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依法治国实际案例

㈠ 关于依法治国的案例

案例一：江西赣南某贫困县，年财政收入不到一亿元。十五年里，换了四任书记县长，新城开发的位置依次从北至南，再从南至北，改动了三次，光规划费用就花费了两千余万。至今南北两处新城，都是半拉子工程，境内怨声载道。
依法治国，首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法制观念、学会法治思维，带头遵守法律。从漫长的封建社会各个王朝来看，比较繁荣的治世，诸如文景、贞观、康乾等年代，都以皇帝和臣子们能够俭约自爱、奉公守法为先决条件，才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天下较为太平；反过来，众多干戈四起、生灵涂炭的乱世，又无不以统治者放纵私欲、践踏法律、蔑视公理为滥觞。古今一理，建国60多年来，在各项建设欣欣向荣、稳健发展的五六十年代和近三十年来，靠得就是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严于自律、模范守法。如今，在步入改革开放的攻坚期和深水期的关键时刻，之所以要把依法治国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在中央全会上进行研究讨论，并加以重大完善和改进，特别是提出依法决策五个程序，还有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就是为了有助于各级领导干部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树立法治思维。而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也是为了有力地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自觉地学法守法用法，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在决策和施政当中，善于应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学会用法律的眼光看问题、置身法律的框架下做决策，坚决避免“领导批示就是法”、“领导拍板就是法”“领导支持就是法“的错误意识和违法行为。要始终以法律容许不容许、法律追究不追究来考量问题，最大限度杜绝“一个将军一道令”“新官不理旧账”等唯我独尊、自行其是的法盲行径，从源头上避免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要习惯于一任接着一任干，多做一些民生工程、基础工程，从而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案例二、山西吕梁某县，2003年7月。青年刘某酒后闯到与其有情感纠葛的王某家闹事。110赶到后，刘某不听劝告，对穿便衣的副队长，推搡了一下。110队员当即刘某押回县公安局，将其双臂拷在暖气管上，一顿暴打，导致刘某左眼失明，至今未做一声道歉，赔偿更无从谈起。
依法治国，其次要求各级政法机关和执法执纪部门要奉公守法、严格自律，模范执行法律。政法机关作为国家法律载体和具体执行部门，理应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行使职权。然而，当下的许多乱像表明，为数甚多的政法部门的工作人员，特别注重个人利益、团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以罚待法的案例时有发生，霸气干警糊涂法官和刁横执法人员时有曝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部门的形象，滋长了黑恶社会的蔓延坐大。一些执法执纪部门，则是围着当地主要领导和部门利益转，利欲熏心，肆无忌惮，公然知法犯法，深为群众所诟病。“打铁必须本身硬”，要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各级政法机关和执法执纪部门理应深怀对法律的敬畏之心，自觉学法、带头守法、严格执法，甘于淡泊、恪守原则，不搞潜规则，不越雷池一步，时时处处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自身的形象，让法纪观念蔚然风行。

案例三：2014年11月3日下午，安徽省含山县孙某带着妻子戴某到巢湖市康平妇产医院做无痛人流手术后，闯进手术室，质问护士长：为什么有男的（医生）在？护士长解释，“他是麻醉师，为了患者安全，麻醉师必须在场观察。”孙某不由分说，对麻醉师拳脚相加，随后拿出刀子刺到高医生右侧腰部，李强当场倒下，孙某立即逃离。（腾讯网）
依法治国，更主要的广大人民群众从我做起、学法守法，以遵纪守法为荣。法治精神、法治文化，很大程度是老百姓的参与和自律。在过去，普法工作下了很大的功夫，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与社会经济事业的飞速发展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态相比，普法工作依然空白很多，大有可为。社会上各种权大于法、拳头大于法、家法大于法的不正常现象相当常见，遇事每每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意气用事，盛怒之下，出言不逊，乃至拳脚交加、拔刀相向的场面，不止在深受网络暴力毒害的未成年人之间经常发生，在青年人、中年人、乃至老年人之间，也多次上演着。依法治国，就是需要广大公民，都有明确的法制观念，了解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遵纪守法，规范自己的言行，恪守社会道德底线，不钻制度的漏洞，既不做恃强凌弱、穷凶极恶的霸王，也不怕胡搅蛮缠、没理强占三分的赖皮，更要避免口无遮拦、动手动脚的粗野行径，要相信法律，牢固树立“任何事情只要是违法的，不管做成什么效果，都是不可行的”法治意识，遇到问题首先从法律角度看一看，习惯于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问题，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共同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法治大环境。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
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根本保证。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

参考：http://ke..com/view/50940.htm

㈡ 中国古代依法治国的典型事例

1、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运动，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推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大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的发展。通过改革，秦国废除了旧的制度，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动了秦国社会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壮大了国力，实现了富国强兵。为以后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韩非加以发展的“术治”

术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他们认为“法”是公开的，“术”则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运用的，君主掌握这种统治术，就可使“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这是保证“法”的实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3、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治国策略，所以治国是无为而治的第一应用。为了贯彻无为而治的方针 ，各级政府官员既要抛弃各种政绩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要抛弃“为人民谋幸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戚，尽量靠万民的自为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无治无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务工作即可；同时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属，让下属去完成各项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识人用人的工作。

(2)全面依法治国实际案例扩展阅读：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管仲为齐国相，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他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法治的信心。他凭借“以法治国”的治国方略，使齐国大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仅强调“以法治国”，同时也注意建设道德体系，使法治与道德教化相结合。他以“礼义廉耻”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体系，并且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的地位，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从管仲起，到韩非综合法家思想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历时已数百年。在这期间，法家的思想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学。

网络-商鞅变法

网络-无为而治

网络-术治

㈢ 请您多列举一些依法治国政治方面的例子。

秦汉时期的黄老学一个主要特征是“守法而无为”，所谓“无为”，不是毫无作为，也不是漫无边际的放任，而是不超越既定的法律规定。“法”是“无为”的界限，而无为的“道”又是“法”的根源。所以，要求“法立而弗敢废”，就是指立法之后不轻易变更，要“循守成法”。
汉初统治者坚持黄老之学“赏罚信”的思想，主张严格执法，即使皇帝也只有“执道生法”的权力，而不得犯法。汉文帝就是一位不以个人意志破坏法律规定而“循守成法”的皇帝。一次，文帝出行中路过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廷尉张释之判处此人“罪金”（罚四两金）。文帝要求处死。张释之向文帝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地改变法律，就会使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不知怎样做才对。”文帝终究表示廷尉做得对。
黄老思想虽然吸收了法家的“执法”“守法”思想，但基于“安民”“惠民”的立场，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并不首肯。黄老思想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在这种思想作用下，汉初统治者坚持除秦苛法。文帝元年（前179年）十二月，除“收孥连坐法”。明令宣布：“废除一人犯罪，家人收为奴婢及各种株连的法律。”这是对旧传统的否定，对成法的改革。
②改革刑制
文帝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肉刑，改革刑制。改革的起因是缇萦救父。文帝十三年（前167年），齐太仓令淳于公犯了罪，应当受刑。汉代的肉刑主要由黥刑（脸上刺字）、劓刑（割去鼻子）和斩左右趾（砍去左足或右足）。淳于公因为做过官，所以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公幼女缇萦非常悲痛，便随父到长安，上书文帝，说：“臣妾愿意入官府为奴婢，来抵赎父罪。”文帝怜悯她的一片孝心，下令赦免了淳于公的肉刑，令其携女归家，并且下诏废除肉刑，改革刑制。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后世有许多评说，大多是认为出于“悲怜”缇萦，体现了文帝的“德政”。这一刑制的改革，在中国法制史上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中国古代刑制由野蛮阶段进入较为文明阶段的标志。这一改革，为刑制向新“五刑”（笞、杖、徙、流、死）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③废除过关用传制度
汉代在军事重镇或边地要塞，都设关卡以控制人口流动，检查行旅往来。出入关隘时，要持有“传”，即通过关卡的符信（凭证），方可放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月，文帝取消出入关的“传”，从而有利用于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④令列侯归国
文帝即位之初，列侯多居长安，远离所属食邑，造成“吏卒给输费苦”，给人民增加了一项新的转输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年），即诏令列侯回归封邑，做官吏的及有诏令特许的，要将太子送归封邑，其他任何人不许留居长安，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㈣ 公安大学生如何树立“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 以此为题写一篇论文1000字以上

你可以参考以下内容，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完善，希望能够帮到你！
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获得生命。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言“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青年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与引领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才与主要依靠，青年大学生对法治的真诚信仰、对法治事业的热心拥护，将带动全社会形成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最终将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有序展开。
提高大学生法治认知是培育法治信仰的前提。
没有知，谈何爱？！只有认知法律，理解法律内涵，掌握法律精髓，才能信奉、运用、捍卫法律，最终树立法律权威。法律意识的培养、法律思维的形成、立法宗旨的明确等方面都属于法律认知的范畴。在提高大学生法治认知的过程中，应对我国法律体系中各个法律部门的重要条文进行具体阐释介绍，扩充大学生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应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及法律逻辑思维的培养，提升其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应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明确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增强大学生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完善教学模式，提高普法成效。一方面，完善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传输、普及法律基础性知识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还应做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公共课与法学专业课的有效衔接，形成渐进、科学、合理的法治教育体系。课堂内容力求全面准确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以及法治建设的丰富实践，同时注重吸收引荐外国优秀法治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整合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模式。第一，推进法律名著与普法读物的赏析。组织开展“悦读法治经典”主题活动，推荐一批主题鲜明、通俗易懂的法治普及读物，起到“雅俗共赏”的实效。第二，有效凭借现代信息技术，开发系列辅助教学平台。通过平台及时传递法治新闻、最新案例，以图文并茂、声像俱全的方式来传授法律知识。第三，以学生为主导，有效开展翻转课堂。促使学生通过课堂素材的收集、内容的讲授、问题的探讨深入领会法治的内涵及精髓。
健全宣传机制，营造法治氛围。一方面，拓宽宣传渠道，弘扬法治精神。有效利用传统媒介与新兴技术开展法治宣传。既要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宣传优势，又应激发网络、微博、微信、微视频、手机客户端等现代传播媒介的传播潜能。通过“时时更新、处处可得”的网络情境空间，提高法治宣传的实效，实现“互联网+法治宣传教育”的新型普法工作模式。有效凭借人文影院、舞台剧目、书法展示、演讲比赛等艺术形式和文艺创作来表现法治文化，促使法治宣传由静态向动态转变，打造声色俱全的普法平台。另一方面，把握宣传规律，探索长效机制。把握学生认知规律，提高宣传实效。结合其个性特征、专业特色、学习需求、价值观念等，确定宣传主题，准备宣传素材，有效把握舆论导向，提高法治宣传的针对性与吸引力。坚持持久推进，形成长效机制。要有“抓铁留痕，踩石留印”的狠劲，要有“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确保法治宣传的常态化。
强化大学生法治认同是培育法治信仰的关键。
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是强化法治认同的客观前提。道德与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两者相辅相成。没有道德的支撑，法律将陷于瘫痪。没有法律的保障，道德也将苍白无力。人民的法治信仰源于对其内蕴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的认同。法治只有契合人的真实情感，反映人的道德准则，符合人的价值追求，才能被人民认可、信任、敬畏与支持。所以，应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的诸多环节中，强化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等价值目标，以此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在立法时，应以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准则为指导，做到科学立法，使法律反映人民对善恶是非的基本态度，符合公平与正义的道德要求，达成以道德滋养法律，以良法获取信任、以良法促进善治的美好愿景。在执法中，应严格遵循程序正当、及时有效、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要求，做到忠于职守、公平公正、执法为民，彰显法治人文关怀。在司法中，应做到忠于事实、忠于法律，忠于立法宗旨，遵守公平、公开、公正等法则，因为“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所以，司法人员应秉公办案、不偏不倚，为实现公平与正义，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而奋斗，以此弘扬社会正气，坚定人民的法治信仰，最终树立法治权威。
提升大学生法律情感是强化法治认同的主观保障。一方面，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通过理论授课、社团活动、主题班会等方式，促使“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内化为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使大学生在优秀文化的熏陶下成为有责任感、正义感与荣辱感的青年群体。另一方面，展示法治魅力，激发情感共鸣。通过电影、纪录片、人物传记等方式，介绍执法、司法等先进典型，展现其为权利而奋斗、为公平正义而努力的锲而不舍、刚正不阿、求真求实的法治精神。通过各种方式展现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激发大学生对法律信赖、热爱与尊崇的真实情感，培养大学生对法治的价值认同，促进法治理念在其内心落地生根。
推进大学生法治实践是培育法治信仰的抓手。
法律只有被实践，才能获得实效。倡导大学生开展法治实践活动，可以帮助大学生切切实实感受到法律在定纷止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在实现公平正义中所展现的巨大魅力，法治实践利于坚定法治信仰，反过来，法治信仰又利于推进法治实践。法治实践既是培育法治信仰的重要抓手，又是培育法治信仰的最终愿景，应通过各种方式、载体、途径来促成大学生用法律视角看待问题、法律思维分析问题、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促使法治成为大学生的一种行为习惯、一种行事态度、一种生活理念，实现法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纸面上的法”转化为“行动中的法”。
广泛利用社会资源推进法治社会实践。注重与法律实务部门开展合作，建立社会实践基地，共同确立培养目标，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设计课程体系。努力创造机会，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立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部门进行参观体验，了解熟悉立法、执法、司法、诉讼等法律活动，通过实践强化法治教育，促使学生更好地领会法治精髓。
精心打造专兼结合的法学专业教师队伍。扎实推进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选聘理论功底深厚和法律实务经验丰富的专家到高校兼职任教，选送高校法学专业骨干教师到政法部门挂职锻炼，鼓励拥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法学教师到律师事务所兼职工作，形成一支理论功底深厚、业务精良、德才兼备、熟悉中国国情的法律教师队伍，为学生开展法治实践提供专业指导。
有效推进模拟法庭教学法的开展与应用。挑选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难易适当且贴近大学生生活实际的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角色分工，指导学生按照庭审要求及程序做好各项准备。通过庭审实战，提高学生用法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庭审实战，让学生真切认识到法律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从而更好地体会到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㈤ 近三年里,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成功案例

这张图片的情头

㈥ 依法治国的案例

所有的案例都可归为法治案例，都是法治进程的一部分

㈦ 历史上有什么依法治国的例子急！！！！！！！！！！！！！！！！！！！！

孟子说过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出师表里有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约法三章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到达离秦都咸阳只有几十里路的霸上。子婴在仅当了46天的秦王后，向刘邦投降。刘邦进咸阳后，本想住在豪华的王宫里，但他的心腹樊哙和张 良告诫他别这样做，免得失掉人心。刘邦接受他们的意见，下令封闭 王宫，并留下少数士兵保护王宫和藏有大量财宝的库房，随即还军 霸上。为了取得民心，刘邦把关中各县父老、豪杰召集起来，郑重地向 他们宣布道：“秦朝的严刑苛法，把众位害苦了，应该全部废除。现在 我和众位约定，不论是谁，都要遵守三条法律。这三条是：杀人者要处死，伤人者要抵罪，盗窃者也要判罪!”父老、豪杰们都表示拥护约 法三章。接着，刘邦又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县各乡去宣传约法三章。百姓们听了，都热烈拥护，纷纷取了牛羊酒食来慰劳刘邦的军队。 由于坚决执行约法三章，刘邦得到了百姓的信任、拥护和支持，最后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出处《史记·高祖本纪》

㈧ 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以聂树斌案为例

一、聂树斌案改判无罪具有重大意义，堪称我国刑事司法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
首先，聂树斌案改判无罪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中实现的。案件从2005年王书金出现、聂树斌母亲张焕枝不断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复查、听证、决定再审到最终宣判，虽然步履艰难，但始终在向正确的方向推进。冤错案件严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司法公正，严重影响法律尊严。中央政法委于2013年7月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2014年10月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要求完善再审制度，解决再审启动难、改判难问题。没有这些重要精神和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聂树斌案改判是不可能的。此案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走向文明的代表性案例。
其次，聂树斌案再审无罪，彰显了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重塑司法公信力、纠正冤假错案的坚定决心，以及敢于直面错案疑案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及负责复查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件承办人多次表示，聂树斌案件的复查、再审要经得起真相与历史的检验。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不缺席。改判体现了一种审慎的司法观念。虽然聂树斌已无法复生，但今天的改判是对其家人多年不懈努力付出的慰藉。
再次，聂树斌案再一次为“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原则作了有力的背书。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近三十余件重大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许多案件是按“疑案从无”的原则改判的。“疑罪从无”是人权保障理念的内在要求，是程序法治原则的重要体现，是遵循司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防范冤错案件的唯一选择。聂树斌案案发时间长、证据灭失多，查清事实和证据的难度极大。在案件复查过程中存在多种不同意见与观点。从公布的现有证据来看，既不能证明王书金是真凶，也不能否定公安机关认定聂树斌具有作案嫌疑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坚持“疑罪从无”改判无罪，为未来的司法活动提供了准则和标杆。
第四，聂树斌的复审、改判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中立裁判、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坚定立场。现代刑事司法体系以审判为中心，人民法院坚守司法中立，树立司法权威。聂树斌案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媒体和法律学术界的关注，舆情复杂多变。无论舆论如何，审判活动关注的核心始终是证据和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定异地复查、再审过程严谨、审慎，坚持证据裁判，对案件保持了超然和客观的态度,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居中裁判。
二、聂树斌案改判过程中旨在保障程序正义的各项制度探索，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是使案件迈向公平正义的重大程序推动。提审作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的一种方式，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实践中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已经二审终审的刑事案件为数不多,足见其对提审案件慎之又慎。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本案，是对此案迈向公平正义的重大程序推动，也是对民声民意、社会关切的有效回应。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异地复查案件，有效避免了自错自纠和久拖不决。因聂树斌案在河北省一审、二审，被告人家属多年申诉无果。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这在我国刑事诉讼历史上非常罕见。聂树斌案被异地复查，最大程度保障了复查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聂树斌案开启了疑案异地复查的先例，指出了冤假错案纠偏的示范路径。
再次，复查、再审环节充分保障当事人参与权、阅卷权和公众知情权，召开听证会等有益形式，为处理社会有广泛影响的重大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案件复查过程中，充分保障代理律师阅卷权，确保其能够完整复印、拍摄聂树斌案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王书金案卷宗。举行聂树斌复查工作听证会也是一种有益的制度创新。听证会邀请了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法院监督员、妇女代表和基层群众代表等广泛参与，检察院派员监督，法院官方微博全程图文直播,听证人员填写不记名意见表等做法，都体现了处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总结聂树斌无罪案的沉重教训，完善刑事冤错案件预防与纠错制度
刑事误判、错案的后果极为严重，不仅会对那些被错误定罪的人及其家庭造成严重伤害，也会对司法公信力乃至国家形象造成严重伤害。特别是对错杀、冤杀的情况，其代价是无法挽回的。聂树斌案无罪案，再一次警示严格规范司法的重要性。
首先，要坚持从司法规律出发贯彻落实刑事诉讼制度，消除冤错案件发生的土壤。
聂树斌案的出现，固然有着上世纪90年代办案科技力量不足、水平有限、执法规范化建设欠缺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任何时期发生冤错案件，都同样是一个悲剧。查办该案过程中存在的不当、错误的执法理念、执法方式都值得再次反思。如原判对聂树斌案定罪主要依据是聂树斌本人口供，凸显了口供为中心的办案思路和“笔录中心主义”的证据审查模式。以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和“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为标志，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确立了保障人权、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从严掌握死刑案件证据标准等原则和制度。但是，在当前司法实践中，依旧存在着过于重视口供、有罪推定，甚至刑讯逼供、变相刑讯逼供等不当理念和行为，应当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不再制订“命案必破”等可能导致司法不公，违反司法规律的不合理考核指标，防止因急功近利追求办案效率而造成冤错案件。
其次，以聂树斌案的平反为契机，推进完善刑事案件纠错机制，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和证明标准体系。
聂树斌案虽然平反了，但是应该看到，这起案件平反的原因是偶然的，是王书金这个“真凶”或者“疑似真凶”落网、招供，并进入舆论视野后才成为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而无论是此案“真凶落网”还是其他案件“死者复活”，都是小概率的事件。然而，刑事错案的纠正不能依赖“偶然”。要明确推翻有罪生效裁判的证据标准。从“有错才纠”走向“有疑即纠”。“有错才纠”是目前我国司法在再审程序上的基本观点，其对于再审启动条件的要求极高。而“有疑即纠”对于再审启动条件的要求显然降低。聂树斌案成为多年的“疑案”，在复审、听证阶段控辩双方存在的分歧主要是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应当明确“疑罪从无”的“疑点”需要证明到何种程度即可作为无罪处理。为确保有错必纠，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查阅聂树斌案完整卷宗，一直成为困扰该案代理律师的最大难题，当事人、辩护人依法享有的阅卷权等程序性权利要充分保障。对于重大、有社会影响力的案件，要将听证程序进一步规范化、常态化，保障公众知情权。

再次，正视和正确认识冤错案件的存在，特别是疑罪从无案件，要“权责统一”明晰错案责任，完善司法责任制。
“刑事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但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完全避免冤错案件几乎不可能。例如在美国，根据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统计，1989年到2013年之间，至少有1188名曾经被判处有罪者因出现新证据被改判无罪，每年约60-80名服刑犯人被改判无罪，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对于保留死刑的我国和美国等，都存在着错杀的可能。而凶杀、强奸等特定犯罪在冤案中占有相当比例。对于冤错案件，追责程序是督促和预防冤错案件的制度保障，同时“权责统一”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其基本要求就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对冤假错案的追责,要公开透明,主动回应社会关注。冤假错案的追责同样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明晰责任。

望采纳我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