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监管制度

1. “王莽改制”中关于对俸禄制度的改革，是怎样的

“王莽改制”是建兴帝王莽在全国所推行的一项全面的社会改革，其覆盖经济、土地、币制、官制、商业、农业等领域，可以说是自秦汉以来，覆盖范围最广，改革最为彻底的一项新政。在此次改革中，王莽先后推出王田制(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私属制(解决奴婢问题)、宝货制(解决货币问题)、五均制(解决物价问题)、六筦制(解决经济问题)等一系列的改革。王莽欲图用这些改革来缓和新朝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及稳固新朝对于天下的统治。

再是王莽所推行的俸禄改制太过繁琐，一会要与农业生产的好坏挂钩，一会又要与政绩挂钩，可谓是繁琐至极。所以也就是在这些种种因素的促使下，最终王莽所提出的俸禄改革并未得到实现，且非但没有得到实现，官员贪污现象还变得更加的严重，“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的事情在新朝更是接连不断的发生。

2. 王莽新政涉及要点有什么

王莽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亦即土地国有，各家室占领的面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其二则为作"五均""六管"，也就是政府经商，也用金银布匹大钱五铢钱下至龟贝造成一个彼此能互相更换的货币制度。一为农业政策，一为商业政策，也符合传统所谓"食货"的范畴。其理想则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

3. 王莽改制内容是什么王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

王莽改制又称王莽新政，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的“托古改制”。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
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刘婴）的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作为新朝都城，王莽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王莽开始进行的全面社会改革。
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不停回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
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到了天凤四年（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导致新朝的灭亡。

4. 王莽改革出了哪些措施

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不停回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
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到了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四起，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导致新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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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莽推出的制度为什么和现代的制度那么相似

纵观古代历史中，但凡有大的改革，面对的就必然是非常严峻的形式，像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管仲变法之前的齐国，吴起变法之前的魏国等，无一不是朝政混乱，国内矛盾激化，必须要靠改革来缓和调节不同阶层的矛盾，稳定社会以达到发展生产，巩固统治的目的。王莽做出一系列改革时，面对的也是一个较为严峻复杂的环境，不得已做出一些较为瞩目的措施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说到底，还是为当时的士族即统治阶级而服务的。

6. 王莽提出的“五均六管”是什么意思

五均六管：指盐、铁、酒专卖，铸钱，征收山泽物产税，以及五均赊贷。
那就介绍一下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

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权落到外戚手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几个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4人以及侄王莽，先后担任大司马的职务。大司马在当时是掌握政务军事重权的高官。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和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门下。王氏集团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势力。

汉哀帝死后，汉平帝继位。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马王莽的摆布。王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拉拢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结交官僚贵族。当他认为准备妥当之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为皇帝，由他辅政，称“摄皇帝”。这样，他还不满足，公元8年，干脆踢开孺子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把国号改为“新”，篡夺了汉朝的政权。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王莽当政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新”朝的统治，打出《周礼》的旗号，宣布实行改制。公元9年，王莽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仿照古代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口不满8口而田过一半（900亩），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一夫一妇可以受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王莽要推行的所谓“井田圣法”，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不仅没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实质上是复古倒退的改革。

王莽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使用了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类，28种货币，称为“宝货”。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拿来使用，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货币贬值，而每改革一次，就是王莽集团对人民的一次大搜刮。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到他们的腰包。

王莽还实行了“五均六管”，即在全国几大城市里设“五均司市”负责管理市场，平衡物价，收税和贷款；实行盐、酒、铁器官卖；钱由政府统一铸造；收山林、池沼和农商、手工业税，表面好似有益于民，实际是王莽集团的又一次变相搜刮。王莽所用“五均六管”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张长叔等人，都有家资数千数万。这些人有了特权，便乘机收贱卖贵，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币制改革已给商业带来严重的创伤，百姓更是一贫如洗。贫苦农民无处谋生，就连上山打猎、放牧，以及捕鸟、捕鱼、养家

畜、养蚕、纺织，甚至缝补、算卦都要上税。

除此之外，王莽还多次改动官名和县名。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这些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贫苦农民一旦触犯了“新法”，就要被罚为官奴婢。因犯禁被捕，押解长安去服劳役的人一次竟达10万之多。在王莽当政期间，还挑起了对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量征发徭役和物资，使人民更陷入悲惨境地。王莽却用搜刮来的民财肆意挥霍，大兴土木，修建庙宇。

他还托言古时皇帝纳120女致神仙，将民间女子大批选入宫中，供其淫乐。

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7. 王莽时期制度等的问题 急求历史高手。。。

1错 王莽时期的制度其实还是可以的，足以跟王安石的变法媲美，不过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说，地主阶级太强大，还有就是自己本身太弱小。所以前半句是错的。
2对 大将军原本是纯粹的武职，不干涉行政，东汉末年，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大将军多为执政大臣的加衔，以彰显权威性，超越丞相掌管一切朝政。所以，东汉末年的大将军既是掌管天下兵马，又是超越宰相的行政大臣。

8. 王莽自立为帝后，实行的改革措施有效吗

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后，为了解决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进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公元9年，王莽下令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能进行买卖，各家土地超出规定的，要把地分给九族或邻里；无田的人家按照一夫百亩的标准受田：违抗不遵者流放。第二年，王莽又下诏实行五均六筅。在全国的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管理市场，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业由国家经营，私人不许经营。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进行了大幅度的变更。王莽的改制，并没有解决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引发了更大的社会动荡。

9. 政治制度方面，王莽有哪些作为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张。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县名和行政区划，都大大加以改变。他还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官吏俸禄无着，就想方设法扰民。

10. 王莽改变了哪些国家制度

王莽废汉立新，实现了改朝换代，固然是统治阶级内部各派政治势力长期权力争夺的结果，而根本原因则是由于西汉末年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以及由这种矛盾所引起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西汉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造成大批农民破产变成流民、佃客和奴婢。土地集中和蓄奴、买卖奴婢问题，成了普遍的社会问题，一直是西汉末年阶级矛盾尖锐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的根源。王莽踩着父辈们为他铺设的路，依靠自己的智谋和手腕，取得地主阶级中大部分人的支持，同时通过多次分赐土地给贫民和制裁杀死奴婢的儿子，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模样，受到了相当多的社会下层群众的拥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是，皇帝易姓，矛盾如故。西汉末年深重的社会危机，并没有因为废汉立新而自行解除。王莽十分明白，西汉末年几代皇帝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正是他今天面临的社会问题。不管他采取多么巧妙诡秘的手段，也是回避不了的。若不能解决，等待他的，同样是覆灭的命运。王莽尽可以用一个接一个符命祥瑞瞒天过海，蒙蔽人民、迷惑舆论，也借以欺骗自己。但现实无情，不改制就没有出路。就这点来说，改制是严峻的现实，迫使新上台的统治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当然，王莽改制，使改制具有王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铸就的人物思想和性格特征，也必然有它自己特定的结局。王莽从小受儒学熏陶，信奉儒家经典，又是利用符命当上皇帝的第一人，所以，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被宗教化、神学化的儒家经学，不仅完全被王莽所接受，并且与日益泛滥的谶纬迷信、灾异祥瑞相结合，成为王莽立国改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王莽的全部改制活动，都是通过引经据典，比附祥瑞灾异进行的，这决定他的改制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一、王田奴婢制度王莽作为开国君主，与当时一些明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一样，对西汉末年以来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机深重的根源，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过限田限奴的建议；元帝时，贡禹曾建议大量遣散宫女，将官奴婢十万多人免为庶人；哀帝时，先后有师丹和孔光、何武提出限田限奴方案。王莽在即帝位前，多次将自己的封田分送农民，责令杀了奴婢的儿子自裁。应该说，他们都看到了土地和奴婢问题的严重性。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即帝位不久，即着手试图解决这两个棘手的问题。他的理由是堂而皇之的，他说：“古代实行井田制，一对夫妻一百亩田，收十分之一的税，国家昌盛，百姓富足，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秦商鞅变法以后，毁了井田，土地兼并出现。豪强地主占田几千亩，贫弱农民无立锥之地。汉朝减轻田租，对有田的人实行三十税一，而豪强地主兼并了成千上万的田亩，租给农民去种，却要收十分之五的租。所以租地主田的父子夫妇整年辛劳耕耘，还是连糟糠也吃不饱，而富豪人家的犬马，却连米豆都吃厌了，这是社会动乱不安的原因。同时还设置了买卖奴婢的市场，将人与牛马圈在一道，主人对奴婢有任意杀害的权力；还有抢掠贩卖人家的妻子儿女的，更是违背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经义和古训。”为此，王莽发布两项法令：一是王田令。规定从现在开始，普天下的田都称作王田，属国家所有，私人不得买卖。一家之中，男子不满八口，而田地超过九百亩的，应将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邻里乡亲。没有田地的男子要受田，也照此办理。敢有诽谤神圣的井田制的，要受到流放边远地方的惩罚。二是私属令，即将奴婢一律改称私属，不允许买卖。

王莽为了证明自己代汉立新的正义性，竭力把汉朝统治说得一无是处，比较真实地说出了汉末土地高度集中、赋役剥削严重、奴婢与牛马同栏的悲惨社会现实。但是他颁布的这个披着复古外衣的王田奴婢政策，却是从根本上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因而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尽管王莽吹嘘他当年做大司马宰衡时，如何下令试行过，呈现五谷丰登的祥兆，他所拍卖的依然是一纸不能兑现的空文。第一，王田制的核心是变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为封建国家的土地国有制，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封建国家地主阶级专政的性质，决定了它非但不能改变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而且连限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也办不到。第二，王田制必将遭到几乎整个社会的不满和反对。①它触犯了占有万顷良田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他们当然可以通过或隐瞒或分家折产等办法，尽力保持自己的土地，但总有一部分要被收归国有，他们自然要凭借权势和关系，反对王莽侵害他们的既得利益。②对于中、小地主来说，王田制本身对他们虽无大损害，但长期断绝他们的兼并之路，也是不能忍受的。③至于对广大无地农民来说，可能在王田制颁布之初，有相当的诱惑力。但当事实证明这原是无法兑现的一纸空文时，他们必将更加怒火满腔。第三，王莽规定土地不准买卖，企图以此抑制土地兼并，但他不懂得土地买卖是伴随着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确立而产生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禁止土地买卖的法令，既使土地兼并者和上升中的农民感到不便，也使被压榨得无法在土地上生活下去的农民，更加无路可走。王田令颁布后，上自各级官员，下至庶民百姓，因为犯了买卖田宅的禁令，而被判罪的人不可胜数，可以推想它是怎样地被社会各个阶级憎恶和反对了。

奴婢问题，王莽只是简单地把私家奴婢改了称呼叫私属，并规定不准买卖，就企望这个棘手的问题在他手上得到解决，真是异想天开。王莽本意是阻止自由农民的奴婢化，保证农村有足够的劳动力，从而保证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可是它既没有丝毫改善现有奴婢的境况，给他们安排较好的出路，又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农民破产沦为奴婢的可能性。所以，这和不准买卖土地一样，是王莽的空想。

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因为不能从中得到多少好处而对它无动于衷；广大濒临奴婢边缘的贫民，则感到它断了他们去做奴婢这条生路而对它生怨；法令直接损害了那些奴婢所有者的利益，更不能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另外，王莽在禁止私人奴婢买卖的同时，不仅没有对国有奴婢作任何限制规定，而且不断地通过十分严酷的法律，制造着大量的官奴。王莽一方面把奴婢贩子掠卖人家的妻子儿女，看作是不合天良人伦的不人道行为，一面却引经据典地认为，如果不遵他的法令，犯了法，沦为奴婢，则是罪有应得。王莽改制后，由于反对的人越来越多，官奴婢人数急遽增加。这些官奴的命运，并不比在市场上与牛马同栏的私奴婢好。地皇二年（21年），百姓因私铸钱沦为奴婢的达到十万多人，他们男的关在囚车上，儿女们用铁锁枷着颈脖，跟在后面步行，被押解着成群结队地去服苦役。到了目的地，夫妻被拆散，任意另行匹配。十分之六七的人在苦役中死去。

王莽的王田奴婢法令，没有能使西汉末年以来的尖锐的土地和奴婢问题有所缓解，反而引起了社会更大的混乱。王莽在土地和奴婢这两个主要问题上改制的迅速失败，使他的其他改革措施失去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和基础，预示着他全部改制的悲剧性结局。二、五均六管政策五均六管是王莽改制中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颁布王田私属令的第二年，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根据国师公刘歆提供的经典条文，下了“五均”“赊贷”的诏令。五均，即在都城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六大城市中设五均官。长安原分东、西市，王莽改东市为京市，西市为畿市，又改洛阳为中市，邯郸为北市，临淄为东市，宛为南市，成都为西市。将原来长安东、西市令和其他各市市长，改称五均司市师。市师下面设交易官五人，钱府官一人。交易官又称均官，职掌评定物价，抑制商人囤积居奇；钱府官职掌收税和赊贷。

六管，是由王莽对工商业经济活动所采取的一系列管制措施发展而成的，即政府办理五均赊贷，盐、铁、酒三项由政府专卖；货币由国家铸造；山林川泽由国家管理，合称六管。这套经济政策，有的是继承前代旧制，有的则有所损益和创新。如盐、铁专卖因袭了汉武帝时桑弘羊制定的政策，酒的专卖是由羲和（职掌五均六管的官）鲁匡建议而恢复旧制的。五均六管，表面上看，是国家对工商业等经济活动的管制措施。王莽一方面宣称，目的是抑制富商大贾的过分盘剥；另一方面却又偏偏任用巨商富贾来负责六管。长安的京五均司市师这样重要的职位，就是由天下有名的富商王孙大卿担任，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和临淄的伟姓等家资万数的巨贾，都被任为专管六管的官员。他们本来就是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贱买贵卖或放高利贷的老手，如今打着政府官员的招牌，便更加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巧取豪夺。他们到全国各地活动，与郡县的富豪互相勾结、贪污中饱。一般的地方官吏，也因王莽长期借口制度未定，保证不了俸禄，就私自增加赋税，搜刮人民，甚至在京师，王莽指派中黄门王业统管长安市的采购。王业也是依仗权势，贱取于民，成为长安商民的一大祸害。六管中规定的税收，名目之繁多，制度之烦琐，是历史上少见的。一类是大工商业税：凡开采金银铜锡和采取龟贝的工商，都必须向钱府官报数纳税。一类是不生产税：凡田荒不耕没有产品，一人出三人的税；城市里住宅周围不种果木蔬菜的，一家出三个人的布匹；游荡闲居的人，出布一匹。交不出布，罚作苦工。一类是小工商、小手工业及闲散职业税：凡到山林川泽捕取鸟兽鱼鳖等物和饲养家畜的，妇女养蚕纺织缝补的，工匠、医、巫、卜、祝、方技及从事商贩和开设旅店的，都得向钱府申报实数，抽取其赢利的十分之一作为“贡”，交纳捐税。若不向钱府申报，或申报不实，货物全部没收，并罚做一年苦工。王莽如此烦苛地对社会下层各种谋生手段，通过税收进行干预，对当时大批失去了土地、依靠山林川泽维持生活的贫苦农民和无业平民来说，是徒增了不堪的负担，甚至是断了他们最后的生计。天凤四年（17年），王莽再次重申六管法令后，纳言官冯常曾上书谏劝他停止执行六管令，王莽勃然大怒，罢了冯常的官。天凤五年（18年），大司马司允费兴曾向王莽指出：国家实行六管，收山泽的税，是和小民争利，加上连年旱灾，百姓饥饿穷困，无路可走，只有铤而走险，聚众起义。费兴希望王莽对百姓能放宽一些限制，王莽还是听不进去，又将费兴罢了官。直到地皇三年（22年），王莽垮台的前一年，才承认六管只是使富商大贾和贪官污吏中饱私囊，腰缠万贯，广大人民是深受其害的。在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王莽被迫废除了六管之法。

三、币制改革在王莽的经济改革措施中，搞得最混乱最荒唐的是货币改革。其次数之频繁、内容之错乱和乖谬，在中国货币史上是仅见的。

居摄二年（7年），王莽第一次下令改革货币，在保留当时已流通了一百多年的五铢钱的同时，新增加三种货币：大钱重十二铢，每枚值五十；契刀每枚值五百；错刀每枚值五千。新旧货币一起流通，新币的重量轻而面值大势必引起民间的“盗铸”。因为错刀的长纹镶有黄金，面值更大，王莽又宣布黄金国有，禁止列侯以下持有黄金，有黄金的人要到官府去作价受值。这引起了中小地主和商人的普遍不满和抵制。

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当皇帝后，为了抹去刘汉王朝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又十分荒谬地在货币上打主意，发布了第二次币制改革的诏令。他借口老百姓说上天要革汉立新，废刘兴王，而“劉”字是由“卯、金、刀”组成的，所以“刚卯”这种佩玉不许再用；契刀、错刀和五铢钱也一律废止。另铸小钱（重一铢）顶五铢钱， 与前次的大钱一起通行。为防止私铸，下令禁止民间采铜烧炭。王莽再次以小易大，以轻换重，借改变货币，掠夺社会财富，又遭到社会各阶层的反对。百姓用惯了五铢钱，大小钱并用不仅不方便，轻重随意改变也觉很不可靠，私下里还是用五铢钱做买卖，并放出风来，说大钱就要废止不用了。王莽对此十分恼怒，紧接着下了一道命令：“谁再敢用五铢钱交易，说大钱将要废止，就要像诽谤井田制那样，发配到边远地区服苦役去！”

王莽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以后又先后两次改变币制，特别是第三次，更是荒唐透顶。始建国二年，他下令将货币改称为“宝货”，分成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就是五种货币材料：金、银、铜、龟、贝。六名即六种货币名称：黄金、银货、龟币、贝币、布和泉（布和泉都以铜为主要材料）。二十八品即二十八种货币的品级。王莽完全不顾货币的频繁改作、名目众多，兑换复杂，会给人民带来多大困难，还以为货币轻重大小的品级差等分明，百姓一定感到方便、乐意使用。真是热昏了头！民间照样有私铸货币的，他下令：一家盗铸，邻里五家受株连，全部变为官奴婢！人民不愿意用新币，他就制定了严酷的刑罚和检查制度。王莽规定，官吏和百姓从一地到另一地，要持有符传（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及与此相符的布钱。否则，旅店不准留宿，关隘渡口予以扣留。甚至高级官员出入宫门，也必须持有布钱。王莽为强行使用新币，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第三次改变币制后不久，因为阻力实在太大，王莽又宣布只使用值一的小钱和值五十的大钱两种，其他龟、贝、布货币暂停流通。天凤元年（14年），王莽又进行第四次货币改革，宣布废除大小钱，改为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和货泉（重五铢，值一）两种。后来，他怕大钱通用已久，老百姓不愿意，就又下令，大钱可以暂时流通。但重十二铢的大钱与重五铢的货泉一样，面值都作一。王莽以为政治权力万能，朝令夕改，任意胡来，结果造成了社会的极大混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每一次改变币制，都导致一大批人破产。因私铸或触犯了其他禁令而罚作奴婢和流放服苦役的人，也比比皆是。农商正常活动无法进行，商品流通渠道堵塞，市场萧条，人民怨声载道。

四、开边衅，挑起对少数民族战争王莽改制造成了在新朝直接统治下的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宁，也祸及了匈奴、西域、东北和西南等边境少数民族地区。

王莽无视于长期以来汉族和边境各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和睦友好关系，对于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边疆地区的开发，对于中央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狂妄自大，唯我独尊，强令各少数族服从他的专制无理的要求。就在废汉立新的当年，王莽就迫不及待地派出他的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带着宣扬新朝建立的四十二篇符命和印绶，分赴全国各地，将新朝的印绶分别授于更改名称的王侯、各级官吏以及匈奴、西域和周边各少数民族首领，收回汉朝颁发的印绶。王莽命令五威将们，普天之下，四方八极，都要走到，以炫耀他皇帝的神圣和至高的权威。这帮爪牙得了圣旨更是狐假虎威，所到之处，恣意胡为。在骚扰了内地各处之后，又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张牙舞爪，故意寻衅，挑起事端。东到玄菟、乐浪、高句丽、夫余，南出边外，过益州，把句町王贬为侯。

西至西域，将那里的三十多个国家的王，一律降为侯。北赴匈奴，授单于新朝的印信，收了单于汉朝的旧印。将原来的“玺”改成“章”。匈奴单于看后不愿意，要索取旧的印章。五威将的右率陈饶事先把旧章砸得粉碎，又嘲弄地将一堆旧印碎片交给匈奴单于的使臣，傲慢地说：“请你们单于还是承应天意，服从新朝的授命吧！”单于听说大怒，即发兵进犯内地。被贬的句町王等西南和西域各国的少数民族领袖，也乘此宣布脱离新朝的藩属地位，开始骚扰边境。王莽对此非但不做反省，采取补救措施，反而对开边衅的陈饶等大加奖赏，封陈为“威德子”。第二年，又对索取旧印的匈奴单于施加新的污辱，将他更名为“降奴服于”，粗暴地宣布将匈奴分裂为十五国，立匈奴先祖的子孙为十五国单于。为此，王莽派了十二个将军，调集全国三十万军队，分六路出兵，发动规模空前的讨伐匈奴的战争。为进行这场战争，王莽匆忙下令从全国征调军需，准备三百天的粮草。自江淮一直到北部边防线，道路之上，运送衣服、武器和粮食等军需物资的牛马车辆和役夫络绎不绝。监督行军和催饷的使者往来驰骋。一时间，人心惶惶，天下骚动。王莽规定，三十万军队和三百天粮饷要全部到达边境前线后，同时出征。

这样，先期到达的部队，在屯留边境郡县等待其他部队到来之前，将领和士兵无所事事，便在那里放纵抢掠，随意勒索，给边境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内地郡县，则被无穷无尽的摊派催征军资，搞得倾家荡产，被逼流亡，最后投入武装反抗王莽斗争的行列。所以说，对匈奴战争还没有开始，内地和边境已经骚乱。为对付这种混乱局面，王莽给七公六卿加上将军称号，让他们去镇抚内地城镇，又派中郎将、绣衣执法各五十五人，分别去边境各郡坐镇，监督屯边将领，执行纪律。

谁知他们一到那里，立即与带兵将领相勾结，公开索取贿赂，鱼肉百姓，为害更大。尽管王莽又下达了整肃军纪的命令，但已没有丝毫约束力，监军的、带兵的照样放纵士兵，胡作非为。

王莽发动对匈奴的战争，遭到个别有识之臣的反对。被派去讨伐匈奴的讨秽将军严尤，就当面规劝王莽。严尤从国力民情，特别从军事角度陈述了对匈奴作战的五大困难，希望王莽打消出征的念头。但王莽已被想象中的显赫武功迷了心窍，根本听不进去。对匈奴战争持续了将近十年，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潜伏的社会危机愈益严重。王莽仍不死心，天凤六年（19年），又下诏募集天下丁男及死罪犯和奴隶，起名叫“猪突豨勇”，送到边境战场做前锋；借对匈奴作战为名，按财产的三十分之一征收新税，搜刮全国吏民。还勒令公卿以下至郡县官吏，按俸禄多少分别保养军马。当官的自然又轻易地把这种负担全部转嫁到百姓头上！为了求得对匈奴战争的最后胜利，王莽甚至异想天开地把希望寄托在出现某种奇迹之上。他下诏广泛招募有奇巧法术可以取胜匈奴的异人，并许以相当高的官职。重赏之下，果然有一万多“高手”自报家门而来。有的说，他渡河不用舟船，将车马连接起来，就可以把百万大军送过河去；有的说，不必准备什么粮草给养，只要吃了他制造的灵丹妙药，就可以使三军不饥；有的说，自己插翅能飞，一日千里，可以侦察匈奴敌情。离奇古怪，不一而足。对于那个自吹能飞的人，王莽尤感兴趣，当场试验，结果那人以大鸟翎作双翅，从高坡上向下滑翔，挣扎着“飞”了几百步就坠落下来。王莽心里明白，这些取巧逐利之徒，并没有神奇的本领。但为了借用他们的名气，鼓舞士气，全部让他们做了官，赐给车马，整装待发。

当时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是王昭君女儿的丈夫，曾归附过新朝。王莽派王昭君兄长的儿子，将他诱骗到边塞后，用武力胁迫至长安，强行立他为须卜善于后安公，取代匈奴的首领。严尤（任大司马，主持对匈奴作战）谏劝王莽不能这样干，说：“须卜当在匈奴的右部，他的部队对边塞没有什么侵扰。匈奴单于一有动静，他就暗地向我们通风报信，对我方帮助极大。现在把他弄到长安当傀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匈奴人了，不如把他送回去有利。”

忠言逆耳，王莽哪里听得进去。

倒是好说大话，故作惊人之举的狂徒，备受赏识。王莽多次失去了和匈奴的关系缓和的机会。长期的动荡，北部边境生产遭到破坏，百姓离乱，尸骨暴野，出现凄凉萧条的景象。

对匈奴是这样，对东北、西南和西域各少数民族，无不如此。如对高句丽，先是征发高句丽兵去打辽西少数民族秽貉族，遭到拒绝后，王莽即下令让严尤将高句丽侯驺诱骗杀害，并把首级传到长安，更改高句丽为下句丽。

王莽以为这样就可以震慑住东北各少数民族，谁知更激起了他们的仇恨和反抗。

持续了十几年的对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基本上与新朝的存在相始终，不仅使王莽失去了改制所必须的和平环境，而且加速了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成为大规模农民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五、农民战争风暴将新朝席卷而去王莽在西汉末年社会各种矛盾都相当激化的险恶形势下，用伪善的面孔和纵横捭阖的手段，骗取了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击败了一个个对手，实现了改朝换代。从根本上说，他完全不懂得这是广大劳动人民奋起反对刘汉王朝腐朽统治这种客观的强大的阶级斗争力量的推动。王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利用符命神化自己，大肆宣扬代汉立新乃是非他莫属的天命所归，进一步神化个人意志，以为凭他一道命令、一个主意，就可以解除西汉末年以来的一切社会危机。终于，全面改制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王莽当皇帝后暂时得到缓解的政治形势，很快又变得严峻起来。公元10年，王莽挑起对匈奴的边衅，内地开始出现零星的农民起义，到新王莽天凤四年、五年（17年、18年），一场酝酿已久的以绿林、赤眉军为代表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

新王莽天凤四年（17年），临淮（今江苏盱眙县西北）瓜田仪、琅琊（今山东诸城市）女子吕母举兵反抗。吕母的起义军在山东滨海一带打击官军，队伍发展到万人以上。吕母是我国史书上记载的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这一年，南方发生大饥荒，人民以野草根为食。荆州一带尤其严重。于是，有饥民数百人共推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人王匡、王凤为领袖发动起义。不久，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人马武、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王常、成丹等率领人马前来归附。数月之间，队伍发展到七八千人。起义军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被称为绿林军。地皇二年（21年），王莽强令荆州牧（州的军政长官）发兵两万前去镇压。绿林军王匡等率军在云杜（今湖北仙桃）、安陆（今湖北安陆）迎击，大破王莽军，缴获全部辎重，起义军声威大振。第二年，因发生瘟疫，绿林军决定两路撤出绿林山：一路向西到南郡，称下江兵；一路北行入南阳，称新市兵。

新市兵攻随（今湖北随县），陈牧等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组织了一支一千多人的队伍响应，称平林兵。

天凤五年（18年），琅琊人樊崇率领贫苦农民一百多人在莒县（今山东莒县）起义。当时青徐（今山东东部和江苏北部）发生大灾荒，饥民纷纷投奔樊崇，队伍很快发展到几万人。在与王莽军队作战中，起义军为与敌人相区别，把眉毛染成红色，被称作赤眉军。对于这支骤然而起的农民军，王莽恨得咬牙切齿。地皇二年（21年），他派太师景尚率军镇压。但在第二年的一次交战中，王莽军被打得溃不成军，景尚被起义军击杀。王莽闻讯，更加恐惧，立即又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军进攻赤眉军。王莽在送他们出发时，假惺惺地表示要开仓赈济百姓，想以此瓦解起义军。实际上，王莽连他的军队也不愿发够粮饷。

所以，十多万官军在王匡、廉丹的骄纵下，沿路像饿狼一样，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整个山东地区遭到一场浩劫，到处流传这样的民谣：“宁逢赤眉，勿逢太师（王匡）；太师尚可，更始（廉丹）杀我。”可见官军作恶危害之大。王匡、廉丹镇压了一些地方的起义军之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最后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县）与赤眉军相遇，十万大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王匡狼狈逃窜，廉丹妄图顽抗，被起义军杀死。成昌一战，王莽在东方的军事力量从此一蹶不振。赤眉军迅速壮大，队伍增加到数十万，势力扩展到黄河南北。

在农民起义遍及全国、王莽政权四面楚歌的形势下，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人（多数是西汉刘氏的宗室）乘机打出反对王莽的旗号。22年，南阳著名豪强地主刘、刘秀兄弟，在舂陵（今湖北枣阳市东）组织七八千人起事，号称舂陵兵。刘自称柱天都部，部属各封将军名号，攻城略地，所到之处，发布檄文，宣布王莽罪状。不久，刘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先后将新市、平林兵、下江兵联合起来，大军北进，所向披靡。王莽感到走投无路，穷于应付，决定派遣风俗大夫分头到全国各地，宣布他上台以来的改革一律作废。但已经无济于事。且不说起义军已紧逼新朝统治中心，风俗大夫们根本无法到全国巡行，农民起义军和各种反莽力量，也绝不会在王莽一纸许诺面前停止进击。地皇四年（23年），在新市、平林兵的支持下，西汉宗室贵族刘玄被推出来当了皇帝，建元“更始”。

王莽闻讯，大为惊恐。为了掩饰内心的惊恐不安，他故作镇定，根据“黄帝娶有一百二十个嫔妃而变为神仙”的符命，在妻子死了两年之后，以六十八岁老龄，王莽把须发染成黑色，用巨金聘娶了杜陵史家的女儿为皇后。在举行婚礼大典这天，他亲自到前殿迎候皇后，以显示自己富于春秋、精力充沛；他的爪牙又实实足足为他选取了一百二十个美人充嫔御，供他垂死前的淫乐。同时，孤注一掷、穷凶极恶地派遣他的得力干将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纠集郡兵四十万，号称“虎牙王威兵”，扑向绿林军。结果在昆阳（今河南叶县）摆开了王莽军和绿林起义军的生死大决战的战场。王莽军主力最后被击溃，敲响了王莽新朝的丧钟。

农民起义如燎原烈火，越烧越旺。王莽统治集团内部迅速分崩离析。地皇四年（23年）十月一日，起义军攻入长安宣平门。十月三日，王莽被起义军杀死。王莽上台及其全面改制，用谎言欺骗愚弄了人民，愚弄了历史。他终于受到了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