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监管

Ⅰ 车主负连带责任的情形有哪些

车主负连带责任： 一、被盗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批复规定：“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所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无过错且对机动车不享有“运行利益”和“运行支配”，故其不承担赔偿责任。 二、车辆买卖未过户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连环购车未办理更名过户手续原车主是否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的复函》认为：“连环购车未办理过户手续，因车辆已交付，原车主既不能支配该车运营，也不能从该车的运营中获得利益，故原车主不应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承担责任。”车辆买卖合同成立并交付后，虽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但不阻碍车辆所有权的转移，只是违反相关行政法规、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故原车主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分期付款买卖情况下的责任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购买人使用分期付款购买的车辆从事运输，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保留所有权的出卖方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反复规定：“采取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出卖方在购买方付清全部车款前保留车辆所有权的，购买方以自己名义与他人订立货物运输合同并使用该车运输时，因交通事故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出卖方不承担民事责任。”出卖方虽保有车辆所有权，但对车辆不享有“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故其不承担赔偿责任。 四、雇员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主的责任承担 机动车主作为雇主对机动车的运营享有“运行利益”，其雇员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的规定，直接确定机动车主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五、出租或有偿借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 出租或有偿借用高度危险作业的车辆，车主对公共安全负有更大的责任，车主对车辆负有维修保养以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的义务，对租借人负有谨慎审查以确保车辆交付适宜驾驶人员使用。车主虽然丧失对车辆的支配，但是其自愿放弃且目的是为了取得运营经济利益，因此，不管车主出借有无过错，但其享有“运行利益”，应与租借人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况且，车主应当对运营车辆积极投保第三责任强制险、商业三者险、车上人员险来化解车辆运营风险。 六、无偿出借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 如果出借人有过错（比如车辆存在安全瑕疵、出借给无资格人驾驶等），应当与借用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出借人无过错，且对车辆又不享有“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不应当与借用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不承担任何责任，会导致车主对自己拥有的高度危险物不能尽到最大的谨慎义务，因此，车主应当在强制责任保险范围承担赔偿责任，这与车辆作为侵权物、国家设立强制责任险的精神相一致。 七、车辆被质押、被修理保管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 车辆被质押、被修理保管情况下，车主丧失了对车辆“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肇事者驾驶车辆非出于车主自愿，因此车主无过错，其不承担赔偿责任。 八、机动车挂靠情况下被挂靠人（登记法定车主）的责任承担 在挂靠情况下，挂靠人（实际机动车使用者）对外都是以被挂靠人名义出现的，被挂靠人负有谨慎监管挂靠人管理使用车辆义务，有义务缴纳机动车强制责任险和有关商业三者险，而且对机动车运营享有“运行利益”，为保护不特定第三者利益，被挂靠人应当与挂靠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挂靠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挂靠人追偿。 九、肇事者擅自驾驶（盗窃除外）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 肇事者擅自驾驶情况下，如果车主无疏于管理的过错，其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车主对自己所有的危险物疏于管理，致使他人方便随意擅自使用而发生交通事故的，车主应当与擅自使用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样以加强高度危险作业的机动车所有者谨慎保管使用义务，更好地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Ⅱ 问一下大家，目前国家对待期货市场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啊是鼓励发展还是谨慎监管

期货市场目前慢慢的也算是国内的主要的投资渠道之一了，当然和A股市场相比，参与人数，市场认知度等等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国家对于商品期货显然是希望大力发展的态度，因为健全的期货市场不仅能完善国内的投资融资渠道，而且能对于实体经济规避风险等方面带来有利的作用，对于活跃资本市场，完善金融制度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Ⅲ 资本充足性监管的重要作用主要有哪些

1．资本充足性监管促使银行破产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内部化
(1)资本充足性要求减少了银行破产的可能性
尽管国外的一些研究并没有发现资本比率和银行破产概率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资本被视为防范银行破产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却是无可非议的。金融机构破产的社会成本远远大于私人成本(private cost)，这就是金融业突出的外部性(Kareken和Nell，1983；江曙霞，1994；厥方平，2000)。银行是传统的金融机构，以资产的部分准备金制度为基础，通过把分散的存款人提供的流动性债务转化为对借款人的非流动性债权，进行高负债经营。但是非流动性的硬资产和流动性的软负债在本质上的无法匹配造就了银行内在的高风险性。

银行面临着巨大的外部成本，如其他机构的破产、失去有价值的信贷资源、支付清算系统的潜在问题等。这种外部性由于银行的道德风险而恶化，这是因为由于监管机构一般保证银行免于破产的风险并对存款人提供存款保护，这样存款人和银行债务人的收益不能很好地反映银行破产风险。
将银行破产成本内在化于银行决策中可以降低道德风险。通过增加最低资本要求可以降低银行破产的可能性，但这并不取决于细致调整后的监管措施反映所有银行的特有风险。如果所有资本水平相对较低，破产水平便会较高。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承担的社会成本大大超过私人成本，使得资本充足性监管的敏感度增大。
需要监管的银行是那些低于正常资本要求并且有较低的预期收益的银行，这些银行寻求风险更大的业务并且利用金融安全网，所以银行资本要求措施对这些机构来说是最有效的，当然这些银行也最容易忽视监管要求。
(2)资本充足性监管体现了对银行破产的私人成本的谨慎监管
银行破产会有两种形式的私人成本：一是银行信誉的丧失，这是银行破产主要的私人成本(O’Hara，1983)；二是银行特许权价值(franchise value)的丧失。
从传统上说，特许权价值的主要来源是由于银行实行了行业壁垒，行业缺乏竞争而可以获取垄断租金。高许可证价值提高了银行破产的私人成本，以及银行资产风险的私人成本。Demsetz(1996)证明了许可证价值高的银行比许可证价值低的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但是却承担更少的资产风险，尤其是前者更好地实现了资产多元化。Galloway等(1997)也证实了许可证价值高的银行比其他银行对从事风险业务有更强的自我约束力。Marcus(1984)、Keeley(1990)、Galloway et al．(1997)更指出，特许价值低的存款机构常会出现道德危机风险，而特许价值高的存款机构则会审慎行动以保护其特许价值及避免受到管制清算。可见，银行资本充足性监管要重点放在那些有特许值低风险高的银行，这种机构没有激励机制去约束自己。
最近几年来，随着金融自由化及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竞争的日益激烈，由这种银行特许权价值所引致的垄断租金日益消失。Boot等(2000)认为银行信誉可能会替代垄断租金成为特许权价值的新来源。他们指出由于金融日益成为一种表外业务，稳健的信誉就成为银行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信誉激励正在日益受到金融企业的重视，一旦金融企业建立起信誉，那么企业为了保护这种信誉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避免从事过度风险。所以，信誉会像过去的垄断租金一样起到降低银行风险的作用，同时管理者在工作前途与个人声望的衡量下反而让银行承担较少风险。
如果银行破产的私人成本相当高的话，它们就必须努力去减少风险暴露，如降低信贷额度、减少贷款等。如果形成大规模的资本损失，就会造成贷款的急剧减少，这就是所谓的信贷紧缩(credit crunch)。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花旗银行的行为可以发现许多有意思的现象。在20世纪20年代，花旗银行的贷款增长很快。但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其贷款大幅下降，到了20世纪40年代，贷款资本的比值从3．3降到0．25。这种紧缩同样会由于最低资本要求的增长而出现，所以资本充足性要求在经济周期中要保持相对稳定，资本监管是商业银行审慎监管的核心内容。银行破产私人成本的存在意味着许多银行尤其是一些具有较高特许值和追求高收益与更好信誉的银行，往往更有动机降低它们的风险。因为银行蒙受资本损失后，Calomiris(2003)证明这时它会有很强的激励去减少贷款(cut lending)、减少分红(cut dividends)，降低破产的风险以使之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而反过来看一些日本银行，2001年的分红比1993年还要高。当时日本经济并不景气，银行业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但是由于有着日本政府的保护，银行并不是较少分红，相反，而是将资本转化为红利分给了股东。这显然与规范风险下的理性选择相违背，也无助于日本银行走出困境。
2. 有利于改善银行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新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要更全面、更充分地反映银行经营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特别是要更敏感、更准确地反映银行的实际风险水平。《新巴塞尔协议》鼓励商业银行不断改进风险管理方法、提高风险管理技术，在满足有关条件的前提下，积极采用内部评级法特别是高级内部评级法，用以科学计量借款人的违约率(PD)、违约损失率(LGD)以及预计的违约风险暴露值(EAD)，并由此确定借款人及债项的信用等级、风险定价及资本准备要求。但全部统一的标准肯定是不合适的，各个银行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方法和标准。巴塞尔委员会的目标之一是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例如提取比较少的资本准备，鼓励更多银行向基础内部评级法与高级内部评级法努力，以便节省资本准备，这有利于加强银行的竞争力。
据有关统计，92％的银行因循《巴塞尔协议》靠增加资本(分子对策)来提高资本充足率，忽视风险控制的重要性。银行破产经常与内部控制的失灵有关，一些银行由于雇员的错误等遭受到了沉重的代价，比如巴林银行破产的直接原因是新加坡巴林公司期货经理尼克·里森错误地判断了日本股市的走向。良好的内部控制与高特许权价值、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相联系，一个有良好预期收入并且股东能够对机构的运作施加有力影响的银行有强烈的动机去保护自己免于破产，并且能够实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对于一些小银行，它们的特许权价值较低，即相对来说，预期收入低且收人不确定，缺乏有效的市场约束，从而内部控制比较薄弱。这样外部资本监管变得更加重要。此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是VaR的应用，VaR在计量市场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把银行的全部资产组合风险概括为一个简单的数字，并以美元作为计量单位来表示潜在的亏损额。摩根银行CreditMetrics对量化信用风险做了深人探讨，该模型反映出银行某个或整个信贷组合一旦面临信用绷0变化或拖欠风险时所应准备的资本金数额。
各国银行监管当局一直在考虑以防范银行风险为主要目的的资本监管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结合问题，前文曾提过“事先承诺”(pre—commitment)这一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新方法。该方法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各个银行在每个规定的时期之前承诺该银行将保持它认为必要的一定数量的资本用以抵补在该时期内可能发生的交易损失，需要的资本数额由各银行根据内部风险模型自主确定。
3．在银行发生流动性问题之前提供预警机制
监管当局更喜欢资本比率监管应该包含更多的信息，监管当局、银行和公众应该想知道，何时银行的资产组合的风险较高，或何时结合风险的资本评估会发出需要引起关注的警告。现行资本监管制度都没有提供这样的早期预警体系，直到问题严重到已经蚕食了资本金才会发出银行存在问题的信号。1987年至1991年美国的储蓄和贷款危机反映了银行破产所导致的巨额损失，监管者没有在危机来临之前采取及时的干预措施。
资本比率能够充分反映银行现在或未来的贷款损失的数据信息，能够合理简单地进行评估。当然，有必要防止过于保守地设置监管资本管理制度和风险敏感性指标，以便当风险评估结果出现变化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本比率的过度反应。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属于同样严重的问题。巴塞尔委员会已经试图避免这样的困境，方法就是尽可能选择一些旨在减少风险暴露因素的参数，并且相应地调整资本要求。如果委员会做出的调整基本正确，那么监管当局、银行和市场应该能够有效地处理高风险敏感度的资本比率中所包含的诸多信息。
在银行破产之前，监管机构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行银行重组，让更大的机构兼并该银行，其他的资产负债重组等，这样问题银行才可以得到及时挽救。
参考资料：http://wiki.mbalib.com/wiki/资本充足性监管

Ⅳ 车辆卖出未过户,出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

现在对于此类交通事故的处理，是由肇事人进行赔偿。如果有证据证明，车辆已经卖给肇事人，只是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话，登记车主不承担赔偿责任，也不负连带赔偿责任。所以，收集已将车辆卖给他人的证据材料，应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