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

㈠ 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治国中国的历史进程

从无到有、从有到全
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最明显的成就，就是立法成绩。”谈起新中国65年的法治进程，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说。
新中国的法治历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5年后，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审议通过。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挫折，中国的法治再次启程。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这一“依法治国”战略的理论起点，直接催生了大规模的“立法潮”。仅1979年7月，就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部重要法律颁布。之后，1982年新宪法的通过，则为新时期的中国法治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后，《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破产法》等一批基础法律的通过，更是在民事、行政、商事等方面共同构筑起了中国法治的框架，使改革开放逐渐“有法可依”。2011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截至今年3月，我国共有现行有效法律242部，同时有68部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列入了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经历了此前“打地基”、“架梁柱”式的基础框架立法过程之后，现在的立法与修订，更加注重食品安全、教育、环保等社会高度关注的立法薄弱环节。

㈡ 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治理的重点是什么，为什么

四中全会指出，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简单地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要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人民群众在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如何发挥主体作用，不仅会对法治建设的推进产生重要影响，也会对自身权益的保障与实现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领导干部是关键的少数，那么可以说广大民众就是关键的大多数。

人们常说，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行政、依法治官。这诚然没有错，如果公权力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其他治理走向法治就不免沦为空谈；但这不意味着在法治建设中，不同主体之间必然存在必须“优先”或可以“暂缓”的区别。法治政府建成的另一面，必定是崇尚、遵守、捍卫法律的人民群众；反之，人民群众崇尚、遵守、捍卫法律蔚成风气的另一面，也必定是法治政府的建成。总而言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必然深深植根于崇尚、遵守、捍卫法律的民众之中。因此，党和政府要善于并习惯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各项工作，广大民众也应自觉提升法治觉悟，养成并习惯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置日常事务。

在法治建设的同一时空中，不同主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水平和能力，存在事实上的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但这并不必然成为妨碍法治建设推进的因素。假如政府的法治建设水平提高得快，那么就可以有力引导民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但民众决不能指望每一个公权力机关、每一个公职人员都做到了信仰法治才开启自身的法治建设。如果懂法、守法、用法、护法的民众越来越多，那么就必将加速推进其他主体的法治建设。各主体法治水平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交替上升，则社会法治水平获得整体性进步的前景便值得期待。

但社会整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向法治转型，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在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社会中，人们一事当前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找法、通过法律来解决争端，而是想法设法去找人、找关系、找“背景”，或者直接诉诸暴力。有时，即使纠纷已进入司法程序，人们通常还要在司法之外寻求力量援助，以“确保”在诉讼中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一个人没有法治信仰，有时也不是出于对法律一无所知，而是对法律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于己有利时就把法律高高举过头顶，于己不利时就视法律为蔑如。

㈢ 简述建国之后中国依法治国的历程

我们党高度重视法治建设。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取得历史性成就。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㈣ 试述依法治国方略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

依法治国就会削减权力，所以就会得到基层官僚们的阻挠，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民主监督在网络上的力量，情况有所好转，如果能对社会上的民主监督正确对待，法制化的愿望就会很快实现。

㈤ 依法治国的历史启示 2000字

法治国方略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其经历了一个探寻、选择、确立、如何实现的发展过程。从"人治"与"法治"之争到"法制"与"法治"之辩,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从探寻治国方略到确立治国方略,再到实现治国方略,无一不闪烁着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从实现治国方略的构架看,包括一个基石即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个前提即建设法治型执政党,一个关键即建立法治化政府,一个保障即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一个根本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一个具体措施即提高公民法律素质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古今中外历史证明，法治是最科学的治国之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次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实现依法治国之航船再次大力张帆。如何才能让中央这一伟大的决策落到实处，结出灿烂的果实。
首先，最高领导层必须要有非常坚定之决心，全力推行依法治国。秦之所以能够变法成功，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其最高统治者变法强秦的决心异常坚定。不论变法过程遭到“老氏族”等守旧势力多么顽强的破坏、发生什么多少事端、付出多大代价，秦孝公都始终不遗支持商鞅变法，且自己带头遵守法，历时二十余年才终有所成。今日全力推行依法治国困难可想而知，传统意识的挑战、利益集团的阻挠、全民法律意识的不足等等，非强力不足以战胜。我们不怀疑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关键是要让全国人民持久的真切感受到这一决心的异常坚定，形成大势所趋。为此，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实现理想的目标。
其次，应坚持从严治官。中国依法治国治之阻碍在官而不在民。现实中，有多少官员仅仅把依法治国作为政治口号喊在嘴上而行“人治”之实；有多少官员不学法、不懂法，做决策、处理问题只凭自己喜好；又有多少官员明目张胆违法。这些官员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在阻碍依法治国，实是在破坏依法治国，以至于法在老百姓心中的神圣权威大大降低。秦之变法成功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严格要求各级官员守法、依法办事。一旦违法，不论是出于何等好心，何等实情，都要受到严厉惩处，且不论职务高低，不论是太子、太傅，还是郡守、县令。四中全会决定把法治建设成效纳入政绩考核，无疑是非常正确之举。实践中，需要建立各种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把这一措施落到实处，坚持“一票否决”。使各级官员敬畏法律，不敢越法，自觉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如此，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决心才能转化成各级官员的行动，法治中国的进程才能大大推进。
其三，让全体人民信法。全民信法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形成法治环境的前提。秦之变法就是让民众信法开始的，从“徙木立信”到破除各种相悖习俗，步步推进，最终使法治植根于民众心中，达到轻易不可逆转境界。当前，老百姓“信信访不信法”、遇事“找人不找法”的现象普遍存在。不信就不能真正自觉守法，就不能成为参与、监督、推动依法治国大业的强大力量。可见，让全体人民信法，树立法律之神圣权威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

㈥ 如何科学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

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长久的历史性过程。它的起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建国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曾走过一条很曲折的道路，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有过重大挫折，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浩劫。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国内与国际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二十年来，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小平同志的著作中没有用过“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这样的提法，但是他对如何通过健全法制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作了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从而为实行依法治国的方针，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整套原则，为我们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勾划出了一幅准确、完整和清晰的蓝图。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都迫切需要加快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
一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工作，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近年来，政府立法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过去五年间，仅国务院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39件法律议案，制定、修订了137件行政法规。但是必须看到，我国改革和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立法工作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要进一步增强政府立法工作的计划性和针对性，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认真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按照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产品质量和安全、规范政府自身行为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的立法；特别要注意加强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建设、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立法。加强立法工作重在提高立法质量。要创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机制，扩大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在法律法规起草、修改过程中，要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原则上要公布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是推进依法行政，努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政府的组织、政府的权力、政府的运行、政府的行为和活动，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性文件，必须与宪法和法律保持统一和协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现代行政执法观念，形成职责权限明确、执法主体合格、适用法律有据、问责监督有方的政府工作机制。合理界定和调整行政执法权限，明确执法责任，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进一步健全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制度。加强对行政收费的规范管理，改革和完善司法、执法财政保障机制。健全行政复议体制，完善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制度。认真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帮助困难群众实现诉讼权利，使人人都能享受到平等法律保护。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增强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保持清正廉洁，促进行政执法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是加强执法监督，确保行政权力正确行使。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必然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要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综合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政府权力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行使。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主动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大力推进执法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加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力度。改善和加强新闻舆论对行政执法的有效监督。切实强化政府层级监督，充分发挥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的作用。要把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作为重点，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确保监督到位、有力、有效。
四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积极探索法制宣传教育的新途径、新形式，善于运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传媒，精心组织各种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增强法制教育的科学性、准确性，防止片面性。突出抓好宪法宣传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的宪法意识，自觉维护宪法权威，使宪法在全社会得到遵守。加大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以及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牢法治思想基础。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引导和保障功能，主要是通过权利义务机制实现的。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必须强化权利义务观念的培养，既要增强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要增强法治意识和义务意识。具体包括：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坚持权利和义务相统一，权利的行使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国家保护合法的权利；国家提供权利的保障、救济和保护。只有让每个公民都树立了正确的法制观念，自觉在法制框架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才能够真正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真正落到实处，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㈦ 中国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进程和意义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注释：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⑷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⑺同上，第110——111页

㈧ 如何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法制改革与建设的模式性特征可以概括为八个方面。就这八个模式特征自身而言,乃是一种优势与缺陷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形。我们既能从中看见中国法治建设的卓越成就和巧妙经验,又能发现其与生俱来的危机与困难。
一、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在党的领导下,人大、政协、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等分工负责、相互协作,共同促进法治国家建设。
二、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体制,使得各种改革措施易推行,比较少地受到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多元力量、现实复杂利益的牵绊钳制,能够快速实现改革目标,及时获取改革成果。
三、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益成分,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但以我们自主创造为主的内生演进式法治。
四、“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中国是法律全球化的天然“实验室”,举凡立法体制、司法体制、监督体制、反腐肃贪体制、警察体制以及各种法律规范设计、机制运转和案件审理等各个层面,“两制度三法系四法域”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相互借鉴学习。
五、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与许多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相比,在各个方面皆有“赶英超美”的远大理想,并具体表现在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中的理性主义建构态度。
六、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法治变革当中,中国政府和民众恰当地发挥了传统的实践理性精神。这种政策推动型的改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七、注重试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制定政策和法治改革的实际过程是: 反复试验、不断学习、抓住机遇、持续调整。体现出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实事求是精神。
八、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我国的法治和依法治国,是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