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满意度听证会制度

❶ 什么是听证会制度

听证会起源于英美，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听证会模拟司法审判，由意见相反的双方互相辩论，其结果通常对最后的处理有拘束力。具体来说，凡是在听证会上提出的意见，决策者必须在最后裁决中作出回应，否则相关行为可能因此而无效。在美国行政法上，正式的听证通常会有抽签选定的对立双方，由行政机关指派一名行政法官主持，听证完全克隆法庭辩论，双方不仅发表意见，还会提出自己的证人和文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最后行政法官必须像法院审判一样做出最后的裁决，裁决必须详尽地回应双方的观点，否则在司法审查中该裁决可能因程序问题而被判无效。在国外，立法程序中也经常使用听证会。立法中的听证会相对要随意一些，通过抽签产生的听证代表就某个法案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将成为议员们投票时的重要参考。由于议员的言论、表决免责权，立法程序中的听证会不像行政程序中的听证会那样有拘束力，换言之，从理论上说议员可以完全无视听证会上的意见，但是在一个民主体制下，议员不能不为选票着想，听证会毕竟反映了选民的意见，很少有哪个议员敢无视这些意见的存在。
在我国，除了行政程序中有听证制度外，立法中也有听证制度，已经有多个地方的人大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进行了听证，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也进行了听证。但是目前我国的听证制度缺陷是显著的，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没有拘束力，导致听了也白听；立法程序中的听证由于透明度不够，听证代表很难充分恰当的表述意见，另外缺少民主机制，也使得听证结果对立法机关的成员形不成事实上的约束。

❷ 社会听证制度的作用以及目的是什么

一，对社会一般公众或具体利害关系人而言，听证制度的实施是公民参政权在行政领域的体现，使其意志在行政领域得到充分地表达、体现，这样会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民主权利意识，弱化对行政权的疏远、恐惧的情感，从而也会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水平。

二，从经济学角度讲，有助于行政主体提高行使行政权的效率。虽然有人提出让社会一般公众或具体利害关系人参与行政行为进行听证会影响到效率的提高，但据成本分析、最终结果看，听证反而从程序上保障了行政决定的易被接受性，易完成行政事务，最终提高行政效率。

三，从政治学角度讲，听证制度符合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根据人民授权理论，人民对政府直接式或间接式的授权，不仅是现代政府及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而且是公共行政运作前提，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府行使公共权力必须要遵行、体现民主原则、宪政原则。让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体现了这样的本原宗旨。

四，听证制度有利于树立“公开行政”的理念，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化接轨的需要。世贸组织是高度透明的国际组织，其规则主要就是行政法规则，其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透明度原则，需要建立公正、透明的市场制度，排除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保证自由竞争。让公众通过听证参与行政过程有利于构建这样的公开透明政府，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五，从整个社会角度讲，社会一般公众或具体利害关系人通过听证程序参与行政行为，使其直接与行政主体对话、协商解决利益冲突，使行政行为公开化，有助于实现社会公正，促进社会的进步、和谐。

❸ 我国听证制度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完善

我国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完善
（一）听证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过去一段时间内计划经济在国内占主导地位，反映在行政领域就表现为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或命令性计划等，这也影响了行政机关长期以来轻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及作用的观点。伴随着中国法治的发展，“依法治国”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人们开始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遵循有关法律规定及于关注，知情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显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行政机关长期以来形成的错误认识，听证制度作为公民了解政府有关信息的制度性保障，在实践中未得到有效执行。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正式的听证制度仅在《行政处罚法》中有所规定
正式的听证制度仅在《行政处罚法》中有所规定，其余尚处于立法实践阶段，这就使得有些行政机关对其持漠视的态度，该听证的未听证，或者无故拖延听证等情况时有发生，再加上对行政相对人的轻视态度，听证制度在我国行政机关的执行状况不理想。
2、行政首长制在听证过程中仍占主导地位
目前，学者们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听证笔录是否作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从西方的案件排它性原则来看，听证笔录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定的唯一依据。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行政机关系统长期奉行行政首长制，在听证结束后，行政决定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行政首长的裁决。另一方面，听证后采纳证据、认定事实仍不能避免，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强、总体素质较低，要完全依赖于听证过程中质证的证据做出行政裁决尚不可能作到。
3、公民听证意识有待相对较低
近年来全国各地掀起的“听证会热”为我国听证制度作了一次广泛的宣传。不尽人意的是这些听证会在举行过程中存在着不少违反听证程序的做法，媒体对听证制度认识上存在误区从而导致了错误报道，混淆了广大人民对听证制度的认识，误将听证会等同于一般的座谈会，这对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进一步规范听证会的制度刻不容缓。同时加强全民的普法教育，提高全民总体素质也十分必要。
4、对听证主持人缺乏相应的制度性保障
听证程序的实施质量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听证主持人，他与程序公正紧密相关。正如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教授所强调的，“由公正、超党派的审讯官主持的公正听证是行政裁决程序的精髓。如同法院的法官所做的裁决一样，行政官员在听证中所做的裁决也必须由公正、超党派的审讯官做出。如果审讯官或者行政机关受到法律偏见的影响，那么行政裁决则是无效的。”为了确保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首先必须在制度上确保其能独立地行使有关听证的权利，这就有待于在今后的立法中加强和确保听证主持人法律独立性的相关法律制度，实现听证主持人制度化。而另一方面，提高行政官员队伍自身的整体素质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二）对听证制度的一些完善
1、广泛开展全民听证制度的宣传活动
有关政府部门应积极组织行政庭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宣传法律法规。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并将意见即时反馈给主管政府。一方面可以解决听证代表制中存在的不具广泛代表性的难题，另一方面听证主持人可针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提前做好准备，从而在听证过程中正确地引导听证会的顺利进行，实现行政听证制度的公正与效率的。
2、建立相应的违反听证程序的救济制度与之相配合
有权利就有救济，否则权利难以得到及时、合理的保障。在实践中违反听证程序有两种情形：一是应当听证而未听证；二是在听证中违反听证程序的法律规定。针对此，笔者建议，可在今后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中增加相应的条款规定，完善其相应的救济法律制度。
3、确保行政听证制度法制统一性
程序的价值在于落实法律的执行，在以《行政处罚法》为突破口的各种单行行政法律、法规中分别规定相应的听证制度，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然而由于出发点不同，会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因此在将来要修定的《行政程序法》中对行政听证制度的定义、基本原则、基本步骤等做出详细的明确规定显得十分必要。
四、从宪政角度对听证制度的认识
宪政的核心思想是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以文章上部分为基础，对我国听证制度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一）听证会和公民基本权利
举行听证会，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理由如下：大部分行政行为会对公民基本权利产生限制，合法的行政行为意味着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限制。从法理上说，法律应尽可能扩大公民的自由，对其的限制是迫不得已的。就公法和私法而言，公法应该充分当事人的自由选择，表现为对当事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同时由于公权力本身的局限，特别在经济领域，需要注重个人自治。听证会制度，在行政权力扩张的背景下，无疑成为克服公权力运行缺点，保障个人权利和发挥个人作用的重要制度。
（二）公权力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协调
尽管听证会体现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但是听证会本身并不等同于民主。民主是建立在一人一票、机会均等、多数决定原则之上的决策程序，而听证会只是政府机关决策前的一种征求意见程序，听证会本身并不决策。正因为如此，听证会的运作过程与民主的运作过程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比如，民主决策过程由投票产生代表，每名代表有同样的投票权，而听证会的参加人由政府机关选择，参加人以其专业知识而不是投票权影响决策；民主必须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策，而听证会完全有可能采纳少数派的意见。这样，听证会的参加人构成及其专业素质对于听证会的成功与否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以摇号、抓阄、抽签或者选举等“民主”方式选择听证会的参加人，首先就是对听证会程序与民主程序的一种误读和错误嫁接。
实际上在听证制度中以民主的方式过于追求对公权力的限制，不仅降低了行政效率，对个人自治的过分张扬，也不利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以此，必须注重权力和权利的协调。协调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违宪审查制度和听证制度。在违宪审查中，判断某一个涉及对基本权利可能做出限制的公权力行为是否违宪，通常采取的标准是比例原则和利益衡量理论，即在正当目的前提下（通常是公共利益需要），最低限度基础上，把对某一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所获得的利益和由于该限制所丧失的利益进行比较，在可以判断前者的价值高于后者的情形下，才对该项权利做出适当的限制。在听证制度中，主要通过听证程序的设置和听证者的意见对行政决策的拘束力来实现的。
（三）听证程序的意义
即使在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国家里，由于人性和利益的驱动，我们很难确定的说某个行政行为完全排除了不合理因素的干扰。如卢梭所说，“一个国家官员代表了三种意志，一是他本人的，一是他所在集团的，一是国家的”。行政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它的扩张必然引起人们的担忧。由于违宪审查的事后救济和非专业化特点，听证制度迅速发展起来。但另一面，与违宪审查相比，听证制度中对公权力的限制理性化较低，在听证中权利对权力的约束不同于司法。即在违宪审查中，被法院认为合法和合理的行政行为，有可能在听证中被否决（当然听证参加者不具有决定权），原因在于听证结果是意志自由选择下的结果。

❹ 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和听证会的区别 它们都是群众向决策机关反映意见吗

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都是公民参与明主决策的方式。

不同的是回，社情民意反映制度 是向答决策者反映反馈问题。

社会听证制度 是决策者执行重大决策时请民众参与，帮助提出建议，指出拟定方案中的问题，帮助决策。

❺ 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社情民意反来映制度是人民的心声通过源一定的途径上传到领导者的耳中一种下情上传的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则是保证决策的科学性，给领导人出谋划策的政策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制度是上情下达的一种途径。社会听证制度是社会公共事物听取民意，进行协商的制度。它们都是民主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但由于途径的不同，声音的发出者和接收者存在着差异。

❻ 什么是社会听证制度

社会听证制度，我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四个主要方式之一（另外三个版为社情民意反映制权度、专家咨询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主要以举办听证会为方式，让公民积极参与决策机关的决策方案的拟定和修改。

在听证会上，公民充分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可以帮助决策机关发现拟定的决策方案存在哪些问题，并加以修正、完善。听证于民是为了决策于民。

(6)居民满意度听证会制度扩展阅读

听证制度分为立法听证、行政决策听证及具体行政行为听证三类。

1、立法听证：包括国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听证。

2、行政决策听证：包括行政法规、规章、规划和其他抽象行政行为、政策的听证。

3、具体行政行为听证：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等行政处理决定的听证。

❼ 中国的听证会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中国的三大类听证是：
一、1996年建立的行政处罚听证；
二、1997年建立的价格决策听证；
三、2000年建立的立法听证。
存在问题：听证会组织者的独立性不足，并且缺少一个成本监审程序

❽ 社会听证制度的内容

社会听证制度，我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四个主要方式之一（另外三个为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家咨询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主要以举办听证会为方式，让公民积极参与决策机关的决策方案的拟定和修改。
意义
在听证会上，公民充分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可以帮助决策机关发现拟定的决策方案存在哪些问题，并加以修正、完善。听证于民是为了决策于民。

听证会

参与人员和机构
一次听证会的举行，通常由举行的机关部门事先通知，并常邀请媒体等参与以确保听证会的公正。
听证会参与的人员或机构有：主持人、申请人、证人等。其中申请人和主持人一般不重复，申请人是举办听证会的主要部门；证人常由公民代表组成，有时也有媒体参与。

实例
2002年举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是我国首次国家级价格听证会。
听证会主持人、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价格司司长发言：铁路火车票价格的调整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根据价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举行价格听证会，对铁道部提出的调价方案进行听证。
听证会申请人、铁道部运输局局长代表铁道部介绍调价方案：铁道部提出的调价方案涉及春运、暑运及主要节日期间列车的票价浮动情况。调价的理由是：为减轻铁道部门的压力，需要利用价格杠杆加以调节。
消费者代表（听证会证人）对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公平性提出质询：上调票价后，旅客应该享受更好的服务。但春运期间，由于旅客人数太多，铁道部门往往不能保证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服务。这等于让旅客花更多的钱，享受更少的服务。
如果火车票价必须上涨，也不能搞“一刀切”。
专家学者代表发表自己的意见：春节期间上调价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导消费的作用。
人大代表的意见：春运旅客多为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大多来自老少边穷地区，在城里打工的收入比较低。如果铁道部门还要在春节期间上浮票价，这对于回家探亲的民工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听证会结束后，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根据代表意见对调价方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充分照顾了低收入阶层的利益，硬座的涨幅比最初的方案下调了50%。

❾ 如何建立村级信访听证制度

一、著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
（一）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基础性工作，更加注重落实好各项民生政策，优先保障民生支出。针对土地徵用、房屋拆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政策，全力推动落实。
（二）提高科学民主决策水平。完善决策机制和程序，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建立健全人民建议徵集制度，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献计献策。对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要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充分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出台的前置程序和刚性门槛，对决策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进行科学预测、综合研判，确定风险等级并制定相应的化解处置预案。在评估中要充分听取信访、维稳、综治等部门的意见。健全决策纠错改正机制，实时跟踪决策实施情况，及时了解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对决策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全面评估决策执行效果，适时决定是否对决策予以调整或者停止执行。落实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决策规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严肃追究决策者的党纪政纪责任，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坚持依法办事。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强化各级干部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事务，坚决纠正限制和干涉群众正常信访活动的错误做法。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防止以闹求解决、以访谋私利、无理缠访闹访等现象发生。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对于不作为、乱作为的，依法追究责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公平公正。建立健全冤假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实行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严肃查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等违法行为，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
（四）改进工作作风。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突出问题。总结推广干部进村入户、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记民情日记、建民情档案等做法，坚持与群众共同分析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做到联系群众而不脱离群众、服务群众而不损害群众、解决问题而不引发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二、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
（五）健全公开透明的诉求表达和办理方式。完善民生热线、视频接访、绿色邮政、信访代理等做法，更加重视群众来信尤其是初次来信办理，引导群众更多以书信、电话、传真、视频、电子邮件等形式表达诉求，树立通过上述形式也能有效解决问题的导向。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大力推行阳光信访，全面推进信访信息化建设，建立网下办理、网上流转的群众信访事项办理程序，实现办理过程和结果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增强透明度和公正性；逐步推行信访事项办理群众满意度评价，把办理工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提高信访公信力。
（六）突出领导干部接访下访重点。把领导干部接访下访作为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的一项重要制度，与下基层调查研究、深入联系点、扶贫帮困等结合起来，提高工作实效性。省级领导干部每半年至少1天、市厅级领导干部每季度至少1天、县（市、区、旗）领导干部每月至少1天、乡镇（街道）领导干部每周至少1天到信访接待场所，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接待群众来访，省、市及其工作部门领导干部一般不接待越级上访。在坚持定点接访的同时，更多采取重点约访、专题接访、带案下访、下基层接访、领导包案等方式，把行政资源集中用于解决重大疑难复杂问题、检验施政得失、完善政策措施、加强督查问效上。
（七）完善联合接访运行方式。按照一站式接待、一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的要求，在市、县两级全部实行联合接访，减少群众信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对进驻联合接访场所责任部门的动态管理，做到信访问题突出的责任部门及时进驻，信访问题明显减少的责任部门有序退出；推行律师参与接访、心理咨询疏导和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等第三方介入的方法，促进问题解决。
（八）引导群众依法逐级反映诉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信访条例》，加快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严格落实《信访条例》关于“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健全依法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进一步强化属地责任，积极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方式逐级表达诉求，不支持、不受理越级上访。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部门对应到而未到省级职能部门反映诉求的，或者省级职能部门正在处理且未超出法定处理期限的，或者信访事项已经依法终结的，不予受理。各地可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依法维护信访秩序，对信访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九）充分发挥法定诉求表达渠道作用。按照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严格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各级政府信访部门对涉法涉诉事项不予受理，引导信访人依照规定程序向有关政法机关提出，或者及时转同级政法机关依法办理。完善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信访事项受理办理制度，落实便民利民措施，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热情服务。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方式，使合理合法诉求通过法律程序得到解决。加强司法能力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健全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工作机制
（十）完善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强化各级信访联席会议综合协调、组织推动、督导落实等职能作用，形成整合资源、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工作合力。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调整成员单位组成和专项工作小组设置，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责任务，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特别注重从政策层面研究解决带有倾向性、普遍性和合理性的突出问题。
（十一）健全解决特殊疑难信访问题工作机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疏导等办法，认真解决特殊疑难信访问题，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建立信访听证制度，对疑难复杂信访问题进行公开听证，促进息诉息访；规范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对已审核认定办结的信访事项不再受理；健全信访事项协商会办等制度，明确相关责任，加大化解“三跨三分离”信访事项力度。
（十二）健全统筹督查督办信访事项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信访联席会议组织实施、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督查督办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大解决和化解信访突出问题的力度。对久拖不决、涉及面广、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疑难信访突出问题，列入党委和政府督查机构督查范围；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问题的跟踪督查和问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信访部门开展督查，重视信访部门提出的改进工作、完善政策、给予处分等建议。
（十三）健全科学合理的信访工作考核评价体系。改进和完善考核方式，综合考虑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人口数量、地域特点、信访总量、诉求构成、解决问题的质量和效率等因素，合理设置考核项目和指标，不简单以信访数量多少为标准进行考评，推动各地区把工作重点放在预防和解决问题上。坚持量化考核和综合评议、上级评议和群众评议、平时考核和阶段性考核相结合，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可信度。
（十四）健全经常性教育疏导机制。认真研究把握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教育和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确立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心理预期，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建立政务微博、民生微信、民情QQ群等方式，搭建联系群众、体察民情、回应民意的新平台，提高互联网时代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四、全面夯实基层基础
（十五）健全基层组织网络。进一步强化基层基础工作，把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向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创新党组织设置，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健全基层民主管理机制，落实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充分调动群众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建立健全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
（十六）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完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组织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教师、老军人等参与解决和化解信访突出问题相关工作。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优势，做好组织引导服务群众和维护群众权益工作。制定扶持引导政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办公场所等形式，发挥好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和激励机制，把群众工作触角延伸到家家户户；引导村（社区）制定符合国家法律的村规民约，运用道德、习俗、伦理的力量调节关系、化解纠纷。
（十七）加大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力度。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重心从事後处理转移到事前预防上来，做到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理得好。健全矛盾纠纷预警机制，加强信息汇集分析研判；推行民情分析会、民情恳谈会等做法，充分发挥村（社区）、企事业单位信息员、调解员的作用。全面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完善信访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十八）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信访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把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部署，认真组织推动。落实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其他领导一岗双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领导体制，为解决和化解信访突出问题提供组织保障。加大问责力度，对损害群众利益、造成信访突出问题的，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推诿扯皮、不认真解决造成不良影响的，严肃追究责任。
（十九）强化舆论引导。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高度重视对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大力宣传党委和政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取得的巨大成绩，大力推广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发出主流声音，树立正确导向；选择典型案例，向社会曝光无理缠访闹访、违法聚集滋事而依法受到处理的行为。
（二十）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和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根据形势任务需要，不断充实信访工作力量。完善後备干部、新提拔干部和中青年干部到信访部门、信访干部到基层一线挂职锻炼制度；选拔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到信访部门工作，重视信访干部的使用，深入开展信访干部交流工作，增强信访干部队伍活力，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能力。
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央要求，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规律新要求，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努力提高带著责任和感情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提高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能力、提高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❿ 社会听证制度的原因

社会听证制度，我国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四个主要方式之一（另外三个为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家咨询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主要以举办听证会为方式，让公民积极参与决策机关的决策方案的拟定和修改。意义在听证会上，公民充分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可以帮助决策机关发现拟定的决策方案存在哪些问题，并加以修正、完善。听证于民是为了决策于民。听证会参与人员和机构一次听证会的举行，通常由举行的机关部门事先通知，并常邀请媒体等参与以确保听证会的公正。听证会参与的人员或机构有：主持人、申请人、证人等。其中申请人和主持人一般不重复，申请人是举办听证会的主要部门；证人常由公民代表组成，有时也有媒体参与。实例2002年举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是我国首次国家级价格听证会。听证会主持人、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价格司司长发言：铁路火车票价格的调整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根据价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举行价格听证会，对铁道部提出的调价方案进行听证。听证会申请人、铁道部运输局局长代表铁道部介绍调价方案：铁道部提出的调价方案涉及春运、暑运及主要节日期间列车的票价浮动情况。调价的理由是：为减轻铁道部门的压力，需要利用价格杠杆加以调节。消费者代表（听证会证人）对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公平性提出质询：上调票价后，旅客应该享受更好的服务。但春运期间，由于旅客人数太多，铁道部门往往不能保证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服务。这等于让旅客花更多的钱，享受更少的服务。如果火车票价必须上涨，也不能搞“一刀切”。专家学者代表发表自己的意见：春节期间上调价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导消费的作用。人大代表的意见：春运旅客多为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大多来自老少边穷地区，在城里打工的收入比较低。如果铁道部门还要在春节期间上浮票价，这对于回家探亲的民工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听证会结束后，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根据代表意见对调价方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充分照顾了低收入阶层的利益，硬座的涨幅比最初的方案下调了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