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转型
⑴ 为什么金融危机后投资银行要以转型为商业银行为出路
因为国际金复融危机之后，国内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监管日趋严格、金融“脱媒”加速、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都使商业银行的市场竞争日渐加剧。所以各家银行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发展模式，加快探索经营转型，为银行找出路。
⑵ 中国金融系统的现状如何分析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金融系统
证监会专家：中国金融体系结构性转型已经开始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日前表示，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已经开始了结构性的转型，从间接融资占绝对主导地位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均衡的方向演进。
祁斌在上海市期货同业公会、上海证券同业工会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主办的“投资中国——2007上海证券期货国际论坛”上表示，促进金融体系的平稳转型，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一要继续推进基础性建设，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推动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应加快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债券等在内的市场发展，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推动上市公司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做大做强，提高国际竞争力，同时应强化各种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的快速决策和反应机制，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第二是要推动相关制度的变革和建设，为资本市场的建设创造有利的基础。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推动信用体系和诚信文化的建设，为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第三要加强监管的有效性，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边界，进一步构建市场化导向的创新体系的建设，逐步构建市场化导向的创新机制。同时要充分发挥交易所和自律监管功能，逐步完善市场的自我约束机制，形成高效的多层次监管体系。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和提高执法效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推动资本市场法律体系的建设，完善快速反应机制，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制止。提高违规成本，建立有效的体系。第四，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稳步对外开放，增强我国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祁斌说，近年来，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得直接融资比例稳步上升，有效地改善了我国的金融结构，分散了金融系统风险，中国金融体系开始了结构性的转型。2006年资本市场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为22%，截至2007年9月底，这个比例超过30%。
他认为，目前资本市场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第一，资本市场结构失衡，资本市场的约束化机制不足，市场主体需要进一步培育。第二、宏观经济和国际市场的变化对市场的影响日益增加。第三，银行存款分流现象是我国金融体系结构性转型的开始，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并将成为一个长期趋势。但也对监管体制和金融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第四个挑战是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金融活动的全球化特征更加凸现，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着全球竞争的趋势不可避免。
中国金融体系如何走出困局
据《中国投资》报道，2004年在宏观调控情况下，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发展趋势，但是证券市场走势却出现了严重的背离。以银行和资本市场为主体的金融体系运行效率低，金融资源浪费严重，直接融资内部机制失调，多层次市场发展滞后等多种问题，尤其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长期严重失调，导致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加剧了金融体系风险的积聚。
在重筑金融体系中，银行和资本市场各应扮演什么角色？中国金融体系战略究竟应该选择银行主导，还是资本市场主导？银行业为建立与资本市场相匹配的经营体系，在经营方式上应选择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2005年1月1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多位国内知名专家提出了破解金融体系谜题的思路。
银行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中国金融体系的战略选择
从世界各国金融发展的历程来看，金融体制的选择和金融业的发达程度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与现代科学技术共同构成现代经济的核心推动力，并成为国际竞争的新趋势。各国金融体系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其典型国家如德国、日本；另一类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其典型国家如美国、英国。
从理论研究上看，很难得出哪一个金融体系更优的结论，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建立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体系。对中国而言，如何构建一个既能推动经济增长、有效配置资源，又能平滑经济波动，合理分散风险，同时还能够使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的金融体系，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在未来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且也关系到中国能否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保持竞争的优势。
刚刚调任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的谢平认为，银行与资本市场谁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并不重要，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绝对是互补的。一个国家只有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的阶段后，才可能慢慢发展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这也是为什么英、美发达国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也是银行主导型，只是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才建立了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从投资者个人来说，只有其财富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想到把自己财富的多大比例投资在股票市场，另一部分进入银行；如果个人财富很少，他只需要到银行储蓄就够了。而目前的数据还不足以证明，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哪一种金融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北京银行副行长赵瑞安坚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商业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所暴露的问题也比较多，其发展需要商业银行体系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发挥作用是客观的和必然的。银行聚集了大量社会资金，具有能力和实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从社会资金需求来看，金融机构具有便利、有效的融资方式，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注入资金。从消费者的金融习惯来看，中华民族具有节俭的传统，因此大量资金聚集在银行也是一个客观的必然。
但商业银行目前面临着治理结构不完善、资本充足率低和不良资产规模过大的问题，而解决这三大问题最好的场所就是资本市场。对于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推动其在资本市场上公开发行上市，已成为众多商业银行的战略选择。此外，资本市场还为商业银行提供了补充资本金最有效的渠道——通过发行长期次级债务和股票可以使商业银行在短期内补充巨大的资本。资本市场是商业银行改革和未来业务创新的重要平台，而银行对资本市场的介入，对于保证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着政府隐性担保的商业银行进入资本市场，首先就会为广大的投资者带来巨大的信心支持。
更具体的：http://www.ce.cn/economy/bank/yanjiu/jrts/200502/16/t20050216_3088757.shtml
非原创。
⑶ 传统商业银行转型互联网金融有何优劣势
优势：
具有庞大的用户群，这些用户群就是将来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目标专受众。
信誉，品属牌
具有线下实体网点，可以线下支撑线上的营销，推广等活动。并且线下实体网点可以让用户有一个咨询，交流复杂业务的场所，特别实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更让人安心。这一点比没有实体网点的互联网金融网站更具优势。
劣势：
1.互联网思维稍弱
2. 行动较慢，执行力稍弱
3. 传统银行做互联网金融，会考虑风险，资金监管，审核资质等等，产生了较多的成本，虽然银行提供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更安全，但收益不具备绝对竞争力。
这是本人的一点分析。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我也是银行的，互相交流哈。
⑷ 如何发挥金融投资在企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怎样转？首先要抓住问题症结。有了思路，接下来就是落实。
人们注意到，在结构调整与转专型升级的“指挥棒”属下，一支金融力量风声水起，那就是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从财务人员利用现代金融知识探索企业理财渠道、盘活企业存量资本、比拼各类“财技”开始，非金融企业的这块“金字招牌”在主业风雨飘摇之时显得愈发亮眼。
更为重要的是，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化、差异化优势，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疲软、煤炭需求下滑、国内产量过剩之时，财务公司为集团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资金归集以后，如何利用财务公司的金融优势和专业化管理，管好、用好资金？
⑸ 中国银行业面临哪些变革与转型
中国银行业变革与转型的四大趋势与三个方向
趋势之一：积极转变增长方式，实施综合化经营。
趋势之二：跨界经营将成为常态，产融结合更加广泛和具体。
趋势之三：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将变革银行业传统经营模式。
趋势之四：对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方向之一：多元化和综合化经营。随着金融改革的逐渐深入，分业经营难以适应利率市场化的要求，事实上，金融产品的创新已突破了分业监管，使得金融各业态之间的界限变得逐渐模糊。从国外发达国家金融业的发展经验来看，经历了从分业到混业的发展过程，多元化和综合化经营是大势所趋。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我国的商业银行也需要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展开合作，从而提供综合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方向之二：国际化经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体现在对外资、外企的“引进来”，也体现在中资企业“走出去”。金融资本是依附于产业资本的，没有产业的发展，金融业就没有发展的基础。因此，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是支持走出去战略的关键所在，要支持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本地化、多元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方向之三：创新型和智能化。创新是银行经营发展的活力及动力所在，是应对各种挑战的必然选择。要树立创新的理念，将创新贯穿整个经营发展过程、各业务条线，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产品和服务创新、业务模式创新等。智能化是银行业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不仅体现在让客户快捷、低成本的享受金融服务，也体现在银行员工操作的便捷化，更体现在银行对未来发展的敏锐洞察力。
⑹ 剑指规避监管强监管助信托业“阳光化”转型吗
12月22日发布《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简称“《通知》”)，剑指规避监管、资金空转的银信合作。此外，上海信托、平安信托、陆家嘴信托、金谷信托、国民信托，分别被罚款200万元、20万元、40万元、50万元、20万元。金谷信托及国民信托的违规相关责任人还将受到纪律处分。中泰信托被暂停新增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存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不得再募集。由于中泰信托本身集合类业务占比就重，且集合类主要是依靠市场三方募集为主，所以上述处罚措施实际上是掐住了中泰信托的命脉。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以来，约15家信托公司被罚没805万元。而今年四成的罚款发生于12月，共计约330万元。今年密集的大额罚单，被业内人士视为监管层坚定惩治的态度，“警示信号明显”。信托业正迎来强监管时代。
中泰信托被按“暂停键”
中泰信托第二大股东——新黄浦近日发布公告称，中泰信托由于实际控制人不能承担股东责任和关联交易认定，中泰信托向客户承诺保本保收益等，其主要业务被叫停。新黄浦持有中泰信托29.97%的股权，是中泰信托的第二大股东。
半个月前，中泰信托刚刚受到上海银监局责令改正，罚款合计人民币90万元的处罚。因为2015年中泰信托通过自主支付的方式向借款人发放较大金额贷款；且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放任借款人将贷款资金用于股票交易。
实际上，中泰信托公司治理之混乱，信托业务之萎靡，在上海信托圈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中泰信托2016年年报显示，该年度公司新发行信托产品108个、信托本金235.15亿元，包括分期发行和开放式产品在内累计新增信托本金362.51亿元；清算信托产品196个、信托本金479.61亿元，包括分期发行和开放式产品在内累计兑付信托本金660.04亿元。全年向受益人分配信托收益87.15亿元。
某信托公司投资总监表示，从数量上看，中泰信托的上述信托业务在全国68家信托公司中应该居于中游水平。但信托公司业务分化比较大，排名靠前的信托公司，信托业务业务规模数倍于此。但从数量上可能看不出问题，关键是信托计划的质量如何，是否给公司、股东和客户带来了收益。
实际上，因中泰信托尽调不充分，风控不严格等问题，该公司“天地缘信托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产品被爆出逾期。
此外，新黄浦半年报显示，中泰信托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仅为1.07亿元，对比中泰信托40.84亿元的净资产，其净资产收益率难言可观。
“管理层多次动荡，使得中泰信托大批业务骨干流失，信托业务停滞。”上海某大型信托公司的信托经理称：“这次银监局的整治很及时。否则中泰信托真要不行了。”
中泰信托大股东历经多次变更。2008年6月，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港股01339)公司(简称“人保集团”)通过全资子公司——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购买了华闻投资55%的股权，完成对中泰信托大股东华闻投资的股权重组。
2011年，人保集团筹备上市，挂牌出售所持的华闻投资55%股权。2012年4月，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从人保集团手中买下华闻投资55%的股权，成为中泰信托的实际控制人。中泰信托目前的股权结构无法穿透其实际控制人。
在实际控制人易主的背后，中泰信托的人事也经历了几次大变动。2012年4月，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吴庆斌出任中泰信托公司董事长，原董事长刘虹、原财务总监何德见、原总裁助理叶晓军等人先后离职。
“隐秘的”信托
正如中泰信托的实际控制人至今面目不清一样，在资本玩家手中，信托产品是资本大鳄的工具。
2012年，北京信托就是假手“德瑞股权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完成其对华闻投资55%股权的收购。这也为中泰信托的实际控制人至今不明埋下了伏笔。
业内人士指出，银监会此次对中泰信托从重处罚显示出监管层对于金融机构股东、实控人“阳光化”的监管意图，穿透监管是大势所趋。作为一个金融产品，“北京信托-德瑞信托计划”成为中泰信托的实际控制人显然不符合监管要求。德瑞信托计划的4名劣后受益人(易建科技、盛宝通达、智尚劢合与桥润资产)据悉也并非实际经营的实体，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或另有其人。德瑞信托计划的实际控制人发生过多次变动，在引入新的机构力量之后，仍未达到监管部门提出的实际控制人“阳光化”的要求。
早前出台的《信托公司条例(征求意见稿)》第十条明确提出股东阳光化的要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或者管理信托公司的股权，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此外，银监会颁布实施的《中国银监会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七条中明确要求境内非金融机构作为信托公司出资人不得以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自有资金入股；第十条中明确要求关联企业众多、股权关系复杂且不透明、关联交易频繁且异常的机构或个人不得作为信托公司的出资人。
分析人士指出，2016年7月中旬，《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下发。这一被业界称为升级版资管“八条底线”的《规定》，最显著的变化是大幅降低杠杆倍数：严控结构化产品杠杆风险，并限定，股票类和混合类杠杆不得超过1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信托公司作为通道的信托计划开始增加。道理非常简单：之前计划发行券商资管计划的项目，由于资管“八条底线”，只能1：1配银行的钱，达不到规模要求。于是不得不找没有收紧政策的信托公司来做产品，1:2甚至1:3配资。通过信托计划大量资金通过信托通道进入二级市场。不过，目前这类业务也被信托公司主动喊停了。因触及平仓线的股票不在少数，劣后级资金因此亏损巨大，引发了信托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纠纷。
银信证信皆收紧
2017年12月下旬，银监会开出了对信托公司的一大波罚单。国民信托因“管理信托财产不审慎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被北京银监局罚款20万元；金谷国际信托因“管理信托财产不审慎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被罚款50万元；上海国际信托因“在开展信托贷款业务过程中，内部控制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被上海银监局罚款200万元；平安信托因“违反程序签订信托文件，作为受托人履职不审慎，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被深圳银监局罚款20万元；陆家嘴信托因“内部管理不到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办理信托业务”，被青岛银监局罚款40万元。
业内人士认为，处罚决定显示出在资管新规破刚兑的背景下，监管方面开始对违规刚兑加大处罚力度。破刚兑对整个结构化产品的明股实债、并购基金很多业务冲击较大。从目前的刚兑实际情况看，以银行理财和信托产品最为常见，预计未来监管层对刚性兑付的处罚力度会持续加大。从技术手段上讲，资管新规要求所有资管产品应当实行净值化管理以打破刚兑，净值生成应当符合公允价值原则并及时反映基础资产的收益和风险，未来除非标以外的所有公募和私募产品可能都要用市值法进行估值计算净值。
另有业内人士指出，虽然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公布后打破刚兑呼声高涨，但若没有对信托公司(受托人)的尽职量化界定，对信托资产管理过程中过失界定没有一个衡量规则，打破刚兑就难以操作。
据悉，由信托业协会拟定并将于近日提请会员审议的《信托公司受托责任尽职指引》对信托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出具尽调报告、可行性报告、项目审批、营销原则、产品推介、合同管理制度、信托披露等诸多行为规范进行了量化明确。
方正证券认为，《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简称“《通知》”)的出台预示着信托行业监管的持续收紧。具体来看，《通知》首次定义了银信通道业务，优先规范收缩。在此前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明确要求消除多层嵌套和通道的基础上，此次《通知》优先从银信类业务领域着手规范通道业务。通道业务作为监管套利的手段，银行“影子化”的媒介，将进一步收缩。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还要求对通道业务实行穿透监管，避免虚假出表。方正证券指出，此前72号文要求融资类信托在银信理财业务占比不超过30%，且将表外资产转入表内并计提资本，自此银信合作规模从64%下降到22%(2017年9月)。但银证信合作、银基信合作等创新模式的出现，加重了通道业务中的嵌套，加大了交叉性金融风险。防范风险是当前金融监管的出发点，今年以来多重文件出台要求穿透管理、禁止三套利、四不当等。《通知》打通了前期银行、信托领域监管规定，减少资金空转，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此外，《通知》还明确了信托公司履行受托责任，不得投向限制领域，这将再度推动信托行业主动管理转型，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对主动管理能力强、优先布局转型、资本金充足的信托公司是发展契机。
⑺ 面对转型发展如何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
一、结合银行实际，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商业银行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紧紧围绕经营效益谋发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既要重视利润规模数量的增长，又要注重利润结构质量的提升；既要处理好效益、质量、规模和速度之间的关系，又要正确处理好股东、员工和客户三者之间的关系；既要坚持银行经营的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统一，又要实现银行稳定、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以风险控制、资本约束、成本约束为前提，追求发展的质量、规模与速度。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商业银行深层次矛盾的根本办法。但发展是有条件的，不顾客观条件制约硬发展，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是对发展有害的。要明确发展的约束条件，在约束条件下实现质量、规模和速度的协调发展。从经济角度看，银行发展的约束主要包括成本约束（含利息费用、税收、拨备、资本金占用、风险损失等等）、管理约束、人才约束、法律约束和监管约束。
以结构优化和流程整合为重点，追求发展的效率与效益。在现实约束和竞争压力下，既要重视利润规模，更应注重利润结构和质量。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推动业务结构、客户结构、区域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实现利润总量增加和利润结构优化。同时，要以业务流程为依据，按照有利于价值创造和风险控制的原则，建立相互促进和相互制衡的业务流程，实现集约化经营，提高发展效率。
以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的整体推进为目标，追求发展的协调与均衡。在存贷利差不断缩小、风险控制不断加强、资本约束不断提高的市场环境下，银行在发展资产、负债业务的同时，必须推进业务转型，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把中间业务提到战略高度进行开拓推进，实现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的协调发展，变简单的借贷信用中介为提供多功能金融服务的机构。
以企业文化和员工队伍的培育建设为根本，追求发展的和谐与统一。银行属智力密集型行业，人力资源是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发展要以人为本。商业银行的创新源泉和持续发展，关键是要抓好队伍建设，既要加强员工培训，不断提高其业务技术素质，更要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从经营哲学的角度锤炼队伍，增强凝聚力、创造力和整体合力，提升核心竞争力，为持续发展提供源动力。
二、贯彻科学发展观，要着力增强驾驭全局的能力，遵循商业银行发展的规律
去年以来，我行党委结合全行的经营管理实际，先后提出了"实事求是、规范经营"的指导思想、"低风险、快增长、高效益"的发展思路、"转变经营模式，实施战略转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部署，并在全行开展了"管理年"活动和"平安建行"创建活动。全行的业务发展结构、收入结构和资产负债结构得到优化，资产质量得到好转，发展潜力得到增强，服务水平得到提高，企业形象得到社会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全行经营理念进一步得到转变，经营管理能力进一步得到提升，业务发展和转型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驶入了一条"低风险、快增长、高效益"的"新干线"。
面对当前银行业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必须遵循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管理的规律性，进一步增强大局驾驭能力，把握发展主动权。
以效益为目标。效益是识别和判断银行发展状况、发展趋势的标志，追求效益和价值的最大化，是银行经营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我们的一切经营活动首先都要以效益高低为准绳，以有没有效益为评价标准。
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也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本质和核心。银行的发展，客户的服务，要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不仅要不断提高全行的服务态度、服务效率、服务技能、服务手段、服务质量，而且要为客户创造价值。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客户，为了一切客户，为了客户一切"。
以管理为基础。企业的经营关键在管理，银行的业务发展、风险防范、效益的提高，管理是前提、是基础。强化管理是实现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就必须以管理为基础，强化全行的基础管理、增强全员的合规意识、责任意识和管理意识，不断提高全行管理水平。
三、着力转变经营模式，加快业务战略转型步伐
转变经营模式，实施战略转型，是适应新的经济、金融形势，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是战略转型的关键，是商业银行改善收入结构、增强盈利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结合我行实际，今年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高度重视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是证券和股份公司制度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沟通资金供求、推动企业并购、促进产业集中和规模经济形成、优化资源配置等重要作用。投资银行业务在新的经济金融形势下，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利润空间。可以说，作为商业银行，谁抓住了这一发展机遇，谁就抓住了竞争的主动权，抢占了战略的制高点。投资银行业务是关系到中间业务能否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的关键。
加快发展电子银行业务。由于多种原因，客户对电子银行产品的认知度和熟知度还不高，主动使用电子银行产品的还不多；客户和员工的服务收费意识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部分行对电子银行业务还不太重视，主动营销和宣传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加快电子银行发展，必须做到积极创新思路，创新服务，积极营造使用电子银行产品的氛围，才能够快速推进电子银行发展。
巩固扩大代理证券业务。代理证券业务、尤其是代理基金业务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更得益于我们观念的及时转变，得益于顺应资本市场发展采取的积极措施。面对资本市场的快速变化，必须高度重视服务不到位、风险提示不到位的风险，向客户充分揭示风险，让客户明白投资有风险，把投资的风险告示责任做在前头，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后果。同时要结合资本市场的发展特点，积极研究市场，及时寻找和发现替代产品，避免业务发展的大起大落。
持续提高弱势产品的竞争能力。对银行卡业务，要不断扩大发卡触角，提高持卡比例和消费比例。对公人民币结算业务，要进一步提高收费服务意识，扩大结算帐户群体和结算收费面。
⑻ 如何理解民生银行加速资管业务"五个转型
1、开辟差异化转型新路
近几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互联网金融兴起，商业银行迈入了全资产经营的“大资管”时代。为了应对经济金融环境的深刻变化，商业银行资管业务须着眼长远，积极谋求转型，回归资产管理本质。
中国民生银行副行长李彬在发布会上表示，该行紧跟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的变化，高度重视资管业务转型发展，将资管业务作为未来转型的重点战略业务之一，该行在“凤凰计划”改革中将资管定位为全行“大资管”产品平台，致力于打造全能型“非凡资产管理”品牌。未来民生银行着力从五个方面加速资管业务转型，开辟专业化、差异化的资管发展之路，在持续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打造民生银行理财金字招牌。
一是管理转型，推动治理模式、组织架构向市场化转变，开展独立专业化风险管理改革。
二是盈利模式转型，推动盈利模式向非利差化转变，资管业务收入模式由利差收入向收取管理费模式转变。
三是投资转型，站在全球视角推动投资品种大类化、多元化转变，加强组合管理，提升主动资产管理能力，做真正的资产管理业务。
四是产品与渠道转型，产品逐步回归“资产管理”本源，产品形态由预期收益型向净值型转变，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并构建向线上线下立体化营销转变，产品标准化、批量化与个性化、专业化相结合，增强线上移动渠道及线下代理渠道的销售能力。
五是技术转型升级，将“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的新技术引入资管业务，提升客户需求挖掘能力和风险管理效率。
2、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0多年来，国内银行资管业务实现了飞速发展，不仅帮助广大投资者实现了财富保值增值，而且为银行服务实体企业构建了投融资平台，促进了传统银行盈利模式转型提升。
据介绍，民生银行资管业务起步于2002年，是国内率先开展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之一。经过15年的开拓创新、专业发展，到2016年末民生银行理财余额突破1.4万亿元。近三年来，民生银行理财规模增长超过1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0%，客户收益水平连续多年位居同业前列。
15年来，民生银行秉持“为民理财，与民共生”的资产管理理念，不仅为广大理财客户创造稳定的投资回报，而且大力培育战略新兴产业，助推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积极承担了大型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
据李彬介绍，民生银行紧紧围绕“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通过债权投资、股权投资、产业基金、资产证券化等多种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2016年该行理财资金投向实体经济的余额超过1万亿元，重点服务于国家战略工程和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覆盖了基础设施建设、运输业、公用事业、石油化工、药品及医疗行业、传统制造业等行业。
其中，民生银行理财投资产业基金、政府引导基金规模超过400亿元，成功支持了重庆大渡口钓鱼嘴半岛PPP项目、天津武清区项目、昆明轨道交通项目、西安西咸区海绵城市项目、南京江北基础设施股权投资基金、亳州中医药产业基金等多个重点项目。
民生银行还积极响应“去通道化”有关政策，大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自2013年作为首批试点机构以来，民生银行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的发行规模、发行笔数始终位居同业第一，累计为100余家实体企业发行了超过500亿元的产品。紧密服务供给侧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通过去通道化，实实在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3、专业化提升主动管理能力
据李彬介绍，民生银行构建了适合理财业务的大类资产配置体系，通过风险预算的模式进行资产配置。民生银行还建立了重视择时、注重过程控制的投研体系，提前锁定收益、规避风险，从而降低整体投资风险。
比如，2015年6-7月股票市场剧烈震荡，在上证指数跌幅超过47%的情况下，民生银行权益类委托投资仍取得超过4%的年化投资回报，量化委托投资取得16%的年化收益，分级A委托投资实现了年化33%的回报。
民生银行因时而变、因势而动，不断满足投资者保值增值等各类需求。近年来，民生银行通过新开立分行和附属村镇银行，采用直销和代销等方式，将非凡资产管理产品推广到西部地区及三四线城市;通过创新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满足高净值客户和私银客户的需求;通过T+0型产品，满足企业客户的现金管理需要;附带订制投资清单的增利标准产品，满足了金融机构同业投资的需求，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
民生银行着力打造“非凡资产管理”品牌，先后推出八大系列拳头产品，多渠道、全方位覆盖各类客户，努力满足普通个人客户、高净值客户、私人银行客户，以及企业客户、同业客户的多样化投资需求。近三年，民生银行理财产品年均发行规模超过4万亿元，年均发行超过4000款，服务个人客户逾170万户，机构客户超过5000户，三年累计为投资者实现收益超过1000亿元。
4、资产配置多元化发展
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和企业产业转型为跨境资管业务提供了新机遇。民生银行主动出击，积极配置海外资产，通过配置离岸人民币大额存单、中资美元债、港股定增等，开展多元化投资，持续提高资产收益。
尤其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民生银行抓住战略机遇，加快海外资产配置步伐，积极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主动服务全球客户。同时，引入权益、量化、分级A等创新工具投资，准确把握主要市场机会，实现了资产多元化发展。
今年，国内资产管理业务在市场需求、资产质量、互联网化趋势和营销渠道等方面呈现多样性变化，民生银行的营销策略也进行了适时调整。
一方面，民生银行继续深入拓展零售基础客群，包括国内高净值客户和私人银行客户，通过手机和互联网等移动通讯方式，提升客户业务办理的便利性和满意度;通过互联网化的系统改造和大数据运用，提高产品的线上推广能力，开拓新客户尤其是年轻客户群体。
另一方面，民生银行细分对公客户群，尤其是企业和同业客户群，针对客户多方面需求进行产品创新，展开精准化营销活动，强化对公客户的互联网渠道建设。
5、构筑风险管理“三道防线”
与传统的信贷业务不同，资管业务具有独特的风险特征及管理模式。民生银行始终把风险防控放在第一位，着力构建险管理“三道防线”，建立了涵盖资管业务条线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第一道防线——风险管理内生机制。民生银行建立委员会决策机制，形成内部制衡、外部制约的风险管理格局;建立两头收紧的闭环式风险管理，前有项目发行风险审查，后有资产投后监控，及时控制、揭示、处置风险。
第二道防线——专业风险管理能力。民生银行将风险管理部门划分为公司、零售、金融市场三大风险管理领域，建立专业的金融市场风险管理部门和团队，逐步形成反映迅速、管理专业、风控有效的风险管理能力。
第三道防线——建立定期监督机制。民生银行发挥内部独立审计的稽核功能，定期对资管重点业务及管理流程进行检查、督导和优化，确保了全行资产管理业务长期稳健发展。
⑼ 比较转型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差异
在转型经济中,间接融资部分地解决了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但间接融资并不一定能够保证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银行组织对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取决于银行机构活动的效率和成本。相对而言,资本市场不受中介环节的影响,其发育程度往往被作为金融效率提高的一种标志。但是,由于现实经济中的市场总是存在一定缺陷,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并不一定意味着金融效率的提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直接融资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与间接融资相似的特征,资本市场的效率优势明显下降,值得深思
特别提示:提高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途径
我国资本市场效率低下,是与资本市场信息质量差、约束机制失衡、竞争水平低等特征密切相关的。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提高资本市场与直接融资效率,需要按照资本市场发展的理论基础,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提高市场信息的可预期水平
近年来,资本市场中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受到了广泛的重视,监管机构加大了对虚假信息提供者的处罚力度,但信息真实性本身并不能解决资本市场运行中的矛盾。只有当真实的信息进入人们的预期函数中时,"真实性"才有意义。
"真实性"问题主要与市场的微观主体相联系。从理论上讲,如果处罚足够严厉,信息虚假的问题可以在一段时间得到迅速纠正。但仅依靠微观主体信息质量的改善,并不能解决股市投机性的问题。
在我国,政策信息、政府对上市公司的保护程度、企业可能发生的"资产重组"对价格的影响,远大于企业的帐务信息。由于这类信息的可预期水平很低,经常会被投机者所利用,操纵股价。从这一点来讲,信息是否是可预期的比信息是否真实重要得多。
提高市场信息的可预期水平,首先需要规范的是政府信息的生成与传
播方式,避免突击性的政策调整与监管策略的变动；其次需要建立常规性的信息发布机制和约束机制,避免以"个案处理"的办法代替制度性建设。
第二,加快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调整
从转型经济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的一般经验来看,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如果不打破国有或准国有企业对直接融资方式的垄断,资本市场效率的提高很难实现。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和垄断相结合,在获得大量低效率垄断利润的同时,也必然会主动或被动地承担部分社会职能,企业经营者演变成"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复合体,大范围的投机与寻租行为就无法根本消除,现代企业制度和有效的治理结构也就无法形成。在保持国有机构性质不变的前提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引入普遍的市场竞争,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股权结构的市场化程度。
第三,建立内生性约束机制
按照约束形成的机制,约束机制可以分为外生性和内生性两种。外生性约束机制是在经济、金融运行外部形成的,体现的是"人的意志"；内生性约束机制是经济金融运行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体现的是"市场的逻辑"。
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外生性约束机制生长旺盛,党的组织原则、社会道德、思想作风建设都可能演化成一种约束机制安排；而内生性约束机制的发育迟缓,在我国投资人对借款人必然承担的监督义务演化成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债权约束与股权约束的均衡机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社会舆论约束和相应的市场法律保障体系也十分薄弱。
内生性约束机制薄弱的成因很多,其中对社会不安定的疑虑和对民间自发组织势力的担心,是影响投资人"自愿"承担监督责任和市场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已成为投资人与政府博弈的一个既定假设。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验证明,缺乏源于市场内部、符合市场规律、遵守市场规则的约束机制,提高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也就成为无本之木。
第四,弱化政府的作用
由于金融特有的外部性,世界各国对金融业的管制都较为严格,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需要对金融体系运行的各个环节都加以控制或影响。在金融活动中,政府的影响力越大,积累的潜在风险也就越大,最终支付的代价也就越大,日本近年来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就是一个例证。
弱化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否定政府的管理,而是在政府促进市场规则形成与政府替代市场规则之间进行选择,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当政府减少对金融活动的直接影响时,必然会促进市场机制的建立,否则就会出现混乱。相反,当政府出于"自利"或"利他"的目的,认为不能放松对金融活动的干预时,就会形成市场对政府作用的惯性依赖。这种趋势延续下去,政府的影响力就会演化成权力机构的自我增强机制,市场机制的完善是对方方面面既得"权利"的挑战,面临的阻碍会逐步增强。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经历了多次"机构精简",金融管理部门在部门种类、人员数量、权力范围等方面都呈现出单调增长的趋势,这种现象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一、失衡的资本市场的构成与规模
在资本市场中,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是企业融资的两种不同方式,与之相适应,我国的资本市场主要包括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两个部分。
债券市场的发展始于80年代初期,起因是为国债的发行和交易服务。目前债券市场中的交易品种包括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券。由于我国企业债券项目的确定一直是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进行的,企业债券的发行方式沿用传统的审批模式,发行规模实行额度管理。总体上,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十分缓慢,规模有限,据统计,2000年企业债券发行额为83亿元,占债券发行总额的1.3%,占GDP的0.09%,企业债券余额为861.63亿元,占债券总额的3.93%,占GDP的0.96%。
与债券市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迅速。自1991年开始,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数量、市价总值、交易规模等,逐年攀升。截至2000年底,我国股票市场的市价总值接近5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54%。股票市场融资相对于间接融资的比重也逐年上升,2000年这一比重达到了11.23%。
综合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来看,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规模保持了较快的扩张速度,资本市场对于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扩大。
二、低效的资本市场运行的特征
我国资本市场在量方面保持了快速扩张,但在质方面改善缓慢。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表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市场交易信息质量差,价格波动明显
信息质量、透明度及其与价格形成机制的联系,是资本市场效率的核心。尽管几年前就有人提出,我国的股票市场已经具有弱有效市场的特征,但实际上我国资本市场中的信息质量以及价格对所有信息而不是特定信息的反应敏感性差的缺陷,至今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信息质量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信息源的信息"生产"质量差、数量小。这里不仅指上市公司"做假帐"、隐瞒"内幕信息",也包括与资本市场运行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信息、管理决策信息"生产"的不规范。长期以来,我国股票市场一直被冠以"政策市"的称号,从根本上说明管理层的决策信息对股票市场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它信息,由于大量与股市相关的政策、监管变动缺乏规范的程序,难以进入人们的预期函数之中。这些信息一旦突然释放,就对股票价格产生剧烈影响。对于决策信息的扰动,投资者根本没有办法在事前消除,这一点应引起管理层的足够重视。
二是信息传播质量差、校验失灵。我国的信息传播媒体市场是严格管制的市场,大多数新闻媒体属国家所有,因而缺乏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和质量的竞争约束。与此相类似的是证券中介机构,他们"共谋"造假所获得的收益也远大于损失风险,对信息进行虚假校验或不校验,自然构成了它们的占优策略。在约束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现在常用的处罚手段不可能战胜市场博弈的力量。
三是信息分布不均匀,利用效率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的结构以散户为主,对于众多的个人投资者而言,他们收集信息的边际费用远高于机构投资者、大户或"庄家",同时缺乏知识技术优势。当信息收集与整理的费用高于可能的收益时,收集与整理信息成为非理性行为。因此,打探庄家信息、跟庄买进,被散户投资者认为是最明智的选择,也最实惠。
资本市场中的这种信息机制,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不可预期因素对价格影响的权重大于预期信息,投资人随时都保持一种警惕的姿态,形成了股票市场的高换手率；二是广泛的从众行为增加了操纵股价的成功概率。这些因素与政策信息的不确定共同作用,造成股票价格大起大落,交易量变动剧烈。
第二,市场结构不协调,融资成本高
企业在不同的生产环境和生产阶段,所需资金的期限不同,愿意支付的融资成本和承担的义务与风险也不同。从总体上看,利用股权融资还是债券融资是一个随机分布的过程。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协调发展是企业多渠道、低成本筹集资金的市场基础,也是平衡债权约束和股权约束、形成有效企业治理结构的必要条件。但是,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极不平衡。
与股权融资相比,债权融资规模很低,并在90年代中期后,出现了逐年下滑的趋势,2000年企业债发行额只相当于A股筹资额的8.48%,如果将企业债券的特定发行方式考虑在内,大部分企业无法通过债权进行直接融资。
债权市场的流动性也比股票市场低很多,截至2001年8月,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家数已达1151家,流通股份为1273.36亿股,而在交易所债券市场上挂牌交易的公司企业债券仅有12个,发债主体6家,日成交金额平均不足5000万元。
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结构失衡,直接加大了企业融资的成本和难度。因无法进行债权融资,股权融资就成为大多数企业直接融资的"独木桥"。由于我国对股票发行的规模管制较严,企业从需要融资到实际完成筹资过程所需耗用的时间很长,在这期间经济环境和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融资的实际效果受到较大的影响。
企业融资结构的失衡,也加大了企业的外部监督成本和资本市场的总体管理费用。债权人和股权人对企业实施的监督是一个相互促进、密切相关的过程,在股权分散、"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的情况下,代理人可以通过讨好部分大股东(比如关联交易)而损害大多数股东的利益(比如不分红),并可以利用虚假信息进行掩盖。此时,债权约束对于提高对代理人的整体约束水平十分重要。由于债券是固定承诺契约,它可以校正企业私有信息积累所产生的潜在风险的不断集聚。一旦企业债务出现问题,它就不可能再在资本市场中"逍遥"下去。
债权监督在法律上属民法范畴,债权人信息要求的强制性和对权益损害的追偿,受到法律的保护。这种机制增强了违规处罚信息的可置信度,有利于降低资本市场的综合管理成本。反之,市场债权约束机制的缺乏,势必使金融管理当局独自承担大量监督职责,效率低,成本高。
第三,市场竞争水平低,约束力弱
有效的市场竞争是保证资本市场效率的前提,也是激励上市公司提高经营水平的动力。资本市场上的竞争从根本上讲依据的是企业的经营业绩、管理水平和信誉,但当证券价格的变动脱离这些指标时,市场竞争就会演变成非效率操纵,可以炒作的信息在定价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越不稳定的企业,可炒作的信息越多,股价就会越高。在我国股票市场中经常可以看到ST、PT股票价格高于多数正常交易股票价格的现象。
非效益信息在股票定价中的作用越大,资本市场的约束机制就越弱。通常,股东可以通过用手投票(参加股东大会)或"用脚"投票(卖出股票)的形式,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实施约束。但是,当投资人预期的价差收益远大于红利收益时,用手投票的约束机制失灵,投资人只关注企业消息面的变化,不关注企业发展本身,放弃行使监督管理的权力,助长了上市公司对股东权益的侵蚀。
在有效竞争的市场中,大量股东卖出所持公司股票,导致股价下降,直接影响到大股东的利益,主要股东会加大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约束。同时,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竞争力的下降,增加企业被收购的风险,企业管理者可能面临失业的威胁,这种威胁信息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是可置信信息,因而是有效的。但我国资本市场的融资主体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多数是通过政治素质、业务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考评后委任的。他们的职业安全性与企业业绩好坏没有直接的关系,业绩的好坏只是影响管理者可支配权力和资源量的一个因素。投资人"用脚"投票并不会对企业经营管理者构成强制性的约束。
第四,产出弹性小,与间接融资变动相背离
作为经济活动的"晴雨表",资本市场运行与经济运行高度相关,国民产出快速增长时,融资回报率高,融资量增加,股价上升；反之,则呈相反趋势。资本市场的效率越高,对经济变动的反应速度也就越快,资本市场对产出的弹性也就越大。回顾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变化,可以明显看出,股市变化与经济周期变动的相关性较差(见图1)。
从另一个角度看,利用银行贷款调控货币总量,调节经济运行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贷款总量的变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期望。从理论上讲,股价和融资量对这类信息变化十分敏感,但在我国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见图2)。
第五,出现了资本流动的"体内循环"
在经济高涨时期,资本市场变化脱离经济变动趋势,可以用上市公司对盈利反应迟钝、没有同比例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来解释。但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整个社会的预期投资回报率下降,国内需求萎缩,社会资本形成需求也相应下降。此时,资本市场融资规模的快速扩张,在逻辑上难以解释。资本市场融资量减去实业融资需求后,多出了一块资金,这部分资金唯一的出路是流回到资本市场。这就造成了上市公司募集到资金后,迅速改变其募集资金投向,从事证券交易,形成"体内循环"。据2001年中报显示,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635家公司中,有95家进行了委托理财,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5%。考虑到有不少公司的相关信息并没有在中报和年报中披露,估计至少有20%的募集资金重新流回了证券市场。
三、资本市场的作用与直接融资效率
我国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动员社会资金；二是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是增加居民的投资工具。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特征,决定了直接融资作用在不同方面的效果差异很大。
我国资本市场的产出弹性小、资本"体内循环",以及外部信息扰动对价格变动的影响,使得股票市场的致富效应很高。在股票价格上涨时期,大量居民涌入股市,直接融资在动员社会资金方面具有很强的可控性,变动效率很高。这种高效率的作用是双重的,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加大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风险。
资本市场的出现和发展,促进了居民投资工具的多元化,股票市场的开户数增长很快。但仅就资本市场而言,交易工具仍旧比较单一,现货交易是唯一的交易方式。
促进企业改革,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是我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核心目的。在传统体制下,无论是"承包制"还是"厂长经理负责制",都没有解决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要么激励不足,企业缺乏经营活力；要么约束不足,企业行为表现出明显的短期化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股份制寄予厚望,试图通过产权结构的变化,改善经济微观基础。因而政府一直鼓励股权融资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竞争水平低,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发展失衡,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监督机制孱弱,直接融资在强化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
许多研究成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控制、代表国有股或法人股的"关键人"控制、以及企业经营管理者"内部人"控制,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仍然比较普遍。而我国的上市公司不仅兼有"关键人"控制和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内部人"控制,还同时并存着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严重扭曲。
经理管理人员的内部控制,又与股权分散、缺乏有效的市场约束和债权约束、没有相应的民事赔偿制度和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等状况并存,目前对他们的控制主要采用外部行政约束手段。企业主管部门或控股公司、证券监管部门、国家工商税务部门,是决定这些"企业家"升迁奖罚的主要力量。由于上市公司利润最大化并不是这些部门的行为原则,企业经营活动脱离经济原则的趋势明显,这突出表现为肆意忽略中小股东的利益,编制各种迎合"上级"需要的虚假信息。
市场发展不协调、竞争水平低和"内部人"控制问题,直接影响了直接融资资金的使用效率。由于各个国家资本市场融资结构和成本不同,上市公司的平均业绩不一定会高出全社会的平均水平,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会保证资金不断流向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总体上上市公司的业绩水平会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但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水平,近些年来一直持续下降,出现了所谓"一年盈、两年平、三年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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