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问政政情面对面

⑷ 第六场电视问政最后得分

我国电视问政节目始于2002年郑州电视台的《周末面对面》，之后武汉、兰州、西宁、长沙等地也零零星星创办过这类节目，十余年间，全国并不多见。近两年，电视问政不仅在湖北荆州、宁夏银川、湖北咸宁、浙江温州、河南洛阳等地级市纷纷展开，而且还呈现出向县（市、区）扩散的趋势，如浙江海宁、遂昌，湖北南漳、武穴等地。尽管电视问政“热”逐渐在全国各地逐渐蔓延开来，但尚未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很难被确定为比较“火”的电视节目形态和问政方式。其发展遭遇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论从空间维度还是从时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还根本谈不上常态化、制度化。首先，从空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尽管已在多个地方展开，但空间分布仍然非常“稀疏”。省级电视台特别是省级卫视频道较少涉及，多以地级市为主，目前正呈现出向县级电视台扩展的势头。然而，就全国来说总数并不多，而就某一个省市区来说，就更屈指可数了。其次，从时间维度来看。电视问政时间大多不固定，问政频率不高。2002年郑州电视台全国首创电视问政，但是在之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全国其他城市电视台的电视问政也是寥寥可数，其间，有的城市地方电视问政节目可谓“昙花一现”。而近两年多个城市纷纷开展电视问政，通常也只是为了配合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活动而临时办起来，根本谈不上常态化、制度化。

第二，政府官员尚难适应这种新型的现场问政方式，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他们参与其中的积极性。电视问政表面是现场的问，实质上是对政府及其官员日常工作的一种公开检验。个别行政部门和官员由于未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日常工作懒、散、软，不作为甚至是乱作为，对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味地遮掩拖延以致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这样的政府官员很难过电视问政的关。这也就不难理解有的政府官员故意推脱不到场，有的到场了面对公众的质疑，满脸尴尬、如坐针毡、紧锁眉头等。正由于电视问政是一种新型的现场问政方式，政府官员短期内较难适应，对于可能遭遇的猛烈“发难”和“质疑”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参与的积极性，长久下去，推动电视问政蓬勃发展的阻力就会更大。将来什么时候政府官员在电视问政的过程中面对质疑和监督能泰然处之了，那就意味着他经常扎根基层解决问题，意味着他重承诺、抓落实，真正把权力用在为人民服务上了。果真这样，电视问政也就达到了目的。

第三，电视问政效果还广受质疑。首先，现阶段公民的参政水平和政见表达能力有待提高。作为问政的主体，现场公民能否切实就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政府官员进行高效率的沟通，是电视问政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这些提问的公民需要极强的代表性和政见表达能力。如今年2月浙江省海宁市电视台曾经播出一期电视问政节目，由于现场问题和答复过于程序化，导致问政不到位，结果就连台下的点评嘉宾海宁市委书记都看不下去了，并亮起了“黄灯”提醒现场要“问得明白、讲得明白”。而当下，像这种情况的电视问政并不仅只在海宁存在。其次，电视问政毕竟只是演播室的几个小时时间，解决的问题也极为有限，然而现实中，关系老百姓各个领域的问题举不胜举，仅仅依赖电视问政所能解决的问题极为有限。因此，电视问政的实际作用又能有多大？是否流于形式，解决问题仅为沧海之一粟？这也是电视问政亟需破解的难题。再次，电视问政后的责任落实与督查机制紧密程度能有多大？我国著名的传播学界学者、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振宇曾经在参加武汉市电视问政担任现场评论员后撰文说：“电视问政期间，场上嘉宾说得最多的就是‘马上就办’、‘明天到现场处理’。这是电视问政的威力，这是上场嘉宾的姿态，自然也是广大市民所欢迎的。”问政之后，官员的承诺能否兑现，公民反映的问题能否及时得到妥善解决，公民质疑声能否得以消除，这不仅是电视问政追求的目标，更是关系到阳光型政府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主旨所在。

电视问政作为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产生的创新形式，在官民之间开辟了直接对话、问询、建议、监督的新型沟通协商渠道，遵循它的本意和初衷，必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但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目前我国电视问政发育并不成熟，遭遇方方面面的发展困境，总体上仍处于“热”而不“火”的阶段。而其中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从电视节目形态本身寻找，还应看到从背后更深次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第一，官本位意识沉疴犹重，传统管制型行政观念亟待转变。我国有着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封建集权的历史，受官本位沉疴影响至深，导致“臣属型”的政治文化长期沉淀并根深蒂固。这也直接造成了我们的政府管理和行政命令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单一运作模式的形成，行政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和手段变成了管理和控制，社会组织和民众完全被看作是管制的对象和客体，政府凌驾于社会、公民之上，从作为受公民之委托并代其行使公共管理权力的“仆人”，摇身变成了高高在上、指挥和决定一切

⑸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听证会，参与网络问政的活动，有什么意义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回家治理体答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好维护和运用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⑹ 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听证对话会主持词

主持词
同志们：
首先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听证对话会。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听证对话，目的就是要以面对面的形式，围绕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组织行风监督员和热心群众，参与到我们的政风行风评议工作中来，通过对话达到集中有效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参加今天会议本单位领导有：单位双评工作领导组组长 同志和双评工作领导组 同志。
今天会议的议题总共有四项，一是请组长向参会人员简要通报政风行风评议工作开展情况；二是进行对话问答；三是由领导做总结表态发言；最后，由市行评领导工作组进行综合评议打分。
在议题进行之前，我宣读一下会议注意事项：
1、由于会议时间不太长，希望大家在会议期间把手机关到会议状态，尽量少走动，以保持会议的严肃性。
2、希望大家发言积极踊跃，所提的问题客观具体，回答者要注重成效，认真回答。
3、会议工作人员要认真做好问题记录。对于不能当场解决的问题，要认真归纳整理，会后认真研究解决方案和措施，直到满意解决为止。
下面，会议依次进行。
首先，请 简要通报今年以来中小企业局行风评议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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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进行第二项，进行听证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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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有要说的没有，没有，请任局长做总结表态………………
请市行评办的领导安排评议打分
今天会议开的比较成功，大家发言积极踊跃，会议所提问题回答比较圆满，领导的表态也很诚恳，希望大家今后能够一如既往地关注我们政风行风评议工作，一如既往地关注我们事业的发展，以期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服务质量，为服务经济发展出力献策，为全市经济腾飞作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

⑺ 沧州问政面对面能问政交通局客管处乱罚款吗

既然是面对面问政，可以问乱罚款的问题。

⑻ 听证的方式及其他规定是怎样的

99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主要体现了方便当事人和讲求行政效率的原则，有利于提高行政复议案件的办理效率。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行政复议案件越来越复杂，有时仅凭书面审理，无法查清案件事实，难以保证对复议案件的公正处理，而且审理程序不透明，容易给申请人以“暗箱操作”、“官官相护”的错觉，不利于行政争议的彻底解决。而行政复议作为一项准司法行为，既要充分体现、符合行政效率原则，同时也应当在程序上体现公开、公正、参与的特点，应当适当借鉴司法程序中的合理因素，增强行政复议的公正性，提高行政复议的权威。因此200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了行政复议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

在实践中，哪些案件适用听证审理方式，《条例》没有明确规定。《条例》只在第33条作了笼统规定“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具体什么是重大、复杂案件，申请人如何提出要求，行政复议机关认为何种情形属于必要等等问题，仍然困扰行政复议机关。根据《复议法》、《条例》以及《行政诉讼法》等有关规定，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简单谈一下自己在此问题上的几点看法。

一、听证审理原则上适用于重大、复杂案件，简易案件仍需采取书面审理方式。《条例》根据《复议法》制订，虽然《条例》提出了听证审理的方式，但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复议法》书面审查为主的原则性规定，听证审理是作为书面审查的一种补充方式而存在的。原因有二：一是从行政复议的法律性质上看，在形式上行政复议仍属于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而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具有单方性，最终决定的作出不受所听取相对方意见的限制，只要行政复议机关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依据准确，程序合法，即可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二是从审理时限上看，行政复议的审限一般为60日（行政诉讼的一审时限一般为3个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行政复议活动不能过于繁琐，必须要求行政复议快速、便捷。因此，笔者认为何为重大、复杂案件，一般有以下四个标准：1、涉及人数众多或者群体利益的案件；2、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3、社会影响较大，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4、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等等。对于简易案件，原则上讲是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一般包括以下八种情况：1、对于行政警告不服的；2、对数额较小的罚款不服的；3、请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且事实清楚的；4、情节简单、无需对事实进行调查，且当事人对事实和适用法律无争议的；5、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明显错误的；6、具体行政行为明显违法的；7、对已立案的行政复议申请，被申请人认为当初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错误，主动提出自行纠正的；8、事实清楚、涉及金额较小、且行政相对人急需要快速对争议进行了断的案件等等。

二、听证审理原则上只对证据进行质证，而不对整个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从行政法学上讲，行政复议属于行政司法的范畴，行政复议程序虽然借鉴了一定的司法规则，但与行政诉讼程序又有本质区别。行政复议毕竟是行政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制度，行政复议机关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活动只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职能活动，行政复议适用的程序虽然有司法的特点，但是本质上仍然属于是行政程序。因此，听证审理的具体程序可以参照行政诉讼的审理程序，但又不能完全相同。仅从审理时限方面看，听证审理程序也必须更加简化，主要是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允许当事人对案件所涉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依据以及程序进行陈述、举证、质证和辩论，以此来帮助行政复议机关查清事实，以便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行政复议决定，利于行政争议的彻底解决。

三、听证审理原则上采取“面对面”的方式，而不主张采取“背靠背”方式。听证审理的目的是为给行政复议当事人提供一个质证、辩论的平台，为行政复议机关查清案件事实提供帮助。通过“面对面”听证，使申请人、被申请人、复议机关三方同时参与行政复议，给对方提供了自由陈述意见、进行辩论反驳的机会，会使申请人感到行政复议机构不是站在行政机关角度审查申请人的行为是否合法，而是站在公正的立场审查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利于增强当事人对复议机关的信任感，从而使申请人更容易接受行政复议决定。

四、听证审理应制定具体的听证规则，需要不断完善相关听证审理制度。听证规则一般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1、听证的适用范围；2、听证的原则；3、听证参加人，包括听证主持人、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其他参与人员（比如证人、翻译人员、勘验人员、鉴定人员等）、书记员，对听证主持人的资格要求、回避条件等具体规定；4、听证程序和步骤，一般要事先发通知、事中双方陈述事实、相互质证和辩论、听证主持人询问、各方最后陈述等；5、听证笔录，要交当事人双方核对并签字盖章，认定的事实将作为审理行政复议案件的依据；6、听证费用的负担。因行政复议不收取任何费用，建议听证亦不能收取费用。

⑼ 微薄问政 政治道理

曾经帮助奥巴马赢得美国大选的微博，也开始出现在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浙江64岁的全国政协委员何水法一夜之间拥有了上万名微博粉丝，政协委员冯军微博中几个字留言就引来100多条评论。[1]
编辑本段特点
“围脖”
代表委员们争相戴“围脖”，套用微博推广商的一句广告语：这年头参加两会不戴个围脖，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无论是媒体专家还是代表委员，都对两会的微博热和代表委员的微博问政充满期待，盛赞微博问政“进一步拉近了两会与网民的距离”、“是民主政治信息化表达的一种创新”。[2]
亮点一：“网络问政”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要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创新联系群众方式，支持鼓励网络问政。 ”在2010年的安徽省“两会”上，“网络问政”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在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二次大会上，委员大会发言建议多渠道开通网络问政平台，各地政府要迅速成立反馈机制，作为安徽新闻门户网站中安在线“网上问政”栏目要向更深更广层次延伸。 “网络问政”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两会”热点。 重庆：成网络问政先行者 今年对官员启动网络问责 湖北：武汉市长要求各单位工作计划上网公开让市民监督 湖南：“网络民意”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亮点二： “围脖”问政现身中国政治舞台
曾经帮助奥巴马赢得美国大选的微博，也开始出现在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在拥有3．84亿网民的中国，新兴的微博又被戏称为“围脖”。当下各地陆续召开的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也已经意识到“围脖”的问政潜力。 重庆：人大代表网"晒"建议 把网友声音带进"两会"。
亮点三：“草根网民代表”参政议政
从在论坛上收集民意，向政府建言，到被增补为岳阳县政协委员参加政协第十一届第三次会议并递交提案，网友“错爱的我”在新年里完成了从一个“草根网民代表”向县政协委员的转变。 这是湖南首次从网民中“特招”政协委员，不但在湖南开创先例，也是继河南洛阳之后，中国公民以网友身份参政议政的又一突破。
编辑本段评论
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微博问政热”，很多人一直持怀疑态度，总觉得其中充满炒作、吹捧和包装出来的虚热成分，充斥着微博推广商的夸大其词和媒体对新生事物的过度追捧。当年博客刚刚出现的时候，“博客问政”也曾有过这样的风光，也曾掀起过一场“博客问政热”，代表委员纷纷赶在两会时开通个人博客，通过博客收集意见和征集议案提案，与网民保持沟通。可这种“博客问政”的热度保持了多久呢？有几个代表委员保持了更新博客的习惯，又有几个人真正把博客当做与民众进行沟通的工具—跟不少地方政府的网站一样，多数代表委员的博客在开完两会后就进入睡眠状态了，来年再开会时用户名和密码早忘得精光。 博客才兴盛了几年，“博客问政热”迅速过时了，代表委员不上论坛了，不玩博客了，都纷纷去追捧微博时尚了——可微博跟博客有多大的区别呢？“微博问政”比“博客问政”先进多少、有多大的创新呢？微博推广商和媒体进行了许多阐释，可我觉得那些都仅仅只是形式，实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代表委员通过微博征集民意与以前的博客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得通过发帖和留言进行沟通。比如浙江那位何水法委员在微博上就自己的提案征集意见，就跟以往的“博客问政”没有任何区别。 当年的“博客问政热”一窝蜂地来，又一窝蜂地去了。如今仅仅换了个名头的所谓“微博问政热”，也仅仅是虚热和泡沫罢了，如果缺乏一种代表与民众沟通的基础秩序和基本制度，也难免“一窝蜂来一窝蜂去”的命运，两会过后只留下一堆睡眠的微博账户。 网络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在沟通模式和传播科技上的发展，对推进代议民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扩展了政府听取民意的途径和渠道——借助这些新技术和新工具，代表委员能够听到更广泛和更真实的民意。但我一直以为，技术毕竟只是技术，它只能起辅助性的工具作用。无论什么时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听取民意都不能放弃那些最传统、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深入到真实社会中进行调查和研究，深入基层获得第一手资料，通过与民众的直接接触掌握民意。技术再先进，只能作为这种调查研究的补充；博客、微博之类的网络问政再能拉近距离，也比不上实地调研与民众面对面的距离近。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说：“微博可以产生‘核裂变’效应，形成信息的高速大范围传播，它可以让每个人都发挥过去只有媒体才能发挥的作用。” “奥巴马当选总统，微博功不可没。在中国，政治人士也完全可以借助微博的力量与民众沟通，”他说。 不过，几位浙江省政协委员微博的回复，加起来也不过千条，相较于中国巨大的网民群体，还很微不足道。 在这方面，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的尝试引起了较大反响。他的“微博云南”在2009年11月开启之后短短一个月就吸引了超过6万名“粉丝”。 “微博云南”一度被认为是获取官方信息的官方渠道，引起媒体高度关注。“开微博就是为了与网民平等、坦诚地进行交流。可是，在这么多人的关注下，很难把工作角色和个人角色分开，有时候也就不能畅所欲言，”伍皓在今年1月关闭这个微博时说。 “很多人都认为我开设这个微博是作秀，给自己增加‘往上爬’的筹码，我关闭这个微博，主要也是为了避这个嫌。”伍皓说。 喻国明就此指出，目前来看，微博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应用，还需要典型的成功案例来打开局面。
编辑本段事件
近日一条有关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的新闻让人受触动，任玉岭通过自己的调查对当下中国五大教育不公问题进行了批评——这些问题并不算新鲜，触动我的是任参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负责态度，每个判断都建立在诸如“我在河南调研时发现”的基础上。比如他批评“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就举了在湖南某地调研时的一个例子：在中央明确要求为公检法每人增4万元办公费的情况下，由于当地是“吃饭财政”，通过把教育和农业的财政支出降下来解决政策要求。正是“缩减教育支出为公检法人均增4万经费”的实地调研让人们对“穷教育”有了新的理解。 任玉岭当过两届政协委员，以敢放炮而成明星委员。不过他从来不乱放炮，而是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严谨的分析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比如某年两会上他那枚“我国行政管理费用25年增长87倍”、“26个人中就有一个官”的重磅炮弹，就是通过深入实际、广泛搜集资料而提出的，从而使自己的提案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这样高质量的提案和有价值的批评，仅仅依靠博客和微博是绝写不出来的。靠电脑键盘功夫和电脑前的拍脑袋，浮躁地追逐诸种时尚，而不深入实际听取民意，只能提出类似“给老婆发工资”、“给企业家评职称”、“全面取消网吧”之类雷人建议。
编辑本段惰性?
博客问政也罢，微博议政也罢，本只是扩展交流渠道的一种辅助方式，可如今却助长了一些代表委员的惰性，过分依赖这些沟通方式，而不去深入基层和实际了。两会快到了，赶快开个微博什么的，营造出一种与民众畅通交流、充分听取民意的幻象；平时从不做调查研究，快开会交议案提案了，赶快上网搜集“民意”拼凑出个议案提案。这样的“键盘代表委员”，怎么可能提出有质量的议案提案，又怎么可能像任玉岭那样说“我在湖南调研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