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精神污染运动阅读

㈠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精神污染

思想战线范围很广，我现在主要说理论和文艺战线。几年来这两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关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历史的科学总结，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加强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围绕这些，理论界做了许多研究、论证和宣传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理论和学术的各个领域，许多同志辛勤劳动，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艺术的表现力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诗歌、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各个方面，都出了一批优秀作品。成绩是主要的，要充分肯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今天想着重谈谈这方面的问题。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十年内乱的消极后果和历史遗留的种种因素，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复杂问题，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各种反映，包括一部分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大多数人正是在不同程度上这样做的。但是，一些人却同时代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前年党中央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的座谈会，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那个会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后，曾经继续用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异己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受穷。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既然如此，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但是，上面这样的观点，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等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有一个时期，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有些同志又认为，既然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可见理论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到什么程度。文艺方面，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这类作品虽然也不多，但是它们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许多文艺工作者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深入群众建设新生活的斗争，有的党员也不积极参加党的生活，这是产生上述各种消极现象的重要原因。“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很可惜，有些名演员、有些解放军的文艺战士，也被卷到里边去了。对于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而不惜败坏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的人，广大群众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为什么在文化范围的交流，反倒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呢？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必须指出，无论在理论界或文艺界，主流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目前社会上的种种消极现象、歪风邪气、犯罪行为，以及一些人反社会主义的敌对活动，它们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当然不能都归咎于思想战线的混乱。但是，确实不能低估思想战线混乱造成的影响。不是都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一些同志应当看看他们的错误言论、有害作品、低级表演在人民、在青年中间产生了什么影响、什么后果嘛。一些正直的、友好的外国人士为此而替我们担心。当然也有人叫好。在大陆有人叫好，在台湾、香港和某些外国也有人叫好。奉劝这些同志在有人叫好的时候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上叫好，为了什么目的叫好，也用实践检验一下嘛。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二大，对于思想战线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鲜明的，问题在于贯彻执行不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首先要认识目前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改变思想战线的领导软弱涣散状况的迫切必要性。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有些同志明知不对，但是不愿或不敢进行批评，怕伤了和气。这样下去不行。如同在整党中对于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样，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也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且要一抓到底。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应当承认，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对一些错误倾向是进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只是效果不够显著。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如果自己有错误，就要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并且切实改正。谁要是坚持错误不肯改正，就不能担负思想工作的领导责任。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解决这些问题，是这次整党对思想战线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最重要要求。只要我们党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思想战线的上述种种问题都可以解决，也不难解决。我们这样做，有人会说，党的方针是不是变了，还要不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党的方针没有变，“双百”方针还是要。但是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建议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思想战线的同志认真学习一下，并且按照文章的精神办事。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对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给他们时间认真考虑，让他们进行合情合理、澄清论点和事实的答辩，尤其要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有了这种自我批评就好，不要揪住不放。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总之，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都需要加强。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各级党委，首先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密切注视和深入研究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改进这条战线的工作。我建议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就党的思想战线的工作进行专门的讨论，系统地解决有关的方针、任务、措施、步骤等等问题。我相信，只要全党上下重视这项工作，抓紧这项工作，加上全面整党的展开，这方面的现状就一定会大大改观，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就一定会出现。*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㈡ 介绍一下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跳绳

㈢ 反对精神污染是什么

新浪Qing博客tian_zhao6今天“文字说明的重要性”谈到了这个问题：要彻底了解以上主题，内还需明白定义：“精容神是什么？”〈这也是今本大陆版马坚伊德《古兰経》的中文羼经的问题［一七85］羼经出现精神？［一九17］又出现精神！〉补充说明精神的定义：④物质的对立面，亦形容灵魂；精神是人类灵魂和身体相结合产生的一合相、包括人的意识，思想，言语动作和健康状况。
那么“什么是精神污染？”网络知道2011-04-30“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的精神污染是啥？”回答者 火影看客：精神污染貌似就是使人精神崩溃的病毒。这里的“病毒”并非是真实存在的微小生命体（病毒、细菌）而是如“记忆”等，使人在脑海中回想是会痛苦绝望的精神碎片〈文字或者阴霾〉，也就是“痛苦的回忆”、“内心阴暗的幻想”等。2008-07-29知道网友关于“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回答者邓不利多924：语出一九八三年爆发的对周扬、王若水的运动，主要是指“思想战线
上的污染”。昨晚本人想到“精神污染”恰恰是“精神文明”的反义词；在这二者之间的正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教变坏就是“精神污染”，教变好就是“精神文明”！

㈣ 80年代文学思潮之清除精神污染

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总的说，我国的衣着还是单调的，不要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又打回到古板、单调状态中去。

第二、歌曲方面，我们提倡有革命内容的歌曲，提倡昂扬向上的歌曲。对不是淫秽的，不是色情的，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如要禁止须经过批准。要鼓励创作新的歌曲，来代替格调不高的歌曲。

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资产阶级作家写作的有名的小说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

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

第五、节假日中，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共青团要主动组织。现在暂不提倡跳交际舞，待社会风气有好转后，可以逐步提倡。

第六、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考虑到中国民族习惯，可以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原则上不能禁止。

第七、要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卫生课，讲生理知识。青年学生对人体构造、生殖机能感到神秘，因为缺乏基本知识。

第八、主要努力方向是从下面提出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非常广泛的。广播、电视的体育节目要增加。中央电视台要把体育节目办得丰富多彩。中外体育节目都有，外国的可以用，现在中国的还太少，内容要广些。大球要播，对小球也要注意。象棋比赛可以办，书法也可以办，如书法表演，怎样写字。谜语、对联都有广泛的群众性。湖南花鼓戏、京剧折子戏和侯宝林五十年代的相声都可以搞。中年以上的人对戏曲很感兴趣。相声的听众更多。举这些例子，无非说明精神文明可以搞的东西太多了。电视要办得丰富多彩。

“清污运动”中的荒唐事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开展之时，坊间流行一句顺口溜：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针对的是思想理论和文艺战线，而传达到下面，“不能搞”却变成了“清除”，而且还波及到社会经济和老百姓生活方式和个人爱好方面去了。

“清污运动”中，理论和文艺界首当其冲。如何分清精神污染和美化生活，在80年代初期，并非小事。一些人借题发挥，精神污染的领域和范围在当时已经扩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如：《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瞭望》周刊封面，因刊登获得世界冠军的女子体操运动员在高低杠上的动作，而被某些地方当作“黄色照片”加以收缴。有的地方查出一岁小孩不穿衣服的照片，也被定性为“淫秽照片”。

在“反异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指责商务印书馆在搞“精神污染”，甚至将当时青年的“思想混乱”归罪于读了西方译著。《读书》杂志也被批评宣传马列主义不足，甚至有停刊或改刊的说法，编辑承受了莫大压力。有人甚至要《读书》改变方针，办成辅导青年读书的杂志。据说，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为合并二为交出。包括范用、陈翰伯在内的几人轮流被谈话，他们一致据理抗辩，风波终于过去。

文革后的科幻文学方兴未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结果在“精神污染”运动中直接中枪，受到直接正面的打击。批评科幻“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一时间，所有的科幻出版部门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出版管理机关多次发文禁止刊发科幻小说，相关杂志纷纷停刊整顿。有一段时间，全国没有一篇科幻作品，果然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虽然1980年代后期，新一代科幻作家开始成长，并时有佳作，但再也没有恢复到1978年的 “举国繁荣”，直到今天。

“清污”波及到各领域，包括日常生活；揭发、批判不断升级，好象第二次“文革”开始了，引起了社会的混乱与不安。期间类似“文革”的荒唐事不断出现。例如北京市委大楼公然告示：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有些工人如此批判周扬：“共产党要‘四化’，周扬要‘一化’”。工厂门口有人站岗，对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准入内。甚至，有些地方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上去便剪……

在经济领域，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商品经济就被当成了精神污染之一，南开大学教授就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经济理论界的精神污染。

㈤ 北岛和艾青是怎么决裂的

北岛和艾青的决裂夹杂着政诒与私人恩怨。文人间艾青批评北岛瞧不起他的诗，在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开始相互攻击，而北岛认为这帮教授脑袋进水了，也到处拎着批评性嘴瘾，摆道德姿态。

㈥ 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事件过程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隆重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内容涉及到了全面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这显然与他一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进而一心一意抓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有关。正因如此，在听到党内有人反映社会上出现了以上两方面问题后，他感到问题很严重，有必要加以整治，于是就有了这一次全会的主题。关于后者，他明确指出，理论文艺界“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他还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虽然大会的决议与邓小平的讲话，都没有说要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但在一些人的实际操作中，“清除精神污染”在发展态势就好像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样。事实证明，少数人并没有彻底肃清极左思想的流毒，因为太习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政治标准，他们对新出现的许多现象都看不惯，不仅常常将一些学术问题当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还习惯于按过去搞阶级斗争与大批判的方式对待学者、艺术家与学术上的问题，并且不能以平等的方式与人进行认真的商榷或讨论，结果引起了社会上的混乱与不安。
1983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新闻中首次出现“精神污染”字样。
1983年10月22日，“精神污染”字样出现在头版头条的大标题中。
1983年10月23日，“精神污染”字样出现在社论中。
1983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两条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重要消息。
1983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指示，“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本来我们听说，小平同志讲话不向党外传达）。同日的头版还报道了中国文联召开的会议谈到要“勇于清除精神污染”。
1983年10月26日，报纸头条继续报导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有关发言。以后，媒体上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和评论越来越多，整党退居次位了。
1983年11月1、2、3三天，广播了十个省的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仅11月2日的新闻节目，就发了六条省委领导人讲话和三条其他有关消息。一件小事很能说明情况：“精神污染”一词的使用如此频繁，以至《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铅字都不够用了。
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以《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为题的社论，其中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长期的斗争。就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说，六十年代就受到了批判，“文革”中更在“横扫”之列。当时上纲上到了顶，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教训不应当忘记。要批评一些同志在人道主义上的错误观点，绝不能采取放纵态度，但也不可操之过急。写文章要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允许被批评者说明情况和进行答辩。不允许象过去那样搞什么运动。
1983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文章，说不能把烫发、穿时装、跳集体舞视为“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后来，书记处又指示：不要因为抓“清除精神污染”而放松整党工作，不要把它扩大到经济领域，要划清政策界限，等等。这些都是书记处集体讨论后做出的决定，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
1983年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新华总社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谈话。根据中宣部当时整理的谈话纪录，胡耀邦谈到：小平同志讲话中对什么叫污染，怎样清除，讲得很清楚，讲的是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不要搞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上面去了……如果不注意，我们就可能发生偏差，或者又是扩大化，引起思想混乱，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

㈦ 从「精神污染」到资本香饽饽，国产科幻电影什么时候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科幻作品创作到今天为止，已然有了百余年历史。
然而自鲁迅时代及其后七八十年时间里，科幻作品多以“普及科学知识”的面目出现，故而在非文学的功利性道路上愈行愈远。毋庸置疑，科幻作品尤其是科幻小说总是具有相对强烈的科学启蒙特质，故而在传统主流文学创作领域乃至科幻作者本身，大都将它归类到少年读物一类。
直到1978年以后，以《珊瑚岛上的死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科幻作品以及以童恩正、叶永烈、郑文光、刘兴诗为代表的科幻作者群体的涌现，几乎可以称作是中国科幻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
这个阶段的科幻作品逐渐从少儿化向成人化转变，同时其中的科学元素从最初以体现传播和教育的功能为主的前台向着以设置背景为主的后台转变。也即从非文学的尴尬地位开始向着大众文学转移。尽管这些作品更多的是借用科幻的外壳，本质上依旧是冒险或者警匪小说（如倪匡的卫斯理系列小说，科幻设置在其中不过是背景），但其中也不乏拥有真正科幻内涵的作品。以《珊瑚岛上的死光》为例，死光作为一种道具，他小说本身起到相当大的情节推进作用。尽管小说本身的语言并没有任何出众之处，然而既然文章能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并且被改编成电影就很能说明当时的社会主流已然认识到科幻小说这一游离于传统文学类型之外的作品类型了。
如果科幻作品在当时能够获得与他同时进入中国主流文坛的现代主义作品同等的地位，那么在当时以改革开放为背景，中西方在文化以及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流之下，科幻实现一次强而有力的走入主流文学市场，甚至开创一个中国式的“科幻黄金时代”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可以从八十年代末期到今日，《科幻世界》杂志的崛起上得到充分印证：目前该杂志作为一份实际上质量并不算太高的读物，以平均三十万份、最高四十万份的月销售量稳稳占据世界科幻历史上科幻类杂志销量第一的位置。这几乎是六七十年代科幻作品在美国炙手可热的时候，所有的科幻类刊物的月销售量的总和。
自1979年开始，赵之、鲁兵、甄朔南、陶世龙等科普作家以《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专栏为阵地，对当时的主要科幻作者和作品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1980年，钱学森在全国出版工作者会议上发表讲话，表达了自己对科幻小说的反感。
1983年上半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文学理论界中展开。科幻作品被定义为“精神污染”
1983年11月5日的《人民日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声称：“一些挂上‘科学幻想’的招牌的东西已经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并已造成科学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1]
与此同时，科幻文学是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也被提上桌面。该问题所关心的是科幻到底是一种文学体裁，还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当时，在第一线从事科幻创作的作者们，几乎都认同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样式。而科普评论家、科学家和有关领导则判定科幻小说是科普创作的一部分。他们以此为出发点，要求科幻小说更多地围绕着科学内容展开，压缩其中情节、背景描写、人物刻画等文艺成份，实质上便是否定科幻小说的文学本质。
在现今回顾这一段历史，搜寻这场争辩的相关资料的时候，我们很快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点：作为这样一场咋政策上决定一种在国内现实存在，在国外正经历着一场名为“赛伯朋克”革命的文体之生死存亡的讨论，居然从来不曾有主流文学界人士介入。
故而以科幻作者和科学家、科普批评者、文学上的领导构成的争论双方所关注的焦点，从科幻小说中所设定或者预知的科学构想，到作品中反映的意识形态倾向性问题，进行了漫长而没有任何意义的争辩。
当时的科幻作者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他们大多是理科出身，对文学尤其是科幻文学的认识大多本身就没有太深刻和独到的见解；然而他们笔下所涉及的领域又往往并非他们自己所擅长的部分。故而面对着质问和批判，他们能够进行回应的，往往是在那些远离文学范畴、他们自己也不甚精通的各门类科学理论的诘问。同时，作为科学工作者，党政的一次次审查给予他们的日常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当时科幻作者的“领头羊”郑文光突发脑溢血瘫痪，各大科幻期刊被勒令停业整顿。在这样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的作者都选择了妥协的方式。以撰写科普作品出身，当时唯一的专业科幻作家叶永烈为例，1984年成为专业作家之后，不再进行科幻领域的创作，而是转向纪实文学方面的写作，算是为自己正了是作者而非科普工作者的名。
从1983年11月算起，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当时的所有科幻作品被彻底打上了“精神毒草”的标签。各类科普杂志上不再发表科幻作品，图书市场无论是国外的作品引进还是本土作家的创作，一切涉及科幻的原创性出版活动几乎都被彻底停止。
其时，著名科幻理论家吴岩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感叹：“现代科学精神在中国普罗大众中从来就没有生根。”
这一个阶段，曾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科幻领域的断裂期：没有作品，没有批评。仿佛从来就不存在这样的事物。
在一片缺乏科学精神的土壤里，作为承接和融合了科学与幻想的科幻作品以及科幻作者大都是孤立无援的。而且以其内容的复杂性和思想的难以把握，它往往同时受到来自文学界和科学界两方面的困难包围。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八十年代初期的这一批作者，在这两重包夹之下，还多了一层无所不在的政治因素。
之后一直到90年代初期，随着《科幻世界》的壮大，中国科幻才逐渐开始迈出回复元气的步伐。但是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潜伏期之后：“当七十年代末中国文化百废待兴时，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一起复兴，一起学习国外创作的先进经验。但是当九十年代中国科幻再一次复兴时，主流文学已经“经历了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等一个又一个文学思潮，作家们的写作水准越来越高，趋向成熟。科幻小说在这期间一直是一个零生产状态。到了九十年代，当纯文学将国外的各种文艺思潮操练了一遍，出现多元化格局的时候，刚刚复苏的中国科幻小说在审美和艺术水准上只能望其项背，有些科幻作品在艺术性上还不如八十年代的作品。”[2]
不过显然，科幻作者和读者大多有些理想主义的倾向。甚至于其中很有一部分人对科幻这一融合了科学与幻想的存在抱着类似于宗教精神的依恋和责任感。很多活跃在七八十年代的作者、读者，以及在90年代之后为科幻之复兴所吸引的评论者开始对科幻批评以及科幻理论研究方面进行学理性的研究。较为有代表性的有吴岩、星河、姚海军等。
从此开始，中国科幻逐渐走向世界。《科幻世界》杂志社在1991年、1997年、2007年分别承办了三次世界科幻（奇幻）大会。除了更多地吸引了一大批科幻读者之外，它最为重要的功能是推进了科幻理论的发展。科幻，不仅仅是小说和电影。
纵观中国科幻的百年发展历程，总得说起来，大约有四次高峰。第一次是在世纪之初，科幻作为一种来自于西方，承载着“启蒙”的大潮奔涌而来，不过它的发展很快就在民族运动当中消亡；第二次是在五十年代初期，那个时代的一切文学几乎都伴随着口号式的意识形态的束缚；第三次便是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初期的兴盛，然而本来应该是进入最为纯粹发展阶段的科幻作品，却又一次地被政治所压迫；第四次便是当下，落后于世界二十年的科幻，要解决的问题从来不只在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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