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机关特点

Ⅰ 中国古代司法的特征

一、古代司法的特点
（一）君主享有最高司法权
皇帝是古代最高的权力享有者，其身份的合法性不言自明。在人人认可其至高无上地位的情况下，皇帝自然是普天之下的最高主宰，他集立法、司法、行政权于一身，他是最高的思想权威、政治权威。最终的司法裁判权是其身份地位的重要体现，一方面，利于实现君主对国家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利于实现司法的相对统一。
（二）司法与行政的界限模糊
司法活动需要专门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去参与，这也是司法职业化、专门化的需要。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司法机关与并有相关的司法人员，如秦朝的“廷尉”。可以说，专门机关和专职人员应该是司法功能完善的重要体现，但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况来看却不是这样的，司法与行政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尤其是在地方上。
（三）重实体、轻程序与轻证据、重口供
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司法模式就是韦伯所总结的“卡迪司法”，即所谓的实质非理性。不可否认古代司法有一定的程序，但相较而言，对实体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程序的追求，所谓程序不过是实现实体的公正的手段而已。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基本否了程序自身所体现的价值，“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更是无法想象。这种司法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即务实主义精神。
（四）刑事与民事的有限分离
先秦时代，司法中有“狱”、“讼”，“狱”主要关乎刑事审判，而“讼”主要关乎民事审判，体现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初步分离。但是，从司法制度的整体来讲，民事与刑事的分离并不十分明显。比如，审判的具体机构是同一的，审判人员也是同一的，审判方式、甚至处罚方式也有的部分一致性。今天，我们有公、私法的观念，其适用法律的条件，司法审判的方式，证据规则的适用，责任承担的方式等等都有很大的区别，而古代社会的这种区分是不明显的。比如，在古代，欠债不还是可能挨板子的，这样的惩罚显然是刑事的。
（五）司法官依法断罪及其责任
中国古代重视结果公正的思想，也部分放宽了司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为了实质的公正，可以能动司法，以协调好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关系。但是，就绝大多数的案件来讲，是不需要过多的自由裁量的，法律基本上有明确的规定，此种情形之下，依法断罪就成为司法官的基本职责。为了实现司法权的统一和皇权的至上性，必然要限制司法官吏的权限，普通的司法官吏只能援法断罪。枉法徇私、枉法循情的种种违法行为必然是法律所不容的，“无疵之过”、“出入人罪”就是最好法官责任的最好制度体现。
（六）儒家思想深刻影响司法观
司法观念只是社会整体法律观的部分体现。中国正统法律思想深受儒家伦理观影响，处处体现着伦理观念的影子。儒家思想发端于孔子，以“仁”为核心，以伦理等级观念为基础，形成自己的独特思想系统，这些思想武装了人们的头脑，更影响者人们的生活实践，司法理念与实践也概莫能外。

Ⅱ 司法的特点

中立性是司法权的第一特性，这在中美两国的司法理念中没有差别。如果将法官比作裁判员，司法权的中立性要求：法官不能像有些球类裁判那样满场跑，满场奔跑的裁判难以处于中立和消极的地位，不处于中立地位的裁判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这也是有些球类裁判判罚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为什么时常容易引起怀疑的主要原因之一。排球裁判却不一样，他站在场地之外，立于场地的正中间并高于球网，运动员触网或过网击球时自己都不一定能察觉，居中裁判者却能明察秋毫，判罚结果也很少引起质疑。因此，法官就要像排球裁判那样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地、公正地对待原被告和控辩双方，力求不受立场限制地做出准确判断。裁判者如果不能保持中立，其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怀疑。我国法院的院徽是由一柱华表支起一架天平来表现其中立性，美国的司法文化中也不乏蒙眼的正义女神手执天平的比喻和图像。中美此外，两国法院还通过建立回避制度和严格的诉讼程序规则来保障法院和法官的中立地位。
司法权的中立性的另一个层面是其消极性，司法是解决社会矛盾最后的防线，但不是惟一的手段，通过谈判和解、调解和仲裁解决民事纠纷应是当事人的首选方式，不到最终不要随便动用国家的司法资源去解决民间纠纷。美国法院甚至将调解和和解的理念应用于刑事诉讼之中，建立了辩诉交易制度，90%左右的刑事案件都可以由检察官与辩方律师或刑事被告在法庭之外达成交易，和解结案，大量节省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司法权的消极性还具体表现在司法机关不应该主动出击，而应被动地等待，一般来说就是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法官不能主动地挑起当事人去打官司。 司法权的独立性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必要。马克思早就指出：“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法官以服从法律为天职。”但是，两国在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上的差异使司法权的这一特性在两国有不同程度的理解。美国作为资产阶级“三权分立”体制的国家的代表，通过“司法独立”原则保障其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他们的司法机关不仅完全地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关，而且还享有违宪审查权，可以撤销违反宪法的法律和行政行为。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实行的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是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框架内司法权对“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独立，也就是对当事人的独立，因为行政机关经常在行政诉讼中成为法院的当事人，社会团体和个人几乎每天都在民事或刑事诉讼中“担任”法院的当事人。但是，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体制下司法权不能独立于立法权。我国的审判机关只享有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尚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尽管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作过上述承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而无权对立法机关的行为，包括对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进行司法审查。
审判机关不仅要保证对外独立于当事人，内部也要相互独立。内部独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和指导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维持审级独立。因此上级法院不能在下级法院没有审结其所管辖的案件时对下级法院的正常审判工作进行干预，除非有法律适用方面的新问题出现，下级法院逐级呈报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对请示案件的批复就成为了新的司法解释。美国法院则是绝对禁止上级法院在任何时候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只有当事人提出上诉时，上级法院才能对下级法院的裁判做出改判或维持的决定。 统一性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司法权由法定机关统一行使，其他机关不能分享；其二是用司法解释或指导性判例统一全国各级审判机关的裁判尺度。司法权的统一性在两国之间没有司法理念上的差别。在我国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就可以具体地规定对某一法律概念的理解和实施标准，比如刑法上涉嫌犯罪数额的“较大”、“巨大”或“特别巨大”等概念，就需要用司法解释统一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裁判尺度。美国作为案例法国家，主要是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的类似案件的审判做出指导，以求各地法院的裁判尺度的统一。
在司法权的统一性保障方面两国共同面临的大敌是地方保护主义。不过美国在当初制宪时就预见到了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干预的可能性，因而在设计管辖权制度时就明确规定，跨州之间的案件不能由原被告所在州的任何一方州法院管辖，而是交由联邦法院管辖。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地方保护主义。
从世贸组织的主要成员方的司法实践来看，入世以后，他们都对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案件实行了专门管辖或集中管辖制度，如美国设有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法国的商事法庭也从普通法院中独立出来，英国伦敦的高级商事法院则专门受理国际商事和海商案件。因此，从2002年3月1日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9条的规定，决定对涉外商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即只有省会城市、少数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才能行使国际商事案件的管辖权。
实行国际商事案件集中管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有利于遏止地方保护主义，维护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而且有利于集中优秀的审判力量专业化审理国际商事案件，提高审判质量，还有利于这些审判员的集中培训和提高。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维护国家司法权的统一，并全面履行作为成员方所承担世贸组织的义务。当然，由于实行集中管辖后，受理国际商事案件的法院数量会受到限制，边远地区的涉外商事案件还要跑到省会城市或其他大城市去审理，因此会给当事人带来诉讼方面的不便。但是，我国和其他国家国际贸易仲裁机构的实践表明，在可能遇到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当事人宁愿远涉万里到北京、上海或深圳甚至更远的国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不愿意就近解决纠纷。由此可见，只要能保证公正的裁判结果，当事人是不会计较路途遥远的。更何况一次性地公平解决纠纷给当事人带来的是时间上的节约和免除不断上诉、申诉的困苦呢？
在两会期间，许多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了很好的提案、议案和建议，其中最有分量的之一是关于设立跨区域民商事法院的建议。该建议提出，应该在东北、华北、中南、华南、华东、西北、西南地区设立七个跨区域民商事法院，专门审理跨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民商事纠纷，另成立两个高级民商事法院审理上述七个跨区域法院的二审案件。如果这一提案得以实施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权行使不统一的问题。 专业性作为司法权和司法机关的特点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美国这样的普通法系国家尤其如此。美国法院的法官不仅都受过严格的法学教育和训练，而且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初审法院的法官大都是从优秀的律师中产生，上级法院的法官也要从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选拔，从而保证了法官队伍的高度专业性。但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我国，这一特点几乎完全被忽略。因为当时法院的职能主要是办理刑事案件，凭经验办案足矣，民事案件大都仅涉及婚姻家庭问题，基本上没有商事案件，也不需要专门的法律知识。即使到了市场经济时期，民商事、行政案件已占法院工作量的90%，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响仍然存在，没有系统学习过法律知识的人当法官的现象在基层法院还比较普遍，有的基层法院甚至没有一个正规法律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学教育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十多年，分配到法院工作的正规法律院校的毕业生很少，很难支撑起法院对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法院受理的股票和期货案件、涉外案件、海事海商案件、知识产权案件越来越多，不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当法官是有危险的。现代社会里，法官掌握着法律赋予的生杀予夺大权，法官的专业性要求不会比医院低。医院的医生必须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专业医疗人员，让未经过资格考试和专业技术水平认证的人当外科医生，我看谁也不敢拿性命去开玩笑。
随着我国法官队伍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的加强，法官非职业化的现象正在改变。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例，高级法官和大法官中的法学博士生导师就有了5～6位，已取得博士学位的法官有50人左右，已取得硕士学位的有160多人。 司法权的公开性也可以称为民主性，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也没有司法理念上的不同，但做法上有区别。美国在审判程序中通过陪审团制度来提高司法权行使的透明度和人民大众的参与性，陪审团的成员都从没有受过法学教育的公民登记册中任意选任，不过陪审团只能对法庭审理的有关事实做出裁定，比如对刑事被告是否有罪做出裁判，而由法官对适用法律和具体量刑做出裁判。我国则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让非职业法官参与案件的审理，并享有与法官同等的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裁判权。
在接受社会和新闻媒体监督方面，两国的人民大众、法学专家和新闻媒体都可以对生效的司法判决展开评论，如我国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等各种新闻媒体栏目展开大量的司法评论，在进行法制宣传的同时，也吸引了社会各界对司法工作的关注与监督。但不同的是，美国司法机关的公信度很高，人民大众的法律意识也很强，因而新闻媒体对司法判决的尊崇率也很高，很少对终审后生效的裁判结果做负面评论。
在公开审判方面，两国的差别也不大，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原则上所有案件一律公开审理，与案件有关和无关的民众都可以持有效证件到法庭旁听。但美国的法庭不允许电视现场直播，仅有的一次现场直播辛普森涉嫌杀妻案也遭到了各界的强烈批评，认为现场直播会影响法官的公正判决。但是，两国的法官都认为，公开性可以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现象，阳光下的审判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证，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现代司法制度的民主价值。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行使特殊侦查权，同样具有司法机关的性质。国家安全机关具有国家公安机关的性质，同样归属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依法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重大刑事案件，在国家安全工作中依法行使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以及法律规定的相关职权。司法行政机关依法承担辅助国家司法职能实施的行政管理任务，具有司法机关的性质。司法行政机关也具有双重属性，除具有司法机关的属性外，也归属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依法行使司法方面的行政管理权。

Ⅲ 法是司法机关办案的主要依据属于法的特征吗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是司法机关办案的主要依据没错，严格讲不完全属于法的特征。法的基本特征包括：
（1）国家创制性，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
（2）特殊规范性，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规范；
（3）普遍适用性，法是规定人们的权利、义务的规范。

（4）国家对法的强制性，一切按法实施。

Ⅳ 秦朝司法机构特点

秦朝的司法制度基本上沿用秦国的司法制度，在中央仍是皇帝掌握司法大权，在皇帝之下设专职的司法官吏。（1）、中央司法机关：中央司法机关仍是廷尉，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以及地方上报的疑难或重大案件，除此以外，丞相和御史大夫也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2）、地方司法机关：在地方上仍然实行郡县两级制，由郡守、县令兼理司法审判。乡间有专门的官吏负责轻微民事案件的审理，叫做有秩啬夫，另外由游徼来维护治安。

秦始皇废除了封建，建立了强大的统一的民主的法治社会。这个法治社会有如下特点：一、法律统一，法律约束了社会所有的重要领域，货币、度量和文字。二、高度的中央集权。三、用民主、法治的方式，统一了国家意志。正因为秦始皇的伟大贡献，中国才发展到今天，没有分裂。在民主、法治社会中，不管是谁，违反了法律，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例如焚书坑儒，如果换成现在肯定做不好。因为现在很多事情都不服从法治，另外干预司法审判的也多。而那时，执法就很好。焚书坑儒事件大概有400多个名望很高的知识分子因为违反法律，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当时，因为法律健全，没有人敢于干预司法审判。有人说那是皇帝为维护封建王朝自身的利益，而滥加杀戮。这个认识是单薄的。通过分析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始皇帝用毕生精力，建立起民主、平等、和法治的社会。赢政建立起民主的、平等的法治社会后，社会发展就趋于平等。赵高在指鹿为马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错误的，但是因为赵高是秦朝最大的法官，他指鹿为马，受到民众、群僚的拥护和爱戴，而秦二世也只能服从民主、法治了。这个事件说明，秦朝时期，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司法同时也是独立的。皇帝陛下是不能干预司法审判的，并且受到了民主的监督。另外，皇帝陛下也是高度的自觉的服从民主、法治的楷模。

Ⅳ 司法机关是不是诉讼参与人当事人有哪些特点

司法机关不是诉讼参与人，而属于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根据刑事诉专讼法第82条的规定，属诉讼参与人共有七种：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
当事人的特点是与案件的结局有着直接厉害关系，对刑事诉讼进程发挥着较大影响作用。

Ⅵ 司法的概念、特点是什么

概念：又称法的适复用，国家司制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专门活动。
特点：被动性、中立性、终极性、形式性、专属性等

拓展资料

• 司法

  1.古代官名、星官名

2.现指检察机关或法院依照法律对民事、刑事案件进行侦察、审判。

3.司法（Justice），又称法的适用，通常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

参考资料司法_网络

Ⅶ 明朝司法制度突出特点体现在哪里

明朝司法制度的突出特点是“厂卫”干预司法?厂指东厂?西厂?内行厂,卫指锦衣卫,合称内厂卫,是明朝统容治者为了强化君主专制统治,在普通常设司法机关之外设立的特务司法机构?

东厂?西厂?内行厂是由宦官指挥组织的特务司法机构?1420年,成祖依靠宦官设立东厂,专门从事侦缉活动,并行使审判权?

由于东厂直接听命于皇帝,事无大小一律向皇帝奏报,甚至夜间遇有急事也可面见皇帝,就连锦衣卫也在东厂侦查的范围之内,而且东厂人数众多,形成了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的特务网,权力很大?

明宪宗成化年间,社会治安进一步恶化,原有的厂卫机构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又设立西厂?其四处刺探民间反叛行为,权力和人数又大大超过东厂,进一步发展了特务司法机构?

Ⅷ 晚清司法机构改革的特点

晚清司法机构改革的特点主要是，嗯，中央权力的增加。

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特点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1]

一、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司法机关受地方行政影响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这就使得地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能够通过掌握用人权，对司法机关的工作形成实际控制，使司法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受地方保护主义和当地行政机关的左右，影响司法公正。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2]

（二）司法权行政化，法院管理体制不科学

我国现有司法行政体系为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普通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3]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

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以往准入条件过低，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4]

（四）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5]

3.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由于裁决文书过去简单机械，说理性不强，论述不深入，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导致了另一层面上的审判透明度不高，也导致个案判决可借鉴性较差。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6]

二、构建中国特色司法制度必须进行的的改革

（一）改革现行司法体制的外部关系

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必须保持财政、人事上的独立地位，即不能被行政机关实际控制。否则，独立司法就会落空。为此，应当对司法体制作如下改革。

1.改革司法机关的地区设置

我国的司法机关可以参照西方一些国家的办法，使司法机关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行政区划，即可以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划以下划分若干个与行政区划相交叉的司法区，在每个司法区设置一个中级法院，其下按照司法工作需要设置若干基层法院；保留按照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高级法院，全国设置最高法院；检察机关与各级法院对应设置。这样，就可以使容易受到地方行政干涉的基层、中级两级司法机关摆脱地方利益和地方权势，更好地独立行使司法权。同时，为保证人大监督制度的落实，地方上可以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直接监督基层、中级和高级司法机关的工作。

2.改革司法人事管理体制

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地市和基层两级法院，有必要改革地市和基层两级司法机关人事管理体制，取消行政机关对司法官员的人事管理调配权，而将司法官员的推荐、调配权交还司法机关，任命权提高到省级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一方面，司法机关的党组织要加强对人事工作的管理；另一方面，地方党委也可以向上级司法机关推荐人选，或者协助上级司法机关进行考察，但是最终确定人选的权力掌握在上级司法机关党委或者党组的手中。至于行政机关，则无权过问司法机关人事安排。这样，才可以保证司法人员素质，解除其依法独立办案的后顾之忧，并且不使国家统一设置在地方的司法机关变成受地方保护主义左右的“地方化”的司法机关。

3.改革司法财政管理体制

司法机关足够的经费和物质条件，是司法独立原则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中央司法机关和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分别列支于与其级别相应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财政。由于司法机关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当地政府财政部门手中，办案如果受到行政部门干预，很难挺起腰杆进行有效抵制，而影响司法独立。应当认识到，司法机关“司”的是国家的法，无论其等级高低，都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司法机关。所以，要改革司法机关经费管理体制。可以参照国外比较普遍的做法，由中央财政统一列支司法经费，即可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每年分别作出全国法院、检察院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由中央财政拨付“两高”，用于全国法院、检察院的业务和工资福利等开支。这样，就使司法机关摆脱地方利益和行政机关的影响，得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7]

（二）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三）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2.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3.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4.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司法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司法体制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决定了司法改革必然和现今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三种改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司法体制改革需要我们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以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Ⅹ 宋代司法的特点

宋代司法的特点

⑴司法机构的发展变化

①大理寺是中央审判机关，内设左断刑、右治狱。凡地方各州报请奏谳（复审），及地方官犯罪案件由左断刑负责；凡京师百官案件由右治狱负责。同时将“审”、“判”分开，审讯归断司，用法归议司。
②刑部负责大理寺详断的全国死刑已决案件的复核及官员昭雪等事。审宗改制后，审刑院并入刑部，后刑部分设左右曹，左曹负责死刑案件复核，右曹负责官吏犯罪案件的审核。其职能有所扩大。
③审刑院是神宗以前，为加强皇帝对司法的控制而增设的中央审判机关。
④地方司法机构中，各路设提刑司，是为中央在各路的司法派出机构，州设忖职工工资司法官司法参军与司法派出机构。州设专职司法官司法参军与司理参军，分掌检法议罪和调查侦讯，州长官是主审官。县由知县负责审判，“杖罪以下在县断遣。”地方死刑案件一般由州一级审判，上报路一级转送刑部复核。

⑵诉讼制度的特点

①宋代皇帝多亲自断案。“御笔断罪”多不依法，更不许诉冤。
②重视证据和现场勘验。因犯人翻供，所关情节重大，一般换法官、司法机关审理。官府设有专门的勘验官并制有详细的勘验格式，南宋时还颁布了《检验格目》，客观上推动了其时法医学的发展。著名的《洗冤集录》等法医学著作的出现，与此有直接关系。
③宋代对民事诉讼有明确的时效规定，称“务限法”。对刑事案件，也依案件性质情节的起重大小，定有不同的审结期限。
④宋代除了审判机构间上下、左右监督外，还原染料设立了较完备的审判监督制度。在中央扩大御鸣台司法职能，曾设御鸣台推勘官，分赴地方审理大案。在地方，提刑司监督州县司法，这成为后世巡按制度的渊源。此外，还专门规定有平反冤案及时对错判案件的“理雪制度”与“推勘院”。

⑶法官的选拔

①保举制。保举人对被保举人任内所犯罪行负连带责任。
②考试制。
③法官责任。出入人罪的责任；遵守办案时限；违背诉讼程序和制度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