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衰落

㈠ 物质主义为什么如此盛行

原标题： 大讲台 □陶东风 物质主义热潮伴随公共性衰落 上世纪末，美女作家卫慧在《我的生活美学》中写道：“我也许无法回答时代深处那些重大的问题，但我愿意成为这种情绪化的年轻孩子的代言人，让小说与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信用卡等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 卫慧所谓“欲望一代”大约是指比她小的那些“80后”、“90后”们，他们“没有上一辈的重负，没有历史的阴影”。“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不愿意负太大的责任。”这种不要责任和沉重，重要享乐和轻松的“欲望一代”的“生活美学”，可以恰当地称之为物质主义。最近热播的郭敬明的《小时代》，通过奢侈品和美色对这种物质主义生活美学做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这种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物质主义热潮并不仅仅表现为对奢侈品的极度钟爱，对物质欲望、身体快感的无度追求，对个人内心隐秘经验的变态迷恋，它实际上还伴随公共性的衰落：对公共事物的冷漠，政治参与热情的衰退，公共人际交往的萎缩。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了1990年以来大众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语境。 90年代躲进“密室”背叛80年代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年末，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类似西方的“祛魅”或曰世俗化运动，我们称之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平等、理性交往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开始兴起，关于真理标准、人道主义、主体性的讨论是其标志性事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世俗化否定了“文革”时期的贫困崇拜，肯定了物质生活的合理性。虽然这个世俗化浪潮同样伴随个性觉醒、个人主义以及物质生活的合法化，但它们并不意味着公共生活的衰退，恰恰相反，建立在祛魅（“思想解放”）基础上的新公共性的生成，是以觉醒了的个人为诞生标志的。 我们必须在这个积极世俗化的框架中思考和肯定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的进步意义。新时期出现的最早的大众文化，大概是从港台传入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开始的。对于从单一“革命文化”中长大的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听到这些歌曲真是如沐春风，其震撼力、亲切感难以言表，这种感受具有深刻的公共性。这些所谓“靡靡之音”是对极权式禁欲文化的反动，它不但极大地繁荣了当时中国老百姓单调贫乏的文化生活，而且唤醒了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在精神上无疑是极为一致的，可以说，它通过自己的方式呼应和推动了思想界、理论界的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 成千上万喜欢邓丽君的民众并没有因为喜欢她的“靡靡之音”而疏离公共世界，恰恰相反，这种“靡靡之音”和别的文化思潮一起培养了既具有自主性、独立人格，又积极关注公共事务的新颖个体。可以说，80年代的大众文化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功不可没。 但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世俗化开始发生畸变，开始向去公共化方向倾斜。中国社会虽然依然是一个世俗社会，然此世俗已非彼世俗。1990年以来的世俗是一个物质主义的世俗，是盛行身体美学与自恋文化的世俗。个人主义依然流行，但“个人”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关注身体超过关注精神，热心隐私超过热心公务。一种变态的物质主义与自恋人格开始弥漫开来。 可以说，1990年以来的大众文化是以通过躲进“铁门”重重的个人“密室”或灯红酒绿的KTV包房的方式背叛了80年代。因此，这种畸变的世俗化恰恰意味着公共世界的死亡。人们不仅失去了对于彼岸、来世的信仰，同时也失去了对公共世界的信仰，回到了身体化的个人自我，以封闭的自己与自己的私密关系代替了自我与他人积极交往。 着眼于重新激活公共精神 畸形的世俗化在坚持原有意识形态的同时吸纳了消费主义，鼓励国民把精力投入到日常消费：理财治家、崇拜明星、追逐时尚、健美塑身、迷恋名牌，等等，对公共世界的腐败和愚蠢视而不见。当大众也包括数量众多的知识分子，沉迷在传媒打造的日常生活审美图景、沉迷在去政治化的自我想象和个性想象时，真正值得关怀的重大公共问题由于进入不了传媒，而被逐出了现实。 这样的世俗化可能导致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实际上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急需争取与扩大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推进公民的政治参与的社会环境里，而大家都在那里津津乐道地关注自己的生活方式，热衷于美容化妆，打造自己合乎时尚的身体，这有点滑稽与悲哀。有理由认为：在今天，我们最应该警惕和担心的，就是出现一种只有所谓消费“自由”的畸形社会。这才是当今中国消费文化、大众文化背后隐藏的最严重误区。

㈡ 世界产铁第一的大国是 出口最多的是

“中国钢铁工业适应世界钢铁工艺技术发展潮流，整体工艺技术装备水平正在向大型化、现代化发展，大中型钢铁企业的装备水平有的已进入国际先进水平行列，有的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10月7日至9日，第41届国际钢铁大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面对全球钢铁业巨头的250位老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晓刚在大会期间作题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钢铁工业》的演讲，就中国经济发展带动钢铁工业的发展、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现状及其发展前景展望等问题展开了论述，赢得了在场老总们的热烈反响。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世界钢铁工业的发展前景及其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高效使用能源的创新方案等。而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也自始自终成为与会老总们的一大热门话题。他们纷纷表示，中国钢铁业将继续保持强劲增长。

国际钢铁工业协会新任会长、美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约翰·萨马（JohnSurma）说，虽然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在增大，但是，国际钢铁工业协会认为，美次贷危机对世界钢铁业的影响微乎其微，全球钢铁业将继续保持良好发展。预计今年的世界钢产量同比增长6.8%，达到11.976亿吨，明年的钢产量增幅也将达到6.8%。其中，尤以“金砖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钢产量增幅最为迅速，预计今年增幅可达12.8%，明年为11.1%。而在这“金砖四国”中，中国的钢产量发展又最为显著，预计今年增幅11.4%，明年为11.5%，钢产量占世界总量的35%。

“作为世界第一钢铁生产大国，显然，中国仅仅在数量上名列世界第一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还要成为世界钢铁强国，必须在质量上迈出新的步伐。为此，中国必须实现‘由跟跑世界核心技术到引领世界技术潮流’的转变，围绕行业共性技术和重点项目开展科技攻关，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软实力。”张晓刚对本网记者说：“目前，我国钢铁行业与世界先进国家还存在4大差距，其中最大的差距是产业集中度不够，近10年来甚至是逆集中发展；二是在高附加值端产品的产量、质量、品种、规格上存在较大差距；三是在新工业、新装备、新技术原始性开发及工程化方面存在差距；四是从可持续发展看，我国企业能耗偏高，环保上存在较大差距。但同时，我们也具有非常独特的优势，在技术、管理、装备、人才、企业文化等综合竞争能力方面并不逊色。可以这样说，要想看最现代的钢铁厂还必须到中国去。中国的大型钢铁企业能够不时攻克中国重点工程项目遇到的‘卡脖子’技术难题，表明中国的钢铁企业在世界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展望未来，从世界钢铁工业的发展来看：全球化的趋势愈来愈明显；联合重组的趋势更加突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获得广泛认同。张晓刚在大会发言时指出：中国钢铁工业将顺应世界钢铁工业发展潮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将主要以结构调整为主，从数量级向质量级发展。为此，中国钢铁工业将着力调整和优化结构，大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生产发展、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

各国老总们认为，为了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与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世界钢铁工业的改造、联盟、兼并重组步伐在加快，主要产钢国先后进入新一轮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阶段。钢产量世界前两名的米塔尔和安赛乐之间的兼并重组造就世界钢铁巨擘的行动已尘埃落定。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数年内，钢铁行业的下一波整合大潮将席卷中国。

会议期间，世界最大钢铁企业阿塞洛—米塔尔在柏林宣布，到2012年前每年将在欧洲投资10亿欧元；德国第二大钢铁企业Salzgitter公司也计划在德国再投资14亿欧元。显然，扩大产能已成为全球各钢铁业巨头的一大趋势。

㈢ 中国古代都是男人当权，为什么国家衰落却经常归咎于女人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盛行“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观念是众人皆知。在男权制的古代，人人以为天条的就是“夫为妻纲”与“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一直压在女性身上，从出生时就被教育要有女德。要为夫生儿育女，为夫家传宗接代。女性一直被束缚在一个低下的地位。

夏朝的喜妹、商朝的妲己、唐朝的杨玉环、周朝的褒姒，还有春秋时期的西施等皆被后人称为红颜祸水。他们认为是这些女子空有美貌，只知迷惑君王，使君王不理朝政，日夜与之嬉戏，导致朝廷衰落。其实，就是这些男性有偏见，明明自己受不了诱惑，自己不知道孰轻孰重，才导致国家衰败。为了各自的大男子主义，为了保留男性尊严，竟如此无情、滑稽、无耻，将所有罪过归咎于地位远不如自己的女性。

㈣ 公共人的衰落的图书目录

中文版序
致谢
第一部分公共问题
第一章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之外的爱
死亡的公共空间
公共领域的变化侣
现在中的过去
第二章角色
角色
公共角色
城市中的公共角色
证明或者可信性？
第二部分古代政制时期的公共世界
第三章观众：陌生人的聚集
谁到城市来？
他们住哪里？
城市布尔乔亚的变化
宫廷和城市的相互影响
第四章公共角色
身体是服装模特
话语是标志
充满激情的非人格领域
第五章公共与私人
公共表达的范围
自然表达处在公共领域之外
公共和私人就像社会的分子
分子破裂
第六章作为演员的人
普通人对作为演员的人的看法
狄德罗的表演悖论
卢梭对作为戏院的城市的控诉
卢梭的预言
第三部分19世纪公共生活的混乱
第七章工业资本主义对公共生活的影响
19世纪城市人口的新变化
城市的区域划分
城市变化和布尔乔亚的生活
公共商品
第八章公共领域中的人格
巴尔扎克的看法：人格是一种社会规则
公共领域中的人格：身体的各种新形象
戏台展示了街道不再展示的真实
人格和私人家庭
推翻过去的革命
总结
第九章19世纪的公共人
演员
观众
第十章集体人格
1848：个体人格战胜阶级
Gemeinschaft
德雷弗斯事件：破坏性的Gemeinschaft
谁是真正的激进主义者？
第四部分亲密性社会
第十一章公共文化的终结
第十二章卡里斯玛的去文明化
卡里斯玛理论
卡里斯玛和仇恨
电子技术加剧了过去的沉默
造星系统
第十三章共同体的去文明化
建筑在共同体周围的壁垒
建筑在共同体内部的壁垒
共同体的人性代价
第十四章失去演技的演员
游戏能力是公共表达的能力
自恋削弱了这种能力
自恋的调动和一个新阶级的出现
自恋是当今时代的新教伦理
结论亲密性的专制统治
附录“我控诉！”
译后记

㈤ 公共人的衰落的内容简介

在研究公共生活的理论家中，理查德·桑内特和哈贝马斯、汉娜·专阿伦特鼎足而立，分属别代表了西方公共生活理论的三种不同学派。《公共人的衰落》正是桑内特研究公共生活的扛鼎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公共人的衰落》具体展示了现代社会特有的公共生活现状，从城市人口、建筑交通、户外空间、环境失衡等方面揭示出人们的紧张和焦虑，由此证明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自我迷恋是公共生活衰落的结果，而公共生活的衰落，则是入侵公共领域的人格引起的。全书对此观点作了细致精辟的分析和论述。作者追述了18世纪以来西方城市发展的历史，对宫廷、布尔乔亚阶级、市民阶层的社会存在和交往都有广泛的涉猎：从文学、宗教、艺术到戏剧、音乐，再到服饰、话语、视觉、人格、角色。其中不乏对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狄德罗、卢梭等人的分析。最后还指出了人们应当积极参与公共活动，在社会中主动积极地追求自身的利益。
这部经典的社会学著作对于我国的城市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尤其为研究公共空间和个体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出版价值。

㈥ 介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公共领域有哪些

所谓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
行政学和政治学中的公共领域是指那些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社会生活内容，是围绕着公共部门的核心而展开的公共生活形态。它的特点是非交换性。
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公共领域》中，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定义为“一种用于交流讯息和观点的网络”，这可能会使他们形成一种公共判断。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他对资产阶级(Bourgeois)公共领域的上升和衰落进行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阐述。德语术语Offentlichkeit（公共领域）包含了多种意义，它意味着一种空间概念，社会场所或区域，在这里意义被关联、分布和协商，以及这种集结的过程和整体，“公共”。（Negt and Kluge 1993)
“公共领域意指特定的机构、中介、实践；然而，它也是一种一般的社会经验范围，其中所有实际上或表面上对所有的社会成员相关的事情形成一个整体。在某种意义上来理解，公共领域一方面是为一些专业人士（如政客、编辑、组织官员）提供的一个场所(matter)，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涉及到每一个人，仅仅在人的思想中和他们的意识范围内才能理解的东西。”（Negt and Kluge,1993)
哈贝马斯（1989）所表达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从18世纪的英国就已经真正存在。那时伦敦社会中的咖啡店变成了艺术和文学批评的中心，逐渐的伸入到经济的或者政治的如对事件的批评。在法国的沙龙，如哈贝马斯所说，“观点从经济依赖的束缚中解脱”。任何一件新的作品，或者一本书或者一件音乐作品都必须在这里得到它的肯定(legitimacy)。它不仅仅是一个自我展现的论坛，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开讨论一个观点和公共讨论议程的平台。

㈦ 公共领域形成产生哪些方面的作用

所谓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意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其中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并组织对抗武断的、压迫性的国家与公共权力形式，从而维护总体利益和公共福祉。[1]
行政学和政治学中的公共领域是指那些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社会生活内容，是围绕着公共部门的核心而展开的公共生活形态。它的特点是非交换性。
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公共领域》中，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定义为“一种用于交流讯息和观点的网络”，这可能会使他们形成一种公共判断。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他对资产阶级(Bourgeois)公共领域的上升和衰落进行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阐述。德语术语Offentlichkeit（公共领域）包含了多种意义，它意味着一种空间概念，社会场所或区域，在这里意义被关联、分布和协商，以及这种集结的过程和整体，“公共”。（Negt and Kluge 1993)
“公共领域意指特定的机构、中介、实践；然而，它也是一种一般的社会经验范围，其中所有实际上或表面上对所有的社会成员相关的事情形成一个整体。在某种意义上来理解，公共领域一方面是为一些专业人士（如政客、编辑、组织官员）提供的一个场所(matter)，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涉及到每一个人，仅仅在人的思想中和他们的意识范围内才能理解的东西。”（Negt and Kluge,1993)
哈贝马斯（1989）所表达的公共领域的概念从18世纪的英国就已经真正存在。那时伦敦社会中的咖啡店变成了艺术和文学批评的中心，逐渐的伸入到经济的或者政治的如对事件的批评。在法国的沙龙，如哈贝马斯所说，“观点从经济依赖的束缚中解脱”。任何一件新的作品，或者一本书或者一件音乐作品都必须在这里得到它的肯定(legitimacy)。它不仅仅是一个自我展现的论坛，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开讨论一个观点和公共讨论议程的平台。

㈧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一些评价

英语世界在赞叹哈氏思想体系博大的同时，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得失进行了多层面的探析。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克雷格·卡尔霍恩认为，《公共领域》一书一问世便招来争议，并且可能继续引发争议(该书出版之初，德国国内的一些左翼青年抨击它排斥了无产阶级公共领域，未能充分把握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日常生活（包括大众传媒），夸大了被理想化了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解放潜能（Garnham，1992：8）)，但是没有一本书能产生像它那么多的教益。卡尔霍恩也指出，《公共领域》的主要缺点是未能地对“古典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有组织的”或“当下的”资产阶级的后转型（postrans formation）公共领域一视同仁。“哈贝马斯倾向于以洛克和康德的眼光评判18世纪，以马克思和密尔（Mill）的眼光评判19世纪，以典型的郊区电视观众的眼光来评判20世纪。”因此哈氏并没有认真对待20世纪一流思想家的成果，恢复其作品中在意识形态方面被扭曲的真相，而这正是他对17、18、19世纪的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相反，他没有看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那些既无理性、也无批判性的庸俗出版物、大肆刊登耸人听闻的犯罪和丑闻故事的小报。其结果也许是夸大了公共领域在20世纪的退化。1960年代批判性政治公众的复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公共在大众传媒中的地位也不一定像《公共领域》一书中所指称的那么消极，就可选择的民主性媒介战略而言，也许其空间比哈氏所意识到的要大（Cahhoun,1992：33）。
英国中央伦敦理工专科学校的尼古拉斯·加纳姆则对公共领域理论持更多的肯定态度。他将学术界《公共领域》一书的批评归纳如下：
（1）哈氏忽视了当代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并行的平民公共领域（plebeian public sphere）的发展；
（2）哈氏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理想化了。研究揭示了早期印刷市场恶性竞争的结构，而这个市场不是由致力于公共启蒙的能够自由交流的知识分子所控制；
（3）哈氏将家庭和经济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
（4）哈氏的理性主义公共交流模式使他不能形成多元主义的公共领域理论；
（5）《公共领域》的后半部分带有鲜明的精英文化取向，因而过于倚重阿多尔诺的文化工业模式（cultural instries），它夸大了文化工业控制者的操纵力量，忽视了信息领域中国家干预的公益模式。
（6）哈氏的交往行动模式虽然已经成为公共交流的准则，但是它忽视了并非寻求共识的其他交往行动；
（7）因此，他在信息与娱乐之间划上了一条过于鲜明的界线，忽略了两者的联系，这一点在思考当代民主社会中大众传媒的角色时具有特殊的重要（Garnham1992：359~360）。
加纳姆认为，尽管这些批评有助于完善哈氏的理论，然而它们并不能贬低《公共领域》的三大优点：
（1）它聚焦于大众公共传播制度与实践之间和民主政治的制度与实践之间经久不变的联系；
（2）它注重任何公共领域所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3）它避免了“自由市场/国家控制”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而这种二分法在欧美支配着传媒方针研究。
出于两个原因，上述优点在今天可能比当年更有价值。
其一，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和全球性私营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民族国家的基础正在动摇；而在传统上，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内，公民权问题以及传播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和公民权的性质。为了民主地控制全球经济和政治，我们必须培育新的政治体制和公共领域。
其二，西欧传统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有如下特点：市场力量增强；在文化资源分配方面改革既有的公共服务模式；电视机成为越来越个人化、家庭化消费方式的中心；市场上出现享受昂贵的专门化信息和文化服务的信息富人（thein formation-rich）和接受日益同质化的大众性娱乐服务的信息穷人（thein formation-poor）；信息和文化领域从国内转向国际以及随之而来的音像新产品的激增；国家电信垄断产业的放松管制和私营化；赞助商对体育和艺术的渗透；在削减公共开支的压力下教育和科研机构转向私人筹措资金；将经济效益视为提供公共信息的标准。这一趋势的结果将改变文化界中市场与公益之间的平衡（Garnham,1992：360~363）。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迈克尔·舒德森教授则以美国为个案，以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理性一批判的政治交往这两个公共领域的要件入手，探讨了在美国有无公共领域的问题，进而得出了以下结论：在18世纪的殖民地时期，没有出现今天成为美国政治特点的一般意义上的理性—批判的讨论，有政治意图的骚乱要多于关于政治原则的讨论。在19世纪，政治交流并没有随着政治参与的实质性进展而变得更具有理性和批判性。如果我们根据刊登在报纸上的《联邦党人文集》来推断18世纪的政治、根据1858年的林肯—道格拉斯关于奴隶制度存废的大辩论来推断19世纪的政治，那就像以1974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关于弹劾尼克松总统的辩论电视直播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讨论来描述1970年代的政治一样不可靠。这些都是特例，而不能反映各自时代的正常政治交流。因此如果说开展理性一批判的政治交流的公共领域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美国欣欣向荣，那是缺乏根据的（Schudson,1992：160、146）。针对一些附和哈氏的学者抬高政党报刊(哈氏称之为传播“信念”的报刊（哈贝马斯，1999a：221）)、贬低当代主流商业性报刊的观点，舒德森没有像美国新闻史名家弗兰克·莫特（FrankL. Mott）那样，称政党报刊时期为“黑暗时期”，并将1830年代大众化商业报纸的兴起誉之为如日初升，但他指出，早期报刊躲避政治讨论和争议，甚至回避本地新闻。而在1840到1900年间，尽管有不少报纸附属于政党，但是报纸上政治讨论的内容和新闻的比重大大增加，政治参与程度达到了最高水平。而当代大众传媒上的某些专栏和节目发表的不同意见在某种形式上更接近于理性—批判的政治交流。因此他认为，就美国的情形而言，传媒“今不如昔论”站不住脚，换言之，哈氏对早期报刊有过誉之嫌（Schudson，1992：152—156）。
同加纳姆一样，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媒介社会学中心主任汉斯·韦斯特拉滕教授更加重视公共领域理论在当代社会情境下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哈氏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以如下要素为基础的（Verstraeten，1996：348）：
1．公共领域需要这样一个论坛：它对尽可能众多的人开放，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
2．在公共领域中，各种论点和意见可以通过理性的讨论来展开交锋。这意味着，只有在公共领域首先对于一个人可能作出的各种选择方案有一种明察的情况下，“理性的”政治选择才有可能。与此同时，传媒应该提供尽可能宽广的解释框架，以便使该公民也能够知晓他没有选择的方案是什么。
3．系统地和批判性地检验政府的政策是这种公众领域的首要任务。
从以上公共领域的结构特点可以得出以下与传媒有关的重要结论（Verstraeten，1996：348~349）：
（1）公共领域概念决不可以同公共广播电视法规混为一谈，因为西欧的大部分公共广播电视公司提供了许多公共领域受控制的实例。
（2）上述结构特点恰恰表明，这样一种“公共领域”从来就没有真正出现过，充其量只有某种“萌芽”，既然如此，就无所谓公共领域的衰落与退化。因此我们对传媒与公共领域关系的探讨与怀旧复古、回归19世纪无涉。恰恰相反，我们首先需要立足于当代的社会情境，使公共领域的概念具有现实的意义（Verstraeten，1996：348~349）。
韦斯特拉滕认为，有鉴于此，不能对公共领域中的理性作出过于狭窄的解释。尽管这与当代社会领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传播、合理性和主体性——相关联，因而极为复杂。如果这种理性指涉的只是关于各种“严肃的”社会性主题的理性的和理由充足的讨论，那就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即只有传媒的信息传递功能才受关注。事实决非如此，传媒提供娱乐的功能（这在电视上居支配地位）在促成公共领域的转型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Verstraeten，1996：352~353）。
韦斯特拉滕强调，当代传播学者似乎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和他的老师哈罗德· 英尼斯（HaroldInnis）的观点，而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技术决定论”，应以媒介技术研究为重要使命。视听媒介的发展强烈地影响着公共领域的结构。电信不应被视为一种在两个分离的“地位环境”之间达成快速沟通的技术手段，而应被视为大大改变社会地位的媒介。有了电信，人们对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不在场 ”（“off-stage”）行为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电信将公共领域中的人们安置在不同的位置上；公共领域将有更大的动力，不再仅仅以“在场 ”（“on-stage”）的行为为基础（Verstraeten，1996：354~355）。
看看哈氏自己后来的评价也是颇有意思的。到1990年代初，他已经放弃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Cahhoun,1992：40），转而比较认同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了(他在1999年北约—南斯拉夫战争中的立场表明了这一点（哈贝马斯，1999c）)。他在 1990年3月为《公共领域》德文新版写的序言中承认，“如果我今天重新研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也许，与当初写作本书不同的一点在于，我的评述会少一点悲观色彩，我所假定的前景会去掉一些固执的成分”。苏联东欧的巨变转型使他重新看到了“福利国家大众民主”(“welfarestatemassdemocracy”)的活力和他过去小视的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在这场变革中的作用：
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巨变构成了链形事件，它不仅是电视转播的一个历史事件，它自身正是通过电视转播的方式完成的。大众传媒不仅起到了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作用。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不同，电视使得游行民众在广场和街道的真实在场转变成为无所不在的在场，因此，它们展现出了革命力量。
由于哈氏公共领域理论的精深、国内研究的有待深入和笔者的能力所限，在这里只能提一些个人的浅见。正如卡尔霍恩所言，《公共领域》一书的最大贡献不在于给出了某种权威性的论断，而在于它作为一部硕果累累、灼见四射的发电机，不断激励着新的研究、分析和理论（Calhoun，1992：41）。欧美学者对它的褒扬和批评都证明着它的价值。如果我们抽去“资产阶级”的限定语，那么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的情境下，也是很有研究和借鉴意义的。
首先，一个合理而健康的国家应当努力营造一个公私分明、自由和责任界限清晰的社会。
其次，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共形成良性互动，维系民主与法治；
第三，传媒应明确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公器角色，成为公众的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防止在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的侵蚀下退化。
第四，传媒所传递的是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的理性的和批判性的声音，而不是非理性的和被操纵的意志；
第五，传媒研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仍就是一个基本方法，但是必须有所发展；
第六，传媒与高新技术和新经济的关系以及新技术对传媒和社会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