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
① 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什么
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外筹资机制和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这种体制暴露出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不平衡等问题,影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应该积极探索新的改革方案,重构统一、规范和公平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具体包括建立充分体现农民需求的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建立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转移支付制度;鼓励企业和私人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建立多元化的供给主体结构及加强对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等。
② 石家庄的社会环境对行政管理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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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问题研究报告
「标题注释」为了实际了解当前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情况，客观地研究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财政部农业司于2003年7月初派出4个调查组赴浙江、陕西、四川、河南进行调研。
「内容提要」本报告首先探讨了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结合4省典型县的实际调查情况，描述了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现状，探讨了在转型期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而提出了一些可供选择的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建议。
「关键词」公共财政/农村公共产品/财政支出/研究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但社会资源要素和财政资源要素配置主要向工业和城市倾斜，使一度缩小的城乡差距再度拉大，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三农”问题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因此，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而且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初步界定
公共产品相对私人产品而言，主要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无法完全或不能完全由市场调节，无法由私人提供。就农村居民的国民性质而言，应该享受同城市居民无差别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界定同城市一样。然而，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和弱质产业，加之农民是低收入低积累的弱势群体。因此，农村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范围界定相对城市来讲要宽一些。从农村发展的现实情况看，由政府公共财政覆盖的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纯公共产品，包括农村基层政府、村组织的行政服务，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乡村道路、清洁饮水）、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大江大河治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利灌溉系统、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检测系统、农业信息系统）、农业科技进步（基础研究、重大技术成果的中试和推广示范）、农村抗灾救灾、农村公共卫生防疫、农村扶贫开发等。另一类是准公共产品，即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救助、农村社会保障、农村科技文化等。
二、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现状
从目前财政支出的范围看，公共财政基本涉及了农村所有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领域，但投入不足，总体覆盖力度不够，城乡差距较大；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状况有所改善，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公共财政覆盖范围狭窄，问题比较集中，矛盾比较尖锐。
（一）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中西部地区乡村道路条件较差。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乡村道路的投入，1999—2002年，国家累计投入乡村道路资金315亿元（注：有关乡村道路的资料来自财政部经建司的《情况反映》），除此以外，每年财政扶贫资金中的40亿元以工代赈资金也主要用于贫困地区乡村道路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西部地区农村行路难的问题，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道路交通落后的状况。目前全国有261个乡镇、5.4万个村不通公路；在全国104.3万公里的砂石路面、土路面及无路面里程中，农村公路就有92.3万公里，占88.5％；还有未纳入统计的村与村之间的简易公路约120万公里。很多地方农村公路晴通雨阻，抗灾能力低，路况差。实地调研的中西部三个县中，河南省西平县尚有29个村未通公路，已通的公路路况较差，通村公路硬化率不到30％；陕西省大荔县有93个村未通公路；四川省三台县目前公路未通村408个。
部分地区人畜饮水困难，基本生存条件无法保障。2000年初，我国有502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其中，2423万人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遗留下来的，预计2003年年底解决。其余2597万人是近年来由于气候干旱、水源变化等原因新增的饮水困难人口，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实地调研的四个县中，除浙江省上虞市95％以上的农民能够用上清洁的自来水外，中西部地区三个县不仅存在人畜饮水困难问题，西平县有32个村没有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涉及2万多人；大荔县未解决人畜饮水的村220个，涉及人口33万人，大牲畜7.5万头；三台县目前有102个村6万多人饮水困难，有4个严重缺水村和16个旱山村。除了一部分人饮水困难外，目前中西部地区很多农村饮水达不到清洁饮用标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老化失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弱。
（二）农村医疗和公共卫生方面（注：全国资料来自财政部社保司“关于农村公共卫生问题”课题报告）
无论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城乡医疗和卫生存在着巨大差距。全国而言，在健康水平方面，农村婴儿死亡率是城镇的4倍左右，孕妇死亡率是城镇的2.4倍，农村人均期望寿命比城市低6岁，农村中一些已经得到控制的地方病、传染病如血吸虫病等发病率出现反弹甚至死灰复燃。在政府投入方面，1991—2000年间，政府投入农村卫生的支出690亿元，占卫生总预算支出的15.9％，农村卫生投入10年仅增长48.5％。2000年政府卫生预算投入比1991年增加的部分只有12.4％用于农村。即使在东部地区的浙江省上虞市，2002年财政预算中用于城乡医疗卫生的人均投入比例也在9：1.农村医疗和公共卫生严重落后具体表现在：一是农村医疗条件差，服务能力低。农民就医主要是村级诊疗室、乡镇卫生院、县级医院。相比较而言，县级医院无论在投入或设备条件方面均远远好于村级诊疗室、乡镇卫生院。村级诊疗室的医疗器材仅限于体温计、血压计等，从业人员中9.2％是小学毕业，67.8％是普通初中毕业，仅能诊治一般小病。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条件差，设备陈旧，中西部地区大部分为20世纪60、70年代配备的设备；卫技人员中，本科学历以上的占1.4％，大专学历占9％。二是农村医疗收费相对较高，大病统筹合作医疗步履维艰。1991—2000年农民每人次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上升到79元和2891元，分别增长了6.2倍和5.1倍，而同期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7％。农民轻易不敢上医院，小病拖，大病扛，一旦患上重病，极有可能陷于贫困。据问卷调查，四川省三台县卢溪镇农民看病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5.31％，古井镇为8.14％，鲁班镇为10.91％，我们走访的四川省三台县几户特困户，大多因病所致，大病已经成为农民致贫的主要因素。现在全国只有10％的村有合作医疗，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我们实地调研的县（市），只有浙江省上虞市开始了试点。
（三）农村教育方面
我国现行农村教育体制是地方负责、以县为主的体制，长期以来，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县乡财政和农民集资，中央和省市一级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高等教育和城市基础教育，用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比重很低。2001年，财政预算内农村教育支出738.69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农村教育支出97.32亿元，仅占13.17％。尽管近年来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以来，中央和省市一级财政增加了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但仍然只占很小的比重。据调查，目前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一是教师工资基本解决，硬件设施差距很大。我们调研的县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基本解决，适龄儿童入学率接近100％，但学校校舍、设备、操场等硬件设施普遍落后。陕西省大荔县还有危、漏校舍面积3.6万平方米。2001年开始实行“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到2002年底，中央资金支持的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兵团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总量达120亿元，改造D 类危房（最危险的）面积3000万平方米，全国中小学危房比率由改造前的9.6％下降到7.6％。二是基础教育费用较高，农民无法承受。根据对河南、陕西、四川的农户的直接问卷调查，农村子女上学费用是目前农户家庭最大的开支。陕西省大荔县2002年平均农民家庭支出为7869.07元，其中子女上学2714.07元，占35％。宝鸡县2002年农民家庭平均支出为8219.63元，其中子女上学2334.67元，占28％。四川省三台县古井镇接受问卷调查的30户农民中，上学支出占农民家庭消费支出为33.47％，卢溪镇为30.57％，鲁班镇为28.75％。有些孩子因为支付不起学费而中途退学。当地农民说“学校修漂亮了，上得起学的孩子却少了”。三是师资水平低，教育质量不高。目前由于工资、住房及其他条件原因，农村中小学中一些素质高、教学能力强的教师或流向城市，或离开教学岗位，师资队伍整体水平难以保证，升学率低，9年制义务教育的失学率相对较低，进入高中阶段失学率剧增，往往因考分低1分或几分需要缴上万元而失学的现象比比皆是。同时，农村就业技能培训主要由一些私人部门或机构举办，只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农民才能参加，而大多数农民因得不到有效的就业技能培训，外出打工或从事非农就业时也只能干一些粗活、重活、脏活，非常不稳定。
（四）农村社会保障问题
尽管民政部正在研究对农村特困户的救助办法，但目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民工工伤医疗保险制度只是在一些地区起步。如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等已经初步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农村特困人口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广西2003年出台了农民工工伤医疗保险制度。但上述地区农村人口只占全国农村人口16.56％，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非常低。
（五）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进步方面
目前，国家财政对农业基础建设和农业科技进步方面的支持已经体现在各个科目的预算安排上，但投入总量不足，支出结构不合理，有效性不强。既有缺位，也有越位。越位主要是财政供养的农业事业单位人员过多，用于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支出过多，一些本该由市场调节或由私人部门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也由政府财政负担。而农业科技、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投入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很低。
（六）农村基层机构运转方面
县、乡（镇）负债现象严重。实地调查的中西部地区3个县，县、乡、村都存在债务。河南省西平县目前县、乡、村债务累计达2.2亿元，其中乡村债务高达1.4亿元；河南省滑县截止2002年底，历年滚存赤字2212万元，全县债务总计2.9亿元；四川省三台县累计赤字6123万元，全县债务总计11亿元（5倍于2002年县财政收入）。
由于财政困难，中西部地区大多数乡镇党政机构的办公经费标准低，运转发生困难，乡镇干部工资大多是“裸体工资”，并且不能正常发放。
造成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体质量偏低、矛盾突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现行体制导致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二元结构，城乡投入差距明显。我国现行的体制格局是以工业和城市为中心，公共财政资源配置带有特别明显的工业偏好和城市偏好，城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基本由公共财政供给，如公共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尽管各级财政都安排一定的支出，相比较而言，无论是总量水平还是相对水平都是很低的。据初步统计，2001年，全国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3300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3％，如果扣除国债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11％左右。实地调研的河南省滑县，总人口为122万人，农业人口为113万人，占总人口的93％。2002年全县人均公共建设财政投入为131元，而农村人均公共建设投入为7.55元，仅相当于人均水平的5.8％。其次，县乡两级财力有限，无力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目前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主要由县乡两级政府承担，而县乡两级财力困窘，难以提供有力支持。1998—2002年河南省西平县用于支持乡镇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生活基础设施建设（不包括农村教育支出）的支出分别是1009万元、1028万元、1171万元、1013万元和1172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分别为7％、6％、6％、4.9％和4.5％，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大致相同。第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现行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虽然划分了财权，但事权仍是模糊交叉的，特别是在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本该由上级政府投资的公共产品，有的却通过转移事权交由下级政府提供，甚至村民自治委员会还承担了较多的政务，供给主体错位现象严重。如：基础教育、计划生育都是基本国策，涉及整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和长治久安，属于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该由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但目前这些事权主要由县、乡政府以及村承担，中央和省一级负担的比例比较低。第四，税费改革留下的投资缺口暂时还无法弥补。以前，村集体兴办公共事业主要靠提留统筹和摊派集资。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从制度上规范了农民的税赋，刹住了面向农民的各种集资、摊派、收费行为。但目前中央财政和省一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仅能保证基层政权的运转和农村教育的需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缺乏相应的资金来源。按照国家规定每人每年不超过15元的标准和“一事一议”
三、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
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国家财力有限，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尚在完善之中，因此，公共财政覆盖农村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认真考虑。
（一）持续工业化和城市化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历史时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城乡资源配置结构、人口分布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等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客观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必然选择。因此，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必须适应这一趋势，推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公共财政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要适当，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二）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成本问题
我国现有乡镇3.9万个，行政村69.5万个（注：中国农村经济主要数据1978—2002，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3），按自然村计算，村数更多。如果依现有乡村布局和人口分布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不仅需要庞大的财政支出，国家财政负担不起，而且组织成本和投入成本都很大。同时，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些村庄和乡镇将会合并，如果依现有乡村布局和人口分布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还会造成公共财政资源的浪费和配置失效。从日本的“并村运动”和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实践看，即使在人口密度大于中国的日韩两国，农村人口的相应集中和居住乡村的适当合并，对于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和公共财政资源有效配置也是必要的前提。
（三）城乡差别的客观存在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缩小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可以说是“全面小康”最重要的内涵之一。但应当强调的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还不可能消除这种差距。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差距也是城市化的动力之一。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目标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得到扭转”。所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要承认城乡差别的现实，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逐步解决农村公共服务滞后的问题，逐步扭转“三大差别”，而不能强求农村道路、饮水、学校、文体、路灯、垃圾站等公共事务达到与城市一样的标准，这是不切实际和不现实的。
（四）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国家，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客观存在。2002年，我国东南发达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400美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更超过了3000美元，而西部9省区的平均水平还不到600美元。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5309元，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仅为1741元。当浙江省上虞市的农民开始考虑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时，中西部的西平县、三台县和大荔县的农民还在为吃水用水发愁；当上虞市农民开始追求高品位的精神生活时，西平县、三台县和大荔县的农民还在脸朝黄土背朝天，从土里刨食；当上虞市农民生意开始做到国外时，西平县、三台县和大荔县的农民还守望田野，不知道山外是怎样的世界；当上虞市农民家用电器升级换代，轿车、洋楼进入百姓家时，西平县、三台县和大荔县的农民可能连电都用不上或用不起。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种差异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在制定农村公共服务和小康建设目标和政策时，要承认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和不平衡性，在这个基础上，区别对待，分类、合理设计和制定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目标、标准等指标，绝不能一刀切。
（五）财政体制和财力格局
分税制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增强了中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同时，初步建立了较为规范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逐年加大。但由于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的体制因素，财政体制的不完善使得财力分配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财力逐级上收，中央和省一级财力在整个国家财力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对加强宏观调控和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建设是必要的，但县乡财力薄弱，使得由其承担的农村公共产品无法得到保证。二是1994年的分税制是在当时财政收支包干基数的基础上确定的，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情况的变化，这些收支基数的不合理性日益突出，地区间财力差异进一步拉大。四川省三台县为2.1亿元，河南省西平县和陕西省大荔县不足1亿元，与浙江省上虞市的财力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现行财力格局决定了不同级次和地区间公共财政的支出能力，客观上也决定了现阶段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支出主要应由中央财政和省一级财政承担，不同地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选择也应有所区别。对中西部地区而言，政府财力的状况决定了这些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要量力而行，尤其不能急于求成。
（六）区分轻重缓急，统筹兼顾，突出解决主要矛盾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公共服务的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既有生理意义上的需求，即衣、食、住、行等生存需要得到越来越高程度满足的问题，也有生存需要之上的发展需要得到实现的问题。发展需要不仅包括生理意义上的需求延伸，如健康、休闲等，而且包括社会意义上的需要，如提高文化水平、掌握更多社会竞争技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等，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短缺的问题非常严重，不要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连基本的衣食住行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我国财政经济实力还不雄厚，解决人口和幅员面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农村问题，难度很大，任务十分艰巨。在思想认识上，既不能悲观丧气，看不到希望；也不能盲目乐观，幻想一朝一夕就能解决问题。要做好打硬仗、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在策略上，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分清缓急，有先有后，统筹兼顾，逐次解决。
四、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建议
（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力度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存量调整和增量调整上同时做文章，重点是增量调整，逐步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存量调整主要是：重新配置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现有财政资源，增加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财政投入；调整压缩粮食流通领域的财政补贴，增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调整政府农业管理职能配置，整合农业财政资金，按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和加入WTO 后的发展需要，重新确立农业财政资金分类，减少交叉和中间环节，提高农业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增量调整主要是：认真落实财政预算内教育、卫生、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2004年比例不少于70％，2005年以后达到80％以上；调整国债资金的投入比例，2004—2005年用于农业农村比例由现在的1/3提高到2/3，2006年以后逐步提高到80％以上。同时，采取税收优惠、贴息等措施鼓励社会其他力量进入农业农村社会发展领域。
（二）合理确定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优先顺序
国家财力有限决定了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必须分阶段、分区域地排出优先序。排序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先保障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民基本生活需要，后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发展；先保证纯公共产品，后提供准公共产品和混合产品。
在实际调研中，我们设计了相关问卷对地方政府和农民的需求进行了问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由于财力不足，近年来县乡政府对上级转移支付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县乡财政绝大部分财政支出主要是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开支和教育开支，农业、农村公共事业只能依靠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在对农户的问卷调查中，我们列出了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教育投资修建校舍、提高师资力量；减免学生上学费用；解决灌溉用水；增加医疗点、减轻看病负担；开展技术培训；解决收看电视难问题等十一项内容供农民选择。由于各地自然、经济条件不同，农民选择有所差别，但是如果排除区域性差异，农民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一是道路、桥梁、水利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河南省农户对此问题的关注率高达100％；陕西省大荔县农户对此问题的关注率达到79.6％；浙江省上虞市农户对此问题的关注率达到52％。
二是减少子女上学费用。河南省西平县高达93.33％的农户对此问题关注；陕西省大荔县87％的农户对此问题关注；陕西省宝鸡县83.3％的农户对此问题关注：浙江省上虞市80％的农户对此问题关注。三是增加教育投资修缮校舍和提高师资水平。河南省农民对此关注率达到92.22％；陕西省宝鸡县农民的关注率达到88.9％；浙江省上虞市农户的关注率达到80％；陕西省大荔县农民关注率达到63％。四是增加医疗点，减轻看病负担。陕西省宝鸡县农户对此关注率达到90.7％；河南省农户的关注率为72.22％；陕西省大荔县农户对此关注率为70.4％；浙江省上虞市农民对此关注率达到61％。五是帮助发展生产、开展技术培训等。
（三）在政策设计上要留下城乡协调发展的接口
使农村居民享受国民待遇，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这就意味着最终形成城乡统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这就要求在最初的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设计方面考虑未来城乡政策统一的需要。
（四）深化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加快乡（镇）村布局调整
进一步深化地方行政改革和农村管理机构改革，把减人和减事结合起来，逐步减少村委会承担的政务活动，取消村委会的“政务职能”，这一方面要求各级政府充分履行责任，避免职能下放；另一方面也要求村民自治组织在理清“政务”与“村务”的基础上，充分合理地行使自治权力，维护农民利益。
（五）针对不同地区发展实际，制定不同地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建立合理的公共产品投资分担机制
从大的区域比较，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水平基本上呈递减之势，对中央、省级财政依赖程度递增，加上各地区农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情况不尽相同，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现阶段，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粮食主产区和西部贫困地区的大多数县乡财政比较困难，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支出，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相应承担的比例要多一些。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和财政体制的深化改革以及县乡财政状况的好转，可以逐步将一些领域的发展职责让渡给市场调节和县乡政府；东部地区地方财政财力较强，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支出主要由省、县乡财政负担，但作为政策引导，中央财政对于东部地区应给予适当补助。
（六）建立民主参与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和“第三方”实施的运行机制
公共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否符合农村大部分居民的实际需求，是衡量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有效性的重要原则。因此，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需要不断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改革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决策程序，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投资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
转变。要从制度上确立由农民、农村的内部需求来决定公共产品投资范围和投资方向的制度，建立由内部需求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同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实行“第三方”
实施、政府部门和农民进行监督的方式，提高政策实施的质量，避免由“条条”决策，由“条条”搞“工程”、搞“行动”等不切实际的做法。
（七）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现代税收制度
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制度，稳定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分配关系，在此基础上，按照“先规范、后降率、再转制”的原则，分步实施。第一步，利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机，在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及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措施取得预期效果的基础上，降低农业税税负，力争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将农民税收负担降低到3.5％左右，同时明确规定征收的农业税全部返回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步，随着土地资源税、所得税和增殖税等税制的完善，取消农业税，建立城乡统一的现代税收制度。
③ 农村公共产品包括什么
农村公共产品则是广泛分布於农村地区的、能同时被多人共同消费和使用的产品。
理论上讲，在农村地域范围内，应该依靠政府力量供给的公共产品主要有：
1. 公共工程：大中型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主要指政府办的对农业生产有直接联系的，如根治河流、治涝、引水、灌溉等大型水利工程，兴建大中型水利枢纽，大规模植树造林，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的重点基础设施及商品粮基地建设等专案；农村环境保护工程，如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治理环境污染等。
2. 公共教育：农村范围内的中小学九年义务教育；教育各部门所属各类学校的基建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的教育支出；农村扫盲工作等。
3. 社会保障：主要用於抚恤和社会救济福利事业，对农村五保户、贫困户的生活救济和生产自救扶持，农村福利机构的建立和福利设施的建设，以及自然灾害救济等。
4. 医疗保障：环境治理、健康宣传等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传染病控制等基本临床医疗服务支出；农村基本医疗服务网路的建设等。
5. 行政机构管理费和事业单位事业费：指农村基层政府正常运作，实现宏观管理职能所需要的管理费，以及农村农林水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如农业科研、技术推广、畜牧兽医、水利部门所需经费。
6. 社会秩序和法律的维护：法律和秩序是保障社会正常、健康发展和运行的基础，农村社会也不例外，因此，公检法等部门所需经费应由公共财政负担。
④ 如何用科学发展观来解决“三农”问题的论述
一、坚持全面发展,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1、明确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
2、确立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点。
3、完善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的筹集制度。
二、坚持协调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
1、农业与工业互动,推行以农民参与为主旨的工业化路线。
2、农村与城市互动,建立城乡合理流动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
3、农民向市民转换,推行以吸纳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化战略。
三、坚持可持续发展,建立农业保护与支持体系
1、调整农业发展战略,合理开发利用环境,全面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2、增加财政资金投入,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
3、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建立农村服务体系,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⑤ 关于新农村建设 的文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难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这一问题是政府关心的重点，是学者研究的焦点。中国的改革第一步源起于“三农”，中国未来的成败，也必将取决于“三农”，这是显而易见的。泱泱大国，农为根本，只有“根本”的问题解决好，才是最彻底的，最有价值的，最革命的。
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下达了关于开展农村经济重大问题调研的指令，按照国家发改委下达的调研课题，笔者有针对性的深入湘潭县农村开展调研，并运用湘潭县县委基层办、县委政研室和湘潭县政府经研室的相关调研成果，形成了综合性调研报告。
调查结果表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乏力，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和尚未建立长期投入机制，成为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四大难题。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原因是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相悖的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笔者以为要做好做活五个方面的文章： 一、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二、生活富裕 用产业化的布局 实现社会重建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研究；三、乡风文明 用市场化的思维 实现制度重建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四、村容整洁用城镇化战略 实现生态重建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研究；五、管理民主 用科技化的手段 实现文化重建 --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关键词：农村经济，经济发展，和谐发展
近三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六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七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八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
难题之一: 乡村债务问题
据调查，一般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大多数村的经济现状都不乐观。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这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突出难题。
一、乡村债务结构分析
~~县乡村两级负债总额为55161.99万元，其中乡一级负债42586.33万元，村一级负债12575.66万元，其债务结构如下:
按成因划分:A、地方上项目、办企业，造成决策失误或因管理、市场原因亏损形成的债务14992.45万元(其中乡级13814.10万元、村级1178.35万元)占27.18%。B、办福利事业、“普九”、乡镇医院和村办福利事业建设形成的债务5853.77万元(其中乡级4819.21万元。村级1034.56万元)，占10.61%。C、民间高息借贷、完成各种上交任务，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级债务3599.48万元(其中乡级2484.72万元、村级1114.76万元)，占6.53%。D、如通乡镇油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4922.01万元(其中乡级3070.66万元、村级1851.35万元)，占8.92%。E、因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干部因素形成的历史性债务1335.54万元(其中乡级968.14万元、村级367.4万元)，占2.42%。F、农户欠交税费， 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体债务10640.2万元(其中乡级4659.72万元、村级5980.48万元)，占19.29%。H、其它原因形成的债务13818.54万元(其中乡级12769.78万元、村级1048.76万元)，占25.05%。
按债权人划分:A、欠银行、农村信用社、基金会及其他金融机构20131.79万元(其中乡级17614.46万元、村级2517.33万元)，占36.49%。B、欠乡村工程业主3418.82万元(其中乡级2755.70万元、村级663.12万元)，占6.2%。C、欠乡村干部7682.6万元(其中乡干部5769.09万元、村干部1913.51万元)，占13.93%。D、欠乡村教师2518.4万元(其中乡级2452.30万元、村级66.1万元)，占4.57%。E、欠民间个人2568.06万元(其中乡级l537.07万元、村级1030.99万元)，占4.66%。F、欠其他经济组织10881.74万元(其中乡级6049.24万元、村级4832.50万元)，占19.7%。H、欠其他债权人7960.58万元(其中乡级6408.47万元、村级1552.11万元)，占14.42%。
二、乡村债务成因分析
1、财源有限。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区并乡、农村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等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村集体不再有剩余产品的分配权和经济收入的支配权，“五统三提”、农业税附加等乡村集体收入也随之消失，乡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大多数被取消，预算外收入锐减，乡村集体收入来源被逐渐抽空;由于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缺乏、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纷纷破产倒闭或改制重组，每个乡镇每年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企业管理费收入顿时化为乌有;1988－1993年，国家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留成比例较高，理财自主权较大，财政状况相对宽裕，而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地方的独享税种只有营业税、地方企业上缴利润、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小额税种，而增值税、所得税地方只分享25%、40%，地方财源严重“缩水”。
2、刚性支出居高不下。由于机构雍肿，队伍膨胀，乡村二级的工资、误工补贴，办公费、交通费等基本支出使乡村不堪重负，政策性增资只能“挂空档”。旱涝灾害、山林火灾、矿山事故等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不可预算费用，使原本拮据的乡村财力更加捉襟见肘。，
3、财源流失严重。分田到户后，村级集体财产被一分而尽;撤区并乡、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人情税、关系税、税收征管力度不够，导致税收不能按国家政策足额征收;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税费收缴缺口大，尾欠收缴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实行分税制以来，一定四年的乡镇税收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不能完成的乡镇只能高价买税(20~30%的手续费)或高息借贷垫交;成立于1994年的农村基金会、互储会，一开始就以高息和分红疯狂吸收存款，违规大额放贷，直接威胁金融秩序，99年国家下令强行关闭时，乡镇财政向国家举债1.181亿元兑付农民存款，农村“两会”清收不仅使县、乡、村支付了巨额的清收成本，还承担了1368万元的利息债务，至今还有9000多万元的不良贷款没有收回，
4、盲目性建设投资强力扩张。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企不分，政府办企业、政府为企业担保贷款，使乡镇不得不花巨资为企业亏损买单，为企业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各种达标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使乡村债务陡增;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组织农民发展新的生产经营项目，并和农民签订保产保利合同，项目失败后，政府不得不替农民交纳巨额学费。
5、预算约束力不强，挥霍浪费严重。乡镇人大会议上通过的财政预算报告往往是一个形式，乡镇的财政支出一是拆东墙，补西墙，毫无预算可言。二是乡镇财政支出往往是书记、乡镇长说了算，管他预算不预算，支出决策不仅脱离预算而且基本上没有民主可言、更不要说财务制度了。三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乡级财务账性违规违纪支出现象较为普遍，有限的乡村财力“跑、冒、滴、漏”严重，乡村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四是乡镇主要领导异动频繁(平均任期2年左右)，在领导的潜意识中，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大多是过日子、守摊子、找路子，希望早日脱离“苦海”，支出的随意性也就被无限放大。五是村一级的支出就更没有计划了，“到手就是财、今朝有钱今朝用，管他明天怎么过”，是大多数村干部的理财之道。
在现行的乡村绩效考核机制中，数字化强制性硬指标不少，唯独没有行政成本的考核指标，乡村干部在行政过程中，没有成本意识，从客观上助长了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个别乡村干部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声誉，不惜花公款制造虚假政绩为自己脸上贴金。在乡村财力日益拮据的状况下，办公费、交通费、通信费、公务接待费却节节攀升，大吃大喝俨然成风，公费请客送礼愈演愈烈。在公款消费上讲排场、讲档次、互相攀比，债务包袱越背越重，群众怨声载道。
三、乡村债务影响分析
巨额的乡村债务对基层组织运转、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1，是违法行政的重要诱因。乡村出现收支失衡后，乡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资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对人收取各种费用，因而，农村“三乱”久治不止;为了弥补工作经费的不足，乡村两级均热衷于违规征用土地搞建设，通过炒地皮，从中获取20-30%的收益;由于经费紧张，驱使政府机关和干部采取各种隐蔽手段经商办企业;为确保正常运转，乡村干部千方百计找门路，以项目建设为幌子，通过非正常途径，采取非正常手段，争取上级支持，以弥补工作经费不足。
2、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沉重的债务包袱，使乡村主要领导整天处于“借新债、还旧债、躲追债”的状态下，影响了他们谋划经济发展的精力;湘潭县的干部工资只有~~市的1/2、长沙市的1/3，并且还不能按时发放。乡村干部为垫交税费、垫付工作经费，每人手里攥着几千元、上万元乃至10多万元的“白条”，兑付遥遥无期，乡村千部人心涣散、意志消沉；面对存量和增量均严重不足且强制带病超负荷运行的农村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社会事业公益设施，乡村二级无力改造和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需脱节的现象更加严峻;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有限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和教育经费被乡村挪用已习以为常，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基础教育。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乡村二级运转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势必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由于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增收致富。
3，有损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巨额的乡村债务使乡镇政府、村委会成为农村最大的债务人。对内，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和公款私垫费用，对外，大到欠金融机构贷款、施工单位工程款，小到欠水电费、运费、餐费、办公用品费，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乡村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只能采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应对之策，社会公信度大打折扣。债主为了早日拿回欠款，无奈之下，只能无休止地纠缠乡村干部，围堵干部家门和乡村驻地、封堵学校大门、强行搬走农具和办公用品，搞得乡村干部声名狼藉，无法开展工作。
难题之二: 农民增收问题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
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一、农业政策执行情况
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县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为:农业税28404509元、农业特产税5160000元、生猪屠宰税1352700元、乡统筹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按计税面积计算)负担108元。一些临时性摊派和搭车收费(约30元以上/人)尚未计算在内。
2002年税费改革时，湘潭县核减一批不合理计税面积，合理确定计税产量，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和“五统三提”，将农业税费门类规范为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税费改革使农民减负约30元/亩。
2004年农业税税率由7%下调至4%，全县农业税及附加总额3304万元，人平负担31.98元，亩平负担35.30元，较2001年下降67.42%。 2005年，农业税全免，全县预计免征农业税6046.4万元，从此，农民完全从税费负担的梏桎中解放出来。
2003－2004年，~~县共减免农业税10116.4万元，得到了上级财政等额专项转移支付。
2002－2004年，~~县共下援农业税灾社减免2163.7万元，重点照顾贫困村组的农户、五保户、烈军属、残疾人、受灾群众和水库库区内的困难群众。
2004年，~~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发放直补资金970万元，粮补资金1544.4万元，使农民直接增收2514.4万元，人均增收24.51元。
二，2000～2004年~~县农民收入情况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变化情况。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内增加1037元，增长39.2%，年均递增8.62%。
200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具有极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较1999年增长3.97%，2001年较20001年增长5.3%，2002年较2001年增长5.7%，2003年较2002年增长7.5%，2004年较2003年增长16.3%）。5年中，农民收入虽稳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间增速低于8.62%的年均增速;其增长规律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明显的跳跃性，前四年为低速期，年均增速仅6.17，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长16.3，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纯收入增返5.3个百分点。若没有2004年的高速增长支撑，就不可能实现8.62%的年均增速。
5年间，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基本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占60.78%，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58—2.5%之间;工资性收入占36.19%，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34.3～38.9%之间;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仅占0.87%、2.16%。湘潭县2004年农业总产值44.3亿元，农业增加值25.21亿元，粮食种植面积187.4万亩，粮食总产量85.72万吨，出栏牲猪234.49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368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6%、8.5%、17.3%、14.7%、8.4%、16.3%。以上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支农扶农政策的颁布实施，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形势，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农产品全面丰收，农业效益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下，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
1、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收入来源渠道依然狭窄。
2、农民收入增长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2004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政策效应。免征农业税不仅使农民减轻了负担，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根治了农村乱收费的痼疾，使各种巧立名目的搭车收费失去其依附的载休，广大农民群众可谓欢呼雀跃，拍手称快。直补、良补给了农民一条稳定的政策性增收渠道，减负和增收使农民在长期的“高负低收”的恶性循环下解脱出来。
3、较长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2000~2004年为例，年均增速仅8.62%，其中，2000年较1999年仅增长3.97%，2001年增长5.3%，2002年增长5.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0~2003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和负增长状态。
4、农民收入的内部分化日趋加剧。2003年，我们调查了8个乡镇20个村50户农户的收入情况，户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17户，占34%;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26户，占52%;年收入1000~5000元的5户，占10%;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2户，占4%。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农民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历了10多年的家庭经营后，农村生产力、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极至，在新的经济体制、产业格局、生产经营模式没有出现以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必然进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产、增收、增效缘于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政策的引扶效应和市场的刺激效应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发展态势已属不易，要谋求新的发展和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2004年，农作物产量和价格也接近峰值，依靠提高单产和市场涨价增收显然“内存”严重不足。在世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不断集中、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垄断性经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进行巨额补内贴并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设置绿色壁垒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2004年，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5%下降到17%，许多农产品的关税普遍下调20—30%，国际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也将下降20—30%，农产品价格回落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已经无法经受国际国内大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进入鸡年，农产品价格就遭遇“寒潮”，首先是稻谷价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接着是4月下旬～5月下旬的牲猪价格直线下跌，良杂猪由去年的10.2元/kg跌至8.4元/kg ，良良猪由去年的11元/kg跌至8.4元/kg，在经历了一个月的低价运行后，牲猪价格才触底反弹，小幅上扬，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04年的价格水平。工资收入己成为农民收入的“创业板”。受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影响，尤其是城镇建筑业、制造业等对农民工需求大的产业增长强劲，民工外出务工寻找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多。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估计在近几年，工资性收入会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贡献因子。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劳务经济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共有农村劳动力42亿，农业自身的劳动力需求只有1.7亿，尚有3.1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上城镇下岗失业工人和新增就业人员，城市的承载能力相对有限。二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三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体力型务工人员的薪金待遇会越来越低。四是湘潭县的劳务经济至今是一种自发经济，管理松散，组织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劳务输出市场。
2、农民增收的风险性系数大。农村是一个庞大的“露天工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是“靠天讨吃”。目前，我国尚末建立农业风险救助机制，一遇自然灾害，农民就只能望天兴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众所周知，过度开发和盲目扩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水士流失、生态失衡、资源紧缺必然导致气候的反常，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农民增收的风险系数也就不断放大。
3、农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受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民死抱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不放，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浪转机制难以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作田、养猪、打工不可能使农民收入出现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增收动力明显不足。
农产品价格是农业的“晴雨表”，农资价格又是农业的“风向标”，农民对“二价”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农民增收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天以来，农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农资价格却一路飚升，尿素零售价（下同）1950元/吨，同比（下同）上涨14.9%；钾肥2200元/吨，上涨29.4%；碳胺540元/吨，上涨17.4%；复合肥1050元/吨，上涨32.9%；种子9元/kg，上涨28.6%；农地膜14元/kg，上涨4%；抛秧盘0.65元/块，上涨160%；农药的平均涨幅也在20%以上。因农资涨价，农民种田成本增加50元以上/亩。按2004年湘潭县“二补一免”55.72元/人计算，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被农资涨价全额抵消。
受煤、电、油、运紧张和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农资价格上涨有其客观原因。但透过涨价现象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近年来，舆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宣传有失偏颇。农业和农村经济刚有转机和起色，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把农村形势说得天花乱坠，片面宣传和夸大成就，对仍在存在的各种问题或是忽略不计，或是轻描淡定，给人以“三农”问题已经解决，农民已经富裕的舆论误导，各行各业，特别是农资生产商和经销商也就争先恐后来分“蛋糕”，为农资涨价埋下伏笔。二是农民对农资生产成本、进零差率等生产经营信息全然不和，涨不涨价、为什么涨价、涨多少，全是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的一面之词。三是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前”补贴方面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但真正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手中，他们一方面享受国家的行业政策优惠，一方面叫苦不迭，大呼亏本经营，一次又一次提高农资市场价格，最终受“挤榨”的还是农民。
难题之三：村镇规划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
二、98年以来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当前存在的问题
难题之四:投入机制问题
1，金融资源流失严重，经济发展受资金“瓶颈”制约
2、上学难、看病难、贷款难，打官司难。
主要原因：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
原因之一：生产经营模式落后，产业科技含量不高。
原因之二：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脆弱。
原因之三：乡镇机构雍肿，干部队伍庞大。
表现之四：乡村两级经费紧张，基层组织运转困难。
原因之五：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
原因之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 劳务输出引发社会问题
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
----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
参考资料：http://www.cn880.com
⑥ 本科论文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写哪个更好
(一)供给总量不足。首先，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主干网络、农村科技普及、农作物改良等诸多方面供需差距明显。其次，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也存在短缺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农村目前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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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行政村和大量的自然村不通公路;大约23%的村庄没有合格的饮用水。此外，由于前些年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制度外获得资源的空间大为缩小，在乡镇财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的财政转移支付，意味着某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将减少或取消。
(二)供给效率偏低。由于我国政府执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不是由乡、村社区内部的需求决定，而是由上级政府和乡镇政府的指令决定的。这种模式有时会导致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并不一定满足村民的真正需求，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普遍不高。
⑦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政府直接抨击信封到低收入人群中，有一系列的技术问题 - 对低收入人群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红包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
因此，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往往会寻找其他方式来提高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扩大公共产品的供给，让所有居民分享社会财富。
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仅可以提高人口的社会福利条件，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的社会，使经济呈现积极的发展态势。
⑧ 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途径有哪些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不外乎三种: 政府、市 场及第三部门。 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是政府以公回平为目的、答以税收和公共收费为 主要筹资手段， 利用公共资源供给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是 指营利组织根据市场需求， 以营利为目的，运用收费方式补偿支出的公共产品供 给方式；公共产品自愿供给是指公民个人、单位，以自愿为基础，以社会捐赠或 公益彩票等形式无偿或部分无偿地筹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公共产品的提 供， 并接受公众监督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
⑨ 求一篇跟行政管理有关的论文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处于严重的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状态，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因素。因此，通过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及其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对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从而提高农业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和发展农村经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及特征 公共产品是用来满足社会公众的共同需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称。 农村公共产品是用来满足农业、农村和农民生产、生活共同需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或服务的总称。比如农村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环境保护都属于农村公共产品。相对于城市公共产品，农村公共产品除了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之外，还具有需求量大和供给困难的特征： 1.从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量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口众多且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农村地域广阔、农业生产规模小、生产方式落后，再加上有些公共产品是城市所没有的，如动物疫病防治、水利灌溉等等。这就决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公共产品，特别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建设，具有很大的需求量。 2.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难看。某些在城市中可以由私人提供的产品，如新产品、新技术的推广等等，在农村则需要政府以公共产品的形式来提供。而政府作为主要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在有限财力约束的条件下，很难有效地满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 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力比较落后，还是弱质产业，农业的发展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但是从1978～2003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虽然绝对额逐年增长，但是从相对额来看，则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从1978年的13.43%下降到2003年的7.12%。正是由于国家财政支农比重的不足，导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总量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实际需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据调查显示，全国仅13%的乡镇有供水站，83%的村不通自来水；13%的村不通公路；53%的村不通电话；95%的村虽通电，但电价普遍是城镇的2倍以上；93%的村接收的电视信号相当微弱；全国尚有207个县无公共图书馆，67.9%的乡镇没有文化站，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目标亦未能实现；交通网、能源网、信息网等基础设施严重滞后［1］。 （二）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自上而下的供给机制、地方财政财力不足等原因，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极其不合理，主要表现为： 1.农村急需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家庭承包联户制使农民的生产分散化，各农户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过程又存在着共性，决定了农民对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依赖性，比如：大型水利浇灌设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以及良种的培育等等。 而随着我国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中央财政的事权向地方转移，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承担的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转向由县、乡级政府承担。但县、乡政府财政紧张，对农村大型的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显得无能为力，导致了农村急需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2.涉及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这些公共产品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农民的医疗保障及农村的环境保护等。 （1）在农村教育方面，中央政府把农村义务教育留给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府财力的限制下，大部分农村的教育供给不足、质量低下，学校的数量和教师的质量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边远地区存在大量失学儿童。 （2）在农村医疗保障方面，农民成为最大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逐年增多。加之政府对农村卫生防疫投入不足以及现行的医疗卫生防疫能力的限制，农民身体素质下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进步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虽然国家采取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一系列措施，但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缺乏政府保护环境的政策、措施和资金投入，造成土壤肥力减弱、水资源匮乏、旱涝灾害频繁等等。 3.某些公共产品供给相对过剩。在我国农村中，一方面存在着农村急需的大生产性公共产品及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但另一方面，与此相反的是一些农村不需要的或较少需求的公共产品供给相对过剩。比如：政府机构作为公共产品的一种，它的供给也应遵循效率原则。而我国现行的地方政府机构却是机构臃肿，人员繁多，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公共经费，而且办事效率较差。对农村来说，这样的公共产品供给显然过剩［2］。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资金使用不透明、管理混乱 1.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部门较多，资金渠道、部门政策也较多，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公共资金投人分散，政策之间相互制约的现象时有发生。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间环节多，公共资金被层层“过滤”，大量支农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或根本不到位，被挪作他用现象较为严重。 3.许多地方政府会计人员素质低下，没有建立完整的会计账簿，政府财政会计账证不全，不能严格执行财经法规，白条入账现象较为普遍。 4.许多地方政府没有建立村级政务公开制度，农民很难知道本村财务状况，导致公共资金使用透明度不高，暗箱操作，滥用、挪用甚至贪污现象较为严重。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不合理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仍沿用“自上而下”的模式，不是由乡、村社区内部的需求决定，而是上级政府部门的指令决定。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在有限财力地约束下，热衷于提供一些见效快、易出成绩的短期公共项目，比如：对上级考核的防洪防涝设施建设、农村电网改造、交通道路建设等。 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主体的农民，由于文化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低下而对自身所拥有的合法权益认识不足、由于缺乏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政府部门一般不了解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在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方面不能反映农民的真实需要。这种不合理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造成了公共资金的极大浪费。 三、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公共产品本身所具有的特征 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一方面，私人在提供公共产品时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公共产品的特征决定了私人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并不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为不能排除他人对该物品的无偿消费，这样私人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就没有多大的兴趣。另一方面，如果能无偿消费公共产品，消费者也将尽可能隐藏自己的真实需求，通过“搭便车”的行为来无偿消费公共产品，从而使得公共产品供给的难度增大。正是由于公共产品本身的特征，使得私人不愿意或根本不会提供公共产品，再加上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量大的特点，从而使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 （二）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模式 我国采取提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资本积累和城市经济建设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成了城市所需的公共产品多数由国家供给。而农村所需的公共产品国家提供并不多。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由县乡财政负责，国家并没有赋予县乡政府相应的财权，县乡政府的唯一选择只能是对农村准公共产品，说服农民分担大部分成本；对于农村纯公共产品，就只能停留在“等、靠、要”上。所以，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性质，那么农村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 （三）政府管理行为效率低 一是在现行财政管理模式下，财政支农资金实行分块管理，一个项目资金来源较多，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有限的资金不能形成整体合力。比如：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科研、农业生产和农业流通的财政资金分属不同的部门，各部门都有资金分配权，不利于资金的统筹安排和有效利用。二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缺乏动力去降低成本。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大多具有一定垄断性，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尽可能降低质量，提高价格，扩大生产规模，使所提供的数量与范围超过最优的生产水平，导致实际所支付的费用大大超过必须支付的成本。 四、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对策 （一）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一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建立公共财政体系，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纳入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财政预算体系，保证国家财政对农业总投入有较高的增长幅度，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机制。 二是进一步调整政府公共支出政策。增加国债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比重，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精确估计各地财政能力以决定各地应该得到的转移份额，将公共支出向县乡延伸，使其尽可能落实到乡镇。 （二）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其生产目的并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传统的理论中，通常认为私人供给公共产品往往是无效率或者是低效率的，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理所当然地成为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而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则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但是，基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量大和难以有效供给的特点，仅仅依靠政府提供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应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层次性，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政府要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机制，动员一切社会资源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使个人、企业和非营利性民间组织也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 所以，政府应制定合理的规则并充当裁判，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筹措上，应在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运用市场化手段吸引投资，拓宽筹资渠道。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引进民间资本，为民间资本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按照“谁引进，谁收费”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政府与市场混合的方式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3］。 （三）建立科学、民主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 农民是农村公共产品最直接的使用者，农村公共产品是否符合广大农民的实际要求，是衡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性的重要标志。在决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时，农民最具发言权，应该作为主要的决策者说了算。 但是，现行 “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是导致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建立科学、民主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和供给决策机制，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 1.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建立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健全和完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农民的意见得到充分反映，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进行投票表决。 2.乡镇政府领导人和村组织领导人都应由本辖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以便深入了解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加强可行性分析，避免脱离当地农村实际情况的公共产品供给决策。 3.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群体力量和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参与有关决策活动和对公共事务的监督、管理活动，增强其参政议政能力。 （四）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保障体系 我国农民由于科学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在国家的资源配置中，是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因此，就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要保障农民合法权益需要法律的介入。应逐步加快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化、法制化的步伐，尽快制定并实施农村公共卫生条例、农村义务教育实施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细则、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有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和应有的权利，才能切实保障农村公共产品的有序供给，切实保障我国农民的切身利益。
⑩ 农村公共财政内涵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发展使得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同时也是导致我国三农问题凸现和农村公共财政建设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许多只涉及到城市居民，这是我国过去走以牺牲农业为代价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所带来的后果。现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在当前的条件下，构建农村公共财政体系最主要的就是国家财政要向农业倾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改变农村的落后状况，真正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按照农村社会经济运行的特点和要求，逐步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统一到整个公共财政体系中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到广大的农村。
对于我国农村，公共财政除了具有一般的财政职能外，还具有保障和发展的职能。农村公共财政的职能决定了其特征，在我国城乡差别明显的客观条件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要比城市公共财政体系更为全面，除具有城市财政具有的职能外，他还肩负着对农户个体生产和合作组织进行补助的责任。要使农民享受到国民待遇，应该向其提供与城市居民大体相当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长期滞后，农民人口比重大，也比较分散，因此向农村的财政投入规模不会比城市小。但现实的情况是，在农村筹集财政收入相当困难，而向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又要求有相当大的资金投入，这就必然造成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上的资金缺口，因而也就决定了农村公共财政体系的构建要求公共资源向农村是净流入的，即农村公共财政体系是向内倾斜的。
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向内倾斜的特征以及我国农村长期的落后决定了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净流入必须是长期的，也必须是全面的。要将社会公正原则和农村的制度环境结合起来，重点考察农村居民的生产性，农村公共财政的支出范围应遍及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对农村居民生产和交易的补助，这样农村公共财政支出的规模和支出内容都会超过城市，才能体现其全面性。增加社会资源向农村的流入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职能对社会资源加以引导，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农村公共财政的直接投资来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提高农村的技术水平和对一些经济行为给于补助。在向农村进行资源流入的过程中，生产性建设投资方面，要注意投资效率和提高农村自我积累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