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局强监督

1. 如何从强化监督入手，减少和杜绝这种权大于法的事件发生

一、监督要形成合力：
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二、防止权力过于集中：
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都属重大敏感项目,由于这些部门和岗位权力过于集中,很容易滋生腐败,容易出现大案、要案、窝案。而内部权力的制约是杜绝权力滥用的重要手段。因此,必须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
三、审计要“全覆盖”
要强调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凡涉及管理、分配、使用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部门、单位和个人都要接受审计、配合审计。审计包括会计资料、业务资料、管理资料。探索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实行统一管理,有利于基层审计机关独立行使审计权而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以保证审计结果的客观性、真实性、权威性。
四、政务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原则应该有清晰的界定,以防政府官员个人将可例外的区域放大,影响到政务公开的正常进行。属于例外原则的应该是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事项。

2. 严规矩强监督转作风两个清单是什么

所谓的清单就是指依据严规矩，强监督，转作风这项政策要求，对照自身在生活工作中的表现，找出不足或者是需要提高的地方，罗列出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最后制定方案解决。

3. 银行的严自律，强监督，促合规是什么意思

1、内控制度制约范围不够全面。我国银行的内控制度设置不合理，往往是“控下不控上”，针对银行业务经办人员的内控制度比较多，而对各级管理者特别是对基层管理者的内控制度约束相对缺乏，有不少控制盲点。
2、管理层和操作层对内控制度缺乏必要的认识，存在模糊现象。个别管理者和操作者片面认为内部控制阻碍或制约了业务发展，重业务、轻管理的现象还比较突出。目前，各商业银行都实行了考核指标体系，这些考核指标的设置偏重于业务发展，使基层行只注重业务开拓而忽视或淡化内控管理。
3、内控制度执行不到位，流于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内控制度只限于定规章、发文件而不注重制度的落实。银行员工执行内控制度的意识淡漠，遇到具体问题，灵活性讲得多，原则性讲得少，以种种“理由”加以变通和回避。更有甚者对某些内控制度视而不见，使内控制度形同虚设。有的员工过分强调业务拓展，片面追求业务指标，放松合规风险防范，仍存在“以信任代替制度、以习惯代替制度、以情面代替纪律”的陋习，忽视制度执行，对存在的问题整改不力，问责不严，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违规违纪行为，致使制度控制形同虚设。
4、银行员工合规意识与观念淡薄。银行有的管理层或领导者本身合规意识淡薄，示范作用没有发挥，导致上行下效，员工“规”的观念淡化，执“规”的自觉性不强，形成违规也见怪不怪的“怪圈”。同时上下级机构之间以及管理层与员工之间存在“相互博弈”的文化，制约了银行政策和程序的制定及其执行的效力。

4. 价格监督检查分局是干什么的专业性强不强

专业性较强，主要法律依据为《价格法》、《行政处罚法》等。该处（科）室主要担负着（网络搜了一个给你）：1、组织实施价格行政执法，负责商品和服务价格、收费的监督检查工作；
2、负责调查和处理价格投诉举报，对价格违法行为、违法收费行为进行立案检查处理，对不正当价格行为提出处理意见；3、制止价格垄断、价格欺诈、价格暴利和低价倾销等不正当竞争，指导行业价格自律，对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明码标价和收费公示的监督管理；4、负责价格行政处罚的行政复议工作；5、开展价格服务，组织指导价格、收费的社会监督；6、承办上级交办的其它事项。

5. 如何利用四种形态进一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一、正本清源，注重预防“早提醒”。“四种形态”环环相扣、浑然一体，层层设置防线，其中每一种形态对应的问题程度层层递进，处理措施也是越来越严，凸显的是对全体党员干部的全覆盖。第一种形态强调“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就是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员干部违反纪律的问题能够做到早发现、早处置，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着眼这一基本要求，定西市纪委在实践中注重预防、及早提醒，创新纪检监察信访工作体制机制，出台《定西市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分类处理办法（试行）》，建立健全信访问题线索全方位排查、信访件台账式登记管理、案件线索管理库、问题线索集体审查评估等“九项”信访处置制度，特别是“一把手”信访件全阅批制度，从源头上疏浚了纪检监察机关信访举报渠道。通过信访分类处置，及时掌握反映问题线索，按问题性质和轻重缓急予以处置。近两年来，对群众反映的一般性问题批评教育738人，提醒函询456人次，谈心谈话887人，廉政约谈660人，诫勉谈话384人，做到抓早抓小、防患未然，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教育了干部，保护了干部。
二、手握戒尺，纪律规矩“挺在前”。“四种形态”体现和诠释了纪严于法、纪先于法的要求，旨在建立更前沿、更严密的“防御阵地”。第二种形态强调“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就是要对自律不严，触碰纪律和规矩“底线”的党员，要抓早抓小，防止小错变成大错。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注重干部的小事小节，把监督的触角从干部的工作圈延伸到八小时外的生活圈、社交圈和交友圈，使党员干部始终感受到身后监督的存在，增强对纪律的敬畏之心。因此，我们始终把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和纠正“四风”作为常态，针对存在的“老树发新芽”、穿“隐身衣”等现象，经常性组织县区纪委开展异地交叉暗访，探索形成了市纪委直接查、县区纪委交叉异地查、综合派出纪检组分片查的工作机制。十八大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创造性的运用多种方式方法，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11件，涉及541人（县级干部8人），给予党政纪处分166人，通报批评、诫勉谈话375人。同时，针对党员干部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督查中发现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和“慵懒散”问题及时问责追究，做到严抓严管、及时处理，促使党员干部知敬畏、明底线。近两年来，共作出党纪轻处分479人，其中党内警告163人、行政警告240人、行政记过76人。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中，由于定西保持常抓的韧劲、严管的耐心、严查的常态，这项工作连续三年位居全省前列。
三、利剑高悬，惩治腐败“零容忍”。运用“四种形态”要改变过去抓住线索“穷追不舍”的工作方式，以掌握违纪问题为重点，及时调查处理，做到快查快结。同时，加强与司法机关协作，对涉嫌违法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防止纪委充当党内的“公检法”。第三种、第四种形态分别强调“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就要求我们，对严重违纪的党员要出重拳、下猛药，当头棒喝、治病救人；对可能沦为“阶下囚”的违法犯罪人员要从严惩处，毫不姑息。工作实践中，我们逐步探索总结出县区、乡镇纪委之间异地交叉协作开展纪律审查的新型工作机制。县区纪委对涉及县管科级干部线索处置、立案调查、审理处分等关键环节，向市纪委汇报沟通，并将案件材料向市纪委报备；以相临县区和乡镇为单位，建立办案协作区，协作区办案组以上级纪委名义开展调查，向上级纪委负责并报告工作；县区将办案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并按照公安标准予以落实。同时，在全省率先出台《查办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暂行办法》，进一步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纪律审查工作的领导，从客观上减少和避免了纪律审查的阻力和干扰因素，为案件查办高效快捷提供了保障。近两年来，共接受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1725件（次），初核1091件，立案613件，结案605件，给予党政纪处分731人，刑事处理117人。随着纪律审查力度的加大，查办案件率的逐年提升，始终对腐败分子保持高了压态势，极大地警示了各级领导干部，“不敢腐”的氛围正在形成。
四、履职尽责，创新管理“提素质”。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四种形态”，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必须不断加强各级纪检组织建设，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近年来，我们在纪检监察组织管理创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方面，积极探索实现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监督全覆盖的有效途径，在对定西市各县区派驻纪检组集中管理模式改革到位后，2015年，又对市直单位派驻纪检组进行改革，在不增加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情况下，派出6个综合纪检监察组对93个市直单位分类划分6个“口”开展监督，形成了“综合派出+重点派驻”监督模式，拓宽了监督工作领域，实现了监督全覆盖，使所有单位真切感受到了监督的存在。另一方面，结合乡镇工作特点和反腐败工作重点，制定乡镇纪委工作实行目标管理的意见，围绕乡镇纪委主业主责，提出了30项指导性任务，由县区纪委对乡镇纪委工作实行百分制考核，对工作成效明显、综合考核排名靠前的乡镇纪委优先推荐提拔任用，对工作考核靠后的进行通报批评，不适宜担任纪检监察干部的及时调整。这一创新，使乡镇纪委回归主业主责，有效解决了“没事干”、“不会干”、“不愿干”的问题，提升了乡镇纪委执纪监督的水平。2015年，全市119个乡镇全部实现了办案“零”突破，推动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6. 国家政府要怎样强化监督意识

政务公开囊括了政府行政行为的全过程，监督工作量大面广，人大的监督职权是否履行到位，监督是否取得实效，思想认识是一个重要因素。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从三方面着手，增强主动性，加大监督力度，才能取得较好效果。

首先要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提高对推行政务公开的重要意义的认识。要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及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推行政务公开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掌握推行政务公开的主要任务、重点内容和形式，不断提高监督政务公开工作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素质，使监督工作具有一定的依托和基础，才能坚定做好监督政务公开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增强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二是讲究方法，做到善于监督。从监督目的看，人大监督和政务公开工作虽属两个范畴，职责不同，但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目标一致，都是为了促进和推动依法行政。因此，人大在监督工作中要把政务公开放在提升民主法制建设水平的高度，与支持和促进政府工作、切实履行人大工作职责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监督、支持相统一，一方面对政务公开中涉及法律法规实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依照法律程序主动实施监督，另一方面对符合本地实际的行政权力的实施积极主动的给予支持。同时，充分发挥人大联系代表和群众广泛的优势，及时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宣传政策，化解矛盾，在政府和群众之间搭起一座相互理解支持的“连心桥”，推动政务公开工作顺利实施。

三是注重实效，做到敢于监督。监督是否取得实效，体现在狠抓落实上。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对政务公开监督工作中，要明确目的，不做表面工作，突出“注重效率”这一原则，监督课题一经确定，就锲而不舍，实行全程监督，抓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果。

7. 如何通过强化监督落到实处

一是党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主体责任就是要对制定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承担主要的责任，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实际上是对党委提出的要求，要承担好党委的主体责任，必须做到加强组织领导凝合力、强调“一岗双责”明责任、实行任务交办抓重点、强化检查考核促落实四点。
二是纪委充分发挥协调、监督作用。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中，纪委负责监督、协助党委整合力量，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内容落到实处。发挥参谋助手作用，打牢责任落实根基。一要摆正自身位置。与党委建立一种总体协调、和而不同的关系，在尊重理解中监督，在沟通协调中监督，在参与服务中监督。坚持党委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的全面领导责任，纪检组织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二要强化主动协调。积极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当好党委的参谋助手，积极协助党委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反腐倡廉工作的任务分解、检查考核。三要加强信息反馈。各级纪检组织定期向上级纪委汇报工作思路、工作进展情况、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反馈有关信息，及时报告监管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情况等，确保信息畅通。当好党风廉政建设的“服务员”。
三是强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认定。一是从是否把好教育关，判断其是否“失教”； 二是从监督管理是否到位，判断其是否“失管”； 三是从对所管辖的单位和干部的廉政情况是否了解，判断其是否“失察”；四是从发现问题是否主动查处，判断其是否“失究”； 五是从决策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判断其是否“失误”。
四是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落实“从严治党”方针的内在要求。无论是党政“一把手”，还是领导班子成员，都要增强责任主体意识和责任追究意识，从思想上认识到：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失职，抓不好党风廉政建设是不称职，包庇、纵容违法违纪人员是渎职。在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过程中，必须明确责任主体，落实责任目标，明确具体责任。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明确责任追究的内容和范围，解决和规范谁来决定追究、由谁追究、追究什么以及如何追究等一系列问题。

8. 关于强调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有何深意

如何理解监督执纪“四种形态”9月29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须善用“四种形态”》；10月13日，《运用“四种形态”推动标本兼治》；10月17日，《运用“四种形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0月20日，《准确把握“四种形态”全面履行监督责任》；10月21日，《“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创新》。过去一个多月中，中央纪委网站连续刊文，从各种角度解读“四种形态”。什么是“四种形态”，这”四种形态“对党风廉政建设、从严治党意味着什么？对症施治提前查中央纪委反腐强调“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10月21日，中央纪委网站刊登了题为《“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创新》的文章，为何说它是重大创新？这篇由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撰写的文章提到，对作风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必须打一场持久战。不论减少腐败存量还是遏制腐败增量，都要有多样化的执纪监督方式。“四种形态”归纳出歪风顽疾存续的“四种状态”，给清理已发、震慑新发以路径指引。其中，以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立案审查等雷霆手段清存量、遏增量，强化“不敢腐”；以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轻处分和组织处理等柔性措施，增强党纪存在感，提高制度执行力，让党员将党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被动敬畏到自觉遵循。由此，把纪律管到位、严到份，为阻增量和“不能腐、不想腐”夯实基础。“在执纪监督当中我们会发现，领导干部从量变到质变、从违纪到违法，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的。按照这种形态的标准和要求，调整执纪监督力量和工作摆布，就前移了监督执纪关口，避免小‘苍蝇’长成大‘老虎’。”高波说，纪律检查工作要治病救人，有些小病不治，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比如到了肿瘤甚至是癌变的程度，可能该切除的就要切除了，这就相当于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了。他说：“在执纪监督、纪律审查中，也要遵循对症施治，标本兼治这个基本的原则和方法，把‘四种形态’、‘六大纪律’落实到监督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发现苗头马上管，有人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实际上是增加了执纪监督工作的提前量。”高波在文章中提到，“四种形态”作为依规治党的原创成果，既给出了量纪的适用情形，又明确了执纪的“党法解释”，是对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内监督的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和更实举措。而且，由于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抓住纪律这个根本，就抓住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找到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互动关系的“黄金分割线”，必将对正纪反腐的实践进程产生正本清源的深远影响。发现苗头马上查把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不让“好同志”违纪，不让小“苍蝇”变成大“老虎”，这是在监督执纪过程中运用“四种形态”的一个目的。从今年9月这个监督执纪理念提出以来，各地已处理了不少案例。这种前移治病防线的执纪方式，背后的内涵是什么？实践中该如何准确把握？开会睡觉被免职是不是小题大做？近日，海南省澄迈县纪委通报的一起案例引发关注。今年9月30日，在澄迈县委、县政府举行的一次大会上，县社保局原副局长蔡汝柏公然睡觉。这份通报称，在会议主持人反复强调纪律的情况下，蔡汝柏仍然不收敛、不警醒，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作风懈怠散漫，其行为已涉嫌构成工作失职的错误，违反工作纪律，因此决定免去蔡汝柏的职务，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及行政记大过的处分。澄迈县的通报一出，便引发质疑。有网友提出：工作作风问题是不是要和违法违纪等问题同样处理？对此，澄迈县纪委表示，开会睡觉看似小事，实则不仅违反了当地有关规定，更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处分条例》。今年10月3日，湖北省纪委也通报了一起看起来似乎没那么严重的小事。2015年7月，武汉大学同城接待武汉理工大学一行7人，花费1394元；接待湖北大学一行6人，花费545元。一顿饭看似平常，但如果违反纪律则另当别论。根据相关规定，同一个城市各部门各单位之间严禁公款相互宴请。湖北省纪委通报，武汉大学属于顶风违纪，责成相关单位严肃查处并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对此，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介绍，在长期从事案件审理工作中，他们在大量案件中总结出一个现象：破“法”无不从破“纪”开始。“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做到纪在法前、纪比法严、纪法分开，用纪律的尺子衡量党员干部的行为，做到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发现苗头，及时提醒，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决不能养痈遗患，放任自流，实现对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监督的全覆盖，而不是仅仅管住极极少数的严重违法犯罪党员干部。”熊惊峰说，通过从小节抓起，有效防止党员干部带病往前走，防止“好同志”变成“阶下囚”，这既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也是对党员干部的关心爱护。大案小案一起查在对“四种形态”的理解上，有些党员干部和群众还有些疑惑。在中央纪委网站直播的“反腐三人谈”中，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和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解答了这些问题。有些人认为，过去我们的同志要么就是“好同志”，要么就是“阶下囚”，该如何来理解和改变这种状况？“在实践中我们发现过去有一种倾向，纪委往往以大案要案论英雄，只要领导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就没人管、不追究。长期对小问题视而不见，一处理就只能‘算总账’。”熊惊峰认为，从结果上看，这是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一个原因。而辛鸣认为，查出党内的腐败分子，不仅对于干部队伍是一大损失，对于我们党恐怕是更大的损失。“我希望党内的干部都应该是好同志。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雷霆万钧，但是时候，雷霆万钧的背后是菩萨心肠。”辛鸣说，这“四种形态”，的是一种菩萨心肠的心态，如何让党员干部在容易出问题、刚刚出问题的时候，及时予以提醒、纠正，这样就能防患于未然。“只有把错误的苗头及时遏制住，这个党员干部才会成为党的好同志。”对于“四种形式”的提出，也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种担忧：是不是纪委从此之后不怎么查大案了，去管常态化的“感冒”去了？熊惊峰明确表态，“四种形态”并不意味着纪委从此之后不再查大案。对于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犯罪的，依然要坚决惩处少数和那些极极少数。他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误读，主要原因是有些同志在主观上错误地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反腐败。实际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我个人理解，这‘四种形态’是严格依据纪律这把尺子进行划分的，也是纪委履行职责的重要遵循。‘四种形态’环环相扣、科学有效，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宽了，而是更严了；而对各级党委和纪委管党治党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如何更好地理解“四种形态”，站在一名普通党员干部的角度，辛鸣认为，这一方面需要纪检干部更有担当、更有责任；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自身也应该对纪检部门的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纪检部门的同志找你谈话，这是关心你、爱护你。严就是爱，给你挑小毛病、抓小刺，就是让你将来别变成大毛病、大刺，看起来是严，其实背后是种深层的爱。”他希望能有的党员干部能理解这种心态，不再畏惧纪检部门的谈话。因此，把握好、运用好“四种形态”，将给我们党的纪检监察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带来一个新的局面。

9. 如何强化监督的再监督

只有将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两者有机地联结起来，有效地制约与监督权力的现代政治难题才能得到解决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从正面来看，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对于权力服务于公民、有效地运作、推进财富的积累等，具有重大的影响；从反面来讲，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权力必然是腐化变质的权力，权钱交易、低效运作、腐败丛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以权力制约权力

以权力制约权力，首当其冲的是实行权力的分割制衡原则。之所以必须首先分割权力，是由权力性质决定的。“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这是不论社会政治制度差异如何都适用的一个现代政治戒条。权力具有自我膨胀的天性，如果不对权力加以分割，这种政治制度就必然成为一种独断专行的制度，绝对的自我而不会有真正批评的孤芳自赏的制度，从长期执政效应来看，也相应会成为一种低效率的政治制度。

其次，以权力制约权力，需要对监督制约权力的对象加以明确。分割权力作为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前提，并不必然保证权力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因为在权力的实际运行中，执掌权力的主体具有自由裁量的空间，他们还是有滥用职权的必然性。必须将执掌权力的人置于有效制约与监督其权力的权力运行体系之中，才能保证他们用公共权力来为公共利益服务。假如仅凭他们依托在自我道德信任基础上执掌公共权力的诺言，对他们不加以严格制约与监督，那就绝对不能期望杜绝权钱交易、以权谋私。

再次，有效制约与监督权力还必须建立起制度导向与程序优先的制度运行体制。假如制约与监督权力的动力仅仅来自某些政治高层人物的旨意，或来自某个集团的善良动机，那是不可能有效制约与监督权力的。这是由权力支配意志而不是意志支配权力的权力现代性决定的。历史上曾经有多少意志坚定地想用权力来为大众谋取福利的政治家，到后来演变为滥用权力、甚至以权谋私的堕落分子。这类触目惊心的事例告诉我们，除开在制度上解决权力的制约与监督问题，从而保证从权力的分割开始、到权力的规则运转、再到权力的公共化评估相互贯通，从而将权力的客观化运作与执掌权力者的个人意志和愿望隔离开来，否则就不能想象权力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至于制约与监督权力的程序优先问题，那就更是一个检验政治现代性的指标了。有没有权力运行的分割制衡制度设计、有没有权力执行的一套客观制度建构、有没有围绕权力执行纠纷建立的裁决机制、有没有对人对事对决策对效用分别设计的制度规章，既是划分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界线，又是判断权力是否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的基本标准。

以权利制约权力

以权力制约权力是一种“权力内部”的制约与监督思路。也许更为关键的还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对于现代社会来讲，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公民权利，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据以维持与发展的现实起点。假如以权力制约权力只是执掌权力者之间展开的权力分配游戏，那么，就既不能指望权力会自我限制，也不能指望权力的公共性有根本的保障。于是，以高于权力的权利来制约与监督权力就是必然的选择。必须将权力与权利作为一个对应的关系来处理，以前者为必须限制的对象，以后者为捍卫的对象；以前者为社会运作的条件，以后者为社会运作的前提；以前者为后者的被支配者，以后者为前者的支配者。这样，权力的自我膨胀才会消减。以权利制约与监督权力，既需要重申人民主权原则，也需要有人民以公民的角色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角色转变”，更需要有反映人民意志与愿望的社会建制来实际制约与监督权力。于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就显得重要起来：一方面，必须建立健全国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渠道，从而使得公民有表达自己意见和参与决策的空间。另一方面，在日常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必须建立起舆论监督的制度体系。只有将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两者有机地联结起来，有效地制约与监督权力的现代政治难题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