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专家

A. 怎么推进依法治国

第一，进一步提高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自觉性和水平。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情况如何，涉及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文化的繁荣、社会的进步，直接关系着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应该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实施依法治国的自觉性，提升依法治国的水平，把宪法和法律作为一切活动的准则。

第二，更好地规范和监督权力，保证国家权力依法正确、有效行使。依法治国的重点是治权、治官。任何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只有权力得到有力的规范和监督，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各种违法现象，维护党和国家的形象。

第三，更好地完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依法规范、调控、监管、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要注意把国家作为公权力机构和国家作为所有者、出资人区分开来。要杜绝权力寻租、权钱交易。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崇尚公平正义、追求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

第四，在法治的轨道上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下的人民的依法治国。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依法治国必须以人民民主为基础。同时，依法治国也是建设政治文明，发展民主的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我们应该在法治的轨道上促进民主循序渐进地发展，使人民更好地当家作主。

第五，健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机制。人权是人根据其本质属性要求应当享有的权利，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我国人权已经入宪，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国家神圣的职责。我们应当进一步健全人权法律保障制度，把人民的各种权利和自由维护好、实现好。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兴盛、社会才能和谐、人民才能幸福。

第六，完善推进科学发展的法治建设。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思想和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实施事关党的工作大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它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我们不仅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我们还应该注意针对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制定相关法律，明确权利、义务和责任，推进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第七，加强社会法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厉行社会法治，维护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责任。要进一步完善教育、劳动、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事业、社会管理以及财政、税收的相关立法，尽快改变我国社会法、财政法、税务立法滞后的局面，防止有关部门和地方的随意性。切实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安宁、稳定、和谐的社会基础。

第八，加强和改善党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的领导。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伟大事业。共产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为了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建议成立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保证党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一步实施的组织领导。

B. 怎样认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320508.htm

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国人民走过了一段光辉历程，使我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发生了令世界瞩目的变化。回顾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的成就，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是一个绕不开的大事件。作为长期致力于新中国法学研究和建设的专家，您能否回顾一下我国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历史进程？
李步云：好的。我国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以党的十五大为新的里程碑，经历了早期的理论准备和法治实践，以及后期的正式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这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发展阶段有五个主要标志：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二是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它强调，刑法等七部法律通过后，“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这是建国后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法治”这一概念。这一文件还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取消“文革”中“公安六条”中所规定的所谓“恶毒攻击”罪和“反革命罪”。三是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所作工作报告提了“以法治国”，大会批准了他的报告。这是在国家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提“以法治国”。四是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该文是应中央领导要求撰写。它总结了这次历史性审判的五条法律原则，即“司法独立、司法民主、实事求是、人道主义和法律平等”。该文指出：“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我国民主和法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它充分体现了以法治国的精神，坚决维护了法律的权威，认真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各项原则……”这是最早提“以法治国”的党的重要文献。五是1982年宪法。它的序言庄严宣示：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具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部宪法还恢复了1975年宪法被取消的司法独立和法律平等的原则。
依法治国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这一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问题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他提出过一系列法治原则，这些原则也正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准则。例如，他提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建立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是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一代领导集体在实施依法治国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其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的正式程序，将依法治国方略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确立下来；二是对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作了全面概括，并将其提高到“治国基本方略”的高度；三是在党和共和国发展史上第一次采纳并使用“法治国家”这一概念，并对其基本内涵和要求作出丰富和发展；四是对人权概念作了充分肯定，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五是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新概念，将民主法治人权从“精神文明”范畴中独立出来，由以往两大文明改为三大文明，凸现了宪政的重要战略地位；六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为实行依法治国奠定了新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基础。

二、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

记者：依法治国方略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才能提出？
李步云：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里，前30年我们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弯路。这里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建国后的头8年里，尽管我们处在国外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内也经历了种种制度改革，但宪政建设仍然走在前进的道路上，其主要标志就是1954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然而，自1957年初起，由于国际上“波匈事件”的影响和国内成就而引发的“唯意志论”急剧膨胀和“个人崇拜”的抬头，党中央就开始执行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其主要标志是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三面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2年的“农村四清”。这条错误路线导致民主法制建设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其最终结果就是十年“文革”悲剧。这场“浩劫”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猛醒：不搞改革开放，不走以“民主、法治、人权”为基本内容的“宪政”之路，民族不能振兴，人民不能幸福，也势必亡党亡国。同时，这场苦难也造就了一代伟人邓小平和不少党内外坚持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有识之士。
记者：如何理解依法治国的科学涵义？
李步云：广义上，依法治国包括“法治国家”在内；狭义上，两者又有一定区别。依法治国是一项治国战略方针，其内涵：一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念和指导思想，即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条件，是建立一个良好而有权威的法律制度，而不应寄希望于出现一两个圣王贤君；二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根本准则，即治国要依法，而不能依少数领导者个人的看法来治理，不能长官意志决定一切。法治国家是近代以来一种文明进步的政治法律制度类型，要求具有一系列具体明确的标志与要求。正确理解“依法治国”还要重点把握以下三点：
其一，依法治国贵在良法之治。法治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分。实质法治即良法之治，形式法治则是指不论法律好坏，只要依法办事就是法治。相对近代以来“应然”意义上的法治，古代法治是形式法治。一般说来，古代法治比人治文明进步。近代与现代的良法之治，其主要内容在其法律是否体现法制民主，法律平等，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等原则。有人认为“形式法治”比“实质法治”要好，理由是在一定意义上，程序法比实体法更重要。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因为它完全混同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不符合中外学者对“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通常的理解。“实质法治”并非轻视法律程序的价值，而是相反。
其二，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这里的宪法，当然是指社会主义宪法。首先，这是由宪法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宪法无权威，难以树立法律的权威，只有依宪治国，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次，同“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的现代法治精神相关联。领导干部守法，就会影响一般干部守法。再次，也同我国宪法缺少应有权威，实施并不理想有关。
其三，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依法治国既治“民”也治“官”，但根本目的、基本价值和主要作用应当是治官。这是因为，虽然“主权在民”，但实际掌握和运用权力治理国家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治国就是要求他们依法办事，依法用权。而且，受封建主义法律文化的影响，不少人习惯于把法律看作仅仅是管治老百姓的工具。还有，权力腐败现象，同缺少这种认识和依法治“权”力度不够是分不开的。

记者：据说，从1979年学术界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到1999年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这20年间有过很多的争论，比如，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法治是纯西方的东西，提依法治国有片面性，讲健全“法制”就可以了。那么，能否详细地介绍一下在此其间主要有过哪些争论？
李步云：概括来说，主要有三大派别：即“法治论”、“结合论”和“取消论”。“法治论”主张，要法治不要人治，倡导依法治国；“结合论”认为，法治与人治各有长短，两者应当结合；“取消论”认为，法治是纯西方的东西，提依法治国有片面性，我们讲健全“法制”就可以了。由于倡导依法治国，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时代的精神，符合事物的规律，而逐步为执政党和政府所采纳。了解这三大派所争论的核心观点，对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十分重要的。
“结合论”的根本错误是，将“法治”等同于“法的作用”，将“人治”等同于“人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作的形象比喻：“只有将武器和战士相结合，才能产生最大的战斗力。”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问题，从而不符合中外历史上人们赋予法治与人治的本来含义，混淆了法治与人治作为两种完全对立的治国理念和治国原则的界限。
“取消论”的错误之一是，混淆了“依法治国”同“法律万能”论的原则和区别。任何理论与方针政策，都有其特定的涵义、内容和适用范围。依法治国最基本的含义是，国家要有一整套良好的法律，任何组织与个人都要严格依法律办事；这并不否认和妨碍我们国家还可以有“双百”方针、“科教兴国”、“以德育人”、“构建和谐社会”等等治国的方针或发展战略。错误之二是，误解了制度和人的关系。只强调了“法律是人制定的，也要人去遵守”这一点，没有看到，“制度好，可以防止坏人干坏事；制度不好，领导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甚至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依法治国并不否认领导人的作用和他们应有的权威，而只是强调领导人的权力应由法律明确规定，权力应按法定程序行使。错误之三是，将依法治国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依法治国有利于实现和巩固党的领导，原因在于：在一定意义上，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将党的政策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可以使党的政策更为妥当和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是党在领导立法、执法和司法；在现代，以党代政和以政策代替法律有损于党的形象和威信。但是，实行依法治国，要求党的传统的执政理念和方式作出一些重要改变。错误之四是，不理解“法制”与“法治”存在三个方面的基本区别：“法制”即“法律制度”的简称，它是相对于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而言；法治则是相对人治而言。法律制度是一套法律规则以及宪法与法律怎样制定和实施的一套制度；法治则是与人治完全相对立的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原则和方法。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但不一定是实行“法治”。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也有法律制度，但希特勒独裁，其法律具有法西斯的性质，党卫军横行，因而它只有自己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实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民党统治中国22年，也是这种情况。

三、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标准、原则和要求

记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那么，怎样才算实现了这一目标？也就是说，法治国家的标准是什么？
李步云：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标准、原则和要求，既要坚持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经验积累，又要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又要具有中国特色；既要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又要寻求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我们主张可归结为如下10项。
第一，法制完备。要求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例科学的法律体系，做到上下（上位法与下位法）左右（此部门法与彼部门法）前后（前法与后法）里外（国内法与国外法）彼此之间统一、协调、不相互矛盾和彼此脱节。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法律体系”科学合理，是“良法”的一个形式要件。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但还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学界有人认为，我们过去立法过快过多，是搞立法“浪漫主义”，并把法律执行不好归咎于它。后者有很多原因，同我们的立法没有多大关系。现今某些西方国家进行的法制改革内容之一，是将过于庞杂繁琐的法律体系改得相对简单明了一些，便于人民掌握。我国不存在这种情况，问题倒是相反，有些法律过于原则，不便操作；有些法律缺少“法律后果”的设计，成了“没有牙齿的老虎”。
第二，主权在民。要求法律应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实现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前者包括民主权利的切实保障，国家政治权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的公正严明，民主方法的科学合理。后者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护法等法制都要做到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人民”二字应当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中国特色”。进一步提高法制民主化水平，今后一个时期应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在法制的各个环节加大公开性和工作透明度。这是在法治领域公民参与和监督的前提。在立法领域，应发展与完善公民旁听人大会议制度、立法听证制度、法律草案全民讨论制度等。在司法领域，要彻底实行法定的公开审判、辩护、回避以及陪审员、律师等制度，克服行政式管理模式。
第三，人权保障。国家工作人员要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必须切实谋求和保障公民的各种利益。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里，人民的各种利益，必须也必然通过法律作出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并运用法律的权威予以保护。这就表现为公民在宪法和法律上的种种权利。全部法律有两个基石范畴。私法主要调整公民彼此之间的“权利”关系，公法则主要规范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但是,国家“权力”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为保障公民的“权利”服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学就是权利之学”；“保障人权”即争取、促进和保护人民的各种利益，乃是全部法律的根本目的。
第四，权力制约。依据现代民主原则，建立起分权、权力相互制约的国家权力结构体系，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权力不受制约必然腐败这一铁的规律，已经在全党全国取得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为此强调：“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要正确树立国家的权力观，搞清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两者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从党的十五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完善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越来越重视，甚至对领导干部的质询、问责、经济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具体制度都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从理论上概括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方法和渠道是四个：即以国家法律规范和制约国家权力；以一种国家权力（即检察，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制约国家权力；以社会权利（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等）制约国家权力；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制约的基本形式就是“监督”。
第五，法律平等。平等是社会正义的主要内容，是人类理想的永恒主题，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法律平等是指适用法律平等，这同立法平等是相区别的。立法上人民内部是平等的，对少数敌对分子或势力是不平等的。法律适用的基本内涵是对任何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只能适用现行宪法和法律的同一标准，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思想和特权人物存在，也不允许对任何组织或个人有法律之外的歧视。1982年宪法改变了前几部宪法的提法，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替代了“法律上一律平等”，就是考虑到司法上和立法上的这一区别。法律平等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法律统一、权威和尊严的基本条件。当前在贯彻法律平等原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要通过严惩和教育等措施坚决反对少数司法与行政执法部门仍然存在的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腐败现象，这是诉讼或纠纷中双方难以在权利上得到平等保护的主要原因。同时，要继续加大诉讼中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

第六，法律至上。古往今来思想家和政治家讲的“法律至上”、“法律至尊”，其涵义都是指“法律应具有极大权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是指“法律的统一、尊严和权威”（党的十七大报告）。它不是提倡法律万能，前者是指法的遵守，后者是指法的作用，两者不是一回事。法律至上和人民意志和利益至上完全一致，而且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和保障。只有把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中，并赋予宪法和法律以最大的权威和尊严，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至上才能得到保障。维护法律权威今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坚决反对某些地方或部门制定和推行一些“土政策”、“土法律”。学术界研究并主张发挥“民间法”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必须以不违反宪法和法律为前提。不少人在思考如何防止“党政一把手”权大于法，这是必须从制度设计上认真研究的。
第七，依法行政。西方学者认为，法治就是指政府依法行政。这种看法虽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政府依法行政确实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标志。其理由是，我国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需要行政机关执行，因而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现今世界与中国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速度非常快，它不像立法机关立法可以从容讨论，它必须迅速决策与行动，比较容易不按法律办事。它是实行首长负责制，不是实行委员会制。司法机关处于中立的位置，而行政机关同行政相对人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的关系，也容易违法办案与处理纠纷。这些都决定了依法行政对于法治国家建设的意义。
第八，司法独立。在现代，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政原则，同时具有三重属性。作为一项法治原则，其作用在于排除来自外界的任何干扰，保证审理案件做到客观、公正、廉洁、高效。作为一项民主原则，它是建立在分权与制约的理论基础上，是现代民主政体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作为一项人权原则，其含义是，一个人当被指控为犯罪嫌疑人时，他有得到一个独立而公正的审判机关审判的权利。司法独立原则在1954年宪法中的表述是“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1982年宪法的表述有所改变。有人据此提出“司法独立”概念不科学，这是不正确的。我国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的法律中多次使用这一概念，而且叶剑英同志担任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席时，在代表中央作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也使用了“司法独立”一词。况且，联合国1985年已生效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我国作为联合国成员国有义务遵守这一国际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对此必须加强研究，认真贯彻。
第九，程序正当。法律程序是法的生命存在形式。在一种法律制度里，不可能只有实体法而无程序法，古往今来无一例外。法律程序具有工具性和伦理性的双重价值。好比工厂需要有科学的生产流程才能生产出好的物质产品；司法机关也需要有科学的法律程序，才能作出正确的判决和裁定。尤其是公正的法律程序，能体现立法，执法，司法，护法等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与程序约束，也体现了公民的各种权利在程序中的应有保障。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多种原因，中国一直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十分重视程序，也是西方社会法治国家的一大特点。在我国，将程序正当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一大标志是十分必要的。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程序问题十分重视，如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等。证明全党的程序意识在大大加强。我们应坚持并实践《立法法》的明确规定，严重违反立法程序的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决定应宣布为无效。严重违背诉讼程序的判决和裁定，应驳回重审或决定其不具法律效力。应通过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在诉讼程序的民主、公开、公正、严明上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第十，党要守法。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通常是实行政党政治。把政党制度规定在法律中虽然相对较少，但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要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宪法文化，否则选民不会投票给那些经常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政党。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历史和现实经验证明，我们在民主法制建设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后，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必须也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决定是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自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与原则，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党的十七又正式确立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再次明确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坚定地坚持这些理念和切实落实各种执政方式和具体制度的改革措施。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治国基本方略”。在我国，它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德育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都不能称其为“治国基本方略”，原因是“治国基本方略”必须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和要求：一是全局性。宪法是治国安邦总章程，法律则是具体章程；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都必须纳入法治轨道。二是根本性。除各种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法律还要对国家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基本制度作出明确具体规定。三是规范性。宪法和法律具有明确、具体、可操作的特点，这是政策、道德等所不具有的。四是长期性。任何发展战略与方针政策都有一定的时间性，唯有法律同人类社会共始终。“治国基本方略”主要通过“法治国家”来体现与实施，即通过制定出一整套完备而良好的法律并运用一系列原则与制度以保证其实施。这正是“法治国家”这一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C. 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就是让国家富强，让人民富强，让大家生活水平提高。

D. 关于《今日说法》，《法治在线》的案件综述和专家点评，有关依法治国

您好，我听说法诒在线是给百姓申冤的，给百姓做主的，给百姓说理的，我希望法治在线能帮上我这个忙

E. 思修 中国推行依法治国的难点是什么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

▶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

▶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还要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现实表明，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举，是法治一体建设的重中之重。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当前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诸多矛盾，并从对矛盾的分析入手，厘清法治社会建设的进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不满法律程序上的种种限制；一方面认为他人违法侵害其权益，另一方面自己却坦然违法、钻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为武器，另一方面却容易以极端方式维权。这些矛盾导致维权与违法往往交织难辨。

二是对公权力机关的诉求日益增长与对公权力机关的服从、配合与支持日益淡化之间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决的习惯，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其诉求愈加多元复杂。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对公权力机关必要的信任，对其服从、配合、支持的程度则日渐降低。这种下降状态又反过来削弱公权力机关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能力和资源。

三是对依法治国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则的抽象认同与人情、关系、私利、政绩大于“国法”的行动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厉行法治早已是共识，宪法法律至上也获得了最广泛的观念认同。但在具体的行动中，特别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务上，人情、关系、私利、政绩等不正当考虑迅速成为行动者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处于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权力机关的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仍不成熟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和归位，理性再定位的过程。但由于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社会组织仍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导致公权力的进退维谷。

五是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与法律质量整体上仍不理想之间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质量已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级的法律规范质量不高、类型化不够、科学性不足，将执法和司法带入或难以实施，或实施冲突，或实施背反的多难困境。

六是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和期待与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严厉制裁违法行为是保障法治权威和发挥法治威慑力的必要条件。但是现实中，在一些方面，由于责任设置过低，特别是查处率不高，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客观上造成“逆向选择”、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并导致普遍违法。

七是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与应对方式的简单化、低效化之间的矛盾。社会事务日新月异，纷繁复杂，情况和形势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社会矛盾进入漩涡期，治理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利益冲突在加剧；然而社会管理模式仍然滞后，不少应对方式过于简单、低效，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要应对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统治理。

第一、价值建设，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成为社会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引。当前人民群众已经有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确立。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力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理念引领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第二、基层调整，使治理畅达“末梢神经”。体制问题具有决定性。我国传统上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层级化管理体制倚重“生产经营单位”和“基层组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在“最后一公里”失灵的问题。建议以确立社区的法律地位为主要方式，重塑我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确保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传感”途径畅通。

第三、制度改进，使规范体系管用。高度重视法律规范质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视法律规范的针对性、系统性以及可实施性的问题。积极完善社会领域的法律体系，推动构建和完善社会自治规则，合理配置实施资源，努力创造实施条件，保证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则相互配合协调发挥作用。

第四、秩序建构，有效控制不当社会行为。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要强化对市场活动的监管和市场秩序的维护。在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外部行为的规范和内部治理的引导。要切实解决专业中介组织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场规则的问题，要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诚信和公信，透过秩序的建设和维护持续规范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负面清单：一种新的治国理政模式

王利明

▶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谓的负面清单，也称为“否定清单”、“负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现在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法的领域，后来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模式确定下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规列举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的事项，对于法律法规没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举事项之外的领域，可以由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入，法律不作干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决议里，已经把负面清单管理，作为一项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方法确立下来了。从管理模式上来说，为什么说它是我们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负面清单管理给予市场主体广泛的行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场主体的潜在活力。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所无法预见的，立法者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从而无法相应的强制性要求别人去做。市场主体能否进入这些领域，必然成为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大量的是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法律的沉默空间”。

在这样的一个空白地带，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全采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单管理这样的模式下，它实际上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对这样一个法律沉默的空间，并不允许市场主体就可以直接地进入，能否进入，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还是要由政府来决定，这样市场主体的行为的空间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限制。但是负面清单管理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或限制的领域，市场主体才无法进入，凡是清单没有列明的领域，市场主体均可以进入。因此，与正面清单相比，负面清单模式赋予了市场主体更充分的行为自由。凡是法无禁止的，即推定市场主体有行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间”，政府机关也不得设置额外的审批程序，实际上就给了市场主体非常大的行为自由，这种自由其实就是经济活力的保证。

第二，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新的治国理政的模式？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限制和规范公权，尤其是规范审批权。审批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权力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它直接决定了针对谁，能够干什么，其实也是对资源的一种分配。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政府依然还是在管理，政府实际上通过规章等各种规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着领域的进入，我们的许多规章其实都有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宣布这个事归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报批，三是不报批我就要处罚。

那么一旦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以后，凡是负面清单之外的，凡是法律没有限制，没有禁止的，所有这些部门领域，不得再进行审批。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所以它体现了法制的一个基本的精髓，这就是规范公权。

第三，这种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为更加公开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开的、透明的、可预期的效果。负面清单管理可以说在很大的层面上实现了这样的效果。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之下，负面清单的内容本身是公开的，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也是公开的，除负面清单明确列举的事项之外，市场主体原则上都可以自由进入，例如，在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下，一个企业要进行投资，应当首先去找一名律师咨询，看看现在要进入的投资领域，是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所限制禁止的领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规禁止限制之列，那么其就可以放心地进入。这样对于行为的结果，企业也能够产生一种合理的预期，所以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公开预期的效果。

第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能够真正使经济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到机场去坐飞机都要经过安检，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每次进入安检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这些东西列举出来，其实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明确列举法律法规要禁止携带的物品，如果我们不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正面清单管理方法，即明确列举哪些物品是可以携带的，则机场可能需要将所有可以携带的物品列出来，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个安检人员每天要检一个人，都要检几个小时。这必将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会给安检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利。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其也更有效率。规则和空白地带，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这就会非常有效率。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看，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职权法定原则相结合，这两项原则正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的内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院院长）

下一阶段法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吴志攀

▶改革进入深水区，就必须开大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

▶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国，首先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同步的。离开了法治，市场就会混乱，经济就不可能起飞，更不可能平稳、高速地发展。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条最基本、最核心的经验。今天，当改革开放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新的时期，就不得不更加强调法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已经有一代人的实践（中国的传统，三十年为一代），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在下一个阶段，我认为要通过加强法治来解决三个问题。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划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喷气式飞机，从海南岛坐飞机到乌鲁木齐，也要好几个小时，这么大一个国家，维护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同时照顾好各个地方的不同特点，调动各地的积极性，这是执政兴国的一个基础。分税制改革之前，我们的中央财政略显单薄，而一些地方财大气粗。那时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在“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实际上重新划分了财权，中央财政大大充实了，同时，城镇的房屋市场化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这些改革，影响深远。但任何一项改革，不可能只有好处，不可能没有一点消极面。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卖地，房地产成为主要支柱产业，但泡沫大了，有问题，老百姓也受不了，国务院三令五申平抑房价，先后出台《国十条》和《国五条》，但收效都不明显。还有地方债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复杂。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里面要算经济账，还要有法治。我们现在比过去更加强调依法治国，治国首先就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大的框架当然是宪法，是我们的根本政治体制所确定下来了的，但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在各个部门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轮的法治建设与改革，要在这方面下力气。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市场行为的“裁判员”，企业是市场的“运动员”，两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两者不能混同。还有，运动员也应该分分类，有的是跑长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里有便宜可占就到哪里去比赛。例如，很多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央企掌握国计民生的命脉，实力雄厚，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基础。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业，拼命往房地产市场里钻，到处拿地，而且把地价抬得很高。政府办企业，当然要实现保值增值，但办企业的目的不止是为盈利，还有承担很多社会责任，特别是央企，应该多花一些精力去发展那些中长期的、战略性的、风险大一些、利润可能不那么高的大项目，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长远发展。而不是房地产这样的，利润高，见效快的竞争性项目。地方政府当然特别欢迎央企去拿地，怎么拿他们都高兴，一切可以开绿灯，但这样一来，市场就可能有点乱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这样算法治吗？不好说了。未来着力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领域，加强法治建设。

其三，要更加强调，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中国社会对公平的敏感，超过了西方。对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应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维护公平不容易。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尽量多考虑弱势群体，不能被利益集团绑架了。现在对城镇低收入群体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工程，全民覆盖的医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等，都是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些方面还要加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经济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是成功的，但进入了深水区，有可能摸不到石头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开大船，要开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这样船才稳当，才能乘风破浪。

（作者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不断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李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

▶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顶层设计的立法模式转变

当前，我国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立法不当问题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后不能用、不管用、难执行、难适用、难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虚设。为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形势下，应进一步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完善我国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转变立法观念和立法模式。立法应当充分代表民意、体现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决社会问题、分配社会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权力滋生的腐败，从制度和规范的源头上维护人民利益。一是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法观，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立法观；从片面追求立法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和实效的立法观，转变为立法质量和实效第一的立法观；从重立法效率、轻立法民主的立法观，转变为民主优先兼顾效率的立法观；从只管法律制定不顾法律实施的立法观，转变为兼顾立法与法律实施并以法律实施为导向的立法观。二是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强领导、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变。从立法项目选择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转变，使立法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艺术。

第二，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职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转变被动立法局面，使立法与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积极主动地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一是推进人大常委会常委的年轻化、专职化、专业化，让人大常委会委员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履行职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期制度，适当延长每年的会期，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时间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听制度，让公民、媒体和社会组织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参与和监督立法过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弥补人大常委人数少、时间少、专业知识不足等欠缺。五是进一步扩大人大常委会委员、专门委员会、立法工作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比重，增强立法的全局性，从源头上预防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推进民主立法。扩大不同利益群体公开主张、表达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诉求，通过立法博弈实现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广泛的立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制度，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立法事项，原则上都应当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意见采纳情况的说明和反馈制度。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对影响重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的方式充分听取意见，确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全面参与立法、有效开展立法博弈，保证人民群众立法诉求的充分表达和宣泄。推行律师和法学专家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专业立法咨询、参与立法听证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进立法公开，建立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立法旁听制度，旁听代表有权发言，保证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F. 中央关于依法治国的文件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为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执政为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实施纲要。

一、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其载入宪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也取得了明显进展。1999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1999〕23号），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加强制度建设，严格行政执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及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相比，依法行政还存在不少差距，主要是：行政管理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适应，依法行政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制度建设反映客观规律不够，难以全面、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行政决策程序和机制不够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一些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者纠正，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得不到及时救济；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还比较淡薄，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形象，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解决这些问题，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和依法治国的进程，必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2．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执政为民，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管理效能，降低管理成本，创新管理方式，增强管理透明度，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目标。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比较明确。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基本建立。

——提出法律议案、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充分反映客观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经济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护。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

——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形成，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政府提供的信息全面、准确、及时，制定的政策、发布的决定相对稳定，行政管理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诚信。

——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基本形成，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

——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权力主体利益彻底脱钩。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基本完善，政府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明显加强，行政监督效能显著提高。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观念明显提高，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基本形成；依法行政的能力明显增强，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能够依法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三、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

4．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必须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开拓创新与循序渐进的统一，既要体现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分类推进；必须把坚持依法行政与提高行政效率统一起来，做到既严格依法办事，又积极履行职责。

5．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合法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合理行政。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程序正当。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外，应当公开，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

——高效便民。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遵守法定时限，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诚实守信。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

——权责统一。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管理职责，要由法律、法规赋予其相应的执法手段。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依法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
四、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6．依法界定和规范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实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能分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要加强对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的引导和规范。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保证市场监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打破部门保护、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要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不受侵犯；完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简化公共服务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逐步建立统一、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

7．合理划分和依法规范各级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核定人员编制，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加强政府对所属部门职能争议的协调。

8．完善依法行政的财政保障机制。完善集中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逐步实现规范的部门预算，统筹安排和规范使用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清理和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府非税收入；完善和规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和津补贴制度，逐步解决同一地区不同行政机关相同职级工作人员收入差距较大的矛盾；行政机关不得设立任何形式的“小金库”；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必须全部上缴财政，严禁以各种形式返还；行政经费统一由财政纳入预算予以保障，并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9．改革行政管理方式。要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减少行政许可项目，规范行政许可行为，改革行政许可方式。要充分运用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实施管理；充分发挥行政规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方式的作用；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推进政府上网工程的建设和运用，扩大政府网上办公的范围；政府部门之间应当尽快做到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提高政府办事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创新管理方式，方便人民群众。

10．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外，行政机关应当公开政府信息。对公开的政府信息，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应当为公众查阅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五、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11．健全行政决策机制。科学、合理界定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决策权，完善政府内部决策规则。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12．完善行政决策程序。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要公开，公众有权查阅。涉及全国或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以及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事先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

13．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机关应当确定机构和人员，定期对决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与反馈，并适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要加强对决策活动的监督，完善行政决策的监督制度和机制，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

六、提高制度建设质量

14．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提出法律议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重在提高质量。要遵循并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密结合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体现、推动和保障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法律保障；要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进行。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内容要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切实解决问题；内在逻辑要严密，语言要规范、简洁、准确。

15．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科学合理制定政府立法工作计划。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立法工作，统筹考虑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内和对外开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继续加强有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方面的立法的同时，更加重视有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要把握立法规律和立法时机，正确处理好政府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做到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统一，立法进程与改革进程相适应。

16．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三结合，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起草法律、法规、规章和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草案，要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意见。重大或者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草案，要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或者向社会公布草案等方式向社会听取意见，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积极探索建立对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的说明制度。行政法规、规章和作为行政管理依据的规范性文件通过后，应当在政府公报、普遍发行的报刊和政府网站上公布。政府公报应当便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

17．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立法不仅要考虑立法过程成本，还要研究其实施后的执法成本和社会成本。

18．建立和完善行政法规、规章修改、废止的工作制度和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定期清理制度。要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适时对现行行政法规、规章进行修改或者废止，切实解决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规章、规范性文件施行后，制定机关、实施机关应当定期对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实施机关应当将评估意见报告制定机关；制定机关要定期对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
七、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快行政程序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19．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快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继续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20．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作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不利的行政决定之前，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作出行政决定后，应当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对重大事项，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依法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应当在行政决定中说明理由。要切实解决行政机关违法行使权力侵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21．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行政机关应当建立有关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的案卷。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关监督检查记录、证据材料、执法文书应当立卷归档。

22．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或者行政机关的合法委托，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要清理、确认并向社会公告行政执法主体；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23．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依法界定执法职责，科学设定执法岗位，规范执法程序。要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或者错案责任追究制，评议考核应当听取公众的意见。要积极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

八、积极探索高效、便捷和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24．积极探索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路子。要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对矛盾纠纷要依法妥善解决。对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调处的民事纠纷，行政机关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及时予以处理。要积极探索解决民事纠纷的新机制。

25．充分发挥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对民事纠纷，经行政机关调解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救济权利和渠道。要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积极支持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人民调解工作。

26．切实解决人民群众通过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要完善信访制度，及时办理信访事项，切实保障信访人、举报人的权利和人身安全。任何行政机关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或者借口压制、限制人民群众信访和举报，不得打击报复信访和举报人员，不得将信访、举报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送给被举报人。对可以通过复议、诉讼等法律程序解决的信访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告知信访人、举报人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的权利，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九、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

27．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依法向有关人大常委会备案行政法规、规章；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其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28．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实施的监督。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行政机关应当积极出庭应诉、答辩。对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的行政判决和裁定，行政机关应当自觉履行。

29．加强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应当依法报送备案。对报送备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政府法制机构应当依法严格审查，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提出异议的，制定机关或者实施机关应当依法及时研究处理。

30．认真贯彻行政复议法，加强行政复议工作。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必须依法受理；审理行政复议案件，要重依据、重证据、重程序，公正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坚决纠正违法、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要完善行政复议工作制度，积极探索提高行政复议工作质量的新方式、新举措。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行政复议案件，要探索建立简易程序解决行政争议。加强行政复议机构的队伍建设，提高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素质。完善行政复议责任追究制度，对依法应当受理而不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应当撤销、变更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不撤销、变更或者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以及违反行政复议法的其他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31．完善并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要按照国家赔偿法实施行政赔偿。严格执行《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关于赔偿费用核拨的规定，依法从财政支取赔偿费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得赔偿。要探索在行政赔偿程序中引入听证、协商和和解制度。建立健全行政补偿制度。

32．创新层级监督新机制，强化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上级行政机关要建立健全经常性的监督制度，探索层级监督的新方式，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

33．加强专门监督。各级行政机关要积极配合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工作，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决定。拒不履行监督决定的，要依法追究有关机关和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要切实履行职责，依法独立开展专门监督。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机关要与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及时通报情况，形成监督合力。

34．强化社会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要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实施监督的权利，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机制，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实施监督创造条件。要完善群众举报违法行为的制度。要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对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认真调查、核实，并依法及时作出处理。

十、不断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

35．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和掌握宪法、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把依法行政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列入各级人民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内容。要实行领导干部的学法制度，定期或者不定期对领导干部进行依法行政知识培训。积极探索对领导干部任职前实行法律知识考试的制度。

36．建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强化依法行政知识培训。要采取自学与集中培训相结合、以自学为主的方式，组织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习通用法律知识以及与本职工作有关的专门法律知识。

37．建立和完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情况考核制度。要把依法行政情况作为考核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重要内容，完善考核制度，制定具体的措施和办法。

38．积极营造全社会尊法守法、依法维权的良好环境。要采取各种形式，加强普法和法制宣传，增强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观念和意识，积极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逐步形成与建设法治政府相适应的良好社会氛围。

十一、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切实加强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

39．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真正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运作的基本准则。各地方、各部门的行政首长作为本地方、本部门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加强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

40．明确责任，严肃纪律。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结合本地方、本部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制定落实本纲要的具体办法和配套措施，确定不同阶段的重点，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依法行政，做到五年有规划、年度有安排，将本纲要的规定落到实处。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贯彻本纲要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贯彻落实本纲要不力的，要严肃纪律，予以通报，并追究有关人员相应的责任。

41．定期报告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情况。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的情况；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要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的情况。

42．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充分发挥政府法制机构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作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涉及面广、难度大、要求高，需要一支政治强、作风硬、业务精的政府法制工作队伍，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领导做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各项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切实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充分发挥政府法制机构在依法行政方面的参谋、助手和法律顾问的作用，并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

G. 依法治国中国感觉法制比以前稍微好点，但是离真正的依法治国还非常远。

是的，还有些人看到有人作恶只会用手机拍，上传也没有人站出来帮助弱者，这就是现状。望采纳

H. 依法治国在中国未来发展中有什么重要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中国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23日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海外人士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将引领中国不断进步。

英国议会上院议员查尔斯·鲍威尔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中国需要法治扮演更重要角色。他说，这是中国进一步完善法治的一个新开端，是积极的一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十八届四中全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对此寄予厚望”。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说，四中全会是中共中央全会历史上第一次将“依法治国”作为主要议题的会议。会议公报反映了中国积极的前进方向，显示出法律制度将更加有序、透明、质量更高，减少受利益集团和地方官员的干预。四中全会为实现这一目标给出了新的动力、新的方式以及主动性。

澳大利亚资深法律专家沈寒冰认为，四中全会释放的信号对于法律工作者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中国法律制度将逐步完善，这对中国将来的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法权地位的提高，将使海外投资者增加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埃及前驻华大使马哈茂德·阿拉说，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像往常一样强调党的领导，这是正确的决定。中国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期，各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只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来领导法治建设，才能保证稳定有序。此外，公报还强调重视宪法的作用，这有助于使法治精神贯穿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问题专家文安立说，中国领导人决定在四中全会上聚焦法治是非常积极的，这是中国未来发展所需要的。中国需要发展自己的法治体系。四中全会是中国法治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意大利米兰天主教大学中国语言文化教授朱塞平娜·麦勒奇奥内说，四中全会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中国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她说，中国打击腐败、消除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阻碍的努力至关重要。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这是中共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中央全会的主题定为“依法治国”。为了继续深化改革、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在中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里奥·里奥斯在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上撰文说，四中全会发出明确信号，决定推动法治体系建设，更好保障国家的稳定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