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陵机关

Ⅰ 孙中山不是皇帝，为何他的墓地被称为“陵”

当时人们把孙中山的墓地称为陵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愿，而是百姓为了纪念他专门把他的墓地称为陵的。要知道孙中山先生当时创建了中华民国，同时也发起了辛亥革命让中国前进了一大步。要知道孙中山当时并没有称帝，并且他还亲自带领人民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他的目的却被人称为陵，其实这并不是他的意愿，而是人们为了纪念他为中国做出的贡献，专门这样做的。要知道现如今的中山陵埋葬着中国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中山陵其实一开始并不叫中山陵，而是叫中山陵园，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孙中山所做出的这些贡献才把他的墓地叫为中山陵的。孙中山先生当时带领人民推翻了封建帝制，为国家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的先进思想也让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转变。到后来他发起了辛亥革命，更是让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社会。所以我个人认为把孙中山的墓地称为中山陵是非常合理的。

Ⅱ 蒋介石对南京失守应负什么责任

现在我们对“南京大屠杀”中死去的30余万人的罪孽归结在日本人身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中国人自己就没有责任了？尤其是当时的“首都”南京城里的“蒋总裁”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就没有责任了？他们的责任又在何处？这是我们了解“南京大屠杀”事件必须知道的事。

不知是蒋介石真不知南京早晚会失守，还是着意拿出一副与日本决一死战的姿态。自淞沪失利之后，首都南京城的一切都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日军三路进犯南京，虽说我方也有三道防线，前线将士也确实浴血奋战，但终因武器装备和战斗力远不能相比，加之主力部队并没有全部压上，南京失守其实是谁都清楚的事，只是身为一国之主的蒋介石无颜向国人和世界交待，同时作为一国首都的丢失与沦陷，其实多少也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失败。为此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咬断牙根也要支撑到最后一刻。
从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到12月13日南京城落入侵略者魔掌，仅一个月时间。一个月时间里蒋介石和同僚们就没有在守卫南京上下点真功夫？
显然下了些功夫，但绝对不是什么真功夫。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后，清楚地告诉同僚：得作纵深持久作战的准备，并且指出后撤的地方乃是四川一带。
“我看你们成心要丢我大上海！”
“骂你是轻的！饭桶！饭桶！”
“你不用回来了！与守兵一起死在外滩算了！”
这一连串的骂，都来自南京中山陵特设的蒋介石办公室。上海吃紧的那些日子里，老蒋天天骂，连自己也骂：“你们顶不住，我就亲自去上海跟松井石根拼一回！娘希匹，就不信拼不过那个老贼！”
这一天是11月13日，地址：中山陵蒋介石办公室。在场的只有蒋介石和他最亲近的幕僚：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军令部作战厅厅长刘斐。蒋介石还在一旁的窗口前站着，愤愤地生着闷气。
“……既然上海我们没有落实持久消耗敌人生力的战略精神，也没有达到我们调整战线、保存部队的目标，那么现在就不应该在敌海陆空军便于协同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跟日军胶着太久，且再看看所谓的‘九国公约’，那些一向示好我们的国家也并不想真正出手帮助我们，导致今天我们的极度被动。既然如此，依卑职看，我军应该继续坚持落实总司令的持久消耗战略原则，不该再为一城一地的得失争强好胜，而要从全盘战略着眼，同敌人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如果拖到日本对占领国每一个县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守阵地的话，那时即使日本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它非垮台不可！”刘斐滔滔不绝地说完一通，却被徐永昌讽刺了一番：“你的观点有点跟延安毛泽东的观点接近啊！”
“这个……这个持久战不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是我们蒋总司令早有的战略观点嘛！”刘斐涨红了脸，回应道。
“我倒觉得刘厅长的意见有道理。”白崇禧向徐永昌摆摆手，手指刘斐道：“依你意见，说说我们如何处理首都南京的战事。总司令今天让我们来讨论的就是这事。”
刘斐获得了白崇禧的支持，便继续振了振精神，道：“鉴于上述判断，我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也不妥。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撤退。对兵力使用上，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那样会消耗我更多生力军……”
“刘厅长这个主意还是有道理的。南京一役看来只有这样了，只是苦了守军和南京市民啊！”何应钦长叹一声，转头问蒋介石：“总司令，你看这个思路怎么样？”
蒋介石似乎还在火头上，并没有马上回答。
那一刻，整个中山陵似乎都寂静一片——因为这座古老而历经沧桑的名城，还有城内几十万赤手空拳的市民的命运，将由这个光头蒋氏先生决定——“我看也只能这样了。不过，你们几个听好了：对所有人不能说我们不死守南京，那样我们不好交待，对市民、对军队，还有对留在这儿的总理——”蒋介石说到这儿将目光移至近在咫尺的那座白色建筑孙中山陵墓说道，“都不好交待。”
说完此话的蒋介石，似乎一时悲情难解。最后还是由何应钦收场：“大家听好了，刚才总司令最后一句话特别重要。记牢了吧？”
白崇禧、徐永昌和刘斐同声点头回应：“记牢了！”
11月15日，第二次高级幕僚会再次在中山陵蒋介石的办公室召开。
这次会议多了几个人，除了前面几个人外，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和南京市警备司令谷正伦等参加。主题仍然是讨论南京的问题。刘斐把上次会上的意见重复了一遍后，蒋介石让大家发表意见。
“我看不妥，南京非固守不可！”唐生智首先回应刘斐的话，他说话时有些激动，“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我们这些一直跟随总理革命的人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我不同意刘厅长的意见，坚决不同意！”说完他两眼盯着蒋介石，意思你老蒋到底什么态度。
没有人再说话，因为除了谷正伦外，其他人其实早知道蒋内心所想了。
蒋介石出声了：“孟潇的意见是对的，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吧！”孟潇是唐生智的别号。
这一天幕僚会没有最后决定正式方案。
第二天晚上，幕僚会又在中山陵召开。唐生智的意见居然占了上风，因为似乎谁提出不守南京，就有些对不住在天之灵的总理孙中山！唐生智是什么人？读者也许不知，其实唐某人过去一直是蒋介石的老对头，曾经参与过“讨蒋”，失败之后就一直称病，蒋也没有好心对付过他。唐生智在多年失去兵权后，一直耿耿于怀，欲求再执兵权。在军委会任执行部主任，虽在核心层，其实也是听命行事的角色而已。有人说此次“病鬼”的唐生智那么慷慨激昂地要固守南京，目的是想从蒋介石手中夺回些兵权。到底是真是假，蒋介石心里有数。
好嘛，老唐你不是想固守南京嘛，那就由你来吧。开第三次幕僚会之前，蒋介石已经想定主意。不过，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会议一开始，他仍然问几位高级同僚：你们的意见想好了吗？
唐生智还是第一个发言，固守南京的口气比前一天还要坚定。蒋介石瞅瞅何应钦等，问：你们几个呢？
没有人答应他。
蒋介石若有其事地说：“我看孟潇兄的意见是对的。”突然，他转而又问：“那——谁来负责固守南京为好？”
谁来固守？
大家看看何应钦，何应钦冷笑一声没吱声，心想：我是总参谋长，留下来总不太合适吧？
徐永昌摇头，没有说话。
谷正伦直着脖子，倒是想挺身而出，可又觉自己可能不是这块料，便把目光移到了刘斐身上。刘斐心里明白，他是个“主撤派”，委员长加总司令肯定不会让他留下的。
“说啊，谁留下来固守最合适？”蒋介石又问。
继续沉默。
蒋介石生气了，说：“如果没人守，那就我来守吧！”
唐生智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委员长，你是一国之元首，全军之统帅！这回你不能身先士卒、独守孤城。若真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而且我向委员会和各位保证：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
蒋介石一听，似乎真的有些激动地走到唐生智身边，用右手用力地拍拍这位曾经要把他“千刀万剐”的老对手的肩膀，说：“可贵可嘉！孟潇兄精神可嘉！很好，就由你孟潇兄负责了！”转身，蒋介石对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明白。”何应钦道。心想：老唐你这头病马出任南京守备司令，实在是太合适了，一是我们有个理由向外交待，二则你这个可有可无的老贼即便被日军打断四肢，仍未真正伤及我军我国之有生力量也。
南京守与不守的大事便这么定下。几天后，关于唐生智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命令在军内和《中央日报》上公布。其实在这个时候，南京城已经出现一片混乱之势，原因是除了上海不断传来的坏消息外，《中央日报》已经在12日上海失陷的当天，就发表《告（南）京市民众》社评文章，把中央政府移驻重庆的消息正式向世人宣布了。社评说：
此次政府移驻重庆的理由，是适应战况，统筹全局□□，而且是制敌不是怯敌，这一层在本报昨日社评中，已经解释得很明白。京市党部□□及各界抗敌后援会昨日发表告本市同胞书，希望大家凝定意志，勿自惊扰，为民族复兴而奋起，为国家独立而抗战，我们在这里尤其有阐明的必要。
第一，政府是处理全国政务的最高机关，它必须有行使职权的最大自由，不受任何威胁和牵制，所以政府的驻在地要适应环境，不能站在抗战第一线上。至于南京地方，除原有市政当局及军警机关依旧尽职服务外，政府并已设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率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土自卫的打算，这个给我们全市人民以莫大的安慰和兴奋。
第二，长期抗战本来不必过于重视一隅的进退和一时的得失，但是抗战的最后胜负，每每不决于前方的军事行动而决于后方的持久力量，谈□□□□，后方民众比前方将士所担负的更为重要。南京是前方的后方，对于前方的需要□□□□知道得很清楚，对于后方的援助，我们更居于集中策应的重要地位，所以我们目前所关心的，不是本身的安全而是如何使前线得到民众的援助而更加巩固，更加奋励。
第三，首都的拱卫既然设有专责机关，市面的治安，又同样能够维持得很周密，其他如食粮充足，日用品源源而来，这都是抗战中最稳定的好现象。抗战已到了这个关头，国力的支持全靠民力作后盾，民众能多出一分心力和物力，政府不仅可以从容应敌，并且还有转败为胜转弱为强的把握，也是我们民众报国的最好机会。现在，全首都的市民应该把自己感觉到的责任和如何尽责的方法，做出一个榜样来，给全国人民看看。大家照着这样凝定意志，为国奋斗，这种力量的总和是绝对不可侮的，我们期待着前途的光明由这种力量发挥出来。
老蒋都走了，我们留在南京不是死路一条吗？！迁都消息一被证实，南京市内人心惶惶，出现严重混乱现象。“仗还没有打，日本人还没有来，堂堂一国之首都乱成这个样子还行嘛！”蒋介石听了特务组织戴笠等人的报告，非常气愤。
“我要跟外面说一说！”蒋介石决定召开一次记者会，表表自己对南京和时局的态度。于是11月26日，当时的路透社这样报导说：
南京电：今晚蒋委员长接见外国新闻记者时声称，吾人坚信，公理终必战胜强权，抗战到底至最后一寸土与最后一人，此乃吾人固定政策云。蒋委长偕其夫人入招待室，具有信任与决心之气概，绝无失败者颓唐形象。蒋委长续称，中国拟维持决心抗战之政策，吾人将防卫南京，但在远处为之，外人之生命财产当予以保护，外传南京如有陷于敌手之危险，将付诸一炬之说，仅属谣言云。继言及停战之可能性，蒋委长称此事决于日方。蒋委长后言及日机近掷下一盒，内载一函事，谓此函不载寄者姓氏，其内容希望早日停战，并声明日本不欲提出严厉条件，仅欲得中国防共之合作，此种言论，殊与事实相反云。记者询以和议如何可开，蒋委长称，讨论此事，今尚非其时，第一日本必须觉悟云。记者又询以是否希望苏联扶助，蒋委长答曰，余所希望者乃国联机构内所规定之扶助。记者复询以九国会议既无助于中国，中国能希望他方面之援助否，蒋委长答称，渠确信九国公约签字国将援助中国，如无此援助，则所有条约悉属无效，而破坏条约之举动反得奖励矣云。
都到什么时候了，蒋介石还在自欺欺人：九国会议假如真想出手救你中国，何必要让你蒋介石连首都也要丢掉？这么个道理，蒋介石能不清楚？他这么说，无非就是尽力想“安抚民心”，然而，用句老百姓的话，他这叫“睁着眼说瞎话”！
不管怎么说，该准备的还是要准备一下。就在同一日，蒋介石密电唐生智，对南京守备部队的战斗序列作了部署，总兵力超过10余万人。
民国政府部门和公务员们，能走的都在忙着搬家运货，市民们怎么办？守卫部队军心如何安顿？身为守备司令的“病司令”唐生智好像那些日子一下来了精神，27日，他向报界发表了“与南京共存亡”的声明：“首都或在最近之将来成为战场，最高军事当局已拟定死守首都之意志。吾华人必须牺牲，今有两事决者：一余为中国军人，拟为国家牺牲己身；二为吾人之牺牲，将使敌多所丧亡是也。”并坚定声称，我唐某人与南京“共存亡”！
好一派豪言壮语！但到底是真是假，百姓和守军有些糊涂，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蒋介石的精兵在撤离南京，换防进来的多数是新兵部队。另一方面，日本军队三路进攻势头，一天比一天迅猛，前线的血腥和硝烟已经飘洒到南京城内外……
南京呵南京，你还能坚守几时？苍天在问。
致大臣阁下：据26日夜驻南京纽约泰晤士报通讯员阿边德谈称：26日，除蒋介石夫妇外，所有政府要人全都急先乘船去汉口，从其狼狈状况看，给人以南京陷落迫在眉睫的感觉。目前，南京市内军队和军需品通过，难民四处乱窜，混乱不堪……
这是一份发往日本大本营的密电，提供情报者是日本冈本总领事，他发往东京这样的密电已经编号到“第2441”号，南京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密电中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且源源不断地发往东京，而像他这样的谍报员在中国还有几百个。
日本人干事有一点值得称道：认真。侵略他国和屠杀别人前，都是经过精心策划与准备的。中国人能做得到吗？最高司令蒋介石还在期待国际支援的梦想中，日本人把所有吞侵中国的每一个细节都研究得透彻又精致，而且几乎不偏一二。
中方守军这些天忙碌不堪，总司令唐生智今天跑中华门检查城门工事是否牢固，明天到雨花台给守军打气，而在城内，实行了全城戒严，所有出入重要部门和军事要地的人必须佩戴“卫戍长官部”大印的臂章。另一件任务就是派兵员和宪兵队在大街小巷内到处张贴各种布告和命令。尤其是晚上，全城实行警报制和统一熄灯，一派战时紧急状态。
一日，唐生智在雨花台检查工事出来，听说教育部长王世杰住在不远处，便顺路来到王部长家。随行的警备司令部参谋们都来了，唐生智向他的参谋人员们宣布了一件事：“谷正伦司令前几天向委员长递交了辞去首都警卫军长的报告，现在就我一个人担起了南京全城的守卫任务。”唐生智说此事时的声音非常低沉，随后长叹一声，颇有些悲壮地：“我是统帅，守土有责，决心与南京共存亡了。南京失守，我亦不生。你们还年轻，又都是我的幕僚，和我所处的地位不同，我不要求你们和我一道牺牲，万一城破，你们到时还可以突围出去……”
说到这里，唐生智闭上眼睛，继续轻声说着：“我只要求你们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坚持工作到底。”
“唐司令，你别这么说，我们誓死与你战斗到底，决不后退一步！”程奎郎等年轻参谋们被感动了，纷纷站起来向他们的司令表态。
唐生智点点头，眼里闪着几星泪花。
“孟潇兄，我是大钧呀，委员长请你下午四时到他官邸……”来电话的是交通部长钱大钧。
“好，谢谢钱部长。”唐生智当日来到蒋介石的官邸，以为委员长要撤出南京，结果是蒋介石说要唐生智陪他去巡视守卫部队及城防工事。
“委员长，外面已经非常不安全了，你还要去视察，实令孟潇感动不已啊！”唐生智的鼻子真有点儿酸。
蒋介石边戴手套，边微微一笑，说：“我知道，把南京城守卫的重任搁在孟潇你身上实在是有劳你了。我作为三军统帅，一国之主，我不能让你独自承担这么重的担子。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全力支持你。”
“谢谢委员长。”唐生智下意识地用手擦了擦眼圈。
显然，蒋介石视察城防和留守部队，一是为了给唐生智他们打气，二更是为了自己的脸面，后者才是他在大战将至时出现在南京公众面前最主要的目的。据第二天的《申报》称，蒋对城防和市内的秩序“甚为满意”，同时他还有意透露他的夫人宋美龄跟他一起依然留在南京。
“领袖夫妇在南京一天，南京就会平安一天。”市民们和官兵们这么议论。
“慕尹兄啊，你知不知道委员长到底何时离京呀？”12月4日，唐生智突然给交通部长钱大钧打电话寻问。
“我没有看出他要走的意思……”钱大钧回复说。
“再不走，我可是要担当不起了呀！”唐生智是真急了。
“怎么啦孟潇兄，出什么事了？”
“你不知道，今天我的城防部队发现日本的便衣特务已经进城了，要不是我官兵警惕性高，还不知日本特务惹出什么大麻烦来呢！”
“南京城真是危险、危险了啊！”钱大钧在电话那头说，“孟潇兄，你也要多加注意些哟，实在扛不住就向委员长提出来……”
唐生智自己对自己冷嘲一声，道：“我已经把与南京城共存亡的话都说到家了，眼前的路只有一条，等着日本人来给我收尸了。”
“壮哉！壮哉也！”
唐生智放下电话，心想：壮哉不壮哉，还要看老蒋和日本人了，我唐某人只是个顺势而为的小卒，天真要塌下来，我这把病恹恹的老骨头，能顶得住？笑话！
不过，无论如何，唐生智自己知道，与蒋介石比起来，他这位湘军领头帅还差了些计谋。事实上也是，唐生智一直不明白：南京已经没老蒋什么事了，他干吗不带着娇妻宋美龄赶紧撤到武汉，却要冒着被敌机炸的危险留在中山陵呢？
“说孟潇一直是个天真的人你们还不信。”蒋介石在妻子面前几度如此嘲讽唐生智。“留在南京当然有我的道理嘛！”这回蒋介石正在密谋的一件大事并没有告诉这位守城总司令。什么事？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商量与日本“和谈”条件……
早在10月、11月初的几十天时间里，国民政府就没有停止过私下里与日本谈“停战”条件。最初想出此计的是汪精卫，这位后来被定罪为“大汉奸”的人，与日本国有天然亲密关系，所以日本挑起“淞沪战役”后，他便主张“和谈”，其实就是体面的投降。开始蒋介石虽有不悦之意，但淞沪战役越打到后来，蒋介石越觉得早晚会输给日本，于是也慢慢心底里有意与日本“和谈”。这样的谈判，条件肯定是强者一方开。日本国早已想吃掉中国，你想谈条件当然好啊，于是开出六个条件送给蒋介石看。
“不行！他们这样明明是想我让、让我的国家蒙辱！”蒋介石一看日方提出的包括国民政府必须承认满洲国和蒙古独立的“条款”时，气得把杯子都摔了。
日本的信息传来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就是要你中国丢尽脸！
“和谈”不下去，汪精卫干脆跑到武汉清闲起来。南京城剩下委员长蒋介石唱独角戏。
“实力为王”，这个道理军人出身的蒋介石非常明白，既然如此，那我也拿出点力量让你日本人看看。蒋介石心想：我在首都南京拿出决一死战之势，也让你日本人看看我大中国虽实力不够强，但我人多、地广，看你不有所畏惧！
行呀，只要你有所畏惧，我们就可以再来“和谈”，那个时候你就别再逼我“承认”这、割让那了。蒋介石真正的底牌是这个！当然，现在跟日本人是属于撕破了脸的冤家间“和谈”，中间人缺少不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决定西迁重庆，南京城也交给唐生智之后，蒋介石留下来的唯一目的，就是等着老朋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先生。
“日本人说话不算数，美国和苏联也不是信得过的国家，我相信你们德国，德国和你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希望你始终担任中日两国的调停人，并且期待成功。”蒋介石在12月2日晚上独自与匆匆赶来的陶德曼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具体讨论日本有可能接受的若干条件——当然，这些条件也是在日本提出的那“六条”基础上原则性的退让和不退让的商议。
“委员长不提走，我哪能问嘛！”钱大钧对唐生智几次问他为何老蒋不走时，这样为难地回答老友。
后来陶德曼从日本那里获得了一些让蒋介石感到满意的“礼物”了吗？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就在蒋介石再度授权和托付陶德曼大使去跟日本人谈条件的当天，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按照大本营的指令，向全线部队发布了进攻南京的战斗命令。命令要求西线的第十军团于12月3日、东线和长江水域部队于12月5日正式向南京城进攻。此命令一出，三线日军“如脱缰之野马，日夜兼程，强度行军，目标——南京”！
“我亲爱的委员长朋友，日本人不同意你提出的修改条件，他们坚持原来的六点条件，不能动一个字……”陶德曼再次把日方的意见告诉蒋介石时，连人都没有出现在中山陵，而是用电报告知的。
“娘稀匹！娘稀匹！我知道日本人是要让我丢足脸面！我决不再与他们谈任何条件了！”蒋介石接到陶德曼的报告后，像一头怒狮，恨不得把小客厅两头的玻璃门都撞碎……
“洁民，你过来坐下。”晚上，蒋介石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脸色极其阴灰，十分沮丧地把卫队长俞洁民叫到身边，问：“现在你们还有多少人？”他指的是自己的卫队和侍卫官。俞说只有十几个了。蒋说：“你给这些人造个名册，交侍从室。”随后长叹一声道：“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也是我的最忠诚官兵，现在国难将至，我作为一国之主、三军统帅，本该留在首都南京，但抗战的日子还长着，不得不要离开南京了。可是南京是首都，也是我的尊严所在，理当我该守城，但身不由己啊！所以我想尽可能尽一份力量——你能干，会带兵，所以我想让你带两班军装卫士，暂时留在南京，听唐司令指挥，主要任务是看守停泊在下关码头的小兵舰。”蒋又说，“别小看那些小兵舰，它是用来稳定守城军心的。”
“明白，我一定完成好任务！”俞洁民自然清楚蒋的用意，因为停在下关的小兵舰，是蒋介石专用兵舰，军队只要看着小兵舰在，就意味着蒋介石他在，蒋介石要给守城军队和市民一个“形象”力量。
“走，我要到一趟唐司令家……”蒋介石起身。
唐生智后来回忆说：“蒋介石在离开南京的前夕，和宋美龄到我家里来。蒋对我说：‘孟潇兄，你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我回答说：‘这是军人应该干的事嘛！我还是要重复前几天对你说的话，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这回蒋介石是要走了。
12月7日，晨曦之中，一队车辆在严密的警戒下，飞驰驶向中山陵。车至孙中山陵墓前，蒋介石在夫人宋美龄挽扶下从车中走出。
蒋介石脸色凝重地绕孙中山灵柩一圈，然后三鞠躬。之后，与在场的留守南京的官员一一握手，至唐生智时，特意点点头，说：“全仗孟潇兄了！”说完，蒋介石举目远眺，望了一眼南京城，默然合上双眼……
车队随即奔向明故宫机场。早已停在那里的“美龄号”等蒋介石夫妇登机后，即刻滑向跑道，随后腾空而起。一队守卫飞机紧随其后，飞向天空，很快远远地离开了南京上空……
“现在只剩下我们了。”唐生智在心里轻轻哀叹一声。
南京开始哭泣。日本人的刺刀已经在一些城墙上闪着寒光了

Ⅲ 孙中山的爱国事迹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兴中会选出杨衢云为会办（当时称为伯理玺德天，即 President），孙为秘书。3月16日（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孙中山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重阳节（10月26日）为起义之日。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失败作收，以陆皓东为首的多数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孙于11月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同年秋天，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孙并被邀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1897年，孙经加拿大，转往日本。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也答应与其会见。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不过是个清廷陷阱。而后李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州田起义）。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而失败，孙亦返回日本。

1903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年9月，孙中山离日再赴檀香山，希望再次在华侨中发展革命。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孙中山之后到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活动宣传革命，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于1905年中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以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1907年5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是第三次起义。1907年6月孙中山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历十余日而败，是第四次起义。7月6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同年7月，孙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踏足中国国土。1908年3月27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是第七次起义。4月，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是第八次起义。1910年2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是第九次起义。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在旅途之上，曾环绕地球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

另一方面，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一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此外又先后发动包括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内的多次起义，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在危难中奋击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咸起响应。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当时孙中山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并不知情，所以孙中山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李筱峰，〈孤峰对话〉，2006年4月12日）

中华民国成立

临时大总统

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自1907年起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人在美国丹佛而不在中国。初闻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还有些讶异，但随即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间筹集资金。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并循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孙中山即于13日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兹后苦心孤诣协助袁氏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特重其向国民宣誓一事，引导袁氏步入民主程阶。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此外由于孙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决定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成为清朝垮台的最后关键。最后孙与袁达成协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由袁接任，袁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同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接受袁的条件，下旨逊位，中华民国终完全取代过去的帝国体制。隔日2月13日孙辞去临时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二次、三次革命
8月，经宋教仁从中斡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25日，孙中山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长，但孙中山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即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嫌疑为原凶。孙中山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称为二次革命。由于实力不足，二次革命旋即失败。孙中山被通缉，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并且将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有不同待遇。部份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俱未有加入。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后“再造共和”，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桂、滇系军人控制，孙中山实力有限，甚至出现“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的情况。孙中山曾尝试发动兵变而未果。1918年桂、滇各系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职。1919年10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陈炯明成功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系，请孙中山重回广州。次年，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习惯上称为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孙中山就职后力主军事北伐，最终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于1922年6月爆发炮击总统府事件，孙中山离粤退居上海。

联俄联共

第二次护法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孙、越会面曾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同年年初，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孙中山得以在3月回粤。12月29日，孙中山落实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在苏联援助下，于3月组建黄埔军校，并以蒋介石为校长。11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襄国是，惟健康已急转直下。

革命尚未成功
孙中山1925年1月抵京后即开始病发，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8岁，孙中山临终时同意汪兆铭所代笔的《总理遗训》及《致苏联政府书》。香港《华字日报》翌日报道了 孙中山的死讯：

“孙文吐呕大作。不能进食。脉搏骤增至一百六十度。呼吸十八次。极危险。克礼医生在左右看护。终夜不离。戴天仇为孙草遗嘱。唯孙尚未签字...孙文病至十日晚大变。腹胀加增。克礼为之打针放水。今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钟逝世。当弥留时。戴天仇代草遗嘱。孙科急电粤民党要人来京。”

同日，胡民汉饬令各地停止宴会：

“十二日午一时胡汉民接汪精卫来电、谓孙中山于十二日上午九时四十分病终京寓，胡汉民即分饬各大小机关、由十二日起、下半旗七天、并令公安局分饬市内酒楼、即日起停止宴会、市民停止七天、在职人员则停止一个月、各机关用蓝印一月、兵士及各机关职停员缠黑纱一月。”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北伐成功后，于1929年6月1日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弥留之际，孙中山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遗书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弥留之际，他在三份遗嘱上签署。今日中国人常提到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出自孙中山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他当日托咐何香凝要“善视孙夫人（宋庆龄）”，“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何香凝回答：“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诲，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孙中山过去一再推迟为遗嘱签字，此时在宋庆龄附助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名。

家事遗书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政治遗书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致苏联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思想

孙文的思想大部分是他将西洋欧美各家学说综合整理而来，但是也有少部分见解是“兄弟（我）所独创”（孙文语）。

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广兴福利，大有为式的“万能政府”。
人民之权又称为政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
政府之能又称为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曾说“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似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与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人生哲学：“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哲学主张：“知难行易”。

天下为公

孙中山先生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

家系
孙中山家族的祖居地有“紫金说”和“东莞说”两种说法。“紫金说”由广东学者罗香林在1920年代提出，他认为孙中山的祖居地为广东省东江流域的紫金县公馆地区，孙中山是佘族后裔，与翠亨的孙氏不同宗。“东莞说”为孙中山故乡的翠亨孙氏所提出，此说认为孙氏为汉族，祖居地为广东省东江流域的东莞市上沙村，主要依据为孙中山家族的族谱。罗香林的“紫金说”提出之后，一直与“东莞说”针锋相对，故而产生了关于孙中山祖居地的争论。“东莞说”一直是被社会主要接受的说法，现在孙氏家族的长子嫡孙孙满等亲属后代均亦认同。虽有“紫金说”与“东莞说”两种学说的争议，但孙中山的祖先从粤东东江流域迁居到珠江口西岸的香山翠亨村的情况，则是被公认的。

Ⅳ 南京中山陵园林管理局是什么编制

是属于国家机关公务员编制，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范围。它的上级主管部门是南京市园林管理局。

Ⅳ "中山陵"中的"天下为公"是什么意思

王春南

孙中山平生最喜欢题写的内容，可能莫过于“天下为公”。据统计，在孙中山的题词中，“仅目前所辑得的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就达32件，其中有赠冯玉祥的，有赠张学良的。孙中山为何对“天下为公”情有独钟？我认为，这是他提倡和实行三民主义所企望达到的境界，或许可以这样说，他的理想，他的目标，他的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都浓缩在“天下为公”这四字之中。

“天下为公”的出典

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孔子向往的“大同”世界，即指《礼记·礼运》中所描叙的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这个社会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就是所谓“大同”。《礼运》篇托名孔子撰作，其实是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学者所编纂。它反映的是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派的政治理想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其源头便是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即已编成的《礼记·礼运》篇。但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与儒家的“天下为公”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带有孙中山所处那个时代的印记。它不但吸收了儒家思想的精华，而且融入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者的平等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理想。

孙中山眼中的“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的“公”字，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即是“共”的意思。“天下为公”，也即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天下。到了孙中山那里，“天下为公”蕴含的内容更深邃，更宽广。他说：“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一个“共”字，涵盖面是那么大，“国家”、“政治”、“利益”都在它的笼罩之下。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所得的国家利益为“人民所共享”。

在孙中山的理想中的未来社会里，做国家主人的是全体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的是全体人民，享受平等幸福的是全体人民：“真正以人民为主”；“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理国家的大事”；没有贫富悬殊和少数富人压迫多数穷人的不合理情况，全国人民“生活上幸福平等”。“民有”、“民治”、“民享”完全实现，确实做到了古人说的“公天下”。孙中山满怀信心地对世人说，他理想中的未来社会，有欧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而没有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带来的种种弊端，以及阶级对抗和社会动荡。孙中山描绘的改造和建设中国的蓝图，当时确实使很多人怦然心动，并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实现“天下为公”的途径

孙中山力图通过实行三民主义，做到“公天下”。他主张实行民族主义，即实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恢复中华，把一家一姓的天下变成“公天下”。并在清王朝覆亡之后，继续进行民族革命，反对官僚、军阀的专权，把官僚、军阀的天下，变成人民的天下。同时将国内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很文明、很强大的统一中华民族，以便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从列强手中夺回失去的土地和利权，使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

他主张实行民权主义，即实行政治革命，“打破旧专制，提倡共和，建设一个新民国”。在这个“真中华民国”里，奉行主权在民、以民立国。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所说的民权是间接民权，国民只有选举权这一项权利，不能直接行使主权，而要由别人即代议士代为行使主权。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借鉴瑞士的办法，主张实行直接民权制。在这种制度下，国民有四大权利，即选举权、复决权、创制权、罢官权。孙中山说：“人民而有此四大权也，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驾驭官吏，防范官吏，然后始得一国之主而无愧色也。”但孙中山又说，要把“权”与“能”、“政权”与“治权”分开。简单地说，就是有权的人，不要直接管事，可以委托有才能的人去管。他说：“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而且要把受人民委托管理政府的专门家看作是普通人，即使是民国的总统、总长，也要把他们看作是普通人。至于“政权”和“治权”分开的问题，孙中山是这样解释的：“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权利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孙中山设想得很好，真正实行起来未必简单。人民把管理政府的大权交给“有能的专门家”以后，既要放手让他们行使职权，又要监督他们，防止其反仆为主，公仆变老爷，这事谈何容易。

他主张实行民生主义，即实行社会革命，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辛亥以前，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即土地“单一税制”，具体办法就是让地主自报土地价格，以后国家按地主自报的土地征收土地税；国家征用地主土地，也按地主自报地价收购。土地因交通发达涨价的部分，当归国家。孙中山说，“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但他所主张的“平均地权”，只适用于“宅地”，不适用于“耕地”；只适用于城市及近郊，不适用于广大农村。孙中山晚年虽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对如何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没有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而且这种主张不很现实。孙中山既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又想用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办法，防止其必然伴随的弊害，这是他思想上的一大矛盾。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又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他说，在欧美国家，资本为少数人所垄断，经济问题的解决，百十倍烦难于政治问题。中国当以欧美前车之覆为鉴。中国要及早预防即将出现的大资本家垄断资本。办法是由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以国家之力发展经济，造福全社会。孙中山认为，这种做法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他把民生主义或称作社会主义，或称作国家社会主义，或称作集产社会主义，或称作共产主义。他的民生主义，也确有苏俄经济体制和政策（孙中山称为“共产制度”、“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子。

孙中山深知，为实现“天下为公”，必须跟以天下为私的人作斗争。他指出：“共和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民国成立十年，那些公仆太坏了，把中国搅得不成样子……”孙中山所说的搅乱民国的所谓“公仆”，指的是袁世凯、张作霖、曹锟、龙济光等人，这些官僚、军阀把军队当作私有，把政权当作私有，把国家当作私有。所以他说：“以后不用革命精神来改造民国，再没有别的希望。”对于全国统一、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将会出现的腐败现象，孙中山不会没有预料。他曾设想，采用外国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加上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据他说，有了这样“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就可以“防止一切的流弊”，“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但是，“五权分立”到底能解决多大问题，实在是很难说的。

孙中山为实现“天下为公”而奋斗了一生。虽然直到他逝世，民国依然是一块假招牌，但他为实现“天下为公”而作的种种尝试和努力是有益的。今天的时代跟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已根本不同，但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题词依然激励着中国人民，依然是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自然，“天下为公”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Ⅵ 孙中山既不是帝王，为何他的墓地被称为“陵”

众所周知，墓地能复被称之为“陵制”的多为帝王。因为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帝王身份地位最高，是国之至尊，所以他们死后埋骨的墓穴必然占地极广，封土极高如山陵，所以被称为“某陵”。

Ⅶ 为何传统建筑祈年殿和中山陵顶部是蓝色

中山陵的蓝色是因为孙中山提倡民主蓝色象征蓝天，用青色的琉璃瓦有其一定的含意，青色象征苍天，青色琉璃瓦乃含天下为公之意。

Ⅷ 中山陵哭陵事件的事件过程

1946年4月，陆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军事委员会议，会议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考虑到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在抗战期间组建的近800万军队和军官队伍，在国家和平时期已经显得十分臃肿，而且庞大的军费开支也使得需要支付巨额战后国家重建经费的国民政府力感不支，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对抗日部队进行大规模裁撤。该决议对国家的战后发展是非常有益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它的进行势必会影响与断送了许多军人的生涯和家庭生活。
会后，国民政府开始整编军队。原来的军改为整编师，师改为整编旅，团以下补充兵额，配备新式武器。军官则作为编余人员等待安置。这些编余军官除了打仗外，难有所长，离开军队后待遇降低，尤其是残废军官生计艰难。当时在编余军官中流传着延安毛主席的一道名言：“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泽东；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
的确，数百万编余军官和士兵返回家乡后为生活所迫，分批分波地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转身投奔了延安军队混口饭吃，从而极大的削弱国军的战斗力量，对日后的内战起到了巨大副作用，这不能不说是蒋介石先生的一大败笔，他应在裁军的同时切实考虑到下岗军人疾苦，这些军人在战场上为国出力，和平时期还要为国家和平发展牺牲自己利益，国民政府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复员待遇和妥善安置，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鉴于当时的复杂状况，蒋介石下令把各战区摘除兵权的编余将级人员调集中央训练团培训。
这批将领有400余人，报到后由国防部委任为中训团中将或少将团员。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是黄埔军校同学，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有的曾跟孙中山出生入死，参加过东征惠州战役。这些人本是行伍出身，级别既高，又无其他专长，所以安置工作特别困难，受训半年多，还没有分配出去。
一件件触目惊心、惨不忍闻的事，给编余军官们以莫大的刺激。
他们对国民政府当局日益不满，有人愤慨地提议说：我们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与其背后暗暗哭泣，不如前往中山先生的灵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一场大批高级将领在中山陵哭陵的事件终于发生了。
被编余的将官，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计有500多人，这批将官多系老黄埔，年龄高，级别高，资格老，无专长，有的积劳成疾，有的负伤致残，在安置转业工作上特别困难，所以受训半年有余，仍没有分配出去。1947年春，先是编余军官张清泉“逼得卖老婆事件”给将官班同学很大惊惶。接着将官班也接连发生了两起悲剧。
其一：班内有个将官名叫奚泽，他是归国华侨，家中很有钱。他在青年时代就同情孙中山而参加同盟会。曾变卖家产折合白银190万两，全部捐给孙中山作为活动的经费。孙中山对此义举极大赞赏。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奚泽返国，在大元帅府工作，以后参加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官至某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因为他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深为蒋介石所不满，以致遭到了“编余”。他家住南京，生活无着，日子难熬，他的太太萌发轻生念头。4月的一天，她在家留下遗书说：“我们今世不能再见面了。”在燕子矶投江自杀了。奚泽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对外不肯讲。但这个悲惨的消息，毕竟在将官班传开了，也传到了中央警官学校，在编余军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其二：将官中有个名叫陈天民的陆军少将，原为一百九十师副师长，抗战期间在长沙会战中立有战功。他家人口多，有五个孩子，大的只有10岁，最小的不满周岁，无法维持生活，靠借贷度日，有了上顿没有下顿。陈天民自己又患晚期肺病，既缺少营养，又没钱医病，一时想不开，于1947年5月1日趁太太不在家时，大量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陈天民死后，家中无以为殓，尸体在家里存放了4天。后来，将官班、警政班的同学，每人捐献金圆券3000元，按伪币价值，其数少得可怜，才买了薄皮棺材，把他草草埋葬。兔死狐悲，同学们在思想感情上受到很大刺激，个个含悲忍怒，一触即发。
由于悲剧的不断发生，编余军官中对蒋介石的不满，日益高涨，有同学常收到一些“匿名信件”，信封上明明写着寄自某某机关，但信签上却不具名，不知是谁寄发的，内容则不外乎是鼓动反蒋情绪。4月间，刘海亭接到一封署名为内政部的信。当时编余军官在警校结业后，分配工作属于内政部，大家见到内政部有信给刘海亭，认为他在内政部有后台，一定是给他安排工作，有同学开玩笑把信藏了起来，要刘请客吃糖，不请客就不给他信。刘海亭说：“我在内政部没有背景，不会有什么好消息，同学们如果不信，你们可以当众拆开。”这样一说，我接过信真的把信拆开了，原来里面不是通知也不是信，而是一份宣传品，标题是：《凭吊战场死亡将士幽魂》。原文已记不全，但辞句流畅优美，辛辣动人，的确道出了转业军官的心声，所以迄今还记得其中一些主要的字句：
战场上惨死的健儿，荒野中飘泊的幽魂!慈母为你哭断了肝肠，娇妻为你断送了青春。你的碧血换来了草头将军（指蒋介石）的王冠，你的白骨垒成了豪门家族的万贯家财···
看哪!每逢夕阳西下，大人先生们!挽着娇妻美妾，参加酒宴盛会，个个眉飞色舞……
瞧哪!每当华灯初放，那些贪官污吏穿着西装革履，在大街上川流不息……
听哪!每当夜深人静，舞厅里的喧闹嬉笑声响个不停…
可是!你那白发苍苍骨瘦如柴的老母，你那泣涕嗦哭的妻子儿女，有谁来过问呢?
现在!只有让凄风苦雨来凭吊你的幽魂吧!
刘海亭见了宣传品，心里很紧张，深恐再生事端，板红着脸要把信收回。我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尽可放心，我们不会宣扬出去的。”这时，我自告奋勇地把宣传品复写多份转寄到中训团将宫班去。
这些被编余的将官们看了群情激忿，议论纷纷，有的暗白伤心，也有的痛哭流涕。这时，有位操湖南口音的黄埔一期毕业生，陆军中将贺光谦触景生情高声说：“我们追随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奋斗半生，可惜夙愿未遂，而今又报国无门生计无望。今天在背后哭，又有何用?要哭，大家一起到中山陵去痛痛快快地哭他一场，向总理英灵哭告苦衷，藉以向政府公开示威!”这时大家愤怒填膺，同声赞成，有人提议：“就请黄将军担任哭陵总指挥。”黄鹤明白:这总指挥可不是好当的，万一戴上“犯上作乱”的帽子，是会坐牢杀头的。他紧张思虑一下，还是义不容辞爽快地答应下来。 1947年5月5日上午9时左右，将官班的学员们各自从家里出发，三三两两到中山陵集中。10时许，就到了约400人。他们身着黄色的将校呢制服，将级领章，胸前挂着勋表。大家推黄埔一期学生、陆军中将黄鹤为总指挥。黄鹤带领众将官到博爱坊前站成方阵队形，黄埔一期同学站第一排，其余按期别、年岁依次排列，全体肃立，准备举行哭陵仪式。
仪式一开始，黄鹤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这些编余的军官，曾经追随总理东征北伐，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政府把我们一脚踢开，断绝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别的奢望，活着只求有碗饭吃，死后有一口棺材安葬。我们也是人，我们要生活。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谒陵，而是哭陵。为了我们的同学，为了我们的民族，也为了我们全家的妻儿老小，我们要大哭，一哭、二哭、乃至三哭。”
讲完之后，黄鹤将军带领众将官到中山陵祭堂，向孙中山先生的坐像献花。祭堂的里里外外，挤满了前来哭陵的将官。不少游客纷纷围拢观看，对这些编余军官的遭遇深表同情。
接着，由黄鹤读祭文，将官们饱含热泪听完祭文，静默三分钟，鱼贯入灵堂。仰望着孙中山大理石坐像，他们的心情就像后娘养的孩子见到亲娘一样-委屈、不平而又向往着什么。从灵堂出来后，将官们又列队站好，主祭人黄鹤发言，劝勉大家离开后，振作革命精神，或农或商，自谋生活，守住军人气节，决勿轻举妄动，以免辜负先总理的期望。几位将领也忍不住发言，对现状表示不满……
第二天，《救国日报》在头版报道了此事，接着，《中央日报》作了报道，各家小报也相继发表文章，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妇孺皆知。
蒋介石知道后，大发雷霆，骂这些谒陵军官是“目无法纪”，大声训斥陈诚总长，责成他即速处理，以平舆论。
陈诚赶紧召人共商对策，最后决定几项办法：
（1）凡是在抗战期间没有离开部队的将级人员，年龄在50岁以下的改为文职，派到地方上任职。
（2）40岁到45岁的转业到交通、工商、警察等部门任职。
（3）40岁以下的，考进陆军大学深造。
（4）年老体衰不能任职的，多发遣散费还乡，沿途有政府照应。 1947年7月6日，上午9时前后，将官班的学员们，陆续秘密集中到中山陵。中山陵卫队事前并未接到有团体谒陵的通知，蓦地看到身着将官服、成群结队的大官们，大吃一惊，又不敢上前盘问或阻拦，连忙打电话请示，一级转一级，得到上边急令：“不准谒陵!”
人陆续到齐了，约有600多人，黄鹤总指挥带领大家到中山陵“博爱坊”排成队伍，默然肃立鸦雀无声。
哭陵仪式开始，黄鹤慷慨激昂地发表简短演说，大意谓：“今天我们到中山陵来，不是谒陵，而是哭陵。为了我们国家，为了我们民族，也为了我们全家老小，我们要大哭，一哭，再哭，三哭。我们这些编余将官，曾经追随总理，东征北伐，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政府却把我们一脚踢开，大家被抛弃失业，断绝了我们的生路。我们没有别的奢望，活着只求有碗饭吃，死后有口棺木落葬。我们也是人，我们要生活，要生活!”话毕，带领大家到中山灵堂，向孙中山塑像献花，灵堂不大，里里外外被哭陵将官挤满了。很多游客也围拢来看热闹，群众见到此情此景，深表同情。
这时，站在前排的是已自杀的陈天民的太太，带着五个孩子，最小的孩子背在身上，还不满周岁，在孙中山塑像前立定，她的左右两边各站两个孩子。她们来不及向孙中山塑像鞠躬致敬就哭开了，哭得起不了身。黄鹤介绍说:“这位是陈天民的太太，陈天民被迫自杀了，家属没饭吃，将来，我们的家属也要落到她这样的地步。”大家见此惨状不禁心酸，顿时又嚎陶大哭，哭声震天，游客中的妇女也都纷纷掉下眼泪。
接着，黄鹤读《祭文》，这篇《祭文》是谁写的，不太清楚。“哭陵”第二天各报虽然都发表了消息，但《祭文》都未刊出。大概因此文措辞过于激烈，不敢刊登吧!记得龚德伯办的南京《救国日报》曾经登过全文，已找不到这张报纸。当时这篇《祭文》在编余军官中流传很广，内容大意如下：
“我们这些军官，过去曾经追随总理参加东征北伐，终于取得了国民革命的胜利。现在国家已经有了宪法，国民党也应还政于民了，但国民的民主权利，我们却没有见到。我们所见到的只是一般贪官污吏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先烈之血未干，革命之质已变。”《祭文》又说：不但革命军人的遗属得不到抚恤，没有人管，就是连我们自己也被抛弃了。正是“飞鸟尽兮良弓弃”，成仁的已经死了，成功的也濒临死境了。读到这里，黄鹤已泣不成声，全场又痛哭起来。这时，奚泽将军联想起被迫跳江自杀的妻子，当场晕倒。大家群情激愤，高呼口号：“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卖国贼!”
刚要散会时，大家听到外面一阵嘈杂声，顷刻一帮人涌进来，新闻记者闻讯赶来采访。同时反动政府也指派特务混迹其间，有的特务冒充记者，向参加哭陵将官问：“今天的事情是谁带的头?”大家都答不知道。有个将官插嘴说：“我们是到这里来谒陵的，看见一个女人在陵前哭得惨，大家同情她，也就难过得哭了。”特务们问不出所以然，只得悻悻而去。
我和刘海亭、马广运当天上午穿便衣随游人进入中山陵，在一旁观看了将官哭陵全过程，以便向中共地下组织汇报。为了保密，我们未与黄鹤接触。

Ⅸ 急，对孙中山的了解

孙中山：

孙中山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到广东人民斗争回传统的影响，向答往太平天国反清事业，自诩洪秀全第二。

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暗中联络，决定当天晚上起义。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9)中山陵机关扩展阅读：

孙中山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

孙中山注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来改造中国。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

敏锐地认识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变革的重要影响，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

三大政策是孙中山的重要政治主张，是他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屡受挫折转向成功、进而取得显著成就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