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由来
㈠ 法治起源于什么时候
一般认为：“‘法治国家’起源德国。法治国的概念据认为起源于康德的一句名言：‘国家是许多人以法律为根据的联合。’
㈡ 法治思想起源于中国法家是否赞同
什么是法治？简单地说按照法律治理国家。这种“依法治理”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才专能算是法治。属如果失去公平，就不是法治，而是驾驭百姓的专制手段。中国的法家虽然有“法”，但这种法更多地是残酷镇压百姓的法，是苛法，失去人性的法，是禁民言的法，是皇帝说了算的法。如司马迁因向皇帝进言，为李陵之事辩解而惹怒皇帝，被残酷处以“宫型”。因此这不能算做真正意义上法治。顶多算是法治思想的萌芽，对推动社会法治的进步也有一定作用。
所谓“上下文明五千年”至今，也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因此，即便承认“法治思想起源于中国法家”，又有多少现实意义？
如果说从周朝的“道路以目”到秦朝的“焚书坑儒”时代是封建制度造成，那么建国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坏”，那一个，那一件是按国家的法律行事的？
中国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一位公民的不懈努力。相信——法治时代不会太远，伴随他的兄弟也正向你走来。
㈢ 法律的由来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就不断探索法律是如何产生的，从古希腊到后现代，众多法学家提出了不少权威性的学说，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学说：（1）法律是根据最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源自然的产生。（2）法律是由神明赋予人类的。（3）法律是人类社会生活、工作等活动中相互定立契约而产生的。在三种学说中我个人倾向于第三者。
古希腊的智者，哲人们在套所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发展进程的过程中，提出了法律产生于自然，为城邦、国家的产生，发展进步提供了合理化的理论基础。在整个中世纪，由于基督教思想的统治和罗马文化的影响，加上日耳曼民族的入侵，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的，所以中世纪的神学家、哲学家等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思想，同时给它披上了一件神学的外衣。，在相当长时期内提倡上帝主宰一切，政治隶属于宗教，人法依附于神法君权授命于教权。由此产生了自然法学说和神学说。
以上两种学说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人类对自然的无知和知之甚少，而我所赞同的观点，主要从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自身的角度来分析法律的产生。
法律具有社会性，它生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为人类发展服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法律恰恰是适应利益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法律的变化和发展根源于利益关系的变化发展，归根到底根源于人们利益要求的变化和发展，法律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制度。人类社会有两个领域，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法律产生于这两个领域，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构成市民社会，普遍的公共利益的总和构成政治国家。法律初现于市民社会，当私有制产生人们从物物交换发展到商品交换，生产、交换、销售、消费在人们的生活、工作中无时无刻不发挥作用。而在生产、交换、销售、消费这一环节中往往会出现不诚信、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为杜绝或是遏止这一环节出现的问题，维护各阶层人们的利益，社会生产必须用一个具强有力的工具加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就为法律的产生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基础，契约刚开始成为约束各个人的工具，成为了法律产生的物质载体，一个个契约慢慢有机的结合积累，法律也随之出现于市民社会，任何时代的历史活动都是由无数单个的具体个人的社会活动构成，个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整个社会历史活动主体，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说过：“河水不会河源倒流，人们不会逆着利益的浪头走。”当无数单个的具体个人的利益聚合在一起的时候，为避免利益间的冲突矛盾，维护公共利益，就需要一个代表普遍社会利益的权威出现，这时契约便使一个顺应历史，人民需要的国家——一个代表普遍公共利益的并具强制执行力的组织及其组织规范提供了产生的条件。通过人们相互间的契约定立，国家变孕育而生，国家要对这一个社会起到管理、调控和稳定，就必须有具约束限制性的工具来规范人们，这时国家与他的人民之间就必须形成一种契约关系，即我制定，你和我都遵守的契约关系，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规范，一种法律，这就是生于政治国家的法律。
不管上述我所提到的法律是产生于市民社会或是政治国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法律是人类在人类社会生活、工作等活动中相互定立契约而产生的。
㈣ 什么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
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法治却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在理论上如何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
(4)依法治国的由来扩展阅读
在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稳定、长治久安，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治。法治建设推进得越持久、越深入，其成效就会成倍放大。政法机关是党领导下的执法司法力量，行使的是国家权力，服务的是人民群众，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进程中发挥着特殊重要作用。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动摇，紧紧围绕建设法治中国的总目标，以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重点，切实将加强法治建设贯穿于政法工作全过程，带头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肩负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者、实践者的重任。
要把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作为基本要求，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要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灵魂，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诉讼法律制度，规范执法司法行为，进一步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
要把促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作为重要目标，深化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塑造法治文化，努力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围。
㈤ 法律的起源是什么
法律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法理学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分析和阐述也有一个逐渐深化和发展的过程。1872年5月至1873年1月，恩格斯针对蒲鲁东主义者散布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改良方案，撰写了一组重要文章，先后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而后以《论住宅问题》为题出版了单行本。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深刻地剖析蒲鲁东主义者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案的理论基础——“永恒公平”论，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住宅问题的解决总是有利于资产者，资产阶级法律不可能解决住宅问题，并从正面科学地揭示了法、法学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内在联系，对法律起源问题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阐述，然而由于受科学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历史局限，恩格斯关于法律起源的论述中仍然包涵着若干没有获得解决的重大存疑。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人类学研究的迅速进展尤其是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研究的权威成果，才为解答恩格斯的存疑提供了客观条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吸取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问题的杰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定型之作。
《论住宅问题》关于法律起源问题的阐述与存疑《论住宅问题》是恩格斯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尤其是蒲鲁东主义者）论战的产物。法律的起源是这场论战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
在恩格斯看来，与国家起源相一致，法律起源问题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历史观根本对立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他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的历史时期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实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但是，这个研究的基本点却很容易被忽略，“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9页。）例如，拉萨尔在他的那本法学专著《既得权利体系》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法权不是起源于经济关系，而是起源于‘仅以法哲学为发展和反映的意志概念自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页。）至于蒲鲁东主义者A·米尔伯格，更毫无掩饰地宣布法权为“永恒公平”或“永恒正义”的产物。诸如此类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予以严厉驳斥的“法学家幻想”的典型表现。
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认为，世界各大古代文明有两种类型：一是西方式的，其社会的演进以突破性方式为特征，另一种是非西方式的，社会的演化进程是连续性和非突破性的，以中国文明最具典型。比较中西国家和法律的起源，可以看出中国国家的形成并不是如同古希、罗马那样以氏族组织的瓦解为代价，也不是表现为调和旧贵族与平民的冲突，它有自己的发展道路。随着原先部落社会的平等原则被打破，社会出现了“分层”，男子的劳动在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主要生产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少数人控制、掌握了生活资料、资源，这些人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权，在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中，位于顶端，是最高的权力中心和主宰，所谓“帝，天神也”，“执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1]《说文》中也说“帝、谛，王天下之号也”，可见，中国国家前的这种组织结构明显与以“民主”、“平等”为组织原则的西方部落联盟不同，它没有相应的权力或机关可以与之抗衡，由于国家的产生没有民主的、平衡的色彩，家与国、政权与族权混然一体，融为一炉。这种独特的国家演进模式，对中国法律有重大影响，致使中国法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统治，具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
此外，战争对中国法律的产生也有重要影响。我国史前的“五帝”时期，社会极不平静，不同血缘、不同地域、不同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战争经常发生，为了争取胜利，调整在战争中所发生的长官与士兵、士兵与士兵、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战争中往往要颁布一些誓词、军纪、军令，《汉书. 刑法字》认为“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在我国《说文》解说中，法的古体为“ ”，古法音废，废、法往往通义，废有废止、禁止、限制的意思，另外古音法、伐相近，法借为伐，具有攻击、惩罚的意思。“刑始于兵”、“兵刑合一”、“法就是刑”的这种传统在史前和上古三代形成之后，对中国法都有重要影响。在奴隶社会，法律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刑”，如“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2] 此阶段基本上是用血缘来确定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法律兼有国法和家法的两重性，或者说宗法就是国法。习惯法还起着很大作用。进入封建社会，中国法律的发展，经历了确认、成熟、发展和解体的几个阶段。
战国李悝著《法经》六篇，打开了中国成文法发展的先河，但将《盗法》和《贼法》列为其首，是受“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指导思想影响，奠定了中国传统法律重罪名，重刑罚，重打击的格局。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当数先秦法家。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3] 法家“法治”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发展进化的历史观。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的本性，这种本性不可抑制和教化，只能用法令加以防范，所谓“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行”[4]秦统一中国，第一次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制，围绕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统一的法律调整，改法为律，从此法称为律，如《秦律》、《汉律》等。汉初，倡行黄老之学，与民休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统治者采用，引礼入法，礼法结合，德主刑辅，儒家思想开始占统治地位，法律下降到从属的次要地位。历史进入唐代，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兴盛时期，法制趋于完备，以《唐律疏议》为代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5]这标志着礼法结合以法典的形式稳定下来，封建法制趋于完备。在宋时，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严重，统治阶级全面强化专制主义集权，皇帝颁发的敕令是最有权威的法律，编敕成了最经常、最重要的活动。到元时，大多法规是条格汇编、律令判例混为一体。内容庞杂，结构松散。明时，法律出现了两个大的变化，一是加强对经济领域的立法，如制定了盐法、茶法、税法等门类。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广泛用例。清朝，皇帝的谕令是最主要最经常的法律，单行条例也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清入关后，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突出，在法律形式上出现了针对少数民族的立法加强，如《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苗例》等，宋、元、明、清，由于君主专制主义日益发展，导致法律成为“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封建“法治”渐渐走向它的尽头。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产阶级“法治”（Rule by law）理论被介绍到中国。 特别是沈家本主持变法修律输入大陆法系以来，中国传统的法律开始解体，中国法制的发展开始与世界法制的发展连结起来。法律中才出现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等部门的分类。在此法律的演变过程中，围绕中西法文化的“体”“用”问题，有过激烈的争论，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极力宣传和鼓吹西方的法律，认为中国贫穷、落后、软弱的根源是历代统治者长期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他：“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则日密，政权则日夷，君权则日尊，国威则日损。”[6]“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7].孙中山以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等先进思想为武器，对封建政治制度和传统的法律学说也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推行民主法治，他大声疾呼：“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民主政治赖以维系不敝者，其根本在于法律，而机枢在于国会。必全国有共同遵守之大法，斯政治之举措有常轨，必国会能自由先例其职权，斯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所谓民治，所谓法治，其大本要旨在此。”[8] 他说我们要承认“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9]应该“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但由于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性，建立民主法治的重担最终还是落到无产阶级的肩上。
㈥ 宪法的来源是什么
“宪法”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onstitution，本是组织、确立的意思。
㈦ "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有何不同
“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内涵却有本质的区别。“版以法治国”是说用法律去治权国，法律是一种用来治国的工具，这是传统的管理主义的法律观念，这种“法治”，主体是国家机关，是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治理的对象是人民群众。“依法治国”是说治国必须依法，即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这是现代的控权主义的法律观念，这种“法治”，主体是人民，治理的对象是有可能滥用国家权力的当权者。可见，“以法治国”的实质是“以法治民”，而“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吏”。
㈧ 法制宣传日的由来
早在1985年，我国就制定第一个五年普法规划，到2001年，我国又把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全国法制宣传日，以期更好地在全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树立法制观念。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中确定： 将我国现行宪法实施日即12月4日，作为每年一次的全国法制宣传日。
我国各地、各部门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为契机，在每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通过举办座谈会、书画展、网上论坛，印发宣传资料，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制作播出专栏、专版、专题节目等多种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传播了法律知识，弘扬了法治精神，促进了社会和谐。
“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正逐步成为我国公民熟悉法律、认知法律、维护权益的有效载体，成为展示中国法治建设成就，树立我国良好法治形象的重要窗口。
(8)依法治国的由来扩展阅读：
各年法制宣传日主题
2001年：增强宪法观念，推进依法治国。
2002年：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2003年：依法治国，执政为民。
2004年：弘扬宪法精神，增强法制观念。
2005年：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2006年：落实‘五五’普法规划，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2007年：弘扬法治精神，推进依法治国。
2008年：弘扬法治精神，服务科学发展。
2009年：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2010年：弘扬法治精神，促进社会和谐。
2011年：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大力弘扬法治精神。
2012年：弘扬宪法精神，服务科学发展。
2013年：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共筑伟大中国梦。
2014年：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服务教育科学发展
2015年：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2016年：大力弘扬法治精神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2017年：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㈨ 法律的起源
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法的起源问题，存在过神创说、暴力说、契约说、发展说等。马克思主义认为，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
1、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产生是法产生的经济根源。从法的最初起源看，正是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产生导致了法的产生。法是为了维护某种所有制、调整一定经济关系和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
2、阶级的产生是法产生的阶级根源。法是为了维护和调整一定阶级关系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3、社会的发展是法产生的社会根源。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需要新的社会规范来解决社会资源有限与人的欲求无限之间的矛盾，解决社会冲突，分配社会资源，维持社会秩序。适应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需要，国家和法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规范就出现了。
(9)依法治国的由来扩展阅读
法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历史过程，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法的产生经历了从个别调整到规范性调整、一般规范性调整到法的调整的发展过程。
2．法的产生经历了从习惯到习惯法、再由习惯法到制定法的发展过程。
3．法的产生经历了法与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的浑然一体到法与宗教规范、道德规范的分化、法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
㈩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思想来源于什么时期
1、制定法律：“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约束百姓的行为。而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可以奖赏顺服王法的人。通过赏罚来督促百姓的理论依据是人性趋利避害。同时韩非子不补充道：“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圣人治国，不是要人人为善，而使人人不作恶，国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国，应着眼于大多数，而少数人无关宏旨。所以着力于执法，非立德。据此推论，君王只需掌握法律和威势，不需要特殊德才能和品德，以法治民，非以德感化民众，这是徒劳的。
2、循名而责实：这是法家对“正名”的解释。君王需要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权术。而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有责任去完成其职务所要求的各项工作。君王的职责是把某项名义的职务授给某人，这项职务所要求的工作已经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君王只关心某个官吏是否恪尽职守，至于怎样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导。君王要做的只是：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关键是君王如何选择合适人去担任某项职务。“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这样，能者居上位，无能者淘汰。
3、因此，总的说来，法家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教育将大众改造成新人。而是通过从实际出发，制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权术与威势，统治臣民。那为何韩非子对“立德”的文化教育如此不屑呢？其根源在于韩非子深信人性恶。因为他是荀子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