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的影响

①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哪些优势

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存在的特殊诉讼形式。当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后,谁能代表公益提起诉讼?从事公益的各类社会组织和团体当然可以,但是,作为法律监督部门的检察机关同样不能置身其外。因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比较容易发现侵害公共利益的问题,提起公益诉讼也更有专业性、权威性和便利性。所以,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推动公益诉讼特别是检察机关代表公益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家社会和公共利益,而且能够有效监督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确保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

② 十八大提出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③ 如何认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

一、必须树立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主体定位

目前，在试点阶段，检察机关是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将来，检察机关或许应该以“公诉人”的身份提起“民事公诉”或者“行政公诉”，才更能适应司法实践需要，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公益诉讼是指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检察机关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统称为“公诉”，包括刑事公诉、行政公诉和民事公诉。而“公益诉讼人”身份不具有特定性，难以把检察机关与公民、社会组织区别开来，也不足以体现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特殊地位及其职责。

第二，“公诉人”既可以代表国家利益，也可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在特定案件中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或者支持起诉。这里的“公共利益”包括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第三，以“公诉人”身份确定检察机关在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中的地位和职责可以避免许多理论分歧。在私法领域，以自诉为主，以公诉为补充。而在公法领域，以公诉为主，以自诉为补充。目前，我国在行政诉讼中有限地承认调解，在刑事诉讼中也规定了当事人和解。可见，公诉与自诉在三大诉讼中只是所占地位不同而已，不论在哪种诉讼程序中，公诉还是要按照公诉的特点和规律进行程序设计，不能因为在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中就可以不承认公诉的特点和规律。

二、应当认识到检察机关是特殊诉讼主体

检察机关在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中都是特殊原告。首先，既然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它属于原告的范畴。其次，要充分认识到，检察机关作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它是一个特殊的原告，有很多特殊性，包括权力设置和程序安排等不同于普通的原告。其特殊性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认识：一是检察机关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又是国家的司法机关。检察官的行为，包括起诉、出庭支持起诉都是职务行为。二是检察机关起诉和支持起诉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和司法公正。这两个层次的特征都可以通过“公诉人”身份来体现，以“公诉人”身份界定检察机关的原告身份，体现检察机关原告身份的特殊性。

三、理清程序设置上的几个问题

关于举证责任问题。检察机关对所有提起诉讼的行为都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但责任的大小取决于案件的类型和诉讼的阶段。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要从两个方面来界定：第一，所有的起诉都要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有些是全部的证明责任，有些是部分的证明责任。第二，对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只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换句话说，举证责任主要是由案件的类型来决定，而不是由起诉人的主体身份来决定。

关于出庭检察官是否要出具检察长授权委托书的问题。检察官之间、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在履行职务上是可以替代的。在诉讼过程中，如果检察院认为有必要，可以更换检察官。因此，出庭检察官没有必要出具检察长的授权委托书。

关于能否以传票方式告知检察机关的问题。从法律上讲，传票不仅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且附带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如果不按时到庭，可以拘传。这两个方面的法律意义都不适合于作为公诉人的检察机关。这完全可以参照刑事诉讼中的做法，用“通知”即可。

检察机关认为在公益诉讼中法院裁判错误的，应当是进行“上诉”还是“抗诉”？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在刑事诉讼中是抗诉，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也应当是抗诉，不仅对已经生效的裁判适用抗诉，而且对未生效的裁判也应当适用抗诉。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不是自诉人而是公诉人，它的诉讼行为不是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是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是为胜诉而是为维护法治统一和司法公正。

关于哪级检察院派员出庭二审和再审问题。毫无疑问，无论从职能管辖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尊重法庭的角度或者检察制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由同级检察院派员出庭。如果确有必要由下级检察院派员协助出庭的，也只能作为辅助人员。

④ 如何认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 检察日报

如何认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

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部署，自2015年7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授权最高检在北京、内蒙古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为期二年的提起公益诉讼试点以来,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牢牢抓住公益这个核心,严格把握试点案件范围,试点工作进展顺利。经过一年多的试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优越性逐步显现，弥补了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主体的缺位,强化了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调动了其他适格主体的积极性,增进了公益保护的社会参与，等等。但是，实践中也面临一些困难，比如地方检察机关在人、财、物未独立于地方的条件下，起诉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有时会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实际操作不容易；有的对此项改革部署的认识，往往局限于部门工作或者部门法的思维方式等。

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主体定位

目前，在试点阶段，检察机关是以“公益诉讼人”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将来，检察机关或许应该以“公诉人”的身份提起“民事公诉”或者“行政公诉”，才更能适应司法实践需要，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公益诉讼是指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检察机关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统称为“公诉”，包括刑事公诉、行政公诉和民事公诉。而“公益诉讼人”身份不具有特定性，难以把检察机关与公民、社会组织区别开来，也不足以体现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特殊地位及其职责。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的诉讼称为“公诉”，在法庭上支持公诉的是“公诉人”，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也应当如此，因为在三大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诉讼目的是一致的，即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公诉人”既可以代表国家利益，也可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从检察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封建社会末期检察官是代表国王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检察官是代表国家的。自从德国民法典确立私权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的原则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就有了一席之地，在特定案件中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或者支持起诉。这里的“公共利益”包括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和检察官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理论上说，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划分本身就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社会公共利益中有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中也有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第三，以“公诉人”身份确定检察机关在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中的地位和职责可以避免许多理论分歧。目前，对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的理论基础还要加强研究。检察机关在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中的公诉人地位，既来自私法，也来自公法。在公法和私法两个领域，检察机关和国家职能介入的方式和强度是不同的。在私法领域，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以国家职能为补充。只有在权利自由处分受阻或者私力救济不能的情况下，才需要国家救济，包括司法救济。因此，在私法领域，以自诉为主，以公诉为补充，调解是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而在公法领域，就是以国家职能为主，以意思自治为补充；以公诉为主，以自诉为补充；调解、和解只限于公权的自由裁量权范围之内和正义实现方式的最优化。目前，我国在行政诉讼中有限地承认调解，在刑事诉讼中也规定了当事人和解。可见，公诉与自诉在三大诉讼中只是所占地位不同而已，不论在哪种诉讼程序中，公诉还是要按照公诉的特点和规律进行程序设计，不能因为在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中就可以不承认公诉的特点和规律。

检察机关是特殊诉讼主体

检察机关在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中都是特殊原告。首先，既然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它属于原告的范畴。如果不承认检察机关是原告，在诉权理论和诉讼结构上，就难以定位，所有的诉讼权和程序都难以安排。因此，检察机关是原告，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前提。其次，要充分认识到，检察机关作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它是一个特殊的原告，有很多特殊性，包括权力设置和程序安排等不同于普通的原告。其特殊性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认识：一是检察机关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又是国家的司法机关。检察官的行为，包括起诉、出庭支持起诉都是职务行为。二是检察机关起诉和支持起诉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和司法公正。这两个层次的特征都可以通过“公诉人”身份来体现，以“公诉人”身份界定检察机关的原告身份，体现检察机关原告身份的特殊性。

程序设置上的几个问题

在公益诉讼的程序设置上，应当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举证责任问题。检察机关对所有提起诉讼的行为都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但责任的大小取决于案件的类型和诉讼的阶段。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要从两个方面来界定：第一，所有的起诉都要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有些是全部的证明责任，有些是部分的证明责任。第二，对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案件，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只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换句话说，举证责任主要是由案件的类型来决定，而不是由起诉人的主体身份来决定。

关于出庭检察官是否要出具检察长授权委托书的问题。探讨这个问题，要考虑检察制度和检察权运行的特点。首先，检察官的出庭行为都是职务行为，而不是普通当事人的委托代理行为。这是由其身份的特殊性决定的。其次，世界各国的检察制度都承认检察一体原则。也就是说，检察官之间、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在履行职务上是可以替代的。在诉讼过程中，如果检察院认为有必要，可以更换检察官。因此，出庭检察官没有必要出具检察长的授权委托书。

关于能否以传票方式告知检察机关的问题。从法律上讲，传票不仅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且附带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如果不按时到庭，可以拘传。这两个方面的法律意义都不适合于作为公诉人的检察机关。这完全可以参照刑事诉讼中的做法，用“通知”即可。

检察机关认为在公益诉讼中法院裁判错误的，应当是进行“上诉”还是“抗诉”？笔者认为，应该是抗诉。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在刑事诉讼中是抗诉，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也应当是抗诉，不仅对已经生效的裁判适用抗诉，而且对未生效的裁判也应当适用抗诉。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它不是自诉人而是公诉人，它的诉讼行为不是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是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是为胜诉而是为维护法治统一和司法公正。

关于哪级检察院派员出庭二审和再审问题。毫无疑问，无论从职能管辖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尊重法庭的角度或者检察制度的角度来看，都应该由同级检察院派员出庭。如果确有必要由下级检察院派员协助出庭的，也只能作为辅助人员。

⑤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是民事还是刑事

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是民事诉讼，不是刑事公诉。
《最高人民法院关内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容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 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一)有明确的被告;
(二)有具体的诉讼请求;
(三)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⑥ 如何认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地位

检察机关或许应该以“公诉人”的身份提起“民事公诉”或者“行政公诉”，才更能适应司法实践需要，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公益诉讼是指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检察机关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统称为“公诉”，包括刑事公诉、行政公诉和民事公诉。而“公益诉讼人”身份不具有特定性，难以把检察机关与公民、社会组织区别开来，也不足以体现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特殊地位及其职责。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的诉讼称为“公诉”，在法庭上支持公诉的是“公诉人”，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也应当如此，因为在三大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诉讼目的是一致的，即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公诉人”既可以代表国家利益，也可以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从检察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封建社会末期检察官是代表国王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检察官是代表国家的。自从德国民法典确立私权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的原则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就有了一席之地，在特定案件中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或者支持起诉。这里的“公共利益”包括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和检察官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理论上说，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划分本身就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社会公共利益中有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中也有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第三，以“公诉人”身份确定检察机关在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中的地位和职责可以避免许多理论分歧。目前，对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的理论基础还要加强研究。检察机关在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中的公诉人地位，既来自私法，也来自公法。在公法和私法两个领域，检察机关和国家职能介入的方式和强度是不同的。在私法领域，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以国家职能为补充。只有在权利自由处分受阻或者私力救济不能的情况下，才需要国家救济，包括司法救济。因此，在私法领域，以自诉为主，以公诉为补充，调解是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而在公法领域，就是以国家职能为主，以意思自治为补充；以公诉为主，以自诉为补充；调解、和解只限于公权的自由裁量权范围之内和正义实现方式的最优化。目前，我国在行政诉讼中有限地承认调解，在刑事诉讼中也规定了当事人和解。可见，公诉与自诉在三大诉讼中只是所占地位不同而已，不论在哪种诉讼程序中，公诉还是要按照公诉的特点和规律进行程序设计，不能因为在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中就可以不承认公诉的特点和规律。

⑦ 检察机关为什么最适合提起公益诉讼

2015年1月，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检察院将环保局告上法院，要求其履行职责处罚某企业。这是我国首起由检察机关直接作为原告向环保部门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案。行政诉讼是国家基本诉讼制度，俗称“民告官”，是行政相对人为寻求司法救济，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诉讼，由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以此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实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诉讼主体适格是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该是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行政相对人。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者存在潜在的侵害危险，但与具体的公民、法人或社会组织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没有适格的诉讼主体。这种情况下，违法行政行为不能进入诉讼程序，无法接受司法审查，缺乏有效的司法监督。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这是根据检察机关的性质、地位、职责以及我国法治进程的现实情况作出的一种制度安排。一是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监督审判权和行政权。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主要是因为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造成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或存在潜在的侵害危险，是在法律实施中发生的问题，理应纳入法律监督范畴。二是检察机关具有专门性、独立性、外部性特征，地位超脱，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能有效解决诉讼费用负担、举证不能、败诉负担等现实问题。行政公益诉讼不单纯以追求胜诉为目的，而是客观公正地行使法律监督权。三是检察机关具有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优势条件。行政公益诉讼，是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公诉权，检察机关处于行政公诉人的地位，享有行政诉讼原告应该享有的诉讼权利。检察机关在获取证据、举证能力、技术手段以及对法律法规的理解等方面，基本上与行政机关保持平衡，符合权力对等和抗衡的法治精神。四是符合诉讼的基本法理。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形式当事人”，以行政公诉人的名义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一种主动、积极的程序性公权力，只是启动相应的诉讼程序，提请法院对行政行为依法裁判，不具有终局或者实体处分的效力。违法行政行为能否得到纠正，最终要通过法院的裁判来完成。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应该有严格条件限制。行政公益诉讼不同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行政自诉权，必须有严格限制。一是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二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与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无法提起公益诉讼。三是被诉行政行为与检察机关（检察官）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只有同时满足了上述三个条件，检察机关才能考虑启动诉讼程序。当前，行政公益诉讼应该严格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范围限定在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领域。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必须坚持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遵循一系列权力运行和行政诉讼活动规则。一是坚持审慎稳妥原则。鉴于行政公益诉讼尚处于探索阶段，范围不宜放得过宽，应当重点考虑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影响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对行政公益诉讼要求较为迫切的典型案件提起诉讼。二是恪守司法谦抑原则。监督不是干涉，要尊重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职能，对行政机关违法行政或者不作为的，可以考虑先提出检察建议，对不采纳检察建议或者采纳建议仍不能达到要求的，再提起行政公益公诉。三是严格执行《行政诉讼法》。行政公益诉讼是行政诉讼的一种特殊形式，要严格依据《行政诉讼法》进行相关诉讼活动。对符合立案条件的行政公诉案件，法院要在法定期限内立案审理，及时作出裁判。

⑧ 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能申请赔偿吗

环境公益诉讼，是为了公共利益，并不是为了某个个人提起诉讼，个人不能申请赔偿。目前，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公益诉讼赔偿款项的使用管理还不十分明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条规定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赔偿款项的用途，即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等款项，应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其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败诉原告承担的调查取证、专家咨询、检验、鉴定等必要费用，可以酌情从上述款项中支付。但对公益诉讼案件赔偿款项归属、如何使用、谁来监督、谁来评估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细致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赔偿款项的使用管理也没有规定。

因此，各地对环境公益诉讼赔偿款的使用管理存在不同做法。如昆明市环保局开设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专门账户，对救济资金统一核算和管理。无锡市设立了财政专户，专门用于环境修复。同时，针对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的赔偿款项的管理也有不同做法。一是赔偿款项支付至环境公益基金专用账户。二是赔偿款项支付至财政局环保专用账户。三是赔偿款项支付至检察院指定的账户。可见，实践中环境公益诉讼赔偿款使用管理不统一的做法普遍存在，容易导致环境修复款成为新的寻租空间，衍生新的腐败。

为了更好地管理并使用环境修复资金，2014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了“探索设立环境公益诉讼专项基金”的主张。2015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并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确定吉林、江苏、山东、湖南、重庆、贵州、云南七省（市）进行为期二年的试点工作，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资金管理制度即是其中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