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分析方法
㈠ 公共政策问题的建构方法是什么
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方法:
1. 论证图解（Argumentation Mapping）
2．假设分析法（Assumptional Analysis）
3．边界分析法（Boundary Analysis）
4．头脑风暴法（Brainstorming）
5. 因果模式（Causal Modeling）
6．类别分析法（Classificational Analysis）
7. 维度分析（Dimensional Analysis）
8. 事件分析（Events Analysis）
9.鱼骨图（Fishbone Diagram）
10．层级分析法（Hierarchy Analysis）
11.诠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on Structural Model，ISM）
13．多角度分析（Multiple Perspective Analysis）
14.问题树分析法（Problem Tree）
16. 利害关系人分析（Stakeholders Analysis）
17. SWOT分析（SWOT Analysis）
18.分合法（Synectics）
19. 决策研讨（Technique of Decisions Seminars）
20. 追根究底法（Why-why Diagram）
㈡ 如何理解公共政策分析的三种模式
内容—过程分析模式
这是美国学者麦考尔与韦伯提出的分析模式。它强调公共政策分析应集中在内容与过程的分析上，主张使用规范性分析和描述性分析两种方法。
系统分析模式
这是美国行政学家沃尔夫提出的分析模式。它强调政策分析既要重视对政策制定的分析，也应加强对政策执行的分析。
信息转换分析模式
这一模式是由美国学者邓恩提出的。该模式认为，公共政策分析主要是事实、价值、规范三大问题，由此产生了经验方法、评价方法、规范方法三种分析方法。
㈢ 公共政策政治学分析模型包括
公共政策分析模型作为政策分析的一种理论工具，是能够为决策者提供集假设、定义、描述、解释、对策于一体的概念模型。
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政治分析模型和理性分析模型。
1.政治分析模型的主要观点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的产出，政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政治分析模型一般包括制度分析模型、精英分析模型、集团分析模型。制度分析模型主张，公共政策是政府机构的产物，不同的政府制度导致不同的公共政策。精英分析模型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精英价值偏好的反映，政策过程中公共政策完全由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把握政策制定的主动权。集团分析模型则认为，公共政策是集团利益平衡和均衡的产物，公共政策是集团斗争中相互妥协的结果。
按照制度分析理论，不同的政府制度导致不同的政策输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政策必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基础，在制订政策时必然以维护公有制为目标;而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基础，所制订的政策主要是为维护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用制度分析理论来分析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初期所出台的政策，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如建国初期，我国推行公私合营政策，兴办国营企业，都是基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而出台的政策。
按照精英分析理论，公众被认为是麻木的、被动和消息闭塞的，公共政策只是由统治阶层的少数人负责制定，反映精英的兴趣和偏好。精英理论最关心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领导人物所发挥的作用，用精英分析理论来分析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及带有专制色彩的发展中国家所出台的政策，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如在我国明朝中期至清朝初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实行海禁，导致海运业及港口业发展的停滞，反映了封建统治阶层消极保守的价值取向。
按照集团分析理论，公共政策是团体斗争中相互妥协的结果，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平衡产物。公共政策一般偏向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利益团体，公共政策随着利益团体影响力的变化而变化。用集团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及具有民主政治倾向的国家所出台的政策，具有相当的适应性。如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可以说就是其国内石油能源利益集团利益的反映。
2.理性分析模型的主要观点认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当以社会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政府应当选择给社会带来的收益最大限度超过所付成本的政策。理性分析模型一般包括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有限理性决策模型和渐进决策模型。完全理性决策模型根据数字和事实，用合理的科学方法与精细的计算，分析解决问题的各种政策方案的优劣，从而求得最佳的政策或问题的解决办法。有限理性决策模型预先设定最低限度规定的标准，在备选方案中寻求符合要求或满意的方案，从而基本解决政策方案所指向的问题。渐进决策模型把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看作是对以往政策行为的不断修正的过程，在试错的过程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按照完全理性决策理论，决策者具有绝对的理性，能够对各种备选方案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排序选择出最优方案。理性决策反映在经济社会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理性决策模型以充分的信息和精准的计算为基础，适用于分析完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所出台的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如对银行利率的调整政策，应当根据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存储规模和信贷规模进行量化分析后进行决策。
按照有限理性决策理论，决策者并不具有完全理性，往往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只能寻求满意的方案或次优的方案。有限理性决策模型以追求满意解为主要目标，适用于分析有关政府规划、政府支出及安全环保等相关政策。如安全生产政策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最优的方案往往难以实现，只能寻求基本满意的方案。
按照渐进决策理论，政策过程是一个对以往政策行为的不断补充和修正的过程。渐进决策模型以政策逐渐调整为主要方式，要求政策有继承性，不断调适渐进，适用于分析政府实行改良的相关政策。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渐进决策。
㈣ 公共政策定性分析方法主要有
一、专家预测复法：是以专家制的创造性思维（如直觉、灵感、判断和顿悟等）类获取未来信息的一种直观型决策方法。
1、个人判断法：是指依靠专家的微观智能结构对政策问题及其所处环境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政策方案及其可能结果等作出自己判断的一种创造性政策研究方法。
2、专家会议法：是指依靠一定数量专家的创造性思维来对决策对象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其状况作出集体判断的创造性思维方法。
二、德尔菲法：是一种直觉预测技术，它是由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首先发明的，以古希腊神话中的神谕之地、可预卜未来的阿波罗神庙址“德尔菲”命名。
(4)公共政策分析方法扩展阅读：
专家预测法最大的优点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专家的微观智能结构效应，充分利用个人的创造力；同时，这种方法能够保证专家在不受外界影响，没有心理压力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个人的判断和创造力。
专家会议法往往被用于项目规模宏大且环境条件复杂的预测情况，但该方法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一些局限，主要表现在参加会议的人数有限，代表不够充分。
㈤ 运用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对某个实际案例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提交内容字数在1000字
运用公共政策分析案例：加州杏仁营销与农业合作社案例
美国的大杏仁全部产自加州，加州大杏仁占全球大杏仁产量的80％以上，远远超过第二大生产国西班牙和第三大生产国澳大利亚。2008／2009生产年度，美国加州中部谷地总共出产73．26万吨大杏仁，实际种植面积达68万英亩。加州有大约6000个种植大杏仁的家庭农场和100家大杏仁处理商，这100家处理商当年总共销售了63万吨大杏仁，平均价格1．40美元／磅，平均每家大杏仁农场年收入接近32万美元。
在2008年美国前10大特种作物（非粮食作物）出口额榜单上，加州大杏仁以18．97亿美元高举榜首，比第二位葡萄酒（9．63亿美元）和第三位苹果（7．37亿美元）出口额总和还要高出12％。加州大杏仁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2008／2009年度，中国进口了4．54万吨加州大杏仁，已经成为列西班牙和德国之后的加州大杏仁全球第三大市场。
在美国国内加州大杏仁在大杏仁消费市场的占有率达到100％。在美国国内的坚果类消费细分市场上，主要有大杏仁、核桃、榛子、胡桃、开心果和其他坚果（主要包括巴西栗、澳洲坚果、松籽、板栗、腰果等），加州大杏仁以58．5％的市场占有率（2008／2009年度）傲视同侪。
美国是农业生产效率非常高的现代化农业国家，以220万农场主，养活了3亿多人口，并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美国也是一个农业高补贴的国家，每年的农业补贴高达190亿美元（正好低于WTO规定的美国农业允许补贴上限），但美国的农业补贴90％大都给了20种农作物中的5大主要作物：小麦、大豆、玉米、大麦、棉花。
对属于特种作物（非粮食作物）的加州杏仁，美国政府并没有给予直接补贴。而且加州大杏仁属于劳动密集型作物，按照传统的农业比较优势理论，这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中国、印度等）拥有优势的产品（因为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低很多），似乎美国不应该在大杏仁这种产品上也有如此超强的全球市场领导地位。
要解释加州大杏仁的成功，就必须要回顾加州杏仁商会（Almond Board of California，ABC）和蓝钻种植者合作社的成长历史。加州杏仁商会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美国农业合作社联社，也是一大批类似的美国农业合作社联社，新奇士橙合作社、优鲜沛蔓越莓合作社等，中的杰出代表。解剖加州杏仁商会的案例，对发展中国自己的农业合作社联社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加州杏仁商会的管理和运营：
商会的经费来自于各成员处理商按每年杏仁销售额比例缴纳的会费，会费征收比例为处理商年销售额的2％（其中0．8％为商会运营费用和研究费用，1．2％为市场营销费用和消费者教育费用）。
2009／2010年度加州杏仁商会征收的会费加上美国农业部海外市场推进计划（MAP）配套款，合计为36．69百万美元。商会章程中明确规定了成员处理商必须如期按销售额缴纳会费，如果不交或延期缴纳，就会面临罚款。
会费缴纳和征收体制非常关键，这是保障商会正常运转和持续不断地开展市场营销、稳定和扩大加州杏仁在北美和全球市场的消费和市场占有率的最关键之处。随着加州杏仁市场的不断扩大，每年的会费也在不断增加，有了稳定的经费征收机制和经费来源，商会就可以制定长期的市场营销和产业发展战略，分步骤地有序推进。
为此2009年商会专门开设了一年制的“杏仁产业领导力培训”课程，由商会董事长、董事、CEO、市场营销总监、美国农业部官员、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和专家亲自授课或担当导师，学员毕业后会加入商会的各个专门委员会或参加董事会。经过严格选拔，目前有14名青年才俊正在接受培训。
在加州杏仁商会2009年度报告中赫然写着：“我们产品的核心是特色，我们通过创新来驱动价值提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创新型研究、创新型产品应用、创新型消费者教育。
确实如此，作为坚果大家族成百上千个成员之一，加州大杏仁能够脱颖而出，主要是依靠堪称完美的产品定位和“三个创新”。其实加州种植的大杏仁树品种也多达30多种，每种美国大杏仁的核壳硬度、核仁形状，色泽与表面特征都各不相同，在味道和口感上也存在微妙差异。
加州杏仁一般分为四大类：极品（Nonpareil）、卡米尔（Carmel）、米逊类（Mission Type）以及加利福尼亚类（California Type）。其中种植面积最大的是极品，产量是第二位卡米尔的3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这么多种大杏仁，如果各自为战，每个杏仁种植区域、每个合作社、甚至每家农场都宣传自己的“特色产品”，仿效日本搞“一村一品”模式，那将是多么混乱的局面。
㈥ 简析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
在某种程度上，政策分析是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大进步。像政府这样庞大的实体收集各种各样的数据，其中许多都应该遵循数学方法。但这种方法在很多方面也有缺陷。定量方法
数字的确是有用的，并且还能为决策者提供信息，但是公共政策对此强调的有些过多。形式上的数学方法很容易受到指责，认为它不切实际地运用于政策和政治的领域，而且政治问题也不必像严格的数字所要求的那么理性。然而，问题并不在于应用数字，而在于它的抽象程度远远超出任何可想象的政策问题。没有人会试图将那些政策分析能起到良好效用的领域——例如有关交通问题的研究领域——与那些常常争论不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领域——如福利领域——区分开来。作为一套适用于所有领域的技术，若采用推销或强行推销的方式，实际上可能会降低该技术在本应有一定意义的领域中的运用效果。数字在最抽象的层次上发生效用的仅仅是某些政府领域。
独立的公共政策学
公共政策学自创立后出现了从其渊源的公共行政学分离出来的趋势，对于热心的研究者而言，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它已有独立的专业刊物和独立的学术会议，虽然它和公共行政有共同的渊源，却明显缺乏共同之处。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必要的。一旦这种不切实际的分离观被放弃，那么，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之间就无法划定一个明显的界限；同样，在政策和行政之间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但学科的独立产生了其他一些影响，它在官僚制组织中创立了与其他工作几乎没有共性的职业群体。在有些机构中，受过公共政策训练的人可能会出人头地，而在另外一些机构中，受过公共行政训练的人则会脱颖而出。若没有这种明显的分化，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
过度强调决策
实际上，管理者根据分析过程进行决策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这也意味着对公共政策所提供的训练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在那些较为深奥的技术训练方面。成功的管理者与其说是一个分析家，不如说是一个组织者；与其说是一个技术专家，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官员。政策分析并非像假定的那样通过分析可以获得唯一的最佳结果，而是存在一系列的可能方案，每一种方案根据可接受程度有其自身的成本与收益。公共政策模式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缺乏个性。从公共管理者的角度看，可能更看重于政治的和人际关系的因素。
没有运用或运用欠缺
尽管存在大量关于政策分析和各种方法的著作，但也并没有证据表明上面提出的那些正式的方法确实已得到采用。或者说，即使它们曾被遵循，但现在没有被遵循。事实是，“许多关于公共决策的研究都是非常概括和抽象的，并远离政府的实际运作”(Lynn，1987，p．13)。除了决策之外，日常的管理活动还包括其他因素，并且公共管理者所从事的工作“大部分不能适用技术分析，只有少部分才能适用”(E1more，1986)。实践中并不存在“正确无误”的决策方案，而试图发现唯一的方案则等于接受了公共行政的过时的“最佳工作方式”的思想。
在官僚制组织中，与大学中的公共政策教学大纲相反，政策分析似乎并没有通过相关的验证。当然，也有些职位是为公共政策分析人员设计的，任职者可能是受过正式政策训练的人，但也可能不是。上级不断地要求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并且要求快速组织和撰写报告。从事正式分析的人员数目不仅较少，而且正在下降，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绩效明显地得到了提高。
理性模式
在帕特和斯普林格所说的政策研究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明显地遵循了理性模式；但此后在政策研究的第三阶段就发生了改变。林德布罗姆对这一理性模式做了较为充分的描述(Undblom，1968，p．13)：
．面对一个既定的问题；
．理性人首先在其头脑中确定他的目的、价值或目标，继而进行分级排列或对它们加以组织；．然后列出实现其目标的所有可能的重要方法或政策；．并又调查各种备选政策所产生的所有重要的结果；．在这一阶段，他能够将每一项政策的结果与目标进行比较；．这样可以选择结果与目标最相匹配的政策。
这清楚地表明了政策的目标之所在。西蒙的著作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Simon，1957)，一个完全理性的决策过程需要进行大量的决策。个体不是做出一个完美的决策，而是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许多小的、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选择最令人满意的备选方案，避免出现不必要的不确定性，按照适当和有效的行为标准采取行动。这意味着“尽管个体是趋向理性的，但他们的理性受到有限的认知和情感能力的制约”(Lynn，1987，p．84)。
在“第三阶段”，政策分析常常警告人们不要过分依赖理性模式。例如，巴顿和萨维基(Patton and SawicU，1986，p．25)指出：
如果理性模式能够得以遵从，则许多理性决策必须进行修正，因为它们缺乏政治上的可行性。一个理性的、逻辑的和技术上可行的政策可能因为政治体系的不接受而不能被采用。数据本身通常并不会讲话，好的思想并不总会被采纳。分析人员和决策者不断地面临着技术优越性和政治可能性之间的冲突。
此处有两个问题。首先，巴顿和萨维基模式显然类似于林德布罗姆的理性模式，尽管他们反对这样的说法。其过程中的步骤是完全理性的：根据价值利益做出决定；提出备选方案并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方案。他们确实考虑到价值利益的最大化，正式的理性模式也是如此。是其所遵循的各种步骤的逻辑性决定了理性，而不是假定决定了理性。其次，由于被更为严密的经济学理性模式所超越，政策分析已经退化成一个空架子。公共管理方法的关键的理论基础乃是私营部门管理和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它主张与经济效益有关的利益最大化，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政策，这比政策分析的理性模式更深入了一步。
经济学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公共政策制定，这是正式政策分析的一部分还是属于某些独立的领域，对这一点仍有争议。假设公共政策人员来自于政治科学，它是较为独立的，并且属于一个十分不同的知识背景。
一种有缺陷的科学模式
对于政策分析所赖以立足的科学基础，人们可能存有更大的争议。当然，任何科学实践，一定要有所要遵循的科学概念。我们有理由认为，公共政策分析是建立在有缺陷的或至少是老式的科学模式基础之上的。如上所述，经验主义方法——它从政治科学中派生出来——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在于收集数据的技术被广泛认同，大多数数据是通过抽样调查获得的。利用计算机软件处理数据的方法很快得到普及，并且以公共政策分析名义的所作所为使政治科学方法在政策领域中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这也意味着政策分析依赖的科学理论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科学所运用的科学理论是相同的。
如前所述，帕特和斯普林格在其著作中曾提出第三种科学技能的概念，从中可以得到产生这一问题的线索(Putt and Springer，1989，p．24)。这就是“信息分析技能指导分析人员从经验证据中得出结论”，这个问题无论是在政策分析中，还是在作为其理论来源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中都是很关键的。20世纪后半叶，大部分科学哲学一直都对各种数据无法得出结论的现象十分关注，这就是归纳科学固有的缺陷(Po叩er，1965)。大多数的社会科学从一开始收集数据或抽样调查就使用归纳法，即它是基于大量收集信息就能进行推理的理念。波伯和其他人认为，这种做法在自然科学领域是不行的，并由此推断，建立在归纳过程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也存在严重的缺陷。
尽管存在批评(例如，Deleon，1997)，近年来经济性公共政策的绝大多数成功明显使用的是演绎法，即它是基于预测理论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能够发现那些支持预测的证据，就可支持该理论。即使理论没有得到证明，它也能继续有效，因为它不能被证伪。作为归纳和演绎方法存在差异的例证，我们可以用前面提到的交通问题来考察二者的不同。在交通拥挤的问题上，归纳方法会涉及：收集有关交通条件的数据，弄清这些数据所代表的意思并且从中得出结论。演绎法或公共选择方法则会假定，存在某种人们想最大限度实现的利益；在交通问题中，这种利益可能是时间，因此就可能会作出预测：当人们试图将用于交通的时间降低到最低限度时，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这种预测并不试图得出关于行为的解释，而只是作为假定。
非民主化
在遵循理性模式对事实进行分析并得出最佳的可能性结果时，这种方法常常是不民主的——除非解决方案正好与目标对象和更广泛的政治体系的需求相一致。而这种情况只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登哈特认为，政策分析人员典型地将技术方案运用到突发事件的解决中去，并且“在此情况下，作为公共决策制定的基础，对技术的关注将取代对政治和道德的关注，从而标准化问题将转化为技术性问题”(Denhardt，198l，p．631)。因为有不愿接受技术解决方案的人参加，甚至如公路位置等小问题都很少会由技术方案决定。如果不是将那些通常是不民主的技术方案强加给人们，则应该有符合民主制度要求的政治干预。正如德利翁(deLeon，1997，p．100)指出的那样： “政策分析的传播者很少会因为对政府，进而对民主制度的信任的低落而灰心丧气，因为民主制度如果不是通过具体的计划，也是通过程序来实现个人偏好的。”
㈦ 什么是公共政策分析
1、公共政策：公共权力机关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并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行为准则。
2、公共政策的系统构成：政策系统是一个由政策主体系统、政策支持系统、政策反馈系统三个子系统构成的政策巨系统，涉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相关政策机构及其运行机制。
政策主体系统是由各种政策行为者，特别是各类政策主体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这一系统又包括三个子系统，即政策制定系统、政策执行系统、间接主体系统。
政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rt System，简称“DSS”）。这一系统又是由信息传播系统（信息沟通系统）、政策咨询系统、政策监控系统、政策评估系统四个子系统构成的。
政策反馈系统是将政策主体与政策对象、政策系统与政策环境连接起来的一个特殊系统。
政策系统的上述三大子系统构成的政策巨系统在内部关系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㈧ 公共政策分析的原则是什么
(一)系统性原则
在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组成了多层次复杂系统，政策系统就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分系统。在政策系统中，各项政策相互联系，彼此协调，形成了具有一定结构、层次、功能的开放性政策体系
(二)预测性原则
政策系统是动态的。制定政策依据的是所获取的过去和现在的有关行为和结果的参数和变量，但它又是发生效用于未来。制定政策可以说是对未来行为所作的一种设想，是在事情发生之前的一种预先分析与选择，因此，制定政策具有明显的预测性。
(三)协调性原则
政策的协调性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政策所指向的社会利益与价值的协调，一是指政策系统中各层次、各类型的政策的协调。协调的目的是为了保持某种平衡。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事物具有不一致的一面，即对立面；也有相互联系的一面，尤其是互补的一面。
(四)信息化原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共政策活动过程就是对政策信息进行搜集、传递、加工、使用、反馈的过程。在政策过程中，对社会问题的感知是其初始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就是搜集或察觉信息，这是发现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关键环节。
(五)科学性原则
政策科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应用性极强的科学。历史经验证明，科学的政策能带来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相反，一项违背了科学原则的错误政策能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公共政策分析应遵循科学的规律、按照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进行。
(六)民主性原则
首先，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公共政策必须保障民众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生活领域中，享有同等的权利与公平的利益；第三，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遵循法定的、科学的、民主的程序和方法；第四，政策过程的各阶段都必须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参与。
㈨ 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框架包括哪些基本内容，它们各自考虑哪些主要问题
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框架包括哪些基本内容？它们各自考虑哪些主要问题？
（1）公共政策 问题的构建：社会现实中的某个问题怎样成为公众在政治上注意的对象？社会问题或公共问 题如何进入政策议程成为政策问题？政策问题是什么？不同的政策问题主要采用哪些分析 方法？建立政策议程的基本条件有哪些？
（2）公共政策方案的制定与通过：建立政策方案 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实现政策方案的目标是什么？可供选择的方案是如何指定的？怎样对 所选择的政策方案优化？什么利益群体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政策方案的制定过程？政策方 案是怎样被正式通过和颁布的？正式通过的政策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3) 公共政策内容的 实施：有效的政策实施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在政策实施中采取了哪些具体的行动措施？这些 行动措施对政策内容产生了何种影响？
（4）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评 价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影响？由谁去评价政策结果？政策评价的结果是什么？政策是继续执 行、发展、还是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