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监督工作

❶ 组织部门的干部监督工作主要干什么

监督干部考核、任用、提拔等各项工作呗。

❷ 干部监督工作者要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对吗

对，干部监督工作者抄要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时刻想到肩负的神圣职责，加强党性锻炼，坚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要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要严格遵守组织人事纪律，坚持抵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要慎独、慎微，清清白白做事，堂堂正正做人，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❸ 谈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干部监督工作

加强干部监督，是《干部任用条例》的法定要求，也是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迫切需要。但是，当前干部监督工作中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监督意识淡薄，迫切需要提高自觉性。一方面，有的监督者怕伤感情，或怕得罪领导，怕遭打击报复，往往不愿、不敢、不去监督；另一方面，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党内监督，只想行使权力，不想接受监督，甚至存在抵触情绪。 二是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力度不够。少数单位和个人对贯彻执行《条例》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全面认识，在执行《条例》上打折扣；极少数干部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画圈子，搞小团体，严重妨碍了干部监督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是监督区间窄、办法旧，存在局限性。干部监督管理的内容应是全方位的，它包括政治上的坚定、作风的勤廉、执纪的一以贯之等等，监督范围除了“八小时内”的工作圈外，还有“八小时之外”的社交圈、生活圈、亲属圈等。但在实际的干部监督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真空地带”和“盲区”。 四是监督主体的作用发挥还不够。目前，看起来干部似乎已处在全方位的监督之中，既有党内监督，又有党外监督；既有人大、纪检监察、司法等专门监督机关的监督，又有干部群众、新闻舆论的监督；既有上级、同级的监督，又有下级的监督，但是，目前这个监督网络中各监督主体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监督主体之间在工作上的联系和联合还不够紧密，影响了监督网络整体合力的发挥。 针对当前干部监督工作中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加大监督力度，制定监督长效机制，规范干部的管理，打造勤廉、务实、高效的干部队伍。 一是突出重点领域，确保干部监督有的放矢。 1、对重点人员实行重点监督。把干部队伍中的特殊群体，即各单位党政“一把手”、即将离职的领导干部、管理人财物等重要岗位的干部，作为监督的重点对象来管理，尤其要将“一把手”作为监督的重中之重，实行经常关注、重点监督，常敲警钟，引导他们保持良好的心态，树立领导干部应有的价值取向。 2、对重点工作实行全程监督。在党委换届、重点项目建设、城市拆迁等重点工作中，进行全程监督，保证工作公正、透明、规范。特别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要看是否真正坚持了干部选拔任用的原则和标准，是否严格遵守了干部选拔任用的程序和纪律，从源头上杜绝干部“带病提拔”、“ 带病上岗” 的现象。 3、对重点时间实行专项监督。每年的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是送礼、收受现金、公款吃喝风等高发期，要通过社区监督、明察暗访、聘请社会监督员来加强监督。另一方面，要全面落实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要求领导干部在岗位变动、职务升迁、购房建房、子女升学、婚丧嫁娶等个人重大事项时，及时汇报有关情况，防止领导干部借机敛财。 二是把握关键环节，确保干部监督不留盲区。 1、坚持在事前的警示教育上下功夫。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强化源头管理，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早打招呼，及时预警，帮助广大干部筑牢反腐倡廉思想道德防线。 2、坚持在事中的制度监督上下功夫。要将制度建设作为加强干部监督的重点，用制度的硬性要求对干部实行刚性监督，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促进干部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3、坚持在事后的问题查处上下功夫。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绝不姑息迁就，对违纪、违法、违规的必须从严从快追究责任，达到查处一个案件，健全一套制度，教育一批干部的目的。 三是发挥监督合力，确保干部监督齐抓共管。 1、发挥党内监督的制约功能，规范干部的决策行为。要进一步提高干部监督机制与权力运行机制的匹配度，进一步推进领导班子民主集中制建设，确保干部监督和权力运作、重大决策同步并进，做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严格执行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规定，落实诫勉谈话和函询等制度。 2、发挥社会监督的震慑功能，提高干部的履职能力。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行风热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干部监督员的作用，增强监督的实效性；进一步加大政务公开力度，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让群众最大限度地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使领导干部全方位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督促干部更好地履行岗位职责。 3、发挥群众监督的辐射功能，增强干部的自律意识。 （江苏省泗洪县机关党委 陈敏）

❹ 干部监督工作还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

1.认识欠缺陷入误区。在“四种形态”提出后，一些人误认为反腐败的力度会减弱，所以放松了纪检的督促力度，也有个别干部对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的含义一知半解，依旧采用旧套路去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这些都是对“四种形态”认识不够的表现。
2.对监督惩处力度定位不清晰。在一些纪检监察组织的工作中，把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割裂开来，片面强调某一种形态而忽视其他，有的单靠批评教育，有的刻意抓大放小，以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没有形成清晰标准喝规范，甚至出现办人情案。
3.责任担当欠缺，缺少主导核心。“四种形态”前面的“监督执纪”四个字，容易让一些党组织认为，“四种形态”仅仅是对纪委提出的要求，与党组织无关。因而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过程中，未主动去承担其“主体责任”，这容易导致纪检监察组织在本单位开展工作时，出现领导不重视，其他科室不配合，容易造成怕得罪人的畏难情绪，致使所在单位纪检监察工作陷入被动状态。
4. 兼职太多，工作压力大。在基层，纪检组织存在工作力量不足，年龄和知识结构不合理，业务水平不强，后勤保障跟不上等情况。纪检监察干部与单位同事相处已久，在处理一些问题上不能完全照章办事。而且纪检监察干部分管多项工作的现象也比较普遍，任务繁重，难以凸出“主业”，工作的压力容易让他们对纪检监察工作产生疲倦感。

❺ 如何开展干部监督工作

实践证明，做好干部工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干部监督工作，使干部监督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因此，笔者认为干部监督工作要从贯彻从严治党方针入手，以学习和贯彻《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等党纪政纪法规为契机，结合执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法规，突出以“四个转变”为重点，切实做好新形势下干部监督工作，防止和克服干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一、突出由对领导干部个人监督向领导班子集体监督的转变 一个单位的风气正不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班子的作风正不正和是不是起到表率作用。有的地方曾出现领导班子“集体违纪”、“群体犯罪”的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领导班子集体的监督被削弱了。要强化对领导班子集体的监督。一要完善决策机制。不断完善规范领导班子的议事、决策程序等行为，健全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管理机制，强化领导班子内部的自我监督的意识。

❻ 如何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

如何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监督

1.加强纪检监察干部接受监督意识。预防机制主要是由理论修养、党性修养、思想修养、道德修养等不同的素质要件凝结而成的，这些素质构成了内部监督的要件结构。一是要强化自我监督意识。要坚决克服和杜绝特权思想、特权行为，树立监督者监督别人，首先要监督好自己的意识。“打铁先得自身硬”，“己不正焉能正人”，确立自我监督意识至关重要。二是要强化自律教育。着重开展“四自”教育，即时刻注重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真正做到“慎独”。要加强纪检监察干部职业道德建设，建立纪检监察干部职业道德规范，用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干部的行为。三是要强化资格审查。对纪检监察干部要实行严格的素质挑选制。目前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严格说素质参差不齐，因此必须建立职业资格的限制制度，人员进入实行资格审批，人员违纪实行资格限制和剥夺，以营造自我监督的良好环境。四是要加强内部管理。一方面健全机构，成立了内部监督委员会；另一方面完善制度，要求纪检监察干部都要做到思想上与时俱进不落伍，学习上刻苦钻研不放松，工作上争创一流不落后，生活上时刻自律不放纵，从而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2.加强纪检监察干部的考核激励。将干部的升降奖惩与本人的能力素质、工作业绩以及廉政建设情况充分结合起来，使之发挥正面激励作用。要通过事业吸引人、感情鼓舞人、措施激励人，促进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一要保证干部政治经济待遇。利益原则是社会第一原则，要充分引进利益激励机制，保障纪检监察干部的工资福利待遇，保障纪检监察机关的各种经费，使利益机制导向与廉政导向相一致。二要提高违纪成本。即在保障干部政治经济待遇的基础上，对于违纪违规的，取消其政治经济待遇，使其感到一旦失去这种政治经济待遇，将不再有从事这项职业的机会，丧失这种从业资格。从而使纪检监察干部不敢冒然触犯纪律条规，提高了违纪成本。

3.完善纪检监察系统外部监督。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需要其他监督形式的协作，否则难以全面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充分利用好来自纪检监察系统的外部监督来搞好纪检监察系统的内部监督。走好群众路线，扩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采取聘请党风廉政监督员，组织民意测评、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走访的方式，广泛征集社会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意见和建议，发现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纪检监察干部克服存在的问题，不断规范从业行为。

❼ 怎样更好开展加强干部监督工作

一、以“民主性”提升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过程公信度
领导干部是一级地方和单位组织的掌权者，无论是基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还是反映发展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要求，民主都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核心法则。民主也是影响和决定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的核心要素，领导干部选拔过程充分体现民主，任用结果充分反映民意，可以认为是获得公信度的必要条件。近些年来，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在扩大民主方面取得了值得肯定的进展。民主的范围进一步拓展，群众参与面扩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由少数人在少数候选人中选拔干部”的情况;民主内容的进一步扩大，干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等“四权”予以明确;民主的效能进一步增强，相关群众意见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得到应有的重视。
然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还存在民主“虚位”的问题。一是某些民主程序及规则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例如，产生考察人选的民主推荐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所规定的起始环节，但在许多地方及单位的实际上操作中，事实上存在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或潜规则，即民主推荐之前便由个别或少数领导内定人选，民主推荐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形如虚设;又如，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选任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存在“一把手”专权或独裁现象，“一把手”意志压抑甚至取代了民主，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等程序流于形式。二是干部群众的“四权”尚未落实到实处。群众在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等环节只参与过程而不知结果。早在2000年颁布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所提出的“探索将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的结果适时适度公开”的做法，至今仍在“探索”之中;选拔过程中考察阶段的个别谈话、征求意见的参与人员，局限于同级或下级领导干部范围，一般群众的参与权受到限制;而且，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仍具有传统的封闭性、神秘性特征，公开的范围不广、内容不多，初始提名、酝酿和决策等关键环节基本上是封闭操作，一般群众由于缺乏信息而难以行使监督权。三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本身，在涉及相关群众和参与人员民主权利的问题上，还缺少具体的细化规定，导致某些环节的实际操作出现偏离民主的做法。
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过程公信度需要从多方面强化民主性建设。
首先是在选拔任用各环节扩大民主。选拔任用全过程涉及初始提名、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等环节，这些环节都有一个如何扩大民主的制度完善问题，也都有一个如何落实参与者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的问题。其中，扩大初始提名的民主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初始提名这一环节达不到规范、民主的要求，即使在其他干部选拔任用程序上执行再严格，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方面还是有缺陷的”。[1]事实上，“近年来查处的用人腐败案件，很多涉及这一环节”。在这一环节需要明确提名主体、规范提名形式及程序、合理界定提名责任，并着重加强该环节的民主和监督，使隐性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规范化，以预防出现“一把手”或少数人说了算的情况。
其次是强化选人用人的问责制度。问责是民主应有之义。中央于2010年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及其它3个相关法规文件，标志选人用人的问责有了法制基础，这套问责制度应该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实际工作中予以严格执行。由于《责任追究办法》主要适用于对选拔任用过程中违反程序和规定的违规违纪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而对领导干部任用之后(包括“出事”之后)反映出的用人失误问题缺少问责规定，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补充研究和制定针对后一种情况的责任追究办法，形成选拔任用“事中”、“事后”配套的完备的问责制度，使之产生令人敬畏的威慑力，从动机上抑制和从结果上避免选人用人中的不正之风。
再次是重视程序和规则的细节设计。选拔任用各环节的细节往往会直接影响成效。例如，在民主推荐和考察环节，所安排的“划票”场所是否隐秘，个别谈话的内容是否保密，所给定的思考时间是否宽裕，诸如此类的细节，见微知著地反映出民主程序只是一种形式还是具有真实意义，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推荐、考察结果的真实性。
此外，加强选人用人者思想认识上的民主意识。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属于行使公共权力的政治行为，相关群众有权利以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参与其中。党管干部并不意味着一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可以代替或代表群众决定领导干部，而是指按照制度规定以及民主参与方式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既然是公权行为、制度行为和民主参与行为，选人用人者就不能以个人意愿凌驾于公共利益、群众意愿之上。
二、以“公正性”提升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结果公信度
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曾提出著名论断——“正如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作为国家政治体制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公正性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意义。选拔任用的公正性包括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两个分析性概念，程序公正是指选拔过程的政策、程序、规则等规定的公正性，结果公正指的是最终任用结果的正当性。对于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公信度来说，公信度直接取决于结果公正性，而结果公正性很大程度上又依赖程序公正性——尽管程序公正并不完全保证结果公正，而且，由于存在认知上的“公正过程效应”，参与者即使面对不如愿的结果，如果认为程序是公正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不如愿的结果。因此可以说，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公正尤其是程序公正是提高其公信度的重要条件。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选拔任用各环节一系列有关程序公正的原则、程序、方法及规则。这些以党内法规文件形式确定的程序、方法及规则，对于促进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公正性和提高公信度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制度保障。同时，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公正问题。
其一是选拔任用某些条件的不公平问题。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条件及资格，一般包括政治要求、能力要求、任职年限、文化程度、身体状况以及年龄等，其中年龄条件存在一些质疑。对于年龄条件，从机会平等角度来看似乎有失公平，从优化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和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来说又有其合理性。存在的不公正问题主要在于：许多地方和单位硬性规定青年干部的指标，而且为了标“青”立异，追求年轻化攀比，刻意物色80后领导干部，个别地方甚至提拔出90后处级干部。这一问题在网络舆论中引起了强烈的公众批评，直接给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公信度带来了负面影响。
其二是考察评价的有失公正问题。对民主推荐及党委研究后确定的考察对象进行考察是选拔任用的一个主要环节，考察方法包括个别谈话、征求意见、民主测评、查阅资料、专项调查等，要求依据干部选拔任用条件和不同领导职务的职责要求，全面考察考察对象德、能、勤、绩、廉，注重考察工作实绩。由于考察评价被考察对象缺乏具体标准，个别谈话和征求意见的范围局限于相关领导干部，考察工作涉及面广、难度大、工作量大，大量的工作又要求组织部门派出的二到三位考察人员在短短的几天内完成，这就客观上难以保证考察所获信息情况的全面性、深入度和准确性，进而有可能产生考察结论的公正性问题。
其三是民主测评的真实性问题。民主测评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一项重要的民主性制度安排，也是相关群众在考察环节行使参与权的主要途径。任何一项好的制度，如果制度设计不够精细，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达到理想效果，民主测评同样如此。民主测评是人对人的评价，而当一个人对他人进行评价时，主观上或多或少地会有个人价值偏好、关系亲疏、利害关系等非公正因素参杂其中，客观上还会受诸如首因效应、近因效应、晕轮效益、投射效应、从众效应、刻板效应、情感效应、暗示效应等自身心理效应的影响。在这些主客观因素影响下，如果再加上对被评价者的情况不了解或不太了解，民主测评的结果就有可能失真，由此一定程度上导致评价和考察的不公正。
研究和解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公正性问题可以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制度建设思路，通过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以此优化和强化选拔任用制度的机制，解决程序公正性问题。“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八字方针”，可以说是当今人事行政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普遍法则，既是国外先进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一般规则，也是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所确立一条基本原则。优化和强化选拔任用制度机制，要求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各有侧重地贯穿、渗透于选拔任用各个环节的程序及规则之中。选拔任用条件及资格的规定上注重平等原则，尽可能避免以年龄为硬条件，对于非常规破格提拔青年干部应制定更高的德才标准，力求选人用人条件的公平性。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考察等环节充分体现公开原则，有关选拔任用程序、规则、选人用人标准以及被选人选、考察对象的信息，尽可能完整地预先公布于众，切实做到程序公开透明、过程公开透明、结果公开透明，让选人用人权在阳光下运行，使群众实现知情权的同时更好地行使参与权、监督权和选择权。在提名、民主推荐、考察阶段，进一步扩大竞争性选拔的范围，扩大差额幅度，加大竞争性选拔力度，探索多样化竞争性选拔方式，积极发挥竞争在领导干部选拔中的效用，并使群众在参与竞争性“择优”的选择过程中产生参与效力感(这种参与效力感能提高选拔任用的公信度)。
另一种思路是研究和解决选拔任用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息公正问题。经济、政治、社会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常常会导致选择或决策行为失误，甚至出现事与愿违的“逆向选择”。 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过程中，党委及其组织人事部门的选人者掌握选任过程的绝大多数信息，参与群众了解的信息量既少且滞后，候选人对自身的情况掌握上具有充分的信息优势，选人者、群众、候选人对选拔任用过程发生的各种信息的知情范围和程度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4]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过程中存在多种信息不对称情况。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环节，群众可能对选拔任用条件及任职要求不了解、对候选人的德能勤绩廉等表现太不知情，而组织部门对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结果的信度和效度也难以评定;在考察环节，征求意见谈话中获得的某些信息的真实性难以辨识，考察人员对被考察对象情况掌握得不完整、不深入、不准确等。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运用相关理论进行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并形成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此类问题的技术方法。例如，事先向参与推荐、测评人员提供充分的信息，对参与推荐、测评者进行必要的评价行为能力培训，安排推荐、测评者在隐秘的环境条件下和充裕的时间条件下进行推荐、划勾，由此从细节设计上保障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达到真实性最大化、偏差度最小化。
三、以“科学性”保障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公信度
科学性是一个广泛使用、却又难以准确定义的概念，其一般内涵是指在认识事物联系与发展的规律性基础上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选拔任用的科学性是指按照人才评价、识别、选拔的一般规则和客观要求来选任领导人才。笔者认为，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包含规范性、制度化、先进性三个要素，规范性是指选拔任用的标准、程序及规则的确定性，制度化是指选拔任用的各种规范形成结构化规制并依制行事，先进性要求选拔任用的规范性制度具有优越性并与时俱进。
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历程中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不断提高。尤其是近10多年来，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了包括《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在内的20多项党内法规文件，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诸多环节以及问责等作出了规范性规定，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体系。与此同时，许多地方在选拔任用的实践探索中——无论是竞争性选拔任用还是常规性选拔任用，都对某些传统方法进行了改革与创新，相对先进的人才测评和选拔的技术手段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制度的先进性特征有所显现。
尽管如此，由于制度本身仍处在破旧立新的变迁过程中，现行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的科学性还存不少不足之处。
一是规范性不够细化、严密和周全。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选人用人公信度的7项要素(被任用干部形象、干部标准及政策、制度、实际做法、政党制度、执政党形象、干部群体形象)中，选拔任用的“实际做法”要素居于首位。[5]虽然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各个基本环节都有了党内专项法规或专门条款，但某些环节的规范过于原则和笼统，缺乏可操作的细化规定，缺少实施细则，某些流程或事项的操作甚至缺少必要的规定，如选拔任用标准、提名的程序及规则等，这就使得实际做法中出现一些“暗箱操作”的空间。
二是制度本身缺少配套的保障措施和约束机制。某些单项制度及其规定的有效实施，需要相关的保障性配套措施以及刚性的约束性规定，保障性配套措施缺位会使制度实施中出现弹性空间，同时也会降低制度实施的成效，而刚性约束机制的缺乏可能使制度实施中的弹性空间偏离预期方向。尤其是在责任追究问题上，如何区分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责任主体应承担怎样的责任，不履行责任者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等，都还没有明确、具体的相关规定，这势必会使问责制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三是制度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特征不明显。科学的制度应该具有时代先进性特征。一直以来，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关注的是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强调顺应国情，注重解决存在的问题，这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另一方面，这一思维定势和改革路径依赖，往往忽视了对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时代特征审视，遮掩了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国际视野，使得制度在革旧鼎新中反映时代特征的先进性相对不足。
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的科学性建设应该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系统、深入研究选拔任用的规律及理论。笔者在查阅有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的文献中发现，发表在期刊上的相关论文并不多，而且数量不多的相关论文中，绝大部分发表于非核心期刊，主要由在校研究生和组织部门实际工作者所撰写，由学者撰写的有理论分量论文少之又少。这一情况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以往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主要依靠的是来自于实践探索及经验的“实践理性”。笔者认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与其它体制改革一样，除了来自于实践探索及其经验的“实践理性”之外，还需要来自于理论研究及其成果的“理论理性”，有必要深入研究改革的时代特征及发展趋势、选人用人一般规律等普适性论题，同时借助于参与民主理论、程序公正理论、竞争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标准理论、人才测评理论、人事心理学理论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工具，进一步优化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制度设计。
二是适当借鉴外部选人用人的优胜之处。无论是国内外的企业界，还是先进国家的公共部门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系统，在选人用人方面都会有一些优胜之处，而优胜之处往往反映了当今时代特征、规律和发展趋势，也是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在选人用人实践中的有效应用。结合我国的政治国情和党政组织特点，适当借鉴他国和企业界的优胜做法，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先进性。
三是进一步加强选拔任用的规范性制度建设。如前所述，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性制度，但这套制度体系内部的相互衔接、配套还有待于完备，有些制度规定还需要细化，制度及规定的执行中还存在偏离规范的问题，保障制度有效实施的约束机制还有待于完善和强化。因此，后续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深化改革，仍然需要从科学性视角进一步加强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