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赋

① 中国古代国防分为哪几个阶段

大至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逐步上升阶段、鼎盛阶段，逐步下落阶段。

内容介绍：

1、逐步上升阶段：

春秋至汉代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之间连年征战，是国防观念迅速得到了强化。形成了诸如“足食足兵”、“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富国强兵”、“尚战，善战，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

到了汉代，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和国防策略，筑建了许多坚固的国防工程。(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

2、唐朝时期的鼎盛阶段

到了唐代，兵役制度更加完善，国防思想进一步成熟，统治者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使得当时中国疆域扩大，周边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迎来中国历史上国防的鼎盛时期。

武装力量体制：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

3、逐步下落阶段：从宋代到明清的晚期

宋朝积贫积弱，国家的国防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晚清时期，中国的国防进一步下滑，纵观我国古代国防史，当统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时，国防就强盛，国内混乱的时候，国防就削弱，就崩溃。

(1)中国扶贫赋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的国防历史：

中国古代的兵制建设：

兵制，就是军事制度，现在称为军制。我国夏初至战国时期，就相继出现多种形式的兵制。自秦统一中国到清末，历代封建王朝都根据各自的需要和条件加强兵制建设，普遍建立便于帝王控制的统帅指挥系统，主要武器装备和军需物品由国家监制和供给，因势采用征兵制、募兵制、世兵制等。兵制的许多内容通过法律形式颁行。

中国古代的边防、海防建设:

我国古代的边防建设，主要是修筑防御工程和实行实边固边政策。我国古代的海防建设是从明代开始的。

中国古代富国强兵的国防思想：

富国强兵是我国古代各朝代都十分重视的国防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许多统治者和军事家就已经认识到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明确提出“国不富则无称雄之本，兵不强则无争霸之力”的政治主张。

② 为什么要进行扶贫攻坚，怎么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扶贫开发以来，中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扶贫开发为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和社会和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全球的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贫困地区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贫困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一是贫困人口多，按照国家的标准，到2013年底还有82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参考国际标准，还有两亿多人。

二是贫困程度还比较深，贫困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一些地方还面临着吃水、行路、用电、上学、就医、贷款等诸多困难。三是扶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

大部分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比较差、自然灾害多、基础设施落后的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方的贫困问题是难啃的硬骨头，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短板，所以必须进一步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力量，齐心协力打一场新的扶贫攻坚战。

1、不断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多种农业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扶贫资金。中国减贫战略的核心是对贫困人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发展能力、扩大发展机会。

2、创新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机制：自力更生、地方为主、国家支持、社会捐赠、对口支援、市场驱动、国际援助，7个机制组成了政府主导、多元投资、相互补充、激励相容、广泛参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2)中国扶贫赋扩展阅读

1986年起，中国开始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设立了扶贫开发专门机构，评定国定贫困县和省定贫困县，制定与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扶贫开发方针，并于1994年、2001年、2011年分别制定了扶贫规划纲要，明确了阶段性扶贫开发目标。

把扶贫开发作为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鼓励和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把社会保障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手段，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③ 面对贫富差距，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怎样的

贫富差距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这个是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良传统，但是目前为止有钱人都处在一个很高的高度，那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所以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④ 如何解决中国人口问题

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李 斌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将解决发展问题与解决人口问题紧密结合，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实行综合决策、统筹推进。经过30年的努力，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全面发展两大奇迹。

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贡献与面临的形势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这一伟大成就，使我国13亿人口日和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分别推迟了4年，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重要条件，使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得到有效缓解，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明显改善，为世界人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探索的计划生育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新路子，使绝对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前的2.5亿减少到1500万，在国际社会树立了负责任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发展形势。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本世纪上半叶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高峰，人口素质总体不高，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人口流动与迁移更趋活跃，人口发展处于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各要素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历史时期。总的来看，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从更长的时期看，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只能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

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

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综合运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今后一个时期人口发展的总体思路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制度创新，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根据这一总体思路，当前应着力促进四个“转变”：

（一）全面认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积极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因此，既要适度调控人口增长，又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统筹处理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一方面要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预计2020年人口总量达14.5亿，2033年左右达到峰值15亿。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现阶段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必须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紧紧抓住三个关键点：重点在农村，难点在流动人口，关注点在人口“大”省、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较“晚”省份和流动人口较“多”省份，加强分类指导，抓重点促全局。

另一方面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在生产方式上，实行双资源优化组合，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节约利用物质资源，形成在科技进步基础上的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并重的产业结构。在消费方式上，倡导适度消费，建设节约型社会。在分配方式上，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科学把握人口因素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积极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从人口结构特征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庞大，劳动力资源充足。按16岁—64岁人口计算，2016年将达到9.9亿峰值，2050年为8.7亿，比2000年还多2800万，高于目前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从市场容量规模看，我国人口总量大，人均收入仍处于较快增长阶段，内需潜力巨大，这必将成为较长时期拉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强大动力。从劳动力成本来看，当前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20到1/10，水平总体较低，依然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我国劳动力素质不高，是影响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的瓶颈。当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达47.6％。必须在继续挖掘人口数量红利的同时，进一步增加教育投入，培养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劳动力队伍，不断提升劳动者的综合素质。

（三）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积极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由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

一是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我国每年约有80万—120万例出生缺陷发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我们将加强部门合作，全面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探索推行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努力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

二是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我们将全面开展“关爱女孩行动”，加大宣传倡导力度，完善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开展优质孕产期保健服务，严肃查处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通过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切实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势头。

三是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出现了以市场为主导、以发展型迁移为主要形式的规模空前的流动。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全国流动人口达1.47亿。未来二三十年，将有3亿左右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成为综合影响我国未来一个时期整体及区域发展、产业布局、生态建设、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将做好人口发展功能区规划工作，提出人口合理分布的政策、对策建议。研究探索通过产业结构的提升，带动人口转移的具体路径和模式。根据城乡一体化格局发展的要求，解决好人口与城镇布局之间的关系。加强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建立流动人口优质服务体制机制，使流动人口享有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形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一盘棋”格局。

四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2007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8.1％，到本世纪40年代将达到峰值3.2亿，占总人口的22％。在农村，可考虑实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以社会保障为依托的田园式养老方式。加快建立广覆盖、补贴式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对最需要保障的计划生育家庭老人给予优先优惠。在城镇，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提高统筹层次，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对赡养和照料老人的独生子女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对老人给予适当的护理补贴。

（四）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积极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思路与工作方法的转变。

一是创新工作理念。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强化服务意识，更加注重依法行政和人文关怀，更加注重用经济手段调控人口增长。二是改进工作方法。建立健全以宣传教育为先导，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三是完善工作体系。全面推进基层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与干部队伍职业化建设，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人口和计划生育网络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三、构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体制机制

（一）加快建立和完善人口发展宏观调控体系。

一是不断完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宏观决策机制。坚持将人口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深入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制定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人口宏观调控政策。统筹协调人口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加快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完善人口发展动态监测、综合分析和预报预警制度。二是加快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群众参与、区域协作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工作格局。进一步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机构与协调机制，健全部门协同机制和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对人口管理制度的统一协调。三是建立健全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相适应的政绩评价体系。继续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探索建立涵盖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的综合指标体系，探索开展对人口综合承载力的变动情况和人口协调程度等的评估。

（二）进一步强化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一是全面实施和完善“三项制度”。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提高奖励扶助标准，从2009年起标准提高20％，达到年人均不低于720元；扩大“少生快富”工程实施范围；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二是构建利益导向政策体系框架。围绕优生优育、子女成才、抵御风险、生殖健康、家庭致富和养老保障等六个方面，不断建立完善有利于计划生育家庭的利益导向政策措施。三是统筹协调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做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征地补偿等普惠政策与计划生育政策的衔接，制定和完善对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农村独生子女户与双女户的优先优惠政策。

（三）建立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投入保障机制。

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人口发展领域稳定增长的投入保障机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人口发展领域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扶持力度。二是利用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家庭、个人等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形成良性循环的社会投入机制。

（四）建立健全基层民主管理机制。

一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基层政府的职责和权限，赋权于群众和社会自治组织。加强对群众自治组织的帮助和指导，增强群众参与和自治的能力。坚持依法办事，切实尊重和维护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二是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通过大众传媒和政务、村务公开栏等，广泛公开各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办事规程等。三是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团体的生力军作用，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加强群众意见和建议的收集、分析与互动，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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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当前国际形势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论文

国际地位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该国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结构中的状态。衡量和评估一国国际地位主要看两方面因素：
一是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评价一国国际地位的根本依据。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和潜力，它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高低和作用强弱的主要标志，反映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内在能力与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影响的外在能力的能力总和。
二是外部世界。一国所面临的外部世界是影响该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外部因素，包括国际环境和外部联系。国际环境是指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外部世界的结构和状况。在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不变的情况下，国际环境的变化可以影响其国际地位的高低。两极格局或多极格局、战争或和平等不同的国际环境，都可以使国家的国际地位发生变化。外部联系即一国与国际体系联系的性质和程度。
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客观地讲，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变化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从纵向看，中国正处在过去几个世纪发展最快的时期；从横向看，中国的发展变化正对世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联、深入互动的关系表现得更加明显。
国际地位提升的基础是综合国力增强。
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将现代化规律和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空前增强。中国广泛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近22%。
中国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为应对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这些措施已取得初步成效，对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增强信心、稳定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国民经济企稳回升。
“中国模式”等软力量大幅提升，推动发展模式多样化。此次金融危机，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影响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框框，又不盲目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而是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相结合。在强有力的国有经济支持下，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的调控和监管，使得中国具有较强的规避危机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总的看，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世界的目光逐渐聚焦中国，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还是企业高管、商界领袖，人们在感叹中国奇迹的同时，都在关注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发展走向。
美国：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更重要的是，当前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重构的过程中，不仅离不开中国，更需要中国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2009年1月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等政府高官高度重视中美关系。2月13日，希拉里出访东亚4国之前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称，美国将继续与中国发展积极的关系，这对美国未来的和平、进步和繁荣不可或缺。4月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奥巴马在伦敦举行的20国集团第二次金融峰会期间成功会晤，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奥巴马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令人瞩目地向前发展，美国希望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国内日益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美国人认为，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不是一般的大国，而是世界大国。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重构的过程中，几乎都需要中国发挥作用，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在朝核、伊朗核等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都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可以说，解决当今世界的国际问题都需要中国的参与。
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形势仍然严峻，不容轻心。
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空前严峻。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迅速恶化蔓延成波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成为“9•11”事件后对美国乃至全球产生深刻影响的重大历史性事件。目前，美欧日经济同步滑向衰退边缘，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金融危机正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由经济金融领域向政治社会领域加速扩散，其严重后果还将进一步显现。
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周边乱象从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风险和隐患增多。朝核、伊朗核等国际热点问题有升温趋势，局部冲突和战争频发，中东、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动荡加剧，海盗、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国际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一些大国调整军事、安全战略，国际军事竞争更加激烈，世界军事变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传统地缘政治因素和军事安全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再度突出。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加剧，政局持续动荡。南亚反恐和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在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的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等因素，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消极态度仍然没有改变。中国总体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在西方主流舆论中没有根本改善，其基本面仍然是负面的，这在奥运会境外火炬传递、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毒牛奶”和“毒饺子”等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我们在世界的形象有两个：一个是强国，越来越强；另一个是“坏国”，批评我们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是世界的主流，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没有自由、没有法制、没有信用，这是西方世界比较普遍的看法。如何消除外部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让更多的人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一个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将是中国长期面临的复杂挑战。
所以说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当今的形势，找好自己的定位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在世界上最基本的身份属性，是由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国家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具备大国的基本禀赋和要素，任何时候都是世界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上升，中国也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当然，中国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不是为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利益服务的。中国是否承担了国际责任，也不能以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来衡量。
总的看，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是单一的、静态的，而是复合的、动态的。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内在蕴含着大和小、强和弱的对立统一，具有明显的矛盾、复杂性。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还具有快速多变的特性，正处在从大而弱的国家走向大而强、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