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历史

㈠ 历史上有什么依法治国的例子急！！！！！！！！！！！！！！！！！！！！

孟子说过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出师表里有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约法三章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到达离秦都咸阳只有几十里路的霸上。子婴在仅当了46天的秦王后，向刘邦投降。刘邦进咸阳后，本想住在豪华的王宫里，但他的心腹樊哙和张 良告诫他别这样做，免得失掉人心。刘邦接受他们的意见，下令封闭 王宫，并留下少数士兵保护王宫和藏有大量财宝的库房，随即还军 霸上。为了取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地向 他们宣布道：“秦朝的严刑苛法，把众位害苦了，应该全部废除。现在 我和众位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这三条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们都表示拥护约 法三章。接着，刘邦又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各乡去宣传约法三章。百姓们听了，都热烈拥护，纷纷取了牛羊酒食来慰劳刘邦的军队。 由于坚决执行约法三章，刘邦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最后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出处《史记·高祖本纪》

㈡ 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历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

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

㈢ 中国古代依法治国的典型事例

1、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韩非加以发展的“术治”

术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他们认为“法”是公开的，“术”则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运用的，君主掌握这种统治术，就可使“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这是保证“法”的实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3、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治国策略，所以治国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应用。为了贯彻无为而治的方针 ，各级政府官员既要抛弃各种政绩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要抛弃“为人民谋幸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戚，尽量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即可；同时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属，让下属去完成各项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识人用人的工作。

(3)依法治国的历史扩展阅读：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管仲为齐国相，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他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法治的信心。他凭借“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使齐国大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仅强调“以法治国”，同时也注意建设道德体系，使法治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他以“礼义廉耻”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地位，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从管仲起，到韩非综合法家思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历时已数百年。在这期间，法家的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学。

网络-商鞅变法

网络-无为而治

网络-术治

㈣ “依法治国”是在什么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

依法治国是对新中国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结果：建国以后，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一度有过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设的良好势头急转直下，最终酿成十年“文革”的历史性悲剧。

“文革”的教训极为惨痛和深刻。邓小平同志在回答外国记者如何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错误时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国家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实行依法治国，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牢固树立法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民主化与法治化。

(4)依法治国的历史扩展阅读：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发展人民民主和建设法制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事实上，新中国在成立后至1957年夏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前的7年时间里，是比较注意法制建设的。

这期间，不仅制定了1954年《宪法》和一系列法律、法规、命令，而且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遵守革命法制，实行宪法，依法办事。这可以从当时一些领导人在讲话中看得很清楚。1949年初，谢觉哉同志就说过，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治，但我们确要我们的法治。

1954年9月17日，彭真同志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审议宪法草案时，专门就“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了发言，指出“人人遵守法律，人人在法律上平等，应当是，也必须是全体人民、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实际行动的指针”。

在改革开放以前，各种条件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不可能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当然更不可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在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没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提出来。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不是一下子就轻而易举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际上，这一基本方略的提出，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和发展

㈤ 简述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有以下六条：

第一，依法治国是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有利于专加强和改属善党的领导。

第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第三，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

第四，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国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第六，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

(5)依法治国的历史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根本保证。

㈥ 依法治国的历史启示 2000字

法治国方略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其经历了一个探寻、选择、确立、如何实现的发展过程。从"人治"与"法治"之争到"法制"与"法治"之辩,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从探寻治国方略到确立治国方略,再到实现治国方略,无一不闪烁着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从实现治国方略的构架看,包括一个基石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个前提即建设法治型执政党,一个关键即建立法治化政府,一个保障即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一个根本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一个具体措施即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古今中外历史证明，法治是最科学的治国之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实现依法治国之航船再次大力张帆。如何才能让中央这一伟大的决策落到实处，结出灿烂的果实。
首先，最高领导层必须要有非常坚定之决心，全力推行依法治国。秦之所以能够变法成功，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其最高统治者变法强秦的决心异常坚定。不论变法过程遭到“老氏族”等守旧势力多么顽强的破坏、发生什么多少事端、付出多大代价，秦孝公都始终不遗支持商鞅变法，且自己带头遵守法，历时二十余年才终有所成。今日全力推行依法治国困难可想而知，传统意识的挑战、利益集团的阻挠、全民法律意识的不足等等，非强力不足以战胜。我们不怀疑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关键是要让全国人民持久的真切感受到这一决心的异常坚定，形成大势所趋。为此，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实现理想的目标。
其次，应坚持从严治官。中国依法治国治之阻碍在官而不在民。现实中，有多少官员仅仅把依法治国作为政治口号喊在嘴上而行“人治”之实；有多少官员不学法、不懂法，做决策、处理问题只凭自己喜好；又有多少官员明目张胆违法。这些官员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在阻碍依法治国，实是在破坏依法治国，以至于法在老百姓心中的神圣权威大大降低。秦之变法成功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严格要求各级官员守法、依法办事。一旦违法，不论是出于何等好心，何等实情，都要受到严厉惩处，且不论职务高低，不论是太子、太傅，还是郡守、县令。四中全会决定把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无疑是非常正确之举。实践中，需要建立各种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把这一措施落到实处，坚持“一票否决”。使各级官员敬畏法律，不敢越法，自觉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如此，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决心才能转化成各级官员的行动，法治中国的进程才能大大推进。
其三，让全体人民信法。全民信法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形成法治环境的前提。秦之变法就是让民众信法开始的，从“徙木立信”到破除各种相悖习俗，步步推进，最终使法治植根于民众心中，达到轻易不可逆转境界。当前，老百姓“信信访不信法”、遇事“找人不找法”的现象普遍存在。不信就不能真正自觉守法，就不能成为参与、监督、推动依法治国大业的强大力量。可见，让全体人民信法，树立法律之神圣权威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

㈦ 简述建国之后中国依法治国的历程

我们党高度重视法治建设。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㈧ 法治原则的历史由来

现代意义的法治始源于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腊。古希腊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并论为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谐（“善”）的两个基本政治准则，主张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约束，法律比人还要有权力。

毕达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说。古希腊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学》中明确主张：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导致城邦“善”的一个条件。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于“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有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他认为法治优越于人治，他说：“凡是不凭感情治事的统治者总是比凭感情治事的人们优良，法律正是没有感情的。”

因此，“谁说应该由法律来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对西方法治传统产生过久远深刻的影响。

罗马人的法治观直接导源于希腊文明，他们不善于思辩，但却精于行动，辉煌的罗马法成为罗马人高耸的纪念碑。西塞罗所谓的“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成为一句不朽的名言。

(8)依法治国的历史扩展阅读

原则的适用

第一，合理借鉴人类在建构和发展法治文明中的优秀成果

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体现国别性、时代性和阶级性，但它更应体现人类在追求进步和发展过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对那些后法治化的国家来说，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第二，重视习惯规则。

现代法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环境是：国家与社会日益混同，传统意义上的公法与私法界限

法治原则逐渐模糊，与条文法相对应的“活法”（living law）和"内部规则"（inner law）逐渐复活。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审视立法者的"制法"理性。

马克思认为：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则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规则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发现，系统地创造一整套法律规则的任务超出了人类的理性能力。

第三，正确处理民主和法治的关系。

现代国家在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发展目标。这是因为民主在满足社会的合法性诉求，体现正义和公平，制约国家权力和促进公民参与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民主本身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种制度形态和政体形态，又可表征公民享受的权利和自由，还可指一种多数表决为基础的程序操作机制。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民主并不代表一种绝对的善，她既可发挥正向度的作用，也可发挥副向度的作用。

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是历史的深刻启示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式载入宪法。1999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了“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2004年4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目标任务，即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今年，中央政法委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政法各部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由上可以看出，党和政府正在坚定不移地逐步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进程。

作为一名司法工作人员，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通过学习培训正确认识和理解有关依法治国的深刻内涵十分重要，这是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前提，是正确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性工作。下面笔者就依法治国的有关问题谈点粗浅的认识。

一、关于依法治国的深刻内涵

依法治国具有深刻的内涵。按照《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的阐述，依法治国理念具有三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违法行为都必须依法受到追究。（二）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必须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必须首先维护宪法的权威；必须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必须树立执法部门的公信力。（三）严格依法办事。这是法治区别与人治的重要标志，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具体要贯彻职权法定原则、有权必有责原则、用权受监督原则和违法受追究原则。

对依法治国深刻内涵一定要作全面正确的理解，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实践中甚为流行的一种不符合依法治国实质内涵的“法制工具论”。所谓“法制工具论”的实质就是指把法制置于人治之下，从根本上否定法制的前提性和普遍约束力，视法制仅仅为管理的工具，当管理手段缺乏时，要求增加管理职权的立法呼声十分强烈；当管理手段受到法制限制时，则对法制弃之唯恐不及。事实上我国历史上并不缺乏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的先例，著名的如战国的商鞅变法、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和北宋的王安石变法等，如果按照“法制工具论”的观点推论，我国历史上的这些“变法”都可以称为“依法治国”了，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因为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把自己、把国家机器摆进去而受法律制约。如果“法制工具论”能成立，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97年才提出“依法治国”的治国基本方略，其先进性也就无从体现了。

依法治国的“国”字，应该是指国家机器和公民二个层面。如果认为只指公民，那就是“法制工具论”。历史和事实无数次地证明，如果不先治好国家机器和官员，那国家是很难治好的。因此，依法治国的重点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二、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

我国现行约35000多件法律法规规章中，约占80%的属于行政法范畴。而且行政权具有最为活跃、最为广泛的特点，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大。有人戏称行政权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事实上，行政权也是最容易膨胀、最需要控制，又最难控制的国家权力。现实中存在这样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一）行政权大量地侵犯国家立法权。如有关行政主体超越职权立法、部门利益“法制化”；行政主体不依法行政等。（二）没有行政组织法，行政主体职能交叉造成管理混乱。如行政机构职能配置缺乏法律论证，职能设置不科学造成交叉；设置许多没有法律依据的临时机构行使行政职权等。（三）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挂钩。（四）地方政府行为存在大量行政违法。（五）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导致行政程序不规范、不统一。（六）有的领导干部学法不守法。

在现实社会中，最具有迷惑性的做法是，政府机关在依法行政的口号和旗帜下，偏面地强调加强行政权、保障行政权、扩大行政权，在制定的行政依据中大量地塞进反映本部门、本地区利益的内容，有的甚至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还强令下级遵守和执行，又美其名曰“严格执法、依法行政”。这是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政违法。是“法制工具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典型表现。

行政权的特点和上述现实状况表明，行政主体能否依法行政成了能否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之所在。

三、对依法行政基本涵义的理解

依法行政的基本含义是指行政主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从事行政行为，不得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从这个基本涵义出发可以引伸出以下三条：第一，“法”本身一定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也就是说法本身必须是合宪的。第二，行政活动一定要借助法律手段，以提高行政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依法进行的行政行为会遭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阻力）。第三，行政活动要受到法律的规制，以体现公开公平和公正，防止行政权力被滥用。

对自然人和行政相对人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对国家机关和行政主体及行政人而言，“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这是法治社会普遍适用的原则。但是不是意味着，行政主体的任何行政行为都得遵守“法有明文规定”，否则就是不依法行政呢？其实也并非这样的简单。在行政法学界有三种学说比较有名。（一）全部保留说。要求全部行政行为都得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二）权力保留说。要求权力性行为要有法律依据（权力由法律保留给自己），非权力性行为不需要法律依据。（三）侵益保留说。侵益行为要有法律依据，授益行为不需要法律依据。目前行政法学界对第二种学说大多持赞同态度。笔者也同意权力保留说。例如，行政机关召开机关工作会议，这当然也属于行政行为，但此行为不涉及该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是一种非权力性的行为。非权力性的行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只有象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规范等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行政行为即行政权力性行为才需严格遵循“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为”规则。

全面推行依法行政，是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是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