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与收入

⑴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很多研究都证明了经济增长不仅会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是稳定的、长期的，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忽视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那么环境污染就会吞噬经济增长的成果，甚至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我国必须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协调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这一对矛盾，发挥环境政策的实效性。
一、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之相伴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这对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的威胁。以我国的废水排放总量来看，2000年时我国的废水排放总量是415.2亿吨，1995年仅为373亿吨，5年来的增长率超过了10%。1995年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104.1万吨，到2000年竟然已经达到了1995.1万吨，增长率将近15%。对比1995年和2000年我国的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增长率达到了26.6%、70.9%和13.8%[1]。
进入21世纪之后，虽然我国大力强调环境保护工作，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经济增长也保持着较快的速率，但是由于长期处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具有较大的能源消耗量，我国的环境污染形势仍然比较严峻。鉴于环境污染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治理环境污染。2005年我国投入的工业污染源污染治理投资就比2000年几乎翻了一倍，达到了458.21元，当年的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超过了2000亿元，到2007年就已超过了3000亿元，几乎每年的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都占当年GDP的1.3%左右，而且比例还在不断增加。但是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而带来的损失高达GNP的8%。
自从党和政府提出节能减排、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号召以来，我国各级政府都开展了大量的工作，积极转变经济增长的观念，开始实行主动减排，这些措施都对我国环境污染的治理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2008年开始我国的环境质量出现了一定的改观，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降低将近9%，尽管当前我国的废水排放总量仍有增加，但增加幅度已经减小到了3%以下，其中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已经开始降低。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超过了80%和90%，二氧化硫排放量也降低了将近6%，其中工业粉尘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工业二两化硫排放量均有所降低。当前我国每年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在GDP中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4%[2]。
二、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方面的研究
关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世界各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大多数的发展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遇到了环境污染制约经济增长的问题。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排放工业污染物，必然会导致一定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随着环境的恶化和自然资源的消耗，也会对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造成制约。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研究者对这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影响进行研究时，美国环境学家Kruege和Grossma分析了环境污染和人均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并将其绘制称为你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根据2人的研究成果，在没有采取环境政策干预的情况下，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其环境污染水平也会逐渐提高。而当国民收入达到一个转折点时，经济增长又会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到促进作用，这个转折点一般为人均4000-5000美元[3]。
三、治理环境污染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可行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但是环境污染问题也始终困扰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党和政府对其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上仍然依靠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控制环境污染对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整合政策
为了达到控制环境污染的目的，应该将科技创新和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整合起来，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对环境的积极作用，这样也可以使我国的科技进步保持环境友好的方向。我国应该在政策方面鼓励科技创新，并对科技创新的环境后果进行评价，对于开展自主创新的企业，政府应该为其提供一定的政策优惠，推动我国经济向内涵型发展。
（二）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
要对第二产业进行优化，主要的对策是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以及大力开展污染产业的技术改造。与此同时我国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挥其低污染、低消耗、高就业和高产出的优势，进一步对我国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应该大力发展旅游业、能源工业和生态农业，我国的东部地区则应该大力开展产业升级，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型产业，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前提下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
四、结语
环境污染的治理问题任重道远，我国决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正确地处理环境治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妥善地解决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这对矛盾，走持续发展道路，创建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

⑵ 创造和占有财富的方式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

我感觉你如果不注意环境污染，对创造或者占有财物的方式肯定是比较急躁，或者是冒进的，肯定对环境污染很大

⑶ 污染的社会边际收益指的是什么

最优污染水平可从两种思路理解：
1.污染的边际收益=污染的边际成本。其中污染的边际收益就是企业污染的边际净收益，考虑到污染是由生产活动产生的，生产和污染其实是从两个角度看的同一件活动。所以：企业污染的边际净收益=企业生产的边际净收益。记作MR。也称为边际私人净收益，记作MNPB。
污染的边际成本就是边际外部成本，也表述为边际社会成本MSC，或边际环境成本MEC。所以有MR=MSC。也可记为MNPB=MEC
2治理污染活动的边际收益=治理污染活动的边际成本。治理污染活动的收益不能直接计算，用间接的方法计算，方法是将避免的损失计为收益，即将避免的环境成本记为收益，就是MEC。治理的英语是abatement，治理污染活动的边际成本记作MAC。所以有MAC=MEC。

⑷ 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也是经济系统运行的专基础，是经济发展属必要的前提条件。生态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等社会经济行为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而反作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不良影响，其实质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环境作为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一种资源，其具有资源的特性——稀缺性。自然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环境效益具有公共性，其收益分为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或正的外部效应和负的外部效应。判断环境对经济发展是外部经济还是外部不经济的标准是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比较。

⑸ 环境库兹涅茨的理论解释

（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提出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美国人担心自由贸易恶化墨西哥环境并影响美国本土环境的问题，首次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1]。1992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以“发展与环境”为主题，扩大了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研究的影响[2]（P38-39）。1993年Panayotou借用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3]，如图1所示。EKC揭示出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增加而退化，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如图1的Y0所代表的收入水平）随收入增加而改善，即环境质量与收入为倒U型关系。
图1 EKC曲线
（二）EKC的理论解释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后，环境质量与收入间关系的理论探讨不断深入，丰富了对EKC的理论解释。
1.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Grossman和Krueger提出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1]：（1）规模效应。经济增长从两方面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另一方面更多产出也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2）技术效应。高收入水平与更好的环保技术、高效率技术紧密相联。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研发支出上升，推动技术进步，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其他不变时，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改善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出的要素投入，削弱生产对自然与环境的影响；二是清洁技术不断开发和取代肮脏技术，并有效地循环利用资源，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3）结构效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在早期阶段，经济结构从农业向能源密集型重工业转变，增加了污染排放，随后经济转向低污染的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投入结构变化，单位产出的排放水平下降，环境质量改善[4]。
规模效应恶化环境，而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改善环境。在经济起飞阶段，资源的使用超过了资源的再生，有害废物大量产生，规模效应超过了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环境恶化；当经济发展到新阶段，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胜出，环境恶化减缓[5]。
2.环境质量需求。收入水平低的社会群体很少产生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贫穷会加剧环境恶化；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更关注现实和未来的生活环境，产生了对高环境质量的需求[6]，不仅愿意购买环境友好产品，而且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的压力，愿意接受严格的环境规制，并带动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减缓环境恶化。
3.环境规制。伴随收入上升的环境改善，大多来自于环境规制的变革。没有环境规制的强化，环境污染的程度不会下降[7]。随着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在加强，有关污染者、污染损害、地方环境质量、排污减让等信息不断健全，促成政府加强地方与社区的环保能力和提升一国的环境质量管理能力。严格的环境规制进一步引起经济结构向低污染转变。
4.市场机制。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不断完善，自然资源在市场中交易，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会减缓环境的恶化[2]。在早期发展阶段，自然资源投入较多，并且逐步降低了自然资源的存量；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资源的价格开始反映出其稀缺性而上升，社会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并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促进经济向低资源密集的技术发展[8]，环境质量改善。同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参与者日益重视环境质量，对施加环保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如银行对环保不力的企业拒绝贷款。
5.减污投资。环境质量的变化也与环保投资密切相关，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资本充裕度有别，环保投资的规模因而不同。Dinda将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商品生产，产生了污染；一部分用于减污，充足的减污投资改善环境质量[9]。低收入阶段所有的资本用于商品生产，污染重，并影响环境质量；收入提高后充裕的减污投资防止了环境进一步退化。环境质量提高需要充足的减污投资，而这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充足的资本为前提。减污投资从不足到充足的变动构成了环境质量与收入间形成倒U型的基础。
这些理论研究表明，在收入提高的过程中，随着产业结构向信息化和服务业的演变、清洁技术的应用、环保需求的加强、环境规制的实施以及市场机制的作用等，环境质量先下降然后逐步改善，呈倒U型。
二、关于EKC的理论批评
EKC理论假说提出后，实证研究不断，结论呈多样化，有的支持倒U型，也有结论显示两者呈U型、N型、单调上升型、单调下降型[10][11]，并且不同污染物的污染与收入间关系呈现差异形态，对EKC提出了挑战，学术界在理论上也展开了对EKC的批评。
（一）EKC的内生缺陷
Arrow等批评EKC假定收入仅是一个外生变量，环境恶化并不减缓生产活动进程，生产活动对环境恶化无任何反应，并且环境恶化也未严重到影响未来的收入[12]。但是，低收入阶段环境恶化严重，经济则难以发展到高水平阶段，也达不到使环境改善的转折点。经济增长与环境是互动的大系统，环境恶化也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需要构建将收入内生化的模型探讨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间的互动关系。
（二）EKC的适用局限
EKC能否概括各种条件下环境质量与收入间的关系？研究表明EKC的适用性受到局限。
1.环境-收入理论关系具有多种形态。环境质量与收入间是否只存在倒U型一种形态？研究表明环境-收入理论关系存在七种不同形态。在理论探讨中，如下表达式常用来考察环境与收入间的关系：
式中y为环境指标，x指人均收入，z指影响环境变化的其他控制变量；下标i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t指时间；α是常量，βk是解释变量的系数。该模型依βk的不同而呈现x与y的不同关系，从理论上说明环境与收入间的关系并非倒U型所能代表：
第一，β1= β2 =β3=0，收入水平与环境质量之间没有关系；第二，β1>0，且β2 =β3=0，x与y之间呈单调上升关系，环境随收入上升而恶化；第三，β1<0，且β2 =β3=0，x与y之间存在单调下降关系，环境随收入增加而改善；第四，β1>0，β2<0，且β3=0，x与y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EKC，且转折点在处；第五，β1<0，β2>0，且β3=0，x与y之间呈U型关系，收入水平较低阶段，环境随收入上升而改善，收入水平较高阶段，环境随收入上升而恶化；第六，β1>0，β2<0，且β3>0，x与y呈N型，收入水平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环境质量先恶化再改善，又陷入恶化境地；第七，β1<0，β2>0，且β3<0，x与y的关系与N型相反，伴随收入水平上升，环境质量先改善再恶化，后复归改善。
环境与收入理论关系的七种形态中，EKC仅是其中的一种形态，其倒U型不能适用于所有的环境-收入关系。
2.EKC无法揭示存量污染的影响。在污染指标上，污染可分为存量污染与流量污染，流量污染物仅对目前环境产生影响，存量污染物经一段时间积累后在将来对环境产生影响[13]。两者的区分视考察时间长短而定，二氧化硫、悬浮物、氧化氮、一氧化碳以及一些水污染物等从短期看可作存量污染物，但从长期来看则是流量污染物。典型的存量污染物是城市废物（因为这些废物在处理场所不断积累）和二氧化碳（存在大约125年）。流量污染物的控制见效快，存量污染物的削减在短期内则难见成效。现实中政府具有短期行为，仅注重削减流量污染，导致经济增长过程中存量污染物一直上升。因此流量污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下降也不能代表所有污染物的改变。
3.EKC的长期性问题。从EKC的适用时间长短来看，EKC即使在考察时间段或较短时期内成立，在长期也可能不成立，会呈现N型曲线，即开始显示了倒U型，达到特定收入水平后，收入与污染间又呈现同向变动关系[14]，原因在于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清洁技术被充分利用后，再无潜力可挖，同时减少污染的机会成本提高，收入增加导致污染上升。
因此，EKC反映了多种环境-收入理论关系的一种形态，且更适用于流量污染物和短期的情况，而不适用于存量污染物，在长期内可能呈N型。但其多形态的环境-收入关系的理论基础需要深入探讨。
（三）现实问题使污染轨迹偏离EKC
EKC是对环境-收入关系的一种概括，而现实的复杂性和动态化会不断打破其演变路径，新问题使环境-收入关系偏离EKC，呈现多样性。
1.新技术与新毒型。新技术一般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产生潜在危险，如产生新的危险废物。新技术推广之初，这些副作用不为人所认知，当其危险显露出来后，该技术的使用受到限制，最后被淘汰，为新一代的技术所取代，而新一代技术又面临同样的轮回[15],每一种新技术都经历这一变动轨迹。技术周期、收入提高与污染纠集在一起，产生不同的关系：倒U字型、N字型和倒L字型。
Dasgupta等阐述了污染排放与收入之间的四种关系：一种是传统的EKC，一种为修正的EKC，另外两种为污染排放与收入呈单一关系，包括新毒型与触底竞争型[16]，如图2所示。其中两类涉及到新技术的效应：第一类为新技术产生了修正的EKC，它保持了其倒U型，新技术降低了EKC的位置，且先于传统EKC达到转折点，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也提出了这种类型。另一类是新技术产生了新毒型污染-收入关系，指新技术产生了新污染物，包括致癌化学物、二氧化碳等，原污染物排放减少的同时新污染物排放上升，因而总污染并未下降。
图2 EKC的多种形状
2.环境规制趋同与触底竞争型。一国环境标准高，提高了其排污成本，使生产成本高于低环境标准国家[17]，驱动一些污染密集型产业移向低环境标准国家，资本外流使高环境标准国家面临放松环境规制的压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以保持竞争力为借口，放松环保规制，形成触底竞争。随着触底竞争的加剧，形成收入提高而污染排放保持不变，曲线趋于平坦，即Dasgupta等所述的触底竞争型，呈倒L字型，如图2所示。
这两类偏离EKC的情形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学术界对环境规制的触底竞争本身并未达成共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可能还会出现其他问题和其他形状的环境-收入变动轨迹，需要继续探讨。
（四）EKC的指标问题
EKC考察环境质量与收入间的动态关系，涉及到收入指标和环境质量指标，后者一般以污染指标显示。
EKC中的收入指标为人均收入，Stern等认为收入不是平均分配的，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人远多于高出平均水平的人，因而应以中值收入水平作为变量，而非平均收入水平[18]。
在污染指标上，针对一些人依据EKC而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这一问题，Tisdell提出污染密度（Pollution intensity，指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比总污染更具有意义，因为污染密度的升降更能体现经济增长过程中污染变动的全面情况。Tisdell还将污染分边际污染、平均污染与总污染，着重考察边际污染指标的价值[19]。假定污染不是累积性的，收入上升至一定水平后，则污染密度下降，如图3所示。图3显示了平均污染的EKC以及相应的边际曲线，两者先上升后下降，边际污染线先于平均污染线达到顶点，并与平均污染线的顶点相交。当边际污染和平均污染的污染密度达到顶点后，总污染会继续上升一段时间，在Y1水平上平均污染开始下降而总污染继续上升，因为边际污染仍为正值；只有当收入上升到Y2后，边际污染线位于横轴之下，总污染才会下降。因此，人均收入上升过程中，边际污染、平均污染和总污染三种指标的变动轨迹有些差异。
图3边际污染与平均污染的EKC
这些指标问题在EKC研究中是容易改进的，可以选择中值收入指标、污染密度指标或更有价值的指标考察EKC，不仅考察总污染，也研究边际污染的变动轨迹，全面把握经济增长过程中污染变动的动态。
（五）EKC的解释力问题
1.污染结构问题。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排放污染物，并且污染物的结构处在变动之中。Arrow指出收入上升过程中一些污染物排放减少只反映出污染结构的变化，一种污染物排放的减少往往与其他污染物排放增加并行[12]，EKC难以解释这一问题。发达国家伴随着环境规制加强和技术创新，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下降了，但废物混合体从硫磺、氮氧化物转向了二氧化碳和固体废物，因而总污染排放仍然很大，人均污染排放并未下降，降低一种污染物的努力会加剧其他污染问题。
2.非收入因素对污染的影响。针对EKC支持者认为经济增长带动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强化，批评者提出一些清洁技术和环境规制加强的压力也可能来自外国，因而与本国的收入无关。一国环境质量也会受制于邻国的污染状况，特别是二氧化硫和氧化氮等污染物易于在相邻国土间传播，从而淡化了环境质量与本国收入的关系[20]。
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差异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如果存在污染与收入间的EKC关系，那部分或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污染产业分配效应[12][18]。H-O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专门生产其丰裕要素（劳动与自然资源）密集的产品，发达国家专门生产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密集的产品，即发展中国家集中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和初级产品，而发达国家专门生产清洁产品和服务密集型产品[18]。一些资料表明发达国家污染密集型生产下降的同时，其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消费并未同幅下降[21]，说明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变化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并非同步，发达国家环境改善和中低等收入国家环境恶化部分反映了这种国际分工。在特定条件下，污染密集型工业从环境标准高的发达国家向环境标准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22]，后者成为“污染避难所”，促成了前者在收入上升过程中改善环境质量。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在收入提高的过程中，无法如发达国家那样从其他国家进口资源密集型和污染密集型产品，在强化其环境规制时，也无法将污染产业转移出去，将面临严峻的污染挑战，难以在收入水平提高后改善环境[18]。因此，世界范围的污染并非下降了，只是转移了。
为此运用EKC解释现实时，针对污染结构的变化，避免仅考察单一污染物，应建立污染物指标体系以综合考察所有污染物的变动轨迹；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研究对象，考察发展中国家环境-收入关系的核心影响因子。
对EKC的批评还包括其他方面，如消费的外部性和努力改善环境的外部性导致市场失效，难以在收入提高后改善环境[23]；从一些国家一年或多年的污染-收入静态关系中推出适用于每个国家污染排放与收入的动态依存关系，是不恰当的[24]；收入水平提高后社会增加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但现实收入水平尚未能大幅提高环境质量需求，从而达到EKC转折点，即使美国的高收入家庭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也不足以使环境质量达到EKC转折点[25]；而且自然资源退化与人均收入间呈正相关，EKC不能说明不可逆的生物多样性损失等，EKC的合理性受到质疑[26]。这些对EKC的批评丰富了环境-收入关系的研究，从理论上呈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
三、评价
EKC显示了环境质量与收入间的倒U字型关系，即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增加而退化，然后随收入上升而改善。总结上文，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倒U型EKC仅是一般化环境-收入关系的一种，不足以说明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间的全部关系。EKC更多地反映地区性和短期性的环境影响，而非全球性的长期影响。对于中国的情况，赵细康等认为仅烟尘具有弱EKC特征，中国多数污染物的排放与人均GDP变化间的关系还不具有典型的EKC变化特征[27]。若一些污染物在中国存在EKC，则是中国人均GDP尚未达到转折点。
第二，EKC的概念不能适用于所有的环境指标，如土地使用的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这主要是基于环境退化分为污染与自然资源（土地、森林、草地及矿产资源等）的减少两类，而且一些环境损害很难衡量，特别是土地腐蚀、沙漠化、地下水层的污染与耗竭、生物多样性的损失、酸雨、动植物物种的灭绝、大气变化、核电站风险等。即使一部分环境指标存在EKC，这部分EKC的存在并不能确保延续到将来，即将来收入提高过程中环境并不一定会改善。
第三，环境退化是多种因素导致的，不同阶段的环境退化与经济增长有着不同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退化与人口压力、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非密集生产方式、低生产率等有关，发达国家的环境退化更多地与过度消费有关。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可以有针对性地减缓环境退化。可以说，经济发展并不必然最终带来环境改善，简单地将EKC当作对环境乐观的理由，相信经济增长最终自动地解决环境问题，则是过于乐观和缺乏理由的。
第四，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可以并行，其前提条件是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实施有效的环境政策。收入水平提高只是为环境政策的出台和有效实施提供了条件，如高收入条件下充裕的资本保障了减污投资增加等。
值得说明的是，研究者对EKC的理论批评并未深入触及EKC的理论基础，也显示EKC有其可取之处，其倒U型体现了经济增长对环境改善的有利影响，并且在考察流量污染物的短期变动轨迹方面更有效。这一主题的研究中，若改进指标的选取、把握现实新问题对环境-收入关系的影响、强化偏离EKC的理论基础等，将深化环境-收入

⑹ 如何看待GDP与环境污染

绿色GDP是泛指一个国家(地区)的范围内由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扣除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之后的有效最终结果。绿色GDP的提出，是由于从单纯的GDP中，只能看出经济产出总量或经济总收入的情况，却看不出这背后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甚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行为也能增加GDP，因此，应该从GDP中扣除那些降低国民环境福利水平的因素，建立绿色GDP。

一、绿色GDP的意义

研究和实施绿色GDP，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绿色GDP有利于科学和全面地评价我国的综合发展水平。通过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准确计量，我们就能知道为了取得一定的经济发展成就，我们付出了多大的环境代价，从而可以使我们客观和冷静地看待所取得的成就，及时采取措施降低环境损失。

第二，绿色GDP可以为干部政绩考核提供新的评价标准。我们对各级干部进行环境保护绩效考核，是为了促使各级政府更加重视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目前环保考核主要是用若干环境保护指标，以后绿色GDP研究成熟并作为干部考核指标后，可以使干部环保考核更具有科学性。

第三，绿色GDP有利于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绿色GDP是一套公开的指标，通过发布绿色GDP，可以更好地保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同时，公众通过绿色GDP，能直接判断一个地区环境状况的变化，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并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事业。

第四，绿色GDP有利于促进政府转变职能。政府的重要职能是向人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绿色GDP作为关系到一个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公共信息，必将促进政府更加关注本地的宏观发展战略，使政府从热衷于具体项目管理转向做好发展规划和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二、绿色GDP的难点

多年来，国内外许多专家致力于绿色GDP核算体系的研究，取得了许多进展。但目前，学术界围绕绿色GDP还有许多争论，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始尝试绿色GDP，但世界上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体系。

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

从技术难点上说，GDP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的，它传达出来的是以货币为手段的市场价格信号，由于环境要素大部分没有进入市场买卖，所以如何衡量环境要素的价值就是一个难点。例如砍伐一片森林，出卖掉原木，原木的销售价即可表达出原木的价格，但是森林同时还具有极大的生态价值，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和物种减少，这个损失没有市场价格，就难以确定其价值。专家们已研究出了不少测算模型，可以在实践中逐步修正完善。

从观念的难点上说，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政绩观。绿色GDP综合性地反映国民的真实净福利，实施绿色GDP，发展的内涵和衡量标准就改变了，扣除了环境成本，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数据就会大大下降，这就要使人们的观念逐步有一个转变。尽管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一定要转变这个观念。

三、中国开展绿色GDP研究的进展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已联合成立了一个“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工作机构，包括领导小组、技术专家组和顾问组，正在开展以下工作：

1.搭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框架建立将在完整的理论指导下，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比较理想的、与国家统计核算制度衔接的、分布实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

2.开展环境实物量核算方案研究。目前已经提出了《基于卫星帐户的环境资源核算方案初步设计方案》，拟进一步完善，争取2004~2005年期间建立环境实物量卫星核算帐户，开展环境实物量核算工作。

3.开展环境价值量核算框架研究。一是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或者环境退化成本，二是生态破坏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退化或者丧失。

4.开展全国环境污染损失核算调查。国家环保总局计划在2004年开展全国环境污染损失评估调查工作，预计2005年完成，到时提出各省的经污染损失调整后的GDP。

5.开发经环境调整后的GDP年度核算方法及信息支持系统。包括建立污染损失方法库、建立污染损失评估数据收集系统等。

6.开展企业环境会计和企业环境审计工作，包括企业污染排放、污染治理、环境形象、遵守法规等方面的信息。

7.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国家和地方试点研究。国家试点主要开展31个省的污染损失核算，地方在各城市开展试点。

⑺ 企业减少了污染 可企业主和工人的收入减少了,阐述了什么道理 这样写的好处

企业减少污染可企业和公务员的收入减少，阐述了什么道理，因为你要想，五排量必须进很好的措施这件事一笔很大的开支。

⑻ 有哪些高收入的行业是高污染的呢

煤炭 石油 化工 钢铁 机械制造 都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和原料指向型产业 必须收入高也必须污染

⑼ 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事例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environment pollution：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从而使环境的质量降低，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态系统和财产造成不利影响的现象。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等。水污染是指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污染等方面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大气污染是指空气中污染物的浓度达到有害程度，以致破坏生态系统和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对人和生物造成危害的现象。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工作、学习、生活的现象。放射性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物料、人体、场所、环境介质表面或者内部出现超过国家标准的放射性物质或者射线。例如，超过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排放污染物的标准，超种类、超量、超浓度排放污染物；未采取防止溢流和渗漏措施而装载运输油类或者有毒货物致使货物 落水造成水污染；非法向大气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等等。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也在增加，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课题之一。

由于人们对工业高度发达的负面影响预料不够,预防不利，导致了全球性的 三大危机 :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 人类不断的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质。但由于大气、水、土壤等的扩散、稀释、氧化还原、生物降解等的作用。污染物质的浓度和毒性会自然降低，这种现象叫做 环境自净 。如果排放的物质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环境质量就会发生不良变化，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存，这就发生了环境污染 。

环境污染有各种分类：
按环境要素分 ：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
按人类活动分：工业环境污染、城市环境污染、农业环境污染。
按造成环境污染的性质、来源分：化学污染、生物污染、物理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电磁波）固体废物污染、能源污染。

环境污染会给生态系统造成直接的破坏和影响，如沙漠化、森林破坏、也会给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间接的危害，有时这种间接的环境效应的危害比当时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也更难消除。例如，温室效应、酸雨、和臭氧层破坏就是由大气污染衍生出的环境效应。这 种由环境污染衍生的环境效应具有滞后性，往往在污染发生的当时不易被察觉或预料到，然而一旦发生就表示环境污染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当然，环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是使人类环境的质量下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生产活动。例如城市的空气污染造成空气污浊，人们的发病率上升等等；水污染使水环境质量恶化，饮用水源的质量普遍下降，威胁人的身体健康，引起胎儿早产或畸形等等。严重的污染事件不仅带来健康问题，也造成社会问题。随着污染的加剧和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由于污染引起 的人群纠纷和冲突逐年增加。
由于人们对工业高度发达的负面影响预料不够,预防不利，导致了全球性的 三大危机 : 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 人类不断的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质。但由于大气、水、土壤等的扩散、稀释、氧化还原、生物降解等的作用。污染物质的浓度和毒性会自然降低，这种现象叫做 环境自净 。如果排放的物质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环境质量就会发生不良变化，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存，这就发生了 环境污染 。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环境污染问题，具有全球影响的方面有大气环境污染、海洋污染、城市环境问题等。随着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环境污染也日益呈现国际化趋势，近年来出现的危险废物越境转移问题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

环境污染的防治

每一个环境污染的实例，可以说都是大自然对人类敲响的一声警钟。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为了维护人类自身和子孙后代的健康，必须积极防治环境污染。

我国防治环境污染的对策

为了防治环境污染，我国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1983年，我国政府宣布把环境保护列为一项基本国策，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战略方针。1994年，我国政府制定了今后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行动指南——《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通过高消耗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和‘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今和未来发展的要求，而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了做好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我们每一个公民必须努力增强环境意识：一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往往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另一方面要把这种认识转变为自己的实际行动，以“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态度积极参加各项环境保护活动，自觉培养保护环境的道德风尚。防治环境污染的措施很多，其中与生物科学密切相关的有利用生物净化来消除环境污染和发展绿色食品等。

生物净化

生物净化是指生物体通过吸收、分解和转化作用，使生态环境中污染物的浓度和毒性降低或消失的过程。在生物净化中，绿色植物和微生物起着重要的作用。

绿色植物的净化作用

绿色植物的净化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绿色植物能够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吸收大气中的有害气体。例如，1hm2(公顷)柳杉林每个月可以吸收60kg的二氧化硫。第二，绿色植物可以阻滞和吸附大气中的粉尘和放射性 污染物。例如，1hm2山毛榉林一年中阻滞和吸附的粉尘达68t；又如，在有放射性污染的厂矿周围，种植一定宽度的林木，可以减轻放射性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污染。第三，许多绿色植物如悬铃木、橙、圆柏等，能够分泌抗生素，杀灭空气中的病原菌。因此，森林和公园空气中病原菌的数量比闹市区明显减少。总之，绿色植物具有多方面净化大气的作用，特别是森林，净化作用更加明显，是保护生态环境的绿色屏障。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地形复杂的国家，发展林业有着比较优越的条件，我国古代许多地方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森林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如乱砍滥伐、毁林开荒等，使我国的森林越来越少。近几十年来，我国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目前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仍然很低，按人均计算，我国是世界上森林最少的国家之一。因此，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从我做起，爱护周围的一草一木，积极参加植树造林活动，努力提高我国的森林覆盖率。

自1978年起，我国先后确立了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资源永续利用为主要目标的十大林业生态体系建设工程。这十大林业工程是：三北(东北西部、华北北部、西北地区)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平原农田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全国防沙治沙工程；淮河太湖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珠江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辽河流域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和黄河中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共规划造林1.2亿公顷。十大林业生态体系建设工程的实施，使我国相当大一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开始逐步得到改善。

微生物的净化作用

污染物中往往含有大量的有机物。土壤和水体中有大量的细菌和真菌，这些微生物能够将许多有机污染物逐渐分解成无机物，从而起到生物净化作用。

自然界中微生物的净化作用

自然界中不同的有机污染物，被微生物分解的情况不同：有些有机污染物比较容易分解，如人畜粪尿等；有些有机污染物比较难分解，如纤维素、农药等；有些有机污染物则不能被微生物分解，如塑料、尼龙。

农药的化学性质一般比较稳定，能够在土壤中残留较长的时间。农药能不能被土壤微生物分解呢？对此，科学家们进行了实验。他们选取几种有代表性的土壤，将土壤混合均匀，并等量地分装在一些相同的容器中。容器分成两组：一组进行高压灭菌；另一组作为对照不灭菌。接着，分别向两组容器内的土壤上喷施等量的“敌草隆”①，然后把两组容器放入温箱中培养。六周以后，检测两组容器中“敌草隆”消失的情况，发现经灭菌处理过的土壤中“敌草隆”只被分解了10％，而对照组土壤中的“敌草隆”则被分解了近50％。科学家们通过多种实验得出结论，土壤中农药的消失，微生物的分解作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利用微生物净化污水 污水处理厂对污水进行处理时，一方面利用过滤、沉淀等方法，除去工业污水②和生活污水中个体比较大的固体污染物；另一方面利用污水中的多种需氧微生物，把污水中的有机物分解成二氧化碳、水以及含氮的和含磷的无机盐等，使污水得到净化(如图)。污水经过净化处理以后，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就可以用于农田灌溉和工厂的冷却用水。

绿色食品 绿色食品是指按照特定的生产方式生产，经过专门机构认定和许可后，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无污染、安全、优质的营养食品。由于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事物通常都冠有“绿色”二字，为了突出这类食品产自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们将这类食品叫做绿色食品。

绿色食品的开发包括产地的选择，以及产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和储运等一系列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以便防止和减少污染。例如，农田的大气、土壤、水质都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生态环境标准；包装时不能对食品造成污染，食品要密封。

绿色食品标志由上方的太阳、下方的叶片和中心的蓓蕾组成，象征和谐的生态系统。整个标志为正圆形，寓意为保护，绿色食品分为A级和AA级两类，这两类的主要区别是：A级绿色食品在生产过程中允许限量使用限定的有机化学合成物质；AA级绿色食品在生产过程中不允许使用任何有机化学合成物质。1999年，我国生产出七百多种绿色食品，有些已经进入国际市场，并且使一百多万公顷的农田受到了良好的保护。

总之，开发绿色食品，是我国重视保护生态环境的产物，是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观念改变的产物。绿色食品的开发，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的身体素质，而且能够促进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