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议程

⑴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

1、关门模式

这是最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

在传统社会里，当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参与意识时，这是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也没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价闯关”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例子。

2、动员模式

与关门模式一样，动员模式里的议程也是由决策者提出的；与关门模式不同的是，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

3、内参模式

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

他们往往不会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更看重决策者的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因为担心自己的议案可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导致决策者的否决。在这个模式里没有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只有智囊们与决策者的互动。

(1)公共政策议程扩展阅读：

相关背景

公共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于美国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公共政策作为一门学科而出现，既是当代世界中社会、经济和政治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与战后美国的特殊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

虽然导致公共政策学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更直接的原因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社会问题的压力；政府管理的需要；政治科学的发展。

⑵ 进入政府议程的公共政策问题，需要哪些必备条件

公共政策问题无论由谁提出，又无论分析得多好，最终都要由有关公共组织特别是版政府来正式认定。这权样就提出了政策议程的问题。政策议程，通常是有关公共问题受到政府及公共组织的高度重视并被正式纳入其政策讨论和被确定为予以解决的政策问题的过程。政策议程通常分为如下两大类：1．系统议程（又称公众议程）。2．政府议程。指政府组织正式讨论和认定有关公共政策问题的过程。（政府议程又称正式议程）。按政策问题的重要性程度分为实质性议程和象征性议程两大类。一般说来，实质性公共政策问题大多来源于经济领域，其中税收问题对社会的影响最直接、最广泛、也最重要。

⑶ 阻碍公共政策议程建立的因素有哪些

1.首先，与上述几复方面正向制条件相对应的反向条件均可构成政策议程的障碍因素 。
2.存在双重关卡：一是社群的价值规范，如政治原则的偏离和价值体系的排斥。任何国家都有立国之本的基本政治原则，政策诉求一旦偏离原则，政府就会通过各种方法将其排斥在政策制定系统或制度化程序之外 。而价值体系涉及社会的基本观念及其信仰倾向，是人们思考的依据和行为的准则。提出的政策诉求与社会价值体系不符，就难以形成公众议程，更不可能转化为正式议程，即政府议程。二是制度或程序上的限制。
3.政府体系的封闭。如果政府体系保守，决策过程封闭，人们无法与决策者进行必要的沟通，不能通过问题讨论等形式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公众认定的社会问题很难进入政策议程。
4．承受能力的超重。超出了决策者的承受能力，就会受到他们的排斥或回避。即使这种问题的提出对社会有利，符合时代潮流，也难以进入政策议程。
5.一定程度上与对该问题的表达方式和技巧等有一定的关系。

⑷ 试述政策议程的各种建构模型。

一、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 关于公共政策议程的性质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其实质上是一种政府的行动过程。公共政策议程通常是指有关社会公共问题受到决策者高度重视，被正式纳入其政策讨论和被确定对政策问题采取行动的过程，也就是问题有望获得解决的过程。政策议程是在一定的制度基础上构建的。作为社会的行为规则，有效的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人类的选择范围，创造合作的条件，提供激励机制，遏制“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使外部效应内部化，实现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不好的制度，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在政治系统中存在多种公共政策议程，目前学界多接受美国学者科布和爱尔德（1972）将公共政策议程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 系统议程主要是在公众系统范围内讨论社会问题，因而也被称为公众议程，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本议程主要是对公众比较关心的问题通过传媒，甚至大众谈话方式进行讨论，由此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引起决策者认识和关注这些问题。构成系统议程的事项一般是公众给予关注、事关政府职责的所有问题，是一般性的抽象的问题，如环境保护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这种议程实际上是一种讨论性的议程。政府议程是政府相关权力机关在其公共权力权限范围内对社会公共问题进行讨论，是政府机关的行动程序，是决策者对有关问题依照特定的程序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政府议程都是由相关机构提起，因而也被称为机构议程，一般由界定议程、规划议程、磋商议程和循环议程组成，属于正式制度安排。构成政府议程的事项则是公共政策制定者认为有义务严肃对待甚至采取政策行动予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很具体的，如某条河流的水污染问题、某个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一个问题只有进行机构议程才能促使问题的解决，才有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产生。 二、我国的公共政策议程的内在推动 政策议程作为一种政策问题确立的制度安排，受到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共同影响。在公共政策议程中，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决定着决策者的行为。在公共政策议程中决定政策问题的一系列规章都是属于正式制度的范畴，而影响政策问题的确定的习俗、道德和公民政治文化，这些是非正式制度。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是制度的具体化。 人们根据政府在议程建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以及创始者扩散问题的程度和方向进行了分类，提出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内在创始型三种政策议程。外在创始型是由指体制外的个人或利益集团提起进入系统议程，然后通过院外集团的活动进入政府议程；政治动员型是具有权威作用的政治家提起政策议程进入政府视野；内在创始型是由体制内的机构或人员提出政策诉求，不希望经过体制外的公众系统直接进入政府议程。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进入公共政策议程的不可能像模型一样抽象，任何公共政策议程都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政策议程的创立 总的看来，在政策问题的创始阶段，我国政策问题的创始者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各级咨询或参谋机构、民情和民意、新闻媒体和突发事件。但其地位并不相同，政府是最基本的政策议程的创始者。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政府的权力地位使其掌握了较全面的信息，从而主动提出和整合问题增加执政的合法性；第二，我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普通民众不太重视自己周围人的观点，而看重政府的观点。 （二）政策问题的传播 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要想成为政策问题，必须要突破个体和一定区域的限制，因而问题在一定人群和地域的传播就至关重要。我国的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有自上而下单一方向、政府单一主体进行传播的特点，虽然目前公共政策传播正在发生变化，传播方式向信息网方式发展，也在建立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机制。但是问题一般是通过媒体和民众直接传播把问题扩展开来，传播媒介是报纸和文件。我国的大众传媒是以政府领导的主流媒体引导和影响着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往往能对政策议程的建立起到特殊作用。 （三）政策议程的决定 一个社会问题要成为公共政策问题必须经过相关机构的决定，在问题决定阶段，政府是其决策机构，是政策议程决定的核心因素。政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们不仅能够影响决策的初始方向，更重要的是，它们是贯穿整个决策过程的重要变量。在问题识别、传播、决定阶段，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公共政策议程过程看，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就是人民群众讨论和反映问题，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意见进行综合和表达，使之成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在我国，常常是政府主动寻求和发现问题，对群众的意见进行综合，并把它直接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完全可以说，政府是我国各种重大政策问题的主要提出者，在政策问题的提出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我国政府理论的又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特别强调政府的主体能动性。这样一来在政策议程领域政府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法权主体，这种内在推动体现在公共政策议程的各个阶段，使我国的公共政策议程具有很强体制系统的内在推动特征，是一种“内输入”。 三、公共政策议程内在推动的制度基础 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1999）在考察人类经济发展历史时讲过，“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人类发展的各种合作和竞争的形式及实施将人类活动组织起来的那些规章制度，正是经济史的中心。”我国公共政策议程具有的内在推动特征是有其制度基础的，依据诺斯的理论，在公共政策系统的内部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策的组织结构和由规范构成的体制系统。 （一）压力型体制的政策组织系统 政策的组织体制是政策议程中的重要方面，是公共权力的组织方式，它深刻影响政策的质量与政策运行。我国的公共权力的组织体制是一种压力型体制，按照荣敬本（1998）的看法，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由此形成政策议程的科层占主导的政策组织。这种压力型科层制组织系统按照地域划分行政区域，决策权力与决策权威合法地集中于中央机构，地方机构在中央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下行使决策权，权力的行使范围和权限本身都有限。从法律上讲，单一制条件下的地方权力是中央授予的，因而中央随时可以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提出，在国家和地方的权力划分上，首先要遵循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从总体上看，机构设置强调：第一，上下对应，机构对口；第二，由上到下，机构的数目、规模逐层次递减。由此导致科层制就成为政策议程的主导组织，这种科层制组织具有命令统一、层级分明、直线沟通的特征，当然一些复杂的科层组织结构还拥有咨询机构，但权力都集中在上层。 （二）民主集中制的政策决策体制 这里的政府是指公共权力的行使机构，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政府组织中还包括社团。因为社团的力量很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政府，这决定了它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主体，尽管考虑到我国社团带有很强的公益性质，一些非政府组织被认为是一个准事业单位，因而把社团归为最广义的政府体系中去，但它们不能成为像西方那样的利益集团，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们还没有成为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议程中，政府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叶海卡·德洛尔（1968）认为，政府机构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他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政策问题少，所以大部分政策问题都能进入政府内阁的议事日程。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存在专业性的文官系统，因而行政部门在绝大部分政策制定中都起到核心作用。另外，发展中国家的权力更为集中，政务部门有更多的决策自主权。” 政府体制涉及组织结构、工作程序、代表制度、选举制度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对政策议程的建立都有很大的影响。政策议程能否建立，很多时候取决于政府体制的开放程度。社会问题能否被政府所关注不仅依赖干社会大众的发动，而且还需要政府系统自身的努力。一定的政府体制从制度上规定了信息的沟通渠道和利益的表达方式，从而形成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组织体制。

⑸ 中国公共政策议程的实际模式究竟是怎样的

公共政策议程指某一引起公共政策决定者深切关注并确定必须解决的公共问题，以及正式提起政策讨论，决定政府是否对其采取行动、何时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的政策过程。

⑹ 公共政策议程的确立过程的模式

“多源流”
在这一模型中， 他确认了参与者据以影响议程和备选方案的三种“过程流”: 问题流、方案流和政治流。而在某一触发机制下，各种“流”会在某一时刻发生汇合，此时政策窗口就打开了， 也就意味着问题进入到了政策议程中。
乙肝歧视问题如何进入政府议程——多源流分析模型的运用
5、多源流分析
（1） 在乙肝维权行动中，“问题流”即歧视乙肝患者和病毒携带者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
（2）“方案流”方面。医学专家们和社会各界人士为消除乙肝歧视现象提供了大量专业知识。提供的这一系列权威论证，使得解决“乙肝歧视”的问题有了明晰的方法。
（3） “政治流”方面。①政治领导人的换届。②利益集团的压力活动等因素。乙肝维权组织利用国家领导人换届的时机，调动一切资源对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施加压力，为他们的话语充分进入政府的议程奠定了基础。
（4）引发机制。 ①引起社会轰动的两大重要案件。②非典危机唤起公众对公共卫生的重视 。
两大重要案件

⑺ 公共政策话题4.1 你认为社会问题是如何被决策者关注并进入政策议程的

社会问题被决策者关注并进入决策程序，可能有以下几种途径。
第一是公民通过社前民意反映内制度容给决策机关提出来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第二，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座谈会和论证会为决策机关提出一些建议。
也可能是人大代表。把社会上选民关心的社会问题做成提案。提交给决策机关的。
也可能是通过网上，征集的议案。
希望能采纳一下。

⑻ 公共政策议程的具体引发机制

1．政治领导（political leadership）。政治领导者可能是决定政策议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管政治领导者处于某种政治优先权的考虑，还是因为对公众利益的关注，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们都会密切关注公共领域的一些特定问题，将他们公之于众，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在美国，总统扮演者政策议程主要决定者的角色。国会中也有部分医院，他们怀着推动社会变革的愿望和渴望获得改革者的荣誉而热心于社会问题
2．某种危机或惊人事件
突发性的重大事件往往会使形势发生逆转，从而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3．抗议活动（包括使用暴力手段）
抗议活动是一种激烈的利益表达形式，往往带有某些反常规的行动特征。
表现形式有示威游行、静坐斗争、绝食抗议、暴力冲突、武装对抗等。
抗议活动说明社会问题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只有新的政策选择才能平息由抗议所引发的混乱局面。
抗议活动是建立政策议程的有效方法，但不是最佳的途径。
两种结果：
政府可以有效控制，采取一定程度的妥协，建立相应的政策议程；
有可能造成社会失态，形成与政府的严重对立，对既成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
4．新闻媒介
新闻媒介报道问题往往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或为了制造新闻，或为了增加发行量，或为了公众的利益，或出于其他目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真实的报道，这对政策议程的建立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⑼ 公共政策议程的条件

1.首先，事件或问题必须明朗而严重。
一些问题必须充分暴露且表现得非常严重才有版可能引发社会权公众和政府组织的高度关注，从而进入政策议程。
2.要有政治权威领导人及专家学者的预测性发动。
敏锐的政治权威领导人或有关专家学者对该问题将来的严重趋势有所察觉，那么他们就会及时地把它提出来。
3.要有正常、民主和开放的察觉机制与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