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毛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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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是全文内容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文章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现代著名作家师陀曾说：“写文章不管长短，首先要考虑好结尾。有了结尾，如何开头，中间如何安排，便迎刃而解了。”好的结尾当如豹尾，响亮有力，令人警醒，催人奋进。如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结尾只有两个字：“活该！”短短两字，可谓简洁之至，力透纸背！
其实，文章的结尾有时比开头还重要。由于阅卷者看完结尾后即开始打分，因此，它的好坏还直接影响到阅卷者的评分心理。李渔曾说：“篇际之终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遽别。”结尾如有此种效果，整篇文章将增色不少。议论文结尾的写作，要收束全文，突出中心论点；要体现全文结构的紧凑、完整，不能草率收兵，也不能画蛇添足；语言要干脆有力、清音留响，富有启发性和鼓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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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十余年之后，本次会议绘制出新路线图，为“法治中国”作顶层设计。

对老百姓来说，依法治国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期待。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四中全会法治体系的提出很有新意。“过去我们都说法律体系,法治体系和法律体系最大的差别,就是法治体系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有机完整的体系,而法律体系是静态的制度体系,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都纳入其中,体现了法治的整体要求。”

人们希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后，依法行政的更多重要环节和领域能取得进一步突破，政府部门想问题、做决策以法律为准绳，真正让改革红利惠及普通百姓。

背景 良法善治，法律成为权利的保障

曾几何时，“中国人不信法”，是一些人对国情的“独到解释”。但经过数十年的法律教育和宣传，如今法律已成为社会公众维护自己权益的最有力武器——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8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50773件，比前5年上升174%。

不过，法治之路依然漫长。来自中央政法委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各地政法机关登记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上升38.5%。这也说明“信访不信法”还有市场。

现实中，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现象时有发生；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甚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屡禁不止。

在执法层面，许多法律法规规定了禁止做什么，但没有详细规定具体的惩罚措施，法律的实用化程度和违法成本过低将法律法规的有效性降低了一半。比如，我们有《食品安全法》，但毒胶囊、地沟油问题依然严重；我们有《物权法》，但野蛮拆迁依然频发；我们有《环保法》，但一些污染企业仍在肆无忌惮地排污……

如今，司法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如何得到有效破除，如何破除“信访不信法”痼疾，让民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一系列改革难题期待更为具体的制度规划。

评论 依法治“官”，规划反腐“治本”之道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依法治国，人们不会只看制定了多少法律，更看你落实了多少。如果法律只是挂在嘴上、写在纸上，不落实到行动中，那就谈不上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强劲。出台“八项规定”、加强中央巡视、严打贪官外逃……从严治党的举措深获民众支持与赞许。但腐败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种种迹象表明，在反腐高压态势下，部分官员仍存侥幸心理，从“明腐”转为“暗腐”。

从查处的情况来看，腐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且遍及到社会各个角落，只要权力集中的地方，就容易形成腐败滋生的土壤。当前的反腐工作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并未彻底铲除腐败的土壤。从各国经验来看，反腐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治标到治本的过程。我国也同样应该会经历一个如此的过程。
而当前的反腐风暴已为“治本”拓展了可能的空间。在强力
“打虎”“拍蝇”让官员“不敢腐”的同时，一系列“不能腐”的治本之策也在推进。如何通过更为完备的制度构筑权力之“笼”，如何通过更为有效的监督体系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规划反腐“治本”之道，成为民众对于这次会议的一大期待。

据媒体报道，中央纪委正会同有关部门起草制定有关党内法规，实现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弥补对中央一级党政机关监督、执纪、问责的“缺位”。这是我国纪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的重要信号之一。为实现随着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陆续出台，反腐败体制机制将日臻健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将会迎来质的提升。

而人们则期待更多配套制度和改革，比如预算制度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将从根本上依法治“官”，减少腐败。

声音 依法行政为权力套上“紧箍”

行政权力进入法治轨道是改革面临的一个难题，也是老百姓对依法治国最大的期待。法治，重在对公权力的治理，为权力套上“紧箍”。

没有界限，权力就会无休止扩张。行政审批就是一个例证。以前，人们常抱怨“公章旅行”现象，一个审批单往往要盖上几十个公章。新一届政府大刀阔斧简政放权，一年多来已下放6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不过，政府在一些领域仍然管得过多、过细、过滥。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迷恋“权力至上”；“拍脑袋就干，掐腰子就上”以及“大包大揽”依然是惯用的决策方式。

在城建、环保、工商、税务等部门，一些执法人员，一方面对守法者滥用职权，吃拿卡要，另一方面又成为违法违规者收买的对象。近一年来，深圳市已连续有三个执法队队长因在查处违法建筑中涉嫌受贿而“落马”，涉案金额有的高达上百万元。

专家认为，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不仅要明确执法标准，合理规定执法人员的责任等，从长远看，还是要完善权力监督机制，使行政执法权得到有效约束。

由于行政权力过大，常常出现同案不同罚、同事不同办、滥用自由裁量权等现象，不但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腐败诱因。在各类腐败案件中，“一把手”腐败案件占到了70%以上，从披露的案情看，绝大多数都是“权力型腐败”。

“对于私权利，是法无禁止即可行；对于公权力，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今后必须最大限度减少权力的自由裁量，依法治权、束权。

建设法治市场经济，就要用法治划清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法治规范；建设市场决定下的有为、有效、有力、有责的法治政府，实现政府职能法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