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什么时间提出的

①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代表人物布坎南的思想什么

一、方法论个人主义
布坎南强调，无论是在集体活动还是在私人活动中、在市回场过答程还是政治过程中，个人都是最终的决策者、选择者与行动者，而不管产生总体结果的过程与结构有多复杂，
二、经济人理性原则与利己主义本性
布坎南认为：理性原则并不总是意味着利己主义或一味追求个人主义，但另一方面，他在理论分析中又实际上把利己主义因素放在主要地位，认为个人即使在公共选择活动中也主要是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只是可能比在私人市场活动中要弱一些，但决不是象传统理论中认为的那样，只存在公共利益而不存在个人利益，不过，布坎南也指出理想行为假设有其局限性，第一，与经济活动相比，政治活动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难以做到行为理性化，甚至连理性行为的定义都难以给出，第二，与经济活动相比人们在政治活动中对活动的结果承担的责任要轻的多，因而不大会进行理性的比较计算。
三、政治的交换过程性质
布坎南认为民主政治活动中的个人活动也具有交换的性质，人们在政治活动达成协议、协调冲突、制定规则无不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因而类似市场中的交换，另外，布坎南也特别强调把政治作为一种过程来理解，理解为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

② 布坎南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做出的贡献是怎样的

布坎南“因为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获得1986年诺贝尔经济专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肯定了属他的“经济与政治决策理论是对契约与制度基础的发展”。这样，皇家科学院承认了以“公共选择理论”而闻名的一个正在发展的多科性思想流派。这个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结合在一起的理论，把传统经济学家们常常用来阐述私人部门的基本经济原理——个体决策者的利己原则——应用于公共部门。然而，假定私人个体采用利己原则促成了更大的利益，而部分选举出的官员和官僚们出于同样的动机却会引起有害的社会影响。因此，为了改善政府的职能，布坎南进一步发展了一种制度理论，这种理论强调规则对产生令人满意或不令人满意的经济政策的重要性。

③ 公共选择理论的概念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至今仍存在着一些争辩，这些争辩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焦点：
（一）效用的衡量准则
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社会福祉函数的研究。对社会福祉函数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旧）福利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的成果。
（旧）福利经济学有三个核心假设：第一，个人福利可以采用基数的形式进行衡量；第二，不同人的福利可以加总，并得到社会总福利；第三，补偿检验。在通常情况下，一些政策会使一些人的福利改善，使另一些人的福利恶化。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希克斯等人提出的补偿检验认为，如果受益者在充分补偿受损者以后，还能够有所剩余，那么这种政策就是符合公共利益的。这实质上就是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1930年代以后，以罗宾斯、萨缪尔森、希克斯等人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家强势崛起，特别以罗宾斯的名著《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为标志，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基数效用和人际比较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效用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无法用具体数值来衡量，更不能进行人际比较。
总之，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
（二）社会福祉函数
公共选择理论界对社会福利函数争辩的焦点在于社会福利函数是否存在，特别是1950年肯尼斯·阿罗提出著名的“不可能定理”以来，许多人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已被宣判死刑。
阿罗“不可能定理”横空出世，指出符合阿罗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之不可能性。对于这个结果，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几位大师，并未采取绝对化的观点。阿罗在《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效用和”中说：“在2.1节中我们已经拒绝了将效用和量化的想法，尤其是拒绝个人间效用的比较，现在所采用的方法也就排除了这种福利函数形式。但是，假定效用和仅仅依赖于个人排序而不是效用指标，它还是可以重新形成的。伯格森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讨论中似乎已隐含了此意”。
丹尼斯·缪勒（DennisCMueller）对理论界所研究的社会福利函数作了经典的归纳，将业已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概括为四种基本类型：“（1）实值的社会福利函数，以伯格森·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bergson-samuel-sonsocialwelfare function）为代表，该理论认为，社会福利值w（用序数表示）取决于被认为影响福利的所有可能的实值变量zi，即w=w（z1，z2，…）。但这仅是一个概念化的函数，没有给出函数的具体形式；（2）公理性社会福利函数，以威廉·维克里等为代表；（3）社会契约型，以约翰罗尔斯等人为代表；（4）功利主义契约型，以豪尔绍尼等人为代表。” 丹尼斯·缪勒通过旁征博引，对若干有代表性的实值型社会福利函数优、缺点作了较详细的剖析。
当今公共选择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马蒂亚·森（AmartyaKSen）概括了“不可能性定理”的一个新突破口：1940年代以来，偏好或者其相应的保序函数——效用函数——作为解释个人选择行为的基础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
（三）投票规则———多数同意抑或一致同意
在投票规则设计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多数规则与一致同意规则的争论。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达尔（DahlR）对多数原则产生怀疑的原因在于：“多数原则是按人头论多少，于是它把不平等的强度平等化了。因此多数原则是建立在一种虚构上，即十分软弱和不现实的约定上：让我们假设各种选择的强度是一样的。” 规则不能反映投票人的偏好强度，投票的结果不能达到最优。
尽管多数法则遭受了许多责难，但一方面，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习惯；另一方面，作为社会选择的一种具体方法，人们对它已有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中一系列研究成果揭示出多数方法在社会福利函数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阿马蒂亚·森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中介绍“关于多数规则的条件”；“多数选择与相关系统”坚持认为多数规则（虽存在着一些重要缺陷）在公共选择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所有的集体选择规则中，多数决定方法可能比其他任何方法都得到更多研究，… …容易理解它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关于选择规则的条件”中对多数规则予以理论上的高度概括，“梅（May）证明了，惟一确定的具有无限制定义域的、无关方案独立的、同时具匿名性、中立性、中立性和正响应性的CCR是多数方法。若一个人赞成所有这些条件而不愿意接受多数规则，那么他就麻烦了，因为他至少必须要丢弃这些判断中的一个。…多数决定方法像帕累托扩展规则那样，满足独立性、匿名性、中立性、非负响应性、强帕累托原则，以及无限制定义域条件。” 另一方面，其他学者对一致同意规则的讨论主要有：1896年，瑞典学者克努特·威克塞尔（JohnGustavKnutWicksell）从独特的视角提议“把所有人从集体行动中受益的可能性与全体一致性通过规则联系起来”、提出“一致性规则是惟一能确定地导出满足帕累托条件的公共物品数量和税额的选举规则”
1962年，布坎南（JamesMBuchanan）与戈登·塔洛克（GordenTullock）在其名著《一致同意的计算》中论证了在公共选择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一致同意需要极大的成本。现实中的政治程序多采取间接民主制（代议制）或多数票原则（简单多数或比例多数），但政府行为和政府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政治官员的动机支配……但多数原则是否就必然提供了合理性呢？或者多数人是否有剥夺少数人权力和自由的正义呢？这显然是个争论更深层次的问题。 与阿罗的观点相同，布坎南认为，在相互冲突的主体间形成一致的规则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求其次，通过多数人规则来实现，这就必须理解多数人规则的实质：并不在于让多数人接受而形成决策的规则，而在于让所有人都接受决策的规则。布坎南认为，多数主义政治会导致多数人联合体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的利益而重新分配资源，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效应。他主张，放弃简单多数规则，而建立一个可以包容更多人的规则，即一种“普遍性的限制”（constraintforgenerality），从而使政治家在决策时按照公众的利益公平的处理社会福利的分配。 1971年，戈登·塔洛克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投票者的个数总是大大超过备选方案个数。这时，出现投票悖论的概率是如此之小，以致于在实际上可以不考虑它。这时，出现一致的概率就很高，而再提出或拥护另一个选择方案的成本会高于该方案能带来的利益。如果实际的多数投票结果确实靠近中间状态，则该结果将被大家所接受。
1994年，休·史卓顿（HughStretton）和奥查德（LionelOrchard）的分析表明：由于投票过程中理想最优的一致同意的直接民主无法实施，实际中采取的间接民主投票仍不是理想的民主决策方式。间接民主投票存在如下缺陷：（1）多数票规则难以获得均衡结果；（2）多数票规则会导致对公共决策控制权的争夺；（3）多数票规则会导致选民对公共选择活动的冷淡。 可见，现代公共选择仍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中。

④ 求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败理论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 公共选择理论是布坎南等人创立的一种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新公共经济理论，其突出的特点是把政治决策的分析和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国家理论，选举规则，选民行为，党派政治，官僚体制等等”。公共选择是指通过集体行动和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对资源配置的非市场选择，即政府选择。布坎南解释说：“公共选择理论只是明确提出公共经济一般理论的一种努力，它可以帮助我们在集体选择方面从事人们长期以来在微观经济学方面所做的事情，即用一种相应的尽可能合适的政治市场运转理论来补充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与交换的理论。该理论是这样一种尝试，它要建立模拟今天社会行为的模式，其特点是根据个人是在经济市场还是在政治市场活动，采取不同方式处理人类决定的过程。一切传统模式都把经济决定视为制度的内在因素，而把政治决定视为外部因素，人们拒绝就这些外因的规律及其生产进行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却是把人类行为的两个方面重新纳入单一的模式，该模式注意到，承担政府决定的结果的人就是选择决策的人。” “政府失灵”研究根据“经济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论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灵问题。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政府失灵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议会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有效”。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否则，政府的存在就无任何经济意义。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它们削弱了国家干预的社会‘正效应'，也就是说，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于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干预会产生“负效应”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弥补这些缺陷。布坎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说。布坎南对政府失灵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根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就如何补救这种“失灵”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政府政策的低效率。布坎南认为，所谓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执行的政策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一般说来，美国政府的政策在理论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拟定方案，最后由选民投票确定的政策，像重大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国家前途影响较大的对外政策的制定等。第二类是由政府的高级领导层拟定方案，如联邦政府或地方州政府拟定的方案。第三类是由政府部门全权独立制定与实施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合理性通常是由宪法等法规来保障的，政府部门的职责是照章办事。这里仅以第三类政府政策拟定的方案作为政策低效率的考察对象。这类政府政策而言，因为每个政府部门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该部门领导人根据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来决定的，所以，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部门的政治家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自由，使得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被自身的“经济人”动机所左右，以至于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常难以符合实际；另一方面，由于该部门政治家行为的灵活性与他们的自利动机的强刺激性，使得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不是倾向于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布坎南认为，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行为方式。如果约束机制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地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公共利益不被他人或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损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不应该把增加社会福利与保证个人平等的权力随便交给某一特权机构，然后再虔诚地等待它的恩赐。理性的做法是，使这些特权机构或特权人物受制于某一硬约束机制，并且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政府失灵说认为政府机构低效率的原因在于：1、缺乏竞争压力。在美国的政府机构里，由于相当一部分官员和公务员，受终身雇佣条例的保护，没有足够的压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里，也往往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使其不注重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2、政府行为趋向于资源浪费。布坎南认为，首先，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由于没有产权约束，他们的一切活动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自由度比市场中私人企业家还大，使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不断发生。其次，政府行为也没有利润含义，官员从个人的得失出发，为追求选票和政绩，尽量满足来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结果使公共产品超量供应，社会福利费用过高，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因为官员的权力是垄断的，有“无穷透支”的可能，他们一旦决策失误，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远远大于一个企业家的投资失误。3、监督信息不完备。从理论上说，政治家及公共服务机构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必须服从公民代表的政治监督及司法、审计监督等，以保证政府运行的效率。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监督的效力很可能因为信息的不完备而降低、甚至失去。这是因为监督者为了有效履行其职能，必须对被监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向监督者提供信息的往往是被监督者，由于政府部门对其经营业务有着自然的垄断性，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来封锁一部分公共产品所涉及的有关资源和成本的信息。因此，监督者根据被监督者提供的不完备的信息所进行的监督，其实效是大打折扣的。政府的寻租活动。根据布坎南的定义：“寻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如纺织业寻求政府的关税与配额的保护，将外商拒之于国门之外，维持本行业的垄断地位，而高额垄断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被称为经济租金。可见，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并非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生产成果（利润）的一种再分配。因此，寻租行为具有非生产性特征。同时，寻租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政府权力的介入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寻租活动中浪费的资源，经济寻租引起的政治寻租浪费的资源，寻租成功后所损失的社会效率。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见的寻租行为有四种：一是政府定价；二是政府的特许权；三是政府的关税和进口配额；四是政府订货。因此，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对西方现行民主制度，对国家和政府深表怀疑。正如布坎南所说的：“公共选择理论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公共选择理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在这里，有关政府及统治者的行为的浪漫的、虚幻的观点已经被有关政府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充满怀疑的观点所替代。而且，这一新的观点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更为符合。”

⑤ 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内容提要: 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在分析框架上有显著特征。公共选择理论仍然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而在遇到个人需求偏好缺失与公共选择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主张通过“政治程序”来解决经济问题。这种“选择”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也是公共选择面临困境时的选择。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否则，便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
[关键词]公共选择；分析框架；主流经济；政治市场

以经济分析方法著称的当代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关系；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从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正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新扩展，而这一扩展所依托的理论基础及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贝克尔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本文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进一步说明公共选择理论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跨越的逻辑推理过程。

一、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主体（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丹斯·缪勒给公共选择理论下的定义常常被西方学者引用：“公共选择理论被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方法仍然是经济学的方法。”但其与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框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市场上的供求行为及其相应的经济决策，而把政治决策视作经济决策的外生因素或既定因素。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动机支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越了个人利益。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统一分析人的行为的两方面，从而拆除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在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竖起的隔墙，创立使二者融为一体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党官员、政治家（供给者）。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效用的私人物品；但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动机进行活动；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主流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都是以微观的个体为起点，按照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的，但二者在理论上却存在着分歧。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他们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布坎南和塔洛克在《一致同意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写道：“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应当和作为组织社会活动规范的个人主义相混淆。前一种个人主义表示试图把政治组织的所有问题简化为个人面临各种选择以及他在这些选择中所做的选择。而指导他选择的目标或标准在这种分析中不占任何位置。相反，作为一种组织规范的个人主义包含明确认可一定的价值标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目标是客观的，公共选择理论的成本效益以及选择都具有主观性质。公共选择学派强调，任何外部观察者都不能确定社会的福利情况，只有个人才知道他们自己的效用，因此，必须给个人充分的选择自由。而主流经济学则认为，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可以由客观标准确定或可以从物质上进行计算，函数的最大值也是客观确定的。

第三，自1932年罗宾斯发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后，经济学是研究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或有竞争性目标中怎样配置稀缺资源的科学，这成了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标准定义。根据这个定义，人们的选择行为和选择结果似乎与制度结构和宪法秩序无关。分析框架以资源稀缺性为基本前提。公共选择理论试图重新构造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就是从经济学的定义开始的，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选择的科学或资源配置理论，而是一门交易的科学，把市场交易作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分析的重要工具，分析框架以市场交易为基本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

二、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形成的理论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理论之源的，因为财政理论是关于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的理论，涉及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政府税收和政府支出是政府或集体的活动，在政府的收支过程中，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或政府，而不像在经济市场上，他面对的是企业。这些特点把财政学与经济学中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经济学理论大都集中研究非政府的决策人（如消费者、生产者）的活动，财政学则把公共经济引入解释私人经济活动的分析体系。为此必须研究税收和支出选择的政治决策机制，而政治决策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

19世纪末，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提出了政治自愿交易学说和一致性原则。他认为，没有个人利益就没有任何利益。人们正是基于自身利益，通过自愿的交易来形成所需要的政治过程的结构。在市场上，个人用一种物品交易另一种物品；在政治上，个人交易他们同意的公共需要的成本份额。由于政治行为人是在一定的规则内做出选择的，所以规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判断规则是否重要，就需要确立某种标准来进行检验。用全体一致的原则来检验政府活动的效率是最好的检验原则。在维克塞尔之后，另一位瑞典经济学家林达尔提出了公共产品理论。林达尔在1919年发表的《公平的赋税》一文中，根据维克塞尔的自愿交易学说，认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同私人产品的生产一样，都是社会成员各自交易的获益的行动。人们通过公共产品的消费获得满足，人们缴纳的税款则是为公共产品的生产支付的成本价格。政府在一定时期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数量不是任意的，而是由不同利益的社会成员进行相互交易的均衡点来决定的，并由此确立了公共产品市场与政治市场相均衡的理论基础。

19世纪在欧洲大陆流行的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学说，尤其是社会契约理论也构成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社会契约理论家们认为，人类曾经生活在一种没有法律和政府的自然状态中，并且由于这种自然状态缺少一个公正的、强有力的裁判者而相互为敌。于是人们便通过相互订立契约，把部分自然权力让给社会，从而产生了国家和政府。政府的权力不是无边无际的，它受宪法的制约；统治者也必须遵守社会契约，否则选民有权推翻他。这种自然法思想和有限政府学说构成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国家学说的基础。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致力于分析市场的缺陷，强调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把纠正市场失灵的希望寄托于政府，把政府看成是一部超级机器，是集体利益的体现。公共选择理论并不认为政府就是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而是只有通过政治程序或在“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塔洛克发现，资本主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区别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表现不一样，而在规定他们追求个人目标时自治程度的行为准则和制度约束在私人企业中要比在政府部门中严格得多。由此产生了一个反常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人企业中的个人活动最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而在行政机构中，人们却有可能恣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管这些个人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这不但为“政府失灵”提供了微观分析基础，而且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特征。

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都认为，市场机制并不象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是一架运转良好、能够自动调节的机器，市场的解决办法并不总是最优的。政府（或集体）干预应该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这些缺陷是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的假设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如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完全以及规模经济的存在和出现，完全竞争模型并没有把这些情况纳入它的分析框架。因此，他们提出国家应当更多地担负起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责任。但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人”的自利性，推出了由这些人组成的政府必然是失灵的结论。这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是一次重大的修正，并使经济学分析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延伸，公共选择的政治程序化有了逻辑基础。

公共选择理论在由经济市场向政治市场的延伸中，只强调了“经济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对“经济人”在政治市场上的政治利益及政治集团利益并未做出解释。将个体置于政治市场中，应当存在一个“政治人”或“社会人”。这往往需要借助于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对政治人的政治利益进行描述，否则“投票”中的政治民主就失去了逻辑基础，也不能很好地说明利益集团政治诉求的动因。

三、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评价

主流经济学的所谓制度心理个体主义，是包括以下几个命题的分析方法：一是只有个体才能有目标和利益，因此，任何制度分析除了个体之外不可能找到其他科学的解释基础；二是社会整体是个体行动的结果，所以社会整体必须归结到个体行为上才能形成一致性的理论；三是个体行为的动力是由个体主观效用最大化构成的，个体行为的性质是由认知结构决定的，因此，对制度等整体范畴的认识必须从个体心理出发。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行为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和政治的见解上。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看来，个人只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组成单位，而政府只是个人相互作用的制度复合体，个人通过制度复合体做出集体决策，来实现他们相互期望的集体目标，同时也通过制度复合体开展与私人活动相对立的集体活动。公共选择理论把个人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把社会存在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应当根据个人来解释社会和政治，而不是根据社会来解释个人。布坎南曾经把他的公共选择理论看作是“政治过程的个人主义理论”。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程序的解释，只是一种逻辑推理，与主流经济学一样，在分析框架方面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一般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是门格尔提出的。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方法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他认为，经济理论的最简单因素是个人的评价，以此为出发点，可以形成实际生活中可观察到的更为复杂的经济关系。把方法个体主义加以系统阐述，并把它作为基本原理来加以推崇的人是与门格尔属于同一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米塞斯指出，构成方法论个人主义原理的内容有三项：第一，任何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做出来的。一个集体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做些有关集体的行动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该行为影响的各个个人对于这个行为所赋予的意义。第二，人是社会动物，但社会过程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个人行为的不断变动就是社会过程的进展。第三，集体是无法被具体化的。由于个人的行为才赋予集体以具体的意义，米塞斯给“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下的定义是，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性。这个定义不但把个人和个人有目的性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 主张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应当是从个人到社会，而不是相反，而且承认社会机构和社会团体也具有某种意识或目的。卢瑟福认为，只有个体才有目的和权益，社会制度及其变迁只是个人行动的结果。在他看来，个体分析方法，对理解任何一种经济制度或组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一方法对理解企业尤其是对理解市场制度或组织，更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市场行为以及企业中的契约行为，恰恰就是个人行为的一种直接结果。

笔者认为，整体虽然是由个体组成，但它决非是个体简单相加的产物。个体本身并非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单纯从个体出发来认识制度，一则无法清楚地把握个体本身的性质，而只能从抽象而又含糊的人类行为理论出发；二则无法判断个体间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相互作用的性质，而只能把个体的相互作用比拟成抽象的契约谈判行动，从而无法把握各种个体间契约谈判行动的外部影响，以便从个体相互作用中总结出社会作用方式的规律性。这些缺陷体现为：第一，无法把握人类行为中各种价值目标的形成过程，特别是意识形态的起源方式；第二，无法解释历史上许多集团行动产生的原因，以及一些非利他主义行为广泛存在的现实；第三，无法真正解释许多社会整体现象起源的过程，而只能给出某种逻辑性的理论假说。

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解析 来自: 免费论文网
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错误地理解“自由选择”的内涵，从而将各种行为限制、行为强制以及行为能力排除在分析之外。这表现在：第一，最大化分析框架直接排除了个体选择的过程机制。选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目标不确定以及目标效用结果不确定的存在。如果用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化行为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贝叶斯选择模型来代替人类行为，那么实质上就排除了行为选择的可能性，而将社会演变为个体决定论的世界。第二，人的意愿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在考虑其实现意愿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能力等条件时，选择必须以可实现的客观能力为基础。因此，在没有给予任何主观实现能力的条件下采取的某种违心的行动不是选择，而是一种被强制行为。因此许多社会结果不能被视为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应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强调人的相互作用，那么它必须分析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主体意识指导下的行为作用方式；二是由该行为通过各种机制产生的间接作用。如果要洞悉各种间接作用的性质，则必须考虑社会结构以及个体所在集团的性质。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它仅仅分析了效用最大化动机引导下的直接行为作用方式，而忽视了后者。

过分强调理性最大化行为方式，可能会将人类行为中非意识性、非目的性的行为排除在分析之外。因为最大化行为方式要求主体的效用偏好必须满足一致性、传递性等条件。但事实上，许多偏好根本无法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如许多非财富化价值目标根本不能同财富目标相协同，具有非连续性、跳跃性、间断性的特点；强行将一些社会价值目标和人类各种行为基础都纳入理性最大化行为模式中，必定抹杀这些范畴的内涵，忽视它们在制度变迁、制度绩效中的作用。

从包含了意识形态在内的个体行为模式来分析制度，容易导致反复，因为意识形态中的各种规范和价值准则本身就包含了制度的维度，本身也是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产物。而从单纯的抽象的个体出发，则又容易陷入“社会决定个人，个人决定社会”这类争论之中。

一般认为，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者在于他们强调以下三点：首先，社会的整体大于各个部分的总和；其次，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着它的各部分行使职能的行为；最后，个体行为将从宏观的或社会的规则、旨意或力量而推断出来，而这些都是独特的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从个体在整体中的地位（或职务）中推断出来。

从整体出发来理解社会形态与制度结构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生物形态下的自然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中的具体人。既使我们进行最抽象的个体分析，也需要就这个人的生存环境作一个或一些前提假设。这些假设本身就不能不具有社会的、文化的或道德的含义。如果我们假定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那么，这个假定比如在原始社会就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并不存在单纯的可分的个人利益。在管理学中的霍桑实验是说明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之一。梅奥在霍桑实验的第四阶段的结果表明：如果人是为了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化的人，那么工人将会按照计件工资尤其是累进的计件工资的要求，努力争取完成大的生产定额。但这个适合于市场制度的假设，在企业组织内部却并不成立。在班组中的工人宁可完成大部分工人所完成的生产定额，既不愿意超额，尤其不愿意过多地超额。为什么同样的人在同一市场中，所做的行为选择会如此不同呢？因为一个人处于不同的制度结构中，他的行为选择就会有所不同。制度决定个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决定制度。

缪勒认为，公共产品的特性构成了公共选择存在的理由。从公共产品的个别特性中推论出整体的特性的方法，由于忽视了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社会历史意义，特别是尚未将社会历史分析方法纳入分析框架之内，公共选择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如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政府提供的必要性。其基本逻辑分析是：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是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外部性。非排他性决定了人们在消费这类产品时，往往都会有不付费的动机，而倾向于成为免费搭乘者。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免费搭车者”就不可避免。这样，私人企业如果提供公共产品，就无法收回成本。同时，由于公共产品的个人消费“量”是不确定的，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竞争市场上一般无法提供这类产品，因而需要公共经济部门介入。

对于公共产品的政府提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从不同的分析视角和运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给了出不同的理由：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可能是构成政府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工具简陋，文明程度太低，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非常弱的，只能依靠国家集中全国的资源和人力来进行，而且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随着历史的延续和发展，组织和管理这一共同体活动，促成了政府的产生并构成政府活动的主要内容。魏特夫据此得出了“东方专制社会”主要起源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结论。马克斯·韦伯在分析到这一问题时也指出：“在埃及、西亚和中国文化演进中灌溉是具有关键性的问题。治水问题解决了官僚阶级的存在，依附阶级强制性劳役以及从属阶级对帝王的官僚集团职能的依附”，阐明了官僚政治存在的基础；马克思谈到政府这一职能时，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论述：“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辽阔，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魏特夫、马克斯·韦伯及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的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也明确地区分了东西方社会在进行公共产品提供时的不同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集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或形成了这一制度安排。所以，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把它完全排斥在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外，否则不能充分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结果。

四、结论

公共选择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突出的区别是：主流经济学把利益冲突和利益集团放在了经济学之外，留给了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由于研究视角向政治领域的延伸，对利益集团及其利益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并没有把利益冲突及矛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之中，而是仍然坚持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在遇到个人需求偏好缺失与公共选择的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便把经济问题上升为通过“政治程序”解决。这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贡献，也是公共选择面临困境时的选择。但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如何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能置于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内，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就需要引入新的分析方法。

研究社会经济制度问题必须采取“利益———冲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因为：第一，公共选择理论“理性———最大化———选择”和“成本———效益”分析框架在纳入制度因素时，必然会产生许多该分析框架不可解决的理论冲突，也不可能真正地把握制度的本质和市场交易的根源。第二，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经济学”，它为分析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内在逻辑相一致的理论分析方法。而公共选择理论首先构建了行为理论（包括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在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理性选择理论，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交易理论，从而构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大厦。具体表现为：一是在修正古典“经济人”行为假设的基础上，将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各种非财富最大化价值目标纳入行为理论之中；二是将新古典的“理性—最大化”模式进一步拓宽，运用于整个社会范畴，认为每个人都进行着选择，即便是在一个政治市场上，也是每个人都在一定约束内“自由地”选择。由于抽象地从人类个体出发，因此，公共选择方法论只能将人类不同的个体视为无差别的、平等的原子体，从而只能将人类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归结为机会主义式的冲突，而无法看到个体谈判与个体谈判相互的间接影响。因此，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就被排除在理论分析之外了。这决定了公共选择经济学无法将它的分析深入到社会生产系统中。公共选择理论虽然对利益集团及利益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并没有揭示利益冲突的结果，也没有认识到个体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宏观结构的冲突决定的。因此，分析公共行为与公共利益必须采取“利益———冲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方法。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经济的分析，采用的是最具代表性的“利益———冲突———矛盾”分析框架。正如克莱因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完全不同于凯恩斯和古典派的方法论。马克思并未研究单独的个人行为，而是直接研究各阶级的行为，马克思体系的宏观单位不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也是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集团是相互排斥的，他们的利益的基本冲突成为经济体系变化的推动力之一。

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都坚持着一个片断，坚持着观察世界、观察人类社会的一个视角，因此都是不正确的。个体分析方法与整体分析方法应当是互补的；只采用其中任何一种分析方法，都不可能获得完整全面的认识。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当采取的是整体分析与个体分析相结合的规则。

⑥ 公共选择理论的提出者是谁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
布坎南1919年10月2日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穆尔弗里鲍尔。他1940年毕业于中田纳西州师范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并在田纳西大学完成了一年的研究生课程，194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48年，他在世纪顶级学府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3] 。1956年以前，他在田纳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英国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校任教。现任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 [3] 。
1949年，布坎南接受田纳西大学的聘请，成为该校的教授，并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55～1956年，布坎南靠富布赖特奖学金在意大利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受到了欧洲财政学派的影响，使他进一步坚定了关于政府不是一种理想的制度的观念。
从意大利回国后，1956～1968年，布坎南在弗吉尼亚大学任麦金太尔讲座经济学教授，他与W?纳特建立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心，并于1958～1969年担任该中心主任，在这期间逐步奠定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
1962年，他发表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著作——《赞同的计算》（与戈登·塔洛克合著），并与塔洛克一起创建了公共选择学会和出版名为《公共选择》的杂志。1968～1969年，布坎南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任教。1969年以后，布坎南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任教，与塔洛克一起创建和领导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1982年他随该研究中心迁到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大学，任该校经济学教授。
布坎南是该中心主任并冠有霍尔伯特·L?哈里斯大学教授称号。布坎南曾获得两个荣誉博士头衔，一个是梅森大学于1982年授予的，另一个是泽里奇大学1984年授予的。自1976年以来，他还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名誉学者和美国科学艺术研究院院士。1983年，他成为美国经济协会的有突出贡献会员。1983～1984年担任了美国北部经济协会的会长，1984～1986年，担任了M?T?皮莱林协会的会长。他在1971年还担任过美国经济协会副会长的职务。
2013年1月9日，詹姆斯·布坎南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辞世，享年93岁 [3] 。

⑦ 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历程

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盛行，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经济运行，导致巨额政府赤字及持续的通货膨胀。然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无法完美的解决赤字和通胀问题。这为公共选择理论创造出了客观的经济环境，加之布坎南的开创性工作，最终使公共选择理论展现在世人面前。 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并于五六十年代形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60年代末以来，其学术影响迅速扩大。
关于该理论的渊源。学者张健（1991）认为，芝加哥学派的思想渊源主要有：斯密的经济理论、维克赛尔的经济思想、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的理论。 这些仅是布坎南个人思想的由来，其他学者有不同的见解。陈招顺、汪翔（1990）认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渊源有斯密的经济理论和休谟的政治哲学、意大利公共财政学派的经济思想、瑞典学派奠基人维克赛尔的经济思想。 公共选择理论是以1938年伯格森的一篇探讨福利函数性质的文章《福利经济学可能前景的重述》（ A Reformul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WelfareEconomics）作为起点，在阿罗1951年的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al Values）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大批著作和文章则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开始相继涌现，例如布莱克的《选举和委员会理论》（ The Theory of Committee and Election ），布坎南和图洛克的《同意的计算》（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等等。他们或着重于研究如何将个人偏好进行加总以实现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或者研究在外部性、公共物品、规模经济出现的场景中如何实现合理、有效的资源配置。
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支出理论可以说是“同宗同源”，正因为此，维克塞尔18%年的《公平税收新原理》（ A New Principle of Just Taxa-tion）和林达尔1919年的（（公平税收：一个积极的方案》（ Just Taxation APositive Solution ）被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对公共选择理论作出了基奠性的贡献，以研究财税问题闻名的维克塞尔和林达尔还被视为公共选择理论的祖师爷。
不过，如果真这样追根溯源的话，也许公共选择理论产生的历史还可以再向前推一百年，法国的著名数学家博尔达和孔多塞18世纪80年代就完成了和阿罗同样的工作。
应该说，公共选择理论一开始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或者学派，真正作为独立的一支屹立于学术之林，是在布坎南和图洛克《同意的计算》出版之后。此后，布坎南又将公共选择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自由、市场和国家》（ Liberty ， Market and State ） ，《宪法经济学探索》（ Explorationsinto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等著作的先后出版使公共选择理论不但在经济学界受到推崇，而且还被政治学界视为圭桌。 现代的公共选择理论开始于政治学家邓肯·布莱克（DuncanBlack），他在1948年提出了一套后来成为中位选民理论（medianvotertheory）的概念，他也写下（1958）
一书。经济学家戈登·塔洛克（GordonTullock）将他称为是公共选择理论之父（1987，p.1040）。公共选择理论的领袖人物当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他发表的第一篇专门研究公共选择的文章是《社会选择、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载《政治经济学杂志》第62期，1954年4月号）。布坎南与戈登·塔洛克二人合著的《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被认为是公共选择理论的经典著作。布坎南因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建树，尤其是提出并论证了经济学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和宪法基础，而获得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此外，著名经济学家阿罗和唐斯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在1951年所发表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ChoiceandIndivialValues）一书也影响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其它重要的作品还包括了公共行政学家AnthonyDowns所著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1957）以及MancurOlson所著的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1965）。

⑧ 公共选择理论实际上提出的是一种什么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一种以现代经济学分析民主立宪制政府的各种问题的学科，传统上是版属于政治学的范权畴（对此更为普遍的称呼则是「政治经济学」，但应该注意这不可和马克思主义对这词的定义混为一谈）。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假设他们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个人，以此研究他们在民主体制或其它类似的社会体制下进行的互动。公共选择理论也采用许多不同的研究工具进行研究，包括了研究对效用最大化的局限、博弈论、或决策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方式很大一部分是根基于实证分析的方法上（「这是什么」）；但却是将此作为研究规范（「这应该是什么」）的工具，以探索问题的所在点、并研究如何在宪政体制内改善这些问题。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的主要公式之一是理性选择理论

⑨ 公共选择理论实际上提出的是一种什么理论

应该选择B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一种以现代经济学分析民主立宪制政府的各种问题的学回科，传统上是属于答政治学的范畴（对此更为普遍的称呼则是「政治经济学」，但应该注意这不可和马克思主义对这词的定义混为一谈）。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假设他们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个人，以此研究他们在民主体制或其它类似的社会体制下进行的互动。公共选择理论也采用许多不同的研究工具进行研究，包括了研究对效用最大化的局限、博弈论、或决策论。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方式很大一部分是根基于实证分析的方法上（「这是什么」）；但却是将此作为研究规范（「这应该是什么」）的工具，以探索问题的所在点、并研究如何在宪政体制内改善这些问题。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的主要公式之一是理性选择理论

⑩ “公共选择学派”是众多财政理论学派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布坎南·图洛克吗

公共选择学派是以经济学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的一个重要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士·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公共选择学派由经济学家创立。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阿罗 (Kenneth J．Arrow,1921)1951年发表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内容与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和政治学重迭。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行政学愿将公共选择学派囊括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塔罗克(Gordon Tullock，1922)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19－)于1965年成立了公共选择学会(Public Choice Society)，他们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习惯上由政治理论家研究的问题。现在的公共选择年会大约有16个国家的300名学者参 加。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及作品除阿诺外有：布坎南与塔洛克合著《赞同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科斯(Ronald Harry Course,1910-)《社会成本问题》(1960)；荡斯(Anthony Downs,1930-)《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布坎南(William Niskanen,1933-)《官僚政府与代议政府》(1971)；奥圣（Mancur Olson,1932-1998）《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商品与团体理论》(1965)。

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可以根据公共服务的类型选择适当 的社会组织进行生产，即将公共服务类型与社会组织类型进行理性组合。因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可证明在私人企业、非营利机构、半独立性的政府公司以及政 府机构等各种类型的组织，都可以提供公共服务，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对特定的服务来说，某一类组织会比其它组织干的更好。过去的错误是在对政府组织过分 的依赖，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它在效率和服务质量方面比其它组织更胜一筹。

公共选择学派主张，以市场机制来选择。即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之间，当然也在公共机构之间开展竞争，就像顾客通过对私益物品的选择来决定企业的命运一样，也可以通过公民对服务机构的选择决定对单个公共机构的存亡。

为扩大公众自由选择的范围和便利性，他们还主张允许不同组织之间在职能和管辖区域的重叠交叉，这是一种权威分剖（Fragmentation of authority）的分权化，和公共服务组织的小规模化。因为规模小数量才能多，数量多了，选择才会更为便利。规模多小为宜，他们提出四条考虑原则：便于控制；利于提高效率；政治代表性和体现地方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