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依法治国

❶ 中国大赦哪些犯人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继续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等，审议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草案、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等。

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

据新华社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4日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草案规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在作草案说明时说，特赦是国家依法对特定罪犯免除或者减轻刑罚的制度，也是一项国际通行的人道主义制度。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特赦部分服刑罪犯，是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的创新实践，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

从党和国家层面看，可以展示我们党的执政自信和制度自信，树立我国开放、民主、文明、法治的大国形象。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层面看，有利于弘扬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慎刑恤囚的历史传统，形成维护宪法制度、尊重宪法权威的社会氛围。从实际效果看，可以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发挥特赦的感召效应，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李适时说，为避免出现“刚判即赦”的情况，草案将特赦对象确定为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的罪犯。关于特赦的执行，草案规定，自决定施行之日起，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经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即予以释放。

哪4类人可以获得特赦？

1 “参加过抗日战争”突出纪念抗战胜利

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正在服刑的罪犯。

对这类罪犯予以特赦，目的在于突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主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储槐植表示，国家决定对这部分人予以特赦，是为了表示对他们曾经参加过的正义战争行为的高度认可与奖励。符合这一条件的服刑罪犯均为80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失去了危害社会的能力，人数已很少，除极其特殊情况外，以全部特赦为宜。

2 曾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等作出过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曾经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作出过贡献。草案规定对上述罪犯中犯贪污受贿犯罪，危害人民安全的严重暴力性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涉恐、涉黑等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不予特赦。储槐植表示，对此类罪犯特赦的意义与对第一类罪犯特赦的意义是相同的。但由于这类罪犯的年龄相对较轻，人数相对较多，犯罪情况和服刑情况差别较大，因此在总体上对此类罪犯予以特赦的同时，做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以确保特赦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三者的协调和统一。

3 “年满七十五周岁”体现中华传统美德

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王平表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了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规定。此次将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作为特赦对象，在指导思想和操作思路与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这次是对正在服刑的符合特赦条件的老年罪犯一次性的全部适用，范围更广，从宽的力度更大。需要注意的是，“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三者是并列关系而不是选择关系，只满足其中一个或两个要素是不能特赦的。三个要素必须同时具备才能特赦，缺一不可。

4 特赦未成年人彰显“教育为主、惩罚为辅”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但几种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王平表示，对这类罪犯予以特赦，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精神，能够实现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是指实施犯罪行为当时尚不满18周岁。即使现在已经超过18周岁，但只要犯罪行为实施当时未满18周岁，就符合年龄上的要求。同时，对此类罪犯的特赦做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犯故意杀人、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贩卖毒品犯罪的除外”。这几类犯罪的犯罪性质都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很大。为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严肃性，使特赦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三者全面发挥和协调统一，将这几类犯罪排除在特赦之外是合适的。

分析

新时期特赦意义是什么？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表示，此举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契合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喜庆氛围；发挥特赦的感召效应，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表示，从法治意义上来说，有助于完善综合治理犯罪的对策机制，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可以创新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中特赦制度的实践，并借此促进现代赦免制度的重构与运作；可以鼓励犯人自新，疏减监狱囚犯，节约司法资源。

此次特赦特点是什么？

此次特赦有两个特点。一是限定为两类特殊类型罪犯，一类是正在服刑的在新中国成立前或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保家卫国和反侵略正义战争的人员，这是此次特赦对象最为显著的特征；一类是“一老一少”正在服刑的罪犯，这是和我国长期坚持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刑法人道主义的立场和做法相一致的。

另外，此次被特赦的不是刑罚尚未开始执行的犯罪人，而是服刑改造了一定期限、并且经过评估认定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服刑罪犯：一是2015年1月1日以前正在服刑的罪犯，即已经服刑改造了一段时间，二是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服刑罪犯不能特赦。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历史上的七次特赦

第一次

1959年12月4日

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包括溥仪及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

第二次

1960年11月28日

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三次

1961年12月25日

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四次

1963年4月9日

共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

第五次

1964年12月28日

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六次

1966年4月16日

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七次

1975年3月19日

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

对话

“重启特赦是依法治国更高层次的表达”

对话人：刘仁文,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自1999年国庆50周年开始，多次建议我国启动特赦制度。

“目前具备重起特赦制度的社会基础”

新京报：这次特赦，跟上一次1975年特赦相隔了40年。为何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启动特赦？

刘仁文：新中国成立后到1975年，我国有7次特赦，这7次特赦，只有1959年国庆10周年的特赦涉及部分普通刑事犯罪的罪犯，其他6次都是以战犯等特殊罪犯为对象。所以，这一时期的特赦政治性、政策性比较强。

“文革”结束后，我国走向法制治国的轨道。但特赦制度只是1982年宪法和1979年的刑法做了规定，特赦的程序是什么、怎样启动、特赦的标准是什么，法律都没有涉及。

改革开放后，在一段时间内，我国刑事犯罪的犯罪率增长快，采取了三次“严打”，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跟刑事犯罪有关的法律，多是加大对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推出特赦制度不合时宜。

直到2000年后，我国的刑事政策从“严打”转到“宽严相济”。近年来，刑事犯罪的形势总体平稳可控。经过30多年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都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体系也基本建立了起来，具备了重启特赦制度的社会基础。

新京报：现在我国重启特赦制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刘仁文：回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轨迹，1999年修宪，写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多次强调“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首个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党的全会。现在重启特赦制度，展示出我们的制度自信。而且，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特赦，更能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而且，这次特赦不同于此前7次政治性、政策性比较强的特赦，是依法治国的更高层次的一种表达，有利于我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

“宽严相济在当前的主要意义是以宽济严”

新京报：你从1999年开始就建议重启特赦，当年是否引发过争议？有没有人不理解？

刘仁文：法学界人士有不同观点，都比较温和，会发文商榷。不过有些人找到我的邮箱，给我发邮件，说“你不能跟犯罪分子站到一起，否则就不配当一个法学家”，措辞很尖锐、很严厉。这样的邮件，反而引发了我的思考，为什么有人会对特赦制度有误解？我们是不是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赦免法，对特赦制度作出更详细的规定？

新京报：现在还有人向你提出质疑吗？

刘仁文：现在还是有人不理解，认为特赦制度是向罪犯传递了所谓的“错误信号”。法律有从严的一面，也有从宽的一面。真正的法律是符合人性的，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托马斯·阿奎那讲过一句话：法律之所以为人信仰，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苛严与威仪，更在于它正义的慈悲心。法谚曰：“没有恩赦的法律是违法的”。“宽严相济”，在当前的主要时代意义是“以宽济严”。为了实现“以宽济严”，运用好我国宪法中的特赦制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新京报首席记者 王姝

哪些人曾被特赦？

据新京报记者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实行过7次特赦。这7次特赦中，被放出的大多为“战犯”，其中不乏有曾在抗战中立功的名将，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廖耀湘等。被特赦后，他们大多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进行历史研究和史料撰写。

❷ 政治时事小论文两篇! 500字左右!

保护环境必须从我做起
我们对环境做了些什么?这是值得每个人深思的问题。我们的公民至今仍有一部分人不是环保意识淡薄，就是没有环保意识，有的还在自觉不自觉地破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森林是地球之肺。可是在一些地方成片成片地砍伐森林，甚至连幼林也难以幸免；一些企业在建厂时就没有环保意识，把河流变成了他们的排污池；一些厂矿排污严重超标，他们与环保部门“捉迷藏”，把污染物排入空中、排入河流；公共场所或马路上，有些人随地乱扔垃圾；有的公共汽车驾驶员，出了车门就不再有环保意识，把车厢里的垃圾往马路上扫；有些清洁工为图方便，把路面垃圾扫进下水道里；一些街头饭馆，剩饭剩菜连同污水倒得马路遍地都是……这一幕幕，确实不能不让我们感到忧虑。如果我们不让这些人加强环保意识，不去制止他们破坏环境的行为，上个世纪末叶墨西哥城严重大气污染导致许多居民罹患疾病的悲剧，将会在我们身边重演。
环境与人类唇齿相依。人类走向文明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人类爱护环境，环境施惠于人的过程。保护环境，不仅仅是政府采取几项措施，新闻单位广为宣传，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使我们的每一位公民树立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意识，全民投身环境保护工作。也只有这样，环境才会报答我们。就像一位著名的环保学家所说的那样：“我们爱护地球像爱护我们自己，地球也将奉献给我们她所有的一切。”

❸ 如何用法律思维看待呼格吉勒冤案

呼格吉勒图案的法律启示

【案情与判决】
1996年4月9日晚19时45分左右，被害人杨某某称要去厕所，从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千里香饭店离开，当晚21时15分后被发现因被扼颈窒息死于内蒙古第一毛纺织厂宿舍57栋平房西侧的公共厕所女厕所内。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于当晚与其同事闫峰吃完晚饭分手后，到过该女厕所，此后返回工作单位叫上闫峰到案发女厕所内，看到杨某某担在隔墙上的状态后，呼格吉勒图与闫峰跑到附近治安岗亭报案。
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呼格吉勒图犯故意杀人罪、流氓罪一案，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5月17日作出（1996）呼刑初字第37号刑事判决，认定呼格吉勒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呼格吉勒图以没有杀人动机，请求从轻处理等为由，提出上诉。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6月5日作出（1996）内刑终字第19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根据当时有关死刑案件核准程序的规定，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呼格吉勒图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6年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
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母亲尚爱云提出申诉。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9日作出（2014）内刑监字第00094号再审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
再审中，申诉人要求尽快公平公正对本案作出判决。辩护人辩称，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判认定呼格吉勒图构成故意杀人罪、流氓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通过再审程序，作出无罪判决。
经审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认定呼格吉勒图犯故意杀人罪、流氓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申诉人的请求予以支持，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和检察机关的意见予以采纳，判决呼格吉勒图无罪。
【警醒与启示】
主要警醒和启示有：
一、依法治国、依法司法,任重道远
依法治国最根本的就是要遵守宪法和法律 ，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不受侵害，把公民的基本权利落实到实处而不是写在纸上。依法治国不仅需要玻璃天花板上可望而不可及的民主政治权利,更需要兑现实实在在的人身权利，人身权利是一切权利的基础，人身权都无法保障，其他权利也不可能实现。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司法就是要追求公正的社会价值，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努力做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统一，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
依法司法要求决不能凭感觉和冲动断案。要认真领会“严打”精神，正确执行法律。“严打”不是“乱打”，一定要做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扎实，只有做到这两点才能定案，否则就会错判。审判是一个理性的思维过程，是严格执行法律并对审判对象作出裁决的活动，它直接影响到法律的严肃性和被审判者的法律权益。要严格办案程序，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程序是公正的保障，只有严格按程序操作，才能从实体上把好事实关和证据关，适用法律才有扎实的基础。惟其如此，才能够切实保护案件质量，实现理性司法。
从近些年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到今天的呼格吉勒图案，可以看到，我国依法治国还刚刚上路，依法司法还任重道远。
二、公检法机关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缺位失灵
我国宪法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中依法行使各自的职权，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公检法三家“兄弟机关”在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实际操作上，配合的多，制约的少。三家机关低头不见抬头见，办案人员天天在一起蹭饭，怎么相互制约呀？业内有一个通俗的比喻：公安机关是做饭的，检察院是送饭的、人民法院是吃饭的。做饭——送饭——吃饭，中国公检法三家是利益共同体，配合默契是必然的，制约监督是很少见的，我认为，对当前公案机关的功利思想比较重，业务素质比较低，审讯方式比较粗放粗暴；检察机关老好好不作为，没有履行监督职责，权利和义务均缺位；法院不能独立办案，看眼色行事，关系案、人情案、任务案比比皆是。由于公检法机关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缺位失灵，所以，佘祥林、赵作海、呼格吉勒图冤假错案就层出不穷。
在今后立法中必须坚持权力监督制约的原则，防止在目的和任务的驱使下，滥用公权力，直接侵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中变“打击为重”为“打击与保护并重”。要根据人权保障的宪法要求，重新摆正公检法三机关关系，突出权力监督制约，实行分工负责下的互相制约、互相配合原则，最终实现在打击犯罪中保护人权，在保护人权中更好地惩治犯罪，维护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三、刑讯逼供阴魂不散，程序正义处境艰难
看看媒体这方面的报道：
2010年5月9日上午，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赵作海一案的再审情况，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为一起错案。该院于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高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并于昨日上午派人到监狱释放赵作海。
2010年5月11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刚刚回到河南柘城县老家的赵作海，在回答记者的提问中赵作海哭诉了被屈打成招的相关经过，让我们先看一下赵作海与记者的对话：
新京报：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赵作海：一入狱开始，头总是嗡嗡地叫，叫的常睡不着觉，这都是当时审讯时候落下的毛病，打的。
新京报：你当时在派出所两天，在县公安局一个多月，在哪里挨打了？
赵作海：都挨打了。在刑警队挨打最厉害。
新京报：你还记得当时怎么打你吗？
赵作海：拳打脚踢，从抓走那天就开始打。你看我头上的伤，这是用枪头打的，留下了疤。他们用擀面杖一样的小棍敲我的脑袋，一直敲一直敲，敲的头发晕。他们还在我头上放鞭炮。我被铐在板凳腿上，头晕乎乎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个一个的鞭炮放在我头上，点着了，炸我的头。
新京报：疼吗？
赵作海：直接放头上咋不疼呢。炸一下炸一下的，让你没法睡觉。他们还用开水兑上啥药给我喝，一喝就不知道了。用脚跺我，我动不了，连站都站不起来。
新京报：能睡觉吗？
赵作海：铐在板凳上，那三十多天都不让你睡觉。
新京报：受得了吗？
赵作海：受不了咋办啊？他叫你死，你就该死。当时刑警队一个人跟我说，你不招，开个小车拉你出去，站在车门我一脚把你跺下去，然后给你一枪，我就说你逃跑了当时打的我真是，活着不如死，叫我咋说我咋说。
真是搁不住（受不了）打得狠。我就跟你们说，这么打你们，你们也要承认。你说秦香莲可是个好人，那她为啥招供，还不是打得狠。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搁不住时间长。再硬也招不住。
我后来说，不要打了，你让我说啥我说啥。
新京报：你的口供都是他们让你说的？
赵作海：他们教我说的。他对我说啥样啥样，我就开始重复，我一重复，他就说是我说的了。怎么打死赵振裳，都是他们教我的。说得不对就打。
《时代潮》 (2005年 第八期) 佘祥林，前系湖北京山县公安局马店派出所治安巡逻员。1994年1月20日，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同年4月11日，雁门口镇吕冲村一水塘发现一具女尸。经张在玉的亲属辨认，称死者与张在玉特征相符。据此，1998年6月15日，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之后，佘祥林进入沙洋监狱服刑，其前后被关押时间已达11年之久。 然而，今年3月28日，张在玉突然现身。"已死"老婆神秘复活，一桩弥天冤案由此被揭开。"你看看我这指头，已经有一节丢在监狱里面了；你看看我这脚趾，到现在还没长齐整；你再看看我这腿，这儿，这儿，都是伤疤。能不挨打吗？挨得轻还不算呢。刚开始是审讯时打，再后来是挨打挨得多了，也就不知在哪儿打的了。现在我一身都是病，视力也不行了，腰、腿、胳膊都是伤。
《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4日，佘祥林还对记者回忆道：“他们关了我十天十夜，轮流审问，连打带骂，不让睡觉，谁能受得了呀？”“你看看我这指头，已经有一节丢在监狱里面了，你看看我这脚趾，到现在还没长齐整，你再看看我这腿，这儿，这儿，都是伤疤。能不挨打吗？”

2003年5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接报，当日上午10时许在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留泗路东穆坞村路段水沟内发现一具女尸。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是当晚开车载货、受托搭载被害人的安徽省歙县张辉、张高平侄叔俩所为。
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分别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2004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分别改判张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
2013年3月2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此时，二张服刑已近10年。
记者：您刚才特别提到，每当张高平向您哭诉，他被刑讯逼供的时候的样子，你就整夜都睡不着。
张彪：他那胳膊上有哪个烟头烫伤的那个痕迹，两个胳膊都有，很多，他给我出示，我看了。
张高平：但是七天七夜还不是像我跟你，坐在这里跟你谈，我要站在这里站七天七夜，也不给我吃，吃了有半盒盒饭吧大概。那七天七夜，不是像这样光站在那里，他还要搞你啊，他还折磨你啊，不是说光不给你睡觉，他还要叫你蹲马步啊，手像这样子，背后铐起来，我实在受不了了嘛，我就说我杀人了嘛，他就问我，你怎么样把她搞死的，我就乱说嘛，我说用榔头，用扳手把她砸死的，他问我尸体运到哪里去了，我被他搞糊涂了。
刑讯逼供作为一种最原始、最野蛮的审讯方式，为文明社会所不齿，刑讯逼供阴魂不散，程序正义处境艰难，这必须是我们正视的主要问题。
中国需要法治，普通百姓需要法治，国家工作人员需要法治，中国梦，法治梦，正义梦！
请你参考！

❹ 门头沟灰峪村的拆迁问题都八年了，还是没人解决，谁为老百姓做主何来法治社会

可以向媒体反映一下 比如新京报,电话67106710

❺ 劳动者法律保护现状

内容摘要：随着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本就紧张的就业压力更加突显，在这种氛围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每每受到威胁，为了保住工作，他们不得不忍气吞声，做出种种让步。面对劳动者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我们有义务呼吁社会维护劳动者权益，协调劳动关系，为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

关键词：就业权、报酬权、休息权、安全卫生权、社会保险权、劳动争议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城镇中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人员也在不断增加，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量过大，而且长期增长，远远超过了就业需求量，劳动就业压力非常大，并会长期存在。在这种形势下劳动者就业方面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直接使劳动者更加看重劳动机会，也间接导致了在劳动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劳动者为了“保住工作”而放弃了合法权利的保护，这反而又放任了用人单位的侵权行为，使之有增无减。据统计，80%以上的劳动争议是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利造成的。可见在这种劳动者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在劳动争议案件不断上升、涉及劳动者不断增多的新趋势下，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将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关系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如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将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

一、劳动者就业权的保障
劳动者就业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劳动者享有的一项基本的权利；是法律赋予有劳动能力的公民获得职业并通过劳动取得劳动报酬的一项资格能力。包括劳动者平等就业权、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就业权在各项劳动权力中居于首要地位，是劳动者赖以生存的权力。
（一）、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二条规定，劳动者在就业机会的获得方面，不因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视。《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第七条用人单位在招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不适合从事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种族、宗教信仰为由拒绝录用或者提高录用标准。赋予劳动者平等的就业权，有利于促进劳动者之间的平等竞争和社会公正的实现。可见如在招聘广告中限制性别、信仰等条件，必需是国家特别规定的工种或岗位，否则就是违法招聘广告。譬如，某市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在当地日报上登出招工启事：“本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总投资为1000万美元，实力雄厚。现招聘工人210人，条件如下：男女性别不限，均要求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因生产需要限理科班），有本市城镇正式户口，身体健康，年龄在24岁以下。”并有其他事项的规定。但同为高中毕业的男女两位同学，男的如愿以偿，女的却未被录用。当到该公司人事部询问时，经理告诉她：“你的学历大低，不适合公司的工作，所以没有被录用”。胡某认为自己具备了招工启事上所要求的“高中文凭”，符合“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条件。人事部经理遂告诉胡某，公司总经理特意指出，男职工是高中以上就可以了，女职工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才行，当初的表述是因为限于篇幅，“大专以上也是高中以上，并不矛盾嘛。”胡某认为公司的前后标准不一样，致使其辞掉了原工作，现在无工可作，况且，永声家电公司的工作并不需要很多体力，因此招工时应当男女同等标准。胡某还了解到，公司总经理彭某曾表示过“女工将来事太多，不如男工利索”，并授意公司人事部搞区别对待。像这样随意提高女职工录用标准，甚至拒绝录用女职工的情况相当普遍，如果企业都依此为标准招聘人员，那么对于妇女和那些年龄大的下岗工人来说找工作就更难了 。笔者认为当前在反就业歧视方面缺少明确具体的法律制裁措施，加上人们的认识观念不强，一些广告制作的部门、发布部门及广告的审核部门没有认真地履行审查的职责，才让这种有违反劳动法的招聘广告看上去有些“合法”了，目前这种违法招聘广告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建议有关部门进行完善招聘广告方面的法规，对招聘广告审查上有一套更具体的审查程序；对“就业歧视”行为进行制裁，并且在人们的观念上进行大力的引导和宣传。
（二）、劳动者自主择业权的保障。劳动者享有自主择业权是劳动者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法律体现，劳动者自主择业有利于充分发挥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和劳动热情，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有利于建立新型、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劳动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劳动者享有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张某系职业高中毕业生，分到某合资饭店工作，并与饭店正式签订了为期二年的劳动合同。在劳动合同终止前的一个月，张某合同到期后不再与饭店续订一事向饭店提出了请求，饭店人事部表示同意并答复张某过一个月后来办手续。一个月以后，当张某手持接收单位的商调函找到饭店要求办理调离手续时，人事部负责人却突然提出：“要调走可以，但必须交齐后三年的培养费1200元，然后才给办理调动手续。” 张某认为，与饭店签订的是为期二年的劳动合同，自己既没有经过饭店培训，又没有提前解除合同，饭店收取培训费是非法的。店方却拿出《员工须知》说事，并说这是内部规定。后经多方筹借凑足1200元后，才办理了离店手续。对于饭店这种违背职工意愿，合同到期后职工不再续签劳动合同，饭店强行收取培训费的作法，在一些企业相当普遍。笔者认为劳动者选择职业的权利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者在就业时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兴趣选择用人单位，不受外力的强迫；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在就业后所享有的辞职权。当前对劳动者选择职业权利的侵害，主要表现在对劳动者辞职权的侵害。首先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附加不合理的条件，如过高的违约金、上岗保证金，让劳动者辞工后付出较大的经济代价；另一方面是在劳动者依法辞工后扣压档案、证件，向劳动者索要“保管费”、培训费，特别是毕业不久的劳动者面对这种情况比较多。建议对劳动合同中的违约金有一个合理的限制范围，尽可能减少明显不合理的违约金存在。劳动部门和公安部门应合力对乱扣压劳动者的户口档案、证件的违法行为加大惩罚力度，切实有效的保护劳动力合法流动的权益。

二、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的保障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保护劳动者享有劳动报酬的权力，并提出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是劳动者付出劳动后而由用人单位支付的合法收入，应当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不受侵犯，《劳动法》第五章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所谓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工资是劳动者劳动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劳动者一方只要在用人单位的指挥下按照约定完成一定的工作量，劳动者就有权要求按劳动取得报酬。劳动报酬权是劳动权利的核心，它不仅是劳动者及其家属有力的生活保障，也是社会对其劳动的承认和评价。目前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权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工资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不依劳动法规定支付加班加点的工资。
（一）、拖欠劳动者工资现象比较普遍、比较严重。随着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拖欠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几乎比比皆是，每到春节临近，工人返乡过春节之际，追索工资的“壮观场面”一幕幕上演着，甚至连我们日理万机的温总理都在为工人追要工资。此情此景，虽然体现了温总理体恤人民生活，为工人维权的一面，谁又能否认这是拖欠工资性质之恶劣的真实写照呢？笔者认为造成拖欠工资的原因：一方面法律法规对拖欠工资的企业处罚太轻。一般情况下只要用人单位补发工资，严重一点的劳动者打到劳动仲裁，也只是对用人单位加罚拖欠工资25%的补偿金，对用人单位处罚太轻，也是对劳动者的不公；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专门统一的工资法对此进行规范，虽然不少地方有工资立法的准备，但当前总体上讲法律依据还是有些不足；再一方面劳动部门对随意克扣、拖欠、压低工资的企业处罚不够坚决，处理的时间过长。建议执法部门从源头上预防拖欠劳动者工资的发生，加强劳动保障的监察执法，普遍建立举报制度，严厉查处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事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建立重罚机制，使得那些恶意拖欠工资的单位得不偿失，不敢再拖；另一方面，应加强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据报载，一些单位规定按时发放工资，一部分农民工为了图省事，或者防止丢失，竟然主动放弃及时付薪的权利，自愿集中领取，给那些蓄意违规的单位以可乘之机。
（二）、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所谓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的工作时间内履行正常劳动义务的情况下，由其所在用人单位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但目前一些用人单位用“计件制”计算工资来规避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很常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些工厂实行计件制，让劳动者多劳多得，工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但用人单位制定的工作标准过高，一般正常的劳动者出满勤，工资都在最低工资标准之下，迫使劳动者加班加点，加上加班费才超过了最低工资标准，这样做虽然对调动劳动者积极性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已侵害了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保障的权利。

三、劳动者休息权的保障
休息权是我国宪法以及劳动法律法规赋予劳动者的意向基本的权利，是劳动立法的目标之一。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是保障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劳动安全，只有尊重休息的权利并创造休息条件让劳动者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才能更好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更好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据11月8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报道 11月7日，广州番禺市桥东环路上一家工厂近千名员工因不满意“一天要工作近12个小时，几乎天天工作，天天加班。可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00元底薪，加班费每小时2元，每个月拿到手的只有600多元，就这样工厂还拖欠一个月的工资。”而聚集在工厂门口，要求厂方提高基本工资，保证员工每周能休息一天，并按时发放工资。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显然这家工厂的做法已经严重违反了《劳动法》中的相关规定。法律规定的合法权益，竟然还要通过罢工斗争来讨要，这一尴尬局面的出现，折射出了部分工人的权益困局。 如此之多的工人，为何没有人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权呢？笔者认为，想必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不管是谁，只要拿起《劳动法》和其所在工厂对簿“公堂”，或者通过合法的渠道去“调解”，那么结果就可能会是“死路”一条：讨回应得工资后被工厂辞退。也许这正是一些人宁愿离开工厂，而另一些人宁愿罢工也不愿选择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 由此就折射出部分工人权益的“双重困局”：工人不得不在生存与权益之间做出惟一选择，要么工人索要合法权益而被工厂开除；要么为保住工作而被剥夺某些合法权益。显然，在同样作为生存必须的二者之间做出惟一选择是让人痛心的，这一局面的出现也正是法律的现实尴尬：一边是强势者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一边是弱势者合法权益的被侵害，却又无力拿起法律来对抗。在法律健全的今天，不甘做出惟一选择的工人，却仍然采用了罢工这种相对原始的斗争形式，这无疑是文明社会的一大悲哀。在个体权益受到侵害而又不能通过合法途径解决时，群体式的维权必然被当成最优选择，而怎样来处理好这样的社会冲突，也不是简单的企业行为或个体行为，建议政府应加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力度，对于那些群众反映强烈，查有实据的单位，重拳出击，除采取强制措施保障职工权益外，还要追究相关领导的行政责任，使那些侵害职工权益的当权人有后顾之忧。
四、劳动者劳动安全卫生权的保障
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权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依法要求用人单位提供安全卫生的劳动条件，保护其生命和身体健康的一项基本劳动权利。我国宪法规定：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根据宪法，我国制定了一系列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了各项劳动安全卫生管理制度。《劳动法》第六章规定了劳动安全卫生制度，规定了劳动者有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其中第54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在第56条中还规定：“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第7章还规定了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为了切实加强劳动保护工作，国家还通过《矿山安全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劳动立法的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建立起各项劳动、安全卫生管理制度，使用人单位把劳动保护的行政管理工作与安全卫生的技术管理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一整套制度贯穿到日常工作之中，是劳动者的安全卫生权利得到有效保证。但即使这样，我国每年像矿难、肺硒病等违反劳动安全卫生管理制度的事件仍时有发生，仅2004年就发生多起严重的矿难。据报载，当记者问及矿工井下安全条件这么差，矿难又如此频繁，为什么还要下井工作呢？矿工的回答令记者愕然，答曰：“到井下去，每月有壹千多元钱，不下井一家人的生活将难以为继！”为了生存，矿工们在拿生命作赌注，然而，那些无视矿工生命的私营矿主却抛开法律、法规的规定，只管自己挣钱，还丧心病狂地说：“中国啥都缺，就是不缺人，你不干有人干！”这种事情的不时发生，充分反映出目前我国在安全卫生制度的监督方面还缺乏力度，建议应加大矿山安全卫生的检查工作，对违反安全和卫生的企业负责人加大处罚力度，坚持遏制住矿难及职业病高发的势头，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使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卫生权利得到各项制度的保障。

五、劳动者社会保险权的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二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对于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国家强行性的规定，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是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和改善劳动者生活状况的不可缺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而当前一些用人单位却找出种种理由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笔者曾耳闻有这样一家公司，单位为其员工缴纳保险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一半。而且还自圆其说说什么临时岗、固定岗，单位只给固定岗人员缴纳保险，从事临时岗位的职工要想参加保险只有自己去办理，属于个人的私事，为员工办社会保险是对员工的一种奖励，办不办社会保险由公司决定，还让新来的员工签订不办社会保险的协议。对于那些动不动主张权益的职工，公司都会想方设法予以辞退。这直接导致劳动者为了拥有工作，明知自己的社会保险权利被侵害了也不敢主张权利。还有一些私营“小老板”更是出口不凡，“在这里我就是法，我想怎样就怎样”；并且不按规定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相关手续，又为劳动者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办理失业手续及下一步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还有一种情况是：劳动者主张自己的其他合法权利如要求加班费、办社会保险等权利时，马上就会被用人单位想方设法辞退，这也造成劳动者为了保住工作就不得不放弃其它权利的请求。这就需要行政部门的介入，深入用人单位进行突击检查，否则只看用人单位递交的报表，什么问题都发现不了；并且要进行广泛的宣传，让社会保险深入人心，让用人单位自觉的去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让劳动者监督用人单位给自己办社会保险。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消除和缓解社会矛盾，更有效的起到“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
六、涉及劳动争议处理方面的几个问题
我国《劳动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劳动者有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便劳动者其它权利受到侵害时，有进行救济的权利。对劳动争议的妥善解决，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协调劳动关系，有利于增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律意识，提高双方当事人履行义务的自觉性，维护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但从《劳动法》规定的劳动争议处理的程序方面，笔者认为仍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须共同探讨。
一、劳动者申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成本过高。目前，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程序为“一裁两审”制度。凡是劳动争议必须经过劳动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否则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仲裁委员会又往往不受理非法用工、超过申诉时效等案件，因为未经仲裁，当事人便不能诉诸法院，这无疑间接剥夺了在非法用工情况下劳动者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有些案件，仲裁委员会认为不属于劳动争议，不属其管辖范畴，发出不予受理通知书。而当事人以民事案件向人民法院起诉后，法院经审理又认为是劳动争议，告知当事人先申请仲裁。由于劳动关系所作的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对现实社会的许多方面都不能包括。因此，笔者认为目前有必要对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关系范围做出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以便统一理解，特别是要出台在用人单位主体不合法的情况下，对劳动者进行保护，分清与其它法律责任的界线。
二、申请劳动争议时效过短，不利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由于劳动争议诉讼时效过短，劳动者往往冒着超过仲裁时效的风险。当事人提出仲裁要求，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当事人超过时效申请仲裁的，将不予支持其请求。然而，大部分职工，在一些争议发生后，往往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尽可能通过相对缓和的方式解决，比如，托人情、找关系。正是这样左顾右盼的时候，诉讼时效匆匆而过，当劳动者拿起法律这把武器自卫的时候，法律又为劳动者亮起了红灯。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对劳动申诉时效延长，特别是对于连续侵权行为如加班费、拖欠工资等方面，可适当延长，这样会更符合劳动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本意。
三、劳动争议案执行效力的有限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资矛盾必然突出，劳动争议仲裁也因此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劳动争议仲裁是一种准司法行为，是调解劳动者与企业劳动关系的重要手段，其裁决结果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尽管如此，劳动仲裁的裁决结果仍然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相当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对仲裁结果的法律权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二是劳动争议仲裁在对自身的宣传上还不够，使很多人对劳动争议仲裁缺乏一定的了解；三是法律给予劳动争议仲裁权力空间还非常有限，其法律权威性有待加强。基于此，笔者呼吁，无论从维护职工权益、协调稳定劳动关系的角度，还是着眼于提高司法效率，国家有关部门都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劳动争议仲裁的地位权限，以更好地使劳动争议仲裁发挥作用。

七、对劳动者权利保障问题的几点建议
笔者认为对劳动者权利保障的认识，不应仅仅拘泥于对劳动者具体权利的保
障，而且还包括对劳动者权利保障的一般性规律的认识，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劳动行政部门的监察执法力度，建立监督体系规范企业行为。劳动监察运用行政手段规范企业行为是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方式，应进一步发挥其作用。劳动监察工作的对象，应重点放在经常发生违法行为，侵害劳动者权利的企业；工作内容应重点查处用人单位的乱辞退劳动者、强迫加班、欠缴社会保险费和克扣工资等行为上；工作方式应采取接受劳动者举报进行查处与定期和不定期到企业进行检查督促相结合，发现企业违法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对于经督促或责令整改的仍不整改的加重处罚，下大力气纠正用人单位违法行为。
（二）、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劳动法》第88条规定，“各级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这即是《劳动法》赋予工会组织的神圣权利，也是工会工作的基本职责所在。在当前劳动侵权较多，而劳动者处在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工会组织作为劳动者利益的代表其维权与协调职能应得到进一步发挥，让劳动者能够更多的与用人单位平等对话，并能够在权益受到侵害及时的去维护。由于目前非公有制企业中大多尚未建立工会组织，严重制约着工会职能的发挥，因此要加强工会组织的建设工作。不断要充实工会组织的力量，配备必要人员，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组织机构。个别工会受用人单位影响太大，根本担负不起为劳动者维权的责任，这还需加强工会的相对独立性，切实发挥出工会的作用。
(三)、做好侵权的预防工作，是对劳动者权利保护的最好的立法。劳动行政部门应改变劳动争议工作被动处理的现状应逐步形成“重视预防，积极再调解，公平仲裁”的新工作模式。由劳动行政部门应深入到企业当中去，对发生争议较多的行业、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向劳动者问情况，找出矛盾原因。拿出对策并就容易出现的劳动侵权问题提出建议，以促进用人单位规范管理，预防劳动侵权的发生。发生劳动侵权后，应先由企业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力争将矛盾解决在企业内部。在调解不成时再由仲裁渠道依法解决。劳动仲裁委员会应加大对企业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指导，帮助提高企业调解员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效率妥善处理劳动争议，制止不法行为，维护合法权益，使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权益都获得有效的法律保障，实现劳动关系的协调发展。
(四)、加强劳动法律、法规的宣传，减少劳动争议事件的发生，现实生活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权利义务不对等的现象大量存在，二用人单位凭借其优势地位，有法不依，以权代法，不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才使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加强劳动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一方面可以提高双方当事人履行义务，遵守法律的自觉性，另一方面也帮助人们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增长法律知识，懂得通过法律途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就能有效地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并及时妥善处理各种争议，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稳定社会，是劳动者的权利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❻ 谁执法谁普法在加快法制政府建设中的重要性

每个人都要弘扬法治精神
新华社评论员：从制定出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我国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法律要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信法、守法的深厚土壤。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法治信仰，一个社会缺乏法治精神，法治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法虽立而难行。
只有把培育法治信仰、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树立法治意识置于法治建设全局的重要位置，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才能让法治在人民心中生根，在社会运行中生效。
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主任程斌：人民群众在实际生活中不但要用好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同时也要用法律约束好自身的行为，把法律融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通过宣传增进群众了解法治
信仰不会自发产生。培育法治信仰，离不开富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只有通过深入基层、走进社区等方式，深化和创新法治宣传，扩大和增进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了解，才能进一步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领导干部引领法治信仰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培育法治信仰，离不开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引领示范。近些年来，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在不断提高，但一些贪赃枉法、违法违纪插手干预司法个案等现象依然存在，侵蚀着法律的权威，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仰。
只有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体现出对法治的忠诚和捍卫，不违法行使权力，更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违法者受到惩处，才能引导群众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治之风，坚定法治信仰。
让老百姓打得起官司
法治建设有赖实践。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感知，很大程度来源于切身体验。完善和健全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司法救助，让老百姓打得起官司，让群众合理诉求及时就地解决，全社会尊法守法必然渐成风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全会决定把加强和规范公共服务提到很高的位置，是为了最大程度实现社会公正，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比如提出‘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将使政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都得到极大扩大。这是以法治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具体体现，也是党中央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直面重大矛盾和问题作出的重要决策。推进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将为社会法治的实现创造一个基本条件，避免法律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使每个人得到的法律服务更加充分。”
据新华社电
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5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一）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把宪法法律列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内容，列为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必修课。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普法工作的领导，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和人民团体要在普法教育中发挥职能作用。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法官、检察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加强普法讲师团、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健全媒体公益普法制度，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提高普法实效。
牢固树立有权力就有责任、有权利就有义务观念。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二）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帮教特殊人群、预防违法犯罪的机制和制度化渠道。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挥行业自律和专业服务功能。发挥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行为导引、规则约束、权益维护作用。加强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引导和监督其依法开展活动。
高举民族大团结旗帜，依法妥善处置涉及民族、宗教等因素的社会问题，促进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谐。
健全统一
司法鉴定管理体制
（三）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强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获得及时有效法律帮助。
发展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业，统筹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
（四）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引导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构建对维护群众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
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强化行政机关解决同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功能。
深入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健全落实领导责任制。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涉黑犯罪、邪教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绝不允许其形成气候。依法强化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影响安全生产、损害生态环境、破坏网络安全等重点问题治理。
■ 解读
不得挤占减少
法制教育课时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10月25日，教育部党组就在开会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时，要求认真研究教育系统贯彻四中全会《决定》的具体举措，要求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并加强青少年普法教育。
此外，2014年教育部工作要点中，也要求继续推进中小学教师全员法制培训，加强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络建设，深入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实际上，去年教育部就和司法部、中央综治办、全国普法办等部门联合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穿于大中小学法制教育全过程，将法制教育纳入学校总体教育计划。
其中，中小学要落实好《品德与社会》、《思想品德》、《思想政治》中的法制教育内容，相关部门支持中小学在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中有针对性地渗透法制教育，在安全、环境保护、禁毒等专题教育中，突出法制教育。
各级学校还要保证法制教育时间，不得挤占、减少法制教育课时和法制教育活动时间。并积极探索在中小学设立法制教育专职岗位，鼓励高校法律专业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
新京报记者 许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