建立相关的监督机制。而经验证据也证明，那些失败的案例无一不是没有达到这七项原则，并且基本上都是仅拥有三项或以下，还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案例表明，一些地方虽然具备了大多数原则，但仍然导致失败，这可以被归为脆弱的制度。要解决监督，首先需要具有可信承诺，而要获得可信承诺，则必须解决制度的供给问题，第四章的案例主要反映的就是制度供给问题，作者介绍了大洛杉矶地区南部一系列地下水流域的制度起源。从这关于雷蒙特领域、西部和中部地区三个案例中可以看出，人们在组织者的领导下，通过将现有规则的预期受益和成本的净流量与替代规则的预期受益和成本的净流量进行比较，做出进行制度变迁的选择。但是，制度变迁在现实条件下仍然不是单纯的内部问题，它还与外在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由于内部因素的难以测量，使得不得不转向对外在环境的研究。在最后一章的总体分析中，作者指出，有关收益、成本、共有规范和机会的数据所组成的总和变量很难被记载下来或者有效的收集，因此就必须转向影响这些总和变量的环境变量，应该看到，促进型体制对占用者采纳增进共同利益的新规则较之冷漠型体制有着更大的作用，这正是外部政治环境的影响之所在。 这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对三个理论模型的修正，为在现实生活中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使得政策分析更具可操作性。当然，这项研究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对促使社会集体成员组织起来的心理因素的分析显得不够，同时，作者在探讨成员间合作时曾提及“社会资本”的概念，但却没有深入研究下去，使得本书没能发掘出促进社会成员间相互合作、增强信任的这一重要变量。当然，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在作者以后的论文中已经出现。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作者：[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译者：余逊达，陈旭东 目录： 导言第一章 反思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第一节 三种富有影响的模型 第二节 模型的隐喻性用法 第四节 一种挑战 第二章 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制度研究 第一节 公共池塘资源的情境 第二节 相互依存、独立行动和集体行动 第三节 三个难题：供给、承诺和监督 第四节 研究框架的设计 第三章 长期存续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分析 第一节 高山草场和森林的社群保有权 第二节 韦尔塔的灌溉制度 第三节 菲律宾桑赫拉的灌溉社群 第四节 各种长期存续的自主组织治理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的相似之处 第四章 制度变迁分析 第一节 抽水竞赛 第二节 诉讼博弈 第三节 企业家的博弈 第四节 多中心的公共企业博弈 第五节 制度供给分析 第五章 制度失败和制度脆弱性分析 第一节 公共池塘资源问题不断的土耳其近海渔场 第二节 公共池塘资源问题不断的加利福尼亚地下水领域 第三节 斯里兰卡渔场 第四节 斯里兰卡水利开发工程 第五节 脆弱的新斯科舍近海渔场 第六节 比较研究得到的教训 第六章 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分析框架 第一节 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和相互监督问题 第二节 分析制度选择的框架 第三节 对社会科学家的挑战 参考文献 后记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6月第一版（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298千字

4. 简述什么是公共管理协调

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事务是公共管理的起点，决定了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必然态势。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公共管理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体上看，公共管理对我们还是一个新课题，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
公共管理从产生意义上讲是公共组织的一种职能，包括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和以公共利益为指向的非政府组织（NGO）为实现公共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
现代公共管理与传统管理的区别集中体现在是否将目标定位在公共利益上，公共管理不仅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服务，而且更应当强调社会公平，因为社会公平是作为分配的公共服务的法律和现实基础。当代新公共管理倡导是从主体的广泛意义上理解公共管理，公共管理的主体不再只限于政府和组织，进而把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区分开来。
公共管理从学科意义上的内容包括公共管理原理，行政管理，城市管理，公共政策，发展管理，教育经济管理以及劳动社会保障等方向，公共管理学的兴起得益于全球化新公共管理运动，但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新公共管理学在实践中不断遇到新的挑战，公共管理学研究进入百家争鸣的时代。
公共管理作为现代管理科学四大分支之一，是未来世界和当代中国最有发展潜力和广阔前途的学科。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公共管理作为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出现，中国公共管理科学的发展展示了蓬勃的生命力。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管理的作用越来越为社会所重视，中国公共管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生长点。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利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和公共事务广大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重点在于将公共行政视为一门职业，将公共管理者视为这一职业的实践者。
特征
1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社会公共组织和社会其他组织两大类。
2 、作为公共管理客体的社会公共事务表现不断扩展的趋势。
3 、公共管理的目的是推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实现。
4 、公共管理的职能是调节和控制。
5 、公共管理体制和手段面临创新的迫切任务。
特点
（1）公共管理承认政府部门治理的正当性；
（2）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对社会治理的主要责任；
（3）公共管理强调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的互动以及在处理社会及经济问题中的责任共负；
（4）公共管理强调多元价值
（5）公共管理强调政府绩效的重要性
（6）公共管理既重视法律、制度，更关注管理战略、管理方法
（7）公共管理以公共福利和公共利益为目标
（8）公共管理将公共行政视为一种职业，而将公共管理者视为职业的实践者
主体
公共管理主体可以分为政府和其它公共管理主体两个部分。所谓其它公共管理主体是指在为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而存在的一些组织，一般可称为非营利组织或者第三部门。
对象
公共管理以社会公共事务作为管理对象。社会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分为公共资源和公共项目、社会问题等。
（ 一 ) 公共资源
1 、公共设施、产品。即特定社区所有人们都有可能享用和受益的物质性存在，且它们本身必须是劳动产品，如能源、城市道路、路灯、桥梁、交通标志等。
2 、公共信息资源。即一定社区的人们共同拥有和可能享用的各种精神产品，包括文化产品、科技成果、经济信息等等。
3 、人力资源。社会人力资源也就是一定社区的劳动力、人才方面所形成的社会资源，它是人的因素。在种种社会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活跃和最宝贵的财富。
4 、自然资源。即一定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各种自然性物质条件，如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等。
（ 二 ) 公共项目
公共管理的主要任务集中于将有关的政策变成现实，这些政策通常是由公共管理机构根据社会问题的需要而制定出来的一系列行为准则。因此，政策还不是行为，仅仅是行为的指导原则，有时候也成为行为的标准。而把政策具体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公共项目，公共项目是依据政策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及其过程。于是，公共项目成为公共管理中最直接的对象。
（ 三 ) 社会问题
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要面临着这样或那样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如公共交通、公共安全、公共设施等，这些就是社会问题。但是，社会问题又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不断得到解决的同时，又不断发生新的问题，因此，公共管理不可能去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只有在属于公共管理机构职责范围内、与其公共目的相符合的情况下，才成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尽管如此，公共管理面对的社会问题仍然是相当广泛的，诸如文化、教育、福利、市政、公共卫生、交通、能源、住宅、生活方式等等。
目的
公共管理的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所谓的公共利益是为社会成员共享的资源与条件。公共利益的实现主要表现为公共物品的提供与服务。公共物品的涵义非常广泛，既可指有形的物品，如：公共场所、公共设施、公共道路交通，也可指无形的产品和服务，如：社会治安、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
发展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和政府的信任赤字、绩效赤字，均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改革。政府管理的运作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官僚的、层级节制的、缺乏弹性的行政，转向市场导向的、因应变化的、深具弹性的公共管理。这股浪潮，被赋予不同的称谓，如新右派、新治理、管理主义、企业型政府，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等，但却可被通称为 “新公共管理 ”。
关于新公共管理问题，著名的公共管理专家胡德 (C.Hood ， 1991年，4—5） 曾归纳了新公共管理的七个要点：
1 、即时的专业管理。这意味着让公共管理者管理并承担责任。
2 、标准明确与绩效衡量。管理的目标必须明确，绩效目标能被确立并加以衡量。
3 、强调产出控制。用项目与绩效预算取代传统的预算，重视实际成果甚于重视程序。
4 、转向部门分权。打破公部门的本位主义，破除单位与单位之间的藩篱，建构网络型组织。
5 、转向竞争机制。引进市场竞争机制，降低成本及提高服务品质。
6 、强调运用私营部门的管理风格、方法和实践。
7 、强调资源的有效利用。
此外，法汉姆及霍顿 (Farnham and Horton ， 1996年 ， 259—260） 综合其他各家的看法，提出新公共管理的特征：
1 、采取理性途径的方式处理问题，亦即在设定政策目标及阐明政策议题时特别强调战略管理所扮演的角色及作用。
2 、重新设计组织结构，其目的在于使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并且对服务的传输都必须建立起一个赋予责任的行政单位。
3 、改变组织结构，促进官僚体制更为扁平化，授权给管理人员，以利绩效目标的实现。
4 、依据经济、效率、效能等标准来衡量组织成就；发展绩效指标，使组织的成就能够被加以比较和测量，并据此进一步提供信息来作为未来决策的参考。
5 、改变现行的政策，使公共组织能被传统公共服务价值所支配的文化中，转换成为 “ 新公共服务模式 ” ，强调与市场及企业价值相适合的文化。
6 、运用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其目的在于淡化集体主义的色彩而采取个人主义的途径，包括寻求动员员工的支持和承诺，来持续地进行结构与组织的变革。
7 、试图建立一种弹性、回应性及学习的公共组织，并发展一种将大众视为顾客、消费者及市民的 “ 公共服务导向 ”（Public Service Orientation) ，公共服务不再由专业的供给者来支配，而是以回应人民真正的需求来提供公共服务。
8 、以契约关系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来取代传统的信托关系。
要点
1、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专业化管理。这意味着让管理者管理，或如胡德所言“由高层人员对组

新公共管理
织进行积极的、显著的、裁量性的控制”。对此最为典型的合理解释是“委以责任的前提是对行为责任进行明确的区分”。
2、绩效的明确标准和测量。这需要确立目标并设定绩效标准，其支持者在论证时提出“委以责任需要明确描述目标；提高效率需要牢牢盯住目标”。
3、格外重视产出控制。根据所测量的绩效将资源分配到各个领域，因为“需要重视的是目标而非过程”。
4、公共部门内由聚合趋向分化。这包括将一些大的实体分解为“围绕着产品组成的合作性单位”，它们的资金是独立的，彼此之间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基础上相互联系。“在公共部门的内部与外部”，既可对这些单位进行管理又可以“获得特定安排所带来的效率上的优势”，其必要性证明了这种做法的合理性。
5、公共部门向更具竞争性的方向发展。这包括了“订阅合同条款以及公开招标程序”，其合理性则在于“竞争是降低成本和达到更高标准的关键所在”。
6、对私营部门管理方式的重视。这包括“不再采用‘军事化’的公共服务伦理观”，在人员雇用及报酬等方面更具有弹性，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在于，“需要将私营部门‘经证实有效的’管理手段转到公共部门中加以运用”。
7、强调资源利用要具有更大的强制性和节约性。烽火猎头将这看做是“压缩直接成本，加强劳动纪律，对抗工会要求，降低使职工顺从企业的成本。“对公共部门的资源需求进行检查，少花钱多办事”的必要性证明这种做法是合理的。
从总体上来看，新公共管理以自利人（self-interest）为假设，基于公共选择代理人理论及其交易成本理论，以传统的管理主义和新泰罗主义为基点而发展起来的，其核心点在于：强调经济价值的优先性、强调市场机能、强调大规模地使用企业管理的哲学与技术、强调顾客导向的行政风格。新公共管理毕竟代表着现实世界中人们不断改进政府、实现理想政府治理的一个努力方向。
公共关系的功能主要包括信息功能、咨询功能、宣传功能、协调功能和服务功能五个方面。具体来说：

(1)信息功能。公共关东作为纽织的预廿系统，运用各种调查研究的方法，收集信息、分析情报、监视环境、反馈舆论、预测趋势、评估效果。公共关系所面对的信息不仅包括与组织专门业务直接相关的信息，还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民情等等全方位的社会情报资料。

(2)咨询功能。公共关系在组织经营管理决策的过程中，发挥着咨询、建议、参谋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为确立决策目标提供咨询之议；二是为决策提供信息服务；三是协助拟定和选择决策方案；四是从公众关系角度评价决策效果。

(3)宣传功能。公共关系在组织经营管理中发挥宣传推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造舆论，告知公众；二是强化舆论，扩大影响；三是引导舆论，控制形象。

(4)协调功能。公共关系是组织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一种协调沟通机制，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协调内部关系，增强组织凝聚力；二是开展社会沟通，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

(5)服务功能。公共关系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服务工作，它的管理地位和日常业务都具有明显的服务性质。具体来说，一是在组织内部为各个业务和职能部门服务；二是在组织外部提供社会服务

5. 求《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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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哪里可以看到电子版，多谢！

这里有电子版 http://club.beelink.com.cn/dispbbs.asp?boardid=168&id=40317

7. 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是不是属于制度经济学范畴的

是。《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里的重要著作。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是奥斯特罗姆的经典之作，也是她与奥利弗威廉姆森分享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她对制度分析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因而获得了众多的荣誉。此外，与她分享诺奖荣誉的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是当之无愧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所以可想而知奥斯特罗姆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家。
PS：奥斯特罗姆是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可惜的是她于今年6月12日逝世。

8. 求书《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

http://api.anobii.com/books/Governing_the_Commons/9780521405997/00d9941e31bffb2869/这是书的地址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