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监督
依纪依规开展纪律审查，既是党章赋予纪检机关的神圣职责，也是纪检机关突出主业主责，强化职能定位，落实“三转”要求的核心和关键。执纪审理工作，作为纪律审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特殊、作用特别，发挥着关乎能否正确执行纪律、严厉惩处违纪行为的保障作用。
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新任务、新要求，执纪审理工作就需准确把握新修订的《准则》和《条例》，严格运用党纪尺子衡量、用纪言纪语描述，进一步突出执纪特色和党内审查特点，体现出纪律检查的政治性。
改变惯性思维，树起纪律规矩的权威性
党章规定纪委是实施党内监督的专门机构，其职责就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用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党员干部的行为，依纪依规开展监督执纪问责，切实维护纪律的严肃性，体现纪律检查的政治性。这一职责定位决定了纪律审查本质是党内审查，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构，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不是司法检控，纪检工作也不是“警察抓小偷”，对于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纪律应挺在法律前面，使其在“破纪”之初就付出代价。
对此，执纪审理人员必须改变惯性思维，找准职责定位，突出执纪特点，聚焦审理主业，由重点审查违法犯罪问题向重点审查违纪问题转变，并由此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引导转变以往贪大求全的办案模式和纪律审查方式，紧紧围绕纪律开展监督执纪问责，切实回归本职，回归党章要求，不再以办大案要案论英雄，不能对“小问题”视而不见，一处理就“算总账”。要站在政治的高度认识“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向，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切实肩负起治“病树”、拔“烂树”、护“森林”的职责，增强办案的综合效果，服务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大局。
完善审理程序，突出纪律规矩的强制性
将党章意识贯穿于执纪审理的全过程，始终坚持案件审理各项工作冲着纪律去，突出纪律处分的特点。
明确把突出执纪作为案件审理程序设计、改进和规范的重要目标。完善案件审理工作制度，在案件受理、形式审核、初审、审理谈话、室务会集体研究等重要节点上，把突出执纪明确为重点工作。
优化涉刑案件审理程序，对于司法机关已作出刑事处罚的案件，根据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裁定和决定及其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依照党纪条规直接作出纪律处分。对于自办的既违法又违纪的问题，不纠缠于查深查透、“吃干榨尽”，不苛求对全部违法行为的精确界定，不片面追求案值大小和处理档次的轻重，把违反纪律的主要问题查清审明后，涉嫌犯罪问题及时移送司法机关继续依法查处，争取快审快结、快进快出。
完善自办案件提前介入审理工作制度，创新提前介入审理模式和内容，对重大或者案情复杂、疑难、分歧意见较大以及领导交办的案件可以提前介入审理，在确定调查方向、证据认定、法规使用、程序履行等方面为调查部门提供业务支持和服务，引导、督促调查部门执纪围着纪律转、冲着纪律去。改进与被审查人谈话制度，坚持纪律审查突出党纪的特点，重点核对被审查人的违纪事实，听取其本人的意见，使其明纪认错、服纪悔过。建立执纪审理台账，对审理过程实施动态流程管理，严格时限管控，确保抓早抓小、违纪必究。
突出重点审核，彰显纪律规矩的严厉性
明确把违纪问题作为审理的工作重点和主要内容。坚持把纪律审查作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对照党章党纪党规去衡量、处置党员干部的违纪行为，凸显纪律处分的严厉性。更加注重准确定性违反“六大纪律”以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行为，体现执纪审理的政治性。
加强对立案依据的审查。对调查部门移送审理的案件，其作为立案依据的违纪主要问题事实不清的，协调调查部门补充调查；对立案后新发现的被调查人涉嫌犯罪问题，事实不清的，不再建议调查部门补充调查，而作为线索直接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在证据收集、鉴别方面，借鉴司法程序中的证据规则，加强对证据收集是否符合程序规定及证据证明力强弱的审核，认真排除非法证据。在证据使用上，对于司法机关依法获取的书证、物证、鉴定意见等能够证实违纪事实的客观方面证据，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对司法机关依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如被调查人的交代与其他证言一致，且不涉及本人其他违纪的，经审查核实后，直接作为证据使用。
坚持监督执纪方式多样化，更多地综合运用诫勉谈话、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方式处理违纪党员干部，更好地体现“挺纪在前”。
改进文书体例，体现纪律规矩的约束性
摒弃审理文书特别是审理报告与司法审查报告趋同的传统做法，用纪律的语言去描述党员干部违纪行为，在审理报告、相关请示、处分决定等文书制作过程中都要体现出“挺纪在前”要求。
严格区分“纪”与“法”，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违纪、后违法的原则，规范违纪行为排序，突出审理特色。对于共同违纪案件，违纪人员均为党员的，在违纪人员基本情况和定性处理部分，按照先党员领导干部，后一般党员干部的顺序进行表述，充分体现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严于一般党员的精神；对于共同违纪案件中，既有党员干部又有党外人员的，按照先党员干部，后党外人员的顺序进行表述，充分体现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严于非党人员的精神。对于被审查人既有违纪行为又涉嫌违法的，将其违纪问题置于违法问题之前表述；对既有违反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又有其他违纪行为的，将其违反政治规矩、组织纪律置于其他违纪行为之前表述。在叙述违纪事实时，不仅围绕违纪事实构成进行表述，而且聚焦党纪党规，更加突出表述违犯党纪的情形和后果。在定性及处理意见部分，对行为人违犯党纪的情形和后果进行概括提炼，增加对违犯党纪党规行为的否定性评价，突出纪律规矩的刚性约束。
注重综合效果，维护纪律规矩的严肃性
建立健全处分决定的宣布和执行方面的制度机制，强化违纪行为的警示震慑和教育引导效果。积极创新违纪干部处分决定宣布方式，在宣布严重违犯党纪党员干部处分决定时，邀请宣传部门同步录音录像，有针对性地对受处分人进行教育，让其忏悔违纪错误、剖析思想根源、汲取沉痛教训。对一些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党员干部违纪案件，把宣布范围扩大到发案单位全体人员，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违规违纪的害处，认识到不仅贪污贿赂的“烂树”要拔除，不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顾组织原则、不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部署的“病树”、“歪树”也要治疗、扶正，做到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
认真落实处分决定执行工作制度，定期对处分决定执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加强与组织、人事、相关单位的沟通协商，明确在执行纪律各个环节的职责和分工，杜绝推诿扯皮。完善处分决定执行专人跟踪督办制度，健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细化工作流程管理，把住受处分人员权利义务告知、处分决定送达回执、执行情况报告等重点环节，切实做好纪律执行工作。强化反面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效果。认真梳理所审理的各类案件，适时编写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深刻总结值得汲取的教训，提供对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的鲜活教材，力求达到“处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
B. 如何运用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加强党内监督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抓好落实，把握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切实做到把纪律挺在前面。
准确把握“四种形态”精神实质
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考察时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即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这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既是当前纪律检查机关开展监督执纪问责的基本遵循，也是对各级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
“四种形态”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好同志”沦为“阶下囚”往往是从犯小错开始。打破非“好同志”即“阶下囚”的困境，“四种形态”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违纪必究，破规必处，动辄则咎，体现了严管就是厚爱。抓早抓小，治未病、治小病，发现问题苗头和轻微违纪行为就及时提醒和批评，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使党员干部不容易犯小错，即使犯了小错也不至于向大错发展；对程度在轻微以上的违纪行为，根据其程度和后果，分别依纪依规及时给予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或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促其及时警醒，知耻知止；仅将极极少数已严重触犯法律的违纪者经纪律审查、党纪追究后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四种形态”着眼于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着眼于全体党员，用纪律规矩管住大多数，既面向各级领导干部，也面向普通党员；既盯住腐败行为，也看好日常表现。“四种形态”以党的纪律为戒尺，使每一个党组织、每一名党员都受到纪律的约束，使管党治党从只盯少数向管住大多数转变。“四种形态”把监督执纪的底线由主要是触犯法律前移至违反纪律，用严于法律的纪律和规矩衡量党员的日常行为，发现党员的思想和言行出现违纪苗头就及时提醒，刚触犯纪律而尚未触犯法律就及时处置，体现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更严了。
“四种形态”重在标本兼治。治标与治本殊途同归，治标有效才能治本有道。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提出，表明将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通过“四种形态”的实践运用，在纪律执行上更加细化、更加严格，推动党员增强纪律意识，“不敢”、“不想”做违纪的事情；使各单位及时发现和重视问题并促其健全制度和工作流程，完善机制，铲除各种违纪行为发生的机会和条件，使“不能腐”变成现实，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以此赢得党心民心，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积极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当前，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要按照中央部署，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积极探索创新，实践运用好“四种形态”。
转变监督理念。“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克服惯性思维，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创造性运用“四种形态”，发现苗头就及时提醒，触犯纪律就立即处理，切实管好本组织及其每一名党员。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克服以法代纪的思维定势，纠正以大案要案论英雄的政绩观，树立“查办大案要案是成绩，抓早抓小正风肃纪更是成绩”的政绩观，切实回归党章要求，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主业，着眼全面从严治党大局，既盯住少数“烂树”，又放眼整个“森林”，针对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四种形态”从严治党，实现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创新思路方法。要注重抓早抓小，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要经常了解并动态分析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和党员队伍实际状况，以纪律规矩为准绳，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把即将或刚刚踩到纪律底线的党员及时拉回正轨。同时，督促各单位系统查找存在的纪律、作风和廉洁风险，及时运用流程管理、风险管理等科学管理理念、方法和信息技术手段有效防控风险。要强化纪律审查，注重“形态”转化。提出“四种形态”，决不是要限制甚至放弃纪律审查，而是要求针对性质和程度不同的违纪行为恰当采用不同的处置方式，实现从严治党的要求。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严格执行“六大纪律”，对各类程度较轻的违纪行为要敢于亮剑，对“少数”、“极极少数”等几类严重违纪行为要施以重拳，依纪依规严肃处理。要坚决防止把严重违法问题“大事化小”，仅做违纪处理而不移送司法机关，更不能只“咬耳扯袖”而不查处。当然，要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推动犯错误的党员及早深刻认识错误，主动向组织说明问题，争取从轻或减轻处理，实现由后一种形态向前一种形态的转化。
用纪律规矩和“四种形态”统领监督执纪工作。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在线索处置环节，要以“六大纪律”为准绳，以“四种形态”为依据，按照动态清理、分类规范、突出重点、处置得当的原则，对所有问题线索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在纪律审查环节，要对照“六大纪律”确认问题，根据违纪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按照“四种形态”的要求，依纪依规提出恰当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组织调整、轻处分、重处分等方式进行处理的意见。在执纪审理环节，要按照纪在法前的要求，由以往重点审理涉嫌违法犯罪问题，转变为聚焦审理违纪违规问题，审视其是否正确运用党章党规党纪衡量违纪行为，以及“四种形态”的运用是否恰当。（中央纪委驻国家工商总局纪检组组长 刘实）
C. 如何提高基层纪委执纪监督工作的有效性
在新的形势下，各级党委更加重视加强纪检、监察部门建设，不断配强纪检、监察人员。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单位都设立了纪检、监察机构，配备了纪检、监察人员，没有配备的也由纪检、监察主管部门派驻纪检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监督本单位工作，加强和促进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应该说，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工作包括了思想建设、廉政建设、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那么，纪检、监察部门应如何发挥其监督作用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着手抓。
一、从思想上着手抓监督认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是加强和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两者相互联系，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因此，纪检、监察部门抓党风廉政建设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作前提。如果一个单位抓党风廉政建设，不是从思想认识入手，首先让大家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那么要想抓出党风廉政建设的成效，恐怕有点难度。所以，纪检、监察部门还是要加强与政工部门的配合，在共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保证认识到位的基础上，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这样的工作效果可能会更佳。
二、从制度上着手抓监督机制建设。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纪检、监察部门要开展监督活动，必备的制度不可缺少。可以说，制度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一大法宝，如果没有制度，纪检、监察部门就无法开展工作，监督更是无凭无据。因此，要通过党委（党组）牵头，根据上级纪检、监察部门的有关要求，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涉及纪律和作风等方面的制度，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这样，纪检、监察部门就可以用这些制度作为监督活动的主要依据，通过开展监督活动，促使大家自觉执行党的纪律，自觉遵守规章制度，做到不违法，不违纪。
三、从形式上着手抓监督工作创新。纪检、监察部门在开展监督活动中，最关键的是要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的落实监督，同时，还要抓一些具体工作，以拓宽监督渠道，创新监督模式，打造新的工作亮点。我们大埔检察院在开展纪检、监察工作中，大胆创新监督模式，针对现职纪检组长在办案科室工作时间较长、办案工作经验丰富的实际，院党组安排其协管反贪工作。一是发挥资深作用，在办案工作上传、帮、带；二是发挥指导作用，加强对办案工作的协调和指导；三是发挥参与作用，在办案中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四是发挥监督作用，确保案件质量的提高。这样，有利于指导、参与和监督办案工作，使反贪办案收到较好的效果。这种做法，得到了市检察院的认可，通过《简报》转发到各县（市）、区院进行推广。
四、从措施上着手抓监督工作落实。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职责就是对本单位工作人员贯彻执行法律、法规、上级决定、规定以及本单位的工作开展进行监督；受理对违纪违法行为的检举控告，按照管理权限进行查处；制定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并抓好跟踪监督落实；组织开展本单位的纪律教育学习月等活动。要抓好这些工作的落实，加强对这些工作的监督，作为纪检、监察部门就必须依靠党委（党组）的重视和支持，采取相应的措施，认真履行工作职责，通过抓制度促监督、抓监督促行动、抓行动促落实。
五、从做法上着手抓监督经验总结。纪检、监察工作有其独特的一面，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原则性比较强，对于一些制度的执行难度也比较大，而且比较容易得罪人。所以，纪检、监察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善于在工作中发现问题，认真分析原因，寻求解决办法，大胆探索利于管人、利于治人、利于监督人的队伍管理机制，对有利于工作开展的做法要认真总结和推广，着力解决纪检、监察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D. 权力监督的意义
长期以来，在有关监督的许多方面存在着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观念和做法，使我们陷入误区。为了建立健全强有力的监督体制和机制，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和讨论。
误区之一:
无视分权而谈监督
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其前提是合理分权。没有合理分权，就无所谓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三权分立”的过分警惕甚至恐惧而往往讳言“分权”，使有的人脑海里产生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党和国家政权只能集权而不能分权。其实，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它既与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相违背，也不符合我们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实际。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笼统地反对过分权，更没有反对过合理分权。西方的“三权分立”弊病主要在于:一是它局限于国家机关自身内部的“三权”制约，而根本缺乏“社会”和“国家”的制约；二是在原则上是机械的相互平行、“鼎立”。这是它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对于我们来说不可取。然而，其中蕴含或贯穿的“分权制衡”原则本身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值得我们结合自己的国情加以汲取和借鉴。事实上，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此也是有所汲取和借鉴的。
在我国的人大制度下，权力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从来都是分设或分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大体上也是分得比较清楚的，只不过是我国的这种“分权”排除了西方那种三权的相互“鼎立”，而最终统一于人大这一权力机关。通常所说的我国人大制度实行“议行合一”，并不符合实际，应该予以澄清。在我们党内，按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委员会以及作为专门监督机关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也是分设的，“分立”的，其权力和职能也是大体上有所区分的，而并不完全是决策、执行和监督“合一”的，只不过是在实际运行上发生了“三合一”或“三位一体”(实际上是“三权集于党委一身”)的问题，而深陷误区难以自拔罢了。
误区之二:
离开权力授受关系谈监督
监督，归根结底，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制约关系，是权力授受关系的重要体现，也就是委托权对受托权的监督和督促。这是监督的实质问题。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往往离开这个实质问题来谈监督，来抓监督。结果，虽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力图加强对权力的监督，然而总的来说实际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要从根本上改变监督不力的状况，必须牢牢抓住监督的实质，调整和理顺权力授受关系，在党内建立起充分体现选举人意志的“党员(选举、授权)→代表大会(选举、授权)→全委会(选举、授权)→常委会”这样依次选举的授权链。要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实际存在的“书记办公会→常委会→全委会→代表大会→党员”这种颠倒着的授权链，其中包括取消于党章无据的“书记办公会”。这是加强党内监督的深层基础。在这里，首要的、也是最为基础性的，是党员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选举对党代表和党的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实施授权；其次是党代会对全委会、全委会对常委会实施授权。只有处理好这种权力授受关系，才能谈得上强有力的监督。
误区之三:
过分强调支持和配合，忽视监督的相对独立性
长期以来，谈到监督问题时，往往强调监督与被监督的统一性或相互支持和“合作”，而忽视监督者及其监督的相对独立性，甚至讳言监督与被监督的“异体性”。受此思想观念的影响，我们的专门监督机关常常被置于被监督者的控制之下，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受制于、依附于被监督者，使监督者实际上没有多少独立性。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专门监督机关难以独立行使监督权，使“铁面无私的监督”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监督，实际上是某种监督主体对被监督对象实施的一种督促性或限制性的活动，因而监督对于被监督者来说，总是一种来自“异体”的行为，也就是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监督与被监督必然是“异体”的，而绝不是“同体”的。通常所谓“自我监督”或“内部监督”，那也是指同一个组织系统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监督，而不是指同一部分自己对自己的约束。我们的“党内监督”，是指庞大的党组织系统内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监督，如上级对下级、纪委对有关党组织和党员、党员对领导机关、党委内各成员间等等的监督，无一不是这部分对那部分的监督。任何部分自己对自己的约束，那都是“自我克制”或“自省”、“自律”，而根本不是什么“监督”。
误区之四:
依赖于被监督者的“自觉”，而忽视监督的强制性
由于监督主体之行为缺乏独立性，必然导致把加强监督寄希望于被监督者的自觉或主动。而理论和经验都证明，被监督者由于手中所拥有的权力的本性使然，几乎都不愿意接受监督，甚至竭力逃避监督。把加强监督寄托于被监督者的自觉或主动，是不现实的，靠不住的。正因为被监督者一般来说没有这种自觉性或主动性，才需要监督；反过来，如果被监督者能够自觉或主动接受监督，那监督也就没有必要而成为多余的了。
监督本身具有强制性或被迫性。这是监督不同于其他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不管被监督者是否愿意，监督必须强制性地实施。通常号召被监督者“自觉接受监督”，那只不过是一种道义上的要求或思想教育的配合，而并不是监督本身必然具有的规定性。
误区之五:
把加强监督过多地寄希望于所谓“一把手”
监督的关键在“一把手”，这似乎已成为共识。就监督的重点来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现行体制下，不同层次的“一把手”都在不同范围内拥有最大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对他们的监督之重要和监督之难也正在于此。这里有一个难解的悖论:一方面，“一把手”由于处在关键地位而最需要受到监督；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这种地位而对监督具有举足轻重的或决定性的作用，监督要靠他们的“贤明”来推动，而“一把手”与其他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一样，往往又不愿意接受监督，因而在客观上对“一把手”也就最难监督。这样一来，真正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几乎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何在“最需要”而又“最难”的困境中找到一条出路呢？关键在于紧紧抓住监督问题的实质，从体制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集中于“一把手”的问题。这是治本之道。此外，还需要澄清和纠正一个长期流行的观念和提法，即把党委书记称为(当作)“一把手”，或把党政主要领导人合称为“党政一把手”的错误观念和提法。
误区之六:
大多停留在口头上“责备”而忽视从行动上“纠正”
监督，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对违规行为给予口头上的责备，二是对违规行为从行动上加以纠正。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监督’不单单是在口头上加以责备，而是要在行动上加以纠正。”(《列宁全集》第8卷第197页)只有二者并重，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才能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监督时，往往过多地寄希望于批评、提醒、警示，也就是大多停留在“口头的责备”上，而忽视从行动上加以“纠正”(包括对违规者及时实施撤职、罢免等处罚)，以致当其滥用权力或权力不作为时不能及时得到中止或改变。正因为如此，对于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及失职渎职的现象，尽管怨声载道，谴责多多，甚至“权威”文件也接连发布，但却总是成效不大。
误区之七:
模糊权力与权利的关系，而忽视“权利监督”以及“权利监督”与“权力监督”的配合和互动
监督，按其实质来说，就在于委托权对受托权的监察和控制，使权力的受托者能够按照委托者的意志行使被赋予的权力:既不得滥用权力，以至以权谋私；也不得把被赋予的权力不当回事儿而“不作为”，以至失职、渎职。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监督。通常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所说的监督，实际上是这种监督的引申和转义。宽泛意义上的监督，如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及领导人进行举报这样的监督，其本身并非直接的委托权对受托权的监督，但它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起到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里涉及到了“权利监督”与“权力监督”的关系问题。
“权利监督”与“权力监督”的区别主要在于:一是行为主体的性质不同。在党内，“权利监督”的行为主体是党员、党代表以及党员领导干部的“个人行为”，而“权力监督”的行为主体是党的领导机关的“组织行为”。二是所依靠和凭借的手段和力量不同。“权利监督”所依靠和凭借的是分散的个人享有的“权利”，而“权力监督”所依靠和凭借的则是有组织的“权力”。三是所具有的功能和作用不同。作为个人行为的“权利监督”对于被监督对象的违规行为仅仅具有“在口头上加以责备”的功能和作用，其本身并没有“在行动上加以纠正”的功能和作用，因而它是一种“软监督”；而作为组织行为的“权力监督”，对于被监督对象的违规行为，不仅具有“在口头上责备”的功能和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在行动上加以纠正”的功能和作用，因而它是一种“硬监督”。从权力授受关系上说，“权利监督”是民主监督之“源”，具有基础性、根本性。而“权力监督”则是民主监督之“流”，具有非基础性和派生性。后者应当服从和服务于前者。但是，就其监督功能和作用来说，对任何被监督对象的违规行为，最终只有依靠“权力监督”，才能不仅给予强有力的口头责备，而且可以从行动上加以纠正，使违规行为及时中止或改变，以至给予适当的处罚，包括通过免职、撤职等手段收回授权。而“权利监督”本身发挥得再充分，再强有力，也只能限于对违规者的口头责备，包括批评、揭发、检举、控告等等，作为向违规者的授权机关或专门监督机关的一种“诉求”。这种“诉求”本身并不能纠正对象的违规行为，至多只能造成一种压力，引起有关权力机关的关注和重视。“权利监督”，最终必须也只能通过“权力监督”功能的充分发挥，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就表明，要从根本上强化监督特别是党内监督，只有“权利监督”和“权力监督”各自都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并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起良性互动的监督体制和机制，才有可能实现。
误区之八:
模糊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利性”的性质和功能
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异常重要而又特殊的监督。在西方国家，有所谓“第四种权力”之说，即把新闻舆论看成是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并列的“第四种权力”。这种说法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即把作为“权利监督”之一的新闻舆论监督误解成了“权力监督”的一种具体表现。诚然，由于新闻舆论传播广而快，影响又大，因而它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确实具有巨大的威力，在一定意义上，似乎可以与某种强大的权力相比拟。但是，只要仔细分析其性质和功能，就不难看出，新闻舆论监督，严格说来，并不属于“权力监督”的范畴，而应该归属于“权利监督”的范畴。因为新闻舆论监督的威力和作用再大，再强有力，它本身始终只能发挥“在口头上加以责备”的功能和作用，而不具有“在行动上加以纠正”的功能和作用。而且，它的“口头责备”究竟能起多大作用，最终要取决于有关权力机关的态度和作为，取决于“权力监督”能否及时跟进。
新闻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反映和表达民意的、特殊的“权利监督”，可以及时暴露权力的问题，为实施“权力监督”的机关提供广泛的信息，并造成某种社会舆论的压力，从而引起有关权力机关的关注和重视，及时调查处理，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这就是说，新闻舆论监督是任何其他监督形式所不可替代的一种重要监督形式。但是，新闻舆论监督，如果孤军无援，没有“权力监督”作后盾，那么，新闻舆论监督不但不能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反而会面临很大的风险，甚至遭到常人难以想象的打击报复，完全被扼杀。
E. 巡视纪委监督执纪自查有哪些问题
一、紧紧扭住“四风”，严格履行纪委职责
在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要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坚决反对“四风”。针对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慵懒散、奢私贪、蛮横硬等问题，加强检查监督。要坚持从小事抓起、具体问题做起，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要严格执纪，对打折扣、搞变通，穿上“隐身衣”收受节礼年货、到私人会所活动、公款互相宴请、违规消费等问题，及时查处，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要加大问责力度，对整改不落实、“四风”问题依然严重的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要严肃追究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二、聚焦主业抓好监督执纪问责
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决自觉深入地抓好“三转”，不断深化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坚决就是要做到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中央纪委的要求，不断深化认识，切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自觉就是要在深刻理解“三转”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极大促进作用的基础上，做到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积极主动地推进“三转”；深入就是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深化、进行完善，把“三转”各项工作做细做实。通过“三转”把职能聚焦到监督执纪问责的主业上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持之以恒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落实，切实加强作风建设，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F. 如何发挥巡视监督在党内监督中的利剑作用
巡视工作是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科学总结，主要目的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做到警钟长鸣，防微杜渐，使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关心和爱护领导干部。巡视工作是经济建设的助推器，反腐倡廉的监督哨，考察干部的显微镜，下情上达的直通车，党内的保健医生。巡视工作制度把上级的监督与群众的监督有机结合，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举措。县级巡查工作作为上级巡视工作的延伸，对履行纪委监督职责，纠正不正之风，发现和查处一批顶风违纪行为，切实转变基层党风、政风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结合工作实际，本文拟对如何做好县级巡查工作，抓好监督责任落实进行分析。
一、精心组织、科学谋划，夯实巡查监督基础
一要科学安排巡查方案。坚持以集中巡查为重点，兼顾日常巡查，研究制定科学细致的长效工作方案，确保巡查不留死角和空白期，实现监督主体责任；二要精心组织巡查力量。建立专业人才信息储备库，及时研判复合人才的特色、专业职能，及时分门别类建立专业数据库。结合巡查时间紧、任务重、人员少的实际，及时从数据库中调集人员信息，抽调人员参加巡查，增强巡查力量。三要加强后勤保障，完善经费、保障配套机制，确保巡查无后顾之忧，为巡查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二、突出重点、创新方法，通过提高巡查效果完善监督职能
牢固树立发现和推动解决问题是巡查监督生命线的意识，在巡查中切实增强发现问题的敏锐性，把主要精力和主要时间放在发现和推动解决问题上。 一要明确工作重点。根据平时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信访、审计等方面了解的情况，进行摸底、筛选和排队，把群众反映多、信访举报多、反映违纪违法问题集中的单位部门单列出来，作为重点对象，带着“问题”开展巡查。根据单位部门实际情况，研究确定巡查的重点内容。如，在重点工程中，是否存在招标违规问题；在人员调整上，是否有任人唯亲、暗箱操作的问题；在接待活动中，是否存在大吃大喝违反“八项规定”及“四风”问题；在关键部门岗位是否存在利用职权之便捞取回报问题，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问题；在重要节日和领导干部遇有婚丧嫁娶、生病住院期间，是否存在收受礼金和有价证券、趁机敛财问题等；二要灵活运用方式方法，抓住关键环节走群众路线，综合运用上级赋予的方式方法，不断创新巡查信息收集、分析和研判手段，优化巡查工作流程，大力营造有利于干部群众讲真话的环境，坚持把发现问题作为着力点。工作中做到“六个结合”，即个别谈话与专访或暗访相结合，面上了解与实地考察印证相结合，听取反映与了解核实相结合，受理举报与筛选移交案件线索相结合，巡查监督与其他部门监督相结合，依靠委局支持与大胆履行职责相结合。在谈话环节中理实情。坚持“谈问题不谈成绩，谈微观不谈宏观，谈事实不谈认识”的谈话原则，及时汇总分析情况，对需要核实的情况再进行约谈，从中掌握单位部门的实际情况。在调查环节中找症结，按照“找准对象、分清轻重”的原则，区别对待，有所侧重，实现纪委监督职能有效发挥。
三、充分运用巡查成果，增强巡查工作实效扩大监督范围
巡查成果的有效运用是巡查工作的生命力所在。应该把巡查中了解到的领导班子建设情况、干部思想动态等状况作为重要决策依据。第一，跟踪督促被巡查单位根据巡查情况改进工作。一是要认真反馈巡查情况。在巡查工作结束后，对通过巡查所了解的情况、发现的问题以及整改意见和建议进行分类整理，按程序移交有关部门处理。二是要监督改进工作。需有专人负责跟踪问效，定期督办，及时了解和掌握被巡查地区和部门整改工作的进展情况。三是要针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真正发挥巡查成果的长效作用；第二，把巡查中了解到的情况运用到干部考核和选拔任用工作中。组织部门应当对巡查中发现的德才兼备、群众公认的优秀领导干部，给予了高度关注；对巡查中了解的能力较强、存在争议的领导干部，进一步跟踪考察；对巡查中核实的作风不实、评价较差的领导干部，及时采取组织措施。
四、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巡查制度体系提高纪委监督责任效能
要加强巡查工作的成效，必须把巡查工作纳入持久有效的制度框架之下，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加快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进一步提高巡查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就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提高巡查工作制约性的关键因素。第一，加强制度建设，围绕巡查工作的主要任务、机构设置、工作程序、方式方法、队伍管理等内容进一步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形成一个制度体系，更好地规范和促进巡查工作；第二，切实提高巡查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在严格执行已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实行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领导干部年度考核、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等相结合的制度，使充分运用巡查成果的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五、强化事前监督，充分发挥巡查工作的震慑作用
在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中，中央提出“注重预防”和“预防为主”的思路，也就是说不能单一的在“反”字外下功夫，要走科学防治腐败之路，而巡查工作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巡查的出发点是保护干部，加强监督，预防腐败，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
在执纪中区别不同情况作相应处理。巡查中发现部分问题严重、违法违纪的腐败分子需要及时调查、及时清除的，尽快移交查处，快查快处，绝不姑息迁，并及时将查处情况进行公布，使巡查起到震慑效果。对一些干部在廉政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还处在违纪的边缘，只是有这个倾向，有这个苗头的，巡查组要通过廉政谈话、个别约谈等方式给他们提出警告，提醒整改。针对巡查中发现的部分领导干部出现的理想信念动摇、工作作风不实、律己要求不严等苗头，要及时提醒，并督促被巡查单位有针对性地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总之，巡查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应在不断的完善和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中提高巡查水平，切实履行起纪委监督主体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