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❶ 如何看待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税的关系

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国方略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坚持依法治税，是国家税收工作走向法治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动员令，全面开启了依法治国“升级版”的新篇章。在依法治国新阶段大幕徐徐拉开的历史性时刻，税务部门在国家法治建设大局中必然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一、依法治税需要依法治国理论的指导
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二者均包含“治理”的内涵。只有正确理清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辩证关系，才能加深对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税的理解，才能更好的指导税收实践，大力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
1.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前提。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基本方略和世界文明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重要保障，它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依法治税的进程。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
2.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依法治税既是现代税收管理的基本特征、价值诉求和评价指标，与税制改革同步而行、相互支撑，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点。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和实现程度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税收活动关涉国家与社会、公民自由与法律秩序、意思自治与国家规制，是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国家治理的核心环节，为此，必须遵循现代国家治理基本规律，将税收活动建立在法律和规则之治的基础之上。
3.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税是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是税收工作的基础、灵魂和立足点，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国方略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坚持依法治税既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强化和改善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有效杠杆。
二、依法治税基本条件的理性构建
依法治税是指依据税收法定主义原则，通过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司法和税收法律监督等一系列税收法律制度的创建和落实，使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的税收行为纳入法治轨道，从而实现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的良性社会秩序状态，其具体包含法律至上、权力法定、义务法定、程序法定和作为法定五个层面的含义：
1.法律至上。即在思想观念上，承认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把法律看作是开展税收工作的依据和评判税务工作的核心标准；任何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不论级别高低、职务大小，都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而不能凌驾法律之上。这里所讲的法律，不仅仅指税法，而是泛指一切与税务相关的法律。
2.权力法定。即税务机关所具有的税收征管职权是由法律授予或设定的，各级税务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非经法律或法规授权，不能具有并行使某项税收职权。这是因为税务机关所具有的权力是公共权力，对于公权而言，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授予的，行政机关不得为之；当然法律法规禁止的，更不得为之。否则，就是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必然要负法律责任。
3.义务法定。即征纳双方所应承担的义务都是由法律规定的，而不是由哪级组织规定的，更不是由个别领导规定的。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所承担的义务，与其他组织和个人承担的义务有所不同，既必须履行，而且要全面履行到位，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程序法定。即税务机关执法所应遵循的程序是由法律规定的，税务机关不得违反；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程序也是由法律规定，纳税人也不得违反。如果税务机关违反法律程序执法，即使税务机关所依据的实体法依据是正确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果纳税人没有按照法律程序履行法律义务，税务机关有权依法处理，并要求纳税人承担因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5.作为法定。即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作为方式、作为手段和作为后果都是由法律规定的。（1）作为方式法定。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在选择作为或不作为时，不是由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根据自身的主观意志来决定，而是由法律来规定；法律要求其作为时，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不能选择不作为的方式，相反，法律要求其不作为时，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也不能选择作为的方式，否则，必须承担其法律后果。（2）作为手段法定。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不能自行选择作为的手段，而必须根据法律赋予或设定的手段作为；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在不同条件下采取不同的作为手段。（3）作为责任法定。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在作为时，应对由其作为引起的法律后果负责。法律规定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应作为的，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就必须作为，否则，必须承担因不作为而引起的法律责任。反之，亦然。
三、当前我国依法治税的形势与环境分析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生命线。1988年，国务院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时隔10年之后， 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又明确提出了"依法治税"。20多年来，我国依法治税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依法治税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税收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成，税收管理日趋科学规范，税务人员执法水平显著提高，税收执法监督机制初步建立，全民纳税遵从意识明显增强，税收收入连年稳步较快增长。但也应当看到，影响依法治税的因素仍然较为突出，依法治税之路任重道远。
（一）依法治税外部环境不容乐观
1.税收立法存有缺憾。一是没有税收基本法,立法依据不足,对税收活动的基本规范和基本原则、税收立法权及管理权、税务机关职责权限等没有加以确认。二是立法级次低,法律效力弱,大多数以行政机关暂行条例面目出现的税法在适用效力上显得刚性不足。三是立法滞后。比如跨境税源管理事关税收主权和经济安全，国际税源的竞争，已经从征纳双方的关系上升到政府间、国家间的关系，加强反避税立法，完善反避税防控体系，捍卫国家的税收权益迫在眉睫。
2.独立司法权缺位成为制约执法行为的"瓶颈"。我国的最高法院每年都颁布大量的司法解释，实际上也在积极充当立法者的角色，但与税法有关的司法解释，除了税务犯罪的以外，几乎没有。税务机关没有独立侦察、检察和审判等权力，甚至还没有专门用于审理税务案件的税务法庭，税务司法只能依靠税收非专业性的公、检、法等机关，难以对涉税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应有的惩治。
3.行政干预频频“越位”。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从本地区利益出发，擅自出台与国家税法相违背的文件，有的越权执行减税、免税优惠政策。有些地方政府对打击涉税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措施不力，甚至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而干预执法办案，涉税案件处理和执行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依法治税的进程。
4.公民税法遵从意识淡薄。从我国的税收实践看,每年因各种偷税、逃税、骗税、越权减免等造成的税收流失相当严重。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通过税务稽查方式检查纳税人19.1万户，共查补收入1250亿元，占纳税人主动申报缴纳税款的比例达到1.1%（以上数据源自《中国税务年鉴2013》），而实际漏征、逃缴、骗取的税款则可能超过应征税款的10%以上。全社会护税协税的意识薄弱，有些方面如主动申报涉税信息、协助配合检查意识的缺失甚至成为依法治税的重要制约因素，税收执法综合协调机制有待健全。
（二）税收法治内部环境亟待优化
1.法治管理机制不健全。在信息化建设进程中，往往孤立单纯的强调应用技术手段，忽视了管理观念、管理体制的创新；强调以技术设备的配置为主体，忽视了以税收执法水平的提高和税收管理的优化为支撑点，期望通过信息化解决征管难题。这使税收信息化建设在税收管理体制落后、低效的构架上，高技术与低产品并存，税收成本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逐步攀升，影响了执法水平的提高。
2.税务人员执法水平仍待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与能力是实现依法治税的保障。当前，有些税务干部自身法治意识不强，当工作中遇到深层次矛盾和复杂问题时，不能很好地用法律思维去分析、处理问题；执法程序不规范、税收执法权行使质量不高，文明执法以及办事的公平性、公正性、公开性不够强，审批环节多程序繁琐；税收违法处罚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造成权力寻租等问题制约着依法治税的具体实践。
3.政策管理和制度建设有待加强。税务机关部分内部制度存在职责界定不合理或模糊之处；政策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不高，政策执行的不统一问题还待有效解决；政策效应评估反馈的主动性不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4.征管改革顺应税收法治有待深化。一段时期以来，税务机关为了服务经济发展和服务纳税人，在征管模式、服务举措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新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出现了新问题，如管理职责交叉重叠造成多头监管，纳税人负担明显加重；过多地强调服务，有可能掩盖企业涉税问题的性质，导致税法刚性的削弱等。征管改革与税收法治难以呼应合拍，直接影响了依法治税水平的提高。
5.内部执法监督有待跟上。执法内控机制和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自由裁量权的应用须进一步规范；执法风险的事前防控能力还需提高；执法检查和风险防控的针对性还需加强。
四、新形势下推进依法治税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把"依法治国"作为全会的主题，将"依法治国"重要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我国正式迈上依法治国的道路，也预示着依法治税的进程将进一步加快。推进依法治税，应以依法治国理论和现代先进管理念为指南，逐步理顺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各环节，兼顾影响依法治税质量和成效的内外部因素，充分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税收法治管理内外部体系，内外融合、相互促进，不断推动我国的税收法治建设走向深入。
（一）完善税收立法。目前，我国执行的税法、单项条例及实施细则有些规定已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和市场转型的需要，缺乏相关配套的单项管理法律条文或实施办法，税收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可操作性差，日常执法过程中出现依据不充分甚至无法可依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今后在税收立法方面，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一是制定我国的税收基本法，明确税收职能、作用，税务机构的法律地位，税收立法权限划分，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税务司法保障等。二是提高税收暂行条例、法规等法律级次，提高其权威性和稳定性，增加透明度。三是加快反避税立法的步伐，更好地维护国家税收主权，更好地服务对外开放大局。四是应当正视实体法和程序法各自的价值及其局限，达到实体和程序公正的统一。五是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立法和实施，消除恶性税收竞争，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实现良性循环。
（二）规范税收执法。具体包括税收政策管理、税收执法管理、税收执法监督、税收争议预防调处、税收执法综合协调、法治意识和能力培育保障等，这些都是事关税收执法全局的重要内容，必须依靠税务机关自身来解决。
1.建立素质优良的队伍保障体系。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进一步转变日常执法一线的人员的执法理念、提高执法能力，树立“公正、正义、平等”的价值观和“程序、责任、服务”的权力观。完善在岗人员的培训、考核、奖惩等措施，逐步建立素质优良的税收执法队伍。
2.建立权威统一的政策管理体系。出台权威统一的政策管理平台，避免政出多门和解释不一。加强税收政策确定性问题研究，让规范性文件兼具合法性和合理性，为商品交易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稳定的税法预期。各级税务部门组建税收政策专家团队，积极开展政策解读、政策答疑、政策效应评估反馈，政策管理工作有序开展。
3.建立科学合理的权力运作体系。应对税务机关内设机构和职能分工进行科学的界定，构建由政策法规调控体系、征收管理调控体系、税务稽查监督调控体系等组成的综合调控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税务权力运作体系。既要避免权力职责交叉，也要防止出现监控死角。完善重大执法事项集体审议、重大案件审理等制度，推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4.建立完善税企争议调处和解体系。根据行政法平衡论原理，强调税企协调和复议环节在争议解决中的核心地位。法治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税收争议都在征纳双方的协调与和解程序中化解，进入复议或者诉讼的仅为少数个案。而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复审和自动纠错机制，具有节约社会成本并切合中国传统文化“非诉”心理的优势。因此，税收和解和税收行政复议，应成为今后税收法治和解决税收争议的主渠道。
5.建立严格到位的执法责任追究体系。税务行政执法责任制是依法确定执法主体资格，明确执法责任，规范执法程序，考核执法质量，追究执法过错责任的一项内部监督制约制度。实施税务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需要在岗位职责、工作规范、考核评议、责任界定、过错追究等方面开展工作。要将执法责任考核指标量化、考核程序细化，追究方式相对固化。借助科学合理的现代化手段，准确界定税务行政执法责任。
6.建立高科技信息技术支撑体系。税收信息化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规范税务行政执法的重要载体和手段，是加快依法治税的重要方法之一。要结合实际，逐步扩大电子信息在税务行政管理中的涵盖面，提升网络速度，加强网络运行安全，完善税银库体系建设，简化多元化申报手续，强化以票控税、信息管税，拓展税控设备的使用面，形成一个自然运转、自动比对、信息对称、协调均衡的工作格局。
7.建立规范高效的绩效考评体系。建立规范务实的执法考核评价体系。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的要求，确定税务工作的法律评价体系和标准。这个法律评价标准具体包括执法指标、普法指标、法律监督指标、公共安全指标、社会参与指标、法律资源指标、法律服务指标、基础指标等内容。实施切合实际的税务执法人员执法行为优劣的评价标准，及时评价税务人员执法行为，并实行能级管理、分类管理和考核奖惩。并将考评结果列为干部尽职晋级的重要依据。
（三）健全税收司法。随着税收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税法内容也会越来越丰富，涉税违法犯罪案件的复杂程度也会越来越高，对审理涉税案件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既有税收业务知识、又精通法律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来审理税收案件。因此，在全国设立税务法庭，专门负责税务案件的诉讼和审判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为了从根本上增强打击犯罪、震慑犯罪的目的，应顺应实际需要，尽快建立专门的税务警察队伍，专司涉税违法犯罪案件处理。
（四）加强执法监督。一是加强税收执法的外部监督，主要强化五个层面的监督：党的监督，即各级党委、纪检机关对税务机关、税务干部的执法行为进行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对税务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即各级政府及政府的专业监督部门对税收执法行为的监督检查；司法监督，通过各级审判机关、监察机关对税收执法权的监督；社会监督，指社会团体、新闻舆论、人民群众等社会各方面对税收执法行为的监督。二是加强税务机关内部监督，发挥纪检监察和督察内审的作用。各级税务机关要通过经常性的税收执法检查和税收专项执法监察，对税收执法权的运行实施全过程监督，确保权力运行到哪里，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也就延伸到那里，从而做到把问题尽可能地消灭在萌芽状态。健全税务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规范，优化税收执法程序，完善执法风险内控机制，充分运用内控机制信息化手段，强化监督管理。同时，根据税务执法行为的时间和性质，加强重点环节、重点部门、重点岗位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
（五）净化法治环境。税收法治外部环境是一个涵盖社会、经济、人文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概念，主要包括全民的纳税意识、部门间的协作配合、法律文化背景等，净化税收法治环境是一项系统工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创新税收宣传方式方法，拓展税收宣传渠道，让税法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不断增强纳税人的纳税诚信度和遵从度。二是增强国家行政的透明度，公开税款的用途，让所有纳税人明确自己的纳税权利和义务，向纳税人提供持续、便捷、文明、及时的服务，让公民切实感受到纳税人的光荣与尊严。三是理顺国家行政经费管理制度，规范行政收费，推进税费改革。四是从法律层面明确其他社会经济部门对税务管理应负的义务和责任，并通过有效的监督机制来保障落实，逐步形成全社会护税协税的良好局面。

❷ 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的区别与联系

“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内涵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以法治国”是说用法律去治国，法律是一种用来治国的工具。这是传统的管理主义的法律观念。这种“法治”，主体是国家机关，是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治理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而且“以法治国”有法律工具主义的嫌疑。国家的管理者如果把法律当作手中的工具，则有可能任意改变这一工具，或者滥用这一工具。因此，这种观念的实质是法制而不是真正的法治，甚至是人治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依法治国”是说治国必须依法，即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这是现代的控权主义的法律观念。在依法治国的观念下，国家的管理者必须依照人民按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制定出来的法律来行事，并且不得违反这样的法律。这种“法治”，主体是人民，治理的对象是有可能滥用国家权力的当权者。可见，“以法治国”的实质是“以法治民”，而“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吏”。

❸ 如何理解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的关系

应当从三个层面来正确认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关系。
第一个层面，必须认识到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
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另一方面，只有依法治国，才能体现党的宗旨，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实现党的执政目标。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法治与西方所谓“宪政”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优越性之所在。
第二个层面，必须认识到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辩证统一的基石与连接点是人民利益、人民意志。
一方面，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统治阶级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在社会主义中国，法体现的就是人民政权的意志，维护和保障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国家政权和国家法制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所以说，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维护人民利益，体现人民意志。人民的利益与意志是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能够实现辩证统一的基石与连接点。
第三个层面，必须认识到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辩证统一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中。
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辩证统一，不仅是理论命题，而且是实践命题。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全面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党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一体系基本的原则，就是法治，通过各领域、各系统实现法治，形成完备的以法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建设也会得到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也会得到不断完善。
参考资料：http://wenku..com/link?url=_

❹ 依法治国与法治社会建设的关系

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
我们首先来讨论建设法治国家和建设法治政府的关系。笔者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关键。
为什么说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呢？道理有四：其一，法治政府必须是依法行政的政府，依法行政则必须有法可依。要保证政府行政有法可依，国家就必须有健全的立法机关，有保障立法机关正常运作，及时向政府提供所需法律的立法制度，而健全的立法机关和完善的法律制度乃是法治国家的必须的要件。其二，法治政府必须是依良法行政的政府， 而“良法”的产生取决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取决于法治国家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机制。没有法治国家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政府依良法行政是不可能有保障的。其三，法治政府必须是权力受监督制约的责任政府，而政府权力的监督制约不能只来自政府内部，更有效的监督制约应来自外部，这种独立性的监督制约只有外部才能提供，如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即在于完善这种外部监督机制，如人大的预决算审查制度、特定问题调查制度、质询制度，行政诉讼制度、法院独立审判制度等。 其四，中 国特 色社 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 国共 产 党的领导在法治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法治政府的依法行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 国共 产 党的依法执政，而中 国 共 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依法执政的原则（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依宪法和法律实施领导），依法执政乃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基本要素。据此，法治政府必须以法治国家为前提。没有法治国家，不可能有法治政府。
那么， 我们为什么说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呢？此一论点的论据有三：其一，政府，即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规模最大，公职人员最多，职权最广泛，公民与之打交道最经常、最直接的机关。因此，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任务实现了，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任务也就绝大部分实现了。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不了，法治国家建设就无从谈起。其二，政府承担着管理国家内政外交的职能，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内政外交事务管理的法治化。而建设法治政府，则是实现国家内政外交事务管理法治化的别无选择的途径。其三，法治国家建设的目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最终要落实在法治政府建设目标、任务的实现上。法治政府建设成功与否是衡量法治国家建设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指标。试想，国家即使通过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途径制定了很多“良法”，法院也能依“良法”独立办案，但各级政府却我行我素，公职人员任意违法、滥权，腐败，百姓怨声载道，这样的国家还能叫“法治国家”么？我们不能想像没有法治国家的法治政府，同样，我们也不能想像没有法治政府的法治国家。

❺ “依法治国”与“四个全面”是什么关系

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是“四个全面”重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重要制度的基础和法治保障。正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具有战略统领和目标牵引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奋斗目标和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路径、关键一招、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奋斗目标的基本方式和可靠保障，是引领、促进和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依赖。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最根本的保证。只有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使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发挥领导核心和根本保证作用。
李林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然包括到2020年初步建成法治中国的“法治小康”战略目标。法治小康既是全面小康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顺利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法治保障。法治小康，在价值层面追求的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幸福博爱、和谐有序，充分实现人权与人的尊严；在制度层面追求的是人民主权、宪法法律至上、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治权，努力建成法治中国；在实践层面追求的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依法办事，努力实现良法善治。与此同时，法治小康又通过依法治国特有的制度安排、规范手段、教育强制功能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有效的法治保障。
李林说，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全面依法治国是引领、促进和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式和路径依赖，要正确处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坚持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统一，充分发挥立法的引导、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需要修改法律的应当先修改法律，先立后改；可以通过解释法律来解决问题的应当及时解释法律，先释后改；需要废止法律的要坚决废止法律，先废后改，以保证各项改革依法有序进行。坚持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改革，充分利用宪法和法律预留的改革空间和制度条件，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对确实需要突破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改革试点，如果通过解释宪法，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等措施不能解决问题，也可以采取立法授权试点改革的方式，经有关机关依法授权批准，为改革试点工作提供合法依据。
李林介绍，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方略和法治这个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守法、带头守法。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全过程，落实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以及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各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高度统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坚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

❻ 依法治国中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法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作用。 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的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法治”的主要内涵。从维护社会的秩序、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十分重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为，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尽管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这些行为规范。道德诉诸人们的“良心”，诉诸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所谓“说服力”，主要是指通过启迪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增强人们的荣辱观念，培养和形成古人所说的“羞耻之心”，从而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培养和形成人的道德行为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所谓“劝导力”，就是指通过形成广泛的道德舆论，培育良好的道德环境，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使人们认识到，如果一个人不能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或者违反了社会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批评，甚至招致事业的挫折和失败。社会舆论的力量是无形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强大的社会舆论，能够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重要影响。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和气质，改变社会的风气，形成某种道德的氛围。这种社会舆论，一旦同内心信念相结合，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既汲取它的合理的、正确的方面，又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错误的内容。

❼ 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是什么关系

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关键。
1、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理论核心
现代法治认为法律成为人民治理国家的规范系统，合法性是对一切国家行为的基本要求，在中央与地方以及他们之间确立了分权和治权机制，强调有限权力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尊重和保护人权。权力有限原则是指政府的权力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约束与限制，政府必须依法行使权力，不得越权，不得私自滥用职权。权利保障原则是指指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要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政府必须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使其能真正实现。法治国家的立法是民意的表达，其功能是为公民设立权利，配景权利。保障人权原则是指法律的基础、出发点是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价值、保障人的权利。可见，实质意义的法治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由此而决定的法治的原则与精神无一不由宪法规定体现出来，宪法宣示着法治的理论内核。
2、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实践核心
首先，“ 依法治国” 是实实在在的治国方略，而不只是～旬空洞的1：3号。它不仅要求加强法制建设，而且要求把国家的一切建设包括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事业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尽可能地纳入法治的轨道，实现“ 法的统治” 。而能够对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从宏观上、全局上进行调整和规范的只有宪法。其次，法治的重点和难点在于“ 治权” 、“ 治政” 、“ 治官”，在于防范政府权力的滥用。只有宪法，通过对国家权力的规范与制约，才能使国家权力在宪政框架内行使。
3、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实现核心
“宪法是一种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一国的宪法不是其政府的决议，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决议。”这就表明，宪法居于政府之先，政府是宪法的创造物，没有宪法，政府就成了无权的政府：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政府无权改变宪法。政府如果有改变宪法的权力，它就会专断独行，为所欲为。另外，从宪法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自从有了宪法，才有了对国家权力的最可靠最有力的规范与限制，才有了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才有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相处。

❽ 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是什么关系

宪法是一切法律的基础。
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内涵上没什么不一样，都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但侧重点不一样。
依宪治国是落实依法治国的重点与关键，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内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❾ 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关系

依法行政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其权力，依法处理国家各种事务。它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

依法治国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❿ 宪法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是

宪法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依法治国有赖于宪法的充分实施;依法治国需要更进一步地完善宪法。从而我们能正确地认清宪法修改与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规定拥有最高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于1954年9月20日、1975年1月17日、1978年3月5日和1982年12月4日通过四个宪法，现行宪法为1982年宪法，并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五次修订。

(10)法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扩展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

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增强了国防。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

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