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探

Ⅰ 碧桂园处于房地产行业领先水平，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农业已经成为互联网大佬、房地产大佬的产业新布局。京东刘强东、阿里马云、碧桂园杨国强都已经陆续深耕大农业领域，也为农业带来更多的想象空间。

扶贫已经成为这几年国家的战略中心。

自1997年，碧桂园就开始切入三农扶贫，以产业扶贫的思维帮助当地农民增收。经过21年的沉淀，碧桂园已经赢得了口碑和经验。

另外，这几年国家付扶贫的重视程度逐步增加，碧桂园积极响应国家扶贫政策深入农村，也帮助碧桂园进入县市扫除了障碍和阻力。

最后，综上所述，碧桂园涉足农业基础非常牢固、得到地方政府支持，同时，借助碧桂园自身产业优势，或许应该，碧桂园能在三农领域干出一番事业。

Ⅱ 扶贫产业政策落实不力、推进走样 如何整改

个别地区扶贫扭曲走样

一些受访扶贫干部和群众反映，产业扶贫在积极推进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也在显露。部分地区产业发展随意性强，缺乏深加工等产业链配套，产业扶贫探索往往效果不佳，此外，扶持资金和保障体制不健全也困扰着扶贫政策的落实。

一是产业发展随意性强。部分地区盲目整县整区推进某一项目，不计成本投入且效益差，导致一哄而上发展，最后整体失败。2014年至2015年，西部某贫困县在没有深入考察群众养殖技术、养殖成本及市场风险等情况下，在两个乡镇3000多户贫困户中硬性推广绿壳蛋鸡养殖，由于蛋鸡养殖防疫不到位、养殖成本较高、签约企业设置诸多门槛等，政府投入几百万元的养殖项目全面失败，部分农民还因为发展绿壳蛋鸡效益差，背着死鸡到政府上访。

此外，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缺乏深加工等产业链配套，往往是各地产业扶贫探索失败的共性因素。《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贵州某县采访发现，近六年来，当地先后实施了核桃、天麻、养羊、党参、太子参等扶贫产业，但都不同程度地失败。由于深加工能力低、组织化程度低，分散农户难以应对市场风险。以茶叶为例，这个县近年来发展了20万亩茶园，目前存活并发展相对较好的有10万亩左右。但由于没有深加工产业链，当地只卖初级产品，产品的附加值低效果不明显。当地扶贫干部反思说：“农业具有高风险，如果没有熟谙市场和技术的龙头企业带动，仅靠干部和群众的一腔热情，最终是国家花了钱，农民反而受了害。”

加大扶持力度完善保障体系

对于产业扶贫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业内人士认为，应加大对产业扶贫的金融支持力度，构建开放性的产业扶贫平台，合力构建“保险＋产业扶贫”新模式，充分发挥产业在扶贫中的引领作用。

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司长海波等受访干部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推动产业扶贫：一是大力发展扶贫小额贷款。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的作用和优势，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3年期以上，3至5万元，执行基准利率，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用贷款，并由财政扶贫资金全额贴息，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二是构建开放性的产业扶贫平台。贵州民族大学反贫困专家孙兆霞等人认为，产业扶贫中，企业、大户、农民更接地气，应由他们决定或与他们商量发展什么产业，政府着力在构建产业链、完善基础设施、提升贫困群体能力等方面提供公共服务。同时，通过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贫困群体等主体平等参与和协同行动机制，让产业扶贫决策更加科学和更具参与性，避免产业扶贫因缺乏多方能动性发展一大片，失败一大片

三是因地制宜探索“保险＋产业扶贫”新模式。针对目前我国涉农保险严重欠缺，贫困户发展产业存在较大风险等问题，基层干部建议，政府、商业保险机构、企业等利益攸关方，需创新思维，合力构建“保险＋产业扶贫”新模式，保险机构可根据贫困地区地域特色和产业发展特点，积极推进大众农产品产量保险、收入保险、气象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等各类产品；并积极构建“保险＋银行＋政府”的多方信贷风险分担补偿机制，力破产业扶贫保险缺位等问题。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不少边远贫困山区需求尤为迫切。”河南一位贫困县县委书记说，部分农村没有产业、深陷贫困，与这些地区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没发展思路、没号召力、没干劲等密切相关。他建议，这一轮产业扶贫要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尤其是创新模式机制，鼓励发展能带来集体收入的合作经济，将激发村级组织积极性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Ⅲ 精准脱贫的四种方式

一、聚焦党建扶贫。碧桂园通过组织党支部开展党群活动，引领广大党员群众开展精准扶贫。如面向因残因病致贫群体开展慰问、送义诊下乡等活动；面向因学致贫群体，开展设立助学金、认捐助学、推荐就学等，并且开展送演出等各类文艺活动。

二、聚焦产业扶贫。目前我们的产业扶贫措施以导入碧桂园自身产业链资源及外部优势产业为主，运用自身产业资源推进绿色苗木扶贫、现代农业扶贫、消费扶贫、绿色建筑产业扶贫等。

在不具备导入上述产业条件的地区，以培育当地优势产业为主，采取“三个一”的方式，即建立一批扶贫创业工厂，设立一个扶贫创业基金，扶持一批青年致富带头人。

三、聚焦教育扶贫。通过设立爱心助学基金、开展结对帮扶等措施，发动全集团员工踊跃参与捐资，按照一对一、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形式，结对帮扶贫困学生。

四、聚焦就业扶贫。对有劳动能力但缺技术的贫困人口进行集中培训、远程培训，培训合格发放相关职业资格证书。联动物业公司、酒店管理公司等单位，动员合作伙伴为有劳动技能的人提供就业岗位。

(3)扶贫探扩展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打好脱贫攻坚战，要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从“打赢”到“打好”，体现了脱贫工作的质量导向。一是保持工作定力。

党中央一再强调脱贫攻坚的定力和质量，过去一些地方因为贫困人口数量庞大，担心完不成任务只注重进度，现在脱贫攻坚战总体上大局在握，“打赢”的进度问题不大，更需要保持“打好”的定力，准确把握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制定有效的实施方案，促进工作精准落地，持续提高脱贫质量。

二是牢牢把握精准。建档立卡要继续完善，精准施策要深入推进，扎实做好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就业扶贫、危房改造、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等重点工作。

Ⅳ 毕节试验区的经济发展

毕节是一个革命老区。贵州省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于1934年1月在毕节建立。
1935年2月5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交界的七星关区林口镇“鸡呜三省”村召开了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毕节时，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提议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此后全区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以“贵毕”、“大纳”等级公路和国道“321线”、“326线”为骨架，多条“省道”和通乡公路相互编织起来的庞大的密集型的公路交通网络，加上“内昆”铁路贯穿威宁县全境，全区交通四通八达，商旅往来十分便捷。即将建设的“隆黄”铁路、织金“旅游机场”、毕节“飞雄机场”以及全省规划的公路建设“两横两纵四联线”中穿越毕节试验区的“一横一纵一联线”，更使全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毕节还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拉开序幕的地方。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大面积覆盖，加上典型的、复杂的喀斯特地形，蕴藏了221.9万千瓦（可开发量为161万千瓦）的水能。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洪家渡水电站（3×18万千瓦）、索风营水电站（4×13.5万千瓦）、黔北火电厂二期工程（120万千瓦）、大方火电厂（120万千瓦）、纳雍火电一厂（120万千瓦）、二厂（120万千瓦）、黔西火电厂（120万千瓦）、毕节头步火电厂异地改建（120万千瓦）、织金火电厂（240万千瓦）等一批电站、电厂和输变电工程，确保2010年发电量达1000万千瓦，完成黔电送粤任务。充足的能源必将加快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贵州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贵州科学发展的试验田”和“生态文明的示范区”，并为加快毕节试验区的发展步伐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有力推进了该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毕节试验区经济社会发展正呈现出可喜的态势。
“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是为喀斯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借鉴的全国第一个综合改革试验区。1988年1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审时度势，倡导和推动了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战略决策，旨在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人民贫困程度极深、生态环境极差的毕节地区试验，探出一条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创建于1988年1月、由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倡导和推动建立的毕节试验区，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实施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试验场，其改革试验，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才能发展、如何评价发展等这些涉及发展观的根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答，是对科学发展理论的先行探索与实践。
1985年，胡锦涛同志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在这个贫困的内陆山区省份，他不辞辛劳，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在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组织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如果不相应采取有力措施，贫困地区将会更加落后。如何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成为他集中思考的重大问题。针对贵州贫困面较大、贫困程度较深的特点，胡锦涛同志把目光集中到在贵州省具有一定典型性的毕节地区。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特征，在建立试验区之前是贵州省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直到1987年，全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88．9元，农民人均收入只184元，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未解决温饱人口达300余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53．68%，人口自增率21．29‰，森林覆盖率仅为8．53%。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毕节地区生态恶化、人口众多，严重遏制毕节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迫使陡坡开荒，林、灌、草、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致使生态环境恶化，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生活贫困，常靠政府救济为生。贫困与生态恶化互为因果，伴随人口的剧增而愈演愈烈，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治理，将导致大片土地石漠化，从根本上将失去人类在此生存的基本条件。针对毕节地区严峻的现实，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得到了省委“一班人”的赞同，1988年6月，经贵州省委、省政府上报，国务院批准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在“毕节试验区”创建过程中，为了争取对试验区的智力援助，1988年4月，胡锦涛同志代表贵州省委在京邀请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同志召开会议，介绍了拟建立毕节试验区的设想，期望得到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小组的支持。试验区成立之后，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和各民主党派中央17年来始终将毕节地区作为智力支边的重点地区，并于1989年9月20日成立了由钱伟长任组长、常近时等任副组长的北京专家顾问组。此后，各民主党派、专家顾问组与试验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并肩战斗，亲密合作，共同走过了不平凡的17年。
与当时全国启动的改革试验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胡锦涛同志非常重视以创新的思路开展试验区工作，1988年6月8日，他强调指出：“牢牢把握扶贫开发、生态建设这个主题，就要针对全区有300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取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要针对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总面积一半以上的现实，采取强有力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如果这两大目标都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如果没有实现，那就说明试验区的任务没有完成。” 这一明确的发展思路及决策，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为毕节试验区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试验区成立25年来，毕节市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区近700万各族人民在历届地委、行署的具体领导下，在八大民主党派中央和中央统战部的共同帮扶下，紧紧围绕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主题，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的实际，充分发扬“坚定信念、艰苦创业、求实进取、无私奉献”的试验区精神，抓住机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加快经济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坚持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中，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开始走出了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恶性循环怪圈，逐步实现人口、生态、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村贫困状况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成效明显，人口的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成就显著；人民生活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2004年，全区生产总值从1988年的23．4亿元上升到196．03亿元，粮食产量从1988年的103．8万吨上升到238．22万吨，农民纯收入从226元上升到1665元，贫困人口减少到56万人，5个国家级贫困县已相继越过温饱线；人口自增长率下降到9.8‰，森林覆盖率提高到33.92%。根据毕节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毕节市已经成为贵州省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毕节试验区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证明了胡锦涛同志的构想是前瞻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改革动力与发展思路的统一、局部突破与整体推进的统一。从其后的发展实践看，毕节地区为《中国21世纪议程》的实施进行了超前性试验，具有跨区域、跨时代的巨大价值与意义。
第一，在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这个问题上，毕节试验区包含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导致了发展观的重大变化，这是20世纪发展观演变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关于发展观的争论，在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所出现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下，把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遭到了普遍批评。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首脑大会上，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共同的心声。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指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结合在一起，把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结合在一起，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行动措施。毕节试验区与当时国际上方兴未艾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吻合，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具有前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发展看作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
与当时全国已经启动的经济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从一开始就不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是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将物质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以及人口生产力统一协调起来，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目标展开的综合性社会发展试验。开发扶贫，就是启动市场经济机制、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变“救济型”、“输血式”的扶贫为“自救型”、“造血式”的扶贫；生态建设，就是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进行环境治理，实行以退耕还林还草为重点的植物措施为主、并与“坡改梯”等工程措施、耕作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以形成生态系统内各要素的优化组合；人口控制，就是把人口数量控制、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结构优化、人力资源开发进行通盘考虑，在一定时期内，着重以人口数量控制为核心，以人口素质提高为宗旨，以人口结构优化为关键，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动力，使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最大限度地保持相适应的关系。
毕节试验区的三大主题以及围绕三大主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实质上是把发展看作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通过开发扶贫探索经济建设、生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整合，通过生态建设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人口控制促进人自身的全面进步，根本目的是要在追求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全面、协调发展正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水平奠定物质基础，对这一点，试验区的干部群众具有广泛的共识。但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其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目的本身也不能真正实现，这是被毕节地区以往发展的经验教训所证明的。像毕节这样人口过多、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经济发展尤其要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文化教育等相协调，在人、社会与自然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这可以说是毕节试验区17年改革试验的一条根本经验。
二是把生态建设放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秩序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针对恶化的生态环境已经直接遏制毕节经济发展的严峻现实，试验区在成立之初就把生态建设放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把能否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作为评判试验区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要求各级干部对“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要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以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树立从长计议的战略观点。”2 17年来保护生态、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扎根毕节，深入人心。形成了一种超前的、早熟的、具有后发优势观念的广泛共识。生态建设这一现代名词，已经被毕节广大农民所接受，每年冬季，声势浩大的水土保持工程农民都自觉自愿参加。“3356工程”、“长防工程”、“长治工程”等生态建设的骨干工程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各小流域的山、水、林、田、路等的综合治理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成效。毕节在生态方面所取得的业绩，为西部大开发生态建设树立了榜样。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并制定完整的方案大范围实施，可以说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
三是全面尊重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解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片面的发展观之所以在实践中造成严重的危害，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背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客观规律出发的原则。在改革试验的过程中，毕节试验区既注重按经济规律办事，也注重按自然规律办事。例如，针对本地山地面积大、立体气候明显，土壤类型多样的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立体农业，逐步形成“山上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种地植树拴带子，坡地种植绿肥、覆盖地膜铺毯子，山下搞乡镇企业、庭院经济抓票子，基本农田集纸币经营收谷子”的“五子登科”的农业开发路子；再如，坡改梯工程、退耕还林与进行基本农田建设相结合，以巩固和保障生态建设的成果和经济效益，等等，这些都是尊重客观规律、辩证地解决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矛盾的范例。在实践中，凡是按照经济规律，充分运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讲究经济效益，使之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就能获得较好的综合效益，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在发展的动力上，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发展主体的积极因素，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是毕节试验区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
改革试验既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项伟大艰巨的事业，必须充分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毕节试验区从成立之初，就着力营造调动一切发展主体积极因素的社会氛围，努力建立调动一切发展主体积极因素的体制和机制，以使最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发展的主体。
一是充分发挥试验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精神，注重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在指导和领导改革试验过程中，胡锦涛同志着重强调：深化改革，最根本靠谁？还是靠广大群众，他们是改革的主人。能否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所接受？制定的方案，要征求群众意见，特别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群众，这样，制订的方案才是可靠的、可行的；他同时强调，在试验区工作逐步展开后，能否有效地解决人才短缺的矛盾，将从根本上制约试验区工作的进程，加强智力开发，注重培养、引进各类人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对于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和企业家，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他们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带头人，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一定要正确对待他们，充分肯定他们在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中的开拓精神”，3 要发挥“能人效应”带动周围群众，以形成有利于改革探索、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良好社会环境。这些重要思想，明确回答了改革试验要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对毕节试验区的工作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17年来，毕节试验区坚持富民为本，紧紧依靠群众，创造了许多适应试验区区情、具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的工作方法和发展路子，有力地推动了试验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例如，“五子登科”的农业开发模式，以集团承包的形式推进改革试验工作，建立试验小区与开发小区，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无不源于广大群众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成为试验区改革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优势推进试验区建设。
毕节试验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共同推进改革开放和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及跨越式发展的成功范例。毕节试验区的发展凝聚了各民主党派的智慧，显示了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暨支援毕节试验区顾问组17年如一日，深入毕节地区，指导制订试验方案，协调解决改革试验中的重大问题。17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共为毕节引进资金3.4亿元，联系项目80多个，涉及资金300多亿元，直接投入各种资金7000余万元，培训干部8600多人次，帮助输出富余劳动力1.1万人，兴办各种社会事业（仅各类学校就达30多所），直接推动了毕节地区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试验区的各项工作。
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治制度的优势，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优势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各民主党派内汇集了大批专家学者，人才济济，要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智力优势，为他们干事创业提供更大的舞台。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根本任务，不断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基层层面的开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体制机制，把各民主党派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增添新的动力。17年来，毕节试验区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多党合作共同促进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提高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程序积累了经验，推进了在基层层面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实践，对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治制度的优势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第三，在发展目的上，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各族贫困群众。
发展问题虽然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始终面临的一个永恒课题，但每个时代发展成果的分配最终都要到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所以，不同阶级、不同政党在为什么发展这个涉及发展观的根本问题上，都会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作出回答。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和执政为民执政观的本质要求。
早在试验区建立之初，胡锦涛同志就明确指出，毕节试验区必须坚持以改变贫困面貌，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并把能否如期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作为衡量试验成败的首要标准。毕节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全区居住着汉、彝、苗等3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贫困人口的比例高，少数民族乡占全区重点贫困乡比重大，是毕节地区贫困的主要特点。针对这一特点，17年来，毕节试验区坚持以开发扶贫工作统揽全局，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在扶贫项目的安排上，优先解决群众温饱、优先投入见效快覆盖面广、优先投放贫困少数民族村组户、优先投入技术物资配套、优先投放能带动种养业发展的项目；同时，把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培育发展支柱产业结合起来，促进农民增收，等等。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切实把扶贫工作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不断增强贫困地区群众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全区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988年的312.2万人减少到2004年的56万人，试验区扶贫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促进了毕节地区社会安定和谐与民族团结。
当前，加快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占有越来越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我们必须扭转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必须实实在在地解决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贫穷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毕节试验区扶贫工作的经验启示我们，发展首先要明确发展的目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自觉地把完成发展任务同实现发展目的统一起来。我们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不是为了GDP而发展，而是为了富裕人民、造福人民而发展。人民是否得到实惠，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否得到提高，人民是否高兴和满意，应当成为我们考虑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检验我们发展的最高标准。
25年来，毕节试验区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留给我们多方面的经验和启示，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一个地区的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不同的发展观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实现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经验证明，即使在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贫困地区，只要勇于面对现实，创新发展思路，善于吸取人类对发展问题认识的科学成果，坚持对人口、资源、环境实行综合治理，也能够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毕节试验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刻的战略思维观察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动运用和体现，也是对我国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类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深化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长期探索实践的产物，毕节试验区是这种探索实践的典型范例。17年来，毕节试验区所走的是一条贫困地区科学发展之路，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所指引的道路。在新的改革试验中，要更加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让这项“具有国际意义的小试验、大方向”工作结出更加丰硕之果。 1、胡锦涛：《在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1988年6月8日。
2、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规划组编制：《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1989年5月，第54页。

Ⅳ 燕谷坊针对扶贫探索出基于县域特色农业产业经济是什么模式

成功探索出基于县域特色农业产业经济的“武川模式”，助力国家级贫困县武川于2019年脱贫摘帽

Ⅵ 毕节试验区成立30周年后感作文

毕节是一个革命老区。贵州省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于1934年1月在毕节建立。
1935年2月5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交界的七星关区林口镇“鸡呜三省”村召开了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毕节时，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提议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此后全区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以“贵毕”、“大纳”等级公路和国道“321线”、“326线”为骨架，多条“省道”和通乡公路相互编织起来的庞大的密集型的公路交通网络，加上“内昆”铁路贯穿威宁县全境，全区交通四通八达，商旅往来十分便捷。即将建设的“隆黄”铁路、织金“旅游机场”、毕节“飞雄机场”以及全省规划的公路建设“两横两纵四联线”中穿越毕节试验区的“一横一纵一联线”，更使全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毕节还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拉开序幕的地方。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大面积覆盖，加上典型的、复杂的喀斯特地形，蕴藏了221.9万千瓦（可开发量为161万千瓦）的水能。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洪家渡水电站（3×18万千瓦）、索风营水电站（4×13.5万千瓦）、黔北火电厂二期工程（120万千瓦）、大方火电厂（120万千瓦）、纳雍火电一厂（120万千瓦）、二厂（120万千瓦）、黔西火电厂（120万千瓦）、毕节头步火电厂异地改建（120万千瓦）、织金火电厂（240万千瓦）等一批电站、电厂和输变电工程，确保2010年发电量达1000万千瓦，完成黔电送粤任务。充足的能源必将加快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
贵州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贵州科学发展的试验田”和“生态文明的示范区”，并为加快毕节试验区的发展步伐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有力推进了该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毕节试验区经济社会发展正呈现出可喜的态势。
“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是为喀斯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借鉴的全国第一个综合改革试验区。1988年1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审时度势，倡导和推动了建立毕节试验区的战略决策，旨在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人民贫困程度极深、生态环境极差的毕节地区试验，探出一条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创建于1988年1月、由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倡导和推动建立的毕节试验区，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实施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试验场，其改革试验，对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才能发展、如何评价发展等这些涉及发展观的根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答，是对科学发展理论的先行探索与实践。
1985年，胡锦涛同志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在这个贫困的内陆山区省份，他不辞辛劳，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在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组织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如果不相应采取有力措施，贫困地区将会更加落后。如何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成为他集中思考的重大问题。针对贵州贫困面较大、贫困程度较深的特点，胡锦涛同志把目光集中到在贵州省具有一定典型性的毕节地区。
毕节地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地貌特征，在建立试验区之前是贵州省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直到1987年，全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88．9元，农民人均收入只184元，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未解决温饱人口达300余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53．68%，人口自增率21．29‰，森林覆盖率仅为8．53%。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毕节地区生态恶化、人口众多，严重遏制毕节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迫使陡坡开荒，林、灌、草、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致使生态环境恶化，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生活贫困，常靠政府救济为生。贫困与生态恶化互为因果，伴随人口的剧增而愈演愈烈，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治理，将导致大片土地石漠化，从根本上将失去人类在此生存的基本条件。针对毕节地区严峻的现实，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得到了省委“一班人”的赞同，1988年6月，经贵州省委、省政府上报，国务院批准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在“毕节试验区”创建过程中，为了争取对试验区的智力援助，1988年4月，胡锦涛同志代表贵州省委在京邀请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同志召开会议，介绍了拟建立毕节试验区的设想，期望得到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小组的支持。试验区成立之后，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和各民主党派中央17年来始终将毕节地区作为智力支边的重点地区，并于1989年9月20日成立了由钱伟长任组长、常近时等任副组长的北京专家顾问组。此后，各民主党派、专家顾问组与试验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并肩战斗，亲密合作，共同走过了不平凡的17年。
与当时全国启动的改革试验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胡锦涛同志非常重视以创新的思路开展试验区工作，1988年6月8日，他强调指出：“牢牢把握扶贫开发、生态建设这个主题，就要针对全区有300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取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要针对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总面积一半以上的现实，采取强有力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如果这两大目标都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如果没有实现，那就说明试验区的任务没有完成。” 这一明确的发展思路及决策，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为毕节试验区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试验区成立25年来，毕节市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全区近700万各族人民在历届地委、行署的具体领导下，在八大民主党派中央和中央统战部的共同帮扶下，紧紧围绕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的主题，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和希望同在的实际，充分发扬“坚定信念、艰苦创业、求实进取、无私奉献”的试验区精神，抓住机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加快经济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坚持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中，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开始走出了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人口膨胀的恶性循环怪圈，逐步实现人口、生态、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村贫困状况有较大改善；生态建设成效明显，人口的过快增长得到有效控制；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成就显著；人民生活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2004年，全区生产总值从1988年的23．4亿元上升到196．03亿元，粮食产量从1988年的103．8万吨上升到238．22万吨，农民纯收入从226元上升到1665元，贫困人口减少到56万人，5个国家级贫困县已相继越过温饱线；人口自增长率下降到9.8‰，森林覆盖率提高到33.92%。根据毕节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毕节市已经成为贵州省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毕节试验区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证明了胡锦涛同志的构想是前瞻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改革动力与发展思路的统一、局部突破与整体推进的统一。从其后的发展实践看，毕节地区为《中国21世纪议程》的实施进行了超前性试验，具有跨区域、跨时代的巨大价值与意义。
第一，在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这个问题上，毕节试验区包含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导致了发展观的重大变化，这是20世纪发展观演变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关于发展观的争论，在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所出现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下，把发展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遭到了普遍批评。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首脑大会上，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共同的心声。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指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结合在一起，把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结合在一起，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行动措施。毕节试验区与当时国际上方兴未艾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吻合，包含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具有前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把发展看作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
与当时全国已经启动的经济特区、开发区不同，毕节试验区从一开始就不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是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将物质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以及人口生产力统一协调起来，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目标展开的综合性社会发展试验。开发扶贫，就是启动市场经济机制、遵循商品经济规律，变“救济型”、“输血式”的扶贫为“自救型”、“造血式”的扶贫；生态建设，就是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进行环境治理，实行以退耕还林还草为重点的植物措施为主、并与“坡改梯”等工程措施、耕作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以形成生态系统内各要素的优化组合；人口控制，就是把人口数量控制、人口素质提高、人口结构优化、人力资源开发进行通盘考虑，在一定时期内，着重以人口数量控制为核心，以人口素质提高为宗旨，以人口结构优化为关键，以人力资源开发为动力，使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最大限度地保持相适应的关系。
毕节试验区的三大主题以及围绕三大主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实质上是把发展看作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通过开发扶贫探索经济建设、生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整合，通过生态建设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人口控制促进人自身的全面进步，根本目的是要在追求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全面、协调发展正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水平奠定物质基础，对这一点，试验区的干部群众具有广泛的共识。但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单纯追求经济的发展、单纯追求GDP的增长，其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目的本身也不能真正实现，这是被毕节地区以往发展的经验教训所证明的。像毕节这样人口过多、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经济发展尤其要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文化教育等相协调，在人、社会与自然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这可以说是毕节试验区17年改革试验的一条根本经验。
二是把生态建设放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秩序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针对恶化的生态环境已经直接遏制毕节经济发展的严峻现实，试验区在成立之初就把生态建设放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把能否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作为评判试验区成败的一个重要标准，要求各级干部对“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要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以对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树立从长计议的战略观点。”2 17年来保护生态、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扎根毕节，深入人心。形成了一种超前的、早熟的、具有后发优势观念的广泛共识。生态建设这一现代名词，已经被毕节广大农民所接受，每年冬季，声势浩大的水土保持工程农民都自觉自愿参加。“3356工程”、“长防工程”、“长治工程”等生态建设的骨干工程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各小流域的山、水、林、田、路等的综合治理取得了扎扎实实的成效。毕节在生态方面所取得的业绩，为西部大开发生态建设树立了榜样。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重视生态建设，并制定完整的方案大范围实施，可以说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
三是全面尊重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解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片面的发展观之所以在实践中造成严重的危害，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背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客观规律出发的原则。在改革试验的过程中，毕节试验区既注重按经济规律办事，也注重按自然规律办事。例如，针对本地山地面积大、立体气候明显，土壤类型多样的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立体农业，逐步形成“山上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种地植树拴带子，坡地种植绿肥、覆盖地膜铺毯子，山下搞乡镇企业、庭院经济抓票子，基本农田集纸币经营收谷子”的“五子登科”的农业开发路子；再如，坡改梯工程、退耕还林与进行基本农田建设相结合，以巩固和保障生态建设的成果和经济效益，等等，这些都是尊重客观规律、辩证地解决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矛盾的范例。在实践中，凡是按照经济规律，充分运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讲究经济效益，使之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就能获得较好的综合效益，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在发展的动力上，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发展主体的积极因素，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是毕节试验区发展的不竭动力源泉。
改革试验既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一项伟大艰巨的事业，必须充分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毕节试验区从成立之初，就着力营造调动一切发展主体积极因素的社会氛围，努力建立调动一切发展主体积极因素的体制和机制，以使最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发展的主体。
一是充分发挥试验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创造精神，注重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在指导和领导改革试验过程中，胡锦涛同志着重强调：深化改革，最根本靠谁？还是靠广大群众，他们是改革的主人。能否代表群众利益，为群众所接受？制定的方案，要征求群众意见，特别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群众，这样，制订的方案才是可靠的、可行的；他同时强调，在试验区工作逐步展开后，能否有效地解决人才短缺的矛盾，将从根本上制约试验区工作的进程，加强智力开发，注重培养、引进各类人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对于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和企业家，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他们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带头人，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一定要正确对待他们，充分肯定他们在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中的开拓精神”，3 要发挥“能人效应”带动周围群众，以形成有利于改革探索、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良好社会环境。这些重要思想，明确回答了改革试验要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对毕节试验区的工作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17年来，毕节试验区坚持富民为本，紧紧依靠群众，创造了许多适应试验区区情、具有时代特征、地方特色的工作方法和发展路子，有力地推动了试验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例如，“五子登科”的农业开发模式，以集团承包的形式推进改革试验工作，建立试验小区与开发小区，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无不源于广大群众在实践中的首创精神，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成为试验区改革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优势推进试验区建设。
毕节试验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共同推进改革开放和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及跨越式发展的成功范例。毕节试验区的发展凝聚了各民主党派的智慧，显示了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暨支援毕节试验区顾问组17年如一日，深入毕节地区，指导制订试验方案，协调解决改革试验中的重大问题。17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共为毕节引进资金3.4亿元，联系项目80多个，涉及资金300多亿元，直接投入各种资金7000余万元，培训干部8600多人次，帮助输出富余劳动力1.1万人，兴办各种社会事业（仅各类学校就达30多所），直接推动了毕节地区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试验区的各项工作。
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治制度的优势，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优势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各民主党派内汇集了大批专家学者，人才济济，要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智力优势，为他们干事创业提供更大的舞台。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根本任务，不断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基层层面的开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体制机制，把各民主党派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增添新的动力。17年来，毕节试验区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多党合作共同促进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提高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程序积累了经验，推进了在基层层面开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实践，对充分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治制度的优势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第三，在发展目的上，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各族贫困群众。
发展问题虽然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始终面临的一个永恒课题，但每个时代发展成果的分配最终都要到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所以，不同阶级、不同政党在为什么发展这个涉及发展观的根本问题上，都会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作出回答。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和执政为民执政观的本质要求。
早在试验区建立之初，胡锦涛同志就明确指出，毕节试验区必须坚持以改变贫困面貌，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并把能否如期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作为衡量试验成败的首要标准。毕节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全区居住着汉、彝、苗等35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区贫困人口的比例高，少数民族乡占全区重点贫困乡比重大，是毕节地区贫困的主要特点。针对这一特点，17年来，毕节试验区坚持以开发扶贫工作统揽全局，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在扶贫项目的安排上，优先解决群众温饱、优先投入见效快覆盖面广、优先投放贫困少数民族村组户、优先投入技术物资配套、优先投放能带动种养业发展的项目；同时，把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培育发展支柱产业结合起来，促进农民增收，等等。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切实把扶贫工作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不断增强贫困地区群众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全区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988年的312.2万人减少到2004年的56万人，试验区扶贫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促进了毕节地区社会安定和谐与民族团结。
当前，加快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占有越来越突出重要的战略位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我们必须扭转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必须实实在在地解决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贫穷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毕节试验区扶贫工作的经验启示我们，发展首先要明确发展的目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自觉地把完成发展任务同实现发展目的统一起来。我们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不是为了GDP而发展，而是为了富裕人民、造福人民而发展。人民是否得到实惠，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是否得到提高，人民是否高兴和满意，应当成为我们考虑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检验我们发展的最高标准。
25年来，毕节试验区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留给我们多方面的经验和启示，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一个地区的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不同的发展观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实现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毕节试验区的发展经验证明，即使在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贫困地区，只要勇于面对现实，创新发展思路，善于吸取人类对发展问题认识的科学成果，坚持对人口、资源、环境实行综合治理，也能够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毕节试验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刻的战略思维观察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生动运用和体现，也是对我国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类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深化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长期探索实践的产物，毕节试验区是这种探索实践的典型范例。17年来，毕节试验区所走的是一条贫困地区科学发展之路，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所指引的道路。在新的改革试验中，要更加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让这项“具有国际意义的小试验、大方向”工作结出更加丰硕之果。 1、胡锦涛：《在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工作会议结束时的讲话》，1988年6月8日。
2、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规划组编制：《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1989年5月，第54页。

Ⅶ 什么样的农村金融扶贫才具有现实意义

什么样的农村金融扶贫才具有现实意义
自“十三五”规划开局以来，精准性、有针对性的扶贫，成为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利器。纵观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统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协调发展，深化精准扶贫思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响应中央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各地政府、金融机构大干、快干、大包大揽的开展系统条线的金融扶贫探索。然而，这些所谓的扶贫措施、方案，泥沙俱下，有时难以真正起到作用。
农信社的金融扶贫本是自身使命

农村经济环境客观上对金融资源吸引力不足，致使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大中型金融机构开展涉农业务的内在积极性并不高，缺乏金融支农动力。作为金融机构中的一份子，脱离自身盈利，则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金融主体;作为带有政策性味道的农村金融机构，过分强调主营业务即为扶贫、粉饰金融扶贫功效则显得过于矫揉造作。无疑，农信社是农村金融的主体，随着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转型，提供最为广泛、普惠的金融服务，积极响应国家各种惠农号召，这是第一位。但是，将原有金融服务路径虚化和包装为构建新扶贫实践体系则大可不必。
农信社，一直在金融支农、惠农的路上，本就是一种广义的精准扶贫，长久而持续推进，这本是农村金融工作者的使命。农信社一直在坚持的农村金融知识普及、农村金融理念灌输、农村金融服务等。从长久发展经验看，本地化的农信社金融扩展，沿着市场化改革方向探索，倾向性、政策性辅助，政治性主导，更有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自金融扶贫兴起，一个箩筐里什么都成为了扶贫利箭，什么都成为了农信社的金融扶贫探索、实践，各种穿着旧衣的新理念应接不暇。我想这并不是国家精准扶贫的出发点，也不是实践者应有之行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追求扶贫实效才是最终出路，用不着口号震天，行动中却是老路照走。
现阶段，农信社更多的应是注重自身的“质量”和外化的“输出”之间的协调。行动要有方向，思路绝不能错。本地化的农信社根植于乡土，对于当地内在经济循环有更深的了解与领悟。当前，还有一些农信社借着扶贫的东风，一味的追求用所谓扩“贷”来提高经济下行时的“资产”质量，注重眼前而忽略长远，注重自身得失而不顾整体。原有的经营模式需要调整，自身真正的提质、控制风险才是关键。农信社需积极探索多利好的经营路径，需树立金融与扶贫需要共赢的务实思路。一是信贷资金投放要向当地优势产业倾斜，积极培育、鼓励本地涉农企业，采取“企业+农户”“专业合作组织+市场+农户”等模式，进一步促进低收入人群增收，实现组织与个体的良性互动。二是要探索推进县域农村“供应链”金融新模式。农信社应积极支持由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构成的产业链条中的资金需求，做好条线上下游扩张，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切实推动农业与产业的融合。三是要立足当地自然条件、资源和经济水平，加大对特色农业、高效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的信贷支持，优化信贷结构，从金融供给上改善农村经济结构，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四是积极推动农村“两权”取得现实经营效益。运用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等作为担保，稳妥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地方政府的扶贫工作应更接地气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更是处事哲学。面对中央扶贫工作全面铺开，地方政府也出台了许多扶贫措施和政策。当然，相应的动用了资金，提供了扶贫物资。可是一些地方为什么扶贫成效不是很显著，农村社会还是一如既往的自我适应外界经济变化。看各地新闻报道，扶贫资金使用巨大，而部分扶贫项目却难以有所发展，甚至有些“断血”就死、难以为继!走形式、走过场、人为打造扶贫项目占用扶贫资金在县域乡镇时常发生。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精准扶贫从来不是快上、大上的项目，应该是有针对性、有规划、有顺序的扶贫开发、扶贫投入，授人以渔。一是强化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作用。地方政府要综合运用各类具体财政政策，通过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对涉农贷款积极支持的一线农信社进行正向激励，有效解决农信社金融扶贫的后顾之忧。二是切实开展涉农信贷保证保险，探索开发“信贷+保险”的金融产品规避风险新模式。三是建立风雪、洪水等巨灾风险基金，对因重大自然灾害形成的大额贷款损失，由风险基金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逐步形成农村产业巨灾风险转移共担机制。四是对财政扶贫资金进行整合，统一调度，确保扶贫款项全程可追溯，集中力量办实事，真正意义上支持想作为、敢作为的组织、个人发展。
路漫漫其修远兮。扶贫工作需要沉下去，真正了解什么样的支持更适合农村经济发展。一气呵成，固然显得有气魄，但慢事过急则失之根本;试观，小桥流水，也别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